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而忘私天下士
后人给卢作孚贴上太多标签：民族资本家、近代企业家、爱国实业家、经济学家、经济管理学家、政论家、学者、革命实干家、船王、北碚之父、教育家、思想家、乡建先驱等等。以上罗列，似乎每一个身份都能贴合，又似乎每一个都只能反映一个侧面，卢作孚，很难用一个标签来定义他色彩斑斓、复杂多元的一生。
2003年，重庆市评选十大历史人物的活动中，卢作孚名列榜首。评语认为，他留下的“民生公司、北碚实验区、《卢作孚文集》，其中任一项都足以改变历史”。卢作孚17岁参加同盟会，18岁参加辛亥革命，59岁逝世，短短41年却在革命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三大领域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卢作孚在世时，郭沫若曾表示想给他写传，他婉言辞谢：“我的传记只能由我自己来写”。虽然我们看不到卢作孚本人为自己写的传记，但是他留下了上百万文字的丰富著述、电报、信函、挽联、批示等文字资料。所谓文如其人，透过卷帙浩繁的文章、电报、信函等不难追寻一个奔忙于乱世的人影，也不难勾勒一个引领时代的民族精英。
卢作孚的好友晏阳初曾在文章中写道：“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这句话里的这个“他”，指卢作孚。
民生公司总经理室工作人员周仁贵在文章中写到卢作孚时，这样描述他：“头脑清晰细致，记忆力特别强，过去若干年的人和事，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尤其是某些有关数字，哪怕是小数点以后的若干位数字，他都记得很清楚。”周仁贵记忆中的卢作孚“能文能讲，口笔两利”。
卢作孚留有很多讲话文稿，他或在官场或在商界，都有很多场合和机会需要他出席、讲话，文稿或长或短，无官气无贵气却接地气，旁征博引，语重心长，就算呈送当政者的意见书，也毫无客套之语，不折不绕直奔主题，真诚坦荡，可谓“只知有国，不知其他”。浩瀚中华文明史，先贤圣哲灿若星河，一个人如何能经受时光的淘洗和历史的沉淀而不被遗忘？翻来覆去追索，卢作孚之所以成为卢作孚，原因是什么？
纵观卢作孚一生，他从不囿于某一种理论学说，不带任何偏见，善于协调，长于转化，深深得益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精髓。卢作孚天资聪颖，悟思敏捷，酷爱读书，一生都在学习，少年辍学的他为扩充自己的基础知识自修数学，锻炼了极为精明的逻辑思维头脑。他17岁起，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产生了浓厚兴趣，继而又博览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进化论》、赫胥黎的《天演论》等古今中外名著，倾注全力学习古文、历史、地理、物理和化学，特别是对各国的发展历史进行了深入系统研究，自学让他储备了丰富的知识。他49岁时，于养病之余开始忙中抽暇学习英文，虽说有的方面困难些，但能轻易地阅读英文报纸和英美刊物，并且很少漏听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广播演讲，外文秘书为他拟的函电稿，还能提笔修改。身逢世变的卢作孚，传统经典启蒙了心智，根植于优秀传统文化使他心地淳良，情怀高尚，接着近代的西方文明之光突然照了进来，中、外，新、旧文化精华的滋养，使他极具超越世俗的理想。这一切，成就其“以天下为己任”的非凡胆识，并赋予使他实现理想的能力。这是一个奇才，一个独特的个体生命。
卢作孚特别喜欢韩愈的文章，欣赏韩愈的人品，曾花了三年时间研究韩愈的著作，并逐段逐章做了批注，可以说颇得韩愈文章的精义奥妙。他也酷爱古诗词，凭着罕有的记忆力，能把许多古代诗词一字不差地背诵出来，并且通晓作者的生平、写作时间、背景及其历史上的地位、评价，一生不忘，所有这些为卢作孚全方位探索新知识打下良好的基础。
