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重新开始

当前知识界令人困惑。活力论、认知论、原教旨论；新诞生的和复活的神学；小而关键的实用论、先验论和民粹主义：所有这些思想都在当代市场上繁荣发展。然而对于当代消费者来说，这些选项和其他选项一样，可有可无。换言之，我们紧抓着它们，就像抓住海难后的碎片。活在“觉醒中”才重要。20世纪形成了一种复杂的历史概念和理解，闻所未闻，似乎与庄严的政治承诺有关，并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那些承诺。然而矛盾的是，这个历史决定论的世纪追求极其微妙的极端，结果造成深重的历史灾难。阿甘本认为，从这个悖论中解脱出来是一种妄想。不论是孤立恐怖行动中特定或局部的特征，还是通过治疗特殊“创伤”来净化我们对它的意识，都无法驱除上世纪的幽魂。这仅仅是复制（如果有更时兴的术语的话）贝克特所摒弃的那种欢快的进步主义。20世纪并没有过去，而是摆在我们面前，成为一道我们尚未学会思考的难题，更不用说解决这道难题。在这方面，文化可非常仔细地研究贝克特的“慢行”艺术。

在生活和艺术中，贝克特跨越大半个20世纪。就像其他1945年以来声名鹊起的伟大作家一样，如策兰(Celan)、库切、泽巴尔德(Sebald)，贝克特被我所描述的这种悖论困扰。根据这个悖论，历史的证据在哲学上不可信，反之亦然。没有任何哲学逻辑能假设一个世界完全剥夺了更伟大的善，也剥夺了一种先验(a priori)和一个起始(ab ovo)，除非已被历史证明。贝克特在一个日益晦暗的世界里写作，因为这个世界既不相信历史，也不相信任何超越历史的可能性。他显然被一种世俗的摩尼教吸引，这种哲学立场特别适合现代历史，近期法国哲学家们也时而倾向这种立场，如晚年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巴迪欧、雅姆贝(Jambet)和居伊·拉尔多(Guy Lardreau)。

贝克特经历、目睹了爱尔兰20世纪20年代的毁灭性剧变、英国帝国主义和重商主义的冷酷无情、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和文化暴力、法国维希政权之极其不公、法国第四共和国的锄奸行动和早期恶行、冷战的恐惧和西方资本主义的胜利（和自得）。他看到了他需要看到的一切，由此产生了一种厌恶历史的逻辑。他所认识的世界是历史的残余物，充满顽固不化、毫无启发的历史经验，像毫无出路的迷宫，或一个永远延伸的死胡同。当然，这种认识的根源是爱尔兰。爱尔兰的历史是一个七八百年的残酷殖民主义的历史。对于那些继承了殖民遗留问题的人来说，历史本身看起来就像一个迷宫，只有历经困难才能委身通过，不确定能从中得到什么解脱。乔伊斯笔下的斯蒂芬·迪达勒斯就是这样一个遗留问题的继承者。乔伊斯本人也是，不过方式有所不同。早期的贝克特与《尤利西斯》中的斯蒂芬出奇相似。但作为一个年轻的都柏林天主教知识分子，且这一群体的文化即将在爱尔兰崛起，斯蒂芬·迪达勒斯知道，历史是他的噩梦，他必须奋力从噩梦中醒来。而贝克特作为一个年轻的新教徒，他的文化正在垂死挣扎，他即将丧失此类文化知识和保障。至于行善，早在相信行善必要之前，贝克特及其阶层就已经丧失为过去赎罪的想法——不管这可能意味着什么。

因此贝克特只能从历史中抽象化，因为历史永远不会真正属于他。也因如此，尽管他的作品缺乏历史的密度，却一再被认为确实关乎历史的经验。但是，如果历史对他来说始终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那么他也注定要把历史当作一个重担，永远挂在脖子上来承受。年轻的贝克特与乔伊斯笔下的英国人海恩斯(Haines)截然相反，斯蒂芬给海恩斯发了一封电报，梅瑞狄斯(Meredith)称：“感伤主义者就是那种既享受做某事，又不会因此招致巨大负累的人。”贝克特害怕多愁善感，对他来说新的一年只是“旧螺丝钉的一个新的转折”。历史旋旋展开，似乎永无终局。这是本体论问题，即历史被贝克特所言的“存在的真正弱点”所阻碍。它具有惰性和无限分化的惯性，因此无力自救。贝克特还说：“如果你认真思考灾难，那么你会无法忍受哪怕一丁点的修辞。”存在的弱点使语言在表达时窒息，使词语显得无用又多余(de trop)。

