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诗人政治家：“蓝色革命”，1958—1961

智慧、哲学、经验、科学、权力等，都是一种对于谬误的累积，因为这只代表由于错误的前提而不得不进行的无休止的努力。它们只会把我们带到非常遥远的地方，却一无所获！! ! ……热情是进行真正和直接调研的唯一方法；热情总是指向一个目标，便是创造……

尽管克莱因经历了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动荡岁月，以及法国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去殖民化的阵痛，却很难在他的生活和工作中找到他介入政治的痕迹。“介入”是让-保罗·萨特和他的圈子的口号，不过，或许这种说法不太适用于许多与克莱因同时代的人。这些艺术家的实践确实带有他们那个时代的烙印，但这并不代表他们活在巴黎画派的流行话语或存在主义之中。在克莱因少有的明确提及当代事件的例子中，他那零散的政治思考似乎总是以看似不可能或十分古怪的主张来呈现。或者，如果从一个务实的角度来考虑的话，克莱因的政治思考总是在寻求一个清晰并带有极强目的性的行为准则，并去实现一个精确的、具备可操作性的政治目标。

1967年，克莱因去世五年后，在美国的犹太博物馆(the Jewish Museum)的一次克莱因的个展上，美国艺术评论家多尔·阿什顿(Dore Ashton)发表了一篇深度评论，在他看来：

克莱因是一个反动分子，许多年轻的知识分子在战后的十年里都是反动分子；他们反对由存在主义所总结的关于承诺的战时潮流……当许多年长的法国知识分子因恐惧而疯狂的时候，伴随着视觉艺术“革命”的狂热散文是超凡的，这种散文把自己局限于对遥远未来的新宇宙论、新心灵论、新无限超越、新的手足情谊，在那里“其他”艺术将其征服……在一系列夸张的散文宣传的掩护下，一批年轻的艺术家走进了演艺界，为他们饥渴的资产阶级赞助人带来了“现实”。

在“蓝色革命”的旗帜下，克莱因使用了一些古怪的词汇来言说世界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比如“义务”和“热情”，这两个词在作为专有名词从政治撤离的同时，也激发了他思考的不同方向。把克莱因称为“政治家”，就是要重新定义在战后法国重建时期政治与美学是如何交叉，以及美学是如何政治化的。这同时也意味着去想象一种政治和艺术的新领域的可能性。而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克莱因鲜为人知的一面——诗人政治家看出来。

克莱因的“政治”兴趣在于，当“个人”以及“个人”的动力开始同“现实”的基础纠缠在一起的时候，以一些出人意料的方式使再现成为一种可经验的体系。这种范式转变的核心是克莱因对“定性”的强调，它与个人的情感或感官内核相交叉，培养了一个超越民族国家认同模式的集体共同体。克莱因的大部分“政治”声明都是针对不同政治体制下集体与个人身份之间的紧张关系。具体地说，他认为自己的“蓝色革命”是专为法国、美国和古巴定制的，而以我们当下的眼光来看，则是面向后民族国家时代的艺术大众的。正如他的朋友让·丁格利回忆说：“（克莱因）不喜欢集体主义，他喜欢强大的个人，喜欢矛盾。他无法成为政治人物，因为这对他来说不够诗意。”尽管丁格利对克莱因的评价已经非常直截了当了，但克莱因对美学“合作”的支持表明，他与集体主义的关系并不是如此明确。他的那种对于塑造一种诗人政治家的自相矛盾人格的兴趣，以及他对将语言作为主要工具的依赖，意味着他的主张是为权力服务的，这些主张只有在发出声音的那一刻才有意义。

在克莱因《克服艺术难题》（Overcoming the Problematic of Art,1959年）的未发表的一个小节《蓝色革命的技术宣言》(Sketch for a Technical Manifesto of the Blue Revolution)中，克莱因将“蓝色革命”定义为“从个人‘责任’的意义上去努力改变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在‘质’的意义上，相对于集体国家。同样是在‘质’的意义上，也相对于众多国家所组成的集体。”虽然这个简短的声明相当模糊，但显示了克莱因试图制定一个归属（“责任”）模式，在这个模式中，“质”将是社会等级链条中的每一个等级的动力，从个人到国家，再到联合国。为了确保他对词语的特殊用法清晰易读，他加了一个小的注释：“责任=富有责任感的有想象力的行动。”

