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健全人的无情和狡诈：伦敦，1933—1935

1930年9月，贝克特从巴黎回到都柏林，开始在圣三一大学担任法语讲师。在某种程度上，他回到的其实是英国。他告诉麦格里维，福克斯罗克郊区使他产生了一种“理想的愚蠢”情绪，在这种情绪里，他会憨读《海滨杂志》(Strand magazine)直到下午茶时间，或读《早间新闻画报》(Illustrated Morning News)直到上床睡觉。他越来越觉得自己与爱尔兰的英国派头格格不入。他也发现自己越来越疏远罗德莫斯-布朗和他那盎格鲁-爱尔兰式的成见和行为举止，其中有一部分原因是后者对《熙德》大惊小怪。他还疏远学术界，疏远自己的上流背景。他的母亲扮演着倒霉却不知情的文化对抗者的角色：贝克特的一篇文章触怒母亲的新教神经末梢，导致两人剧烈争执。此外，年轻气盛的贝克特，其疏离感还表现为厌恶职业。他有一句反复重申的名言：“不能忍受把自己都搞不明白的东西教给别人。”这种不愿高高在上去传授知识的苛刻态度有其历史的维度，因为英爱优越感不绝于耳，这让贝克特不胜其烦。虽然圣三一大学允许他带着这种优越感说话，但贝克特却无法认同。

这一点也不奇怪。爱尔兰局势动荡，那种带着优越感的声音其实越来越受到遏制。1927年至1932年间，两个爱尔兰陷入冲突，一方逐渐取代另一方。威廉·科斯格雷夫和“自由邦民”逐渐失势，德·瓦勒拉和共和党则稳步掌权。这意味着局势向着强硬的天主教、反英和土地民族主义的方向发生决定性转变。如果我们把贝克特这些年的发展与一位比他年长的英爱作家W.B.叶芝进行对比，我们就能更清楚这一政治动向之于他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末，叶芝发起运动，反对有关审查、离婚和盖尔语义务教育的新法案。1935年，贝克特发表《自由邦的出版审查制》(“Censorship in the Saorstat”)，对（主要由“文人圈子”组成的）失势一党深表同情。这篇文章抨击天主教的真理社会，也讥讽作为“典型农业经济体”的爱尔兰，和让“襁褓期工业”遭遇可怜的“阵阵鼻塞”的爱尔兰（DI，第86页）。最后这句讽刺是民族主义者对工业发展寄予的厚望，当时实际上已经落空了。

1932年大选后，爱尔兰废除《英爱条约》，颁布新宪法，并切断与英联邦的纽带；1933年继而废除参议院，放弃效忠宣誓。此后，叶芝越来越反对“这个由天主教思想统治，且由天主教思想独裁的爱尔兰”。他对新教徒在爱尔兰的地位和处境感到忧惧，并因此逐渐放弃同情天主教民族主义。至1934年，他甚至开始反对民主，提倡一种怀旧的理念，主张由英雄人物统领贵族化社会。贝克特不打算走这条弯路。在《近年爱尔兰诗歌》(“Recent Irish Poetry”,1934)里，贝克特承认叶芝编织了“最好的绣品”，但他谴责这些绣品“引向[凯尔特]薄暮”（DI，第71页），且谴责绣品里保守的怀旧主义[影射叶芝的《库尔庄园与巴利里》(“Coole Park and Ballylee”)]，及其制造的“一段又一段老套枯燥的神圣和可爱”（同上）。贝克特并不赞同叶芝所谓的“整个凯尔特的外倾性”（DI，第73页）。爱尔兰也散居着一些现代思想家，如麦格里维、丹尼斯·德夫林(Denis Devlin)和布瑞恩·科菲，但他们所提供的主流文化选择最终也同样都是死胡同。

因此，无怪贝克特在1931年底放弃了圣三一大学教职。他逃到德国辛克莱家，辗转巴黎，落脚伦敦格雷律师学院路(Gray's Inn Road)，然后又返回都柏林。回去后仍与母亲不睦。在都柏林这段时间，他的生活优柔寡断，漫无目的，充满痛苦、紧张和不幸。1931年12月，他遭遇车祸，车上的艾瑟娜·麦卡锡伤得比他更严重；1933年5月，佩吉·辛克莱去世；1933年6月，贝克特的父亲去世。贝克特深爱父亲，尤其热爱父亲的正派和热情。父亲的离去，使贝克特与此地脆弱的关系彻底崩断。贝克特很快又逃向伦敦，于1933年至1935年一直待在那儿。

