寻求希望之于教育事业
1920年底，川军第2军第9师师长杨森接任泸永镇守使，兼任永宁道尹。杨森，字子惠，四川广安县人，早年在四川陆军速成学堂读书并加入同盟会，是川军著名将领，曾任贵州省主席。杨森素以“新文化军人”自许，他号召建设“新川南”，决意全力推行“泸州新政”。
1914年夏到1915年秋，卢作孚上海游学年余，海量阅读使他积累了丰富的知识，朋友圈的扩展拔高了他的见识，加上回川后在《群报》《川报》的工作经历，他的新知新见让地方实力派耳目一新。杨森于报纸上读到卢作孚的文章，认为卢作孚敢于倡导“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在“新”这一点上，二人的思想同频共振。
杨森邀请卢作孚到泸县任教育科长，襄助自己推行新政，对卢作孚而言，他的“教育救国”理想有了梦寐以求的实践机会。1921年初，卢作孚欣然受命，赴川南上任，开始实践他“改革学校教育”“建设社会教育”的理想。这次合作对杨、卢二人而言都是难得的机遇，也成为卢作孚生命中的转折之一。
卢作孚从进化论的立场出发，纵观世界各国的历史发展进程，看到民智民力对国家兴亡有决定性作用，正所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促成他树立教育救国的人生理想。1916年，他在《各省教育厅之设立》一文中写道：“惟吾亦留心教育之一人，且始终认教育为救国不二之法门。以谓立国家于法治，而缘实业致富，军备致强，民智民德，顾乃卑下”。1922年，他又在《教育月刊》发刊词中写道：“国中万事，希望若绝，寻求希望，必于教育事业。”这个结论的获取，还得从几年前说起。
1915年秋，卢作孚怀着教育救国的理想结束首次沪上之行，踏上归程。一直到初冬才回到合川老家。归程迁延是因路费不足，买不起从上海到重庆的船票，他只能先乘船到宜昌，然后再改道恩施、利川，步行回合川。他回合川之前，即被合川县立中学校长刘极光聘为该校数学教师，这一迁延导致其失去了合川县立中学数学教员的职位，刘校长等不及了，改聘他人。次年初，卢作孚的大哥卢志林任教的福音堂小学校长刘子光伸出援手，聘请卢作孚来校任数学教师。旋即，福音堂小学的教职也因一场飞来横祸而终止。
1916年3月，卢作孚和长兄卢志林及朋友胡伯雄三人，莫名其妙以“通匪”之名身陷囹圄。根本原因是卢志林投稿《群报》的文章中，影射了合川县长贪污受贿、包庇人命案件等事，被权贵炮制冤案，构陷入狱。然而，祸福相倚。卢作孚无辜被捕，狱卒对他颇为同情，偷偷将笔墨纸砚带进牢内，卢作孚以一泻千里的惊人文笔草就《告全县各界人士书》，以揭露被捕事实真相，并委托狱卒带出交给自己在瑞山书院读书时的恩师陈伯遵。经陈伯遵奔走呼吁，几天内，卢作孚的名字随着这篇文告名满合川，民间舆论造成的巨大压力使官府不得不改变态度，他们三人由合川士绅联保得以脱险。随后，卢作孚考虑到自身已不便再在合川继续生活，由友人推荐前往成都任《群报》记者兼编辑。
1917年仲夏，卢作孚应合川县立中学校长杨鹤皋之邀，担任县中的监学兼数学教员，因志在教育，于是果断辞去《群报》工作。这一年卢作孚24岁，算得上他人生中又一个关键节点，如果说前两次险象环生的境遇均得化险为夷，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话，那么否极泰来的时候到了。
1917年秋，卢作孚终于迎来了生命中的又一件大事。卢作孚经同事刘灼三做媒，与蒙家独女秀贞女士喜结良缘。婚后，卢作孚为“秀贞”改名“淑仪”，并教之读书认字，此后岁月，夫唱妇随为一生爱侣。
