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预备姿势：黑带四段伊夫·克莱因，1952—1954

人们经常会问我，在我的绘画概念中柔道是否扮演着某种角色。一直到现在，我的回答都是“不，它并没有”。事实上，我的这一答复并不准确：练习柔道对我帮助很大。通过柔道，我意识到我是在和自己的身体共同生活，就好像和另外一个人在一起生活一样……柔道帮助我理解图形空间首先是一种精神实践的产物，它本身也正是一种在精神空间里对人类身体的发现。

在1952年和1954年之间，克莱因的身份以一种戏剧化的方式凝固和消解。为了营造一种能够代表柔道这项技艺的形象，不管是在法国还是在日本，克莱因都要去艰难地应对“本土”和“外来”这两种身份的考验。在克莱因所有的多重身份中，这是他策略性地有意释放和维持的诸多张力之间的一组对峙。在悲喜两极来回摇摆的克莱因，终于抵达了柔道生涯的顶峰，获得了讲道馆授予的第四段位——黑带。自此以后，柔道这项东方武术艺术开始逐渐变成了克莱因的第二活动。如果克莱因在艺术方面的成长意味着他在柔道上付出的削减，那么，长年以来他所致力于的对于禅宗哲学的系统学习和自由吸收，则在克莱因的审美观念上打上了永久烙印。

我们或许还记得克莱因那个投身于日本文化的理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余波未平的彼时，这种想法是很不同寻常的。在许多人眼中，他不会真的开始那个去往日本的旅程。战后一片废墟中的日本，尤其是1945年广岛和长崎的两颗原子弹，使得日本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个理想的旅行目的地。在雅尔塔会议之后，盟军占领了日本（从1945年8月到1952年4月），同时也剥夺了日本对于后来被苏联和美国以三八线为界而南北分治的朝鲜半岛的统治权。随着南朝鲜和北朝鲜在1950年爆发冲突，美军和联合国军将日本作为军事基地和舰队停泊的口岸，一直到1953年7月交战双方签字停战协定。这也是克莱因与这种政治局势之间仅有的牵扯，1952年8月22日，克莱因搭乘“马赛曲号”(La Marseillaise)起航驶向日本。这艘船的主要使命，是为朝鲜半岛战事运送联合国军士兵。在历经数月的航行中，“马赛曲号”沿途停靠了许多地方，克里特岛、埃及、吉布提、科伦坡、新加坡、西贡、马尼拉和中国香港。每到一个地方，克莱因都激动地将他所看到的景色用相机拍摄下来，并在当地的地标性景点前摆造型留念。身穿板正衬衣和笔直西裤的克莱因，留下了各种各样的纪念照。有在新加坡乘坐人力黄包车的，也有在香港商业街的喧闹中观光的。而当他抵达旅程的终点横滨后，他的第一个纪念品是一张积雪覆盖下的富士山的照片。

随着同家乡的距离越来越远，克莱因也越来越能理解，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自己作为一个外来者去热爱柔道意味着什么。他坦言，未出发之前，当他告诉巴黎的朋友们自己想要去日本，并且“是为了一些东方的古老文化，比方说柔道的时候，所有人都觉得他是在开玩笑……我父母的朋友还有我的朋友长时间以来都因为这件事而嘲笑我”。更令克莱因感到诧异的是，当他踏上日本的土地，“没有日本人愿意相信我来到这里仅仅是为了学习柔道”，他们对待克莱因的热情并不火热。尽管经常有外国人到庄严的东京讲道馆——日本柔道的最高机构学习，但克莱因还是被告知这不是一个值得如此长途跋涉的运动。“这里的人们在款待我的同时告诉我，柔道不是一个人在很小的时候就应该练习的运动……柔道是野蛮的……它并不具有能让一个人从如此遥远的地方专为它而来的重要意义。”与此同时，尽管克莱因已经练习柔道多年，但是他依然被视为是一个无法感受柔道之魂，也并未拥有柔道文化之根的门外汉。对于自己的这种边缘地位，克莱因非常清楚。他在日记中写道：“由于我不是一个日本人，所以就无法理解这一整套东方神秘主义的东西，同时我也并不觉得自己能够彻底理解这些。”在他的好朋友和练习柔道的同伴让·瓦雷莱(Jean Vareilles)眼中，“他的技术很好”，克莱因被他自己所描述的那种“永恒抽象性和纯粹精神性”同时又“混合着激情与情感运动”的柔道的招式套路所深深吸引。

