驿站长
十四品文官[47]，
驿站的独裁者。
——维亚泽姆斯基公爵[48]
谁没有咒骂过驿站长，谁没有同他们吵过架？谁没有在盛怒之下向他们索取过那要命的本子以便在上面写下自己对他们的欺压、粗暴和怠慢的无济于事的控诉！谁不把他们当做人类的恶棍，犹如过去的恶讼师，或者，至少也和牟罗姆[49]的强盗无异？但是，我们如果公平一些，尽量为他们设身处地想一想，也许，我们责备他们的时候就会宽容得多。什么是驿站长呢？一个真正的十四级的受气包，他的官职仅仅能使他免于挨打，而且这也并非总能做到（请读者扪心自问）。维亚泽姆斯基开玩笑称他是独裁者，他的职务是怎样的呢？是不是真正的苦役？白天黑夜都不得安宁。旅客把在枯燥乏味的旅途中积聚起来的全部怨气都发泄在驿站长身上：天气恶劣，道路难行，车夫脾气犟，马不肯拉车——都成了驿站长的过错。旅客走进他的寒碜的住所，像望着仇人似的望着他。要是他能赶快打发掉这个不速之客还好，但是如果正碰上没有马呢？……天哪！什么样的咒骂、什么样的威胁都会劈头盖脸而来！他得冒着雨、踩着泥泞挨家挨户奔走。遇上狂风暴雨天气或是受洗节前后的严寒日子[50]，他得躲进穿堂，只是为了休息片刻，避开被激怒的投宿客人的叫嚷和推搡。来了一位将军，浑身发抖的驿站长就得给他最后的两辆三套马车，其中一辆是供信使专用的。将军连谢也不谢一声就走了。过了五分钟——又是铃声！……一个信使把自己的驿马使用证往桌上一扔……如果我们把这些都好好地想一想，我们心里的怒气就会消释而充满真挚的同情。我再说几句：我二十年来走遍了俄罗斯的东西南北，差不多所有的驿道我都知道；好几代的车夫我都认识；很少有驿站长我不面熟；很少有驿站长我不曾跟他们打过交道。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所积累的饶有趣味的旅途见闻能够问世。目前我只想说，人们对驿站长这一类人的看法是极其错误的。这些备受诽谤的驿站长，一般说来都是和善的人，天生乐意为人效劳，容易相处，对荣誉看得很淡泊，不太爱钱财。从他们的言谈（过路的老爷们偏偏却瞧不起这些言谈）中，可以吸取许多有趣的东西，获益匪浅。至于我呢，老实说，我是宁愿听他们谈话，也不要听一位因公外出的六品文官的高谈阔论。
不难猜到，在可尊敬的驿站长这一类人中间就有我的朋友。真的，其中有一位给我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回忆。我们曾有机缘一度接近过，我现在准备同亲爱的读者谈谈他的故事。
1816年5月，我曾经乘车顺一条现在已经废弃的驿道经过×××省。我官卑职小，只能在每个驿站换马，只付得起两匹驿马的租钱。因此驿站长们对我并不客气，我往往要经过力争才能得到我认为是名分应得到的东西。当时我由于年少气盛，要是驿站长把给我预备的三匹马套到一位官老爷的马车上，我对他的卑贱和怯懦就会感到愤慨；在省长设的宴会上，遇到善于辨别身份的奴才上菜时把我漏掉，我也总是耿耿于怀。如今呢，我却以为这两种情形都是理所当然的了。的确，小官尊敬大官是一条普遍适用的准则，要是用另一条准则，比方说，聪明人尊重聪明人来代替它，那我们会怎么样呢？岂不是要吵翻了天！仆人上菜又从谁开始呢？但是我还是来讲我的故事吧。