此一时期，合川县知事郑东琴组织编写《合川县志》，卢作孚应合川籍史学名家张森楷先生之邀，教学之余参与县志的编纂工作。郑东琴，四川永川县人，自幼家贫，勤奋好学，1904年公费留学日本，1906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郑东琴年长卢作孚11岁，对卢作孚十分赏识。多年之后，郑东琴在卢作孚的事业上帮助甚多，尤其民生公司初创之时，关键时刻多由此君出手相助。
1919年春，李劼人在成都创办《川报》，聘卢作孚为《川报》主笔、编辑及记者。当时的川报馆汇聚了一时精英，把卢作孚吸纳入一个最为活跃、最为先进的全国性知识信息网络之中。李劼人长卢作孚两岁，四川华阳人，生于成都。其正直聪颖与卢作孚相仿，年龄相近且见解相同，一见如故，终成一生密友。卢作孚一生中许多关键时刻，李劼人都起过重要作用，而这只是其中的一次。卢作孚接到李劼人的邀请后即辞去教职，前往成都。《川报》不但是“五四”期间成都最有力的民间媒体，而且为卢作孚展开一个重要的人脉网络，包括后来民生公司的代总经理宋师度，民生机器厂厂长李劼人等。
不久，《川报》社长李劼人出国留学，卢作孚出任社长。他以《川报》为载体大张旗鼓地替学生说话，进行爱国宣传及新文化运动宣传。《川报》多刊登提倡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反对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的文章，还率先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且在报纸开辟《省议会旁听录》专栏评议时政，对违反民意、损害民众权益的行政措施或议会提案，著文加以抨击。卢作孚主持《川报》后，除与成都报界同行经常交流外，还同天津《大公报》、北平《晨报》和上海《申报》等建立了联系。《川报》的工作经历使卢作孚在成都舆论界影响力大增，各方当权人物纷纷对他刮目相看，青眼以待，军政当局和议会都以干薪相邀，督军署邀他兼任督军署的委员，省议会要聘他兼任议会秘书等。卢作孚则不忘初心，不改初衷，不为优厚的薪金所动，辞谢一切高薪礼聘。因为做教师或记者，都是启发民智的职业，也都合于卢作孚胸中教育救国的志向。
从1916年起，卢作孚在多篇文章中论述教育的重要性，认为“教育为救国不二之法门”。杨森的邀请契合了卢作孚既定的理想和方向，正好给了他一个实践“教育救国”理想的机会。直到十多年后的1933年，卢作孚提起这段知遇之恩曾说：“自己在1920年以前，还是一个只说不做的人；如做教师，只能在课堂上说，而且照着教科书向着学生说，当新闻记者，只是说，而且是只能在报纸上去说。第一次给我做的机会，还是杨军长，是在泸县任教育科长的时候，才用力在教育上做实践。”
卢作孚在泸县同时着手两件事：
其一，建设社会教育。以开展民众教育为中心，创办通俗教育会，继续推进五四时期开始的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卢作孚认为这种面向平民的通俗教育会，是教育救国最基础的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卢作孚在白塔山成立通俗教育会，以之为中心，川南25县境内民众教育全面铺开。极短时间内，泸县就建起了图书馆、阅览室、博物馆吸引人们来读书学习。另外，还派人挑运图书送到四乡，供民众阅读，对不能识文断字的乡民则通过演讲会、运动会、展览会等多种形式，以耳濡目染的方式教化民众。卢作孚邀请教授、作家来做演讲，每每此时听者云集。泸县民智初开，宣传女子放脚、剪短发、男女合校，讲解卫生知识、疾病预防、普种牛痘等，各种新举措都备受欢迎。1921年，在卢作孚倡导下泸县举办首次学生与军人联合运动会，1400余名运动员参加比赛，吸引观众近10万人，卢作孚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做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民众教育活动。从未有过的新风，让封闭、守旧、落后、冷清的小城泸县，变得鲜活生动起来。