因此，此处我要强调的是，贝克特作品中有两个关键因素并存：忧郁(melancholia)和悲悯(misericordia)。忧郁来自弗拉基米尔“无事可做”的理念（这在一定程度上似乎是对于1902年重大政治问题的尖刻批判）。晚年的贝克特愈发喜欢说“无事可做”。然而……悲悯则是认为一个人不能对他人迷失在迷宫里的困境无动于衷。我没有多提贝克特及其作品的第三个因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已有人强调过，那就是博爱(caritas)，即仁慈待人。比起“好朋友”的概念，用博爱形容贝克特更贴切。从某种意义上说，贝克特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但如果友谊意味着亲密，他是否真正体验过亲密的友谊就很难说了；至少，别人对他本人的描述和对他作品的描述大相径庭，由此看来，生活的意义存在于不同的世界层面。在贝克特那儿，博爱正是忧郁和悲悯的表现，三者合一，强有力地表达出一种稀罕的容纳感。毫无疑问，贝克特对他人痛苦和危难极度敏感，芭芭拉·布雷曾形容贝克特“感觉过敏(hyperaesthetic)”。

三个词合一的问题在于，这可能使贝克特看上去像一个基督教的禁欲主义者，而他显然并不是。三者构成一个富有弹性的世俗思想结构里的一部分，但从阿兰·巴迪欧的意义和定义来看，贝克特确信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这是将他从纯粹禁欲主义、基督教或其他宗教，以及从世俗摩尼教中脱离出来的决定性因素。从哲学上讲，所谓事件是指第一次出现的偶然发生的事件，其出现不可预见，也不能用因果律来加以描述。从哥白尼宇宙观念转变，到法国大革命，从可重新定义普通生活的爱情，到毕加索的现代主义绘画实验，事件似乎是对既定事物的决定性突破，也是对人们先前所接纳世界的补充。尽管瞬息万变，但世界因事件而更新。除此之外，世界作为一个残余物而存在。残余物一词指删除了事件及其后果的历史。这就是《等待戈多》里弗拉基米尔和爱斯特拉贡居住的世界。

大部分贝克特研究的主流传统都倾向于将其直接定位在一个抽象层面，无论是哲学还是现代主义。他们认为抽象显然与贝克特的作品相称。但一种新实证主义近期注入贝克特研究领域，其中一些研究成果令人振奋。如果实证主义沿着历史的脉络发展，那么它在逻辑上不会得出贝克特反哲学的结论。相反，它会确切解释为何哲学思想或者类似的哲学活动，对于贝克特来说不可或缺。以哲学和理论为基础来阅读贝克特，通常会重复他作品的某一面，或将其落实到位，因其强调或拓展了贝克特对某种特权的主张，即主张与历史灾难相关的思辨。

但贝克特式的抽象思考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退出历史进程，一种是介入历史进程。玛乔丽·帕洛夫和帕斯卡莱·卡萨诺瓦(Pascale Casanova)都认为，贝克特的某种抽象概念（源于法国），在现代历史的冲浪式发展之前，就早已被一种轻率之举决定。战后不久就有一代法国知识分子写过关于贝克特的文章，如巴塔耶、莫里斯·纳多(Maurice Nadeau)、马尤(Jean-Jacques Mayoux)、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在这一点上，有必要将“帕克斯顿革命”全面纳入贝克特研究。对于法国近代史，知识分子以其不同的方式为之尴尬，甚至感到担忧。因此，不出所料他们既赋予一位非法国的法国作家（也是前抵抗运动者）特殊地位，同时也对他的文本进行了精简。就像戴高乐派一样，巴塔耶和布朗肖也关心如何割断与近代史的联系，因为他们对这段近代史感到不安。因此他们也热衷于不从历史的角度思考贝克特。

这种特殊的抽象模式被纳入并支撑贝克特研究中的某种传统，即后结构主义抽象传统，它起于法国，扩至英美。其结果是产生了大量引人入胜，有时甚至才华横溢的研究，但这些研究的抽象性仍然与世隔绝，严格来讲，它们视野所拘囿的学术环境反而完全是贝克特弃之不及的，即一再去论证贝克特研究里的非历史原则。巴迪欧的哲学将历史勾销，通过直接横切历史来实现这一点，从历史转型的有利角度来思考历史。他对事件的思考，实际上是为了顾全其他可能的历史，那些无法掌控的未来讲述的历史，那些提供给一无所有的人、居于“垃圾堆”上的人的历史。贝克特在《圣洛》中也表达了类似想法。巴迪欧赞同贝克特的双重主张：如果记录历史的普遍痕迹至关重要，那么否定它也至关重要。