那是一个炎热的日子。离×××驿站还有三俄里的时候开始落下稀疏的雨点。转眼之间，倾盆大雨已经把我淋得浑身湿透。到了驿站，第一件事就是赶快换衣服，第二件事是要一杯茶。“喂，杜尼娅[51]！”驿站长叫道，“拿茶炊来，再去拿点鲜奶油。”听到这话，从隔扇后面出来一个十四五岁的姑娘，跑到穿堂里去了。她的美使我吃惊。“这是你的女儿吗？”我问驿站长。“是我的女儿，”他带着得意的神气回答说，“她聪明伶俐，跟她去世的母亲一模一样。”这时他动手登记我的驿马使用证，我就欣赏起他装点他那简朴而整洁的住屋的图画来。这些画画的是浪子回头的故事[52]：第一幅画着一个头戴尖顶帽、身穿长袍的可敬的老人在给一个神情不安的青年送行，那青年人急匆匆地接受他的祝福和一个钱袋。另一幅以鲜明的线条画出这个年轻人的放荡行为：他坐在桌旁，一群虚情假意的朋友和无耻的女人围着他。再往下，这个把钱财挥霍净尽的青年衣衫褴褛，戴着三角帽在喂猪，并且与猪分食：他脸上露出深切的悲痛和悔恨。最后画着他回到父亲那里。仍旧戴着尖顶帽、穿着长袍的慈祥老人跑出来迎接他。浪子跪着，远景是厨子在宰一头肥壮的牛犊，哥哥向仆人们询问如此欢乐的原因。在每一幅画下面我都读到与内容相配合的德文诗句。这一切，还有那几盆凤仙花、挂着花布幔帐的床以及当时我周围的其他物件，至今还保留在我的记忆中。这位五十来岁的主人精神饱满，容光焕发，绿色常礼服上用褪色的绶带挂着三枚奖章，至今他的模样还历历如在眼前。
我跟老车夫还没有把账算清，杜尼娅已经拿着茶炊回来了。这小妖精看了我第二眼就察觉了她给我的印象，她垂下了浅蓝色的大眼睛。我开始同她说话，她很大方地回答我，像个见过世面的姑娘。我请她父亲喝一杯潘趣酒，给杜尼娅一杯茶，我们三个人就聊起天来，仿佛认识了很久似的。
马匹早就准备好了，可是我仍旧不愿意同驿站长和他的女儿分手。最后我同他们告别了；做父亲的祝我一路平安；女儿送我上车。到穿堂里我停下来，请她允许我吻她一下。杜尼娅答应了……
从我做这事以来，
我可以算得出许多次接吻，但是没有一次亲吻在我心中留下这样悠长、这样愉快的回忆。
过了几年，我又有机会经过那条驿道，使我重临旧地。我想起老站长的女儿，想到又可以看到她而感到高兴。但是我又想，老站长也许已经调离，杜尼娅可能已经出嫁。我的头脑里也闪过他或她会不会死去的念头。我怀着悲伤的预感走近×××驿站。
马匹在驿站的小屋前停下。我一走进房间，立刻认出了那几幅画着浪子回头的故事的画，桌子和床还放在原来的地方，但是窗台上已经没有花，四周的一切都显出败落和无人照管的景象。驿站长盖着皮袄睡着，我的到来把他吵醒，他欠起身来……这正是萨姆松·维林，但是他衰老得多厉害啊！在他准备抄下我的驿马使用证的时候，我望着他的白发，望着他那好久没刮胡子的脸上的深深的皱纹和他的驼背——不能不感到惊讶，怎么三四年的工夫竟把一个精力旺盛的汉子变成一个衰弱的老头。“您还认得我吗？”我问他，“咱们是老相识了。”“可能是。”他阴沉地回答说，“这儿是大路，来往旅客到过我这里的很多。”“你的杜尼娅好吗？”我继续问。老头皱起了眉头。“天晓得她。”他回答说。“这么说她是出嫁了？”我说。老头装作没有听见我的问话，继续轻声念我的驿马使用证。我不再问下去，叫人拿茶来。好奇心开始使我不得安宁，我指望潘趣酒能使我的老相识开口说话。
我没有想错，老头没有拒绝送过去的酒杯。我发现甜酒驱散了他的阴郁。一杯下肚，他的话多起来。不知他是记起了呢，还是装出记起我的样子，于是我便从他口中听到了当时使我非常感兴趣、又使我深受感动的故事。
“这么说，您认识我的杜尼娅啰？”他开始说，“有谁不认识她呢？唉，杜尼娅，杜尼娅！是个多好的姑娘啊！以前，凡是过路的人，谁都夸她，谁也不会说她不好。太太们有的送她一块小手帕，有的送她一副耳环。过路的老爷们故意停下来，好像要用午餐或是晚餐，其实只是为了多看她几眼。往往有这样的情形，不管老爷的火气多么大，一看见她就会平静下来，和颜悦色地和我谈话。先生，您信不信：信使们跟她一聊就是半个钟头。家由她管：收拾房子啦，做饭啦，样样都安排得妥妥当当。我这个老傻瓜，对她看也看不厌，有时连喜欢都喜欢不过来，是我不爱我的杜尼娅、不疼我的孩子呢，还是她的日子过得不称心呢？都不是，灾祸是躲不了的；命该如此，要逃也逃不了啊！”于是他开始详详细细地向我讲述他的伤心事。三年前，一个冬天的晚上，驿站长正在一本新簿子上画格子。