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讲

第五讲

他们的语言属于所有民族。

《使徒行传》，第2章，第6节。

希望欧洲的教育家树立榜样，成为一个不囿于民族思维的阶层。

希望他们毁掉19世纪的成就。

庞加莱和麦克斯韦。

德国知识分子对上次大战的责任应持的态度。

我已说过，过去的欧洲思想家无不使用拉丁文，这本身就象征了精神生活的统一。显然，它涉及深层的精神生活，即作为精神本质的原则。至于这些原则的运用和精神的实践活动，不同的民族则有不同的运用，换言之，多样性是其规律。谁会否认科学工作的方式、理论的表述、理念的使用有法国式、德国式和英国式之分呢？

当然，这些差异就存在于我称为以往欧洲的精神统一之中。在同一所13世纪的大学里，来自各民族的学生和博士们相互切磋，对教皇手谕中的警句或诗文的解释，也会因解释者分别来自萨克森、爱尔兰或奥弗涅而难求一致。不过，使用拉丁文并不需要排除这些差异，因为这些差异只是人们对待这种语言的不同方式。而且在今天，我们只要读一下一位马堡博士的拉丁演讲和另一位波尔多博士的拉丁演讲，就足以发现在德意志拉丁文与法兰西拉丁文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

是的，这些差异都存在着，但是思想家们并不在意它们，因为他们更关心的是这些差异之后的精神统一。毫无疑问，在一所学校里，学生们都会依“民族”而组织起来，而且也难以让人同意每一组的学生不会很快意识到自己的心路历程与其他组的学生的差异（这种差异也表明精神的优越性）[1]。但是，显而易见，这些差异感会强化他们在思想、方法和观念上的认同感，如果他们把自己的方法和观念与俗人们的方法和观念相比较，情况尤其如此。他们在一所学校内部的民族差异远不及他们在官僚和商人世界里的差异更为实际。他们是不分民族地涌入各个大学城和非学生的世界里。至于老师，“教授一切基督教教义”（jus ubique docendi）的头衔使他们具有了一个真正超民族的性格，即使是在他们的学生看来，也是如此。任何一位巴黎学生都不会对让德意志人大阿尔伯特或意大利人托马斯·阿奎那作为导师而感到震惊，也不会有哪位维也纳高中生认为让法兰西人让·热尔松教授他有什么不妥[2]。我们可以说，知识分子不在意其精神的种族尾巴，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18世纪末，尽管那时他们已抛弃了拉丁文并开始使用各自的民族语言。不过，在此之前，我们没有发现哪一位外莱茵河的思想家说莱布尼茨或康德本质上是日耳曼思想家，也没有哪一位法国博士认为笛卡尔或拉辛只可以出生在孚日山的这一边。伏尔泰在1767年就写道：“欧洲正在形成一个精神高尚的庞大共和国。”

然而，从19世纪开始，你们就颠倒了这一秩序。你们开始瞪着大眼，注意你们根据自己的民族性而使用精神的不同方式。你们开始发挥这些民族模式，叫嚷自己的是精美绝伦的，而旁人的则是可怜兮兮的。你们总是想方设法地确定和把握这些民族模式的特征、起源及其精致的表达。你们还鄙视精神活动的共同基础，只求把握它的这些特殊表现，而且认定只有它们才配你们的尊敬。在德国的思想家里，其始作俑者是莱辛和尼布尔。随后在意大利，由乔贝蒂发其端。在法国，巴雷斯是第一人。于是，各国人民都附和你们。于是，在我们的耳边不断回响的只是“法国的”科学、“德国的”科学、“拉丁的”文化、“日耳曼的”文化。你们知道其后果吗？你们知道你们是怎样成功地把各民族之间简单的政治对立转变成刻骨仇恨，并且导致无可挽救的战争吗？！

你们这些想创建欧洲、宣扬统一的人，现在要做什么呢？消除你们心中的这些民族情结吗？你们不可能做到。你们现在的处境正是那些来自尖锐对立的家族的夫妻，双方难忘家族旧怨，时时互相指责。你们清楚你们之间的差异，而且你们彼此暴力相向又成百倍地加剧了这些差异。你们现在应该做的是，接受这些差异，支持它们，但是不再互相猛烈攻击，认识到非你族类的价值；这就是实践你们自称的精神裁军；尤其是要关注精神活动的基本原则，而且你们的职责和尊严就是保卫这些基本原则。此外，你们的存在范围是超越于你们民族差异性之上的。总之，你们一定要摧毁19世纪那些亵渎神灵的工作。为此，我给你们提供一个好的例证。

