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我们的大脑之二：观念与判断
我们的判断，犹如我们戴的手表：没有哪一只是相同的，但我们却相信自己的手表最准确。
——亚历山大·蒲柏《批评论》
2008年10月23日，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出席美国众议院委员会的听证会，就当时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接受委员会的质询。不言而喻，现场气氛很压抑。委员会主席、加州民主党员亨利·瓦克斯曼不留情面地批评道：“美联储本有权力终止不负责任的借贷行为，但长期担任主席的艾伦·格林斯潘却拒绝了别人的提议，坚决不干预借贷。”他提醒出席者，正是这种过度借贷点燃了危机，随后他直接责问格林斯潘：“包括你在内，那些相信市场能自我调节的人都错得一塌糊涂。”
与格林斯潘曾经在众议院受到的欢迎相比，这种冷遇是头一遭。连任五届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在任职期间常被人称作“史上最伟大的央行行长”“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也有人干脆地称他为“大师”。他享誉海外（法国授予他荣誉军团勋章，英国授予他荣誉骑士的称号），名气早已超出了政界和金融界。用《经济学人》的话讲，他在普通美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堪比摇滚明星”——这是了不起的成就。而作为口风紧得出了名的金融家，又是最错综复杂的政府机构的管理者，格林斯潘竟能享有明星般的地位也颇有些令人费解。他的自传《动荡年代》（The Age of Turbulence，好有先见之明的题目）号称销售额达850万美元，成绩仅次于比尔·克林顿的回忆录，与主教约翰·保罗二世的自传不分伯仲。《动荡年代》于2007年一经出版便立刻占据《纽约时报》和亚马逊网站的畅销书榜首。而当时金融界的断层也正摇摇欲坠。
2008年10月23日，一切辉煌都成了过眼云烟。经济衰退已持续一年，自从2008年春全球投行“巨头”贝尔斯登倒闭以来，美国经济就开始自由落体式下滑。先是次贷危机（因银行借钱给信用有限或信用不佳的借贷者而导致的，这种做法现在已臭名昭著），后发展成清偿危机、信用危机、银行危机、货币危机、贸易危机——所有你叫得出名字的危机都粉墨登场。股市自2008年年初以来下跌了37个百分点，美国共损失了150万个工作机会（2009年年初，这一数字已飙升至500多万），在受创最重的领域和行业，失业率已向两位数挺进。全球经济形势愈发严峻，国际劳工组织预测，全世界共有约1800万～5000万个工作岗位会被经济危机吞噬。格林斯潘在听证会发言后约6个月，金融服务机构黑石集团宣布，一年半以来，40%～45%的全球财富蒸发得不见踪影。
但凡跟全球经济沾得上边儿的人都因经济危机而收入大减、备受打击。某些幸运的人只是遇到些挫折，不幸者甚至倾家荡产。而对于那些市场分析师和决策人来说，这也是一场全面的信仰崩盘危机。要知道经济学家的首要任务之一，便是提出经济模型以解释金融系统运作的方式，虽然经济模型不等同于实际状况，但那好歹是对市场的概括和预测。而预测必须精准才有价值，何况政府也要靠这些预测来制定政策（经济学家创造模型，说到底也就是为了制定经济政策）。瓦克斯曼指出，格林斯潘的经济模型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假定市场能够自主调节，同时政府不能插足市场经济。由于格林斯潘的模型在近20年里风靡全球，所以“市场调节”已成为世界各国的黄金信条，正如瓦克斯曼所说，大家都“无限度地信任市场的智慧”。
然而市场“爆炸”了，随之灰飞烟灭的就是这一套模型。正如格林斯潘对委员会所说的，“智力大厦整个坍塌了”。他说：“我发现模型中最关键的地方存在漏洞，而正是这个漏洞摧毁了整个市场经济的运作。”如果这番话说得不够清楚，且看瓦克斯曼给出的更直白的解释：“你发现你的世界观、思维体系通通错了。”格林斯潘无奈地点头，由此可见他的模型失败之彻底、波及之广泛。他回答说：“是的，是的，所以我才那么震惊。40多年来，很多证据表明这个模型一直很好用。”市场永远保护投资者的理论破产了，只留下“惊疑不定”的他。
格林斯潘不是唯一感到震惊的人。这次经济灾难最震撼的一点，就是把一群经济学家打击得哑口无言。很多人既惊讶又困惑，不明白自己的世界观怎么会如此不堪一击。对冲基金经理史蒂夫·艾斯曼（Steve Eisman）告诉金融作家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21世纪初的投资银行家就像是牛顿之前的经院派学者，突然间牛顿横空出世，于是你在某一天醒来后发现，‘天啊，我错了’！”
