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第二讲

欧洲的精神在他们之中。

在我们之前的历次统一欧洲的尝试:查士丁尼一世、查理大帝、霍亨斯陶芬王朝、英诺森三世、查理五世、拿破仑。

为什么这些尝试都失败了?

欧洲长存,但是欧洲的“理念”却不存在。

欧洲“自愿”分裂。

这种意愿在20世纪初达到了顶点。

必须推翻我们对过去这些尝试的判断。

15个世纪以来,好些人曾尝试实现你们把欧洲各不相同的部分统一起来的梦想。虽然他们的计划互不相同,与你们的想法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想重新审视一下他们的尝试,特别是他们的失败,也不无益处。我把它们简要地罗列如下。

第一次尝试是东罗马皇帝们所作的努力(你们一定要提醒人们,这是惟一的一次皇帝的行为,因为其他尝试都来自民间)。自蛮族废黜了拉韦纳的最后一位皇帝之后,为了摧毁蛮族建立的各个王国,重建罗马的统一,东罗马自封为罗马的继承人。这一尝试在查士丁尼一世时期曾一度成功。但是,这位君主死后,这种努力也就停止了。他的后继者们为了抵抗亚细亚人的入侵,已无暇顾及要在罗马的西部地中海地区重新恢复它的统治权。不过,他们维护罗马统一的愿望一直保持了3个世纪,最后一次是拒绝承认查理曼[1]为西罗马的皇帝。不久,他们意识到了已无力回天,接受了既成事实,在艾克斯拉沙佩勒(Aix-La-Chapelle)尊称加洛林王朝的人为“Basileus”(“皇帝”的希腊文译名)。这样,他们的努力就完全失败了。统一的欧洲就此分崩离析,东方与西方永隔东西。

第二次尝试是查理大帝(或者几位教会人士)创建的一个新的“西方帝国”。不过,用西方化这个词更名副其实。因为它是许多欧洲民族的重新统一,不仅仅有同一的行政系统和政治方向,还有一个精神方向:倡导崇古。这次尝试虽经查理大帝及儿子们的一再努力,也只是维持了半个世纪,最后以凡尔登条约而告终。

重建欧洲的观念,至少是把德意志、意大利、法兰西的东南部以及地中海东岸统一在同一王权之下的观念,随后被日耳曼皇帝们接受。他们只是暂时部分地实现了这种观念,奥托(Otton)、巴尔巴罗萨(Barberousse)和西西里的弗雷德里克[2]曾多次把各民族统一在他们的帝国之下,从罗讷(Le Rhone)到奥得(l'oder),从吕贝克(Lubeck)到梅西纳(Messine)。而且,他们还企图统一司法制度和政治方向。但是不久,意大利各大城市的崛起动摇了他们的帝国,阿尔勒(Arles)王国最终脱离了他们的帝国,罗马教廷也永远摆脱他们的束缚。在以后的两个世纪里,这些日耳曼人又热衷于统一德国。

与此同时,13世纪的教皇们也企图用基督教把欧洲统一在同一法律之下,只不过其意义与日耳曼皇帝们的相反。他们时不时地会来一下。他们以上帝的话语为名发起统一欧洲的运动,并且多次攻击非基督徒。最后,他们如愿以偿:各国首脑视其为最高裁决者;英国国王曾向他们请求可以统治英国人民的宪章,他根据他们的命令向邻国开战或者自我克制;一位德国皇帝只有得到他们的加冕才具有合法的地位;还有另一位德国皇帝竟站在教廷门前的雪地上请求他们的支持。但是很快,欧洲就不再听命于教皇,不再受其驱使,一致对付亚细亚人。如果说它还曾听命过教皇,比如十字军东征(我指的是第四次东征),那么这时的欧洲已处于加速分裂的边缘。很快,国家元首们,甚至各国人民,都激烈地反对教廷横加干涉他们的事务,坦言按照自己的意愿决定相互之间的敌对关系。英诺森三世死后不到百年,教廷不仅没有统一欧洲,而且它还放下身段与它的藩国结盟,可谓自毁长城(这也是西方的大分裂)。

此后,查理五世统一了德意志、奥地利、荷兰和西班牙,主张恢复勃艮第的传统,而意大利则是神圣帝国的附庸。总之,像查理大帝一样,查理五世把欧洲统一在同一法律之下。但是与以往的尝试不同,这一次的成功转瞬即逝。它以欧洲的迅速解体而告终:荷兰和葡萄牙的独立、奥地利一分为二、法国自治地位已然确立、英格兰从此认识到要利用和挑起大陆的纠纷。

