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垃圾清除：战争、抵抗运动、维希法国，1939—1944

1937年4月1日，贝克特从德国回到爱尔兰，继续生活，继续与母亲唇枪舌剑。他仍然漂泊不定，或用他自己的话说，“如今迅速堕落”。传闻在一次聚会上，他醉醺醺地从桌子底下爬出来，兀自缠着女服务员求欢。这传闻表现出他的精神状态。难怪他当时正读着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和叔本华的作品，前者是坚忍的禁欲派，后者是最悲观的哲学家，贝克特视叔本华为“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人之一”。反而对于爱尔兰，他毫无留恋之处。“连母亲都建议我离开这个国家”,“一了百了(une fois pour toutes)”。

最重要的是，他与爱尔兰当局和政府部门发生了两次冲突，导致最后与之决裂。第一次是由于贝克特又出车祸。虽然无人受伤，但爱尔兰警察指控他危险驾驶。贝克特反驳这一指控，称他最讨厌的动物“莫过于警方，这是[1922年后]爱尔兰的象征物，还带着官腔和无礼的盖尔式自满”。如果说这个偏见“确实带着福克斯罗克一致主义的痕迹”，那么在第二次冲突中，更加可以看出这位盎格鲁-爱尔兰人的忤逆(lèse-majesté)。哈利·辛克莱曾控告，戈加蒂在《沿着萨克维尔街而下》(As I Was Going Down Sackville Street)一书里，将他的祖父污蔑成一个放高利贷的人，因此对戈加蒂提起诽谤诉讼，而贝克特同意作为控方证人出庭。贝克特10月离开爱尔兰去巴黎，至11月开庭时返回。

贝克特有袒护辛克莱的理由，但他肯定比其他人更清楚其中真正的原因：乔伊斯认为戈加蒂是爱尔兰的主要叛国者之一。然而非常明显的是，贝克特推垮戈加蒂，不仅仅出于对乔伊斯或辛克莱的忠诚，而且还出于更重要的原因（由于辛克莱胜诉，戈加蒂不得不离开爱尔兰）：戈加蒂出身于天主教中产阶级家庭，他一表人才，拥有一幢乡间别墅和一辆劳斯莱斯（两样都赔进了这个官司里）。他曾支持爱尔兰自由邦，担任参议员，并在都柏林文坛崭露头角。他如冉冉上升的明星，而贝克特则黯淡下陨。广而论之，戈加蒂阶级的崛起与贝克特阶级的衰落成正比。在贝克特看来，本案显然有利于改善这种状况。但他不得不忍受辩护律师约翰·菲茨杰拉德(John Mary Fitzgerald)的无礼，这位律师粗鲁地嘲笑“来自巴黎的‘妓女和亵渎者’”，在他眼里，那意味着法国式无神论的堕落；贝克特得忍受他以讽刺的口吻朗读自己的《徒劳无益》，幸灾乐祸地谈论这本书得罪了爱尔兰的审查官。

如果说贝克特对自己扎根何处还存有一丝困惑，那么菲茨杰拉德彻底将这一丝困惑消灭了。从年底到二战爆发，贝克特开始转变阵地。他回到巴黎及巴黎文坛，回到了乔伊斯和先锋派身边。同时，他发现按照《新法兰西评论》(La 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的要求去写关于乔伊斯的文章非常困难。至次年1月初，当他和友人外出至巴黎第十四区时，他被一个一直痴缠他们的恶棍刺伤，进了医院。医院里，乔伊斯和其他友人对他关爱有加。探望者里有苏桑娜(Suzanne Deschevaux-Dumesnil)，一个有趣的女人，也是与共产党和社会良知为友的左派人士。贝克特在巴黎高师时就对她有所耳闻。出院后，他们走得更近了。那时一位美国的家族继承人，佩吉·古根海姆(Peggy Guggenheim)也向贝克特示好，让他似乎有点左右为难。但不论如何，贝克特都不会因财富和特权而做出选择。因此苏桑娜获胜，两人关系迅速升温。此后，她成为贝克特生命里最重要的女人。