其二，改革学校教育。卢作孚决定从整顿川南师范学堂入手，改变川南地区的教育制度，打破教科书，打开校门，进行新教育的试验，为四川建设培养新型人才。川南师范是永宁道25县范围内的最高学府，师范学校又是教育之母，以此为改革发端其示范作用不言而喻。
是年暑假，卢作孚从泸州至重庆，与时任川东道尹公署秘书长陈愚生商议川南师范学堂领导骨干和师资人选问题，因“但为教育理想起见，不能改换教师的思想，则决定改换教师”。陈愚生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七位创始人之一，他对卢作孚致力于教育改革的思路和决心很是赞赏，当即推荐时任川东道尹公署教育科科长，同时也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的王德熙出任川南师范学堂校长，邀请恽代英出任川南师范学堂教务主任，又聘一批思想活跃的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如穆济波、周晓和、胡兰畦、秦德君、朱昌文、张式之等到校任教。这批人之所以从南京、北京、上海及华中地区汇集到泸县，除了少年中国学会的跨区网络及陈愚生的引荐，还因为他们与卢作孚一样，怀有教育救国的理想。这个时候的青年人，心怀理想并为此不屈不挠，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热。
推行具体教育改革时，卢作孚分别从教学内容和教育方法入手。教学内容上，改革旧教材，编写符合学生感受的新教材，改进教育方法，增加教学素材，开辟图书阅览室，添置大量报纸书刊。与此同时，主持创办《川南师范月刊》《教育月刊》。不到一年时间，泸县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影响远达成渝两地。
卢作孚强调教师的责任，他在文章中写道：
教国文犹如教说话，说话通畅，写下的就是好文章。我认为教几十年国文，使学生说话不通，责任应在教师身上。
脚已缠小了，不容易再放大，不比今天大家都是天然脚，不放就大了。所以我们希望教育从小学做起，把如一张白纸的儿童一直教好下去，不要教成死人，甚或教成坏人。
大家须知道富有天才的好文章，就是一个人自己想说的话，恰如分际地写出来。必须自己有想说的话，自己有深刻的体会或感动，然后才能写出来很深刻、很生动的文章。
有一次带瑞山学校一批学生去参观一家火柴厂，许多学生看到火柴头上药的部门，一口锅烧滚了药液，一个人拿着很整齐的一排火柴，在锅上轻点着，偶一不慎，落了一根下去便燃起来了。一个小朋友很感兴趣，也拿了一根丢下去，第二个，第三个，都各拿一根丢下去。过后又走到一个烘灶前面，看着一个工人抱了一把火柴丢进灶去，轰的一声就燃起来了，那些小孩又觉得这很好玩，于是又争相各抱一把火柴丢进去，看它轰的一声燃起来。一位老师不安地说：“你看小孩子这样顽皮，见啥搞啥，怎好管。”我说：“好办，只要厂主乐意，我们把学生排成行列，一个个去丢，让他们每个都有丢的经验和机会。”……我们从小孩子有兴趣的实际生活中，去求知识，去找教材，去建设秩序，这便是很好的客串。教学生是麻烦的，乃是教师自己还无经验的关系。
由于卢作孚“自己对教育太感兴趣”，“自一方面观之，人人皆有天赋之本能，即人人皆应有受教育之机会。自他方面观之，吾人所处欲得良好之社会，必其社会中皆受有良好教育之人。是今后受教育者，应为人类之全体，不应复为少数……一切病象，皆缘于人，须教育救治之；一切事业，皆待于人，须教育兴举之”。学校的设备变新了，学生的行动变新了，在川南倡导的“新教育”获得赞赏，这一切在他努力中渐见光明。