不过很多人也说，起码格林斯潘不会做第二桩如此血本无归的生意。这些年来抨击过他这种放松管制的信条的人不计其数，包括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保罗·克鲁格曼，还有于1996—1999年间担任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主席的布鲁克斯里·伯恩。最终伯恩成了这场经济危机中的预言家，因为她曾再三呼吁大家加大力度监管市场上的金融衍生品。而最后正是这些极端复杂的金融产品拖垮了整个经济。可当时她的呼吁却被“消音”了。因为格林斯潘与当时的财政部部长罗伯特·鲁宾，以及当时的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亚瑟·李维特联合起来，特地说服国会通过一项法令，禁止伯恩在任职期间指挥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采取任何行动。当时，格林斯潘还在联合声明里解释，自己这样做是因为“深切担心监管议案的负面影响”，他断定，仅仅是讨论一下政府可不可以干预，就会在市场上掀起波澜，这将导致美国资金大量外流。
当自主调节失败、市场陷入混乱后，格林斯潘虽然“非常震惊，难以置信”，但绝不是因为他没有收到预警，也不是因为他的理论没有遭到过非议（有人批评过），更不是因为他没有其他备选方案（有人提出过），只怪他太相信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用伯恩的话来说，格林斯潘是市场调节的“绝对支持者”。格林斯潘把信念投进自由市场，就像其他人把资金投进去一样，他对这个理解世界的模型深信不疑。
实际上，格林斯潘还有上千个理解世界的模型。他肯定有，因为我们都有。这些模型就是信念，其内容包罗万象，从我们如何投资到钱包落在了何处等一应俱全。对于有的模型，我们半信半疑，譬如我只有50%的把握知道钱包在哪儿；对于有的模型，我们却全心全意地相信。可是无论怎么深信，模型本身未必牢靠，这就是信念跟理想中知识的区别。我们明白知识不会出错，所以知识不会欺骗格林斯潘，而信念却欺骗了他，也欺骗了我们所有人。
本书讲的便是每个人的“格林斯潘时刻”——当最根本、最坚定、最重要的信念辜负了我们时，会发生什么情况？不过，要理解信念是怎么出错的，就先要明白它是怎么起作用的。而在此之前，还要先解决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到底什么是“信念”？
我们日常闲聊中说起信念，一般指自己对重要事情的公开信仰，比如宗教信仰、道德、财产、政治、经济观念，以及对自己和他人的看法等。这些信念是显性的，我们知道自己持有这些观点，必要时还会阐述它或为其辩护。换句话说，我们能感觉到自己有这些信念，像艾伦·格林斯潘相信市场调节，你相信全民医保、岳父大人讨厌你等，这些都是有感觉的。
相对来说，哲学家在谈起信念时（哲学家谈信念之频繁已经是“职业病”了），所指的东西大不相同。他们所谓的信念内涵更丰富——不仅认同金融市场观之类的公开看法可被称为信念，也认为其他想法同样能被归为此类。假想你在午夜时分躺在床上阅读本书，身边的百叶窗已合上，那么哲学家会认为此时此刻你有如下一些信念：外面天是黑的；接下来好几个小时看不到太阳，而后日出必然在东方；你所睡的弹簧床很坚固；不会有盘子从卧室窗户飞进来；明天醒来时你还是你自己；等等[1]。
这些多余的信念听起来很奇怪，一点儿都不像“信念”，因为我们持这些信念时毫无感觉。相信弹簧床是固体跟相信上帝比起来，主要区别在于你什么都感觉不到。我自己就毫无知觉，弹簧床是我的所有品，我不会把对其性质的认知称作信念，假如要我为弹簧床辩解，我既想不通有何必要，又不知道从何说起。换言之，我们在相信一件事时通常附带的知觉、信服感、情感和动机，在隐性信念里都杳然无踪。
所以，从心理学角度来讲，日常所谓的“信念”和哲学所谓的“信念”风马牛不相及，不过两者的作用倒是大同小异。有感觉也好，没感觉也罢，我们的信念始终是关于世界的模型，就像格林斯潘的自由市场体系一样。从字面意思分析，世界模型即世界地图，而信念也相当于世界地图。所谓信念，是大脑对身体、社会、情感、精神、政治等景观所做的描绘。显性信念认为岳父不喜欢我，这是我心中对家庭的描摹；而隐性信念认为弹簧床很坚固，这是我心中对居所的描摹。两者皆同地图一样，帮助我了解走进房间该坐在哪里、不该坐在哪里。换句话说，两者都是我对世界的临摹中不可或缺的像素，至于那像素在脑袋中是否被突出倒无所谓。想想看，假如我晚上走进宾馆的陌生房间会怎样。为了决定躺在哪里，我先要对床有个印象，但我没必要知道自己是否有这个印象。世界模型（也就是信念）固然重要，但知不知道模型存在无关紧要。其实不知道才是普遍情况。从我们对物品功能的判别，到对父母身份的判断，再到对是否看得见山脉或其他事物的判定，不难发现大多数信念都是隐性的。我们对这些信念毫无知觉，而它们却是我们理解自己和世界的关键。
显性信念和隐性信念不仅功能一样，犯错时也类似。不管两者在正常情况下多么大相径庭，一旦出了差错就分不出彼此，或者说隐性信念从受到攻击的那一刻起就成了显性信念。想象这样一种可以出现在马克斯三兄弟（Marx Brothers）[2]电影里的场景。入夜了，我洗浴完毕，穿着睡衣走出浴室，拿起一本书躺到床上——然后，啪，我压垮了床垫，摔到地上。这种绝无可能的景象万一真的出现，起码会毁掉3件东西：首先是我的床垫；其次是我对床垫坚实度的信赖；最后是我对这种信赖原本无知无觉的状态（注意这条是重点）。一旦我摔在地上，潜意识中那些关于床垫的想法都会一下子跳入意识层中来。在犯错的那一刻，我们的隐性信念不仅备受挑战，而且暴露无遗。
