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讲

第十讲

犯错误总是自愿的。

笛卡尔

和平主义的谬误与谎言。

以为各民族既能自己建成欧洲又能保持对自己的个性的爱好,这是错误的。

有些人也许真诚地鼓励大家要和平,却好心说了错话,反倒背离了和平。

首先,他们要求大家把希望寄托在支持和平、国联和统治者善良意愿的官方机构上。但是,他们没有向人民讲清楚,这些组织只有得到了他们的支持,才会有成效;惟有他们怀有和平的愿望和改造自身道德的目的,他们才会去创造和平;而且,和平是他们送给自己的礼物,不是来自上层的恩赐;他们的统治者只是一些聪明的办事人员,而不是超验(transcendants)的施恩者。

假若我发现人民的道德素质(即使是最好的)远远达不到他们为建立真正和平而应该具备的道德水准,那么许多人会这样回答我(他们也是这样教育别人的):道德素质应该与时俱进,或者随“进化”而改进,或者因新的“经济条件”的出现而改变,它们将限定大家和平相处,就像旧的经济条件强迫人们以战争相向。简言之,他们认为和平会随着历史的必然发展和世界的自然演进,也即以一种机械的方式走向人类,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这一教导让大家完全忽略了惟一可以给他们带来和平的因素即意志的努力。

有人会说我要求太高,认为不改进公共道德(要实现道德改善,问题重重),大家也能够期待和平。因为不改善道德状况,人们也能够设计欧洲,其中外交官们的灵活和国家元首们的机警,以及今天向这位作点让步,明天又给那位一点甜头,这样就能够确保世界在几年里或许长时期避免武装冲突。但是我要问他们:在这样的和平里,世界是否将永远不会有刀光剑影?战争的“精神”是否永远销声匿迹?对此,我们不再重复:和平不是没有战争。(https://www.daowen.com)

其他一些人则教导大家应该摒弃战争,因为它违反他们的利益;因为即使胜利了,它总会造成损失,而战争本身“不会付出什么”。在我看来,这种理由太过一般,有点像我在军队里听到的训词:“不要偷盗,否则严惩。”因而我认为它是完全错误的[1]。谁会赞同说德国人为1870年的战争制定了一个错误的行动计划吗?或者赞同说俄国人在与土耳其的战争中制定了一个错误的行动计划吗?或者赞同说英国人在与德兰士瓦的战争中制定了一个错误的行动计划吗?有人也许回答我说,今天的战争由于它造成的牺牲,无论问题出在哪里,它都必然是毁灭性的,1914年的战争就是明证。但是这是因为它持续了5年,如果它只进行了几个星期,那么它一定会给征服者带来好处,像热爱战争的人们所期望的那样。至于人们可以迅速征服的对象,即使在今天,我以为也不是不可想像的。因为德国距离成功并不太远。这也就是说,它的失败说明了无法证明人们真的不重视这一证据,特别是如果人们看到在战争开始时,侵略者并非总是触犯众怒、与世为敌的。总之,我们无法证明,一个民族投入战争一定是一种疯狂。此外,像意大利或日本,这些民族的行径充分说明了这一证据对它们来说还是将来的事。那些以这种理由来禁止战争的人,最终会同意和平的宣传者不过是骗子或傻瓜。

为了服务于和平,还有其他一些人主张,最好是邀请各民族的人经常往来,相互探访,这样下去,他们就会消除心中的差异感,树立起天下一家的意识。我认为,这并不可行。相反,大家也可以说,与外国人的经常接触只会使我们更能感受到相互之间的差异。应该教育人们的是,每个人在感受到自己人性高于这些差异的同时,要消除与外人的差异感。也许,他们在自己的家乡更能消除差异感。对于人类来说,和平是改进自己家乡生产的成果,而不是周游全球的结果。但是,这种方式与前者的精神仍然一致,即通过机械手段给予人类以和平,而没有要求使用他们的精神力量。

我还要批评以下这种教育方式。我听到大多数的和平主义博士们向各民族保证,欧洲的建成不会妨碍它们像过去一样保持它们特殊的精神、“各自的风度”以及与其他种族区分开来的自己的价值体系和道德概念[2]。在德国加入国联时,德国部长曾说:“各民族没有放弃它们的民族道德。”[3]这些博士们还会说,欧洲将会是这些风度的一种“和谐”,就像不同的音符构成一个和谐的和弦一样。因为如果大家不是事先安排好的,这些不同的音符一般都会给出“和谐的和弦”。但是这种教育方式在我看来完全是撒谎。如果真的建成了欧洲,那么欧洲要求的将是一种欧洲精神,它支配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消灭了各个民族的精神。这就像法国要求有一种法兰西精神,它支配和消灭了布列塔尼的精神和普罗旺斯的精神;就像德国要求的是一种德意志精神,它支配和消灭了萨克森和巴伐利亚的精神。敢于拒绝自己熟悉的特殊精神是所有团体的人们要达成某一政治统一体应该接受的英雄主义。如果欧洲的居民们想要建设的欧洲不是彼此拆台的各民族精神的大杂烩,那么他们就要实践这种英雄主义。但是我们还要告诉各民族,他们要获得和平,不牺牲他们的所爱是不行的,而且,他们还不要听命于自己的意志。

