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在第三帝国时的忧郁：德国，1936—1937

至1936年底，贝克特几乎被自己的困境吞噬。他完成了《莫菲》，但这本书很快就被查托&温都斯书局(Chatto & Windus)和海尼曼(Heinemann)出版公司拒稿。三十而立，母亲一直对他的前途呶呶不休。他曾考虑在哥哥弗兰克经营的家族企业里就职，却同时沉溺在一两个极其不切实际的幻想里：写信给谢尔盖·爱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咨询是否可以随其在莫斯科国家电影学院(State Institute of Cinematography)深造；甚至还冒出做飞行员的想法。当时他的运气还不错，拿到一份《都柏林杂志》(Dublin Magazine)编辑的工作，尽管对路，他却拒绝了那份工作。他曾与青梅竹马的玛丽·曼宁(Mary Manning)交往，后来曼宁另婚，定居波士顿。当她返乡时，贝克特决定逃脱窘境，离开都柏林去了德国。

因为佩吉·辛克莱的关系，贝克特对德国文化和德语并不陌生。1928年，他去维也纳南部的拉克森堡(Laxenburg)，佩吉正在那里上课并打算待上几周。两人曾于1928年至1929年交往，其间，辛克莱一家住在德国卡塞尔(Kassel)，贝克特也曾造访几次。离开圣三一大学后，虽已与佩吉分手，但贝克特还于1931年圣诞节前往卡塞尔看望辛克莱一家。这一切都在《梦中佳人至庸女》里留下踪影，该书被称为贝克特最具日耳曼风格的作品，有大量“德语碎片”和德国碎片，显然早已在他的脑海里“上演”（DFMW，第191页）。然而，1936年贝克特没有去德国中部的黑森州，而是去了举目无亲的德国北部。1936年10月2日，他落脚汉堡。此后，他的行迹布及吕贝克(Lubeck)、吕内堡(Luneburg)、汉诺威(Hanover)、不伦瑞克(Brunswick)、希尔德斯海姆(Hildesheim)、柏林、哈雷(Halle)、魏玛(Weimar)、埃尔福特(Erfurt)、瑙姆堡(Naumburg)、莱比锡(Leipzig)、德累斯顿(Dresden)、皮尔尼茨(Pillnitz)、麦森(Meissen)、弗莱堡(Freiberg)、班贝克(Bamberg)、维尔茨堡(Wurzburg)、纽伦堡(Nuremberg)、雷根斯堡(Regensburg)和慕尼黑(Munich)，他还一直随身带着一本德国日记。

至1936年，德国已经面目全非。希特勒和纳粹党于1933年上台执政，上台后立即实施新闻审查制度，严禁公民自由。1936年底，他们在达濠(Dachau)建第一个集中营，解散工会，还公开焚烧非德语书籍。新德国来势汹汹。对许多人来说，事态的发展方向非常显而易见。1935年，德国前参谋长、前国会议员、希特勒盟友埃里希·鲁登多夫(Erich Ludendorff)出版了《总体战》(Total War)，一举推翻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同年，德国违抗《凡尔赛条约》，单方面退出国际联盟和裁军谈判会，并实行全民军事训练，形势危如累卵。他们还发动“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推动“德奥合并”(Anschluss)，并派德军侵占苏台德区，这一切都发生在1938年这一年中。贝克特自然意识到了这一切。

1933年，纳粹统治初期，警察在柏林一个犹太人聚居区围捕共产主义者和不受欢迎的外族人士。

日常秩序都是一体化(Gleichshaltung)，每个人都必须“排好队”。德国陷入一场大规模的统一浪潮，并对那些被认为在种族、精神或身体上有缺陷的公民实施惩罚。纳粹其实早在1933年就出台了一项针对残疾人的绝育法，并于1934年成立种族政策机构。1935年9月15日，纳粹甚至颁布《纽伦堡法案》(Nuremberg Laws)。其中第一项就是《保护德国血统和德国荣誉法》，禁止德国人与犹太人结婚或有婚外性行为。另一项是《帝国公民权法》，褫夺那些被认为不具德意志血统之人的德国公民权。1933年之后，纳粹想方设法清理左翼媒体，并逐步清理犹太人、共产党人，有时甚至还清理行政机构、医疗机构、大学校园、市政机关、教会和其他行业、社会和文化组织里的自由派反对者。最糟糕的是，至1936年，党卫队首领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已完全控制德国警察。