一旦我们承认隐性信念和显性信念都是信念的子集，便可以进一步认识到，两者之间到底有无分别也未必说得清。我们有很多信念都是有感觉的，但也有很多信念仅在必要时有感觉。（比如，我在12月对墨镜没有任何想法，而一旦到了6月，找不到墨镜时，我会立刻断定它被妹妹借走了。）但不管这种差别是多么微不可辨，起码有一点跟本书相关。虽然大部分信念摇摆在显性与隐性中间，但犯错之后位于两端的信念总是崩溃得最为惊心动魄。譬如，你曾坚定捍卫的显性信念若崩溃了固然壮烈，但不可察觉的根本信念若消亡了也同等惊人。
所以，信念是世界模型但又不止于模型。就像经济模型一样，这些心理模型也能帮助我们做预判、定决策。用威廉·詹姆斯的话来说，信念是“行为的准则”。由此可以明显推导出，信念必然会影响结果。我不是说信念出错后会导致后果（像我们刚才看到的全世界近一半的财产蒸发一样），我是说仅仅拥有一个信念也会产生影响。
再举一个跟钱有关的例子。自1992年起，加州理工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开始合伙建设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并得到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赞助。该天文台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投资的最大的项目——仅建造就耗时10年，花费3亿美元，此后每年还要消耗3000万美元的运营成本。修建这一天文台是为了找到引力波（据定义，引力波因时空曲率的扰动以行进波的形式向外传递）。祈祷成功吧，因为引力波只是相对论中的一个猜测而已，存在与否尚无证据。正如科普作家玛格丽特·韦特海姆（Magaret Wertheim）所言，“一个想法催生了一台造价近5亿美元的机器”。
5亿美元不是小数目，但这只是诸多例子中的一个而已。“房地产泡沫”“圣战”、1964年《民权法》、登月计划……种种结果全是由信念所致。因此不难看出，观点不仅能带来物质和经济上的结果，也能对政治、法律、学术、文化，乃至肉体等方面产生影响，甚至能撩动人的心弦和感情。再次强调，我不是说信念错误会伤害感情（之后再谈这一点），而是指仅仅相信某个信念就会带动情绪。就像相信相对论而建造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不管理论正确与否），相信牛市而投资炒股（不管牛市能否出现）一样，我们相信某些道理也会相应地影响感情。
有的感情影响很明显，比如你的男朋友在晚餐时显得局促不安，你就可以理解成这是他想趁饭后吃甜点时求婚的既幸福又激动的表现，也可以理解成是他想提出分手而导致的焦虑烦躁的心情。不过，这种影响远远比不上观念给我们造成的心理影响那么深刻、广泛。要理解心理影响之深远，你首先要明白观念范畴之广博。我们的世界模型不仅是关于市场、弹簧床或者相对论的概论，还是关于我们自己的总论——关于我们是否认为自己魅力四射、才智超群，是否相信自己合格称职或无能平庸，是否觉得自己比别人处境优越，是否相信父母的关爱，是否相信头顶有上帝，是否认为生活基本安全、自己受到关怀等。
这类信念铸就了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和对所处环境的理解。由此表明，观念与身份密切相关，后文也会一直提到这一点。所以，犯错后我们的自尊才会轻易地受伤。这也是为什么精神疗法要帮助人们检查对自己和对别人的看法，必要时还要引导他们改变。不管这些观念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也不管它是对是错，总之，观念决定了感受，决定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
在求索信念的征途中，我们已经明白观念是世界的模型，它指导我们采取行动，也引发了一些结果。到此为止已收获不小，但是还有个问题：为什么对于很多观念，我们不会付诸实践呢？这种观念有时候被称作“末端观念”（distal belief）。所谓“末端”，是指离自己很远；“末端观念”是指推想的对象在时空上离自己较远、与自己关系不大。相信股市看涨、弹簧床牢固，这些信念会引导我们的行为。然而，相信弦理论正确、南非艾滋病政策错误、比邻星是距地球最近的恒星，未必能起到什么引导作用。我们在第7章中会看到，仅仅表述一下这些想法并不为过，说不准还会对社会有利，无论看法对错、与自己有无关系都不要紧。除非是物理学家、公共卫生专家或宇航员，否则不必将这些想法付诸实施。
那么，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些“末端观念”？回答这个问题最有趣的方式是拿性行为来做比喻，我们之所以有性冲动是为了繁衍后代，但多数的性行为却不会产生后代。从进化学角度看，我们受交配本能驱使，为得到足够多的孩子，做爱次数远多于必需。一个多世纪以来，心理学家和哲学家猜测，我们需要解释世界正如需要繁衍；就像创造婴儿一样，创造理论也对生存至关重要，所以我们天生热衷于推理总结。威廉·詹姆斯称之为“理论本能”[3]。上一章的推导也是要说明这种本能。我们不停地编造故事和理论，甚至不惜登上《现代蠢蛋》的专题报道，都是受理论冲动驱使所致。