1922年川南军阀混战，刘湘下野退回老家，杨森失败后退至湖北。“川南新政”成败皆系于它的发起者、支持者杨森一人，这样一来结果不言而喻，更多的革新计划未及付诸实行就因政局变化而中途废辍，很可惜。恽代英和其他不少优秀教员被免职，川南学生亦只望转学他处，报刊禁停、经费取消、新派教师解聘，卢作孚被迫辞职，此前所有努力皆成梦幻泡影。
这种结局卢作孚并非完全没有意料到，当时的社会环境并没有为社会革命提供稳定的根基，全心付出的事业刚刚开头就煞了尾，恍如昙花一现，让他认识到地方实力派并不可靠。只是看似失败了的教育改革试验并非没有收获，“新”的种子已经在一代学子的内心播种，发芽是迟早的事。
从泸县新政开始，卢作孚的才能逐渐受到地方实力派的赏识，开启了一层十分不同于以前桑梓师友、知识精英和流浪革命党人为基础的社会网络，为日后经营再造一方，打开了另一扇方便之门。
民国前期，四川是军阀最多的一个省，也是混战最多的一个省。城头旗帜做闪电之变，这也是那个时代的特色和无奈之一。川南师范的短暂振兴，主要得益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支持。卢作孚作为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以个人独特的人脉优势，团结了一群极具活力的青年知识分子，如恽代英、王德熙、穆济波、周晓和等，由共同的理想而走到一起，集中于一地。
少年中国学会是一个完全不具有组织约束和行为约束的松散性质的思想联合体，其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发起人商定，凡加入“少中”会友，一律不得参加当时污浊的政治生活，不请谒当道，不依附官僚，不利用已成势力，不寄望过去人物，学有所成时大家相期努力，一步一步创造少年中国。卢作孚对此终生信守，用所有岁月来证明，以致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会员恽代英认为，少年中国学会“不仅仅是讲学的团体，亦不仅仅是做事的团体，且不仅仅是讲局部的学做局部的事的团体”，“总盼望我们学会创造一个健全的、互动的、社会活动的团体”。
这样一个团体的加入，使卢作孚有机会接触、阅读、思考、讨论、书写五四时期中国最前沿的政治、社会、文化问题。同时，这个团体也集聚了当时优秀的青年精英，著名的会员还有毛泽东、李大钊、邓中夏、恽代英、赵世炎、张闻天等。少年中国学会仅存续七年，会员也不过112名，却集中了当时最优秀的青年知识分子，后来的他们在各领域成就非凡，甚至决定了中国的历史走向。
卢作孚在少年中国学会调查函中曾写下这样三项主张：
1.彻底的改革教育，以“青年的行为”为教育中心；
2.以教育方法训练民众，为种种组织、种种经营，以改革政治……
3.以政治手腕逐渐限制资本之盈利及产业之继承，并提高工作之待遇，减少其时间，增加工作之人，直到凡人皆必工作而后已。
卢作孚对教育改革、青年出路、民众启蒙、贫富均衡、劳工待遇等方面的关注，自年轻时起贯穿终生。他在之后的文章中多次论述相关方面的问题，如《青年修养身心之道》《认识社会，帮助社会》《社会的动力与青年的出路》《怎样组织青年服务社》等，无不语重心长，将自己的经验和想法，通过文章与社会、与青年真诚交流。
这一时期，卢作孚通过恽代英结识了同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的萧楚女。萧楚女自幼家贫，参加过武昌起义，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萧楚女在重庆联合中学任国文教师，卢作孚住在重庆。萧、卢二人同岁，多有来往，他们常就国家大事商谈不休，共同目标无不是引领民众寻找光明，走一条国富民强的路。