迪尔德丽·拜尔(Deirdre Bair)认为，遭遇纳粹德国，贝克特非常震惊。他对时局并非心中无数。那些日记反复透露，他要么早就厌恶纳粹，要么一经接触就对纳粹主义深恶痛绝。他无疑从早期德国经历中学到很多；从辛克莱一家也学到了很多，辛克莱一家回爱尔兰，部分原因就是威廉·辛克莱的犹太身份；贝克特还喜欢读报，从报纸新闻里也获得不少资讯。他定期在家读《爱尔兰时报》(Irish Times)，还在不同时间翻看各种德国报纸杂志，如《德意志帝国报》(Reichszeitung der Deutschen Erzieher)、《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Zeitung)、《汉堡报》(Hamburger Tageblatt)、《柏林报》(Berliner Tageblatt)、《谐趣报》(Lustige Blätter)、 《德累斯顿报》(Dresdner Nachrichten)、《莱比锡报》(Leipziger Nachrichten)、《德累斯顿日报》(Dresdner Anzeiger)、《班贝格人民报》(Bamberger Volksblatt)，甚至纳粹的《民族观察报》(Volkischer Beobachter)。到1937年2月底，他开始在日记里强调自己频繁听到党派路线(GD,24.2.37)。

贝克特并没有完全从他所目见耳闻的畸形社会“撤退”到艺术中去，尽管在德国的大量时间，他都沉浸在绘画和文学里。同时，他强调自己对明确的社会或政治的批评艺术不感兴趣(GD,28.12.36)。对于渴望对当代德国进行贝克特式深沉剖析的知识分子来说，这些日记难免令人沮丧。贝克特鲜少评论德国局势。对于那些渴望在贝克特对德国的反应里找到一种深思熟虑又条理清晰的美学的人来说，那些日记同样会令他们失望。日记里的文艺评论和论纲，只不过零星、散乱地出现。日记本身所关注的，实际上是比那些措辞更具体，在某种程度上也更晦涩的经历。贝克特对纳粹德国的反应往往既发自肺腑，又深思熟虑，频繁表现出动荡不安的激烈情绪，即使在某些方面有所抑制。

偶尔，贝克特也对德国产生一些奇怪想法。他甚至同意阿克塞尔·考恩(Axel Kaun)的观点，认为戈培尔(P.J.Goebbels)才是那场运动(Bewegung)真正的罪魁祸首，而希特勒和戈林(H. Goeriring)只不过是感伤主义者(GD,19.1.37)。但他没被德国“搞糊涂”，并不犯傻。他对新德国的人生观(Lebensanschauung)极为敏感。他经常遇到这种人生观，例如和服务员闲聊时(GD,24.1.37, 28.1.37)。他通过细节把握新德国的脉搏。例如，他敏感意识到新文化里有一些粗鲁的男性气概：军乐队(GD, 14.2.37)、酒吧和教堂里成群结队的士兵(GD,22.2.37, 4.3.37)。他在啤酒屋和别的地方没完没了地听到向希特勒致敬的声音（嘿，希特勒）(GD,5.12.36)。他听到希特勒青年团(Hitlerjugend)在狂欢，就在贝克特听到的三周前，该组织规定所有德国青年男子都必须加入(GD, 24.1.37)。

他不仅知道德国正在发生的事以及人们对此的普遍情绪，关于这场事件的特殊性，他也了解或学到不少。他很快明白，德国这是蓄谋发动战争。就在希特勒和戈培尔在寒冬赈济(Winterhilfswerk)上公开发表演说后不久，贝克特就凭直觉敏锐意识到了这一点(GD,6.10.36)。一触即发的战争如阴影一般笼罩日记，例如，贝克特推测战争将影响一位在汉堡的旅伴(GD,17.10.36)。在1936年纽伦堡党代会上，纳粹提出四年计划，贝克特曾两次在广播里听到希特勒和戈林提起这个计划(GD,28.10.36, 30.1.37)，是为了让德国军队和经济在几年内为战争做好准备。苏联共产主义的威胁只不过是德国重整军备的借口。贝克特在日记里记录，据说俄国军队可能在波兰边境集结(GD,16.11.36)，并带着不同程度的讽刺口吻评论德国所谓的“来自莫斯科的威胁”、相关的胶片(GD,11.10.36)和对莫斯科“犹太团体”的攻击(GD,24.10.36)。日记里，贝克特还对德国反布尔什维克的宣传(GD,1.11.36)和反俄情绪(GD,7.11.36)表示不满。贝克特甚至幽默地写道，他保存了一份“莫斯科威胁”的清单(GD, 1.11.36)。后来在《法兰克福日报》(Frankfurter Zeitung)上，他读到一篇为战争辩护的文章，竟称战争是促进历史进程的催化剂(GD,14.3.37)。11月25日，德国与日本签署《反共产国际协定》(anti-Comintern Pact)，贝克特从收音机里听到戈培尔宣布这个新闻(GD,25.11.36)，这使得“加速”更近。

