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耻辱：解放运动，锄奸行动，戴高乐，1944—1949

1941年，贝克特和苏桑娜回到巴黎，回到他们的旧居，那儿有被盖世太保搜查过的痕迹。贝克特以“恐怖(grim)”一词形容当时的巴黎。他给兄长发了一封明显带有贝克特风格的电报，告之“无法挪动暂时(IMPOSSIBLE to moVE AT PRESENT)”。他这样考虑合乎逻辑。如果他的个人情况不理想，巴黎的政治局势也好不到哪儿去。但贝克特还是想回爱尔兰，于是当年4月8日又从法国折返。英格兰招呼他的方式一如既往，移民官员没收了他的护照，陆军部要求他解释战时离开英国的原因。伦敦，满目疮痍。然而，返回爱尔兰后，他又格格不入，对故友避而不见。当他听到从毛特豪森集中营(Mauthausen)传来高师校友，也是抵抗运动战友阿尔弗雷德·佩隆的死讯后，他与周边人的疏离感更强了。不久，他准备再一次离开不列颠岛。

耐人寻味的是，尽管他毅然投奔法国，但他离开的情形却再次反映出一个盎格鲁-爱尔兰人在爱尔兰独立后的矛盾心理。在都柏林，他意识到爱尔兰人的富足与法国人的贫困形成鲜明对比。他说，“我的朋友们（意指法国男人和女人）在啃锯末和萝卜，整个爱尔兰却安然无恙”。他仿佛在重申自己于1939年发表的效忠宣言。爱尔兰战时的中立立场本对他无关痛痒，但他的下一步行动却与德·瓦勒拉统一了战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在胜利日的一次演讲中轻蔑地提到爱尔兰的中立。德·瓦勒拉自然不能容忍。他于1945年5月16日做出回应，许多爱尔兰人认为这是他在广播里表现得最好的一次。爱尔兰的使命如今降临了。德·瓦勒拉说：

吾国幸免于难，幸免于这场战争制造的盲目仇恨和刻骨积怨，吾辈应感激上帝，以基督徒的身份去弥合人类重创，竭尽吾国之所能。

贝克特不认为自己是爱尔兰总统的使者。他更不愿意向上帝致谢。尽管如此，8月初，他加入“爱尔兰人带来礼物”（CSP，第276页），即爱尔兰红十字会，前往法国圣洛。

法国人称圣洛为“废墟之都”，遍地残骸，超乎想象。“当然无任何住所”，贝克特的笔调简洁、阴冷，他笔下的许多角色很快也这么说话。然而，人类能在废墟中幸存，从地窖里逃出，在到处都是的泥浆里觅食。如果这让人想起爱尔兰历史上的某些场景，也不足为奇。贝克特一定亲历了一些恐怖事件，或至少目睹了它们造成的惨状。1946年6月，在为爱尔兰电台写的《废墟之都》(“The Capital of Ruins”)里，他提到经常因为砖石倒塌、孩子们玩雷管造成意外事故。他告诉麦格里维，红十字会优先考虑建一个性病诊所。因为至1945年，战争已使性传播疾病成为一个棘手问题，尤其因为卖淫和强奸。无论如何，圣洛这个地方让人再次认识或了解到，“在这个变得临时的宇宙里，‘临时’一词已不复如是”（CSP，第278页）。