1922年末，卢作孚经历了“川南新政”失败的挫折，时隔多年再次出川赴沪，寻求他所期待的答案。
1923年下半年，卢作孚从上海回到重庆，应聘在重庆二女师，这也是他第三次做教员。此时，恽代英在江北廖家台教书，萧楚女也在二女师任国文教师，这是三人交往最为密切的一段时间。不久，恽代英由上海去广州，出任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这年，卢作孚恰当而立，乱世之秋，他生命中至为重要的亲人——善良倔强，饱经风霜而始终贫困的父亲，去世了。
大约在此年，卢作孚以“卢思”的署名写下《一个根本事业怎样着手经营的一个意见》，30岁的卢作孚以“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极简单的八个字，阐述了他的做事主张。“我们相信，无论什么事业，都应‘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这有两种解释：横的方面，事业要做到大的范围，却应从小的范围起，纵的方面，事业要做到大的进步，却应从小的步骤起。”回顾卢作孚的一生，“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几乎是他毕生遵循的行事准则，他所着眼的是国家、民族、社会等，不可谓不大，而他所着手的川南教改、成都通俗教育馆，哪一个不是从“小处着手”呢？也是在这篇文章中，他于教育的量的经营里提到，“义务教育和社会教育，以普及为度”，对教育的质的期许是“获得科学的、艺术的……知识的能力，有不自束缚于成见的思想”。这些生动具体的宏阔理念，具备跨时代的生命力。反观当下，我们的教育尚未达到他百年前期待的目标。
1924年，政治车轮转了一圈，杨森反败为胜，东山再起。他任四川省军务行政都督，督理省长职务兼摄民政，一时风头无两，率部进驻成都，决意发起“成都新政”。由于他们二人在泸县愉快的合作经历，杨森一上台便发出邀请，邀卢作孚到成都担任教育厅长，负责全省的教育改革事宜，将在泸县的教育改革试验推广全川。这次卢作孚辞而未允，他清醒地认识到在川省政局不稳的情况下，做任何全省范围的改革尝试，皆如镜花水月，万难成功。他曾私下对朋友说：“我是不愿做官，只想真正能为民众做点有益的事。”并表示：“四川未真正统一之前，决不作省政工作，更不为军阀服务。”
卢作孚婉言谢绝杨森邀请的同时，提出在成都办通俗教育馆的建议，尝试打通民众教育渠道，逐渐提高全省民众的现代文明素质，并以实业教育、实验教育及生活教育为手段，提高参与民众的整体文化水平。这是四川省第一个通俗教育馆，也是全国最早的一批通俗教育馆。
当年的通俗教育馆，可以理解为后世文化馆的雏形。
1911年，即辛亥革命之后，社会上许多有识之士认为，要从根本上改造社会实现真正的民主，应当以提高民智为首要任务。于是，社会教育应运而生。1912年，蔡元培出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他先后5次出访欧美，潜心考察西方美育的地位和作用，提出“用美育代宗教”的主张。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期间，在教育部设立了社会教育司，分掌社会教育中的专门教育和通俗教育，同时规定通俗教育馆是实施社会教育的中心机构，以“开通民智，改良风俗”为宗旨，通令各省设立，以提倡社会教育。