你们的精神因为民族标准的不同所造成的最严重的不和谐的形式之一，就是法国精神吃惊地发现自己缺乏英国人接受矛盾和不和谐的逻辑。当亨利·庞加莱在阅读麦克斯韦的《论电》时，他就表现出了这种震惊。这位伟大的数学家在其著作中写道，法国读者也会产生同样的不适和不信的感觉。他说在《论电》一书中，如果其余部分清楚和完备，那么第一章就可以删掉。如果有一章与整本书的基本观念不相一致，那么就不必把它们硬拉在一起[3]。但是，在下一页中，他又声明，“只要我们不想调和两个矛盾的理论，也不要探究事物的根本，那么这两个理论可以作为两种有用的研究手段，在此意义上，如果麦克斯韦没有为我们揭示多种新的研究途径，那么阅读他的著作也许启发不大。”在此，庞加莱认识到了这种接受各种矛盾理论的英国精神的价值，只要我们不想调和这些理论，也不探究事物的根本，也就是说，只要我们仍然尊重同一律，还相信真正对事物的解释应该是连贯的。然而，这位英国学者也赞同这种判断。他并不因没有调和它的矛盾而像某些思想浪漫的人一样得意洋洋，相反，他抱怨自己的著作尚不完善。他遗憾地写道，他感到难过，“我不能做到下一步：把我只进行到此的解释扩展到我现在要谈论的事实上。”因此，一旦注意到精神的基本职责，这两位学者尽管所受的民族教育各不相同，却是意气相投的。

你们要复归永恒，然后你们心中的一切民族主义的不满都会烟消云散。

为了使你们解除这一精神武装，你们要进行伟大的斗争。我指的不是那些著书说明“Geist”[4]不同于“Esprit”[5]的人。无论他们的主张如何，他们只是想要维护本民族的尊严且拒绝与其他民族融合。但是，我指的是一位真的想要建成欧洲的人士[6]，他把他的研究命名为“哥白尼的法国先驱者：尼克拉·奥雷姆”。为什么是“法国的”先驱者呢？为什么不简单点，就写成“哥白尼的先驱者”呢？还有另一位[7]，不久前提到近来德国学者们对阿尔萨斯历史的杰出研究，希望法国不要让邻居们“垄断”了这一历史的研究，并且宣称斯特拉斯堡的法语大学和该市的学者协会“有义务保卫莱茵河”。但是，垄断的观念在此用意何在呢？保卫莱茵河又是什么意思呢？法国的或德国的学者协会都有责任“保卫精神”，一旦有关于阿尔萨斯历史的优秀著作问世，不论它们是法国人的或是德国人的著作，真正主张科学的知识分子都会无事可干。几个星期之前，我听说一位苏格兰的博士认为，他们的民族诗人邓巴（Dunbar）的诗集的最好版本出自德国人之手，这是他的同胞们的羞耻。对于这位精神大臣来说，好像重要的不是他的同胞们没人弄出这些版本，而是不应该有邓巴诗集的优秀版本。你们要建成欧洲，就不要有这种不健康的乡土心态。

我对你们说过，“你们的思想不要受到民族的束缚”。但是，我没有对你们说过“不要生活在民族之中”。

想必有人对你们说过：愈是具有民族性的作品，就愈有助于普遍性。“有什么比塞万提斯更西班牙化、比莎士比亚更英国化、比但丁更意大利化、比伏尔泰或蒙田更法国化、比笛卡尔或帕斯卡尔更法国化……，又有什么比他们更有普遍人性呢？”[8]——首先，我们是否可以肯定有这样一些乡土作家不比帕斯卡尔更法国化、比莎士比亚更英国化，比塞万提斯更西班牙化？而且，这些大师们是否真的站在民族性的基础上为普遍性服务呢？不是。他们信奉普遍性，是因为他们宣扬普遍性，因为他们按照普遍性说话。如果他们宣扬民族性，他们就是最民族化的作家，他们信奉的就是民族性，而非普遍性。特赖奇克和巴雷斯是著名的民族化作家，他们不信奉普遍性。伊拉斯谟和斯宾诺莎信奉普遍性，没有民族。你们要通过你们所说的，而不是你们所是的来建成欧洲。欧洲将是你们精神及其意志的产物，而不是你们存在的产物。如果你们回答我你们不相信精神的自治，而且你们的精神只是你们存在的一个侧面，那么我要告诉你们，你们不会建成欧洲。因为不会有什么欧洲的存在。

永恒之城，而非人间之城。

圣奥古斯丁

我还要告诉你们，希望你们在世界上表现出不让民族性来束缚思想的人的形象：超脱于你们的民族，它们的历史、战争、胜利、条约、兴衰之上。回到托马斯·莫尔和比代那里，当他们的祖国让他们在阿尔卑斯山来回折腾时，他们讨论神学和语言学。回到黑格尔那里，他来到耶拿后不久，惟一关心的是找一个地方做哲学。回到歌德和席勒那里，他们在长达20年之久的通信中，谈到祖国卷入的战争不到10行。回到勒南那里，他对拿破仑的业绩没有自豪感，对1870年的战败也没有多少痛苦。在这些人那里，惟一真正可以感受到和易受责难的是精神领域[9]。法国的知识分子们，你们不要以贞德或马恩为荣，而要以你们卓越的理智为荣，正像你们其中一位[10]所要求的，以一种精确的平衡为荣。德国的知识分子们，你们不要为11月11日的投降感到羞耻，而要为糟糕的推理和错误的思想而感到羞耻。