贝克特笔下的伦敦是一个奇怪又醒目的地方。在某种程度上，对待作家和对待城市一样，必须把他们的不同片段拼凑起来，同时勾勒出更有代表性的特征。1922年后，爱尔兰南部新教徒大量外流，爱尔兰新教文化已经走到历史的尽头。新教徒所遭受的政治和文化权力上的巨大损失，也导致工作上的歧视和逼仄。唐纳德·阿肯森(Donald Akenson)的研究表明，1911年至1926年间，爱尔兰南部有三分之一的新教徒离开了爱尔兰。贝克特就是在都柏林郊区一个富裕但新教徒日渐稀少的社区长大的，他不可能没有注意到新教徒外流的现象。1933年，他自己也成为出逃英国的一分子。

这一点也不奇怪。1922年后，与其他国家移民英国的人相比，爱尔兰人更有优势。根据1921年《英爱条约》，爱尔兰人保留自由进入那个古老殖民国家的历史权利，即使在没有签证或工作许可的情况下。不过，不像19世纪移民选择苏格兰和英格兰北部的工业地区，新时期的爱尔兰移民喜欢落脚伦敦及相邻各郡，如《莫菲》里描述的那一两个地方。这里不仅是英格兰最富裕的地区，而且也是英国保守派和中产阶级传统的堡垒，因此更适合英属殖民阶层的避难者。19世纪，爱尔兰去英国的移民主要是穷人和工人阶级；反之，到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一个更上流的移民阶层”涌起，他们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也普遍更高。

然而，如果爱尔兰新教徒移民东道国时，仍然带着他们在原爱尔兰社会和文化地位里长出的期待，那么这些期待多少会被粗暴打破。虽然爱尔兰新教徒在爱尔兰时便长期认同英国文化，但这并不意味着英国文化会张开双臂欢迎他们，或将他们视为志趣相投的同胞。去英格兰时，新教徒自认为是英国人，然而一旦踏上英国国土，他们就会发现，自己终究是爱尔兰人。更甚的是，任何一个爱尔兰人在英国都可能被刻板印象审视，这种刻板印象由来已久，英国人普遍对“爱尔兰人(the Paddy)”抱有一种随意的蔑视。乌尔坦·克劳利(Ultan Crowley)说，1922年至20世纪40年代，反爱情绪在英国尤其盛行，是英爱战争和爱尔兰独立的遗留问题。那些爱尔兰移民，无论他们是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只要一开口便身份可疑，根本没有现成的新英国人身份给他们。这种敌意并不区分新教徒或天主教徒：英国人基本上免疫于对任何区别对待的诉求。对英国人来说，爱尔兰人都如同莫菲：这可能正是贝克特给他那不寻常的主人公取这么一个普通的爱尔兰天主教名字的原因之一。

贝克特分享了他作为新教移民在伦敦生活的两面性。一方面，他得到相对不错的恩惠。麦格里维在国王路附近的波尔顿广场(Paulton's Square)给他找了一个住处。这件事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偶然：1931年的人口普查显示，伦敦切尔西区聚集了大量爱尔兰人。同时，贝克特离一个即使不算高贵，但至少也令人尊敬的社会环境并不遥远。例如，麦格里维本人就与海丝特·道登(Hester Dowden)比邻而居，海丝特的父亲是爱德华·道登(Edward Dowden)，曾任爱尔兰自由联盟秘书长、爱尔兰工会联盟副主席，至1913年去世时成为圣三一大学最杰出的文学教授。贝克特偶尔会和海丝特在夏纳步道(Cheyne Walk)的花园里演奏钢琴二重奏，那里有茶杯、哈巴狗和暹罗猫。这个画面耐人寻味。同样，他去伦敦也受益于新中产阶级的灵丹妙药——精神分析，贝克特的母亲付费让他接受治疗。他的分析师是威尔弗雷德·拜昂(Wilfred Bion)，一位个性独特、聪明出众的绅士，有殖民地生活背景，受过良好的英式教育，此外还曾积极参战。二位先在塔维斯托克(Tavistock)诊所会诊，然后转去知识分子阵地——布鲁姆斯伯里(Bloomsbury)。他们相处融洽且不拘礼节，经常会面。像对罗德莫斯-布朗一样，贝克特也给拜昂取了一个外号。