不难发现，理论冲动是人类进化出来的优势。想象你是人类先祖，在20多万年前的世界中挣扎求生。你必须想办法弄清楚要摇晃哪些树，才能摇下可食用的果实；你也必须弄懂哪几种形状和颜色的浆果有营养，哪几种与之类似的却有毒；听到灌木丛里传来窸窣声，你必须推断（而且要闪电般地推断）即将现身的到底是猎物还是捕猎者。换句话说，你必须能够异常熟练地猜测周围发生了什么事，以及发生的缘由。而这正是推理赋予我们的技巧。物换星移，推理的作用却不曾消失。虽然身处现代社会，我们无须过于担心自己会被野兽吃掉，但依然要判断很多事情。比如那个朝我大步走来的陌生人，到底是想借个火还是抢我的钱包？外面的爆炸声到底是烟花鞭炮还是危及生命的袭击？到处都找不到的乐高玩具是不是被两岁的宝宝吞进肚子里了？推理对人类有着恒久的价值。
以进化角度来看推理，就能解释我们何以有如此庞杂丰富的观念（包括“末端观念”等无明显目的的观念）。就像语言本能成就了作家普罗斯特（Proust）[4]一样，理论本能也早已不只是生存必备的准系统。因被迫推论某些事情（比如不认识的浆果、灌木中的窸窣声），我们最终学会了推论一切并乐此不疲。比如超新星是如何形成的，自闭症患者为何越来越多，鸡尾酒会上的那对夫妇是怎么回事，自己如何偏偏喜欢某一条连裤袜等——对于热衷推理的大脑来说，所有话题都能作为推理材料，至于那些话题是关于哪方面的、是否迫切、自己又了解多少，都无所谓。
进化而成的推理冲动，同样解释了我们为何不仅停止不了推理，还常常在不知不觉中推理。当然，我们也会有意识地推理，并且一直在做，比如偷偷花大好光阴猜想老板下午为何郁闷，或者用一生来认真思考到底什么是致癌原因，等等。推理就像呼吸一样没办法停止，你可以忽略、控制和提高那短暂的理论创造过程，但只要你还活着，就无法终止它。原因也很充分，如果你想吃美味的盘中餐而不是当可怜的刀下魂，就必须有一套迅捷的系统，无须刻意花时间便能自行启动。
不易察觉的推理活动同认知活动一样，都是在出问题后才会变得有知觉。比如不久前我跟一位采访对象约好在曼哈顿的某地喝咖啡，我一走进咖啡馆，她便立即站起身做自我介绍，于是我（一如既往）惊讶地发现，她的相貌与我所料的完全不同。这里很奇怪的一点是，在没跟她会面以前，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对她有过想象，然而大脑偷偷描绘了一幅关于她的画面，描绘过程还挺复杂。在回想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不仅能描述出期望中的她的模样，还能说出是哪些因素导致我这么想的，比如她的名字让我联想到某个年代、某个种族，而零碎的几点信息让我推测出某种外表类型等。简单说来，我的大脑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进行了一系列复杂的理论推断。其实不只是我，大家都是这么做的。我们不断地、下意识地从周围汲取信息，以改变或完善心中的世界模型。
就像语言本能尚存争议一样，理论本能也只是理论而已。没有人知道我们制造假说的能力是否与生俱来，不过，至少可以确信它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有了。有证据显示，小至7个月大的婴儿也能推断重力之类的基本物理性能。若你觉得难以置信，可以再把时间推后几个月，等婴儿成长为蹒跚学步的幼童时你就能理解了。孩童都是调皮的理论家，带着无法满足的探索世界的好奇心，以及把“为什么”挂在嘴边的热情。两岁大的小孩子一般都想研究全世界，也一直在努力研究。毕竟，童年时期的周遭环境才是最神秘、最有吸引力的，所以儿童对地图的需要也最迫切。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学家艾莉森·高普尼克（Alison Gopnik）甚至认为，理论冲动专为少儿时期而存在，只不过受用终生——就像性欲专为盛年而存在，但我们从幼年到老年都会有性冲动。
不管理论本能到底是有据可依的生物学观点，还是仅仅是性冲动的类比，观念的形成无疑都对人类至关重要。先不说它对生存的价值（假如你能先把生死放在一边），至少观念决定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并且促使我们不断进步。让我重提一下性和语言的例子——生孩子和喊救命虽然没有错，但比起做爱和阅读莎士比亚全集自然逊色不少。推理亦然，推理的本意在于活下去，但其精髓在于改善生活。推理丰富了日常生活（比如你看到老板的八卦而偷乐），帮助我们取得超凡成就（比如找到大家盼望已久的癌症疗法）。没有推理就没有人类的标志性成果，如宗教、科学，也没有讲故事的能力、好奇心、探索和发现精神。有了推理，我们才能走出已知世界，探索潜藏的未知领域——比如过去、未来，遥远地区，“蒙着面纱”的自然界机制，别人的内心。推理是一种天赋，它召唤我们在苦苦求生之外，放眼更广阔的世界。
当然也有问题。虽然我们是创造模型的一把好手，但却迟迟认识不了自己的行为。我在此前论述认知时已经提到过，我们总觉得观念是世界的反射，总以为大脑是一面镜子，能被动地映出世界的真理。