对克莱因来说，这种结构变革将会：

给世界一个1789年法国大革命那样的秩序和庄严榜样。那场革命给人们灌输的“自由-平等-博爱”这一普遍理想在过去是必须的，对现在也依然同等重要。在这三种美德，以及个人和个体权利之上，必须增加一项新的法律，即在民主的意义上的“质”。

这篇手稿最初有一个附加段落，它将“质”的综合体与“热情”的感觉联系起来。尽管它最终被删去，但在之前的段落中克莱因还是表示出类似的意思：“如果我能掌握权力，我会呼吁一种斯达汉诺夫运动(Stakhanovism)式的热情，以促进每一个个体在他们的领域内都能产出高质量的产品。”

与克莱因的大部分文本一样，这篇文章同样充满了令人心生挫败感的问号和盲点。一方面，他主张为集体的建设建立一个尊重《人权宣言》的“质”的基础。在这个主张里，个人的内在力量，他或她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成了民主公民责任和行动的动力。另一方面，克莱因的语言唤起了斯大林五年计划中改进版的泰勒主义，毕竟，他直接提及了国家计划的增产承诺（即1935年至1940年的斯达汉诺夫运动）。克莱因在草稿的结尾说：“显然，爱国主义必须成为全世界的爱国主义，就好像已有的对艺术的爱国主义一样。”在这几段文字中，克莱因提出了一个在许多方面都已被实现的漫无边际的宇宙。他发现，艺术实践正从对独立艺术对象（绘画和雕塑）的沉思，转向对观众自身感官经济产生的更大的兴趣。当然，促成这些转变的并不是他一个人。还有艾伦·卡普罗(Allan Kaprow)，他同时也在试图为美国的“事件”定义出一个多学科模型。不过，克莱因参与这些构建所使用的语言是独一无二的。他所说的“热情”与现代主义艺术对象的非物质化以及作为审美焦点的“参与者”的出现产生了共鸣。虽然克莱因并没有完全准备好抛弃艺术品，但他正在走向一种实践，即用物体来激发观众对自己现象学力场的认识。他所设想的是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对艺术的忠诚（或“爱国主义”）将形成一个志同道合的个人群体。克莱因也意识到，被他描述为社会联系的“质”的热情，很容易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下成为一种可利用的商品。在他的文章中，人们听到了冷战背景下的两层相互交织的论述。资本主义经济体和共产主义经济体在对待个体劳动的方式上是不同的。一种肯定个人的创造力是社会平等的基本组成部分，另一种则是通过个人的创造力来促进集体利益。

克莱因的陈述，以其最具思辨性和令人振奋的结论，指出了一个后国家时代的视野，即“艺术的爱国者”的自由流通，是不受国家和意识形态界限影响的。克莱因写给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和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的信很有启发性。1958年5月19日和20日，克莱因给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写了两封相同的信，第一封是法文，第二封是英文，并注明说这封信是“严格保密的/绝密的”。在这两封信中，克莱因称自己是总部位于伊利斯·克莱尔画廊的“蓝色革命”组织的领导人。

在悲痛的事件正在法国造成严重破坏之际，我的组织命令我向你们转达以下建议：在法国建立一个部长委员会（暂定任期三年，完全从我们运动的领导人中选出）。这个委员会将是一个具备强制性的国际组织，参照联合国的模式，由联合国所承认的每一个主权国家所派遣的一名代表组成。由此，法国国民议会也将被我们的这个特殊联合国所取代。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将完全服从目前位于纽约的联合国的权威。我们认为这个方案有可能解决我们国内政治的矛盾……

克莱因在这篇文章的结尾逐字摘录了《蓝色革命的技术宣言》的部分内容。他呼吁全世界一定要认识到法国大革命的伟大，以及自由、平等和博爱这三大人道主义准则的意义，并坚持呼吁在新的普遍理想中增加“责任”的重要性。