拒绝你们各民族的自高自大、侮辱其他民族的狂热：如奥斯特利茨桥、耶拿桥、特拉法尔加广场、滑铁卢桥、色当大街。(https://www.daowen.com)

你们不要为了这种愚蠢的个人主义而被别人指责，也不要让别人说你们愚蠢地相信你们每个人都属于自己，没有任何历史的束缚，也没有受到前辈的熏陶。你们要说，塑造你们的人是那些教你们思考的人，如苏格拉底、培根、笛卡尔和康德。告诉这些爱国者，你们像他们一样，也有自己的祖先，继承了祖先的光荣传统，有时很严酷，但是你们的传统是超越民族之上的。如果他们对你们说，无论你们的要求如何，你们的精神都带有你们国家的思想家的标记，对此，你们无能为力，而且无论你们怎样努力，你们与他们一样。那么请你们回答，你们的精神在外在形式上，而不是在现实的深处上，带有本国思想家的标志；你们的判断力不是来自你们激动的心或你们发昏的头脑。你们继承了那些超越了祖国疆界的人的遗产。

这是我要求你们的超脱性，对于许多人来说，不忍受痛苦是达不到这一点的。对于歌德、莱布尼茨和伊拉斯谟来说，他们很容易不把自己看成是德国公民。伽利略和托马斯·阿奎那也是如此，他们不难在意大利之外找到心灵的寄托。那时，德国、意大利以及大多数的民族尚未出现。今天，你们的祖国已经诞生，你们热爱它们，为了它们的胜利和屈辱，你们在心里团结起来。这是维护你们生命尊严和精神的食粮，你们已经拥有了它。我们承认它。15年来，在莱茵河的这一边，我们中最优秀的人都有着一种属于战胜国的既快乐又尴尬的体验。你们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斩断各个祖国在一两年来把你们引向（而且你们自己也让它们影响）可怕的精神侵略中与你们建立起来的这种纽带。为此，你们一定要摧毁19世纪这种疯狂的成果。

德国的知识分子们，如果你们还是真正的知识分子，还关心超民族的利益，我要告诉你们在上次大战的责任问题上你们本应该说的话。这不是要伤害你们，因为大家对于你们的国家都有着这种责任，也不是让你们用你们认为不太低级的方法放弃这种责任，你们本应该公开对大家说：“事实上，德国想要这场战争，这是完全可能的；如果它不想要战争，那么它一定有能力这么做，因为一切想要强大的民族本质上都不乏这些能力，包括法国在内。法国满意今天的情况，它声称除了日耳曼世界之外，大家都没有发动战争的意愿或能力。但是德国的这种卑鄙行径并不令我们感兴趣。我们只存在于精神之中，对于那些把我们组织起来的世俗集团为了自身的繁荣昌盛而有义务投身其中的事业的光荣或耻辱，都毫无感觉。”但是不要回答说它是有关精神真理的问题。你们知道，只是因为大家指责的是你们的民族，所以你们讨论起这一问题来很激动。如果大家指责的民族是法兰西人或巴塔哥尼亚人，那么你们还会很激动吗？你们还会探讨克里米亚战争或俄土战争的责任吗？

各国的知识分子，你们应该向你们的民族宣布，只要它们还是民族，那么它们永远都处在罪恶之中。你们应该成为让它们在奋斗和成功之中抱怨的人：“他们是让我难以入睡的四十义人。”

柏罗丁（Plotin）为自己有一个肉体而脸红。你们应该为自己属于一个民族而脸红。

因此，你们要为摧毁民族主义而努力。一切为了建成欧洲。

我听到你们的叹息声：“我们无法让自己超脱于自己的民族之上。它们今天让我们卷入了它们之间的战争。它们让我们结束了各自封闭的状态，让我们背上背包，手持步枪！”

我的回答是，它们只能约束你们的身体。如果你们投入了你们的精神，那么这是你们愿意的。背上背包和手持步枪，你们仍然有判断力。把给恺撒的还给恺撒，同时还要记住这句话的意义，即评判恺撒并且鄙视他。请你们仿效古代基督徒，他们改变了古代国家，不是拒绝它的法律，而是拒绝它的诸神，在他们的教堂里贬斥世界。

但是，我是从哪里知道你们的民族让你们摆脱了个人封闭的状态而走向战争的呢？它们让你们摆脱了你们的家乡。因为你们现在有家乡、配偶、孩子、产业、收入、地位。这些东西——它们是你们愿意的，而不是哪个人强加给你们的——把你们与你们的民族联系起来，让你们与它们共命运。你们不能这样来建设欧洲。欧洲是一种理念。它将由那些虔诚相信这一理念的人来完成，而不是由那些有家乡观念的人来建设。当初创建教会的人，并没想要为自己找寻安身立命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