他女儿在隔扇后面给自己缝衣服。这时来了一辆三套马车，一个头戴车尔凯斯帽、身穿军大氅、裹着披肩的旅客走进来要马。马都派出去了。一听说没马，旅客就提高嗓门，扬起了马鞭。见惯这种场面的杜尼娅从隔扇后面跑出来，殷勤地问那个旅客要不要吃点什么？杜尼娅的出现起了它惯有的效果。旅客的怒火烟消云散了，他同意等待马匹，还要了晚餐。旅客脱下毛茸茸的湿帽子，解下披肩，脱掉外套，原来是一个体格匀称、蓄着黑口髭的年轻骠骑兵。他坐到驿站长旁边，高高兴兴地同他和他的女儿交谈起来。晚餐端上来了。这时有几匹马回来了，驿站长吩咐不用喂食，马上把它们套在旅客的车上。但是等他回来的时候，却发现那个年轻人躺在长凳上，几乎失去了知觉：他感到很不舒服，头痛得厉害，不能上路……怎么办呢！驿站长把自己的床让给他，如果病情不见好转，还准备第二天一早就派人到C[53]城去请医生。
第二天，骠骑兵的病情更恶化了。他的仆人骑了马进城去请医生。杜尼娅用浸了醋的手帕包扎他的头，坐在他床边做针线活。当着驿站长的面，病人直哼，几乎一言不发，但却喝了两杯咖啡，并且哼哼着要了午餐。杜尼娅一直守着他。他不断要水喝，杜尼娅给他端来一大杯她做的柠檬水。病人润着嘴唇，每次递还杯子的时候，都用他的无力的手握握杜尼娅的手表示感谢。午饭前医生来了。他摸了摸病人的脉，用德语同他谈了几句，然后用俄语宣称，病人只是需要静养，过两天就可以上路。骠骑兵付给他二十五卢布的出诊费，还请他用午餐。医生同意了，两人的胃口都很好，喝了一瓶酒，才彼此非常满意地分手。
又过一天，骠骑兵完全恢复了。他非常高兴，不停地一会儿同杜尼娅，一会儿同驿站长开玩笑。他吹着曲子，同旅客们交谈，把他们的驿马使用证登记在驿站登记册上。他大大博得了好心的驿站长的喜欢，到第三天早上，驿站长竟舍不得同他那可爱的客人分别了。那天是星期日，杜尼娅预备去做礼拜。骠骑兵的马车拉来了。他为了在这里又吃又住，重重地酬谢了驿站长，才和他告别。他也同杜尼娅告别，表示愿意送她去村边的教堂。杜尼娅犹豫不决地站着……“你怕什么？”父亲对她说，“大人又不是狼，不会把你吃掉；你就坐车子去教堂吧。”杜尼娅上了车挨着骠骑兵坐下，仆人跳上驭座，车夫一声呼哨，马儿就奔驰起来。
可怜的驿站长不明白，他怎能亲口允许他的杜尼娅同骠骑兵一同乘车走呢？他怎么会瞎了眼，怎么会鬼迷心窍？过了不到半小时，他觉得心里烦躁，六神不安，忍不住自己也跑去做礼拜。到了教堂跟前，他看到人们已经散去，但是杜尼娅既不在围墙边，也不在教堂门口。他急忙走进教堂：神父正从祭坛后面走出来，教堂执事在吹灭蜡烛，有两个老妇人还在角落里祈祷，但是杜尼娅却不在教堂里。可怜的父亲好容易才下决心去问教堂执事，杜尼娅有没有来做过礼拜。教堂执事回答说没有来过。驿站长半死不活地走回家去。他只剩下一个希望：杜尼娅年轻做事轻率，也许忽然想起来乘着车子到下一站去看她的教母去了。他痛苦而焦急地等待他让她乘坐的那辆三驾马车回来。车夫老不回来。到傍晚时分，车夫终于一个人回来了，喝得醉醺醺的，带来一个吓死人的消息：“杜尼娅跟着骠骑兵又从那一站往前走了。”
老头儿禁不住这不幸的打击，他立时倒在那个年轻骗子昨夜躺过的床上。现在驿站长回想起种种情况，才明白生病是假装的。可怜的老人患了极为厉害的热病；他被送到C城，派了一个人暂时来代替他。给他治病的就是来给骠骑兵看病的那个医生。他对驿站长确凿有据地说，那个年轻人身体完全健康，当时他就猜到他不怀好意，但是因为怕他的鞭子，所以没有作声。这个德国医生的话不知道是真的呢，还是想炫耀自己有先见之明，但是他的话丝毫安慰不了可怜的病人。驿站长的病体刚恢复，他就向C城的驿站局长请了两个月的假，对任何人都不提自己的打算，步行寻找女儿去了。他根据驿马使用证知道骑兵大尉明斯基是从斯摩棱斯克去彼得堡的。给他驾过车的车夫说：“杜尼娅一路啼哭，尽管她好像是自己情愿去的。”“也许，”驿站长想道，“我能把我那迷途的羔羊带回家来。”他怀着这个想法来到彼得堡，在伊兹梅尔团一个退位的上士，他的老同事家里住下，就开始四下寻找。不久就被他打听出来，骑兵大尉明斯基在彼得堡，住在德穆特饭店[54]，驿站长决定去找他。