希特勒新近宣称，德国人需要更多生存空间，更多食物和原材料，他们的目标是完全自足(Autarkie)，经济自给。贝克特听到一些支持这两个目标的标准观点：德国缺乏殖民地，特别是在《凡尔赛条约》后更受限制，而其他欧洲大国却并不匮乏，因此德国无法养活其人口；德国需要摆脱进口，建立独立于外国的国家货币(GD, 17.10.36)。1936年，党卫队国外德意志民族事务部(VOMI)成立，旨在维护国外德意志人权益。希特勒扩大魏玛共和国对德意志民族的定义，将其他国家的德国公民和德国居民都包括在民族内。这很快成为向东入侵的主要理由。贝克特清楚这一主题，尤其了解捷克斯洛伐克的种族构成(GD,19.1.37,7.3.37)。

抵达汉堡不足三天，贝克特就悲愤抨击纳粹对所谓不便人士的清除行动。他写道，汉堡的绳索大街(Reeperbahn)上找不到一个妓女，她们可能都被关起来了(GD,5.10.36)。1933年以来，纳粹一直清洗“反社会人士”或“无党派人士”，也就是那些不适应社会的人，其中包括乞丐、流浪汉、酒鬼和妓女。至1936年，这些人的处境变得尤其窘迫，因为1936年柏林奥运会隆重举行。这些仅在贝克特到达德国六周前结束。他始终对这一切代表的价值观嗤之以鼻，宁愿偏爱“基本的非英雄主义”(GD, 18.1.37)。在其后的作品，他为无能(Unfähigkeit)辩护，甚至为无能陶醉。无能概念成贝克特美学的关键，例如在《三个对话》(Three Dialogues)里便有关于“无能”的著名讨论（DI，第145页）。贝克特对无能的感觉无疑另有起源，但他1936年至1937年在德国的经历显然为他认同不幸的局外人的身份提供了关键的附加因素。他“格外关注”汉堡的分离派(Sezession)画家，认为他们是“1936年德国的敏锐见证者”，其中他尤其欣赏威廉·格林(Willem Grimm)，因其在1936年遭受不少人身攻击，似乎是一个闲混(verbummelt)、浪荡之徒，同时穷困潦倒(GD,24-25.11.36)。

去德国之前，贝克特就对纳粹的种族政策有所耳闻。日记则清楚表明，在德国期间，贝克特更详细了解了那些政策。1933年，阿尔弗雷德·罗森堡(Alfred Rosenberg)把北欧社会，即德国-北欧合作组织，置于纳粹的保护之下，逐步把北欧人民推入“大德意志帝国”。1936年9月13日，纳粹党宣布成立生命之泉(Lebensborn)机构，鼓励年轻未婚女性生育北欧孩子。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于1936年10月17日指出，“北欧”这个词有一种特殊的含义。仅十天之后，在汉堡的“北欧社会(Nordische Gesellschaft)”会议里，贝克特冷静回应一群说德语的斯堪的纳维亚人，表明对北欧种族优越主义的自觉厌恶(GD,27.10.36)。

最重要的是，贝克特非常清楚德国犹太人遭受的迫害。例如，他在日记中同情艺术史学家罗莎·夏皮尔(Rosa Schapire)无法发表作品或公开演讲，只因她不是纯粹的雅利安后裔(GD,15.11.36)；同情格雷琴·沃尔威尔(Gretchen Wohlwill)，汉堡分离派的犹太“之母”，她被视为德国文化不恰当的守护者(GD,21.11.36)。他亲耳听闻关于犹太人的故事(GD,23.2.37)，听到猛烈的反犹诽谤(GD,22.2.37)，并且听说犹太人因贸易问题大受谴责(GD,28.1.37)；亲眼目睹犹太商店外的照片和墙上不堪入目的反犹标语(GD,21.1.37,16.2.37)。熟人之间公开表达他们对犹太人的仇恨。例如，贝克特的柏林房东肯普特(Kempt)曾向他讲述自己反犹的历程(GD, 6.1.37)。贝克特知道种族污染(Rassenschande)一词，知道它在希特勒德国意味着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结合；他也知道第一部《纽伦堡法案》禁止非雅利安家庭雇佣45岁以下的雅利安妇女，因为害怕上述情况发生(GD,24.11.36)。1936年11月14日《德意志帝国公民法》(Reich Citizen Act)界定了种族混杂(Mischlinge)的类别，贝克特同样意识到了其中的种族排他性问题，和由此产生的争议(GD,29.3.37)。

他对纳粹德国的暴行做出种种反应。大约有两个月时间，他考虑写一部贴近可怜的第三帝国的作品，并称之为《忧郁者日记》(Journal of a Melancholic)(GD, 31.10.36)。这部作品似乎没有保存下来，但《德国日记》也可以此命名。他自己也意识到，这本日记是一个旷日持久的忧郁故事(GD,18.10.36)。诚然，日记有时被伊芙琳·格罗斯曼(Evelyne Grossman)所说的贝克特式的“忧郁的激情”吞噬，但就像贝克特生命的其他时刻一样，他的忧郁并不阻碍他反抗。事实上，两者密不可分。他通过非法途径拿到马克斯·索兰德(Max Sauerlandt)关于前三十年被禁艺术的记载，且收藏了在纳粹执政前出版的卡尔·海涅曼(Karl Heinemann)的德国文学史。他对关于德意志民族的历史叙述不屑一顾(GD,15.1.37)，对任何相信德意志特殊道路(Sonderweg)的人都深表怀疑（同上）。他厌恶一切关于德国特殊天命(Schicksal)的观念，也讨厌将德国人作为英雄，或关于德国英雄的描述。1937年1月15日，他向阿克塞尔·考恩明确表示：