最后,拿破仑再一次重现了查理曼帝国,只用了几年时间就统一了欧洲,实现了单一的行政体系、政治方向和经济法律(在欧洲大陆范围内),甚至实现了单一的道德理想(帝国大学);不久,欧洲再次瓦解,分裂成大大小小的各个国家,它们对曾经经历过的统一愤恨不已,宁愿坚持彼此之间的战争状态。这就是近60年来的历史显示的。

为什么这一统一事业都失败了呢?我想有两大原因:第一个原因在于统一者自身;第二个原因是与他们统一的对象有关。

第一个原因,你们听我陈述如下。这些欧洲的统一者无一不是暴君,至少也想成为暴君。

他们想成为地主,占有土地及人口、收入,目的既是为了自己和父母,也是为了他们的制度。显而易见,查理大帝、霍亨斯陶芬王朝和查理五世都是如此。拿破仑也不逊色,他把一个个王冠戴到自己家庭成员的头上;同样,克洛维也是把土地分封给自己的狩猎伙伴。此外,人们也许不知道,英诺森三世也想拥有西西里的土地。他在征服阿尔比人之后,有组织有计划地搜刮他们的财产,同时告诉图卢兹人,他要拥有他们城市的土地所有权,并且宣称拥有一切基督教教区的土地所有权,包括阿拉贡、匈牙利和保加利亚。所有欧洲的统一者,像世袭“采邑”的日耳曼诸侯们、源自“永恒原则”的法国皇帝以及作为天主继承人的教皇们,都认为欧洲满足了他们帝国的物质欲望。

毕竟,如果他们拥有了欧洲,他们只是让欧洲为他们个人的激情和统治集团的成见服务,不会考虑欧洲真正的利益要求。当加洛林王朝在9世纪发动对阿瓦尔人之战、教皇在12世纪发起对土耳其之战和拿破仑在1812年对俄罗斯之战时,他们都没有想过是否欧洲真的应该通过这些运动而实现统一。一旦他们对事业有所要求,他们首先会毫不迟疑地利用欧洲各民族、各种族的仇恨分裂欧洲,让它们互相敌对。尤其令人吃惊的是教皇们的所作所为,他们深谙利用人际仇恨的艺术。比如,为了达到占领英格兰和德国的目的,教皇们竟发动英格兰和德国封锁法国;为了保有在西西里的采邑,他们使出浑身解数反对德国和意大利的联盟;为了反对胡斯信徒和阿尔比派,他们分别挑起匈牙利人和法国北部人的种族仇恨;他们惟一的目的就是捍卫自己个人的利益,为此可以发起同样神圣的讨伐土耳其人的宗教十字军运动,挑起反对法国人或其他基督徒的纯粹的政治行动;如果这些基督徒束手就擒,那么他们也会像战胜异教徒那样感谢上帝[3];还有,如果是出于他们的利益要求,那么他们会求助于基督教世界的凶恶敌人,如土耳其人、撒拉逊人和伦巴第人。但丁和伊拉斯谟常说,这是欧洲的惊人之处。

这些统一者想要欧洲的精神归属于他们。他们专心致志地用军事手段达到欧洲意识的统一,西班牙的君主们在荷兰、罗马教廷对阿尔比派和伏多瓦派,就是如此。于是,欧洲奋起反抗。它坚持精神的不可侵犯性。当罗马真的代表精神时,欧洲会为了罗马而维护这件好事;而当霍亨斯陶芬王朝实施暴政,把许多无辜的教士抓进那不勒斯的监狱时,当科西嘉士兵动手殴打枫丹白露的虔诚老人时,欧洲愤怒了。