贝克特难以放弃乔伊斯。相反，他不仅越来越钦佩这位伟大作家那深深的谦逊和自我克制，而且也越来越觉得他是一个平易可爱之人。1937年至1940年间，乔伊斯和苏桑娜代表贝克特人生中的两极，贝克特同时被这两极吸引。更清楚的是，乔伊斯对爱尔兰的认同，在这位年轻的盎格鲁-爱尔兰人身上未必奏效。贝克特开始用法语写诗，声称以后可能只用法语写诗。事后看来，这几乎是一个效忠宣言。他“在1938年至1939年间着力成为一名法国作家”。贝克特转用法语写作，用法语描述自己真实的历史处境，对他来说，直接的历史经验在语言中不断呈现，并作为语言本身呈现。同时他将自己托付给了苏桑娜。1939年4月18日，就在德·瓦勒拉在罗马面见墨索里尼两周后，也是爱尔兰下议院商议爱尔兰在欧洲事务中保持中立的十天后，贝克特写道：“如果战争爆发，我觉得很快即将爆发，我将听候这个国家的安排。”这里他指的是法国。所以二战开战伊始，他本来身在爱尔兰，却立刻动身前往巴黎。

二战于1939年9月爆发，1940年5月，希特勒开始入侵法国和欧洲低地国家。德国的闪电战(Blitzkrieg)极具摧毁力，法国6月22日迅速投降。对法国人来说，这场战争虽短却损失惨重，9万人死亡，近200万士兵被俘。如果说这场失败出乎意外，令国蒙羞，那么对于法国的德国占领区而言，恶况更甚。这个国家的制度分崩离析，德国国防军(Wehrmacht)接管法国北部，新法国政府则在未被侵占的南部维希成立，同时在北部和“自由区”拥有合法权。法国将领亨利·菲利浦·贝当(Marshal Philippe Pétain)获得新政府控制权，新政府自称“法兰西国(French State)”，而非“共和国(Republic)”；自称其反动纲领为“国民革命(National Revolution)”。与此同时，法国抵抗运动(French Resistance)开始反抗纳粹和维希政府(Vichy France)。戴高乐将军(Charles de Gaulle)在伦敦质疑维希政府和贝当领导地位的合法性，声称自己才是法国精神的化身。戴高乐的自由法国部队(Free French Forces)与英国军队联合，在法国殖民地展开战斗。他们加入同盟军，进入法国，并将抵抗武装并入法军内部。至1944年6月，维希政权解体，戴高乐宣布成立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

然而，1940年至1949年间，法国境况大不如前。贝克特批评研究的兴盛，恰逢一场现代法国历史研究革命，然而贝克特研究者们迄今仍未意识到这一点。工作与贝克特的作品联系起来，但在她写作的时候，却很难理解全部背景，也很难理解这一背景对理解贝克特及其职业生涯的意义。可参见Lois Gordon, The World of Samuel Beckett 1906—1946(New Haven and London,1996), pp.145—162." class="qqreader-footnote" src="https://www.daowen.com/attached/book/image/249035214/9ce375b2-8539-4439-97d6-f57c7224c7e4.png">“帕克斯顿革命”由美国著名学者罗伯特·帕克斯顿(Robert Paxton)发起，随后由莫里斯·拉吉斯弗斯(Maurice Rajsfus)、多米尼克·韦隆(Dominique Veillon)、亨利·鲁索(Henry Rousso)、罗德里克·科德沃德(Roderick Kedward)和皮埃尔·阿泽马(Pierre Azéma)等人续力，在过去二十年里，它对法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它触发法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审判，那就是对莫里斯·帕蓬(Maurice Papon)的审判，至1998年才结束，其中不少历史学家都为这场审判提供了佐证；结果令人震惊，法国前总统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于1995年正式承认，贝当领导的法兰西国曾支持纳粹“愚蠢的犯罪行为”，支持其针对犹太人的灭绝计划。帕克斯顿革命由此改变了一系列术语的含义[如维希、抵抗运动、抗德游击队(maquis)、戴高乐主义、协作等]，这些术语也定义了一段法国历史，正是在此期间，贝克特作为一名法语作家成名。我们只有把贝克特与那些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联系起来，才能真正了解他，比如1940年至1944年，他流浪在节节退败的法国，生存下来，直至40年代末；在法国四分五裂时，他创作了代表作“三部曲”。