心理学家把这种想法称为朴素现实主义。朴素现实主义是人的自然倾向，而不是主动选择的哲学观。不过，你若真的相信世界如你所见一般毫无出入，那么你就是刻意的朴素现实主义者。但据我所知，人类史上没有人真正获得过这个头衔。就算是那些最激进的现实主义者，哪怕会把相对论者视为危险的外星蠢物，他们也不会以为人脑中的世界就是现实。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若你是一只蝙蝠，则红色毫无意义；若你是一块石头，则声音毫无意义；若你是一匹雪特兰矮种马，则胜喜败愁毫无意义（据目前所知如此）。可见，颜色、声音、情绪虽是我们感受并理解世界的核心，但都不见得是世界的本质属性，因为一旦离开大脑，三者也会随之消失。反之，世界上也有很多事物无法被大脑直接感触，比如红外线光谱、分子结构，以及很可能存在的十几维度乃至更多维度。
朴素现实主义理所当然地没有拥趸，但这并不代表朴素现实主义者不存在。相反，这样的人多得数不清。研究表明，每个人自4岁起就有朴素现实主义的倾向。幼小的孩童似乎全心全意地坚信，大脑所想的永远符合现实，所以他们认为，我们不会信错事情。这就是本书要重点讨论朴素现实主义的原因。
我们能从发展心理学的一个经典实验中，了解幼童的这种心理。该实验叫作错误观念测试，俗称“萨利-安任务”——这是依据该实验最著名的版本而命名的。如果你熟悉的人中有4岁以下的幼童，不妨亲自做一做这个实验。除非你目睹了整个过程，否则将很难理解最后那个奇特的结果，更别提相信了。只要你上演一出木偶剧就够了。剧中的一个角色（经典版本里叫萨利）拿起一颗糖放在篮子里，盖上篮子便离开屋子。当她一消失，另一个角色（安）便走上来拿出糖果，悄悄藏进碗橱中。现在你问孩子：萨利回来后，会去哪里找糖果？
倘若实验对象是你自己的孩子，你一定早已知道，他这个年龄的孩童是杰出的思想家。他们对语言的理解和表达毫不费力（还可能掌握好几种语言）；他们接纳新词语、新概念速度之快羡煞大人；他们的好奇心永不枯竭；他们认真观察周围的世界，记忆力和注意力都超群绝伦；他们懂得分析前因后果，懂得推测事情发生的时间、原因和方式；他们会对周围情况做出判断，即使判断有误，也看得出他们花了心思；他们不仅玩游戏，还发明游戏；他们对复杂的人际交往游刃有余，明白不同人有不同需求、不同欲望、不同情绪；再加上家庭环境的熏陶，有的孩子可能已经会阅读关于“星肚”史尼奇的绘本了；有的已经会打曲棍球；有的开始学拉小提琴。然而，同样是这些聪明的孩子，在面对实验问题时，却无一例外地都会回答萨利不会从篮子里寻找糖果，而会直接翻看碗橱。虽然糖果是在萨利离开后才被藏到橱柜里的。
所有6岁以上的人听了这种回答未免都要疑惑。萨利根本不知道糖果的真正位置，她没有办法知道，因为安拿走糖果的时候她并不在旁边。但实验表明，孩子们毫不关心萨利有没有看到。他们似乎以为，大脑和世界之间能自动地相互沟通，只因为糖果就在碗橱里，萨利便应该知道。而大人（无论是现实主义者还是相对主义者）都明白，每个人看世界都带有主观局限性，你、我、萨利的世界各自不同。反之，孩子们却似乎以为大脑就像一台恪尽职守的复印机，脑中的景象便是真实世界的复制品。他们显然不明白，自己所见的现实未必真实。
你若觉得仅凭萨利-安实验就匆忙定论为时尚早，那么再看看下面这个类似的实验吧，保证更加震撼。在这个实验里，实验者把贴有糖果画的盒子拿给孩子们看，问他们盒子里装着什么。孩子们理所当然地齐声回答：“糖。”但他们打开盒子（估计他们很失望）却发现里面装满了铅笔。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如果这时候你再问孩子，打开之前他们期待盒子里有什么，他们会坚称是铅笔（才不过20秒钟前啊）。孩子们在虚构的萨利身上所犯的错误又在自己身上重演了——他们以为想法绝不可能偏离世界的本貌[5]。
不过，也只有幼儿才会盲目地相信想法就是现实。长到5岁之后，几乎所有孩子都能轻松通过萨利-安测试。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孩童掌握了心理学家所谓的“心智表征理论”（representational theory of mind）。也就是说，他们大体上明白了什么是想法——原来，想法并非现实的复印件，而是个性化理解世界的方式。他们也明白了这种理解因人而异，然后又进一步悟出，原来观念可以有悖于现实，原来你我的想法可以相左，原来其他人未必懂我所懂的；反之，对于他人所知道的一切，我也未必都知道。
大人以为这些道理一目了然，所以常常会忽略其重要性。所谓思维成熟，主要在于明白想法是什么，明白别人的想法可能会不同，也可能是错的。有了这项能力，我们就能“读心”。不是像巫师那样读心，而是指心理学上的读心，也就是从他人的言谈、行为和所处环境中推测其想法和感受。麻省理工学院的神经科学家丽贝卡·塞克西增进了我们对大脑结构和心智原理的理解，她曾举《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例子来做解释。作为观众的我们知道，一动不动的朱丽叶其实是喝了昏睡药，并不像罗密欧认为的那样真的死了。如果不懂心智表征理论，我们就没办法把自己的知识放在一边，从罗密欧的角度看待这一幕，也就无法理解罗密欧为何自尽。整出由误会所致的悲剧，在我们看来就会莫名其妙。
