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讲

第七讲

我使你作众民的中保，作外邦人的光。

“以赛亚书”，第42章，第6节。

超民族的语言将会是什么？是法语。

必须回归光明的、理性的和阿波罗主义的宗教；脱离19世纪流行的“动力论”和创造的非理性的宗教。

批判创造的观念、发明的观念和独创性的观念。

必须回归柏拉图的神学。

如果欧洲的居民们想联合起来，那么他们就应该使用一种共同的语言，它将优先于他们的民族语言，如同在各自的民族中，民族语言高于方言；而且，他们要给予这种共同的语言一种道德优先性，如同法国的居民给予法语高于庇卡底方言和普罗旺斯方言的优先权、大不列颠的居民给予英语高于威尔士语或苏格兰语的优先权。于是，他们要问你们：“你们建议我们使用哪种超民族的语言呢？因为你们不会要求回到拉丁文，除了学者们还使用它外，它早就不存在了。”

我的答复是，这种语言不用找，它就是法语。——你们也许会大叫：什么！这种语言非常不适合表达人类存在的底蕴，它太过理性化了。难道这就是你选择的欧洲语言，也就是你要欧洲使用的语言吗？我的答复是，如果想建成欧洲，你们应该让欧洲同意使用它。确切地说，正是它的理性化，欧洲才要使用它。

而且，你们还应该推倒19世纪的工作。当今心理学告诉我们，人心中存在着两个不同的领域：一个是阴暗的和“深层的”，其中蕴藏着意志、欲望和自恋，思想及其语言与行为混为一体，并从中获得它的情感和非理性的本质；另一个是明晰和“表面的”，其中思想与行为脱钩，自行其是，专注于超然的理性判断活动。我们可以说，1800年以来，欧洲一直在思考着，它不仅政治上取代了罗马世界，而且还继承了罗马世界的传统。它完全尊崇第二个精神领域，并且教导人们要尊崇它：这就是尊崇古希腊的理性主义、天主教神学家的辩证天赋、文艺复兴的批判精神；这就是给予法语以最高的评价。在18世纪的一本国际出版物上，就有这样一段话：“它清楚地表达出极为抽象的精神观点”，当时，还有一位外莱茵河的博士说，它“极少引起歧义”，因而为“极大多数不同的人提供了交流和沟通的场所”。这种使得法语在人际交流场所“极少歧义性”的，正是它的合理性。一位当代人说：“它清楚地表达了我们的观念，毫不含糊。”[1]欧洲人对法语的高度评价并不是出于对法国的同情。1710年，一位法国人赞叹道，在与法国有联系的外国人中，“在对法语那么多的倾心中竟夹杂着对法国那么多的嫉妒”。[2]

然而，到了19世纪，在德国的带领下，欧洲开始推翻这些价值。它开始崇尚人类精神中的本性部分，推崇盎格鲁—日耳曼的文学，夸奖德语这种“原始语言”最纯粹地表达出存在的根源。（费希特还有一点羞耻心，他把这一根源称为理性。）它开始公开主张对理性精神的鄙视，侮辱从苏格拉底的批判主义以来的希腊天才，贬斥文艺复兴的精神，贬低法国语言和文学，这就是著名的“法语明晰性”公案，它肇始于《汉堡剧评》，后来经赫尔德和费希特一再渲染，特别是经过尼采的添油加醋，遂为全欧洲所接受[3]。你们知道我们对于这种新的说教应该做什么。各民族的人民都认同自己存在中的最非理性的部分、自己的种族、自己的语言、自己的家乡和自己的传说，也即认同最终塑造自己个性的东西，认同使自己与众不同的东西。这就是19世纪的成果。我们已经目睹了它的后果。

我说，你们一定要推倒这一成就，在欧洲各成员中恢复对人的理性部分、对苏格拉底的精神和对得天独厚的法语的崇敬。根据教育规律，你们不应该忽视这一点，因为这一理性部分是惟一使得人们能够期望感受到彼此对立的消失和彼此和解的根源。你们记得一位大师的话：“人们只有依理性的法则生活，才能意气相投……只有在这种情势下，每个人的本性才一定会与其他人的本性达成一致。”[4]同样，和平的敌人，如特赖奇克和巴雷斯，并不是没有看到这一点；他们的眼中钉是理性主义；他们的宗教是本性。