1915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明令各地办通俗教育馆，并首先令南京办起了江苏省立通俗教育馆。此后，江苏、四川、浙江、湖南、湖北等省份陆续兴办集图书馆、博物馆、艺术教育等社会美育综合功能为一体的通俗教育馆，其主要表现形式和活动内容包括在馆外开辟运动场、博物部、图书部，图书部有成人图书馆及儿童图书室，还备有运动器械、中西乐器。演说是通俗教育馆常用的教育手段，出版、发行刊物是通俗教育馆进行民众教育的重要活动方式，阅读则分图书馆阅读和流动图书车阅读两种。这一时期，由于政权更迭频繁，战事不断，通俗教育馆还处在起步阶段，发展状况参差不齐。1929年起，教育部通令全国，将通俗教育馆改为民众教育馆，以之为教育民众的中心机构，并在各级政府的监督引导下对普通民众实行社会教育。
继续说卢作孚回成都。到1924年为止，成都作为一省首府迟迟未建通俗教育馆，确实不能再敷衍，杨森欣然接受卢作孚筹建成都通俗教育馆的建议。卢作孚借助杨森之力创办成都通俗教育馆，不仅是他“集团生活”的第一个试验，还是他的教育救国思想的组成部分，更是他将理想付诸实际的又一具体行动。
1924年2月，卢作孚辞去省立二女师的教师职位，从重庆来到成都。4月，他出任通俗教育馆馆长，即招聘职员、建立机构、雇用工人，将位于成都少城公园内的馆址进行翻新、布置。卢作孚在原本破败的公园一角，展开日新月异的建设计划，假山、曲径、竹林、草坪代替了原来凌乱不堪的状貌，仿佛瞬间，一个崭新的群众活动中心呈现在人们眼前。卢作孚后来回忆：“只要你这个月到过通俗教育馆，下一个月你再到，便觉得有些不同了；乃至于这一周你到过通俗教育馆，下一周你再到便觉得有些不同了；乃至于今晚闭馆时你到过通俗教育馆，明晨你再到，便觉得有些不同了。”
一时之间，成都少城公园内汇聚了成都文教、艺术界的众多精英，甚至华西大学的美国传教士毕启博士也慷慨相助，少城公园成了一个良好的启蒙民众的场所。1924年8月，通俗教育馆举行开馆仪式，主要从事基本的文化、科学知识的普及，博物馆（包含自然陈列馆、历史陈列馆、农业陈列馆、工业陈列馆、教育陈列馆、卫生陈列馆、武器陈列馆、金石陈列馆）、图书馆（成人图书馆、儿童图书馆）、公共运动场（足球、篮球、排球、网球、田赛、径赛等各种设备）、音乐厅、动物园、游艺场。绿竹点缀，花草疏布。演讲会、音乐会、魔术、川剧、话剧、免费电影、古物展览、画展、金石展、革命展等配合卫生运动、教育运动等，访者如云，充满生机。卢作孚办通俗教育馆，所谋不仅仅是人才和知识的聚集，更重要的是借助人们喜闻乐见的展现形式，将新知识、新文化、新风尚传递到民众中去，打破民间的新旧隔阂，达到影响和教育民众的目的。“今后受教育者，应为人类之全体，不应复为少数，而实际上是仅少数受教育者，不容不亟亟以谋量之增加”。少城公园的惊人变化，令成都居民眼界大开。
成都的知识阶层纷纷汇聚到卢作孚身边，工程师、画家、园艺家、音乐家、医生等专业人士热情洋溢，为通俗教育馆出谋划策，参与活动却分文不取。卢作孚在后来的文章中这样写道：“一个通俗教育馆本是一桩寻常的事业，然而曾经借这试做一种新的集团生活的试验，颇吸引当时在成都各界朋友的兴趣，无论其为有知识的或无知识的，无论其为头脑新的或头脑很旧的，这都是空前未有的活动，而证明是成功的。”短短年余之间，卢作孚把成都通俗教育馆办成了一个集政治、科学、文化、艺术和游览为一体的文化中心。他推行的民众教育运动和建立现代集团生活的试验，正在往积极方面进展时，再次因军阀混战戛然而止，重蹈前辙。
