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讲

第四讲

所有富有魅力、诗意和娱乐的文学趣味可以带有一种地方的形式;

但是像人类精神一样,科学是独一无二的。

勒南:《落叶》

为拉丁语的消亡和各民族语言的出现而痛惜。

欧洲应该把智力活动提高到感性活动之上。

它将会遇到阻力。

颂扬与日耳曼文化相对立的希腊—罗马文化。

在我们接受的教育中,欧洲历史上有另一段伟大的时期,我们应该尊重它。那时,知识分子、学者和思想家们不再用拉丁文来发表著作,而开始改用各自的民族语言,在各国历史教科书中,你们都会读到一章,标题是“民族文学诞生”。而且老师讲解时的语调充满赞赏,让学生感受到这是一次“解放”运动。因而,如果要建成欧洲,你们还应该改变这种教育。你们应该告诉自己的孩子,在欧洲历史上,要有一个美好的时代,那时全欧洲的思想家们相互之间使用同一种超世俗的语言,它象征着精神世界的统一,超越了充满利益争夺和激情冲突的世界。可惜的是,他们后来改用民族语言来表达思想,相信思想本身是有民族性的,从此,各个民族不仅以物质利益为借口相互进行不义之战,而且它们还以精神的名义互相残杀,其血腥味更浓。

对此,你们中的许多人会大叫大嚷:“什么?我们要谴责这个时代,谴责用特殊语言写出精美作品的作家?谴责《神曲》、《拉封丹寓言》、《法国山歌》[1]这些有价值的作品?”这里,你们一定要勇敢地面对真理。你们提出来反对我的这些作品,其价值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它们是民族的和不可转译的,在于它们表现的是人性感受,而非理智。它们都是诗人的作品,而非思想家的著作。思想家的著作,只要它们真的是有思想的,那么它们的价值就独立于表达它们的偶然形式,因为精神是不依赖于物质的。笛卡尔的《论方法》或康德的《批判》都是用各自的民族语言写成的,但是我发现,他们的思想并没有多出什么。而不用民族语言写作的托马斯·阿奎那、斯宾诺莎或牛顿的著作,也没有损失什么思想。我同样要说,诗人们的作品,只要它们具有理性之美,对事物有公正的看法,篇章结构又不乏内在的力量,那么它们也是独立于表达自己的语言的。像拉辛的悲剧结构完美,《浮士德》的内容逼真,都是从它的语言中抽象出来的。但是,你们一定要赞同这一点:你们如要建成欧洲,就必须坚决地把理性著作置于感性作品之上,把哲学家和学者置于诗人和艺术家之上。这是因为各民族的理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于它们各自独特的天赋,而它们的感性几乎认识不到这一点。你们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在物理学或天文学研究上总是先于在他们对原野风光和日常生活的感受上取得共识。你们那反映个人趣味的教育,应该用这一理念加以改造,即欧洲将会是科学的、理智的和哲学的,而非文学的、艺术的和生动的[2]。对于你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新的教育有点残酷。因为这些诗人比起学者来更有趣味!这些艺术家也比思想家更令人陶醉!但是,你们一定要忍受:欧洲要么是严肃的,要么就不存在。它比民族更少“趣味”,正如民族比行省更少趣味一样。一定要作出选择:要么建成欧洲,要么永远幼稚下去。

民族一直是美丽的克洛蕊德(Clorindes),快乐的感性存在,受到大家的热爱。而欧洲则应该像那位13世纪的年轻的女学者,在意大利波洛尼亚大学教授数学时,头戴面纱以免自己的美丽干扰了听众的注意力。

我发现当前欧洲的教育家们还没有下定决心把理性的著作置于感性的作品之上,虽然他们很少受到特殊激情的影响,更加关心的是各个民族的联合。而且,我看到,在他们所理解的普遍性中,他们意在贬斥理性,把它等同于学校教育,他们推崇的是难以表现、不可传达和反社会的个人感受,并且以此作为知识的、甚至是“科学的”知识的最高形式。这种对感觉的推崇,惟有衰落的时代才有,它那麻木的下颚是无法感受到纯粹思想的锋利。如果要建成欧洲,你们一定要与这些拜占廷主义决裂,重新赞颂理性活动,坚定自己拒绝个人感受诱惑的意志,也即战胜肉体欲望的道德意志。