我说，我对“统一”历史混乱不感兴趣，就像我对“澄清”个人混乱不感兴趣一样，我更没兴趣把引起混乱的非人的需求拟人化。我所需要的，只是一些鸡零狗碎之物，比如名字、日期、出生和死亡，因为这就是我所能知道的一切。(GD,15.1.37)

正如他在后来的日记里冷静补充的那样：（需要的）不是波浪，而是上面漂浮的软木(GD,20.1.37)，毕竟20世纪是上帝缺失的世纪，是神的意志和果断的行动力病恹恹失败的世纪。

如果说年轻的贝克特的天性里有死守铁律的意愿，那种意愿也不过只有一星半点。他不适应一体化(Gleichshal-tung)文化，性情也与之相左。这导致他一些不敬或不合时宜的言行，例如他建议，纳粹可创建一个由HH[即希特勒妓女(Hitlerhuren)]组成的骨干组织，与党卫军(SS)相配(GD,6.2.37)。他将希特勒《我的奋斗》(Mein Kampf)称为《他的奋斗》(Sein Krampf)，把四年计划(Vierjahresplan)称作“啤酒年计划”(Bierjahresp lan)。当他去听维尔纳·洛伦兹(Werner Lorenz)，那个本是纳粹党卫军，后迅速升为党卫军上将，1937年1月起任德意志民族事务部部长的人的演讲时，贝克特故意用相反的手臂向这个法西斯主义者敬礼(GD,11.10.36)。他说自己实际上也在向霍斯特·威塞尔(Horst Wessel)行反礼。这显得更辛辣，因为威塞尔是纳粹运动的殉道者（与房东太太发生争执后被共产党人杀害）。自1931年以来，《霍斯特·威塞尔之歌》一直是纳粹党党歌。那段时间威塞尔的名字还登上新闻，因为希特勒指定以他名字命名的船为巡洋舰。贝克特特别厌恶威塞尔（这个暴力狂魔，熟练发泄兽性的家伙，GD,19.12.36）。他在柏林时曾写道，讽刺的是，威塞尔是在犹太区长大的(GD,18.12.36)。

亲纳粹且反犹太的克劳迪娅·阿舍(Claudia Asher)怂恿贝克特放弃临渊不惧的超然姿态，贝克特不为所动态度。参见Beckett Was Here, pp.58—60,70.感谢马克·尼克松使我注意到这一点。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阿舍在战后一直支持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参见Beckett Was Here, p.136." class="qqreader-footnote" src="https://www.daowen.com/attached/book/image/249035214/eeb30e60-ffa2-4872-ad2f-1ac2d5a73472.png">，他固执地声称，自己打算买下叔本华全集(GD, 24.10.36)。他知道纳粹有个KDF，即力量来自欢乐(Kraft durch Freude)组织，专门为工人阶级组织文娱活动，但他独爱自己的KDF——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GD,1.11.36,9.2.37)。贝克特还反对将婚姻和除性之外的别的东西联系在一起，这对于反抗《纽伦堡法案》来说意义非凡。1933年，希特勒宣布慕尼黑是“德国艺术之城”。但贝克特对法西斯建筑鄙夷难忍，比如保罗·路德维希·特罗斯特(Paul Ludwig Troost)在慕尼黑建的那座庞大的新德国美术馆。他说那个建筑缺乏想象力，透着一股唯恐装饰(Furcht vor Schmuck)的气息(GD, 10.3.37)。

除此之外，首先，贝克特行走其中。大卫·阿迪曼(David Addyman)最近颇有见地地指出，贝克特的作品有两个特点，一是位置恐惧，抵制所有“占位”思想，二是清醒地认识到，一个人永远不可能真正脱离他的位置。这可能正是他作品中多数出现的情况。但他的《德国日记》并非如此。特别是在汉堡和其他一些地方，贝克特专心记下街道名称、地名和建筑物名称，通常不做进一步评论。他只告诉我们他去了哪儿，然后去哪儿，紧接着又去哪儿……此外，有一种与阿迪曼相反的解释，称贝克特关心的是如何在一座新城市里找到宾至如归的感觉。心理学一样：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在一个新轰动的压力下，贝克特需要借助扶手来引导自己。" class="qqreader-footnote" src="https://www.daowen.com/attached/book/image/249035214/4b13d9ab-71a2-4404-b9cb-ef638290493e.png">贝克特收集这些地名，让人想起乔伊斯。乔伊斯曾有一句名言，假如都柏林被毁，人们可以在《尤利西斯》的指引下重建。因此，乔伊斯的作品也是一门保存或纪念的艺术。贝克特已看到，希特勒和戈培尔正毫无章法地挺进战争，在此情形下，他没有乔伊斯那种连贯的使命感，他记录那些地名只因正好去过(having been there)。