在横滨的最初几周，克莱因都住在高千代植村(Takachiyo Uemura)家中。高千代植村是战后日本艺术批评的领军人物之一，也是玛丽·雷蒙德和弗雷德·雷蒙德的好朋友。克莱因和高千代植村每天都会碰面，在这位批评家的回忆中，克莱因对于相扑运动员用自己在纸上的手掌印作为签名这件事非常感兴趣。在1952年10月9号，为了能再离讲道馆近一些，克莱因搬到了东京的一个小房子里。让克莱因感受到挫败感的是，他之前在法国学习柔道所取得的段位一概没有得到承认，他的段位必须从零开始，从最低级的“白带”开始。但对于克莱因来说，他相信这正是他使命的召唤。他开始通过定期服用安非他命以及注射钙液来执行一个异常严苛的训练计划。在柔道之乡修行的兴奋和欣喜溢于言表：“在柔道的神圣发源地，我一定要努力训练自己，然后以一个冠军和大师的姿态重返法国。这就是我的未来。”尽管在给姨妈罗斯的信中克莱因的讲述可能有些夸大其词，但是从克莱因的信中依然可以推断出他的作息：早上七点半左右起床，晚上十点左右上床睡觉，每天白天大概有五个小时的时间都在进行柔道训练。克莱因通常都是到当地的一个柔道武馆或者讲道馆训练，由于路程较远，克莱因经常抱怨在公共交通上花费了太多时间。在这一期间，那个庇护他不断成长的家庭一如既往地在扶持着克莱因，姨妈罗斯为他支付了学费和生活开支。当然，克莱因有一些自己的兼职，比如在当地的法语培训机构中教法语，再比如为两个法国孩子充当家庭教师。克莱因手账里粘贴的诸多照片，有在黑板上写板书的，有全神贯注看书的，都是克莱因严肃教师生活的完美写照。在柔道训练之外，克莱因不情愿地进行着自己的教学冒险。这些照片下面他写下的一段话，暴露了克莱因所担任角色和他内心之间的分裂：“我既扮演着教师又充当着导师……”

克莱因懂得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欧洲语言文化背景所带来的本土认知优势，然而他还是在四个月之后放弃了这份兼职，全身心投入到柔道练习中去了。不过，面对依旧缺钱的窘境，克莱因制订了一些计划来做生意，这些生意包括从印度尼西亚向法国出口柔道训练服。不幸的是，克莱因似乎忘记了还有关税这种东西。当一整船的训练服都被马赛海关扣下的时候，他不得不请求姨妈罗斯的帮助。在提供给克莱因固定的日常开销费用之外，罗斯还通过赠送各种礼物，比如睡衣裤、电动剃须刀等日常生活用品，来确保她外甥的生活能够尽可能地舒适。在她的帮助之下，克莱因的生活终于升级到了“欧洲水平”。他开始搬到英国大使馆附近住，并与一个叫作德兰格(Delange)的同样学习柔道的年轻人成了室友。这样，能够每天中午都在圣班丘酒店(Hotel San Bancho)就餐的克莱因，才得以保全自己身为一个欧洲人的体面。训练之余，他在课余时间经常为他的父母组织作品展，比如1953年2月20日至22日在法兰西-日本学会(Franco-Japanese Institute)、1953年7月至8月在镰仓现代艺术博物馆、1953年12月3日至15日在东京普利司通画廊。在这些不同的活动中，克莱因不断在自己身上沉淀着来自他的家庭的欧洲身份印记，尤其是玛丽和弗雷德在造型艺术和抽象艺术上的审美谱系。