你们中有一位也真诚地希望建成欧洲,他公然主张科学工作是不可取的,这倒令人吃惊。非常清楚,他把科学定义成问题域,在那里人们只以第三人称的方式谈论实在,换言之,科学是“它”的领域。他说,只要我们还停留在这个领域里,“我们对事物就没有兴趣,这种客观性的色彩着实令人担忧。”[3]相反,真实存在的领域是我的、你的和他们之间对话的领域,甚至是我与他们对话的领域。我们在其中会发现取之不竭的兴趣。当然,大家不可能露骨地说:我们完全对纯粹观念可能引发的情绪无动于衷,而只能够受到我们带给自身或其他同类的兴趣所创造的情绪的感染。然而,我认为,欧洲的居民们只有能够对“它”的领域发生兴趣,才能建成欧洲。这个“它”将是欧洲本身。当然,它是由“你”和“我”组成的,但是它高于他们,不同于他们,就像一个平面不同于构成它的各直线的总和。只要他们尚未走出“你”和“我”的领域,也即“真实存在”的领域,他们就建不成欧洲。因为正像同一位思想家说的那样,他们还处在爱的领域里,但也是陷在恨的领域里,这两个领域是合二而一的东西。因为他们尚未进入正义的领域,尚未进入“判断”的领域,它本质上是(令人厌恶的)超越于“你”和“我”之上的“它”的领域。显然,战争是“你”与“我”之间的对话。

有些人在不同于“你”和“我”的事物领域里,并不“忧心忡忡”,相反却找到他们的最大的兴趣:化学家戴维(Davy),当他发现钾元素时,高兴地在实验室里跳起舞来;哈密顿当他得出四元数理论时,也是如此。当查尔斯·埃尔米特谈起一些数学函数时,认识他的人都会被他眼中流露出来的激情所感动。记得毕奥(Biot)曾对巴斯德(Pasteur)说过,“我的孩子,我一生太热爱科学了,以至于它让我心静如水。”因而,你们只有鼓励各族人民尊重这种精神形式,才有希望建成欧洲。而且,你们不要让那些只关心自我的人作为他们的榜样。

有人[4]说得非常好,科学精神就是发现异中之同。为了对称起见,我们还可以加上一句,文学精神(至少是现代的)是要化同为异。为此,我有理由相信建成的欧洲应该是科学的,而不是文学的吗?

柏拉图曾说,欧洲的主要动力不是对“其他”范畴的尊重。相反,它是“同一”范畴凌驾于“其他”范畴之上,“一”范畴凌驾于“多”范畴之上。

当然,这完全与消灭“其他”无关。它是指鼓励人们关注“同一”。当传教士高声说道:“没有希腊人、犹太人和斯基泰人之分,耶稣就在一切事物之中。”此时,他不是说这些差异真的不存在了,而是指人们应该努力认同没有民族差异的共同体。

我已说过,你们一定要推崇那些不依赖于偶然语言的思想著作。你们接受这种精神对物质的独立性吗?如果接受,那么到了什么程度呢?你们当今的哲学品味让我怀疑,我相信你们只接受与物质相关的精神,也即“具体化的”精神。你们并不承认《浮士德》的真实性是从表达它的语言中抽象出来的。你们的形而上学在我看来形同英诺森三世的形而上学。当“无地王”约翰向他臣服时,他满心欢喜,宣布:“为了彼此的最大利益,政教权力重归统一,就像精神与肉体的统一一样。”[5]这种闻所未闻的话竟出自于一位基督徒之口:精神在与肉体的结合中找到了自己的利益!(https://www.daowen.com)

如果这就是你们的信仰,那么你们就从没有鼓励过欧洲人民不再坚持他们的特殊的具体性,从而上升到能够统一他们的精神上去。因而,你们首先应该在内心深处改变这一信仰。

请你们“教育”学生们尊重教会,它长久以来一直努力让精神在民族化中屹立不坠。你们要推崇它,无论它的动机如何,在三十主教会议上,它拒绝用民族语言来做弥撒,坚持使用拉丁文。