因此，贝克特在伦敦的社会环境与他在都柏林所享受（或未能享受的）社会环境相差无几。然而，他在伦敦的另外一些经历却将他推向典型的移民困境。例如，在1932年的伦敦之旅中，他租住在卫生状况不佳的地区，这里可能会让爱尔兰移民不适，尤其因为房间设施与都柏林房间标配不同。1932年贝克特开始有几分认同移民应优先考虑经济的观点，并采取相应行动，如拜访了一些机构，且如他本人所说，“卑躬屈膝地”讨好编辑和出版商，尤其讨好其中的爱尔兰人。他也多次遭拒，或遭遇那些他说“让那些油嘴滑舌的伦敦人后悔去吧”的糟心事。

如果说伦敦似乎并不友好（对乔伊斯也如此），那么贝克特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对历史悠久的伦敦不感兴趣，认为伦敦塔索然无味，也不喜欢圣保罗教堂(St Paul's)内部那种自命不凡的民族调性。他引用蒲柏(Pope)描述“伦敦纪念碑”的诗句[蒲柏在《道德论》(“Moral Essays”)书信三里提到的纪念碑]，却将其形容为一个抬起头来的魁梧恶霸，而蒲柏远远想不到这一层意义。这并不是贝克特唯一一次把伦敦和权力、恐吓联系在一起。他憎恨这座城市，尤其憎恶那肆意弥漫的无意识的种族主义，作为一个爱尔兰人，他常常不得不因此委身屈抑。贝克特后来管这叫“Muttonfatville”，即对人类苦难麻木不仁。这不足为奇，伦敦的爱尔兰人倾向于自我封闭，并在大社区里组建小团体，将自己与周围的英国人隔离开来。贝克特在伦敦的朋友，无论男女，都是爱尔兰人。

因此不出所料，在伦敦，贝克特不仅孤独，而且还喜欢怀旧。他于1932年来到这座大都市，很快就加入有关德·瓦勒拉的讨论，德·瓦勒拉当时也在伦敦。整个1934年，爱尔兰一直是贝克特关注的焦点。这种情况在移民英国的爱尔兰人里司空见惯。他们不认为自己像那些移去美国或澳洲的人一样，在地理和历史上做出了重大的决裂。他们更方便往返于来源地和东道国文化之间，从而获得大量“与祖国持续互动”的机会。即使不能亲临故土，他们在精神上也亲睐着故土，并且由于他们四周萦绕着毫无风度的偏见，故土依恋愈益加重。

尽管贝克特可能有过回爱尔兰的念头，他却并不打算果断又彻底地去实践。拜昂为他所做的精神分析，使他逐渐脱离母亲的影响，也将他与母亲争执不下的问题悬置了起来。有趣的是，当贝克特的母亲于1935年前来探望时，贝克特送给了她一件贴心的礼物，即一趟参观“美丽集镇和大教堂城市”的汽车之旅，让她远离英国。但这个（甩脱）计划并未实现，最后体现在了贝克特第一部主要小说《莫菲》的创作背景里。1935年8月，贝克特在伦敦住处开始创作《莫菲》。然而，同年圣诞节，他患胸膜炎，又回都柏林由母亲照料。他在库尔德里纳宅邸布置了一间卧室作为书房，在那儿，他收集起都柏林和伦敦的藏书，最终如期完成小说。