《莫洛伊》里的莫朗说：“万物黑暗，但伴随纯然黑暗而来的，是一种巨大的肢解之后的镇静。”（TR，第111页）如果说1945年法国有何抚慰，那些抚慰也很快被事件冲淡。贝克特在圣洛一直待到1945年12月。然后回到巴黎。巴黎就是家。不可能对家感到疏远。贝克特之前就一直想从诺曼底返回巴黎。但自1944年8月同盟军以“霸王行动”解放巴黎以来，巴黎已变成一头特殊的野兽，法国也如此。解放后，法国很快展开锄奸行动。这个锄奸运动最臭名昭著的就是强行给被认为通敌的法国女性剃头。事实上，这个现象远比一张图片所能呈现的更漫长、更复杂。至少经历三个阶段。首先，也是最令人震惊的，那场包括剃头在内的野蛮清洗(épuration sauvage)激怒了法国男女，其中一些人勾结德国的行为并不比受害者少，但他们仍然报复那些他们所认为的通敌者，甚至凶残报复。法国维希的一些最可怕行径，也移至其对手手中妥善保管，如特殊法庭、拘留、告发、任意逮捕、贝当准军事部队所犯暴行，甚至酷刑。临时军事法庭开庭。通敌者被关押在维希当年关押法国犹太人的地方。普遍实行“大众正义”，可能意味着不经审判就执行死刑。受害者要么死在街上，要么死在自己家里，要么就死在动用私刑的暴民手中。萨特认为法国当时陷入了“中世纪虐待狂”的险境。

然而，在最初的野蛮清洗之后，继而出现的合法清洗(épuration legale)也完全不是恢复正义的典范。戴高乐成为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总统。早在1943年，戴高乐主义者就成立了一个锄奸委员会，为审判通敌叛国之徒制定法律。1944年，在法国还未制定新宪法，也未成立选举新议会之前，他们就设立了新的司法法庭。新法律规定极为严厉，著名历史学家罗伯特·阿隆(Robert Aron)认为，“这种独裁规定极少是由一个以自由为标志的政权来制定的”。负责制定这些规定的人尤其想简化前法国法院系统的制度和程序，以一名法官取代传统的三名法官，以六名陪审员取代十二名陪审员。与此同时，戴高乐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都利用法庭来达到政治目的。这注定制造司法闹剧，最骇人听闻的一例就是对赖伐尔的审判。赖伐尔的恶行难以辩护，但对他的审判也是一场猜谜游戏。在庭前审讯中，证人没有出庭；成箱的证据没有打开；部分宣读的声明甚至与赖伐尔无关；陪审员冲他大喊：“混蛋！”“你会挨一打子弹！”“两周后你就叫不出声了！”这场面太不光彩，以至于迫使至少一位犹太记者站到了赖伐尔一边。

其次，戴高乐主义者还发明了一个新概念，国民耻辱(indigniténationale)。他们希望这个概念能够涵盖以前尚未明确定为犯罪的通敌行为。这个概念不意指与敌人勾结，也不意指违反法律，在某些情况下，犯人只要发表过“诽谤性”言论即可定罪。国民耻辱概念宣称，重要的不是一个人在维希政权下做了什么，而是他应该做什么。其惩罚是国民降级(dégradation nationale)：羞辱，剥夺身份，宣告“无价值”。不幸的是，当时法国的政治和司法实践，以及许多法国男女的态度都明显缺乏原则感，而原则感本可以确保概念在道义上的公信力。当地民众和媒体频繁介入法庭诉讼程序，陪审团里人满为患。法官们的判决严酷，却不加区分，甚至不公正到骇人听闻的地步。就连身经百战的艾森豪威尔将军(General Eisenhower)都为之震惊。很难说国民降级究竟何以起止，除了像让·包兰(Jean Paulhan)这样让人闻风丧胆的十字军战士，很少有人能够超越它的判决。法国本国也为这一新耻辱而痛苦挣扎。

当然，到了第三个阶段，锄奸行动不再那么严酷。至1949年，法庭数量明显减少，法官们更倾向于缓刑或宽大处理。戴高乐等人发布了赦免和特赦令。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戴高乐主义者组建法庭时考虑不周。后来接受审判的贝当就与赖伐尔的命运不同。锄奸行动的受害者开始讲述他们的故事。当局审慎地恢复了其中一些人的名誉。1950年，法国恢复和保护公共服务联盟正式谴责战后法国政府，称它制造了一个史无前例的镇压机构，攻击言论自由，惩罚政治错误，抑制思想和集会自由，认可溯及既往的立法，还拒不承认犯罪意图原则。这既是对新近不法行为的清醒评估，也是事态好转的一个信号。当1951年和1953年大赦法案生效时，某些方面已经开始放宽。