艺术史学家迪迪埃·塞米(Didier Semin)和玛丽-安妮·西歇尔(Marie-Anne Sichère)注意到，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来，各种艺术家，包括反核运动的联合创始人恩里克·巴耶(Enrico Baj)以及从COBRA的分裂中脱颖而出的、对国际情境主义的建立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意象主义包豪斯国际运动，都在回应着艾森豪威尔关于学术和科学研究的自由问题的国际调查。这项调查是在战争与和平研究中心的主持下开展的，该中心于1951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成立，旨在促进人们对“战争给人类精神、智力和物质进步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的理解。克莱因的这封信，虽然肯定同艾森豪威尔的声明产生了共鸣，但更准确地说，他仍处于当时法国政治形势的框架之内。1958年4月，第四共和国解体，戴高乐将军复出，第五共和国成立，法国政府权力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法国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的失败，为戴高乐的复出奠定了基础。这位法国抵抗运动的英雄领袖在退休十年后，制定了一部新宪法。根据这部宪法，法国议会的权力被巧妙地转移到了政府。最引人注目的是，根据第五共和国宪法，总统的任期可以长达七年，与此同时，他的内阁也被授予了特别权力。与将权力集中在总统手中不同，克莱因的“政党”提出了一种新的治理结构，其基础是个人创造性的“责任”的概念和一个由国际代表组成的机构。当然，克莱因将是这个政党名义上的“领袖”，但他的政治视野远远地超越了国界，他将个体的公民责任和参与定位在全球的范围内。与此同时，如果戴高乐是想通过坚持法国的独立地位，尤其是在处理同美国和苏联的关系上，来让法国重新伟大的话，克莱因设想的则是一个塑造法国地位的更广阔的国际格局。

大约在1959年，克莱因写信给另一位领导人，古巴革命家卡斯特罗。尽管并不知道这封信有没有寄出，更不知道寄出之后是否被收到。在这封信的草稿中，克莱因向卡斯特罗表示了祝贺，并对社会主义国家开展艺术实践的模式设想表示出极大的兴趣：

对你们的事业我们怀着极大的热情去观察，但是，很不幸，我们只能在外部远远地观望。你们勇敢、大胆、坦诚的革命事业取得了成功，集体生活更加美好，腐败也尽最大可能地被消除。

带着我们对你们圆满成功的所有祝愿，我们赠送您……我们工作的成果，我想你会感兴趣的。

这与我们充满活力的艺术家、建筑师以及各类研究人员的想法有关。我们正在寻找解决如何在集体主义中合作的办法。

对“合作者”角色的扮演，是克莱因参与盖尔森基兴音乐剧院国际艺术团队的基础，也是他与让·丁格利亲密合作的基础（尽管有时也会争吵）。但在这里，以诗人政治家的名义，与其说克莱因将他的艺术活动同欧洲最近的过去，即第二次世界大战联系在一起，不如说是同古巴对于集体生活的彻底重塑联系在了一起。正是克莱因在盖尔森基兴建筑项目中的深度参与，他才能完成自己的艺术整合，并最终推动他进行政治思考，无论这些思考可能多么次要。

差不多是在同一时间，克莱因还提出了自己的“进化体系”，一个带注释的图式，详细说明了在政治上所取得的思考。与此同时，这也是他多元艺术版图的最后一块拼图。它看起来像这样：

1.创作

2.柔道

3.音乐

4.绘画

5.雕塑

6.建筑

7.政治

在克莱因的这个世界体系中，政治是艺术进化的终极阶段。“感知的中心地位”在克莱因的“合作者”形象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对克莱因的诗学政治身份有着重要意义。他把情感的感知中心想象成一个教育机构，它将培养出作为一个人的“个人责任”的“质”的种子，这些种子充满了创造力和想象力。克莱因所看重的是“艺术、宗教和科学问题的内在衰退”，而不是仅仅关注他们的外部因素和成就，这个中心将专注于“在这个世界上永远不会出问题的人类的存在”。这个乌托邦图景基于克莱因的如下信念，即个人的无与伦比的想象力可以成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的基础。“这个设想是可以实现的，是可行的，”他写道，“它可以在感性学院里存活，感性将会成为它的核放射。”为了以身作则实现这一愿景，克莱因规定，感性学院里的所有教师都必须通过彼此之间，以及同学生之间的相互合作，来建设这个学院。在克莱因看来，艺术教育可以成为打造政治共同体的一种手段，而“感性”是其主要的通用教学法。毫无疑问，克莱因的这一主张是有先见之明的。