这些统一者完全忽略了这些民族的精神,他们下定决心要忽视这一切,忽视他们的历史、观念和语言。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一世只会说拉丁语,完全贬斥古希腊文化。查理五世会说他的臣民的某种语言,但是说得不流利。就他们把欧洲统一起来而言,他们同时又挫伤了自己最珍贵的感受和最合理的愿望。事实上,基督教国家没有这种幸运。虽然异教世界造就了像奥古斯都、马可·奥勒留和图拉真这样的统一者,但是基督教世界遇到的只是愤怒的驯兽员或阴险的宗派分子,他们带来的都是些可恶的统一,从而令各民族人民想方设法逃避统一和追求分裂,以求获得自由和捍卫自己的尊严。而且,这些追求独立的努力常常是为了建立安身立命的秩序,而这一秩序与它们所反对的秩序并无二致。正是由于这一安身立命的秩序,这些努力赢得了历史的尊重。因此,可悲的是,弗朗索瓦一世的帝国主义也应该受到我们的尊敬,因为欧洲利用他的军队粉碎了查理五世的帝国主义。

但是我们不要过分批评这些糟糕的神甫。他们宽容大度,而且超尘脱俗。他们的首要目标不是建成欧洲。因为欧洲“不愿意被建成”。因为它无法想像自己能够被建成。这是他们失败的深刻原因。(https://www.daowen.com)

有人曾说:人是由其行为塑造的,这一观念在历史上比这些行为更富有意义。近15个世纪以来的欧洲历史再好不过地揭示了这一点。大家可以经常说,自从罗马沦陷和欧洲分崩离析以来,各地的居民们都具有共同的情感经历,会同时激情澎湃,从而影响到欧洲的各种运动。大家都会提到一个:十字军东征。当然还有其他运动。在战争方面,在9世纪,就有日德兰、安达卢西亚、塞纳和阿迪杰等地的沿海居民抗击诺曼底人入侵的一次欧洲运动;300年后,还有一次从乌克兰到法兰西岛的反击蒙古人入侵的欧洲运动。在政治方面,封建体系的建立以及以后绝对君主制取代了各地方诸侯,都是欧洲运动,虽然有时间和地点的分别,但是都波及整个欧洲,并且超越了一切具体的差异,赋予全体欧洲人共同的面貌,与其他大洲的人完全区分开来。几乎同时,各民族又很快努力用某些控制手段来削弱这一绝对权力,这也是欧洲运动。它在1215年产生了英格兰大宪章,在1222年产生了匈牙利金玺诏书[4],在1282年产生了丹麦宪章,在1302年产生了法国三级会议。我还要提到400年后各民族最终瓦解绝对权力的危机。这次危机源于1688年的英格兰,然后动摇了法国,最后在150年的时间里席卷了整个大陆。此外,从1848年起,工人阶级发起了对资产阶级的运动,它遍及了整个欧洲,不承认这一点是很困难的。在精神方面,欧洲运动从11世纪开始,像克吕尼(Cluny)、卡马尔多利(Camaldoli)这些学校,以及它们的上百所修院,超越于每个王国之外,是一个巨大的精神实体。它为惟一的精神所驱使。到了13世纪,大学的建立也是一次运动。大学设置了教育课程,即专业学科(Studia generalia),教学语言也是国际性的拉丁文。它们在欧洲各地掀起了反抗教廷权威的斗争。两个世纪之后,又有了一次反对罗马教廷的欧洲运动。在英格兰有威克里夫(Wycliffe),在卢森堡有罗拉德(Lollard),在波希米亚有扬·胡斯(Jan Hus)。又过了100年,从大西洋畔到易北河,发生了一次不用司祭作中介而直接领会圣言的欧洲运动。在几个月里,路德就把《圣经》译成了德文,勒费弗尔把福音书译成了法文。不久,英国、荷兰、瑞士、瑞典、丹麦、德国和法国的一大部分都从天主教会的整体中分离出去了。最后,在经济方面,整个欧洲在12世纪经历了经济的发展,它对欧洲的重要性不亚于十字军东征。到了15世纪,欧洲完成了发现新世界所要求的向外扩张运动。但是,这些真正的欧洲运动对欧洲的统一毫无贡献。为什么?因为欧洲在完成这些运动时,并没有自觉意识到它们是欧洲运动;因为欧洲各民族服从于他们的利益共同体,生活中也分享着共同的情感,但是从没有思考过它。如果说欧洲存在,或者说它长存,那么欧洲的理念却没有存在过。