如果说1933年至1935年，贝克特陷入了在文化、智识和地理环境的僵局，那么这正是《莫菲》所戏剧化呈现的景状，即一次移民写作的训练。莫菲渴望“主权和自由”（MU，第65页），正如1922年前的爱尔兰。还有不少爱尔兰人认为他们的国家实际上直到1933年才真正成为拥有主权和自由的国家。莫菲并不认同爱尔兰或英帝首都提供的“自由”版本，他寻求独特的爱尔兰自由模式，“在黑暗中，在缺乏意志时，[作为]绝对自由里的一粒尘埃”（MU，第66页）。他对独特自由的追求最终成就一部悲喜剧。尽管如此，该剧还是透露不少伦敦之于贝克特的重要意义。

莫菲是个移民，他在伦敦待了六七个月。康尼汉小姐以为他在伦敦干些移民的活儿，“在伦敦东区卖命，好让我享受我早就习惯了的小小奢侈”（MU，第126页），然而莫菲实际上只关注自己在伦敦的短期前景。贝克特设计莫菲对巴黎也有一些了解，但显然区别于自己客居巴黎的经历。莫菲的巴黎风格属于右岸[圣拉扎尔车站(Gare StLazare)、阿姆斯特丹街道(Rue d'Amsterdam)和克里奇大街(Boulevard de Clichy)]，而不是贝克特钟爱的左岸文化。圣拉扎尔周边与伦敦的关系，不仅在于连通两地的铁路，而且在于于斯曼(Joris-Karl Huysmans)、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和莫奈(Claude Monet)；不过，考虑到莫菲与当时的贝克特有相同的品味，莫菲去克里奇也可能出于不怎么体面的目的，如亨利·米勒(Henry Miller)所证，克里奇以妓女闻名。

贝克特还赋予莫菲一些爱尔兰新教徒于1922年后移民英格兰的元素。就像贝克特在《自由邦的出版审查制》里所痛贬的一样，莫菲也一再痛斥“新”爱尔兰。莫菲的老师尼瑞(Neary)也和贝克特一样，不喜欢“落入盖尔人手里”（MU，第6页）。这部小说本身也助长并教唆了贝克特的厌恶，其中有一系列细致入微的刻画，如“肮脏的审查者”（MU，第47页）和所谓的爱尔兰裙带关系（MU，第95页），将爱尔兰自由邦与文明世界划分开来的拉马斯瓦米·苏克(Ramaswami Suk)星象图，以及尼瑞在邮政总局门口滑稽地用脑袋撞向库丘林的“红屁股”。当然，最后这个形象不仅亵渎了共和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同时也亵渎了宗教复兴主义者的“圣地”（MU，第28、30页），是将贝克特厌恶的两个对象融合到了一起，就像徒劳使用“胡里汉之女凯瑟琳(Cathleen ni Houlihan)”这个名字一样。复兴主义又成为莫菲印象中爱尔兰写作的主要目标，仿佛“一团潮湿、污秽的东西从往昔的青春岁月里”喷涌而出（MU，第62页）。尼瑞希望把自己的骨灰倒进阿比剧院(Abbey Theatre)的厕所里，“如果可能的话，希望在演出的时候倒”（MU，第151页）。

如果说这部小说使爱尔兰显得落后和不招人喜欢，那么它也同样使伦敦显得疏离。对于爱尔兰移民来说，去英国意味着遭遇文化冲击。尤其伦敦幅员辽阔，其规模对于一个习惯可控的都柏林人来说几乎难以想象，在很多方面都柏林都不像一个现代大都市，甚至连看起来都不像。从约翰·奥多诺霍(John O'Donoghue)的《异乡异客》(In A Strange Land)，到帕迪·法伊(Paddy Fahey)的《伦敦的爱尔兰人》(The Irish in London)，再到多纳尔·弗利(Donal Foley)的《三个村庄》(Three Villages)，爱尔兰移民的回忆录都徘徊在特定主题上：惊愕伦敦广大，包括它那绵延数里的冷冰冰的房屋、生活的速度、时间的支配、将时间作为商品的感觉、泾渭分明的工作和休闲、互不亲近的社区和满眼无甚绿意。这些主题大多也在贝克特的小说里出现，如莫菲所说，“时间就是金钱的意识……在生意界推崇备至”（MU，第43页），又如他回忆自己在“西北朝向的中等大小的笼子里，俯瞰东南方向那些中等大小的笼子，一览无余”（MU，第5、48页）。那个“小笼”也“岌岌可危”，因为它坐落在“清拆区”（MU，第5、15页），反映出伦敦当时加速拆建房屋的时情。这是困扰移民的一个因素，他们感到大都市不仅是一个庞然大物，而且还是一个变化多端的庞然大物，因此更加彷徨若失。这也是为何《莫菲》在整体上不时呈现出对田园的渴望，如西莉亚(Celia)眼中的爱尔兰天空，“凉爽、明亮、卷舒百态”, “使眼睛都湿润起来”（MU，第27页）。