你们会回答我说,这些撒谎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各民族不会同意放弃它们的个性,任何摧毁民族精神的企图,即使是稍微提到一点,也会招致各民族的严重敌视。如果你们真的这么认为,那么你们就省点力气吧:用这些谎言来自欺欺人,你们是建不成欧洲的。

[1]在一位16世纪的天主教神学家(维多利亚:《公民的权力》,第13章)那里,我读到这样一段话:
“任何战争惟有它给国家带来的利益或好处大于害处,才算是正义的。而且,战争才会师出有名。因为国家只有出于保卫自己及其财富的目的,才有权力发动战争。如果战争只应该带来财富的减少和国力的虚弱,而不是繁荣昌盛,那么无论是国家还是国王发动的战争都是不义的。”
大家知道,这种以行为的有用性作为道德标准的学说并不新颖。(相比之下,托马斯博士早就说过君主只能为了惩罚不义而发动战争,与任何个人的利益无关。)

[2]有些人走得更远,宣扬要建好欧洲,还要强调各民族不同的面貌(“为了团结,先分清你我”)。这是涂尔干的主张,他认为,分化是和平的一个因素。对此,纪德神甫这样批评道:涂尔干断言,分工以及更大意义上的完全分化,是和平的一个因素,它避免了个体之间的冲突和斗争。但是这个看法没有事实根据。哪里还有比职业利己主义、团体的精神更加凶恶的利己主义呢?一切社会冲突和阶级斗争都是分化的产物。经济世界看起来像一个战场,老板和工人、债权人和债务人、有产者和农民(或佃农)、资本和劳动,犹如两军对垒。
另一方面,必须指出,分化就是不平等。但是,除非是主张平等的共产主义者,大家应该同意存在某些不平等的形式,它们的突出特征就是反对以团结为目的,因而无法取得奉团结为圭来的学派的赞同。因为极端富裕就像极端贫困一样,能够造成破坏团结的令人讨厌的结果。如果在贫民和富人之间的鸿沟大到像亚伯拉罕谕示恶富人那样:“在你们和我们之间,有一个深渊。从此,那些想从我们这边跑到你们那边的人,只能望洋兴叹,同样,更不可能有人从你们那边来到我们这边。”那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一切社会团结都会瓦解。对于十分贫困的穷人来说,他们风餐露宿,过着小偷小摸生活,哪里还有什么社会团结:他恨不得让巴黎烧个精光!对于非常富裕的有钱人来说,他们海边有别墅,山上有城堡,皮包里满是各地的租金和收益,他们也可以不在意什么社会团结。他们无法解决瘟疫、革命和战争的问题。为了逃避这些灾祸,他们在自娱时,可以躲在自己的象牙塔里,像尼禄一样,一边弹琴,一边看着罗马大火四起。
比起社会不平等来,不平等的欲望更加反对社会团结。这种欲望就是要与众不同,要高人一等,或者给其他人设置某些社会障碍,不把自己人组织成一些小圈子,他们非常可笑地称之为“世界”,甚至是“大世界”。
如果爱情真的是最基本的性别差异造成的结果,那么必须承认,友谊却是同化的产物,而且它也要求同化。但是,友谊有着优越的性质,因为它不像爱情,用时髦的话来说,它没有弗洛伊德的生理学基础,而有一种纯粹精神的基础。友谊这种感情没有两性的爱情那么强烈,但是这是因为它已摆脱了本能和感官的专制,因为它更加自由,所以它建立的团结也更加高贵。[拉朗德教授写过一本好书,其中他写道:“最高的圆满就是压制一切偶然和差异。”(见纪德神甫的注释)]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刚才谈到的两种进化形式是必然的、不可分割的和互为补充的。因此,爱国主义同时既包含坚定的和仇外的差异意志,也强调同胞们之间血浓于水。这两条上升的曲线不断地纠缠在一起。追求一致的趋向会激起反响,传统引发革新,甚至革命;但是革新最终会变成共同的善,革命也会成为传统。
总之,人类的统一是最高的目标,分化不过是达到这一目标的一个手段。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曾说:“父亲,我请求你,让他们在我之中成为一体吧。”而且,一切宣扬博爱和教导我们去爱“我们的同奏人”的世俗道德,也是以这种人类的统一为前提的。(纪德神甫:《论团结》,这是他在法兰西学院的讲课稿,1972-1928,第4章。)

[3]斯特来斯曼,1926年9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