对于纳粹占领法国，解放运动带来一种相对温和的解释，这种解释在20世纪50年代业已确立，“至70年代得到大众和学术界的支持”。如果说1945年之后，法国倾向于哀悼最近的历史，政治矛盾则迅速给哀悼画上一道休止符，那么事实证明那些政治矛盾不可逾越。由于理性无法解决矛盾，法国人开始诉诸神话。在这个神话故事里，维希政权时代被粉饰成为一个历史的插曲，在这个插曲中，法国被迫向一个滔天恶魔妥协；贝当则勇敢地保护国家，使国家免受比占领更悲惨的命运；然而，一小搓阴谋通敌者，尤其是总理皮埃尔·赖伐尔(Pierre Laval)背叛了他，并逐渐与纳粹合谋；除了少数阴谋集团和叛国者，法国民族始终团结一致，顽强敌视侵略，坚持抵抗。

帕克斯顿派历史学家打破了这个神话。对于法国的战败，维希政府归因为法兰西共和国的腐朽，尤其归因为20世纪30年代左派的人民阵线。维希自称其任务是复兴法国，尤其是镇压造成腐朽的所谓的“不洁因素”。如今已经很清楚，实际上，维希政府一再向德国人提供援助，比德国实际要求的还要多，特别是在驱逐法国犹太人和输送法国工人方面。维希甚至请求加入希特勒的“新秩序”(New Order)，但被希特勒本人拒绝。维希的政策造成严重分裂，事实上，法国早因被占领而四分五裂，这种裂痕一直存在于法国社会，延续至今。亨利·鲁索认为，被占领的法国实际上处于野蛮的“内战”状态，这种状态尤其体现在贝当准军事部队与共产党、抵抗军之间，却又不限于此。

然而，历史学家们也一再表明，那些旧的标签，如抵抗和通敌，它们并非定义同质的范畴，而是定义高度分化且相互矛盾的对象，例如有“维希主义抵抗派”。不少人在战争时期迅速改变效忠立场。有些历史学家甚至质疑被让玛丽·吉隆(Jean-Marie Guillon)称为“传奇”的抗德游击队的历史，质疑游走于山川森林间的武装抵抗（贝克特对这种抵抗也有所了解和体验），或提倡至少展开这些历史的错综复杂性。最近有一两位学者也开始质疑，一个完全由神话驱动的战后法国，这一概念本身是否有问题。尽管如此，维希的幽灵仍待彻底驱除。埃里克·科南(Eric Conan)和亨利·鲁索在合著中，借用德国历史学家埃米尔·诺尔特(Emil Nolte)的一句话，称维希绝非一个不幸的历史偏差，而如今幸运地被掩盖，相反，它是一段拒绝躺下，也拒绝死去的过去。

战争中，贝克特也在法国饱经风霜，经历了德国占领巴黎、法国抵抗运动、维希政权、抗德游击队、盟军登陆和解放运动。战争初期，他主动请愿去开救护车，但未能如愿。至6月初，德国国防军包抄马其诺防线，进攻巴黎。法国政府迁往图尔市(Tours)，贝克特和苏桑娜也随之开始逃亡，6月12日抵达维希。他们在博若莱酒店(Hótel Beaujolais)与乔伊斯一家会合。讽刺的是，这家酒店很快就被政府阁僚征用，阁僚里就有贝克特的老朋友乔治·佩洛森，他准备指挥维希的青年宣传活动。贝克特到达维希时，佩洛森已经在那儿，但他的极端观点意味着两人关系走向冷淡。和许多躲避侵略的人一样，贝克特和苏桑娜又从维希逃到图卢兹(Toulouse)。贝克特没有正式的国籍或身份证明，因此面临着“无限期拘留未登记外国人”的风险。于是他和苏桑娜又从图卢兹出发逃往波尔多(Bordeaux)，当晚上被困在暴雨肆虐的卡奥尔(Cahors)时，苏桑娜筋疲力尽，贝克特大哭一场。之后他们继续前往阿卡雄(Arcachon)。尽管有德国军队驻扎于此，但贝克特生活得相对无忧。然而此地始终不是他的归属和效忠所在，于是9月他和苏桑娜又返回了巴黎。