英国的生活并非完全不值一提，莫菲也在移民生涯里得到一丝解放。不过，对于爱尔兰移民来说，与东道国文化的碰触更可能带来麻烦，甚至创伤，贝克特的小说就着重描写莫菲对自己身份地位的困惑。事实上，独立后的爱尔兰人很快失去他们在英格兰的独立的政治地位，因为至少在英国人眼中，爱尔兰公民仍属“臣民”，而将这种姿态复制到日常生活里，便成为前文提到的种族主义。莫菲就遭遇种族主义，特别是在格雷旅馆路上一家杂货店里，他被嘲笑看上去“不像地道的人”，也就是被嘲笑像人们熟知的爱尔兰猿人，而这也正是贝克特本人早年曾极力撇清的（MU，第47页）。

然而，即使贝克特为莫菲注明一些移迁并留居英国的理由，莫菲也会坚决抵制移民的逻辑。他对康尼汉小姐的计划毫不挂心。他扮演着移民的角色，既有知性的诙谐(bouffonnerie)，又有讽刺的潇洒(désinvolture)，试图努力超越移民的苦难、压迫和屈辱。事实上在许多方面，他不仅是一个非典型的移民，而且甚至是一个反典型的移民。因为他拒绝接纳移民自我内化的形象，即前殖民者将移民视为一种非常有用的资源。他大张旗鼓地抵制周围民族文化里的成见，也抵制生活观念里的成见，如善良、听话的移民劳动力更容易被接纳。他的叛逆尤其体现在健康和饮食方面。在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健康成为全民焦点，甚至成了一个选举议题，每本流行杂志都有关于健康的固定专栏。这绝不只是右派的事，左派也甚为关心，“产出大量关于营养和健康态势的文献”。一个令人不安的认识潜藏其后：德国人正大规模地对年轻人进行体能训练。英国因此于1936年出台《英国体能法案》。然而，莫菲对这一举动没啥兴趣，而且他在一段有名的午餐描述中诙谐地对其进行编排：“莫菲四便士的午餐是一个仪式，压根不受营养观念的败坏……‘一杯茶、一包什锦饼干。’两便士茶、两便士饼干，完美均衡的一餐”（MU，第49页）。

莫菲还批判爱尔兰移民的恶习，他们一方面拉帮结派，另一方面又在英格兰和爱尔兰之间摇摆不定。小说人物威利(Wylie)、康尼汉小姐和库珀(Cooper)都在爱尔兰和英格兰之间过着分裂的生活，同时又在移民国作为一个独立的群体紧紧抱团。相比之下，莫菲对移居海外的任何爱尔兰团体都不感兴趣，也不在不同文化之间来回穿梭。贝克特这部讽刺性的移民小说甚至重新思考了大英帝国首都的地理位置，重新定义了它的空间。实际上，它抵抗的是一种官方的地形学。以伦敦林肯因河广场(Lincoln's Inn Fields)为例，伦敦议会于1895年将其收购，向公众开放。埃德温·鲁琴斯(Edwin Landseer Lutyens)则改建了其中最著名的建筑——纽卡斯尔大厦。然而莫菲却剥去它现代仁慈的新形象，重新唤醒它的历史身份，那是一个充满谄媚和花言巧语，“霸道、掠夺、洗劫和鞭打横行”，满是“枷锁和绞架”的世界（MU，第48页）。