其次，贝克特交谈其间。旅德伊始，他就表现出与陌生人交流的强烈渴望。他曾有意去找德语对话的伙伴(GD,13.10.36)，必要时用啤酒支付语言费用(GD, 2.11.36)。但是贝克特在交谈中听到的德语是一种特殊的德语。在早先的日记里，他还琢磨过“bilge（无聊的话）”一词的德语翻译[他用这个词形容斯迈利(Smyllie)和戈加蒂(Oliver St John Gogarty)等人，GD, 1.11.36, 7.1.37]。他很快就找到一个合适的德语来翻译，即“Quatsch（废话）”，这个词在他的日记里反复出现。他听到德国平民越来越多地使用“排放(emissions)”一词(GD,22.11.36)，作为一个话语，或一套相关话语。一些词语里头充斥着当时德国的观念，如领袖(Führer)、运动(Bewegung)、种族污染、血和土壤(Blut und Boden)。此外还有一些中性词语也被附加令人不安的新含义，如能量(Energie)、意志(Wollen)、荣誉(Ehre)、英雄(Helden)、煽动(Verhetzung)、热情(Schwärmerei)、纯净(Reinheit)。

贝克特真切地听到纳粹德语。他聚精会神地听着。他敏锐地意识到各种声音，并意识到这些声音透露了什么情况。例如在柏林时，他从肯普特和其他人的声音中听出他们对希特勒的崇拜(GD,19.1.37,5.3.37)。人们乐此不疲地讨论运动。他从别人的声音里听出宣传的效果，无论是新的高速公路，还是夫海德奇迹（GD,5.1.37；戈林在那里有一座豪宅，并计划把那建成国家社会主义自然保护区）。同时他也听到了含糊其辞的声音。1936年之前，大多数德国人热烈拥护希特勒（1936年3月29日之前，99%的德国人投票支持纳粹），但实际上，许多人妥协、勾结、阳奉阴违，扮演着随波逐流的角色。历史学家皮埃尔·艾科伯里(Pierre Ayçoberry)把这段时期称为德国中产阶级将“蓄势待发”作为座右铭的时期。贝克特接触的德国人多是资产阶级或有头有脸的人物，特别是在汉堡，他能意识到别人有时在玩阳奉阴违的把戏，尽管表现得若有若无。

他对这种两面性感到震惊。他一再将人们与历史和文化所决定的语言区分开来，也将人们与所处的时代话语区分开来。与一个名叫“权力”的人交流，他观察到，人们相对可爱的程度和他们所持观点之间，几乎风马牛不相及(GD, 16.11.36)。他也不时记录这种两面性。例如，1937年2月16日他在旅馆遇到房东，房东滔滔不绝地讲一些日常废话；但贝克特补充道：他也是个好人，一个有点感人的家伙。艾达·比纳特(Ida Bienert)会背诵纳粹长文，却和蔼可亲(GD,11.2.37,15.2.37)。体面的人担任着骇人听闻的职务(GD,20.12.36)。我们很难知道贝克特这种感知是如何变成讽刺的；贝克特在德国清楚地意识到，友善并不能使好人免于同谋，相反，一个人坚定的信仰恰恰可能使他意识不到他人存在。但贝克特确实得到了锻炼，并持续锻炼着一种能力，将个人与他们的陈腐或废话(Quatsch)区分开来。

因此，就学德语而言，一个与众不同的贝克特式的自学计划出现了，那是一个典型的具有讽刺意味的计划。贝克特说，无论逻辑多么“荒谬且不合理”，他掌握另一种语言实际上是为“掌握另一种沉默”(GD,18.10.36)。学习这门在特定历史和令人深恶痛绝的运动下展示的语言，反而给他的新艺术概念提供了新动力，这种艺术可以赎得语言之外的沉默，因为当语言遭受历史的磨难，就必须以沉默来捍卫和恢复语言的原则。在《梦中佳人至庸女》中，他曾写到贝多芬的“晚年作品被可怕的沉默吞噬”，他的整个音乐“笼罩在一片寂静之中”（DFMW，第138—139页）。离开德国后不久，1937年7月9日，贝克特给阿克塞尔·考恩写了一封德语信，这封信非常有名，贝克特在其中抗议“词语表面可怕的物质性”（DI，第172页），并质疑这一物质性是否不能被沉默溶解，“比如贝多芬《第七交响曲》，其声音表面就被剧烈的停顿给撕裂”了（同上）。

