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一文不值：巴黎和巴黎高等师范学院，1928—1930

贝克特-在圣三一大学现代语言学院表现优异，成为罗德莫斯布朗的得意门生。1927年，罗德莫斯布朗就曾提议贝克特代表圣三一大学，赴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担任英语交换教师。但由于岗位前任托马斯·麦格里维(Thomas MacGreevy)在高师继续留任一年，贝克特直到1928年11月才赴职。贝克特抵达高师时，麦格里维仍住在那儿。

麦格里维在巴黎高师又多待了几年，在此期间与贝克特成为终生挚交。麦格里维不愿离开巴黎情有可原，他是一位诗人，求知旺盛，且热爱现代艺术。1928年彼时，世界上没有比巴黎左岸(rive gauche)更好的地方了。贝克特很快就意识到左岸之好。在《梦中佳人至庸女》里，贝拉夸在巴黎时，把钱都花在了“音乐会、电影院、鸡尾酒、剧院、开胃酒”上[尤其是“差强人意的柑桂酒”和“触目皆是的菲奈特-布兰卡酒……就像莫里亚克(François Mauriac)的短篇小说写的一样”, DFMW，第37页]。贝克特的作风也与贝拉夸相似，养成长期参观画廊的习惯。来巴黎的头几年，他沉迷先锋派，兴趣与日俱增并加入了先锋派的圈子。在20世纪20年代末的巴黎，超现实主义者也火力全开，小杂志越办越好，其中包括尤金·乔拉斯(Eugene Jolas)的杂志《转变》(Transition)。这家刊物刊发了乔伊斯《进展中的作品》(Work in Progress)，最终也成为贝克特的第一发行商，尤值一提的是，它出版了贝克特的短篇小说《臆断》(“Assumption”)。

贝克特与乔伊斯这两位现代主义先驱结缘，并非由于任何不可抗力的神秘法则，而是由于两人的爱尔兰亲缘关系。去巴黎前，贝克特就非常钦佩乔伊斯和他的作品。去巴黎时，贝克特带着哈利·辛克莱(Harry Sinclair)的介绍信，辛克莱曾在都柏林与乔伊斯结识。更关键的推引人物是麦格里维。至20世纪20年代末，乔伊斯身边已经塑成固定的朋友圈，其中爱尔兰同胞地位特殊。朋友们鼎力支持乔伊斯：听其差遣，鞍前马后，缓急相济；如有必要，还惠及乔伊斯的朋友。最重要的是，他们誊写并研究《进展中的作品》，为乔伊斯读书并向他汇报。和布瑞恩·科菲(Brian Coffey)和亚瑟·鲍尔(Arthur Power)一样，麦格里维也是年轻的爱尔兰作家和诗人小团体中的一员，他们凝聚在大师乔伊斯身边，不时为他效力。

麦格里维将贝克特引荐进乔伊斯的圈子。不久，贝克特也开始为最终被称为《芬尼根的守灵夜》(Finnegans Wake)的巨著助研。乔伊斯显然发现了这个年轻人的潜力，因为他很快就授意贝克特为其文集《对<进展中的作品>事实虚化上正道的审核》(Our Exagmination round his Factficationfor Incamination of Work in Progress)撰写文章。贝克特的文章成为该文集十二篇里最发人深省又最夺人眼球的一篇，它揭示了贝克特后来关注的问题，就像揭示了乔伊斯的问题一样。