巴迪欧认为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很小。在这方面，虽然他的想法与当前思潮相悖，但对贝克特来说却是恰如其分。如果说事件的可能性在巴迪欧的哲学中很少见，在贝克特的作品里更是罕见，几乎无法察觉。贝克特被一种极其谨慎的信念束缚，认为思考事件极其困难，近代史也充分证实了他的这种困难。他献身于这一信念，因为他知道这个信念的逻辑专横难违。对于贝克特和巴迪欧来说，世界的“背后”毫无一物；没有任何东西规定，世界必须存在或保持原样；我们的所思和所知都毫无根据。因此，世界可以被更新地假设完全合乎逻辑、毫无争议。但历史不同，它到处充满争议。如果说贝克特作品里有一个固有的悖论，那这个悖论就是：困境显然没有出路，困境本身也毫无根据。人们可能无休止地等待戈多，戈多却可能永远不会出现，他的存在也毫无征兆。然而，我们也同样没有理由确定，世界秩序最终排除了他到来的可能。从某种意义上说，贝克特的整个事业是对历史的一种模仿，是对变革事件的无休止的阻碍。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方庭》里，可能性的空间永远不可能完全关闭，因此计划发生逆转：贝克特越想扼杀事件的想法，实际上他就越将其保留，或证明其坚不可摧。这是一个深刻而又旋卷的推理，隐含在他的著名论断中，即他戏剧的关键词：“也许(perhaps)”。利奥·贝尔萨尼(Leo Bersani)和于利斯·迪图瓦(Ulysse Dutoit)认为贝克特努力创造了一个“重新开始的方案”。虽然显得奇怪，但这个判断正确。贝克特试图注销世界的意旨，与他重新开始的方案是分不开的。贝克特声称“艺术喜爱突变”（DI，第128页）。他以此对抗莱布尼茨，因莱布尼茨在《自然无突变》(natura non facit saltus)中称，自然连续性原则令人沮丧却不可阻挡。贝克特本人也有过类似主张，在《莫菲》开头，他写道“太阳照耀，别无他法，又覆于无甚新意的事物上”（MU，第5页）。但他认为艺术可以打破这个铁律，并成为打破铁律的典范。这就是为何贝克特声称，其作品“关于”世界消失，声称要“在新的维度中思考”，并告诉查尔斯·朱丽叶(Charles Juliet)，唯一肯定的就是“给尚未成形之物塑形”。

维维安·梅西埃(Vivian Mercier)曾认为，贝克特觉得“整个人类实验就是一个失败品，绝不能再重复”。贝克特的许多作品确实如是说。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认为“人类实验”是迄今为止唯一的可能性，也不意味着他认为那是人类唯一的可能性。贝克特真正深恶痛绝的是回顾历史，因此他厌恶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美学，二者皆以回顾历史为基础。也因此，他看不上经验主义，他对根植于经验的知识概念兴味寥寥。他告诉劳伦斯·哈维，“[我的]作品不依赖经验，也不记录经验”。在这方面，他的现代主义首先就与休谟的现代性对立：休谟在《人性论》第一卷第三章中明确论述，如果知识仅仅来源于经验，那么这就严格定义了知识的一般局限性，并明确将知识的范围、过程、与世界的关系与那些（例如）预言性的、预见性的、推测性的（因此也是谴责性的）想象力区分开来。然而实际上，在这方面，贝克特是休谟后人，他在作品中传承了休谟开创的现代恐惧，休谟也曾使不少同代人感到恐惧。