我认为,在欧洲人的身上可以发现缺少这种欧洲的理念,他们的利益或情感的共同体只有在物质上把他们纠集起来。我们能够确信,在1096年9月,欧洲群众穿越中欧平原前往基督的墓葬地,尽管情况相似,他们并没有像今天欧洲人那样说:“我们现在团结在一个团体之中,服从一个意志,尽管我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让我们忘记彼此的差别吧!”在1532年4月,来自西方各个民族的新教徒在日内瓦的一个大厦里集会。但是,当时与会的人员并没有意识到这次大会的欧洲属性,而在今天,在这同一座城市里所举行的新教徒大会上,代表们都明白这一点。由于缺乏欧洲的理念,即使有某些危险的共同体也无助于建立统一。蒙古人的危险就是一个见证,我记得它曾震撼了所有大陆(欧洲)民族。那时,各民族都把目光转向了罗马,就像转向他们共同的法律,于是它们决定了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原则。而在决定之前,蒙古人的入侵反让它们之间相互残杀[5]。

为什么欧洲的理念不存在呢?在此,我是一个纯粹的黑格尔派。我认为,一种政治理念的产生是有条件的,只是当它所反对的理念已经广为接受,展现出全部意义,其后果又是有害的时候,为了人民的福祉,那么它就有必要被新的政治理念所取代。然而,在中世纪初期,统一的理念还不是这样。它所反对的理念,也即欧洲分裂的理念和欧洲分裂成各个独立国家的理念,尚未完成它的使命,而且也没有伤害到人民。相反正是由于它,而且正是在这一历史时期里,欧洲实现了封建分封的理念,随后因为这一理念给人民造成的损害,又被欧洲抛弃。我们可以说,在这一时期里,不仅欧洲人民不想建成欧洲,而且他们想不要去建成欧洲。在最近的一本书里,我曾谈到过法国人要建成法国的意志,我这里要谈的却是欧洲人不要建成欧洲的意志。

我认为,不断强化这种意志,构成了欧洲作为欧洲的全部历史。从6世纪起,它就让东罗马皇帝的统一梦想成为泡影。最早一批蛮族的国王们就已自称是帝国的“异族人”,在狄奥多里克征服罗马后,他就自称是拜占廷的官方代表,人民也称他是帝国的官员。以后,新生的日耳曼王国表现出要走自己道路的倾向,因而有些历史学家认为这已经是民族化的运动了。它们废黜了狄奥多里克的女儿,她是罗马一个派别的领袖。为了夺取意大利,它们给帝国带来了18年的战乱。而且,自从查士丁尼的继任者们吸引了它们的注意力之后,西罗马帝国又恢复了独立。这种欧洲意志在3个世纪之后又再次被强化,这就是凡尔登条约造成了查理大帝缔造的统一欧洲以瓦解而告终。虽然有些教士向隅而泣,但是大多数欧洲人为之高兴。这三个国家的人想到自己从此可以实现独立的命运,欢欣鼓舞。一位历史学家根据一篇非常清晰的文献指出,帝国的各个不同部分从此对自己和对手有了自觉意识[6]。从这个时期开始,欧洲分裂的趋向日益加深。由于这是人心深处的推动力所造成的,因而欲想取之,必先予之。但是,霍亨斯陶芬王朝以及后来的查理五世的统一企图都只是加深帝国分裂成法国、奥地利、意大利各城市、瑞士各州和佛兰德的意志。教皇的统一愿望也造成了同样结果,基督教会分崩离析。这正如其中一位所说的:“我们首先是威尼斯人,然后才是基督徒。”就这样,他们的教士逐渐民族化了。就这样,他们逐渐疏离了欧洲的语言——拉丁语,开始吹捧各自特殊的语言和文学。不久,到了16世纪,各国又分解了基督教的最高权力。每个新教国家的君主都成了当地的教宗。最后,到了19世纪,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它的伟大的帝国继承者要求各族人民“非民族化”(特别是要德国非民族化!),但是不久,要求分裂和形成独立民族的欧洲意志达到了顶峰[7]。由此带来了一股分裂的潮流,比利时脱离了荷兰,瑞典与挪威分家。俾斯麦与拿破仑不同[8],他用侵略和征服的方式铸造了德意志民族,彻底否决了一切欧洲的理念,因为在他看来,欧洲的理念只不过是愚蠢的理想主义。由此而带来了连锁反应,从尼蒙(Niémen)直到大西洋畔,一个新的体制已然确立,其中每个国家都在它们教士的煽动下实行宗教封锁,鄙视其他国家的宗教。这样,各国的宗教各不相同,但是各国都宣扬赞美直觉和蔑视理智的新的哲学学说,因为直觉能够把它们区分开来,而理智却要把它们统一起来。也许在20世纪,我们会看到欧洲的建成,不过,前提是20世纪要完全战胜反欧洲的努力。

这些在过去让欧洲统一的尝试一再失败的原因一直存在吗?