不论是否在精神上惺惺相惜，两人初交甚笃，只不过好景不长。1928年至1930年间，乔伊斯的女儿露西亚尚未精神紊乱、心智失调，这些毛病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开始困扰她（和她的家人）。因贝克特已是她家好友，两个年轻人一拍即合也是情理之中。除了在自家会面，她还会去巴黎高师找贝克特，两人一同出游。他们时而如胶似漆，旁人也就自然将他们视为情侣。露西亚也不分彼此，至少她曾热烈憧憬着尽快与贝克特结为伉俪。但是露西亚彼时已经表现出反复无常的迹象，而贝克特献忠的其实是她的父亲，乔伊斯本人。不幸发生，这个年轻人笨拙地打碎了乔伊斯女儿的迷梦，还带着一点他本人后来意识到的“学究气”（CP，第7页），令露西亚痛苦不已。乔伊斯则盛怒难忍，立禁贝克特与他和家人继续交往接触。但如果乔伊斯洞察出女儿精神状态的全貌，他的怒气可能会有所消减。彼时，贝克特沮丧地认定，自己辜负了乔伊斯的信任，后者不仅是现代文学的巨擘，而且还是贝克特心目中的“英雄人物”和崇拜对象。致辞和传记作家理查德·埃尔曼(Richard Ellmann)撰写的前言。" class="qqreader-footnote" src="https://www.daowen.com/attached/book/image/249035214/8cf06a96-5bed-4d63-b1d1-a14b7389f9bc.png">

关注“左岸贝克特”的人往往从一个老生常谈的角度阐述贝克特法国事业的开端，这种视角至少有一点值得怀疑：这位杰出的准现代主义者很快就在国际、世界和先锋派领域声名鹊起，他也的确实至名归。乔伊斯的确是他的通行证，既将他领向国际现代主义的广阔天地，也将他领向罗伯特·麦卡蒙(Robert McAlmon)所说的“群英荟萃”的一方沃壤。这就使得贝克特进退维谷：他只不过是一个忧郁的现代主义者，就像一个局促不安的边缘人物。他经常出没这个圈子，虽不是圈子核心，却归属其中。他不喜欢很多海外而来的现代派作家，包括海明威其人和温德姆·刘易斯(Wyndham Lewis)其文，这是贝氏诸多特质之一，并不符合人们对他的看法。总之，左岸文化不一而足。

与其他外籍人士不一样，贝克特打算在巴黎永久定居。他迷恋巴黎的语言和文化，后来既是爱尔兰人，也成了法国人，他的伴侣和许多亲密友人也都是法国人。贝克特不像庞德那样无牵无挂，也不像庞德那样特立独行。他虽然有些古怪，实际上却是一个忠贞不渝、落地生根的人。他在巴黎扎根，这一点其他外籍作家都做不到。特别是当他还自视为大学教工而非作家的时候，他就已经在巴黎高师生活和工作了两年。

巴黎高师和巴黎其他名校也不一样。它诞生于雾月政变（1794年10月30日）。联合创始人之一约瑟夫·拉卡纳尔(Joseph Lakanal)认为高师将成为一道纯净而又明亮的光之源。第二位联合创始人多米尼克·约瑟夫·加拉(Dominique Joseph Garat)是一位孔多塞信徒，他称高师可能是“全球首个”教育工程，在一个平等的社会里“重建人类理解”。男爵兼政治家普罗斯珀·德·巴朗特(Prosper de Barante)认为高师旨在转变“理性和智慧的法则”本身。从更实际的角度来说，加拉和拉卡纳尔还希望高师不仅培养启蒙导向的知识分子群体，而且为新共和国培养国家精英和教师骨干。高师起初疯狂、冒险、混乱，很快被当局镇压，后又由拿破仑复兴。这个新生机构招生规模很小，以优异成绩为标准，并实行半军事化管理。

高师随后的发展历史精准地攫住了时代精神，其命运取决于政治体制。1814年波旁王朝复辟，高师再度被怀疑是煽动“造反精神”的“自由主义巢穴”，并再次遭到压制。随着1830年七月革命爆发，它迅速振兴，但没得到第二帝国的信任。教育部长希波利特·福图尔(Hippolyte Fortoul)计划“降低该校知识教养的程度”，并乘机使其哲学瓦解为逻辑学，使历史教学消失、图书馆时间缩短，并安排政府间谍进课堂。不出所料，巴黎高师再次沉寂。