然而，否定过去并不等于摆脱历史，实际上它面临着被历史再度打压的巨大风险。如果如我所说，贝克特的艺术是炼狱式的，替罪羊形象是其核心，那么这一切皆因他的艺术被卷入摆脱或消除历史的工作之中。因此在《圣洛》里，贝克特让“旧古老的心智”在“自身的浩劫中沉没”，为“阴影”让道，迎接其尚未诞生的“光明之路”（CP，第32页）。然而，即使贝克特试图销毁古老的心智，他也在一定程度上将古老的心智认定成了自己的思想。因此，他是在为他人铺路。近期越来越多关于贝克特的技巧、文本性或身体的论述，无论多么妙笔生花，其兴发处之所以成为可能，都是因为贝克特的作品与他们关注的其他作品都不一样。如乔伊斯，贝克特也假设一个“神圣裁判所”:“我将给我自己/这个名字，净化-赎罪”。贝克特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像一个历史的管道，疏泄了乔伊斯所说的阻碍他人梦想的“污秽之流”。

正如贯彻一生所展现的，贝克特的艺术随着盛衰变迁、所处的历史情境而扭转改变。同时，他也表现出极强的韧性和坚定的目标，他称之为“对折中和虚饰的厌恶”。他以不同的方式表现这种厌恶，既表现在他为抵抗运动和爱尔兰红十字会所做的工作，和他对亲友的强烈的责任感里，也表现在他那惊人的专注力上。甚至，在他骑自行车这件事上也有明显的表现，“像我父亲一样，用最低档气喘吁吁地骑上山，决不放弃”。最重要的是，这表现在他对艺术的态度上：他与审查制度搏斗；做导演时，他对剧本的要求高到甚至连男女演员都受不了；如果有人要求他牺牲自己或者作品的完整性，哪怕此人是导演、制片、出版商或颁奖人，他都直截了当、毫不含糊地拒绝。

在本书的各个章节里，关于巴黎高师的一章格外不同，它没有把贝克特与一系列多少令人不安的历史环境联系起来，而是将他与一个有利的历史环境相连。高师人一再证明，他们对贝克特所意识到的精神和世界的流动性有着敏锐把握。但他们也指出，正反共存，在某一时刻，即使只是特殊时刻，确定无限衰退的限度至关重要。这不奇怪，因为高师人在自己的作品里也反复强调这一点，正如人们所期望，一个机构既能培养布尔巴基、洛特芒（法国数学哲学家），也能培养出吕西安·赫尔。通过一种矛盾扭转的逻辑，绝对的不确定性和普鲁斯特之“花岗岩尖”的必要性，成为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在世界不确定性流动的某一时刻，一个人选择坚定不移、毫不动摇，是因为除此之外并没有任何法令能规定在任何时刻都非此不可。正如瓦茨拉夫·哈维尔所说，贝克特明白，如果一个人并非“对事物的发展漠不关心”，那么他就不得不将“痛苦的意义”强加在自己身上。

贝克特的症结有明显的两面性。他对待浪漫主义极其严肃，用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的话来说就是，艺术是对生活的一种批判。贝克特将浪漫主义文学化、激进化，毫不妥协且自始至终地追求它，远远超过阿诺德的设想，直到几乎变成一种拙劣的模仿。他使浪漫主义转变成为一种极端否定的美学，甚至是充满暴力的美学。他还粗暴剥夺浪漫主义自我满足的高贵和人文尊严，浪漫主义者及其后继者则一直被这些尊严所束缚。在《德国日记》里，他一度指出，对我们来说，“尚可容忍”的浪漫主义，应像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的降调(bémolisé)一样平缓，犹如B调变为降B调(GD,14.2.37)。同时，他坚持将浪漫主义和后浪漫主义的信念变得激进化，且去其神秘化，那些信念相信世俗的恩典、时机、经历、机遇、顿悟或轨迹皆有可能，并且这种可能性会改变人们对生命的理解。如果说贝克特使这一信念变得困难且不可持续，那可能就太轻描淡写了。这一信念在他的作品中到处闪现，在我们最意想不到的地方闪现，比如在《向着更糟去呀》中，就突然出现一个在浪漫主义话语里颇具特殊分量的词——欢乐：

没有思想和语言？即使只有这些词。也足够了。足以让人欢乐。欢乐！仅有这些也足够令人欢乐。这些而已！（WH，第29页）

在贝氏这部作品的整体语境里，叙述者似乎对“欢乐”一词的出现感到困惑。但这一时刻的出现，内在原因是贝克特式失败与无能，因为尽管每个时代都在大力推动终结历史的工具，但无论是强子对撞机、种族科学、经济主义、无产阶级胜利、帝国霸业、上帝，还是基因，这些全都无法阻止历史间歇性地，或者突如其来地给人们带来意外的惊喜；也根本不可能完全抑制人们对其做出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