这与贝克特对伦敦的主要印象非常一致，残暴、贪婪。小说结尾，主人公死在疯人院，而伦敦是一个被“健全人的无情和狡诈”主宰的城市（MU，第50页）。这显然正是贝克特本人的看法。路易斯·戈登(Lois Gordon)强调大萧条对英国的重大影响，贝克特于1933年来英国时就恰逢这一影响。但贝克特认识的英格兰也并非贾罗大游行(Jarrow march)的英格兰。事实上，《莫菲》对20世纪30年代伦敦的政治毫无意义，伦敦的政治充满了浓厚的劳工文化、法西斯分子及其对犹太人的攻击、共产主义组织以及活跃的左翼知识分子。写作《莫菲》时期，贝克特似乎极度忧郁，但并非激发奥登(W.H. Auden)于1936年创作《陌生人的战争》(Look, Stranger)时的那种特有的忧郁，对倾盆将至的历史灾难也缺乏挥之不去的关切意识。20世纪30年代，连英国保守党准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都认为，“旧有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已经崩溃”，贝克特却似乎毫无预料。对于经济形势，他提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看法。

在贝克特实际生活在伦敦的年头里(1933—1935)，英国经济在一定程度上从大萧条复苏，甚至迎来微弱繁荣。然而这在贾罗（英国国会选区）几乎感觉不到。伦敦及其周围各郡被认为从未萧条过，伦敦支撑着“整个国家最繁荣的社区”，前所未有地感到“自信和包容”，并提供丰富的就业机遇和休闲活动，令人眼花缭乱。伦敦仍是世界金融中心。这就是贝克特看到的伦敦；换言之，这就是他以一个殖民地移民的角度所看到的帝国的首都。伦敦是一个“商业天堂”（MU，第26页），是帝国主义经济强国的财富中心。它的通行法则是“报偿(Quid pro quo)”（MU，第5页），即市场交易原则。“健全人的无情和狡诈”并不仅仅是致富狂的狡诈，面对他们的致命武器，一个“衣衫褴褛的唯我论者”注定陷入徒劳无用的困境（MU，第50页）。在大都市里，狡诈首当其冲，在社会关系中叠见层出，充斥各个重大场合与琐碎日常。不管是卡里奇(Carridge)小姐和她对“家政”的沉迷（MU，第43页）、杂货店老板、女服务员薇拉(Vera)，还是罗茜·迪优(Rosie Dew)，莫菲关系圈里的人都一再受到商业和他人经济利益的影响。

在莫菲和西莉亚的关系里，最紧要的也是这一点。整部小说围绕的关键问题是，西莉亚是否能通过坚持交易法则（以爱情换取经济保障），扭转颇具讽刺意味的移民莫菲，使他适应东道国的经济主义，也适应典型爱尔兰移民的经济逻辑。当然了，她注定失败。莫菲热衷在英国交配求欢，他作为移民的主要经历是解放，而不热衷交易求财。诚然，这与爱尔兰移民的经历不无关系：对于爱尔兰移民来说，返回故乡，尤其返回爱尔兰天主教堂的一大忧虑就是，因生活在颓靡、现代、唯物的英格兰，他们可能在性道德上更加放荡不羁，不论男女。同时，一旦堕落开始，也并非全是如放荡不羁的波希米亚人般拒绝考量经济的后果。堕落滋生地更可能是（例如）爱尔兰舞厅，因为越来越多在英格兰辛勤工作的爱尔兰人去那谋求消遣、陪伴和安慰。

但莫菲毫不留情地拒绝采纳爱尔兰移民的经济理念。他从不把心思放在“一排排计算正确的收银机”上（MU，第101页）。也许他最关键的反抗是努力推翻英国劳动道德结构，并在这方面再次直面并挑战了刻板印象。英国雇主往往认为爱尔兰员工勤劳肯干，原因显而易见：勤奋对于经济移民来说是一种优势。移民员工经常寄钱回家，所以他们对工作异常投入。然而，与之抵牾的是，在英国人的另一主流印象里，爱尔兰人却是马虎又懒惰。甚至，普里斯特利(J.B.Priestley)在20世纪30年代的作品里，也将爱尔兰人刻画成天生游手好闲的贫民窟居民。贝克特和莫菲并不是要挑战这种刻板印象，而是要颠覆一种价值体系，既扬弃英国人的刻板印象，又消除他们对勤劳的移民劳工的评价。莫菲把懒惰，即逃避工作，而不是工作，变成一条近乎哲学的原理。以此，他进一步挑战了旧殖民势力大获全胜的重商主义，也挑战了爱尔兰移民的经济逻辑。