但缓刑也可能不公，也许战后法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莫里斯·帕蓬。战争期间，帕蓬常与党卫军勾结，迫害吉伦特省(Gironde)的犹太人。戴高乐显然知晓。尽管帕蓬战后受到谴责，但他东山再起，最终又在吉斯卡尔·德斯坦(Giscard d'Estaing)的领导下升至预算部长。在锄奸行动后期，这种复出非常典型。篡改近代史也变得见怪不怪。贝当主义者又悄悄地在法国社会重新站稳了脚跟，新的拥护维希政权者(Neo-Vichyites)日益勃兴。前维希政府官员声称，他们一直保护法国和法国平民免于占领，免受纳粹政策迫害。他们甚至宣称，维希政府之所以没有立刻就把法国犹太人交给纳粹，是在尽其所能地保护他们。

然而，通敌叛国者并不是唯一忙着篡改现代史的人，英雄法国的战后神话首先要归功于戴高乐。在1944年8月25日的一次著名演说里，他淡化了同盟军对解放运动的介入，转而描述一个“在法国军队的帮助下，在英勇抗战的法国、唯一的法国、真正的法国、永恒的法国的全面帮助和支持下”，由法国人民自己解放的巴黎。他极力弱化维希政权的罪恶，尽管维希政府早以叛国罪判他死刑。戴高乐不得不承认“一些不幸的叛徒”投靠了敌人，但坚持认为抵抗运动是英勇的，大多数法国人都堪称“法国良民”，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解放自己。历史学家罗伯特·吉尔德(Robert Gildea)认为，这一信条的“神话力量”非凡，一直持续至戴高乐辞职下野（1946年）之后。将近四十年过去了，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仍然带着怒气引用戴高乐那句明显不属于贝克特风格的名言：“流泪的时代已结束，荣耀的时代回来了。”

杜拉斯认为，这句话就是“罪恶”。她写道：“我们永远不会原谅他。”戴高乐宣称“在道德领域，存在分歧的种子，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消除”。他最关心的是法国的统一，为此不惜牺牲历史的真相。戴高乐主义神话所服务的对象正是统一的原因，但戴高乐的意图最终弄巧成拙。至少，在成为一个官方故事之前，神话叙述势必首先产生更多分歧，虽然它本来意在消除分歧。国家和地方的媒体广泛提出关于正义、犯罪和惩罚的问题，并为之辩论，贝克特作为报纸读者，不可能对此毫无察觉。其他版本的近代史很快就开始与戴高乐主义者的叙述抗衡，有时甚至分裂。最重要的是，文学界也对戴高乐主义计划提出质疑，作家们不太可能克制异议，他们更可能去表达和促生异议。不过，戴高乐预见到了这一趋势。他很清楚作家的介入会产生多么重大的影响。他断称，有两类通敌叛国者不值得同情，也不应减刑，那就是军官和才华横溢的作家。

果然，通敌的律师、商人和报界巨头常常被忽略，或逍遥法外，作家却一再受到戴高乐主义法国的审判。黑名单上有蒙泰朗(Henry de Montherlant)、塞利纳和拉罗谢勒(Pierre Drieu La Rochelle)，还有季奥诺(Jean Giono)，尽管他曾帮助过犹太人和抵抗运动战士。鼓舞人心的出版商贝尔纳·格拉塞(Bernard Grasset)让全世界注意到了普鲁斯特、马尔罗(AndréMalraux)和莫里亚克，但这并没有使他免于因匿名举报而被指控通敌；1944年，相关法庭判定格拉塞有罪，这使他直到1950年才重新掌管自己的出版社。同时，通敌也在作家中引起了争议，其中包括萨特、波伏瓦、加缪、谷克多(Jean Cocteau)、瓦莱里和莫里亚克，从而使得“分歧的种子”愈加滋生和蔓延。让-路易·居尔蒂斯(Jean-Louis Corties)的《夜森林》(Les forêts de la nuit,1947)和让·杜图尔(Jean Dutourd)的《好黄油》(Au bon beurre,1952)等小说都探讨了维希统治下个人道德的问题，而马塞尔·艾梅(Marcel Aymé)的《天王星》(Uranus,1948)等小说则以批评或讽刺的眼光，审视法国共产主义者和抵抗运动英雄。如果非说贝克特在1944年至1949年之间对法国文学政治无动于衷，因此对他在1939年4月就强调“归属”，同年9月4号毅然返回，并随后决定为之效力的这个国家也无动于衷，那么贝克特在法语小说家里也太与众不同了一点。