当然，一旦回到首都，他们又不得不忍受那令人意志消沉的生活，配给定量、资源匮乏，还有德国警察管控。贝克特的许多老友离开，再也没回来。但阿尔弗雷德·佩隆留了下来。佩隆将贝克特介绍给“格洛里亚SMH (Gloria SMH)”抵抗组织。依照贝克特的本性，他本应淡化抵抗工作，不重视它。但他毫不犹豫地加入了抵抗运动，部分原因是纳粹对待犹太人（包括越来越多巴黎犹太人）的方式令他震怒。此外，他这样做也出于对朋友的忠诚。重要的是，是高师人引介他加入这项抵抗工作。法国历史学家们一再强调，对佩隆这样的人来说，参加抵抗运动意味着“出于原则的承诺”，是一种信仰行为，是“没有任何好处的豪赌”，有违常理。但是，在这个意义上，著名的抵抗者(résistant)维涅里(Emmanuel d'Astier de la Vigerie)有一个正确的说法：“只有当一个人与环境格格不入，他才能成为一个抵抗者。”由知识分子转变为抵抗战士，他们为抵抗运动效力也是出于一种理性逻辑而做出的理智选择。对于高师人来说，这种逻辑从“花岗岩尖”演化而来，在这个岩尖上，无论一个人看上去多么荒谬，他深知自己绝不可能在道德上妥协。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那位伟大的高师人让·卡瓦耶斯，他被折磨、枪杀，1944年作为“无名5号”埋葬。贝克特与他的共同之处超出人们的想象。

这并不是说贝克特为“格洛里亚”做出了多么英勇的贡献。他的工作是处理特工提供的情报，将其整理、翻译，微缩后发给伦敦。最终，就像让·卡瓦耶斯一样，“格洛里亚”也遭出卖，叛徒成为贝克特传记里的大恶棍，即牧师兼大魔头罗伯特·阿莱什(Robert Alesch)。贝克特和苏桑娜侥幸逃脱盖世太保的追捕。可惜其他人，包括阿尔弗雷德·佩隆，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贝克特和苏桑娜躲进巴黎，物力维艰。一位犹太朋友自杀了。他们与娜塔丽·萨洛特(Nathalie Sarraute)一起逃到巴黎郊外寻求庇护，贝克特与萨洛特的关系非常具有萨洛特的特质，充满了紧张和半压抑的厌恶。他和苏桑娜又逃往“自由区”，随后到达维希，但贝克特拿着外国护照，又无有效旅行证件，这又使他们如蹈水火。

最后，他们到达沃克卢兹的鲁西永(Roussillon)，离阿维尼翁(Avignon)不远。鲁西永未被德军占领，但附近有不少德国人，对于一个前抵抗运动者来说并不安全。虽不是犹太人，但贝克特和苏桑娜常被误认为是，这也让他们危在旦夕。他们行踪隐蔽，结交当地朋友，像当地人一样为食物和衣服发愁，特别是鞋子。他们在农场干活，挖土豆，尽可能打听维希政权和战争的消息，并想方设法避开德国的巡逻队。他们从未真正逃离出这个背叛、告发和武装暴力盛行的世界。在此期间，贝克特创作了小说《瓦特》。1944年5月，他再次加入法国自由部队，与当地抗德游击队并肩作战。至8月，美国人终于解放了这个村庄。

1948年末至1949年初，贝克特用法语写成《等待戈多》，在这部代表作里，他提炼并融入了自己的战争经历。多米尼克·韦隆的研究表明，在维希统治下，等待这种经验既普遍，又意义重大。在法国战争时期，人们无休止地等待，等着营养供给，等着降落伞投落。对参与抵抗运动的人来说，等待(attente)就是他们世界的一部分，也是他们日常生活里一个不变的特征，贝克特对此再熟悉不过了。但是，等待者(attendant)一词也引起一种被称为观望主义(attentisme)的态度。这个词在维希法国司空见惯。在贝克特最早的巴黎观众里，不少人都知道它。