最后，《莫菲》还重新定义了爱尔兰移民历史经验的另一个重要方面：爱尔兰儿女与英国疗养院的关系。对于爱尔兰移民来说，生活在英国意味着心理上遭遇痛楚。在英国疗养院里，出生于爱尔兰的病人，比例格外高。利亚姆·格林斯莱德(Liam Greenslade)认为，这是由宿主文化中的物化问题造成的。移民一开口，他的国家认同就成为一个关注对象，新的英国身份却不能立刻获得，因此爱尔兰移民遭受一种“病态的双重束缚”，阻碍形成一个“稳定的文化身份”。在很大程度上，他注定要将殖民者的病态投射内化，因此总与自己的形象格格不入。

莫菲断然拒绝这种投射。住在疗养院的爱尔兰病人通常都是工薪阶层和天主教徒，而医务人员主要是英国人、中产阶级和新教徒。莫菲自愿住进疗养院，却拥护着主流势力，他甚至把被收容的病人称为另一个“种族”（MU，第97页）。但与此同时，他又认同那些病人，甚至希望向他们学习。因此，他本质上既游离在疗养院中爱尔兰移民的共同立场之外，又从自己相对优越的地位上爬了下来，最终，他的努力还是失败了。他试图站在移民的立场，对移民的角色进行颠覆和讽刺。但他所进入的这个反讽空间，最终被证明只是一个死胡同。反讽的或反典型的移民经历，和典型的移民经历一样，最终都将彻底失败、彻底落空。

有趣的是，1932年至1938年间，对于爱尔兰人来说，大萧条并不是主要的经济问题。他们更关注英爱之间的“经济战”。这始于英国对爱尔兰商品征收进口税。德·瓦勒拉和爱尔兰共和党认为，这是英国企图以非军事或非政治的手段，在《英爱条约》上威逼爱尔兰；其危及爱尔兰的自由进程，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加以抵制。因此，爱尔兰也反过来向英国增收关税，志在自给自足（像莫菲那样）。这导致爱尔兰付出高昂代价：向英国征税对英国的影响微乎其微，甚至毫发无伤；反之，爱尔兰工商部部长肖恩·勒马斯(Sean Lemass)则担心爱尔兰的奇缺状况会卷土重来。德·瓦勒拉则强硬表示，如有必要，这个国家必须承受损失，接受贫困，同意“节衣缩食”。

在某种意义上，人们可能会认为，莫菲是以德·瓦勒拉的方式，私下对英国发动一场经济战。此外，莫菲这样做也是基于一种非世俗的观点，听上去很像贝克特，但也惊人地接近德·瓦勒拉，尤其当他认为“节俭”是奋斗的必然结果。然而，以一种贝克特式的奇怪而又荒谬的逻辑，这位反典型又极具讽刺意味的移民非常蔑视爱尔兰、爱尔兰独立和爱尔兰人，这不仅与他爱尔兰移民的身份有关，而且也与爱尔兰的历史事业有关。

我们可以谈回叶芝。20世纪30年代，叶芝越来越疏远天主教爱尔兰，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民族主义，或反帝国、反大英帝国的立场。叶芝为爱尔兰取得自由而自豪，尤其为爱尔兰于1931年通过《威斯敏斯特法案》(Statute of Westminster)感到骄傲，该法令授予爱尔兰立法权，爱尔兰得以宣布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共和国。20世纪30年代，叶芝继续抨击英帝国主义政治，认为英国文化被种族主义、虚伪、物质主义和盲目的经济主义困扰。他写道：“我讨厌现代英国的某些特征。”贝克特也会这么说。然而，《莫菲》所表达的对爱尔兰的认同感非常矛盾，它卡在两种互不融通的文化之间，孤立无援，就像叶芝年事已高时，或贝克特在1933年至1935年间所遭遇的那样。但很快我们就会发现，不同于叶芝，贝克特还有其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