贝克特对战后法国发生的许多糟事都了如指掌。他回到巴黎时，恐怖气氛正浓。在逮捕和清洗的标题下，《费加罗》(FIGARO)杂志每天公示即决审判和处决的名单与记录；《战斗》(Combat)或其他杂志也发布类似信息。有人声称，恐怖事件的发生是为了让这个国家“平静地愈合和重建”，贝克特清楚，这尤其讽刺。例如，在战争结束后不久创作的《世界与裤子：范费尔德兄弟的画》(“La peinture des van Velde ou le Monde et le Pantalon”)一文里，贝克特指出，虽然范·魏尔德(van Velde)的绘画似乎缺少大灾难后的必要的人性，但事实上，它所包含的人性，比“所有朝着神圣绵羊的幸福前进的祭司队伍”更丰富。他这么写显然是影射法国语境，影射过分的锄奸行动，尤其因为他提到这幅画将遭到乱石袭击（DI，第131—132页）。此外，他也意识到一种新的英雄主义崇拜。因参加抵抗运动，对解放做出贡献，他于1945年获得十字勋章。戴高乐亲自签署奖状，称他是“（一位）勇气卓绝的人”,“勇往直前地完成使命”。这显然不是贝克特自我评价的口吻。然而，这个充斥着英雄，忙着款待政治流亡者回乡的法国，却同时轻视或忽视被驱逐在外的劳工、战俘和犹太人。

贝克特已经在圣洛遭遇过一种新的法国沙文主义，那里的法国人只想得到爱尔兰物资，却不接纳爱尔兰人。在《废墟之都》中，他坚决反对戴高乐主义和佛朗哥中心主义，主张部分互惠的原则，尤其主张“结合本土与异乡的气质”，在爱尔兰和“不寻常却出了名的法国精神模式”之间“建立关联”。因为爱尔兰人痛苦背后的“命题”是“他们成为我们的方式，不是我们的方式，而我们成为他们的方式，也不是他们的方式”（CSP，第277页）。解放运动并没有迅速结束法国人含辛茹苦的生活，贝克特和苏桑娜也深陷其中。贝克特从圣洛返回巴黎时，巴黎黯淡无光，建筑昏暗，物资长期短缺。贝克特以前就从未为他所谓的贫穷苦恼，现在也对此云淡风轻。但法国正在经历的道德危机却是另一回事。1948年，在动笔写“三部曲”之前，他写信向麦格里维诉苦：“法国的新闻太令人沮丧，总之会让我沮丧。”并强调：“所有错误的事情，所有错误的方式。有时我很难感觉到这还是一个人曾经留恋的法国，是我至今仍留恋的法国。我指的并不是物质条件。”如果说贝克特所钟爱的法国似乎正面临消失的危险，部分原因是维希投下了深长的阴影。维希政府制定的许多限制在解放后仍然存续。“所有错误的事情”都在发生，不仅限于政治领域，甚至连法国生活中最亲密、最内部和最隐秘的领域也开始朽烂。怀疑四处蔓延，而且延伸至未来仍不休止，正如娜塔丽·萨洛特(Nathalie Sarraute)在小说里力证的那样。腐败盛行，大家对别人新近遭遇的苦难漠不关心。

