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第一讲

和平不是没有战争，而是一种从精神的力量中产生出来的德性。

斯宾诺莎

欧洲惟有接受一套道德价值体系才能建成。

它的教育家必须相信道德行为超越于经济活动；从马克思回归柏拉图。

我很高兴来谈谈欧洲民族，因为这正是时候。当前某些欧洲民族不惜牺牲左邻右舍来表明自己扩张的意志，其明目张胆，前所未有。而其他一些民族同样增强力量保卫自己受到威胁的生存。即使是那些胃口稍小的民族，就因为吃的较好，也不愿放弃哪怕是最小一点点主权。然而，在这些民族中，仍然有一些要联合各民族、“建立欧洲”的人。在此，我要对他们讲话。我希望至少能用语言表达出他们的愿望——（我称之为）欧洲民族。

我并不是向所有这些人讲话。这些想要欧洲存在的人中间，有人希望以政治秩序建成欧洲，有人则强调经济秩序，还有人强调法律秩序。我想我没有能力引起他们的注意。我只想对那些想以理智的和道德的秩序来实现革命的人说些话。

首先，我要向那些认为上述革命是最必要的人说话。欧洲首先是一个道德问题。至少，它应该被理解成一个自在的存在的问题，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其他问题。

但我立即要问：有人这样思考过吗？他们是否认为一定要建成欧洲？首先，为什么一定要建成它？

这篇讲话自始至终围绕着下面的观念，而拒绝它的人是不会一直读下去的。

欧洲不会是经济和政治简单转型的结果。它只有接受了一套道德的和审美的价值体系才会真的出现。换言之，它必须称许某种思考的和感知的方式，而谴责其他方式；歌颂历史上的某位英雄，而贬低其他英雄。为了欧洲，应该明确地建立这一体系。它并不是服务于民族的体系的一个延伸，恰恰相反，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服务于民族的体系的否定。

这一体系将是一种特定的道德行为的结果，其范围只限于人的感性特定的道德领域。这一领域是特殊与自律的，它有着特殊与自律的意志（这一意志也是完全合乎道德的）。它在道德计划中不再仅仅是欧洲经济感性的规划。

欧洲将会像民族的形成一样建成。欧洲不是物质利益的单一组织。只有当它有一天拥有了一套适合自身的价值体系时，它才会真正存在；而在19世纪形成了一套民族主义的道德时，民族才真的出现了。缔造德国的并不是关税联盟（Zollverein），而是费希特的《对德意志民族的讲话》，随后一大批道德教授便应运而生。这位普鲁士的民族主义道德的创造者把他的律令制定成符合特定道德实质的，认为这个原因尤为重要。他并没有用道德的语言把他的律令制定成经济学入门的译本[1]。

显然，欧洲所必需的这一价值体系惟有它的教育家吃透了我刚才给他们制定的使命，惟有他们完全信仰一个道德世界，并且在人性的其他需要中把握自己的目的，并在其中体现如同国中之国一样时，才可以被灌输给欧洲。不过，我要问这些教育家：你们都接受了这一信念吗？你们是否完全接受这一必然信念呢？

事实上，我并不相信他们会接受这一信念。相反，我相信你们中的大部分人都认为这种道德世界的自律属于尚未绝迹的过时天真的理想主义；人们对善和恶的判断只是其动物存在的一种表达，是努力在大地上找到确保衣食住行的最佳手段。今天，宣扬理想无能、物质生活第一的信条到处高奏凯歌，而基督教博士的话“人首先是一个精神事物”[2]却已成绝响。

因而，你们这些立志建成欧洲的道德教育家，要达到你们的目的，应该实现的第一个改革就是改革你们自己的内心世界。这就是从你们所热衷的经济功用屈辱状态中解脱出来，重树自尊。这也就是不再拜倒在马克思的祭坛前，而是回到柏拉图的祭坛前。此外，欧洲的建设已不止一次要求你们抛弃日耳曼神话，支持古希腊神话，从北海的神灵转向地中海的诸神。

