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讲

第九讲

为了给诗人们提供素材，诸神愿意一切杀戮。

《奥德赛》，第8章，第589行

欧洲的几个天然敌人。

艺术家。

英雄主义的浪漫派。

“秩序”的捍卫者。

由于欧洲意欲消除各民族的疆界和减少战争的可能性，它会遭遇到一些人有组织的反对。他们根据自己气质或社会状况的数量变化来反对欧洲。这些人包括的阶层有：军人、钢铁商和黄金借贷商。但是我要说，还存在另外一些人，他们是用不着缴纳营业税的。

首先，艺术家本质上只感受确定的、特殊的和有差别的东西。据此，在其心灵深处，他们痛恨民族，因为民族这个抽象的现实淹没了他们热爱的真实而特殊的对象——行省。在一本近年来非常有名的法国诗集[1]中，一位来自奥得河平原的诗人为往昔各德意志小公国的趣味而悲叹，咒骂俾斯麦的粗俗不堪，竟愚蠢到把它们统一起来。同样，我们也相信，来自卢瓦尔地区的诗人们，如果心灵尚未被教育所扭曲，那么他们也会说法国的统一是不幸的事件，因为过去的法国四分五裂，各个驿站之间，法律已然不同，这种多样性正是它的趣味所在。当然，今天某些艺术家为了迎合时尚也会为欧洲的统一唱赞歌。但是，请你们一定要相信，他们内心仍然只爱民族，因为现在民族比起欧洲来，是可以把握的具体对象。因此，欧洲的建设者们，你们不要一叶蔽目，不见泰山：一切崇尚生动变化的宗派分子都是反对你们的。

以前，有一位英国学者说过一个笑话。他说，他的同胞们无法同意在英吉利海峡修一条海底隧道，因为“如果我们不再与世隔绝，那么我们的诗歌就失去了它的一切意义。”这位幽默作家无意中说明了诗人（崇尚具体的诗人）本质上反对欧洲的原因。他们痛恨试图取消有特殊趣味的民族疆界的人。

你们要知道，欧洲与和平的天然敌人在精神上渴望激情和感性。你们一定记得，在1913年，一位漂亮小伙在回答阿伽同（Agathon）时激动得发抖，“为什么不打仗？这很好玩的。”还有，那位《论战争的准则》的作者也是性情急躁，当1914年大战来临之际，他大叫：“让我们野餐去！”你们千万不要相信，在上次大战这种“嬉戏”之后，不可能再出现这种精神状态了。你们一定要牢记，总会有一批人，他们宁可一天冒险被杀20次，也不愿意过一种平淡的生活。此外，也不要相信战争的残酷会让热爱战争的人胆怯。因为热爱战争的人并不一定是打仗的人。

一切“嬉戏”成性的人都是反对你们的。

还有，你们要相信，赞美山巅、深渊、墓葬、湍流和暴风雨的人都会有组织地反对和平。请你们牢记，并且广为宣传这段哲人名言：“从审美的角度来看，看到可怕的现象而赞叹不已的人，是成熟的；但是从道德的观点来看，他们却是缺乏教养的。”[2]

奥斯特里茨之战比罗马的和平更加“感性”；《伊利亚特》比《奥德赛》更感性；但丁的“地狱”比“天堂”更感性。

其他本能地反对和平和欧洲的人是英雄主义的道德家，他们只看重生活的悲剧观念，并不十分鄙视幸福的探求，在他们看来，和平的欲望是它的表征。实际上，这种英雄主义的宗教是与标榜英雄主义的民族主义根本不同的，揭露这一点，也许更好。总之，它是与国际主义声势相通的。一位最纯粹的英雄主义信徒这样写道：“军队的理想不是民族，而是英雄主义。军队是一个国际阶层。”[3]这段话倒说得非常合乎逻辑。其他一些英雄主义信徒们一生也是真诚的不爱国者。尼采多次表露他对德国的痛恨。《论暴力》一书的作者更把朱安党的暴动捧为“法国历史上最珍贵的一页”。他还宣扬，波旁王朝的元帅是一位强人的典范，比一大堆法国文官小人不知优越多少倍。而且，他的法律就是军人高于一切。但是军人又要拯救祖国，这是那些英雄主义的吹鼓手们自相矛盾的地方。

你应该注意，不要让对手把英雄主义的宗教据为己有。你们要指出军人的英雄主义不是英雄主义的全部；没有必要把英雄主义都解释成敢于去死，只要是战胜了自恋，都是英雄主义。因而，如果有人战胜了自我，其精神境界从民族激情上升到欧洲主义，那么这也是英雄主义。费希特曾斥责理性无力达到英雄主义[4]，那么你们就要回答他，有许多非常有理性的英雄，他们之中不仅有为了理性不惜接受毒药或火刑，还有像斯宾诺莎或开普勒这样的人，拒绝用理性为一切世俗的乐事服务，或者像左拉和皮卡尔那样，为了正义终日奔波，席不暇暖。你们要说明，民族之所以形成，是因为它们把另一种形式的英雄主义置于军人英雄主义之上。这另一种形式的英雄主义广为接受（包括军人），它指的是通过尊重他人的权利来确定自我。毕竟，民族是国家，而非军事集团，惟有公民英雄主义高于军人英雄主义，民族才会形成。而且，你们还应该以希腊人的价值为尺度：第一流的英雄主义是智慧和节制；其次才是军人的英雄主义。