1925年4月，杨森自恃实力充盈发起“统一四川”之战，与自己的老上司刘湘兵戎相见，不知是巧合还是天意，支持卢作孚的杨森失败后仓皇而逃，也再次结束了一年有余的“成都新政”。紧接着，成都市政督办王缵绪因通俗教育馆的规模过大、开支繁多而怀疑卢作孚中饱私囊，遂纵容市政公所稽查员闯入教育馆，查抄账目和财物。卢作孚说服打抱不平的人群，非常自信地表示：任由搜查。他们抄走全部账目彻查一番，发现所有账目的来龙去脉一清二楚，毫无纰漏，每遇馆中资金短缺，卢作孚本人薪水也拿出来作为贴补之用，包括为全市中小学生普种牛痘。王缵绪得知此讯，甚感意外，从此对卢作孚刮目相看，心生敬意。卢作孚与王缵绪结缘不结怨，再之后他辞职加入民生公司，竟成卢作孚主要助手之一。
然而，好景不长。军阀混战枪声再起，王缵绪被攻进成都的罗泽洲代替。自杨森倒台，通俗教育馆再次面临人去政息之忧，卢作孚对这项事业也心生搁置之意。他在泸县、成都倾力付出的两桩试验事业，结局不无二致，均以半道夭折告终。这使他认识到，依靠军阀进行社会改革浮沉无定，随时面临着人去政息的不确定性。卢作孚对此起彼伏的战争早有自己的思考，眼下的局势更让他坚定了自己思虑很久的想法，需要寻找一个更为稳妥的立足根基，突破政治束缚和现实边界而大胆创造：“……因此要考虑一项既有关国计民生，又有发展前途的事业，这应该是以经济为中心。”于是，卢作孚很快提交了辞呈。
15年后，身为交通部次长的卢作孚在交通部讲习班上，将这段经历述之以文，是为《一段错误的经历》，也在他《怎么样做事——为社会做事》的文章中再次强调，“做事有两要着：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事贵做得好莫嫌小”，还说“我们要应一致反对的是空谈，应一致努力的是实践”。回头再看时就会发现，这些经验之谈正是他人生经历的总结，他所做的事无不如此。川南教育改革是从挑书下乡开始，民众教育从小小的公园一隅开始，民生实业公司是从一条小火轮开始，北碚建设是从改造一条街道开始。卢作孚一直在实践自己强国富民的理想，着眼之处无不是国家民族，但着手之处如上所述，无一不是从细微之处开端，且无一不是做得有模有样，甚至惊心动魄。
“国中万事，希望若绝，寻求希望，必于教育事业”。100年前，卢作孚这样说过，且尽心尽力去实践。他从16岁开始辅导初中生，之后又三执教鞭，杨森支持下的两次教育实践，虽均中途夭折，但给社会各界带来的巨大改变功不可没。卢作孚认为，他需要更为稳固的平台，为实现理想提供支撑。
“透过杨子惠的关系办通俗教育馆，想在合川办试验市，北碚办试验村，这时候我的思想受罗素影响很大，又感觉到办教育的人不可靠，你们一班人一下办教育，一下一个电报又去做官了。因此才发起筹办民生公司”，27年后，卢作孚在《自述》中写道。这段话传递两个重要信息，其一是发起成立民生公司决定性原因，其二是通过罗素看卢作孚，罗素的思想具体影响他的哪些方面，是教育理念？思维方式？还是行为方式？卢作孚前半生的时间几乎都花在办教育上，后来又办实业，用他的话说，也等于是办教育，是想把全部工作人员培养起来，提高他们的技术和管理的能力。
1925年夏，卢作孚辞去通俗教育馆馆长的职务，与同道赵瑞清、彭瑞成等一起离开成都，返回合川。其时，他心中已经谋划了另一桩事业，这也是他早在第一次出川赴沪，甚至因误了船期而与清华学堂失之交臂时就已经萌生的想法。他认可孙中山说的“交通运输是各业之母”，在“行路难，难于上青天”的川蜀之地，航运是入川的最好选择。他设想以办轮船航运业为基础，兼办其他实业，把实业与教育结合起来促进社会改革，达到强国富民的目的。
他再次酝酿着一桩“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事业，即将闪亮登场的是一艘小火轮。这时，没有一个人能预料到，蛟龙自此入水，一统川江的“船王”就要诞生。卢作孚，将要在长江之上书写一段乱世传奇，这个名字将以英雄的姿态载入长江航运史、中国航运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