显然,第一个原因已不存在了。我们可以肯定,不会再有人妄想通过征服的手段来统一欧洲,然后把欧洲作为自己的囊中之物。即使是最野蛮的泛日耳曼主义者也不希望再出现巴尔巴罗萨或查理五世。

第二个原因则不同。认为不要统一,而要形成各个互相残杀的独立组织的欧洲意志今天已经消失,这当然令人高兴。但是,有证据表明,这种意志20年来得到了极大的完善。不过,也有一点变化。欧洲的理念诞生了。黑格尔的原则发挥了作用。现在,欧洲的分裂造成了许多痛苦,为了反对它,就有了欧洲统一的理念。当然,统一的理念要广为接受,仍然任重道远。不过,这一理念已具雏形。它已为一些人所接受。但是,这只是那些将获得最后胜利的理念的开始,当然也是那些最终要消亡的理念的开始。

我要向这些人说,他们的使用应该是在铸造他们的神话和价值标准的同时,根据他们的理念来建成欧洲。我要说,他们应该在我刚才提到的伟大的历史运动中汲取教训。当我这一代人求学时,老师们教导嘲笑这些皇帝、中世纪的教皇以及企图建成“欧洲”和“基督教国”的“空想家们”,只是要我们认真看待卡佩王朝,他们是务实的人,创建了法国。而且,如果老师心胸开阔一点的话,他还要求我们重视创建普鲁士的霍亨索伦王朝(Hohenzollem)、缔造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以及建立意大利的加富尔。如果你们要建成欧洲,你们一定要推翻这些判断,你们要说这些“空想家”是伟大的,尽管他们力不从心,行为盲目,但是欧洲的精神却在他们身上。在他们席卷整个欧洲大陆时,他们代表着一种比法兰西岛或勃兰登堡的小农们更纯粹、更普遍的人性,后者只知道一代代地扩疆拓土。虽然英诺森三世对当时的激情不乏敬意,虽然拿破仑也造了许多孽,但是他们的形象要比路易十一或摄政王高大得多。而且,你们还应该改变对凡尔登条约的看法,不要再赞美这一事件,因为它分裂了西方世界,让各民族得以出现,你们要据此批评它。你们要注意引用一位教士这样的抱怨:“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小国诸侯,而不再是国王了。普遍性已被遗忘,大家只关心自己。”[9]而且,语气要悲伤,像波舒哀(Bossuet)说到挪亚的子孙最终没有造成通天塔而流散四方时的哀伤一样,他说:“上帝让各个民族走自己的路。”[10]你们不要像勒南[11]那样,津津乐道教皇与皇帝之间勾心斗角的时代,因为它为民族性的出现敞开了大门,你们要谴责这个时代。此外,你们还应该赞美拿破仑,他虽是一个法国人,但更是一个欧洲人,他曾用丑恶的沙文主义的口气对大臣们说,“不要忘了我是查理大帝的继承者,而不是路易十四的继承者。”你们不要再把这些统一事业的失败当作欧洲的幸事(为什么要这样呢?没有告诉过我们原因何在。),你们要指出这些失败给欧洲造成的巨大创伤。你们要指出,从凡尔登条约开始的民族性的发展,给欧洲带来的是千年的自相残杀,也许还会继续下去。1914年的大战就是直接的后果。如果霍亨斯陶芬王朝统一了德国和意大利,那么这就会给世界带来长期和平。这就是你们首先应该在人们的宗教中作出的转折。我要说,你们这些想要实现超民族理想的人很幸运,因为各民族不小心把塑造子孙后代精神的任务托付给了你们。

[1]查理曼(742?-814),即查理大帝,法兰克国王(768-814),查理帝国皇帝(800-814),在位期间开拓疆土,建成庞大帝国,加强集权统治,鼓励学术,兴建文化设施,使其宫廷成为繁荣学术的中心。

[2]又称腓特烈二世。

[3]当利奥十世得知在帕维(Pavie)打败法国时,他举行了一次感谢圣恩的公益活动,以示庆祝,尽管司仪告诉他这对于基督教军队的胜利毫无用处。(帕斯托尔:《教皇史》,第7章,第390页)