1848年，高师大多数人加入国民自卫军，反对革命事业；他们并不一定热衷革命政治，却通过颠覆正统观点、藐视约束制度和镇压手段，一再体现出共和主义精神。最重要的是，他们坚持知识独立的原则，高师人吉恩·吉劳杜(Jean Giraudoux)称其为“特殊而又澎湃的个体生命”。巴黎高师沿革出一套含蓄的道德判断准则，确实卓有成效，仿佛“在地球上首度出现”。这便是预期的“高师”，充满希望。因此，虽然高师人不常遭左翼人士憎恨，却总是政府右翼的眼中钉。高师人还频频出色地回应19世纪法国严重的道德危机，尤其是在19世纪90年代的德雷福斯(Dreyfus)事件中。

高师培养出一大批杰出人物，例如19世纪30年代的米舍莱(Michelet)、库辛(Cousin)和巴斯德(Pasteur), 70年代的柏格森(Bergson)和饶勒斯(Jaurès),80年代的杜尔凯姆(Durkheim)，和90年代的莱昂·布鲁姆(Léon Blum)和查尔斯·贝矶(Charles Péguy)。现代高师最卓尔不群的人物，一位是吕西安·赫尔(Lucien Herr)，他通晓多语、博学多才，是个立场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也是高师杰出的图书馆馆长。正是赫尔代表德雷福斯，跳上自行车，唤醒高师人的良知。赫尔对贝克特所熟悉的那个高师产生了深刻影响，至贝克特到高师的两年前去世。另一位是厄内斯特·拉维斯(Ernest Lavisse)。在拉维斯的领导下(1904—1919)，高师精神向无政府主义方向发展，崇尚自由无纪。20世纪20年代，高师人会深夜游荡在屋顶，穿着睡衣出去喝酒，在鱼塘里晃着脚，或蹲在戈贝林大街(Avenue des Gobelins)只需三法郎的影院里看巴斯特·基顿(Buster Keaton)和哈罗德·劳埃德(Harold Lloyd)的电影。贝克特在《梦中佳人至庸女》里就捕捉了一些巴黎的场景，瓦格纳的追随者利博尔(Liebert)穿着运动裤去看《瓦尔基里》(Die Walküre)，结果被拒绝入场：“回去，换掉你那条骑自行车的运动裤。”（DFMW，第37页）因此，巴黎高师也吸引旷世奇才。安德烈·莫洛亚(André Maurois)、雷内·克莱尔(René Clair)和特里斯唐·查拉(Tristan Tzara)都曾赴高师访问。高师尤其强调智识发展不受约束，如其所是，忠于自身。

的确，在20世纪20年代，尽管遭受破坏，但巴黎高师总的来说仍是一个“辉煌且富有生机”的机构。在这十年里，阿隆(Raymond Aron)、保罗·尼赞(Paul Nizan)、萨特、梅洛-庞蒂、西蒙娜·韦伊(Simone Weil)、阿尔伯特·洛特芒(Albert Lautman)和让·卡瓦耶斯都曾在此就读。再加上后来者的名字，高师荣誉知识分子的名单更惊人：塞泽尔(AiméFernand David Césaire)、列维-布留尔(Lucien Lévy-Bruhl)、阿尔都塞(Althusser)、福柯、德里达(Derrida)、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等等。这份名单虽不详尽，但足以使其他机构的同类名单相形见绌。以英语为母语的贝克特研究者有时会淡化高师之于贝克特人生的重要意义。高师人可不这么认为，他们常称贝克特也是其中一员，不应忽视。由于法语母语研究者和英语母语研究者都各有权威，两者之间的矛盾，本身就透露出贝克特及其作品的重要之处。