如果你们回答我说，你们不可能引导大众去绝对崇尚理性，而且你们自己也已丢失了它，你们却一定要他们在求生的宗教中寻找沟通的渠道，因为它是惟一一个他们现在可以感受到的。那么我要说，你们也许已经在他们之间弄出了各种自我主义的大杂烩，它将持续一段时间，期间各种自我主义互相残杀。但是，它的基础仍然是自我主义及其潜在的战争，因而与和平是格格不入的。

你们中会有一些人发现有点怪，一方面我是法国人，刚才还为法国精神的霸权辩护；另一方面我又宣扬摆脱民族的偏见。在此，我有必要解释一下，摆脱民族的偏见不仅仅在于非常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民族的错误和弱点，而在于它的众所周知的价值和权利。20年来，我的某些同胞缺乏的正是这第二等的自由，他们一再质疑法国在1914年冲突中的权利，而人们却确信——特别是当大家考虑到他们的精神是完全文学化的时候——如果法国不是他们的国家，那么他们会立即承认这种权利。罗曼·罗兰在这件事上对法国的苛求并没有要求这位博士担任公正的法官或严格的历史学家，大家也没有鼓励他这么去做，而是赋予他回避民族主义的完全情绪化的意志。当他谈及他的祖国时，他要服从这种意志。虽然这些苛求的方式怪异，但是它们都是那些无法忘却自己民族身份的人畸形判断的有力佐证。而且，因为法语的合理性而采用它作为超民族的语言，这是近来其他一些民族的思想家的提议[5]。我还要说，如果有谁能指出另一种更能让人们用明晰和理性进行交流的语言，那么我会立即采用它作为超民族的语言。

破除当前对非理性的崇尚是困难的。它无处不在。我感到法国在全世界不受欢迎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它的理性，它仍然坚持是“理性的民族”。当然，一段时间以来，法国已批评自己对存在的明晰领域的热衷。对于大多数法国博士们来说，法国的18世纪经常成为仇恨和蔑视的真正对象。其中有一位[6]竟胆敢说这个世纪“不是法国的”。20年前，还有一位博士周游希腊后，勒令法国不要再拜聪慧的雅典人为师，今后要从阴郁而求实的斯巴达人那里汲取养料。特别是最近，伏尔泰和勒南的后裔们对外莱茵河地区的一位博士的著作《论法国》大感兴趣，这本书虽然语气特别谦恭有礼，但它不过是重复了200年来他的同胞们把法国的明晰性归为次一等的说法。黑夜可以骄傲了，因为光明为自己是光明而感到可耻，并且一味赞美黑夜。

对于法国的知识分子，我要说：我认为，你们两个世纪来一再否定作为明晰和理性的导师的法国精神不能作出像日耳曼和盎格鲁—萨克逊精神所作出的那些惊人的创造和对现实出色的征服，这种后果是严重的。首先，你们违反了自明性。法国没有莎士比亚，没有歌德，没有马克思，没有贝多芬，没有瓦格纳。那些在你们心中构成一个从未中断的世系的法国特殊精神的人，在别的民族中是找不到可与之抗衡的人的，像笛卡尔、圣-埃弗勒蒙、伏尔泰、勒南、安格尔和圣-桑，他们是方法的发明家、法令的创立者，还是批评家。像帕斯卡尔、圣西门、巴尔扎克、德拉克洛瓦、柏辽兹之流，都是现实的发掘者，他们是你们民族精神传统的真正坏表率。拉辛的思想既清晰又深刻，你们找不出第二个来。而且，他的意义不在于他的深刻性，而是他把这些深刻思想用绝对明晰的语言和规则表达出来的艺术。但是，你们的努力却令我悲伤，因为这证明了你们不明白——又有谁理解它呢？——阿波罗精神的崇高的道德价值和文明价值，确切地说，阿波罗精神富有纯粹的理解力，只要秩序井然，不求获取。你们不懂，惟有通过推崇这一精神，你们才能发动民众以和平的活动为荣，从而把他们联合起来。法国的知识分子们，你们的历史责任是沉重的。惟有你们最终放弃了你曾毒害四邻的这种创造的宗教，而且鼓起勇气恢复你们的本性，欧洲才会建成。

各国的知识分子们，如果你想建成欧洲，你们一定要埋葬信仰发明、创造和原创的野蛮宗教。回归自己的本质并认识到创造的观念必然包含着暴力、非连续性和专制的观念。《圣经》赞美的创世上帝应是万军之神。