既提到韩愈，就说说韩愈这位我国唐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韩愈的文章继承了先秦两汉散文的传统，反对六朝以来骈偶之风，气势雄伟，说理透彻，逻辑性强。韩愈领导了唐代反骈文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朝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在中国文坛上有重要地位。我相信，喜欢读韩愈文章的人不在少数，卢作孚作为欣赏他的读者之一，当然再正常不过。卢作孚仅仅只是喜欢韩愈的文章吗？20岁时平生第一次遇险，过堂时是背诵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后被一乡绅保释得以活命，就这点而言，卢作孚和韩愈算是隔着千年的生死之交。
韩愈自幼聪慧，孤贫刻苦，具有超凡的天赋和文化素养，25岁进士及第，开始在政坛施展抱负。政治上他反对藩镇割据，维护唐王朝统一，思想上提倡儒家正统，批判佛老。“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韩愈一生始终以天下为己任，关心人民疾苦，敢为天下先，敢于直言进谏，拥有顶天立地的大丈夫伟岸气节。他一生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奋斗不止，奉行“达则兼济天下”，也从未“穷则独善其身”，政治上屡遭贬谪却从不灰心，报国之念久而弥坚。
是否能从以上关于韩愈的这段文字里，看到卢作孚的影子？韩愈的政治品德、教育思想以及文学和哲学上的成就，成为后世的宝贵精神财富，根深蒂固地影响了卢作孚的一生。比照韩愈细品卢作孚，除去自幼聪慧、孤贫刻苦、天赋非凡这些外在的相似，卢作孚是否也是一生始终以天下为己任，关心人民疾苦，敢为天下先，敢于直言进谏，拥有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的伟岸气节？他是否也是一生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奋斗不止，奉行“达则兼济天下”，也从未“穷则独善其身”，报国之志，久而弥坚？答案不言自明，卢作孚身上的太多特质，完美折射出韩愈的影子。
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说，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如果，韩愈是一千年前的那棵树、那朵云、那个灵魂，那么卢作孚就是另一棵树、另一朵云、另一个灵魂。更何况，年轻时的卢作孚处在一个风起云涌的巨变时代，唤醒他灵魂的还有达尔文、卢梭、赫胥黎、罗素等一众国外学界名人的学说。
卢作孚的文章笔墨真诚，条理清晰，开门见山，直指文意，幽默不失风趣。追根溯源，透过卢作孚可看到韩愈的影子，通过韩愈也恍惚可见卢作孚的形象，他们共同的、共通的地方实在很多。他在《华东、东北考察归来在民生公司欢迎会上的讲话》开篇就这样写道：“这几天话说得太多，把声音都说嘶了，此次我们四个团体，十几位人，一同出去鬼混了五个月十三天……”
辛亥革命后，卢作孚先后担任过中学教师、报社记者和编辑，广泛地结识了社会各方面人士，其中包括恽代英、萧楚女。五四运动给他深刻的影响，使他成为少年中国学会的首批会员。他还得到黄炎培的帮助，考察了许多文化教育和实业设施，这些经历有助于他加深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和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在各种思潮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他的社会观和事业观以及政治思想和经济思想。
卢作孚糅合洋务运动以来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以及西方19世纪早期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融“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为一体，把物质建设和社会组织的“现代化”联系起来，提出“新集团生活”和“现代化”的设想。本于良知理性“为生民请命”，本于“区区之诚，只知有国，不知其他”挺身而出。卢作孚希望改良中国的现状，认为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问题在于改变建立在农业自然经济基础上“以家庭为中心”的“集团生活”，建立起以“新的互相倚赖关系”为基础的“新的集团生活”。他认为：“中国人只有两重社会生活——第一重是家庭，第二重是亲戚邻里朋友”，“为了家庭可以披星戴月，可以手胼足胝，可以蝇营狗苟，可以贪赃枉法，可以鼠窃狗盗，可以杀人越货；为了家庭牺牲了家庭以外的一切，亦可牺牲了你自己”。“我们必须打破这以家庭为中心的集团生活，扩大为以国家、民族为中心的集团生活，然后中国才有办法”。为此，他亲自主持开展了“成都通俗教育馆”“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北碚现代化乡村建设”三大“新的集团生活”的试验。这三个试验相互关联，相互促进。