高师精英们非常重视举世闻名的高师精神(esprit normalien)，尤其对自己幽默的人生观引以为豪。高师人热衷对立，将习惯性（且滑稽）的不连贯视为美德。例如，1926年入党前，保罗·尼赞曾设法同时成为极端保守的教会卫士、忠诚的共产主义者、花花公子和先锋派，多重身份兼得。高师精神尤其体现在戏谑(canular)里，且被煞费苦心地设计成为诙谐、讽刺和玩笑。阿兰·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认为“戏谑”就是高师本身的“独特象征”。那些戏谑可以像庞大固埃一样粗野，也可以像于布王一样怪诞。它们在似是而非和极端矛盾里狂欢作乐，从荒谬里挖出意义，在老朽中享受，从贫穷和污秽里获得知识财富。它们还故意耍诈。最成功的戏谑实际上和严肃的智力活动无异；又或者，正儿八经的忧虑也可变成戏谑。布尔巴基(Bourbaki)最终成为主流数学家群体的一个能指，但它最初只不过是一个留着胡子的神秘人物的名字，某天他出现在课堂，用一个纯属捏造的研究蛊惑了一群倒霉的新生。20世纪20年代高师就像卡罗尔式(Carrillian)仙境，在那里，学问几乎离不开调皮的双关，知识话语的恶搞版本可能反而先于它的严肃版本。

然而，高师人的自我形象也有正襟肃然的一面，几乎是戏谑幽默的反面，一旦触及道德界限，便凛然不可动摇。弗朗索瓦·普鲁斯特(Françoise Proust)称之为“花岗岩尖”，指一个人坚定且决不让步之处。它涉及理智原则，要求严格甚至极端一致，吕西安·赫尔和德雷福斯事件的当事人就是典型一例，高师人[二战中]“艰苦卓绝的抵抗运动”又是一例。诚然，高师也曾有人通敌，有其右翼分子；但左翼和自由主义高师人才使其声誉更加卓著。他们孜孜不倦地追求事业，常常毫不留情地羞辱官方文化，并由此威望见长。萨特的介入(engagement)概念即显然属于这一传统。

戏谑传统和“花岗岩尖”之间有一个共同点：两者都肯定知识分子的权力和自主性，都相信心灵能够战胜普通环境。罗伯特·布拉西亚克形容高师是一个令人惊讶的“诗意无政府状态”的避难所、“一部脆弱的自由杰作”。贝克特笔下的莫菲(Murphy)说，以事实为依据的方案也许能解决问题，但仍需“以实际情况为准”（MU，第101页），这听起来很接近高师这种文化，让·卡瓦耶斯从中意识到不接纳事实的重要性，“因为，毕竟，它们只不过是事实”。乔治·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认为高师奉献了一个精神的王国，而非现实王国。想法先于万物出现。贝克特也持如是观念，尽管以一种古怪荒诞的方式呈现，同样也是高师风范。

贝克特不太可能在高师和梅洛-庞蒂讨论现象学[尽管胡塞尔(Husserl)于1929年曾在巴黎讲学]，也不太可能在那与萨特倾谈，但总有未卜先知者能从中窥见第一批存在主义的微小的种子。如果贝克特与萨特有幸交流，他们更有可能谈论约翰·辛格(John Millington Synge)和詹姆斯·斯蒂芬斯(James Stephens)，因为萨特当时正如饥似渴地阅读二位的著作。尽管贝克特相当超脱，但他并非一个完全游曳在机构边缘的隐士。他有两位特别的朋友，乔治·佩洛森和让·波弗莱(Jean Beaufret)，在挑剔的高师圈子里，这两位都不是边缘人，常被写进回忆录。在高师时，贝克特不时探望佩洛森。1926年，贝克特在圣三一大学结识阿尔弗雷德·佩隆，之后成为亲密好友，佩隆率先向他介绍了高师文化的方方面面。（从上学起）佩隆就是尼赞和萨特的朋友，萨特还曾与佩隆的表亲暧昧。后来佩隆在贝克特的人生中扮演了一个严肃的角色，且最后落入阴郁的意义。