在作为他父母作品的代言人期间，克莱因开始同新兴批评家濑木慎一(Shinichi Segi)逐渐熟识起来。在濑木慎一的回忆中，克莱因对于当时日本的艺术界漠不关心，他始终全情投入柔道。据说，在他们二人之间，还有这样一段插曲。有一次，克莱因用不同的色彩画出了多种单色画，而当他拿给濑木慎一之后，克莱因得到的只是“礼貌和沉默”。总而言之，克莱因的任务是要成为东京讲道馆柔道的代表人物，然后载誉而归，回到法国开设自己的柔道俱乐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位来自东京的日本人在巴黎开设了第一家日式柔道馆，这家俱乐部在当时的巴黎很受法国人欢迎。但对于克莱因而言，他认为自己的方法要比那家柔道馆的更权威也更正宗。正是带着这样坚定的信念，如同他之前已经做过的一样，克莱因的段位一路从“白带”又一直升回到“黄带”。1953年1月11日，他终于获得了“黑带一段”的称号，并在同年的7月16日，获得了“黑带二段”称号。

克莱因确信，他必须获得需要多年辛苦训练才能达到的难度极高的“黑带四段”，才能胜过他在法国的竞争者。但是，他并非一帆风顺。在给姨妈罗斯的一封信中，克莱因的这一处境得以揭示：

我受够了这个国家，在这里我简直成了一个神经质。现在我想要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尽快回到法国。但无论如何，我始终记得自己来到这里是为了什么。我一定要从讲道馆获得“黑带四段”……作为一个外国人，我被认可为是最好的外国学生，所有的导师都认为我配得上第四甚至第五段位。但是，啊，他们或多或少都有些排外，他们不会给一个外国人升段，除非这个人在挑战中获得了至少十次胜利。要么也许他们想要收受贿赂吧。

克莱因恳求姨妈能给讲道馆的秘书长田代先生写一封保证信，保证克莱因有“三百万到四百万法郎”可支配的资金，这些钱足够在巴黎开设一家柔道俱乐部。克莱因相信他的这场“战斗”无论如何都会获胜，同时他也相信自己能够置于死地而后生。与此同时，克莱因还向他之前学习过柔道的尼斯、马德里和巴黎的俱乐部去信，希望他们能够在自己获得第四段位之后保证聘请他为“技术指导”。在收到外甥的求援之后，罗斯在1952年11月18日按照克莱因的意思给田代先生写了一封信。但是在时任讲道馆馆长卸任的十一天之后，也就是在1953年12月7日那天，罗斯收到了田代先生的回信，田代在信中拒绝提供帮助，但确信克莱因最终会成功。田代先生的理由是，由于克莱因“有着纯粹和单纯的对于柔道的热情，他能跨越万水千山来到日本——这个地理上非常遥远的地方就足以证明，并且他还有着在欧洲发展讲道馆正统柔道的未来计划”。在之后短短两个月之内，一系列不可思议的事件逐一被证实。克莱因已经完全掌握并激活了自己在东方和西方夹缝之中游走的身份。为了找到一个辅导法语的工作，他机智地利用了自己“法国人”的身份。而一旦回到讲道馆，他就立刻开始摒弃自己的外国人身份。与此同时，他知道如何将自己打扮成为一个在法国的正统日本柔道代言人。在他的描述中，他是日本讲道馆柔道术的真正“内行”。而当他成为首位获得讲道馆“黑带四段”的外国人之后，狂喜之下的克莱因立刻乘坐“马赛曲号”踏上了返乡的归程，并在1954年2月上旬抵达了尼斯。

在他回来后不久，也就是1954年的2月19日，克莱因向法国柔道协会提出申请，希望他们认可自己在日本所获得的荣誉。但是，出乎意料的是，法国柔道协会拒绝了克莱因的申请，毫无防备的克莱因陷入了极大的震惊之中。克莱因被告知，他在日本所取得的段位是无效的，如果克莱因想要证明他的能力，他就必须参加法国的柔道考试。这个消息对于克莱因来说是灾难性的，因为如果没有法国柔道协会的认定，他就不能参加任何欧洲官方举办的锦标赛，也不能在法国取得执教柔道的资格。