这就是贝克特世界的特征。从1946年初到1950年1月，他把自己封闭起来，写了《梅西埃和卡米耶》(Mercier and Camier)、“四故事”（《初恋》《被驱逐的人》《镇静剂》和《结局》）,1947年5月起开始创作“三部曲”。他称这段时期“围困房间”。后来他也用战场来比喻，例如，他在马恩河(Marne)附近买了一所房子，形容自己在“马恩河上的泥坑”里与手头上的工作“苦苦搏斗”，或“沿着最后一段沟渠”向上爬。在《德国日记》里，他称自己的内心世界是“无人区”,“语言像枪一样在我的脑壳里轰鸣”(GD,31.10.36)。这些意象对于“三部曲”来说尤为重要。“三部曲”处处充斥着让人联想起现代战争及其恶果的词汇和画面：燃烧、爆炸、动乱、爬行、清除、救护车、靴子、拐杖、军粮、壁垒、哨岗、警卫室、住院、歼灭、断肢、截肢、漆黑一片、防空洞、森林里的暴力冲突、冲锋号、夜晚的哭喊、谋杀、杀戮、停电、失忆、灭绝、军团、退役军人、战争抚恤、残肢、征募、裹腿、毁容、尘埃云、溃烂的伤口、暴君、火山口、集体埋葬、纪念碑、厚大衣、回忆录、泥土、腐肉、被烧成焦堆或活火把的身体、伐根、脱臼，以及最重要的，废墟，“事物倾斜，一直滑落和崩溃”（TR，第40页）。“三部曲”的主人公都在平淡无奇，或支离破碎的地带磕磕绊绊地前进。

“三部曲”相当于贝克特20世纪40年代后期存货的一个草稿清单（但绝不仅限于此），它的确提供了一些零零碎碎的短语，塑造了一个生动、铺张、扣人心弦、令人难忘的战争故事。马龙说“大块乌黑的垂云，令人永生难忘”，横扫蔚蓝（TR，第198页）；无法称呼的人说“远处灯光低闪，从火焰中升起，向我袭来”（TR，第352页）; “小圆厅，无窗，却有枪孔”（TR，第320页）：一切都为以上叙事目的而调整。“三部曲”的故事背景里一再呈现战争受害者的惨状：“被活活烧死”, “四处乱窜”（TR，第370页）；马龙“剧烈头痛”（“我的脑袋。着火了，都是滚烫的油”, TR，第275页）；无法称呼的人“心脏已无知觉，神经从中撕裂，伴随着极度恐惧，如火燃烧”（TR，第352页）。马龙提到“世界的声音”已混合成为“一种绵绵不休的响亮的嗡嗡声”（TR，第207页），这使人想起炮弹的折磨。如果说莫洛伊、莫朗、马龙和无法称呼的人都被“不可名状的黑暗幽灵”（TR，第12页）包围，“一切都搞砸了，糟透了”（TR，第375页），那么这显然和近期历史、贝克特的个人经历有关，即使不是直接相关。

同样，“三部曲”里也留下抵抗运动和盖世太保的痕迹。密码、报告、安全地点、目标、任务、绞刑、拷问台、审讯人、秘密、特工、代号、殴打、监视、背叛、规定、牢房、夜间巡逻、相互戒备、恐吓同胞、“复仇行为”（TR，第131页）、亲属藏身处、被老鼠折磨、“窥视和窥探”（TR，第94页）、鬼鬼祟祟窃窃私语、秘密投毒、首领指示、“欺骗、下套、非议”和“抓斗”（TR，第362页）、戴着“重击一切”的手套（TR，第350页）、供认、供出名字或“管起来”（TR，第378页）、审计员“听那永远不会传来的呻吟”（TR，第371页）、忙着收集数据（就像贝克特为“格洛里亚”所做的那样）：以上都以某种形式在作品里出现。莫朗称自己是“忠诚的仆人……忠于一项不属于自己的事业”（TR，第132页），贝克特本人也如此。