贝克特对欧陆哲学的兴趣始于高师，他在那儿孜孜好学。在《梦中佳人至庸女》的巴黎片段里，人物吕西安(Lucien)引用了高师一个经典的哲学观点，即莱布尼茨关于无限小的物质结构的描述。在贝克特的作品里，高师文化素材随处闪烁。在《等待戈多》里，幸运儿那荒唐得离谱的独白可能就归功于戏谑：脖子上拴着绳子的人肯定会重新戴上。充斥在贝克特作品里的“伪情侣”，在高师也随处可见，例如萨特和尼赞形影不离，大家改称他们尼特(Nitre)和萨赞(Sarzan)。高师人还有一套暗语，嗜好语言的贝克特自然也对它了如指掌。以法语单词“pot”为例，贝克特在《瓦特》(Watt)里曾反复使用这个词的英语形式，这个词在巴黎用法更加纷繁，以至于高师人自己都摸不着头脑。“clou”一词被用于《终局》两大主角之一命名，它是一个双关，也是高师俚语的一个关键词。高师人自称“cloutier”，意味着不值一文(“il ne vaut pas un clou”)。2高师人喜欢自嘲，但这也是一种智力上的优越感。年轻的贝克特在性格和文化上都有自卑倾向。这种性格后来形成一部作品，极微妙地解构自我，并以此闻名。真是受到了高师的耳濡目染。

最重要的是，戏谑的精神，其委婉却不被削弱的讽刺力度，对野蛮创造力的反向推进，都对贝克特尤为重要。在他的文学、哲学和文化经历中，几乎没有别的特征比戏谑更接近他那复杂、古怪、独有的讽刺精神。早在1931年，从巴黎回来后，他和佩洛森就在圣三一大学现代语言学会的年会演讲中表达对高师精神的怀旧之情。二位表演了高乃依《熙德》(Le Kid)中的滑稽一幕，《熙德》正是一部“智力的‘戏谑’之作”。然而，高师玩笑在圣三一大学并没受到普遍欢迎，罗德莫斯-布朗甚至被激怒。

就在这之前几个月，贝克特还给现代语言学会提交了一篇关于“向心主义(Le Concentrisme)”的论文，鲁比·科恩(Ruby Cohn)形容这篇论文明显带有“一种戏谑的高师范”（DI，第10页）。首先，它看上去是一个关于现代运动及其宣传的休闲短剧，取乐超现实主义的铺张和不连贯，并给出一连串令人多少有些困惑的定义。司汤达对小说有个经典定义，认为小说是在高速公路上滚行的一面镜子，贝克特笔下的让·迪·沙(Jean du Chas)则称“向心主义是楼梯上的一面棱镜”（DI，第41页）。文章里还有一些庞德式的激烈抨击，夹杂些许隐晦之意和艾略特的痕迹：“在高乃依的男仆的过度庇护下，但丁的最后一丝愤怒也变成了一个疲惫的耶稣会士嘴里吐出的唾沫……蒙田化名为贝德克尔(Baedeker)，上帝穿一件红色背心。”（DI，第39页）这篇论文略去广阔的文化史，尤其是19世纪的文化史，以一种漫不经心的宏大气魄，记刻某些现代主义人士的自我推崇。

然而，这篇文章并没有真正关注向心主义。首先，它更关心人们所推断的让·迪·沙的生活、思想和怪癖。其次，它的巴洛克风格和精巧形式都不是一个宣言应有的风格和形式。文章主要的文件来自一个不在场的第三方，文章开篇就提到，让·迪·沙曾在马赛的一个酒馆跟他打过交道，他把装有文件的包裹留给了让·迪·沙。不确定这封信的收信人和交文件的第三方是否是同一人。科恩称《向心主义》一文嘲弄“迂腐之气”或学术，这有一定道理（DI，第10页）, “把（让·迪·沙的）实质简化成了大学里的一阵嗝儿”（DI，第41页）。但这也有问题：这篇文章的形式不是一篇嘲弄的随笔，而是一个传记梗概；表达方式既不是学术性的，也不是学问性的。它比那些更像庞德：丰富、个性、多样、不卖弄学问，但杂乱无章。所以，这些材料的呈现也是现代主义风格：“向心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优雅的分层叙事，一种盒内有盒的结构，带有复杂的不确定性，就像纪德的《伪币制造者》(Les FauxMonnayeurs)。纪德在这篇文章里也被反复引用，让·迪·沙就有一本纪德式的日记。