原创性的宗教信仰的是“与一切无关”的东西，并站在这独一无二的神的高度上审视宇宙的宗教。这是傲慢自大和可鄙的宗教。

无论如何，你们应该摧毁19世纪这种丧失理智的成果，它把自发性置于反思性之上，把发明置于秩序之上，把创造置于真理之上。

你们应该把批评家置于艺术家之上，把判断置于行动之上，把理性置于天才之上。你们也许会对我说：“然而，只有天才可以建成欧洲。”这种说法当然不错，但是，我们不能宣扬天才的宗教。

如果你们绝对崇尚发明和原创，那么你们一定会玷污一切西方文明：斯基泰人（Scythes）和卡菲尔人（Cafres）的艺术无疑比索福克勒斯和拉辛的艺术、甚至比莎士比亚和瓦格纳的艺术包含更多的原创性。

在此，它不是贬低创造性力量的问题，而是把其他的力量置于创造性力量之上的问题。你们应该像希腊人那样，认为诸神发挥的崇高作用不是创造了世界，而是它们什么也没有创造，只是带来了秩序，建成了一个宇宙。只有这样，你们才能建成和平的家园。

你们对人的非理性的崇拜包括对它的“活力”、它的内在扩张力量、它的牺牲外在对象以求壮大的力量、它的“拥有更多”的力量（即柏拉图说的“Pléonexie”）的崇拜。这一力量潜藏在人的存在的最阴郁和最无意识的地方。无论你们属于哪个民族，我都发现你们非常在意这种活力，把它列为你们思想中的首要纲领，并且一切对它不够尊重的体系，你们都嗤之以鼻。我常听说，有人对法国人不快时，就会说：“你们缺乏活力！”。我相信，当读到费希特这段话时，你们会嫉妒德国人：“时至今日，在德意志民族里，也即在最杰出的民族里，至少在最近，我们表现了一种创造新事物的原创力量。”[7]也许你们也赞同他的说法，人的职责就是攫取“比无限还要多的东西”[8]？你们真的相信你们要用这种道德来统一所有民族吗？你们没有看出，按照这种道德所推崇的对象的实质，它只能导致战争，至少是战争的精神和力量的宗教。此外，我还研究了你们提出的绥靖政策，它是你们15年来在吹捧这种活力论的同时所宣扬的。不过，我以为你们完全能够用相反的学说来得出和平的政策。

“和平不是没有战争，它是一种从精神的力量中产生出来的德性。”什么是这种德性呢？这正是违反活力论的意愿，把人对环境的控制欲理性化；这就是让人同意不再尽全力（potentia agendi）追求扩张。这种精神的力量，就是节制。如果人们想要消除各民族人民心中的战争精神，那么你们应该向他们宣扬这种节制。沙尔代老人曾说，和平要被加上两个方括号：仁慈和节制。在此你们要明察，道德律要主导经济领域。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人们想停止相互杀戮，那么他们的第一个职责就是“合理地组织生产”，也即节制他们不惜牺牲外部世界来追求发展的激情。在此，柏拉图给我们指明了方向：“第一等的德性是智慧和节制；勇敢是其次的德性。”[9]勇敢是“活力”的实体。

宣扬节制的人们，你们会发现信徒难找。由于最近的成就，人已骄傲得不得了，他宣扬一种前所未有的对自身力量的崇拜，闻声而来的听众也都是些视自己无限扩张物质力量的意志为神圣的人。他也是据此来解释敌视这一激情的最纯洁的热爱精神的学说。大家难道没有看到当今的博士们宣扬基督教的本质就是弘扬生产精神，过分煽动获取的本性吗？美国有一个学派认为，耶稣带给太巴列湖的贫穷渔民们的是“劳动组织”，这是施洗者约翰没有做到的[10]。这就是你们应该拿来节制人的强力意志的人性。宣传家应该充满勇气……

我还要告诉你们近百年来发生在你们精神之中的价值变化的另一个方向，如果你们想要建成欧洲，你们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消除你们对上帝、绝对的善以及属性理念作出的改变。

柏拉图以降，你们在两千年里把上帝定义成与现实本质不同，是对规定实践生活的各种属性的否定。对于你们来说，上帝只存在于“绝对”之中，“绝对”一词意指在它的所指和感性事物（充满欲望和仇恨的世界）之间不再有连续性。到了19世纪，你们开始认为理念是从现实中“进化”而来的。在人间与天堂之间，从此只有等级上的高下，而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你们中的各个学派现在都宣扬，永恒“就在现世中起作用”。你们还对我说，《蒂迈欧篇》的作者及其门徒亚历山大学派，还有基督教的神学，都认为上帝与现世之间有着连续性。世界是上帝的一种“流溢”，一种“上帝之爱的撒播”。而且，有人还告诉人们，根据这些学说，上帝屈尊纡贵，就成了人（不过，柏拉图认为这种屈尊纡贵是不可解释的）。但是，从没有人说过人可以通过提高人性，成为神。然而，现在你们却这么说了。