更显著的是，“三部曲”里的很多内容都让人想起锄奸行动。20世纪40年代中期至末期，“三部曲”与文学、新闻之间的相似之处日益引起公众对净化监狱里残暴行径的广泛关注，虽然这些相似之处有待进一步推敲，但无疑确实存在。普遍说来，无法称呼的人生活在一个“你必须指责他人，罪犯不可或缺”的世界（TR，第415页）。一个人必须不惜代价让自己看上去天真无辜，就像《莫洛伊》里的“嗜血暴徒”，他们长着“雪白的胡须和天使般的小脸蛋”（TR，第33页）。无法称呼的人以惊人的洞察力透视这个世界：

我们愚蠢地互相控告，主人控告我，控告他们，控告自己，他们控告我，控告主人，控告自己，我控告他们，控告主人，控告我自己……我们一派天真，天真包罗一切，包罗所有错误、所有问题，天真终结了问题。（TR，第379页）

在整部“三部曲”里，难有段落比这一段更能引起共鸣。莫洛伊以一种不怎么老道的方式，痛斥那些“正义人士”和那些“和平卫士”，他们总是“张嘴乱吠，却吠得不合时宜”（TR，第35页）。马龙的世界充满追击和“报复”，甚至被“正义”追捕，受其威胁（TR，第195、276页）。莫朗将怒火发泄于“巡回法庭”（TR，第127页）。无法称呼的人将“代表”大会联想为迫害（TR，第315页）。

然而，正是莫洛伊，最生动地唤起了困扰法国至少十年之久的两个问题，即暴力和双重矛盾旧习：

早晨应该藏起来。他们醒来，精神抖擞，为了秩序，为了美丽，为了正义，他们大声疾呼，争取自己应得的东西。午后再来一轮，在宴会、典礼、庆祝、演讲之后……大多数情况下，夜间净化行动由专职人员负责。他们只做这个，大多数人不参与其中，全面考虑的话，他们更喜欢自己的暖床。睡眠才是神圣的，因此他们只在白天处以私刑。（TR，第67页）

不言而喻，这并非直接唤起历史，也并非再现历史。就像对战争和抵抗运动的引用一样重要的不仅有分散的意象和零星的语言，而且还有那些取代历史内容的意象和影射历史事实却闪烁其词的语言。隐晦性很关键，爱尔兰特性在人物身上零星、不可捉摸地呈现也很关键，这些都与历史材料保持着一定距离。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历史就像一堆碎瓦残骸散落在“三部曲”里，散落在书页里。有关的历史沉积物构成贝克特这一时期许多富有想象力的原始素材，“三部曲”展示了一种以（适当距离）去处理和改变历史素材的方式。但问题是，这种处理到底应涉及哪些内容。

“三部曲”里的人物本身就带有许多印记，如屈辱、堕落、羞耻、怀疑、残忍、自我麻醉、污浊过往、对压迫和不公正的痛苦认识等，这些都令战败后的法国蒙羞。因此，在某个精准的分隔点上，他们愤怒，他们爆发和控诉，他们陷入激烈的语无伦次，语气就像是法国战后的气氛，在诸如赖伐尔审判的笔录中具象化。这正是《无法称呼的人》所体现的情况，正义与语言的关系，在小说和审判里都很突出。然而，与无法称呼的人不同，赖伐尔决定不再继续，在结局早已盖棺定论的情况下保持沉默。“三部曲”里的人物都陷入了剧烈的自我折磨，与自己痛苦地争吵，既内化了法国本身的某种状况，同时起到隐喻和类比的作用。