将“向心主义”看作戏谑也并非易事：从本质上说，戏谑是一个骗局，它能蒙蔽人。贝克特似乎并没有刻意隐骗，现代语言学会里也没人上当。但有一种戏谑的张力力透纸背。首先，更复杂戏谑的典型特征是反讽形式倍增。在《向心主义》里，讽刺向内和向外双向转化。而且就像戏谑一样，这篇文章也以自相矛盾为乐。它似乎向纪德致敬，却又在文中随意驳回。它肆意挥洒，不加推理，漫溢着讽刺的意图，即使没有完全抛弃逻辑标准，却也表达出对之不以为然。这正是反讽的一种形式，至少自伊拉斯谟(Erasmus)以来就一直困扰着欧洲的传统。这种反讽没有根据，像一个陀螺在虚空中围绕自身旋转，戏谑讽刺亦是如此。因此，不论贝克特继承多少以斯威夫特和斯特恩(Sterne)为代表的英爱文学里那令人头晕目眩的讽刺传统，他也同样受到了高师人的影响。

还有第三个例子可以说明贝克特身上的戏谑风格：1930年6月，就在发表《向心主义》前不久，他推出一首诗作《腥象》(“Whoroscope”)，与《向心主义》一文两相呼应。他写这首诗是为参加一个比赛，由巴黎两位杰出的先锋派罗伯特·麦卡蒙和南希·库纳德(Nancy Cunard)发起。《腥象》一诗有效地将贝克特所熟悉的两种左岸文化联系了起来，实际上，贝克特充分利用了巴黎高师所能给予的东西来达到他的先锋目的。乍一看，《腥象》很像一件现代主义作品，例如它有一组尾注，意在解释诗中一些隐晦的典故，这不由得让人想起艾略特的《荒原》(“The Waste Land”)。此外，这首诗像一个笔记合集，主要由原始文本的碎片组成，尽管弱化了根本形式。在这首诗里，贝克特的创作手法与乔伊斯，或《诗章》(Cantos)里的庞德相似。

但正是这一点将该诗嵌进了一个现成的框架。《腥象》最后赢得比赛，然而哪怕这首诗在高师之外获得好评，其主要创作也是在高师内部完成的。马修·费尔德曼(Matthew Feldman)最近指出，贝克特借鉴了从巴黎高师图书馆，或从让·波弗莱那借来的素材。此外，这首诗的主题是笛卡尔的生平，换言之，它描述的是一位在高师文化中举足轻重的哲学家。当然，在20世纪20年代确立笛卡尔在高师的重要地位并不容易。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加布里埃尔·莫诺德(Gabriel Monod)、约瑟夫·贝迪尔(Joseph Bédier)和古斯塔夫·兰森(Gustave Lanson)合力使得笛卡尔传统在巴黎得到“正式认可”，并持续至20世纪20年代。萨特年轻时就是一个热烈的笛卡尔主义者。与此同时，笛卡尔传统的拥护者与帕斯卡情感力的捍卫者、柏格森反理性主义的倡导者之间一直针锋相对。不过，据罗伯特·史密斯(Robert Smith)所言，笛卡尔所坚持的“思想优先性和独立性”始终雄踞巴黎高师传统之核心，“贯穿整个第三共和国”。这主要得益于莱昂·布伦施维奇(Léon Brunschvicg)的作品，是他把笛卡尔主义奠定为新理想主义的根基，尤其在20世纪20年代。然而即使对待笛卡尔，高师人也惯常不敬。在《梦中佳人至庸女》一书里，吕西安说那些“笛卡尔抱怨伽利略”的故事“大多都是他自己编的”（DFMW，第47页）；用笛卡尔的词演唱“香颂”(chansons)也是当时流行的消遣。换句话说，笛卡尔也不能免于戏谑风气。