你们要推崇耶稣会。在三十年战争全面展开的时候,民族尊严令人窒息,他们的会长却命令同事们:“不要说:我的祖国。不要再说蛮族的语言。”那时以及随后的100年间,他们的教育计划要求在授课、通信和交谈中使用拉丁文;而且在18世纪,他们还用拉丁文教授各民族语言。在法国大革命和“民族主义”浪潮到来的前几年,他们还因为忽视德文拼写而被奥地利政府训斥[6]。

你们不要歌颂连祈祷也民族化的时代。

如果你们想要建成欧洲,我还要告诉你们:教育你们的学生像耶稣会教士们理解的那样,人文科学(studia humanitatis),就是研究人的本性。向他们指出,这一学问的最大对手是德国人。在1870年德国人胜利后不久,他们就要拒绝使用对博学多才的人(I'homme universel)[7]有价值的教育,而标榜自己与众不同,比其他人优越。还要向他们指出,在1871年1月的费里埃城堡,俾斯麦在与秘书的闲谈中,是如何恶意诽谤人文主义的;还有年轻的纪尧姆二世破口大骂“语文学家”;他的意愿是要培养“德意志青年,而不是希腊的或罗马的青年”;他还宣称古代最伟大的时期应该是德意志帝国时期,历史教学应该“从色当到马拉松”[8]。

教育你们的学生尊重希腊—罗马文化。一位德国大师曾这样高度赞美它:对善与美的崇拜“不属于哪一个民族”(歌德)。特别是要教育他们尊重作为一种毫无用处的奢侈品和一种不求实际的价值的文化。你们要驳斥最近半个世纪来某些德国人,噢!还有某些拉丁族人的宣传:让每个人为国家作出最大贡献的艺术。

法国的知识分子们,你们要向大家宣扬希腊—罗马文化,好让他们认同超越民族之上的共同体。不要像你们的某些同胞那样,只向法国人宣扬希腊—罗马文化,好让他们自认为更加法国化,更加与众不同。

[1]丹第(vincent D'indy 1851-1931,法国著名作曲家和音乐教育家)的著名交响曲《法国山歌》,显示作者成熟个性,是他的最受欢迎的杰作之一。

[2]下面这段话绝好地说明了科学精神比文学精神更加适合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共识。它激怒了文学家和历史学家,因为它特别鄙视原创性。这也一再证明了艺术家多么敌视这种共识:
所有的科学工作是要建立无可争议的命题,并在此基础上人们可以达成共识。它的理念就是达到一种不带个人主观性的表述,而且,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带有个人主观印迹的命题还不是准备进入公共领域的科学真理。同样,虽然艺术家力求作品个性化,但是学者却应该尽力祛除自己的个性。历史学家开始时对这种必然性的感受有些模糊,后来他们放弃了追求原创形式的罗曼蒂克式的研究,改用一种非主观性的和抽象的方法。(塞尼奥博斯神甫:《历史的方向》;珀蒂·德·来勒维勒:《法国语言和文学史》,第8卷,第305页。)

[3]G马塞尔,转引自让·华尔:《面向具体》,第249页。

[4]E.迈耶松。

[5]“Ad magnum utriusque commodum et augmentum”。(英诺森三世给“无地王”约翰的信,1213年11月11日。)

[6]A.马特:《耶稣会》,第159页。

[7]指1870年“普法战争”后,德国著名改革家威廉·洪堡肩负起改造当时教育制度的重任。他废除属于封建体制的学校,如骑士、武士学院(中古时代,德国的教育机构主要是大教堂附设的学校以及修道院,学习的内容以拉丁文和宗教规约为限,一般人民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继而提倡全民教育,经过他的改革,德国的学制分为两环,一环是由文理中学和大学所组成的学校教育,另一环则由国民学校与各种职业性教育机构所组成。

[8]参见米歇尔·布雷亚尔:《法国的拉丁语传统》,载《两世界评论》,1819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