第三，他沉浸在艺术里。那些期待在贝克特日记里享受批评盛宴的人，可能会再一次感到失望。1936年底，戈培尔宣布终结艺术批评。纳粹党确保只展出优秀的德国艺术作品，因此不再需要批评家。尽管贝克特知道戈培尔的指示，他却没有表现出强烈的反抗倾向。贝克特日记里有一些对个别艺术作品的精巧评论，特别是三幅伟大画作：他在布伦瑞克(Brunswick)看到的乔尔乔涅自画像，在德累斯顿看到的安托内洛(Antonello da Messina)的《圣塞巴斯蒂安》(St Sebastian)和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的《老鸨》(The Procuress)。然而大多数时候，欣赏只限于简短地表达品味。当贝克特沉醉绘画时，他能注意到那些画作的惊绝、奇妙、华丽、迷人或可爱之处。但他很少说明缘由。原因不言自明。在纳粹德国，可爱受到威胁。贝克特拒绝接受被安排的优先序列，也不愿承担他耳闻到的种种后果。他直率地驳斥纳粹的媚俗品味，也摒弃带有国家社会主义宣传意味的艺术(GD,6.1.36,4.1.37, 19.3.37)。在房东肯普特对1923年的啤酒店暴动(Beer Hall putsch)和1934年的长刀之夜(Night of the Long Knives)发表高见的第二天，贝克特立即动身去柏林太子宫(Kronprinzenpalais)透透气，在基里科(Giorgio de Chirico)、莫蒂里安尼(Modigliani)、科柯施卡(Oskar Kokoschka)、法宁格(Feininger)、蒙克(Edvard Munch)和梵高(Van Gogh)的画作里洗涤身心。这个行为很典型：他坚决摒弃所有关于“政治”的言论（他特指纳粹言论），宁愿沉浸在博物馆和画作里，如痴如醉；即使不明显，但这也是一种反抗行为。

现代艺术尤其遭殃。1933年起，阿尔弗雷德·罗森堡的“国家社会主义文化体”(NS-Kulturgemeinde)和戈培尔的“帝国文化协会”(the Reichs-kulturkammer)逐渐掌控德国艺术和文化。这些新机构标榜一种新的德国艺术，向现代主义宣战。纳粹先将现代艺术边缘化，后将其禁止，贝克特正是在这三年进程的尾期来到德国。纳粹党越来越干预画家，规定他们展览什么、展览多少、在哪里展出。最后，到1936年11月5日，纳粹党干脆命令画廊馆长将颓废派现代艺术从展览墙上彻底清除。1937年7月，这一清除运动在慕尼黑达到高潮，一边是“伟大的德国艺术展(Great German Art Exhibition)”，另一边则是“堕落艺术展(Degenerate Art show)”。

贝克特非常清楚画家和绘画如何受到纳粹禁令的影响。他也知道自1933年纳粹执政后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汉堡分离派画家们。他们的工作条件恶化，展示成果的机会也锐减。其中一些人甚至受到恐吓和谴责。贝克特尤其抓住了国家社会主义文化政治的“自相矛盾”之处，尤其是戈培尔和罗森堡之间关于什么才是真正的堕落艺术的分歧。他发现现代绘画仍在一些地方展出，却在另一些地方被禁止。他发现某些博物馆目录突然变得不准确(GD, 30.10.36)。他认识一些失踪或出逃的画家，如海因里希·坎本东克(Heinrich Campendonck)和保罗·克利(Paul Klee)(GD,12.11.36)；他还认识一些名誉扫地的画家，如弗朗茨·马克(Franz Marc)、埃米尔·诺尔德(Emil Nolde)、莱内尔·费宁杰(Lyonel Feininger)、恩斯特·基希纳(Ernst Ludwig Kirchner)、马克斯·佩息斯坦(Max Pechstein)、埃里希·赫克尔(Erich Heckel)、乔治·格罗兹(George Grosz)、奥托·迪克斯(Otto Dix)、瓦西里·康丁斯基(Wassily Kandinsky)、施密特-罗特卢夫(Karl Schmidt-Rottluff)、维利·鲍迈斯特(Willi Baumeister)和恩斯特·巴拉赫(Ernst Barlach)等(GD,10.11.36, 3.2.37)。贝克特知道，作家们遭受相似的命运。他在10月得知，海因里希·曼(Heinrich Mann)的作品已消失；次年1月，海因里希的兄弟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作品也遭禁(GD,28.10.36,11.1.37)。他听说黑名单上还有其他作家，如玛尔霍兹(Mahrholz-Werner)和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等(GD, 28.10.36, 2.11.36)。贝克特曾被警告不要阅读那些被驱逐的作家(GD,22.10.36)或某些特定的艺术史和文学史。