卢作孚还认为，复兴中国的根本办法是“需要建立一个成功的现代的国家”，“从国防上建设现代的海陆空军，从交通上建设现代的铁路、汽车路、轮船、飞机、电报、电话”，“促使中国完成现代化的物质建设和现代的社会组织”，而“建设现代化的集团生活”更是建设这一切的根本和需要同时解决的问题。有学者指出：“在旧中国，提倡教育救国、实业救国者，早有人在，但没有提到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高度。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建国大纲及实业计划，已有明白的现代化思想，可在此后，更明确提出‘现代化’口号，并对其具体内容和目标做了明确规定的人，卢作孚还是第一个。”
卢作孚一直主张现代化建设既包括经济建设，也包括政治建设与文化建设，但一切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他说：“政府机关是用以管理经济建设的，法律是用以保障经济建设的，教育是用以培养经济建设人才的，科学研究是用以克服经济建设所遇到的困难的。”“政治，应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福利的政治。”
作为卓越的思想者，卢作孚以坚忍不拔的毅力苦读苦思，片刻不停。他的文集中很早就提到了列宁和他的新经济政策，表示赞赏和崇敬。他的经济思想中，也是力主实行计划经济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加速国家现代化建设，尽快赶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目的之二是为了避免资本主义的痼疾，竞争的无政府状态及其带来的危机。卢作孚并不主张照搬苏联计划经济的模式，因为他认为中国不需要像苏联那样，中国应该保留私有制，以激发民间资本的最大活力。通过计划经济的控制，防止私人资本的无限扩展和垄断，防止贫富严重分化。“国家只须控制两个武器：第一是法律；第二是计划。两者都是维持秩序，法律从消极方面规定了人民行动的范围，计划更从积极方面规定了人们行动的方向和途程”。并以极其宏阔的格局提出设想，只要计划定了，何必一定政府来做？人民也可以做，中国人可以做，外国人还可以做。
卢作孚抗战前完成的《四川人的大梦其醒》《从四个运动做到中国统一》《建设中国的困难及其必循的道路》等若干重要著作，都从不同角度阐述了自己的经济思想和社会理想。抗战胜利后，他又发表《战后中国究应如何建设》的长文，在此文中，他依然坚持自己的社会变革理想。胜利之后是希望建设；建设应以经济为中心；经济必须有计划；如何做成整个配合的计划，计划究应广泛到何种程度，倡导以国家为范围的最强有力的集体生活。从文章的题目和内容分析，这完全是一部经济的治国方略。
他做人委婉谦恭，曲尽其诚，做事斩钉截铁，堂堂正正，在任何领域都“忠实地做事，诚恳地对人”。
《易经》十分重视谦德，六十四卦中只有谦卦是六爻全吉：“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其国家，近足以守其身，谦之谓也”，“谦谦君子，卑以自牧。”“牧”是守的意思，“卑以自牧”就是以谦卑自守，以谦卑的姿态守住低处。老子说：“上善若水。”水性趋下与物无争，向低处流。为人处世也要如此，低调平静，谦下自处，时刻保持谦虚卑下的态度。水看似柔弱，但是“滴水穿石”；谦退看似柔弱，其实是以退为进，以柔克刚。
《中庸》：“诚者，天之道。”“诚”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忠是对国家的诚，孝是对父母的诚，慈是对子女的诚……修养的最高境界是“至诚”，而“诚”是天道，也就是人先天的本性。“诚者自成也。”“诚”也是“成”，古文中这两个字是通用的，而“成”就是自我实现。“诚”首先可以作为自我的选择，就是说一个人可以出于自己的意志，选择做一个诚实的人；其次“诚”的实现还需要后天的自我努力，也就是通常说的“修身”。
从卢作孚一生来看，他的至谦至诚，从来是目的而非手段。