这种对克莱因的巨大伤害，使得克莱因义愤填膺地拒绝参加法国柔道协会所举办的考试，并陷入彻底的沮丧之中。“这是一个灾难，”在他给姨妈罗斯的信中这样说道，“我完全绝望了……我本以为在巴黎能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受到欢迎……但却只收到了嫉妒、猜忌和欺骗”。在克莱因的纷繁思绪中，他所遭受的这种抵制是由于巴黎的柔道协会“害怕”这样一个“真正”高段位的柔道家会成为反对他们的力量。不管是他的父母还是姨妈，他们都试图对法国柔道协会的这一决定施加影响，只不过，他们全都无功而返。克莱因的希望破灭了，在极度的恶心之中，他发誓要放弃柔道这项运动。

克莱因花费了好几个月时间才从这记暴击中恢复。在1954年4月17日，克莱因终于时来运转了。著名的伯纳德·格拉塞特出版社(Editions Bernard Grasset)同克莱因签订了一份合同，这家出版社请克莱因撰写一本关于柔道的书籍。当克莱因在东京的时候，他拍摄了许多关于柔道的照片，同时他还和那个同他一起学习柔道的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名叫哈罗德·夏普(Harold Sharp)的朋友一起制作了一部关于柔道的小电影。夏普的那台16毫米相机，帮助他们二人收集了八千张底片，这其中包括柔道基本动作的分解介绍，以及对于日本的柔道冠军们的特有技术的演示。

我请这些柔道冠军以入式练习(uchikomi)的方式呈现他们的特殊技，也就是说，去展示他们的动作的准备和完成的特殊方式。然后用镜头拍摄下他们在同不同对手的战斗中是如何施展这些招式的，以便展示他们所有的出手时机。

在大量影像资料的支撑下，克莱因完成了一本关于柔道基本方法的内容丰富详实的指导书籍——《柔道的基本原理》(Les Fondements du Judo)。这本书包括五十张图示，三百七十五张相片，被誉为将“真正的日本柔道方法”介绍到了欧洲。在著名柔道大师安部一郎(Ichiro Abe)为这本书所写的序言中，他高度称赞了克莱因，并认为克莱因的这本书填补了“欧洲学术在柔道方面的空白”。如果说在日本柔道界克莱因只能作为一个“外人”的话，那么在欧洲，他如今已经成了法国最知名的柔道代言人。成为讲道馆柔道正统在法国的化身，是这位“本土弟子”对于法国柔道协会曾经的残忍拒绝的回应。

实际上，克莱因还有一个拍摄一部实验电影的宏大构想没有实现。在高千代植村1960年12月所写的一篇未发表的名为《克莱因在东京》的文章中，这位日本批评家认为：克莱因想要将柔道动作转换成“能直接在电影中追溯演示的抽象的动画线条或者轨迹”。尽管克莱因没能成功地从日本摄影协会申请到经费，但在他的心中这样一个计划始终存在。在1954年，他还给法国著名导演让·高克多(Jean Cocteau)写信，希望能邀请他作为自己宏大构想的导演并为自己撰写一个剧本。在关于这部电影的名为《柔道设想草稿一号》(Draftfor a Scenario no.1-Judo)的简短计划中，我们可以得知，这部影片的计划胶片长度为一千五百米，也就是大概六十分钟甚至两倍于此的时长。而这部电影的目标则是“从不同的日本运动中分离出诗的规则”。正如许多克莱因先前的想法一样，这个设想同样被搁置到了一旁。不过，这份草稿也表明了克莱因对于巴黎当代先锋电影思潮中激进左翼集团解构电影传统和结构的实践有着清楚的认识。