对于德军的占领，维希文化里有各色立场，支持、默许和抵抗的程度都大不相同。观望主义特指其中一种。它是一种态度，来自那些既不相信“贝当实验”可行，又推脱着不肯立即投入战场的人。它拖延着，不做任何关键决定，直到局势“自行明朗”为止。观望主义者认为法国应等待“重新投入战争”的正确时机。实际上，这意味着坐以待毙，直到美国人在战争中赢得先机。观望主义也有不同类型，从轻度通敌到犬儒主义不一而足，那些人意识到，一旦同盟军登陆，不与维希扯上关系便要付出代价。这个词还特指抵抗运动内部禁欲式的迟疑不决的态度：因此，历史学家们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抗德游击队传奇。观望主义里有一种特殊的含糊性，还有一种特殊的倾向。帕克斯顿认为，这可能就是大多数法国男女在维希政府统治下的处世哲学。在知识分子、激进派和反法西斯主义者看来，这至少是除抵抗运动之外，最不令人反感的立场。维希政府则对此深恶痛绝。

其中一个原因是，观望主义蔑视维希的意识形态，如果不说是强烈反对的话。它代表维希社会中顽固守旧、富有弹性的普通阶层，对贝当主义(Petainism)实施的报复。因为维希政府呼吁法国道德复兴，采取的行动包括禁止堕落的现代艺术（如爵士乐）、偶尔焚书，并涉及一个关于“（某）种族身体发育和道德复兴”的重要计划。维希政府以推广青年运动、集体活动、体育教育和户外运动闻名。其目的是提高法国人，尤其是法国年轻人的道德素质，增强团结、纪律、等级观念和团体意识。前文提及，维希政权最想做的是清除那些蔓延全国、有损法国士气的“不洁因素”，其中主要“杂质”就是犹太人、移民(métèques)、共济会成员、共产主义者、吉普赛人和同性恋，总之就是各种真正的和“内部的”异类，比如贝克特。维希政府不遗余力地拘留或驱逐这些“杂质”，其中贫民和无国籍者最可能被关进集中营。

在这一方面，亚历克西·卡雷尔(Alexis Carrel)的恶毒形象显得尤为突出。卡雷尔是诺贝尔奖得主，是名流，也是法国人类问题研究基金会主席。该基金会由维希政府于1941年11月设立，通过“对人类进行科学实验”来研究、保护、改善和发展法国人口。卡雷尔是个优生学家，他致力于对抗他所认为的法国民族的有机衰退，力荐通过优生手段来进行干预。在他看来，对那些患有先天精神错乱、躁郁、抑郁、遗传癫痫、失明或其他严重缺陷的人，有必要进行自愿或强制性绝育或监禁。卡雷尔甚至提倡用毒气室来清除人类“劣等血统”。他激赏德国政府处理罪犯、患有精神缺陷或其他疾病之人的措施，主张一旦这些堕落的生命形式被证明“危险”，就应该立即对其进行“镇压”。大学图书馆亚历克西·卡雷尔论文里，Box 70；引自Andrés Horacio Reggiani,“Alexis Carrel, The Unknown:Eugenics and Population Research Under Vichy”,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XXV (2002), pp.331—356(p.349).参见他的专题论文：God's Eugenicist:Alexis Carrel and the Sociobiography of Decline(Oxford and New York,2006)，由赫尔曼·勒博威克斯(Herman Lebovics)撰写前言。" class="qqreader-footnote" src="https://www.daowen.com/attached/book/image/249035214/7b320e71-f0d3-437c-a895-56155e186a4a.png">他还提倡对农民和移民进行人类学研究（这些人被归为“可取”或“不可取”两类），以确定最利于法国的种族特性。