他牢记并始终坚持少年中国学会“奋斗、实践、坚忍、俭朴”的八字信条。
卢作孚在《什么叫做自私自利》中说过这样一段话：“你的生路会沉溺在这强烈的社会要求当中，如醉如痴，如火如荼，比较沉溺在漂亮的衣服，高大的房屋，名贵的陈设，富有的财产，出人头地的地位，其要求人的力气和生命，更深刻而浓厚。只要社会变更了要求，人就会变更了行动。”
有文章这样描述卢作孚：“今天，作为一个创造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成就的全国闻名人物，他已将他童年时期的许多事物忘记，然而他却从未抛弃他在普通人民中艰苦一生所形成的个人简朴习惯和谦逊品德，尽管他目前的工作和生活状况看起来多少有点儿不协调。在他新船上的头等舱里，他不惜从谢菲尔德进口刀叉餐具，从柏林进口瓷器，从布拉格进口玻璃器皿。但是在他自己的饭桌上却放着几只普通的碗和筷子。甚至这些船上的三等舱中也有瓷浴盆、电器设备和带垫子的沙发椅，但成为强烈对照的是，他那被称为家的六间改修过的农民小屋中，围着破旧桌子放的，却是一些跛脚的旧式木椅。”他自己却说：“一个聪明的人的最聪明的方法亦是最快乐的方法，就是凭自己的力量做出一桩事来让人看，让人欣赏，让人享受，也曾让人学习，能一样的创造起来，这就是人生最得意的事。”还说：“人生的快慰不在享受幸福，而在创造幸福。不在创造个人幸福或个人享受，而在创造公众幸福与公众一同享受。”
卢作孚一生实现了他的人生信念，和他相熟的人都知道，去他家做客，如果人多一点就得站着吃饭。一位卢作孚当时的友人这样描述他的居室：“又闷，又潮，低低的天花板下挂着一只没有灯罩的灯泡，漆黑的衣柜年代久远，没铺桌布的写字台，竹制的书架，外加两把旧藤椅，这就是房中仅有的一切。”而当时他是全国最大的民营航运公司——民生公司的总经理，并兼任几十家企业的董事长。
卢作孚与其妻子蒙淑仪一直都穿粗布衣服，在创办民生公司前是如此，在创办民生公司以后也是如此，担任交通部次长和全国粮食局局长以后依旧如此。常年穿一套中山装，人长得很小，又瘦，为了节省梳头的时间，剃光头。张群有一次跟他开玩笑：“你的跟班都比你穿得漂亮。”他的子女在如此家风熏陶中，都养成了艰苦朴素的习惯。卢家伙食向来简单，粗茶淡饭而已，偶尔买一点点肉做菜。抗战开始后，肉极少吃了，夏天是炒泡豇豆、糖胡豆下饭，冬天是土豆泥、炒莴苣下饭。晏阳初在《敬怀至友作孚兄》中这样写着：“他自己并不想赚钱，忘我忘家，绝对无私。抗战时，他有一次生病了，他的家人想买一只鸡给他吃，连这钱都没有。由此可见他人格的高尚。”
卢作孚的收入并不限于工资，他先后兼任数十个单位的董事或董事长，享有为数可观的舆马费，这些费用他分文不取，全部捐给中国西部科学院、兼善中学、瑞山小学等科研、文化单位。他自己的工资除供养家人生活、子女读书外还要资助兄弟，以致生活拮据，捉襟见肘。卢作孚不为财不积财更不敛财，他说自己留给儿女的除了做事的本领，没有准备任何财产。
卢作孚人虽在名利中，却似站在名利外，他始终坚守少年中国学会的八字信条，身无分文，心怀天下。无论何种境遇，始终以天下为己任，把自己变成乱世一团火，暗夜一道光。
1936年3月，四川省建设厅直属的家畜保育所开业，请卢作孚前去参观指导，他见庭院中有一新建的石桥上刻着“作孚桥”三字，十分不悦，既然建成，拆掉可惜，便要求所长马上用水泥把字盖上。因不放心，次日上午又专程去一趟，亲眼看见桥栏上的字被掩盖才放心离去。卢作孚不容许为他歌功颂德。
1934年春，北碚地方民众为表达对卢作孚母亲的爱戴之情，捐款3000元，准备为老太太建造一座别墅。卢作孚无法推辞，遂决定在平民公园东北山顶修建一个亭阁，供游人登临后纳凉休憩。众人请书法名家题名为“慈寿阁”，以祝卢母花甲之寿。卢作孚很快将匾摘下，直到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西迁重庆，时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到北碚游览，卢作孚请林森题写“清凉亭”三字，做成匾额挂于亭阁。1939年，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夫妇在此长住，创办育才学校和晓庄研究所，为“清凉亭”再添一段佳话。事实上，卢作孚和陶行知颇多相通、相似之处，他们作为同时代的好友，都坚持教育救国的理想，短暂的一生走过了相同又不尽相同的爱国之路。