由于缺少法国柔道协会的授权，克莱因并不能从事正式的柔道训练，这使得他成了一个没有舞台的舞者。不管是同杜弗莱纳在蒙帕纳斯的畅饮，还是姨妈罗斯送给他的豪车雷诺4CV，这些都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安慰。1954年5月，在费尔南多·佛朗哥·德·萨拉比亚的(Fernando Franco de Sarabia)邀请，以及克劳德·帕斯卡(Claude Pascal)的推动之下，克莱因从尼斯一路自驾到马德里，开始在他的一位老朋友的俱乐部里担任柔道教练。同时他还成了西班牙柔道协会的顾问，开始在巴塞罗那、圣塞巴斯蒂安、瓦伦西亚以及其他一些城市做关于日本讲道馆柔道的巡回讲座。不过，这一期间，克莱因是否为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的国民警卫队担任过柔道教练呢？对于这位艺术家来说，这究竟是一次被误导的冒险、一条挣快钱的途径，还是其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所做的虚构呢？

对于克莱因与佛朗哥的国民警卫队的牵扯，有着相互矛盾的不同版本的说法。这个极具争议的指责困扰着他死后的声誉，同时也为那些认为克莱因的一生都与悖论和矛盾无关的人们增加了一些肉眼可见的困难。克莱因最亲密的朋友和同事皮埃尔·雷斯塔尼(Pierre Restany)以及克劳德·帕斯卡(Claude Pascal)，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两次开创性的展览（休斯顿，1982年；巴黎，1983年）中分别接受采访时，对于这一敏感话题提供了两个不同版本的主线。在这二人之中，雷斯塔尼看起来似乎更加确信这样一种说法：“在马德里，伊夫·克莱因是国民卫队的柔道教练。在1954年，他隶属于负责佛朗哥个人安全的部门。”他还特别指出，在1960年已经成为圆顶咖啡馆副经理的让·拉复(Jean Lafon)，能够确认这一事实。而克莱因与法西斯的牵连正是出自这里。另一方面，在帕斯卡看来，这完全是克莱因所编造的借以离开西班牙的故事。“我知道他已经在西班牙待够了。但他必须给他姨妈一个恰当的理由……或许这是他发明的故事……用来让他那本就很容易担惊受怕的姨妈同意他回来：他与法西斯国民卫队有关联。”然而，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在1954年的马德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克莱因的主要精力看起来仍然在柔道上，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也与任何政治势力无关。重返西班牙这件事是克莱因人生中众多矛盾时刻的一个。也正是在这一期间，他明确表示了他对于“柔道风靡席卷欧洲的真正时代”的支持。与此同时，在1954年12月，随着《伊夫之画》(Yves Peintures)的出版，克莱因也在艺术道路上迈出了自己的关键步伐。

当克莱因卷入了另一个与他柔道家地位有关的争议事件之后，他在马德里的时光结束了。克莱因本想凭借他在日本学到的武技在西班牙柔道协会获得一个更高的位置，但却被非常明确地拒绝了。失望透顶的克莱因回到了巴黎，并不停地埋怨这项给他带来了诸多委屈的运动。“一切都结束了，”他在一封写给姨妈罗斯的信中这样写道，“我要放弃柔道了，如有必要的话，我将会变成一个流浪汉……对于柔道所开的肮脏玩笑我再也没有任何幻想了。”这次失败给克莱因造成的打击是毁灭性的。他对他的家庭抱怨道，这个圣诞节他只想一个人待着，没有父母、没有姨妈，没有任何人。由于讲道馆并没有支持克莱因作为其在欧洲的代言人，他还将自己的怒火集中在讲道馆身上。不过，在无计可施的克莱因给讲道馆馆长所写的信中，克莱因将他失败的原因归咎于恶势力的阴谋，将他的无能为力归咎于他在马德里的“外国人”身份。