贝克特知道，即使画作从画廊的墙上消失，或塞进地窖(GD,30.10.36)，仍然可以偷偷去看。只要逮到一点机会，他就去看。他让英国驻汉堡领事馆出具一封信，支持他去美术馆和汉堡艺术与工艺美术博物馆(Museum für Kunst und Gewerbe)考察“被禁的”艺术。（但那封信到得太迟，没派上用场。）他还参观了一些私人收藏。他遍寻画家和艺术史学家，与他们交谈，倾听他们的高见。不少日记条目列表记录着画家，通常包括他们的全名（打下划线）、出生日期、国籍或出生地，以及他们的母校。有些列表还附有图片标题，贝克特简要描述其中部分图片。有时，他会在条目中重复一些细节。他似乎一度因为日记里包含这么多清单而感到沮丧和恼怒，将其视为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症状(GD,2.2.37)。他认为这些百无一用。他还为博物馆每一层制定详细规划[如柏林腓特烈皇帝博物馆(Kaiser Friedrich Museum)]和柏林老博物馆(Altes Museum)，慕尼黑的老绘画陈列馆(Alte Pinakothek) (GD,2.1.37,27.12.36,83.37)，甚至为其中一些展览室编号。他描摹了诺姆堡大教堂的西方唱诗班、弗莱堡大教堂的金色大门，并仔细观察其人物位置(GD, 19.2.37)。他还为施塔弗尔施泰因(Staffestein)的教堂画了一张平面图(GD,22.2.37)。这些时候，他似乎不太关心艺术批评，而只是简单记录那些现存的事物，仿佛担心它很快被禁止，或彻底消失。

显然，贝克特同情德国的犹太人，他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同情，甚至比别人更自觉或更直接。他记录了汉堡犹太公墓的荒凉(GD,15.10.37)。他特别喜欢一个偶然认识的犹太人，本诺·迪德里奇(Benno Diederich)教授，也喜欢另一位名叫波烈普(Porep)的舞台装饰师，她嫁给了犹太人(GD,25.10.36,23.3.37)。他颇费周章地找犹太人见面、交流，如罗莎·夏皮尔、威尔·格罗曼(Will Grohmann)，还有德累斯顿茨温格美术馆(Zwinger Gallery)被解雇的馆长（一个非常聪明和勇敢，且善于思考的人，他告诉贝克特，留在德国比离开更有意思，GD,2.2.37）。贝克特对犹太艺术家和艺术评论家尤其感兴趣，比如格雷琴·沃尔威尔(GD,24.11.36)。他甚至卖掉了他所谓的“希特勒式皮大衣”(GD,4.12.36,13.2.37)，用犹太商人的材料做了一套新的(GD,23.2.37)。他的不安时隐时现，比如当他看见雅各布·凡·雷斯达尔(Jacob van Ruisdael)那副令人难忘的画作《犹太墓地》(The J ewish Cemetery)时，不安就会冒出来。现在那副画可能已经被烧毁(GD,15.10.36)。尽管既不是犹太人，也与犹太人非亲非故，但大学国际关系办公室主任海伦·费拉(Helene Fera)拒绝纳粹欺凌犹太学生，并成为汉堡国际学生联系的重要纽带。在罗斯维塔·夸德弗莱格(Roswitha Quadflieg)对贝克特在汉堡的几周生活的记录里，有一张拍摄于1936年的照片最引人注目，照片里费拉正被不同种族的学生，特别是亚洲学生簇拥。贝克特认为她是“我在这片土地或其他任何地方所见过的，或将来会遇见的那一代人中最好的一位”。

除此之外，贝克特隐藏的意图也将他引向另一种更为复杂的表达同情的方式。旅行一开始，他就把德国想象成四处遍布毒物和废物的地方。到达仅仅四天，当他听到希特勒和戈培尔在寒冬赈济启动仪式上的讲话，他就写道，他们将会打仗，“或爆发”(GD,6.10.36)。无论走到哪儿，他总能遇上糟心事，德国媒体充斥着那些糟心事(GD,3.1.37)。他那敏感的身体也随之出现相应反应。在驳斥德国天命概念时，他补充说，“历史的必然性”和“日耳曼命运”这些表达“令人作呕”(GD,15.1.37)；媒体对现代主义艺术的抨击也让他想吐(GD,151.37)。

清除自身有害物的主题是一种隐喻，既在字面上，也在身体上。贝克特的身体开始模仿他所感知到的周围的紊乱。因此，“爆发”一词在日记中反复出现。贝克特反反复复地描述，要么被狂风吹得爆发，要么为小便或拉屎爆发。他饱受腹泻折磨，总是弄脏自己或呕吐。对于那些预算有限、经常在国外旅行的人来说，这似乎算不了什么。但日记中反复出现这些细节，贝克特变着法儿述写其间痛苦。对细节如此孜孜不倦的关注，表明他把它们当作整个德国经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手指和拇指起了脓包，不得不自己戳破；阴囊和肛门里起了肿块和水疱，看起来就像是真菌繁殖。这些都在爆发。他的胃道翻腾。一阵阵恶心。在慕尼黑时，就在希特勒离开前不久，尽管吃德国菜已经吃了好几个月，贝克特却突然说德国菜糟透了，总是想着去哪儿找尚能下咽的食物(GD,9.3.37)，最后简化成为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人能吃什么？并把它缩写为w.c.o.e (What can one eat)(GD,10.3.37)。