他一清早来到明斯基的前室，请求禀报大人，说有个老兵求见。一个勤务兵在擦撑着鞋楦的皮靴，他说主人在睡觉，十一点钟以前不接见任何人。驿站长走了，到指定的时间又回来。明斯基穿着晨衣，戴着红色小帽亲自出来见他。“老兄，你要什么？”他问他。老头的心沸腾起来，泪水涌到眼睛里。他用颤抖的声音只说出了：“大人！……请行行好吧……”明斯基迅速地瞥了他一眼，脸一红，就抓住他的手把他带到书房里，随手把门关上。“大人！”老头接下去说，“过去的事情就算了；至少，请您把我可怜的杜尼娅还给我吧。您已经把她玩够了；别白白地毁了她。”“生米已成熟饭，无法挽回了，”年轻人十分狼狈地说，“我对不起你，希望求得你的宽恕。可是你别以为我会抛弃杜尼娅，我可以向你保证，她会幸福的。你要她做什么？她爱我，她已经不习惯原先的处境了。无论你也好，她也好——你们都不会忘记已经发生的事。”接着，他把一样东西塞到老人的衣袖里，就把门打开。驿站长自己也不记得他是怎样到了大街上的。
他呆呆地站了好久，最后看到自己衣袖的折袖里有一卷纸。他取出来打开一看，原来是几张揉皱的五卢布和十卢布的钞票。泪水又涌到他的眼睛里，是愤懑的泪水啊！他把钞票揉做一团，扔在地上，还用鞋后跟踩了一脚，走了……走了几步，他停了下来，想了一想，又回转身来……但是钞票已经不见了，一个衣着考究的年轻人看见他，就奔向一辆出租马车，急忙坐上车，喊道：“走！……”驿站长没有去追他。他决定回自己的驿站，但是先要看看他的可怜的杜尼娅，哪怕见一面也好。为了这，两天后他又到明斯基那里，但是勤务兵厉声告诉他，主人不接见任何人，胸一挺就把他挤出前厅，冲着他的脸砰地关上了门。驿站长站了一会，只好走了。
当天晚上，他在“一切悲伤的人们”教堂做过祷告，在铸造厂街上走着。突然他面前驶过一辆华丽的马车，驿站长认出了明斯基。马车在一座三层楼房的大门口停下，骠骑兵就跑上了台阶。驿站长的头脑里闪过一个侥幸的念头。他折了回来，走到车夫跟前。“老弟，是谁的马？”他问，“不是明斯基的吗？”“正是，”车夫回答，“你有什么事？”“是这么回事：你家老爷吩咐我送一张字条给他的杜尼娅，可我把他的杜尼娅住在哪儿给忘记了。”“就在这儿二层楼上。你的信送晚了，老兄，现在他本人已经在她那里了。”“不要紧，”驿站长心里激动得不可名状，“多谢你的指点，可是我还是要把我的事办完。”说着他就走上楼梯。
门锁着。他按了铃，焦急地等了几秒钟。钥匙响了，给他开了门。“阿芙多吉娅·萨姆松诺夫娜[55]住在这里吗？”他问。“住在这儿，”年轻的女仆回答说，“你找她有什么事？”驿站长并不回答，径自走进大厅。“不行，不行！”女仆跟在他后面叫道，“阿芙多吉娅·萨姆松诺夫娜有客。”但是驿站长不理她，自顾往前走。头两间屋子很暗，第三个房间里有灯光。他走到开着的门边，停了下来。在布置得很精致的房间里，明斯基坐在那儿沉思。杜尼娅穿着极其华丽的时装，坐在他的手圈椅的扶手上，像女骑士坐在她的英国式马鞍上一样。她深情地望着明斯基，把他的乌黑的鬈发绕在她的闪闪发光的手指上。可怜的驿站长啊！他从不曾见过他的女儿有这么美，他情不自禁地叹赏起来。“是谁？”她问，并没有抬起头来。他仍旧不作声。杜尼娅没有听到回答，抬起头来一看……接着一声惊呼，就倒在地毯上了。明斯基吓了一跳，跑过去扶她，猛然看见老站长站在门口。他放下杜尼娅，走到他跟前，气得浑身发抖。“你要干什么？”他咬牙切齿地对他说，“你怎么像强盗似的到处悄悄地盯着我？你是想杀死我还是怎么的？你给我滚！”说着就用一只有力的手抓住老头儿的衣领，把他推到楼梯上。