作为一个诗人政治家，克莱因试图培养每个独立个体的情感、创造力、想象力和协作能力，以求在社会政治舞台上带来切实的成果。他相信，通过利用个人的“质”的力量，将有可能纠正基于“量”的越来越堕落的集体现实。在克莱因的艺术实践中塑造人格，更具体地说，他的这样一种艺术干预，还能有助于另外两封写于1958年的信。如果不将这两封信同克莱因的艺术实践相联系的话，这两封信听起来就会让人觉得十分可笑，至少，会让人感到讽刺。首先是他给联合国国际地球物理年秘书长写的这样一封信。

尊敬的秘书长：

在联合国国际地球物理年的几次峰会中，我发现了一个不同咸水海域命名的错误：红海、白海、黑海或黄海。但从来没有海域被人称为“蓝海”，我打算让你从我在处理蓝色事务上的能力中获益，我将提供一种完美的纯蓝色。作为回报，我需要得到一笔付款，我要求联合国国际地球物理年全权负责这次支付行为。

致敬

伊夫·克莱因

另，对鲑鱼没有危险

抄送：

克鲁泡特金先生，苏维埃科学学院(Kropotkine,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SSR)

国家地理研究所(National Geographic Institute)

库斯托司令(Commander Cousteau)

保罗·E.维克托先生(Mr.Paul E.Victor)

皮卡尔教授(Professor Picard)

阿兰·帮巴尔先生(Mr.Alain Bombard)

罗伯特·J.戈代先生(Mr.Robert J.Godet)

海军上将、参谋长诺利(Admiral Norry, Chief of Staff of the Navy)

海军上将福斯托德(Admiral Furstord of the Sea)

美国第六舰队司令（贝鲁特港附近） (Admiral Commander of the 6th U.S.Fleet)(off Beirut)

《地理杂志》(Geographical Magazine)

克莱因的第二封信是写给国际原子弹爆炸探测会议主席的，克莱因声称，“艺术家的良知”使他有义务对“原子和热核爆炸”这个话题进行考量。他写道：

这个提议很简单：把原子弹和氢弹涂成蓝色，这样一来，它们最终的爆炸将不仅会被那些致力于掩饰这种爆炸存在的人，或者……那些仅仅是为了纯粹的政治目的而披露它的人所知晓，并且还会被对于最为关心此事的人们所知晓，我的意思是说，让与我同时代的所有人都知晓。只要告诉我原子弹和氢弹的位置和数量就足够了，这样您就可以安排付款。不过，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这些费用都必须包括：

A）颜料成本

B）本人适当的艺术加工费用（我将承担为未来所有核爆炸都染上蓝色的重担）。很明显，作为一种不光彩的放射性物质，我们会将钴蓝排除在外，而只使用克莱因蓝。如你所知，正是因为克莱因蓝我才成了一个名人。尽管我仍在忙于当前的工作，尤其是盖尔森基兴音乐剧院的设计施工，但我的主张中的人道主义方面似乎值得优先考虑。不过，不要以为我是那些让艺术从属于物质的人。恰恰相反，物质的衰变将会给我们带来最卓越的单色认知……

抄送：

教皇庇护十二世阁下(His Holiness Pope Pius XII)

人权联盟主席

国际和平委员会主任

联合国秘书长

教科文组织秘书长

国际柔道联合会主席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主编

伯特兰·罗素先生(Mr.Bertrand Russell)

阿尔贝特·施韦泽博士(Dr.Albert Schweitzer)

在这两封信中，克莱因将“他的”色彩品牌“国际克莱因蓝”同最广泛意义上的“人道主义”主张联系起来。在第一部分中，他提出了共享资源（水体）的问题，在第二部分，他处理了人类所面临的最可怕的威胁（核爆炸导致的灭绝）。我们在处理克莱因文字中那崇高的、有时甚至是滑稽的基调的时候，不应偏离以下主要观点：他将色彩的“感性”领域设定为政治问题和美学实践相交叉的场所。色彩作为一个共享的情感领域，成了一个超越民族身份政治，容纳一切人性的“公共空间”的基础。

克莱因生前并未大肆宣扬他的这一身份，但他作为诗人政治家的形象在“蓝色革命”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个看似纷杂的计划的关键，是一个将艺术和政治都非物质化为同一个理性领域的愿望。当然，在克莱因的布尔乔亚世界中，没有什么东西是没有私利的。就像任何精明的商人一样，他希望自己的人道主义贡献得到承认和金钱上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