如果不懂心智表征理论，社会生活再千姿百态也无用。我们理解不了调情的微妙，认识不到自己无意中对朋友的冲撞，预见不到晚回家两个小时会令家人生气担心。这些例子表明，心智表征理论对我们的感情、智力、道德发展都举足轻重。（可惜，从自闭症和亚斯伯格综合征患者身上可以看到，我们不理解或不够理解心智所带来的损失有多大。[6]）
而一旦明白了心智表征理论，你就不会忘记它。除非受到严重脑损伤，否则你绝不会再次栽倒在“萨利-安任务”上。但是朴素现实主义仍会蛊惑你。虽然我们逐渐明白，自己的观点理论上会受到无穷多因素的干扰，比如从最微妙的自私心理到条件的限制等（就像萨利一样，有些关键时刻，我们偏偏不在现场）。可一旦谈到对世界的具体看法，我们又很容易退回到3岁孩子的心智，心安理得地坚信自己的观点肯定是对的，显然是对的。[7]
为什么会这样？最显而易见的答案是，我们为自己的观点投入了太多感情，所以不愿意也不能够承认它并非不容辩驳的真理。（“相信”这个词语在古英语中的本义是“珍视的东西”，这就反映了我们一旦形成某种观念，就会习惯性地爱上它。）当然其他的原因还有很多，在后续章节中会陆续提到。不过，现在我想提出一条相对不明显的理由——我们之所以把观念当真理对待，是因为受逻辑约束。哲学家还把这个道理取名为“第一人称之信念牵制论”（the First Person Constraint on Doxastic Explanation，可惜只有哲学家才会喜爱这种名字）。“信念”（Doxastic）意为“与观点有关”（Pertaining to beliefs），其中的“念”既可以是“正统观念”（正确的信念），也可以是“悖逆观念”（矛盾的观念）。“念”的传统语义表明，我们每个人都有多种方式来解释自己的想法。
而我却要抛弃这个晦涩的名称，并将其改为“因为正确所以正确牵制论”（一会儿你会明白该名字的含义）。下面就来解释这一牵制论是怎么发挥作用的。比如，我相信绿茶有益健康，20年来我每天喝3杯绿茶，我是一个“绿茶迷”，也是家族企业“绿茶国际有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旁观者会立刻发现，有3条重要的理由促使我必须相信绿茶的益处，但没有哪一条跟绿茶的真正效果相关。首先，我或多或少地抱着延年益寿、强身健体的目的，喝下了太多绿茶，所以肯定不想听任何人说那些绿茶都是白喝的（甚至反而对身体有害）；其次，我对绿茶的忠心耿耿也代表着一项神圣而牢固的家族传统，怀疑绿茶的价值会严重损害我的亲情关系，更别提我还要靠家族企业营利；最后，我已经把我的金钱、学识和地位都押在绿茶的养生效果上了。
简而言之，我相信绿茶的好处是有非常充分的社会原因、心理原因和现实原因的。但“因为正确所以正确”的要旨就在于，我不会承认这3条是促使我相信绿茶的主因；相反，我认为事实证据才是重点。譬如本例里面，我相信绿茶是因为它有益于身体（而不是它有利于我的收入、情感和家庭关系）。换句话说，我必须相信，自己相信绿茶是因为绿茶真的有强身健体的功效。就像哲学家瓦尔德·琼斯所说的，“自己一边相信某观点是对的，一边又知道自己相信某观点的理由跟它本身正确与否无关。这根本讲不通”。
你也可以说，“因为正确所以正确”的道理其实不证自明，甚至自证自明。我们当然应该认为自己的信念是对的，否则为什么相信它呢？这种说法也言之成理。但哲学家最擅长的就是检视那些“不证自明”的事情。一旦你仔细反思“因为正确所以正确”，你就会看到错误是怎么滋生出来的。具体来说，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你坚信自己的信念必定正确，而别人的观点又未必如此。
那么就仔细想想吧。“因为正确所以正确”的理论必须满足几项条件。第一项条件是，它只适用于我当前相信的观念。我可以毫不迟疑地承认以前的想法不符合事实，譬如，我过去相信通奸者会受到地狱之火的永恒炙烤，其实是小时候受了信奉新教的家人的影响而已。又如，我加入国际社会主义组织，其实是为了向保守的父母抗议。还有，我一旦放弃了某种观点，往往就只记得之前秉持该观点时抱着怎样的心态，而想不起有什么证据表明该观点本身严谨合理。
“因为正确所以正确”的第二项条件是，它只适用于具体的观念。它不适用于全套观念，也不适用于我对“观念”的整体感觉。此前我提到过，个人看法在理论上会受到诸多主观因素的影响，大部分人都会承认这一点，甚至会进一步坦白说，此时此刻自己的一些观点肯定受到了干扰。但一旦谈起某件深信不疑的具体事情时，“因为正确所以正确”的效力就体现出来了。如果你询问我的看法会不会沾上个人偏见的色彩，我承认会。但如果你问我的女朋友是否忠贞，我的养生之道是否可靠，以及我刚刚在某著名杂志上报道的数据是否准确，那么我告诉你，我的答案全都是“是”，原因不在于我不敢承认错误，也不在于我不敢想象错了怎么办，而在于“上天作证，事实确实如此”。
“因为正确所以正确”的最后一项条件（也是最重要的一项条件）是只适用于“第一人称”。它只适用于自己的观念，放在别人身上则行不通。艾伦笃信上帝，在我看来他是为了减轻对死亡的恐惧；鲁道夫反对枪械管制，依我看是因其父供职于全美步枪协会理事会；你相信行为主义愚蠢，据我分析也是因为你所在的终身制委员会的其他人持此观点。我们总是看到别人观点里的自利动机和个人偏见，却不考虑自己的想法是否有失偏颇。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么做几乎都是为了贬低别人。比如，我说绿茶有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相信绿茶有益是为了赚钱，最起码我在暗示这位首席执行官没资格确保自己的言论可信——很有可能还在暗示她的话根本不足为信。[8]换言之，想要怀疑一个观点，就要说明此观点对说话者有利；想要捍卫一个观点，则要说明此观点的确可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都含糊带过甚至闭口不提自己的自利动机，却很容易从别人的观点中找到自利的成分。