[4]该诏书具有相当于宪法的地位。其中详细规定了各种民事、政治、经济享和有社通会过权言利语,和在行诏动书反的抗最的后权还利,宣而布,且若此国权利王及具有其继永恒承者性,违不反应本招法,致人叛国人的皆指控。

[5]教皇和皇帝不再共同反对蒙古人,而是相互指责对方引狼入室。蒙古人的撤退是侵略者自己的决定,并不是欧洲把他们击退的。这件事一直令人惊讶。一位编年史作者说:“他们是出于何种原因远离了基督教的边界,惟有上帝知道。”
非常有启发意义的是,当前欧洲对于它曾在历史上经历过的危险已没有印象了。蒙古人的危险已被差不多所有的欧洲人忽略了。我相信下一页对于许多有修养的欧洲人来说是一种启示,而且最后的忠告也是正当的:
“亚洲的危险直到13世纪末还没有解除。如果阿拉伯世界因为西班牙人的阻挡而与此无关的话,那么土耳其世界是最可怕的,一开始是帖木儿(Timour)(按习惯,并不属于蒙古人),随后是奥斯曼。这种观点可能改变普遍的历史。大家都专注于14世纪至15世纪法国与英国之间无聊的斗争。而对于欧洲历史来说,重要的是从13世纪至16世纪希腊的、塞尔维亚的、匈牙利的、瓦拉几亚的、摩尔达维亚的和俄罗斯的土耳其人的反抗。正是由于大肆屠杀了巴尔干人和东斯拉夫人,西方的文明才能在西欧延续下去,而德国人、意大利人、法国人等都没有考虑过这一点。”(费迪南德·洛特《历史评论》,1932年11月号,有关M.路易斯·阿尔方的著作《欧洲的飞跃》。)
我们可以说,最近欧洲的好些民族受到了一个利益共同体的激励,只是它们完全没有能力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我是说,它们已与它们共同的美国债主形成了“一个松散的秩序”,但是直到最近几周,它们也没有想公开表明它们之间的团结一致。

[6]“那时(即胖子查理去世时),帝国的各个不同部分有了自我意识,每个都只愿拥戴自己的国王。这不是为了论文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假设。当时有位普兰(Prüm)修道院院长雷吉隆(Reginon),在其编年史(约888年)中再清楚不过地记载了这一观察:‘就像对于一个失去(其遗产的)法定继承人一样,在这个人去世后,他曾统治过的各个王国分崩离析了,并且从此不再期待原来的主人,而是各自决定为自己产生一位国王。’(post cuius mortem,regna quae eius ditioni paruerant,veluti legitimo destitua haerede,in partes a sua compage resolvuntur,et iam non naturalem dominum praestolantur,sed unumquodque de suis visceribus regem sibi creari dispo-suit.)如果说民族独立精神不是虔诚者路易及其儿子们统治的帝国自身解体的首要原因之一的话,那么就很难说它在9世纪末和10世纪的事件中没有一部分影响……”
“在10世纪,德国与法国之间的民族差异又加深了。编年史家里歇尔不仅是热尔贝的朋友,而且是奥托王室的忠实仆从,他向我们提供了最珍贵的见证。如果他用的是‘高卢’(Gallia)、‘贝尔杰人的国家’(Belgica)和‘日耳曼’(Germania)这些古典名称,那么这不是文人的虚构。因为法国、洛林和德国对他来说分别代表着有着个性和民族性的地区。里歇尔有民族虚荣心,为了满足他的民族沙文主义,他竟厚颜无耻地篡改了历史的真实。亨利·卢瓦瑟勒尔只是一位萨克森公爵,但是为了向我们表明他是法国国王的藩臣,里歇尔竟把洛林的吉斯勒贝尔的法令条例也算到他的头上。当洛泰尔在978年占领艾克斯拉沙佩勒时,他并不扫兴,相反,他把查理大帝曾置于宫殿之上的铜鹰徽章转为横向。他的主要理由是不应该让当过外国国王之藩臣的洛林的查理成为法国国王:臣服于外族的国王并不值得尊敬(externo regi servire non horruerit)。最后,当于格·卡佩当选时,里歇尔列举了拥戴卡佩为王的各个民族:高卢人、布列塔尼人、诺曼底人、阿基坦人、哥特人、西班牙人、加斯拜尼人。”(加布里埃尔·莫诺:《在加洛林王朝解体中种族对立和民族性对立的作用》,发表于《高等实践研究学院年鉴:历史科学和文献科学部分》,1896年。)