在所有这些方面，“三部曲”似乎坚持了一种文化气质，戴高乐、其盟友和继任者都一心想着迅速清除这种气质。在这方面，贝克特与玛格丽特·杜拉斯相似，我们知道他赞同杜拉斯。“三部曲”里坚定的反英雄主义立场，表明作者坚决反对1944年后戴高乐主义者的法国民族精神，反对他们复兴和清理的主张，反对他们对近代历史的改写。如果说《莫洛伊》里的“人民”需要“在艰苦的劳作中得到鼓励，需要眼前只看到力量、勇气和欢乐”（TR，第25页），那么莫洛伊和贝克特都不会迎合这种需求。贝克特故意，有时还略带嘲讽地玩弄戴高乐主义者的语言和符号。马龙那自发的忠诚讽刺意味十足：

是的，这就是我喜爱自己的地方，反正，至少我可以说“Up the Republic! （起来吧，共和国！）”，或者说“Sweetheart! （亲爱的！）”，不用去想我是否得把舌头割掉，或顾左右而言他。对，我不用费脑筋，话前话后都不用再三考虑，我只需张嘴，让它自己去证明古老的故事。（TR，第236页）

莫朗则浮想联翩，想象自己被儿子用一条长长的绳子拖着，“就像加莱义民一样”（TR，第129页），他这是为法国英勇的民族主义树立了一个经典的标杆。莫洛伊那件像“一只细小横杠”的东西（TR，第63页），也不是不可捉摸，它是对洛林十字架(Cross of Lorraine)的轻微变体，也是对它的荒诞讽刺，是圣女贞德的另一象征—— 。1944年后，它的图案稍作改变，用作了自由法国军队和联合抵抗运动的标志，遍布法国各地，从旗帜到头盔上都有。法国喜剧作家皮埃尔·达克(Pierre Dac)曾告诉那些通敌者，至锄奸行动结束，他们将“什么都不是，只不过一小搓垃圾”。“大局已定。垃圾桶里”（DI，第131页）：这等于宣称，有些人根本不是真正的人类，即言下之意，人们可以把有问题的存在扔进垃圾桶。相反，贝克特却执意把笔下人物塑造成垃圾堆（或活在垃圾堆里的人）。他的兴趣是人类垃圾本身(per se)，而不是再生人类的原型。

最重要的是，在贝克特20世纪40年代的作品里，这个无法称呼的人似乎最坚决抵制戴高乐主义振奋人心的腔调，戴高乐主义那法国道貌岸然的官箴，无疑增强了他这一意识。无法称呼的人听到许多人振臂高呼：“他们告诉我，向我解释，跟我描述，这一切是什么，怎么样。还有人，在试图同化我之前，给我上了关于人的课。”（TR，第326页）那些值得质疑的声音想把无法称呼的人抬升层次，“引诱”他进入一种优越“状态”（TR，第363页）。因此，他们轮流确保“必须说大话”，并“粘上”无聊的话和废话（TR，第341页）。他们试图使他相信这是永恒的真理，虽然这些声音本身并不永恒。那套冠冕堂皇的人道主义修辞具有特殊的历史性：在战后复苏的头二三十年里，它是前交战国支离破碎的文化里的通行货。贝克特不会对此感到惊讶，他认为“瘟疫、里斯本或大规模宗教屠杀”与高尚情怀的诞生有着密切关系（DI，第131页）。他内心深潜的伏尔泰特质在此表露。像无法称呼的人一样，贝克特与那些声音斗争，经验主要来自戴高乐主义。在贝克特看来，戴高乐主义者的人道主义完全是感性、理智和勇气的多重失败。他们不断制造，且又重复着他们想要解决的问题，恐吓着重现当年的“犯罪现场”（TR，第318页）：

他们给我上了一堂堂关于爱和才智的课，这是最宝贵、最珍贵的。他们还教会我识数，甚至推理。那些废物迟早能派上用场，我不否认，但假如他们能让我安安静静地待着，那些用处就永远用不上。（TR，第300页）

大量无法弥补的损失被这种“复苏”情绪所掩盖。贝克特的战后作品充分体现出这一点。无法称呼的人说的话里有一种意识，那就是历史的破坏不易修复，即便能被修复，其破坏也无可挽回。