当然，我不是要否定建成欧洲，欧洲就应该完成巨大的经济转变。我是说，只有与欧洲的道德和道德价值的深刻变化相联系，这些经济转变才会真的实现，并保持下去。我承认，认识到欧洲需要并已列入规划的经济转变，这向欧洲指明了它为了生存一定要完成的道德更新的本质。但是，我们仍然坚持认为，道德实现更新才会真正产生出经济变化，真正给予它存在的可能，而不是相反，不是经济本身慢慢引起了道德变化。物质要求精神赋予其存在的形式，物质是无法单独胜任的，不过它可以建议精神在给予其存在的形式时应该做些什么。但是物质的能力有限，它无法成为精神。

我们现在不妨谈谈一些专家认为要建成欧洲所应该完成的一些经济变化。

他们认为欧洲应该放弃个体主义的经济体制（个体包括个人和民族），而采用集体和协调的体制。但是，如果不在欧洲精神中形成贬低个体主义、尊重舍小我为大我的价值观，那么你们怎样实现这种经济革命呢？换言之，没有道德革命，哪来的经济革命？(https://www.daowen.com)

他们又认为欧洲应该放弃无限制地扩张它攫取和使用地球的力量，而是限制它的致富欲望，规范它的生产。但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最佳方法，难道不是改变人的道德价值标准吗？难道不是教育他们以自己的权力意志为耻，以节制为荣吗？

他们还认为欧洲一定要改变它的货币观念，要明白，货币是被当作一种保证，不是藏在地下室里的一定量的金属，而是民众使用它的规范，来自民众对世俗政府首脑的信心。这种观念的变化难道不应该以相应的宗教变化（即人们应该不再相信物质的万能，而要相信道德因素的万能）为坚实的基础吗？

此外，请注意上述律令的表述形式：“欧洲应该放弃……它应该不再相信……它应该明白……”这些都是一些对精神运动的吁求，而不是要求采取纯粹的物质行动。其中有位博士宣称：“世界要改造它的金融真理”，他指出，金融问题的解决在于一种精神意志。另一位则写道：“（经济）问题的根本，就是培养精神，让它接受和丰富国际依从关系的结果。”[3]难道我们不能更清楚地说，建设欧洲需要在道德的范畴内整合新的经济现实吗？

再者，欧洲的创立类似于各民族的形成。形成各民族的经济变化只有受到道德变化的支撑，才能成功。在法国，国内海关的撤销，以及在德国的关税联盟，开始时都遇到来自各省的激烈反对，因为它们发现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只有当教育普及，每个都在道德上接受了团结的宗教并且鄙视分裂状态时，这些经济变化才会真正促成这些民族的形成。

以意大利、俄罗斯为例，它们的领导人都在经济之外，热衷于通过道德教育创建意大利和俄罗斯。

另外，欧洲的建成也类似于工人党的创立。工人党的出现不是因为无产阶级认识到一些经济需要，而是因为在这种经济认识之上灌输了一种道德理想（“团结”的观念和团结是“高尚的道德观念”）和一种宗教观念（未来一定美好的观念和耶稣再临人间的新观念）。

道德活动应该超越于经济现象，而且后者也要求如此。

我已说过，你们应该给欧洲提供一套价值体系。这就是说，如果知识分子的崇高活动是摒除一切评估价值精神和一切道德主义的成见，寻求真理，那么你们的作用就与知识分子的活动毫不相关。此外，真正有精神的人不会热衷于建成欧洲，更不会努力建成法国或德国。他要做的不是建立什么政治集团，而是别的。

这也就是说，你们不是要用纯粹理性来反对民族主义的“实用主义”，用真理反对偶像。纯粹理性在世俗秩序中一直无所作为。你们只是用另一种实用主义来反对民族主义的实用主义，用别的偶像来反对这些偶像，用其他神话来反对这些神话，用别的神秘主义来反对这种神秘主义。你们的作用就是制造各种神灵。正好与科学相反。

你们应该是传教士。与学者相反。

你们只是借助另一种激情才战胜了民族主义的激情。这另一种激情也许是理性的激情。但是理性的激情还是一种激情，与理性截然不同。

我认为，要建成欧洲，你们大可不必小心翼翼地看着听众们的脸色而修改民族主义，另一方面又在各自的祖国向听众们大谈民族主义。我知道，我的这一立场会立即引起你们的反感。事实上，民族主义已让你们深信“圣言”对某一部分俗人有用才是重要的，而要求超越这种有限，高谈普遍性的人只配让我们嘲笑。好像民族主义不知耶稣的登山宝训既超越了一切民族的界限，又适合于每一个民族的本质[4]。因而，你们应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恢复永恒的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