贝克特意识到了维希政策的不公，也许也意识到了卡雷尔的不公，这一点可以清楚地从《等待戈多》里幸运儿的著名独白里判别出来。批评家们常把这段话解读为荒诞主义的样板，但其实它以严格的道德逻辑为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对维希意识形态的一种反证。独白以空洞理论或伪科学的知识话语、文化“进步”话语作为主要参照。那些话语明显带有维希痕迹：幸运儿提到“体育训练的身体素质”（E AG，第38页）、“增强”和“清除”（同上），这些都是卡雷尔基金会的主要术语。同样，幸运儿所说的“垃圾清除”也意味着消除社会垃圾和身体垃圾（同上）。虽然幸运儿唠唠叨叨的废话很滑稽，甚至很讽刺，但这也坚定说明，那些维希政府的拥护者、优生学者的论述，往好了说是无关痛痒，往坏了说则是对残疾、缺陷、患病人士的毒害。实际上，这段独白是为贫困人类辩护，或用阿甘本的话说，是为“赤裸生命(bare life)”辩护。

帕克斯顿革命的历史学家提供了关于维希法国的另一种描述，它深受创伤，既因战败，也因自身政策。1942年，画家让·巴赞(Jean Bazaine)说：“剩下的就是人类去对抗生活。”韦隆说“一切受到质疑”。让-皮埃尔·里乌(Jean-Pierre Rioux)形容战时的法国文化充满“苦难与贫困”“流浪与漂泊”以及“显而易见的悲剧和破灭的希望”——但也有意想不到的思想自由。玛乔丽·帕洛夫(Marjorie Perloff)明确指出，贝克特的故事正是关于这种情形。但对于许多同时代的法国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贝克特的戏剧准确地捕捉到了这一点。韦隆表明，《等待戈多》根植于维希统治下的生活。当时报纸上刊登破落资产阶级的漫画，看起来就像流浪汉。所有寒冷，鞋袜，“人间食粮”，残羹剩物，肉，对被驱逐者犯下的暴力、限制或禁止出行的关注；对“琐碎事实”的痴迷；以及“陷入日常平庸”的经历，这些在维希生活里习以为常的方方面面，统统被贝克特写进剧里，就像贝克特和苏桑娜自己的生活一样。专横、残暴的权力也任意妄为，如剧中波卓(Pozzo)和幸运儿的关系。贝克特将这部剧置于一个特定的、剥夺了历史的具体经历里。

更重要的是，该剧拒绝超越具体经历。它坚持自身意义，而非坚持一个破落的积极性的话语。它并不提供一个优越的视角，也不试图弥补被剥夺的经历。贝克特笔下的那些凄凉、丰富、意味深长的笑，与崩溃、无能的生灵，耗至微弱能力极限的生命以及各种各样的枯竭形式，产生了深深的共鸣。这部剧取笑无能和“不洁元素”的根本缺陷，抗拒利用无用之物——这就是政治道德家，如布莱希特(Brecht)，质疑它的原因。赏玩零度的观点和意图，把平凡的无用变成一个丰富的取乐来源，这是《等待戈多》履行的一个最神圣的艺术功能。但滑稽或讽刺的是，这部剧也同样持观望态度。尽管贝克特本人参与了抵抗运动，但在《等待戈多》里，他故意不去超越观望主义（这似乎与他视自己的工作为毫无意义的抵抗同理）。这种态度显然与他在鲁西永的经历有关。《等待戈多》是一种激烈的反驳，针对维希意识形态里那些夸张、一本正经、空洞恶毒的话语。

但糟糕的是，它也抵触了另一种驱动力。最后，这部戏剧里涉及的疑点就不仅仅是维希政府的原因了。贝克特在戴高乐必胜主义的浮夸氛围里创作这部戏剧，他强烈反对介入道德，也强烈反对文化清洗，反对对所谓的通敌者进行自以为是的、报复性的迫害。法国决心摆脱耻辱，从而迅速患上历史健忘症。同时，卡雷尔的基金会摇身一变，变成资金充裕的国家人口研究所，继续推进某些工作，至今仍然存在。若想理解这些历史背景，把握贝克特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作品，并将后者当作对前者的回应，我们需要回溯来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