委婉地讲，克莱因从日本回来之后并没有兑现他的期待，反而在1954年证明了自己之前的设想是多么糟糕。坐在蒙帕纳斯的咖啡厅里，他在日记中坦言，“我正在寻找一些伟大的事情。我明白，一个人在骄傲中也可以找到快乐。我觉得我是一个天才，但是我并没有引起任何轰动”。不过，不管克莱因感到多么的沮丧，他都没有做好宣布完全放弃自己的柔道家身份的准备。1954年12月，克莱因和他的朋友萨拉比亚(Sarabia)出席了布鲁塞尔举办的欧洲柔道锦标赛，同时将他的书稿给了伯纳德·格拉塞特出版社。克莱因非常享受那种给自己的书签名的感觉，也为自己出现在电视中而沾沾自喜。在1954即将结束之际，克莱因与查尔斯-亨利·勒·莫因(Charles-Henri Le Moing)在拉斯帕伊大道偶遇，为克莱因的人生开启了一段新的旅程。查尔斯是美国学生与艺术家中心的成员，在他的引荐下，克莱因成了在这个机构的地下室新成立的柔道俱乐部的教练。1955年2月23日，克莱因同这家机构签订了一份买断合同，他要为在美国中心的柔道初学者和较高等级的柔道学生教授讲道馆柔道，一直到1959年的12月15日。通过这家俱乐部，克莱因开始同罗伯特·戈代(Robert Godet)熟识起来。同为第四段位的罗伯特·戈代，是国际柔道协会的创始人。二战期间，罗伯特·戈代曾是抵抗组织的一个联络特工，他的波尔多葡萄酒东南亚经销商的身份是为抵抗组织运送武器的伪装。由于在神秘信念和思想方面二人有着共同的兴趣，尽管在年龄上有着明显差距，我们也很容易明白为什么罗伯特·戈代和克莱因能很快变成朋友。1960年罗伯特·戈代死于一场飞机失事之前，他们二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1955年，在家里的帮助下，克莱因终于在巴黎拥有了一家属于自己的柔道俱乐部——“巴黎柔道学院”(Judo Académie de Paris)。这家位于蒙马特高地克里希区104大道的俱乐部，大约是在1955年9月底或者10月初开始营业。在其宣传海报中，克莱因被描述为“黑带四段，毕业于东京讲道馆”，配图是一个正在使用高难度柔道技术的克莱因的照片。海报上的简介显示，克莱因的这家柔道俱乐部所提供的教学服务不仅有儿童班和入门班，还包括了对“形”(Katas)的教学。与此同时，海报对克莱因的柔道电影制作计划也进行了一些介绍。克莱因的柔道俱乐部在开业之初确实吸引了周边的一些年轻人和成年人，但仅仅在一年之后，也就是1956年的夏天，由于缺少足够的生源，克莱因不得不关闭了这家俱乐部。在这一年的短暂经营期间，克莱因在俱乐部的墙上创作了蓝色、白色以及玫瑰红单色画，每一幅都有七八米长。对于克莱因而言，这不仅仅是一个实用的背景，也是克莱因逐渐在柔道和抽象画概念之间纠缠的一种征兆。根据艺术史家马克·奇塔姆(Mark Cheetham)所说，“画布和柔道垫是共通的”。克莱因对于讲道馆柔道的信念，使得他倾向于认为艺术实践不仅仅是“纯粹的”或者“自主的”，更是“整体的”。尤其是在禅宗思想的深入影响下，他逐渐认为柔道是一种“经由身体发觉精神空间”的活动。对于奇塔姆来说，正是这样的观点激励着克莱因在著名的《跃入虚空》(1960)中尝试“悬空”，在《人体绘画》(1960)中将女性裸体作为“活体画笔”。在所有的这些举动中，这位艺术家的目标是取消正式边界，打破常规阶层，融合概念、空间和经验。然而，正如奇塔姆恰到好处地提醒，克莱因的艺术并不是全部都在使用柔道原理。“单色画，炼金术和柔道……它们之间的结合形成了艺术作品的某种连贯的内在生命。”

同克莱因其他的活动相比，柔道不仅是一种锻炼，同时也是一种在特权阶级和人民大众之间、在内部人士和边缘人士之间、在西方旅行者和东方神秘者之间摇摆的身份所自我生发出的生活方式。即使当他关闭自己的柔道学校，从美国中心离职，他也并没有停止独自练习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