[7]拿破仑的意志是要重建查理曼帝国,而欧洲的意志则是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独立的民族,这两者之间的巨大反差被拉维斯揭示得淋漓尽致。
“查理曼给拿破仑提供了不少便利。他帮助拿破仑去认真地思考和感受,也为他的暴行提供了合法性的幌子。在此,最理想的是尽他的仆从的本分,但是同时,他又让拿破仑相信再不可能的事也是易如反掌的,甚至是完全自然的。他曾使得拿破仑对拉利浦(La Lippe)的政府代表团的回答盛气凌人:上天嘱意我重建查理曼帝国,自然也要把你们与荷兰人、汉萨同盟的各城市都纳入帝国的版图之中。”
查理曼最终在复古和重建“道德传统”中显灵了。
不过,“拿破仑被查理曼引入歧途”这一章却写得有些莫名其妙。但是,在此只要说罗马帝国的残余经历许多时代之后,并没有因弗朗索瓦二世的退位而告终,就足够了。确实,拿破仑在法兰克福没有经选举团根据古代札仪被选举为皇帝。他也没有吞并罗埃梅(Roemer),让自己的肖像挂在恺撒、奥古斯都、奥托、巴尔巴罗萨之后。如果说当最后一位恺撒退位时,他没有正式成为恺撒,那么也许是他有意这样做的。至少,他对推举自己为皇帝的全民公决和参议院有自己的解释。因为法兰西民族只能决定它自己,它没有能力作为选举团来推选“当今世界的元首”。而且,拿破仑不愿自限于法国,没有把自己的尊严地方化,换言之,他不是法国人的皇帝,他是拿破仑皇帝。他居住在巴黎,也常下榻到别处,但是他也是罗马的皇帝。他追求的是普遍性,因而让他的儿子担任罗马国王。这样,他上接神圣罗马帝国的传统,因为被指定为罗马皇帝的继承者们都自称是“罗马人的王”。
如果在一长串受人尊敬的皇帝的名单中有真正的恺撒,那么他决不是奥托、康拉德、弗雷德里克,而是拿破仑。他就是“皇帝”,这位举止古朴、头戴桂冠的人,既是将军,也是立法者、执政者,他具有管理天下的天才。他继承的不是中世纪的皇帝们,这些前辈皇帝们任由各王国、各诸侯国各行其法,帝国实际上处于无政府的状态。而拿破仑却像古代罗马皇帝一样,意在抹平差异和对立。他主张各民族“否弃祖国”。他说:“我的政策的要点之一,就是让德国非民族化。”无疑,他是要给慕尼黑带来罗马式的和平。
自4世纪以降,如果大家考虑一下皇帝的才能和力量,那么帝国从没有成为现实。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到当时精神和道德的状况,那么帝国还没有成为空想。在中世纪,这一伟大的幻觉有许多真诚的受骗者。这就是许多哲学精神和虔诚的心灵所接受的关于世界的解释。但是,到了19世纪初叶,没有人再相信帝国了,尽管它没有了皇帝。长久以来各民族的分别最终实现。法国大革命唤起了民族的意识,帝国的暴政又强化了它。原想让各民族“否弃祖国”的拿破仑,却创立了各个国家。他要求德国“非民族化”,但是却给它带去了神圣罗马帝国早已让它忘却的德意志民族的理念。他首先让各个政府和人民反对他。于是,帝国变成了难以容忍的无政府状态。帝国这个词和理念,从亚克兴(Actium)海角开始,最后到滑铁卢而告终。(布赖斯的《神圣罗马帝国》序,第31-33页。)

[8]尼采有力地指出这种对立。他说,谴责俾斯麦发动战争的人,都是来自比以往任何民族都要心怀嫉妒和武装强大的民族。而且,从此其他民族都不再信任德国,极力加强它们防卫和进攻的装备……这种罪恶的政策,因为像拿破仑的政策构想一样,它不是要在将来走向和睦……(参阅安德莱神甫:《尼采的生平及其思想》,第5卷,第273页)

[9]弗洛吕斯:《对于瓜分帝国的抱怨》。

[10]《举扬圣体》,第8章,第8页。

[11]《马可·奥勒留》,第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