当然，用戴高乐的话来说，那些声音希望无法称呼的人忘记痛苦，或至少缓和痛苦。那些声音希望无法称呼的人与它们“交好”，并使其“同类”也“照单全收”（TR，第327、300页）。本着时代精神，他们首先希望无法称呼的人和解(reconciled)。也就是说，他们希望无法称呼的人“爱邻居，并保持理性”（TR，第338页）。他们希望无法称呼的人承认公正与和谐普遍存在。但无法称呼的人抗拒被拖到真、善、义的光明境地。他对任何形式的拔高都持有根深蒂固的强烈敌意：

啊，但那个不同意见的人低声咕哝，咕哝着被他们这种人道扼杀的东西，死刑犯微弱地喘息，被绞死和被折磨的人在地牢里腐烂，为庆祝被流放呻吟着，都要当心。（TR，第328页）

这一点忠实贝克特最深刻的灵感之一，同时也否定那些无情附给现代人的历史拯救方案的模式和基调。

与莫洛伊、莫朗和马龙一样，无法称呼的人也只是一个替罪羊，背负着别人都急于摆脱的罪恶意识。如果说勒内·基拉尔是替罪羊的理论大师，那么詹姆斯·弗雷泽(Sir James Frazer)就是替罪羊理论之集大成者。在两卷版《金枝》(The Golden Bough)中，尤其在“垂死的上帝(The Dying God)”和“替罪羊(The Scapegoat)”的内容里，弗雷泽告诉读者，许多部落都试图用新的形象来修饰历史上的邪恶标记，“用一种物质媒介，定期驱除有害物质”，以此“立刻消除一个民族沉积的悲痛”。例如在易洛魁部落(Iroquois)里，村庄里的人就到处去收集那些标记。替罪羊有时是神圣的苦行僧，就像《本生经》(Jataka)里写的一样，不过替罪羊给人的印象通常更忧郁。替罪羊可能生病、不健全、虚弱、怪诞或罪孽深重，“颓堕委靡”。某些部落尤其将“痛苦却必须承担的责任”强加给“一些可怜虫、社会弃儿、举步维艰的无名小卒”。值得注意的是，在“三部曲”里，人物可能是自愿充当替罪羊，“将危害他人的邪恶之力转嫁到自己身上”。

“三部曲”里的人物就像替罪羊一样扛起当代历史的重负。但作为替罪羊，贝克特不仅要他们承受痛苦，还让他们去工作。战后不久，法国《萨瓦抵抗报》的一位愤怒的记者就曾质问：“就算那些罪犯和叛徒都关得严严实实，可他们近在咫尺，我们怎么能活得不痛苦、不仇恨？”“三部曲”解答了这个问题，提出一个“共同生活”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设法解决”的概念。贝克特一直对“持续的炼狱过程”这一概念感兴趣（DI，第33页），并将它与乔伊斯对“人性恶循环”的处理联系起来（同上）。“三部曲”拒绝速战速决的方案，尤其在叙述手法上。作为回应当代法国的一个方式，它提倡用炼狱式的劳动来对抗净化。无法称呼的人说：“他们用他们的圈套把我拿下，在狂欢节里朝我扔石头。”（TR，第327页）这让人想起许多法耳玛科斯人，他们也被石头砸，就像《萨蒂利孔》(Satyricon)里的欧摩尔波斯(Eumolpus)一样。欧摩尔波斯贫困、聪明、无能，是“一个衣衫褴褛的家伙”、“一个冷酷的稻草人”。他因为重视语言和“最可爱的艺术”，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俗世界里（即尼禄统治的罗马）朗诵好诗，却因此被扔进神殿里被石头砸。无法称呼之人的审判可能部分源自1937年2月9日德累斯顿的判决，当时贝克特尽量避免在狂欢夜(Faschingsnacht)上惹麻烦(GD,9.2.37)。但我们很快就能从下文得知更多他在战后狂欢节上跌跌撞撞出场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