老头儿回到自己的住处。他的朋友劝他去控告，但是驿站长想了想，把手一摆，决定就此罢休。两天后，他从彼得堡动身回到自己的驿站，重新履行自己的职责。“我失去杜尼娅一个人生活到现在已经是第三个年头了，没有得到她一点消息。她是死是活，只有上帝知道。什么事都可能发生。被过路的浪子勾引的，她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把她弄去供养一阵，然后就把她甩了。在彼得堡，这种年轻的傻丫头多的是，今天穿绸缎，穿天鹅绒；可是明天，你瞧吧，就会跟穷酒鬼在一起扫大街了[56]。有时一想到杜尼娅也许会流落在那边，就不由得起了有罪的念头，希望她早点进坟墓……”
这就是我的朋友，年老的驿站长讲的故事：他的故事不止一次被泪水打断，——他像德米特里耶夫绝妙的叙事诗里的辛勤的捷连季伊奇[57]那样，样子非常感人地用衣裾拭着眼泪。他的眼泪部分是由于他在讲故事时喝的五杯潘趣酒所引起的，但是不管怎样，还是使我异常感动。同他分别后，我久久不能忘掉年老的驿站长，我久久想念着可怜的杜尼娅……
还在不久以前，我路过×××地的时候，想起了我的朋友。我得悉他主管的驿站已经撤除。对我的问题：“老站长还活着吗？”没有人能给我满意的答复。我决定去重访旧地，就租了私人的马匹，前往H[58]村。
那时正值秋天。满天灰色的云朵；冷风从收割过的田野吹来，风过之处，树上的红叶和黄叶都被吹走。我进村时太阳已经落山，我在驿舍前停下。从门道里（可怜的杜尼娅曾在那里吻过我）走出一个胖妇人，她回答我说，老站长已经死了快一年了，他的房子现在住进了一个做啤酒的师傅，她就是啤酒师傅的妻子。我开始为白跑一趟、白花了七个卢布而感到惋惜。“他是怎么死的？”我问啤酒师傅的妻子。“喝酒喝死的，老爷。”她回答说。“他葬在什么地方？”“在村外，在他死去的妻子旁边。”“能不能带我到他坟上去？”“怎么不能。喂，万卡！你玩猫该玩够了。陪这位老爷到坟地去。指给他看老站长的坟在哪里。”
她这样说着，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红头发、独眼的男孩跑到我面前，立即领我到村外去。
“你认识死去的站长吗？”路上我问他。
“怎么不认识！他教我削风笛。从前他（愿他进天国）从酒店出来，我们就跟着他：‘老爷爷，老爷爷！给点胡桃！’他就把胡桃分给我们。从前他总是跟我们玩。”
“那么，过路的客人还记得他吗？”
“现在过路的客人不多了。有时候陪审员顺路弯过来，他也没有谈起死去的人。夏天倒来了一位太太，她问起老站长，后来到他坟上去过。”
“什么样的太太？”我好奇地问。
“一位美极了的太太，”小男孩回答说，“她坐着一辆六驾马车，带着三个小少爷和一个奶妈，还有一只黑哈巴狗。她一听说老站长死了，就哭起来，对孩子们说：‘你们乖乖地坐着，我到坟场去一下。’我说我愿意领她去。可是那位太太说：‘我自己认得路。’还给我一个五戈比的银币——真是个好心的太太！……”
我们来到墓地，一片光秃秃的地方，没有栅栏，满眼都是木头十字架，没有一棵小树遮阴。有生以来我不曾见过这样凄凉的墓地。
“这就是老站长的坟。”小男孩跳上一个沙墩告诉我说，那上面插着一个有铜质圣像的黑色十字架。
“那位太太也到这儿来过吗？”我问。
“来过，”万卡回答说，“我从远处望着她。她趴在这儿趴了好久。后来那位太太回到村子里，叫来了牧师，给了他一些钱，就上车走了，我呢，她给了一个五戈比的银币——真是个好太太！”
我也给了小男孩一枚五戈比银币，而且不再为这次旅行和花掉的七个卢布惋惜了。
1830年9月11日
（水夫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