心理学上把这种区别对待叫作偏见盲点（the bias blind spot）。形成偏见盲点的一个原因在于“乌比冈湖效应”，也就是统计学上那个让人哭笑不得的悖论——每个人都认为自己高于平均水平，甚至自己的态度也比一般人客观中立，可笑吧？原因之二在于，我们看得到自己的想法，却看不透别人的心。所以判断的方法有失公允——我们以外在表象来判断别人的观点是否偏颇（也就是看那些观点是否对他们有利），却以内心的感受来评判自己是否客观。又因为前面提到的，大多数观点是在潜意识中形成的，根本不会在意识层面留下痕迹，所以我们的结论全都是为自己开脱。我们顶多承认自己可能会受某些因素蒙蔽，最后又断言自己不曾受其害。毫无疑问，这种鉴别办法只能欺骗自己，却说服不了别人。正如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家艾米丽·普罗宁及其同事在偏见盲点的研究报告中谈道的：“如果有人说他审视内心后确定自己是公平客观的，难免会让人不放心。”
于是，我们剖视内心而自认客观，检视大脑而自觉理性，反思观念而自以为是真理。“因为正确所以正确”的精髓就在于，每个人都把观念和现实混为一谈，这么做既不是偶尔为之，也不是无意为之，而是时时刻刻必然为之。这种现象无处不在，由此导致了一系列必然结果，这决定了我们会怎样对待反对意见。但很可惜，对待的方式令人叹惋。
第一个必然结果是无知假设（Ignorance Assumption）。既然自己的观点有事实可依，那么反对我们的人一定没有接触正确信息，所以，只要告诉他们真实情况，他们就会心甘情愿地投降我方。这种假设流行甚广。拿最明显的例子来说，所有的宗教传道者和一部分的政治激进分子（尤其是“草根出身”的政治激进分子）都以为，只要依靠说教就能改变人们对某些事情的观念。
无知假设不一定总是错的，有时候对方确实不知实情。但这种假设也未必正确。无知未必是一块等待被填塞的真空，它也可能是人们刻意维护的一堵墙壁。更重要的是，我们未必是正确的一方，真理也许站在对方一边。或者，事实可能比较模糊，好几种解释都说得通。但我们经常无视这种可能性，这充分证明了我们在应用无知假设时的心态并不平等。其他人拒绝我们的观点，是他们知识欠缺；我们拒绝别人的观点，却是我们见识高明。
如果无知假设失败了——任你再怎么开导对方，对方依然坚持原来的意见，你便会转向愚蠢假设（Idiocy Assumption）。这时候，我们承认对方已经了解了真相，却又认为他们愚蠢得理解不了事实。这个假设可以针对某个人对某件事的具体看法，也可以“一棒子打死”所有反对我们的人和组织。就在写本书的时候，我跟一个“左翼”律师聊过。她说自己生长于崇尚政治革新的氛围中，后又就读于一所自由（各个意义层面的自由）艺术学院。结果她告诉我：“考入耶鲁法学院后，我发现那些反对我意见的人都聪颖超群。说出来有点儿好笑，但是直到那时候我才发现，保守党派中也有聪明人。”这样的情况说它可笑也就罢了，可是我们经常听到类似的说辞并早就习以为常。（除非直接斥责对方傻，否则大概谁都不会惊讶。）想想吧，我们说了多少遍“白痴才会相信”，恐怕不计其数了吧。
哪种白痴才真的会相信呢？最常见的答案是“心怀不轨的白痴”。这就是邪恶假设（Evil Assumption），即认为反对者既不是不知真相，又不是不懂真相，而是故意背离真相。邪恶假设跟宗教渊源颇深，宗教里“异教徒”就是“恶人”的同义词。这种假设在政治领域也很常见。威廉·华兹华斯在其长诗《序曲》里如此一针见血地形容法国大革命：“没有人敢站起来反抗，除了那些迷失、被抛弃、自私、骄傲、卑鄙、痛苦、自甘堕落，以及仇视公平与真理的人。”（这段话在很大程度上是华兹华斯在谴责自己过去的迂腐，所以诗集的另一个名称叫作《一个诗人的心灵成长》。）从诗句里可见，观念冲突导致的暴力争斗很容易催生邪恶假设。而反过来邪恶假设也很容易点燃暴力争斗。（既然观念伴随结果，相信反对者都是坏人，想想看结果会如何。）未必要等到对方威胁到你的生命或者拒绝相信你的信仰时，你才会断定对方是堕落的人。现在只要打开收音机多收听几个台，就能听到各种“邪恶假设”。主持人、嘉宾和听众都把观点异己者说成是良知泯灭的无赖，说他们抱定了破坏文明的宗旨，不知悔改。
用这种话来抨击持不同意见的人真是够狠。由于我们容易把思维模型当作现实，话语中的强盗逻辑不言而喻。想想看，我们说那些反对者“没有生活在现实中”，意思其实是他们没有生活在我们所见的现实中，他们的世界观与我们的不同。因为他们看不到我们的世界，所以降低了我们的世界的可信度，甚至还可能引导这个世界走向毁灭，但我们对他们同样构成威胁。我们直接或间接地否认他们掌握了与我们同样的智力和道德水平，也对他们的生活经历的重要性和价值予以否认，因为那些源于他们生活经历的观念一无是处。