费尔德曼完美地粉碎了一个贝克特研究的传统，即惯于在贝克特作品里挖掘笛卡尔思想的深远影响。他令人信服地证明，贝克特对笛卡尔的认识很“粗浅”,“通常只找些概要性的二手材料”; 《腥象》毫无疑问是贝克特“用手头上的笛卡尔材料创作而来”。换句话说，在这首诗里，贝克特对笛卡尔的处理完全是历史性的。首先，和《向心主义》一样，这首诗创作于贝克特对短暂生命形式进行讽刺性思考的时期（这也附带地让任何对这两点都感兴趣的人试图写一首）。其次，它将自己定位在一个高度竞争的领域，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同代人竞争。因为，如果贝克特的诗在细节上大量引用笛卡尔文献，那么它也就从根本上背离了那些文献所关乎的笛卡尔哲学意义的更大命题。马哈菲曾写过一本关于笛卡尔的书，贝克特似乎在高师图书馆找到了它（可能早有所知）。虽然马哈菲不可能把笛卡尔变成一个新教徒，但他却把笛卡尔变成了现代性先锋，并将这种现代性与新教结合。反之，阿德里安·巴耶(Adrien Baillet)的经典之作《笛卡尔先生传》(Lavie de Monsieur Des-Cartes,1691)则将笛卡尔描述成一位善良、虔诚、积极的天主教徒——这本书虽然受到马哈菲的蔑视，但至今仍被朗西埃等人征引。此外，劳伦斯·哈维(Lawrence Harvey)认为笛卡尔的十二卷著作全集和查尔斯·亚当(Charles Adam)的传记都对《腥象》产生了一定影响1，但如果贝克特真读了那些书，那么他会发现另一个笛卡尔，更居于高师文化中心，并且更契合高师精神（他也因此更容易遇到），即是一位启蒙思想家、进步革命哲学家，同时也是现代科学的奠基人。

但贝克特笔下的笛卡尔并非如此。从表面上看，贝克特对弥撒(the Mass)不敬，这使他似乎最接近马哈菲的判断。但是笛卡尔在一首不怎么优美的著名诗歌里，实际上用最美的诗行唤起了但丁的上帝。对贝克特解读笛卡尔人生影响最大的并不是笛卡尔的文本，而是《尤利西斯》(Ulysses)里斯蒂芬·迪达勒斯(Stephen Dedalus)对莎士比亚人生的解读（二者两相呼应）。贝克特犀利揭开了笛卡尔的神秘面纱，正如斯蒂芬揭开莎士比亚的面纱一样。贝克特常常故意显露异端邪说，也和斯蒂芬一样。当标准的叙述把笛卡尔塑造成为一个“思想有力”的人时，贝克特笔下的笛卡尔的“诗传”却四处漫射，且以不连贯为特征。这首诗本身不是笛卡尔式，尤因其前后矛盾。当然了，这种关于笛卡尔，却又非笛卡尔的拼凑式创作，看上去就非常戏谑。

《腥象》里还有更意味深长的反讽。虽然巴耶、马哈菲和亚当对笛卡尔的理解各自成趣，但他们都认可笛卡尔的思想意义重大，具有厚重性和连贯性。相比之下，贝克特的重点却落在笛卡尔偏爱用“孵化八至十天”的蛋做成煎饼（CP，第5页）。得吹毛求疵才能找到其中的一致性和“相关性”，如果不是神经兮兮的话。不过，《腥象》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归谬法(reductio ad absurdum)，只为简化笛卡尔哲学的铁律。因为贝克特还说“孵化的蛋如梭子一般，梳理他经纱般的时光”（同上）：鸡蛋孵化隐喻笛卡尔的工作和生活的进展；同时也隐喻一个胚胎，甚至一个“夭折的雏鸡”（CP，第4页）。这首诗有其“花岗岩尖”，甚至是岩尖之尖，是一种执着的零度意志。在这首诗里，和在以后对海德格尔的改编中，贝克特关注着物之极限，一如生命起始之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