尽管隐晦，但贝克特内心清楚，德国陷入动荡，并即将震动世界，其后果不可预测，但足以令人毛骨悚然。他自己还忍受着痉挛。在伦敦时，他曾因身体不适去找分析师拜昂，即使没有治愈，也得到了缓解。但在德国，他的身体又再次恶化，仿佛变成一具毫无生气的死尸，以至于早上他不得不费好大的力气，才能把身体拖到街上。因此他经常说自己是在爬行。嘴唇上反复爆发疱疹；背部一个破伤口让他疑心自己可能患上性病(GD,7.2.37)；阴茎疼痛也让他烦不胜烦(GD,5.3.37)。在《德国日记》里，人们很难从常识上将贝克特的身体状况简单理解为身心失调。他的症状似乎更像是对周围世界的极度敏感的反映。他似乎隔岸观火地暴露着自己，偶尔流露出麻木的情绪。尽管如此，他还是饱受其苦。他身不由己地，悲戚又绝望地承受那些痛苦，因为做出其他任何反应都可能加剧恶化。他坚忍着，同时承受着精神上的极度痛苦。他的痛苦和不幸有时骇人听闻，有时感人至深。

就在他离开德国前五天(GD,28.3.37)，他购得一本伟大的小说，格里美尔斯豪森(Grimmelshausen)的《痴儿西木传》(Simplicissimus)，小说以崇高、忧郁，又富有喜剧色彩的手法描写了一个被（三十年战争）摧残的德国人。短篇小说《镇静剂》（1946年）表明，贝克特后来可能还读了《当代风景》(“the contemporary landscape”)，其中提到那场欧洲大浩劫。1937年初，他了无生气地漫游在这片道德沦丧的土地上，这片土地很快就被夷为平地。他预见到了这种可能性，早在1936年10月，他就写信给麦格里维，说欧洲可能毁灭。在日记某一处，他特别提到施密特-罗特卢夫为夏皮尔画的画像，让他觉得艺术即祈祷，这个想法如此强烈，又极富预言性；祈祷，既“设立了祈祷”，又解除了祈祷。他自己简明扼要地解释道：“神父：主怜悯我们。人：基督怜悯我们。(GD, 15.11.36)”

然而贝克特在纳粹德国仍然误入歧途，承担的不是神父的角色，而是替罪羊的角色，即“逃难山羊”，背负着人类的罪孽，在赎罪日离城。然而，在这一具体精确的背景下，将贝克特比作犹太人的替罪羊，实际上有可能将其浅薄化，他本人也会加以审慎地反驳。无论如何，身处德国的贝克特都不像是犹太人的替罪羊，而像是古希腊的法耳玛科斯(Pharmakos)。法耳玛科斯常与诗歌相关[如伊索(Aesop)、希波纳克斯(Hipponax)和提尔泰奥斯(Tyrtaeus)的诗歌]。他就是那个“在净化中被丢弃的”。他被污染，在一个公共灾难的时代遭受“屈辱的瘟疫”，很可能自愿如此（不论意味着什么）。最著名的替罪羊理论家勒内·基拉尔(René Girard)说，法耳玛科斯尤其在暴力冲突时出现。他可能是外族人[就像雅典的克里特人安德罗格奥斯(Androgeus)]，经历由至好向至坏的骤变。代表法耳玛科斯的人是废次品(rejecta)：丑陋，畸形，肮脏。但他们也可能最优秀，是神圣人物，追求至高无上的智识（如伊索）。他们既是毒药，也是解药。

然而，对于贝克特在德国的困境，最醒目的类比是将他比作爱尔兰的法耳玛科斯人。就像其他的法耳玛科斯人一样，尽管可以接近权力、利用权力，但这位爱尔兰批判诗人始终毫不动摇地蔑视权力。法耳玛科斯人始终与权力龃龉，任权力分散或曲折地体现在各个方面，当权力拧成团体之力时尤甚。因此，他势必成为一个流亡者或亡命之徒。同时，他也是个戏剧演员(histrion)。他的身体能模仿目之所见。他所感知到的羞耻、缺陷和耻辱，能统统回返到自己身上。他可能患有麻风或别的疾病，身上总是不舒服。无论如何，在法耳玛科斯人的故事里，一个永恒不变的特征就是离开故乡或祖国。贝克特一离开德国，他的《德国日记》就结束了。但根据《利未记》(Leviticus 16.22)，山羊“将承担他们所有的罪孽至无人居住之地”，也就是到荒野中去。在接下来的许多年里，至少在艺术上，荒野由此成为贝克特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