在无知假设、愚蠢假设和邪恶假设中，邪恶假设最让人不寒而栗，但起决定作用的是无知假设。我们以为自己知道事实，所以假定别人不知道事实，继而（在“因为知道所以知道”的效力下）又认为自己的观点出自事实，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以为自己证据在握。这种想法正是本书要探讨的核心，应该强调一下，所以下一章便要说到“证据”的话题。我们相信自己解读的是实情，坚信自己正确，断然否认那些反对者是有见识、有修养、有智慧的人，所以轮到自己出错后，我们才会如遭雷殛。
最值得警惕的是，不仅是极端分子，一般人竟然也对这些假设泰然处之。艾伦·格林斯潘在我看来算不上患了“失心疯”的思想家，我甚至可以大胆地推测，他绝不经常把“邪恶”挂在嘴边形容那些抨击其经济政策的人。不过，他确实把反对者视作危险人群，还会找机会堵上他们的嘴巴。（真正的极端分子也这么做，这么做的人数之多无以计量。）这种行为反映出，格林斯潘肯定没考虑过他的模型是否有误，更没想到他的观点会在今天置我们于水深火热之中。
这就是硬币的正反面，我们创造理论的热情也可能导致这些负面结果。就像3岁孩童和专制暴君一样，我们容易把自己编造的故事当作无懈可击的现实，轻易鄙视所有反对者，以为他们不是脑子坏了就是别有用心。这种倾向可能助长仇恨、挑起争斗，固然令人不安，而更让人担忧的是，这种冲动也让我们很难接受自己也有可能会犯错的事实。既然在你我看来，犯错者都是无知、愚蠢，甚至居心险恶的人，难怪大家宁愿逃避也不愿面对自己可能会犯错的事实。
【注释】
[1]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哲学对信念的定义表明我们可以持有无限多的信念。（如果你相信床下没有1头怪兽，你必然也相信没有2头怪兽、3头怪兽等。）不必说，没有人会有意识地持有这么多观点，不过你是否意识得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每个日常行为背后都隐含了无数的观点。
[2]美国知名喜剧演员。——译者注
[3]还想再补充一点，虽然可能会把已经很容易混淆的词语弄得更易混淆，我在本书中提到“理论”和“观念”时，基本指的是一个意思。不过，有些思想家认为应该把这两个词做一下区分，他们说理论比观念更明确、更成熟，也包含更丰富的内涵。但这种区分尚有漏洞，或者至少说区分的标准不是很明显。想想这句话：“我相信上帝。”如果这句话出自5岁小孩之口，肯定只算是一种观点，因为它还不成熟，也说明不了很多问题，甚至可能还不够明确。但如果是教皇说出来的，肯定就是理论了。何况，不管是否区分理论和观念，两者的作用都是一样的。理论就像观念一样，其存在的意义就是反映我们周遭的世界。
[4]马塞尔·普罗斯特，法国意识流作家，代表作有《追忆似水年华》。——译者注
[5]还记得自然科学史的悲观元归纳吗？我们在这里再次验证了这一理论。以前大家都毫无异议地认为，孩子是不能区分脑中世界跟外面世界的差别的，但是就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这个问题突然起了争议。因为最近的婴儿实验表明（通常以婴儿的眼神判断他们的想法），幼儿对错误观念的理解可能比心理学家以为的更加深刻。虽然三四岁的孩子依然不能通过萨利-安实验，但14个月大的幼儿反而可以通关。究竟该怎么解释这些实验结果之间的矛盾，我们还需拭目以待。
[6]另一个版本的萨利-安实验可以清楚地反映出健康儿童和自闭症儿童对别人的理解有什么不同。在这个版本里，实验者先给被试孩童展示一部相机，并解释相机的功能，拍几张照片样品，然后让孩子自己玩相机，直到熟悉相机的功能为止。然后木偶剧照旧上演，只是在萨利把糖放进篮子里后，实验者会拍一张照片。最后萨利离开房间，安把糖块移到橱柜里。然后，实验者要求孩子回答的不是萨利会去哪里找糖果，而是照片上的糖果在哪里。虽然这个实验跟原实验目的一样，都是要求孩童区分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不过神经学家证明，人脑在分析物体和分析别人思想时的活跃区域不同。健康孩童会感觉相机版本的测试比原版测试更难，而自闭症孩童虽然可以通过相机版本的测试，但依然无法通过原版测试。他们可以理解相机的功能，但对别人的思想却一无所知。
[7]我们喜欢把很多观点当成现实，这个习惯从“我认为”的特殊用法中也能反映出来。当我说某件事是我的观点的时候，不是为了强调我有多么相信这件事，而是在表达怀疑。想象一下，我们在参加聚会，然而一个我不太熟的人走了进来。你用胳膊推了推我，要我介绍下他的姓名。如果我说“他叫维克多”，那你很可能会大声招呼：“维克多！很高兴又见到你了。”而如果我说“我认为他是维克多”，你可能就不会叫他了。你会从那句“我认为”中听到一个隐含的警告：“这只是‘我认为’的，有可能不对。”如果我们自己感觉很肯定的话，是不会附上这些警告的。所以，我们会说“鲁迪·利安尼是个保守的控制欲强的怪人”，而不会说，“我认为鲁迪·利安尼是个保守的控制欲强的怪人”。
[8]这是一种强盗逻辑。从某种观点中获益后，我对它的客观评价可能会受到影响，但不代表这种观点就是错误的。毕竟人们不仅能从正确观点中获益，也能从错误观点中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