以往，你们告诉人们只有拒绝了生活，至少拒绝了实践生活、它的欲望和尊严，才能认识上帝。在17世纪，你们的一位同志曾宣布：“我们不能看见和感知上帝。”[11]今天，你们教育大家只有通过全部的生活实践，才能与上帝合而为一。(https://www.daowen.com)

过去，上帝比人类优越，它是人类趋向的对象。今天，它成了这种趋向本身。

通过这种神的人化，你们赋予上帝一些非常新颖的属性。

首先，今天神是与现状密切相关的。它应该迎合这些现状。过去，现状应该朝向理念。而现在，却是理念应该“效法于现状”。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其次，现实化的神性随着现状的改变而改变。它与时俱进。确切地说，它随着时间的延长而完善起来，逐渐地证明自己是神。今天的上帝是追求进步的上帝。

那么，它是怎样进步的呢？在不断遭遇阻碍时，它与它们斗争，战胜它们。这就是它的第三种属性：神现在成了战士和征服者。对于黑格尔、马克思和尼采来说，最高原则就是存在“应该总是超越自我”，这一特性还表现在以下这段你们大都认为重要的话中：“所有的生命都服从同一巨大的冲力。动物的支撑点在植物之上，人则在动物之上。人类在时空中就是一支在我们每个人身边奔跑的庞大军队。它在我们的前后，其冲力可以摧毁一切抵抗，跨越各种障碍，甚至包括死亡。”[12]

由于以上这些特性，还有其他一些理想在今天受到推崇。例如，正义应该根据历史而不是根据绝对来自我定义，理性惟有不再相信超越于经验之上，而是随经验的变化而变化，才被称颂。确切地说：理性在与经验遭遇时，应该研究斗争中的痛苦，体验征服者的激动。你们的全部价值都是军事化的。

这一新的教育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呢？答案不难找到。

这就是必然赞同民族和阶级这些人类团体宣扬的渴望扩张和放任暴力的学说。

当我看到一个民族冲进邻国，占领它所需要的土地，却说自己遵从的道德是从现实出发的，而不是其他的道德，我要问你们又是怎样驳斥它的。100年来，你们居高临下，认定正义只是相对于现状而言，任何对绝对的信仰，不过是幼稚的表现。

当我看到你们宣扬上帝与时俱进时，当我听到你们这些天主教徒们与你们爱戴的诗人一起高唱“永恒就在现世之中”时，我要问你们是怎样回答一些群众，他们为了证明他们的欲望和力量，背诵黑格尔关于民族和马克思关于阶级的论述，认定它们是上帝在世上实现自己的一个阶段。

当我看到各族人民及其领袖把确保扩张的德性（意志、勇气、行动欲望和规范）抬高到道德标准的高度，对否弃肉体和坚持精神的要求也不十分反感时，我想知道你们怎么能够否认你们曾一致同意要强化这些德性，赋予最高的善以生产和征服的属性，公然宣布主张安宁和脱俗的理性是可耻的，而且神化追求自我超越的存在，为了向我们说明它的本质，你们认为最好把它比作一支冲锋陷阵的骑兵部队。

此外，各族人民并不糊涂，虽然他们从没想过用柏拉图、托马斯·阿奎那和笛卡尔来掩饰自己的暴行，但是今天他们却认为自己的暴行完全符合19世纪的博士们教导他们的善的概念。1914年的侵略、意大利法西斯和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强力意志，都是奉献给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和乔治·索雷尔的。

我听人说，在整个欧洲有一批年轻人感到这些哲学或多或少都公然崇尚力量，他们了解这些哲学会把欧洲引向哪里，他们想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另一种东西。你们要告诉这些不知足的年轻人，由于人类精神在形而上学上建树甚少，这“另一种东西”已经找到。如果他们真的对这种力量崇拜感到厌倦了，那么他们应该不拘形式地回到永恒本质的哲学上去，回到柏拉图的唯心论上去，回到基督教完美的上帝上去[13]。但是，我很担心，他们会发现这种哲学早已“过时”，与“现代的”精神格格不入。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他们应该承认：他们只是变换了一个新名词（因为，人性一词的意义是十分丰富的），实际上又回到了力量的形而上学上去，血腥屠杀的时代还将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