著名爱国人士杜重远讲：“在上海，我曾向张公权先生讲到作孚先生的成绩，他很起敬，定要一见。后来，作孚先生到上海，择一个星期日到野外长谈，选在公权先生的别墅，谈了四个小时才分开。当时公权先生对我说，作孚先生人确实好，但似乎还不似你说的那么好。后来公权先生来重庆，看到作孚先生的实地工作之后，他说：在中国，平日看一般人的劣习太多，以为中国是无望了。但看北碚，看当日欢迎的干部群众，人人精神振奋，热情洋溢，男男女女没有一个人有恶习，真让我感动得流泪，是以真正地钦佩了。”
著名学者姜铎先生曾在《论卢作孚先生的伟大人格》中，对卢作孚的生平这样概括：“卢先生既不是一般的民族资本家，一般的近代企业家，一般的爱国实业家；也不是一般的经济学家，一般的经济管理学家，一般的政论家或学者；而是一个中国近代史上英雄人物中，一个具有伟大人格的革命实干家！卢先生的伟大人格，既来源于他爱国家、爱社会、爱人民的拳拳赤诚；又来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优秀传统和世界现代文明的精华。卢先生的伟大人格，具有巨大魅力、凝聚力和吸引力，所到之处，金石为开，成为卢先生事业赖以成功的基石。”
梁漱溟先生说：“作孚先生胸怀高旷，公而忘私，为而不有，庶几乎可比于古之贤哲焉。”
经叔平先生说：“卢作孚先生是一位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的实业家。他以国家的强盛、民族的复兴为己任，追随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实现其‘实业救国’的主张。为改变旧中国的教育落后经济落后而奋斗终生。”
黄炎培说：“把他精神分析起来，是耐苦耐劳的，是大公无私的，是谦和周到的，是明觉爽快的，是虚心求前进的，是富于理想而又勇于实行的。”
卢作孚出身寒门，天资聪颖却少年失学，天性淳厚，幼有大志。因为爱国，他参与革命、办教育、创实业、统军队、做高官。因为爱国，他白手起家收复长江航运，成为一代船王，合纵连横斡旋于军阀之间，助消蜀中战火。因为爱国，他于民族危亡之际临危受命，主持交通、粮政，护国护民于水火。因为爱国，他主持乡村建设，苦心经营十余年，将北碚建设成“新中国的缩影”。他做官不为官，功成即退，他做实业不为钱，布衣本色。卢作孚的理想是“愿人人皆为园艺家，将世界造成花园一样”，他一生“公而忘私，为而不有”，所作所为绝非商贾之事，体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人本色。
习近平总书记在对“中国梦”的阐述中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而今观之，卢作孚正是为“中国梦”的实现而努力奋斗的践行者。
传统文化的滋养和外来文化的碰撞，出入政商，游走于庙堂和江湖之间的经历，造就了与众不同的格局宏阔的卢作孚。他一生追着光，靠近光，成为光，散发光。一生创造奇迹，一生爱国，寻求救国兴国之路。作为教育家，卢作孚教育救国的理念，教育统治人心的思想影响深远。作为思想家，他的“国家现代化”“乡村现代化”“人的现代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思想，无不闪烁着睿智的开拓者的光辉。作为社会改革家，他一生都在探索救国道路，主持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探索解决“三农问题”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作为实业家，为发展民族航业，他缔造中国最大民营航运企业民生公司，重视企业文化，改革管理方法，崛起于长江，争雄于列强。他是以“爱国、敬业、无私”精神，以实际行动为“中国梦”奉献一生的人。
余世存说：“卢作孚从一个穷苦孩子自学成才，在人生道路上一路打拼，横跨政界、商界、学界，立功、立德、立言之不朽都可赞可叹可颂，被人称为圣贤。实际上，这种圣贤，在我的研究而言，并非什么高不可攀的超人，而是一个深得自由真义的心灵和行藏极度自由的精神个体，因此，他的话语才那样契合大众的心理。所谓千古圣贤的一点真骨血传承，其实就是这种珍贵的自由精神。其立言之明心见性，之与普通人相通，远非当代成功人士一类的企业家的言行可以望其项背。”
这是一位思考者、奋斗者、先驱者，他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与他有关的人物，上自国家领袖，下至平民百姓；与他相关的事件涉及中外政治、经济、实业、军事、科学、文化、教育、党派、帮会。面对这样传奇而伟大的人生，我们除了赞叹他的丰功伟绩，还需要学习发扬他爱国、敬业、无私的崇高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