现在还有其他一些和平的天然敌人，他们受到实际利益的驱使。我指的是那些“秩序”的捍卫者，他们保卫“社会等级制”是为了使自己及其门人继续占据高位。有人说，他们在战争中捍卫的，绝不是战争本身，而是统治权力[5]。因为这些资产阶级的保守派对英雄主义毫无兴趣，也没有义务去当炮灰，更不愿慷慨解囊，多交五倍的税。他们要做的一切，只是让战争的“威胁”一直笼罩在自己民族的头上，让战争的“幽灵”忽隐忽现。因为战争的威胁会在全民族中激发一种长久的军事精神。这样就极易让人民同意等级制，接受领导和命令，简言之，让人民愿意继续为这些等级制服务。我个人认为，那些想保存自己社会霸权的阶级，其思路就是：“一定要让人民害怕。如果人民已不再相信上帝，那么一定要让人民害怕战争。惟有这样，才可以谈保卫和平。”

当这些保守派的统治权力受到威胁时，好战主义就成了他们试图维护统治的手段。比如在法国，保守派的好战主义不是最近才出现的，它是有历史传统可循的。在整个王朝复辟时期[6]和七月王朝时期[7]，民主主义者都是些好战分子，他们高叫为增进“民族荣誉”和废除1815年的条约而战，他们指责国家的统治者维莱尔伯爵、拉费洪勒和基佐所推行的可耻的和平主义。相反，保守派分子不愿意谈论任何军事行动。夏多布里昂费了好大力气才说服他们同意西班牙战争，因而立即获得了自由派青年们的热烈欢迎。同样，在整个第二帝国期间，秩序的捍卫者们激烈地反对加强军备的法律。这激起了拿破仑二世的怒火（1859年8月），他说：“我们大家都被这个可耻的保守派政党束缚住了手脚，他们痛恨革命，为了和平愿意不惜一切代价。”[8]但是，从1875年开始，一切都变了。资产阶级不停地缠着法国元首，因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报仇雪恨”，至少是因为战争还不是他们首要的考虑对象。那么，结果怎么样呢？毫无疑问，德意志帝国崛起了，正如一位历史学家[9]所作的评论，对法国人来说，战争看上去像一次远征，但是现在则像是一次入侵。但是，重要的是，民主由此产生，此后，任何有兴趣维护等级制精神的阶级都会感到，要想达到目的，必须赞美军队，然后再不断地挑起战端，因为这是生存下去的根据。

大家知道，在这两种相续的和矛盾的态度之下，追求高人一等的各个阶级仍然绝对地忠于自己及其利益。到了19世纪，民族主义成了一种民族解放的意志形式。除了法国与英国早已实现了民族统一之外，欧洲的革命都是民族的。它们是民众起来反对统治者，以求形成和壮大各自的民族。从此，那些革命运动中的既得利益阶级就反对民族主义。在1860年，法国资产阶级非常反对实现意大利的统一。这倒不是仅仅因为它会对法国构成威胁，而是因为他们在其中看到了一个民族要求解放的意志。教皇庇护九世也拒绝承认意大利王国是“革命的创造物”，他手下的教廷卫队的司令官拉摩里西尔则快人快语：“革命处处都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一定要把它们像疯狗一样消灭干净。”[10]相反，进入20世纪后，在某些民族之中，出现了通过削弱民族观念和走向国际主义来解放下层阶级的意志。对此，上层阶级不得不捍卫民族主义。在这两种情况之下，上层阶级都奋起反对阶级解放的意志，好像这是他们的法律一样。不过，这种意志只改变了形式罢了。(https://www.daowen.com)

特权阶级希望永远保持战争幽灵还有另一个原因，它与前一个原因大同小异。他们经常告诉小老百姓们：“现在要的是服从，而不是社会改革。”如果某些政党主张君主专制政府，那是因为这种政体特别能适应战争状态。换言之，战争状态，或者是对这种状态的看法，对于证实回到这种政体都是不可或缺的。这种政府的支持者们完全出于自己的利益，不停地渲染战争已临近我们的家门，谁否定它，谁就是傻瓜，或者是对统治者的背叛。当大家想组建捕狼队时，一定要大喊狼来了。而且，如果我们一直喊狼来了，总有一天会应验的。

这里还有另一个和平的敌人，即反对民主制的等级精神。我指的是某种天主教教义。德·迈斯特尔曾大肆叫嚷战争是上帝的意愿，因而追求和平就是渎神，这种观点虽然没有被波舒哀或费奈隆之流接受，但是它却与民主制的到来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它与人民追求幸福的呼声密切相关。德·迈斯特尔看得很清楚，这一呼声就是直接让人民起来反抗。他的观点与一位资产阶级部长的看法相近[11]。后者断言，在第二共和国里，“应该尽全力加强教士对学校的影响”，因为教士宣传“好的哲学”，它告诉人们在世间是“为了痛苦”。此外，近来教皇对基督教民主派的谴责也与上述观点相近。因为教皇认为基督教民主派忘了教会的本质就是赞美“在谦逊和基督教的忍耐中”完成自己职责的人们[12]。拿破仑曾说，不幸是培养好士兵的学校。同样，它也是培养好基督徒的学校。我们都记得圣茹斯特的话：“幸福是一个新的观念。”相信和平的可能性就是这种新观念的一种形式，而那些要奴役群众的人并不想让群众接受这种新观念。

最后，某些天主教徒反对脱离一切政治算计的和平。他们真诚的信仰让他们认为：“人类是堕落的种族，被判有罪，你的命运就是杀戮和自相残杀。你要求和平的呼声不过是你反抗上帝意志的一种形式，不过是你的魔鬼自尊的一种形式。”

请你们认清这些欧洲的敌人，他们并非被征服的渴望和惟利是图的贪婪所驱使，而是出于艺术的、道德的、社会的和形而上学的原因。这正是你们不能轻视的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