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错误是个人改变的催化剂
蜕变成蝶的毛毛虫总以为自己从小就是蝴蝶。
——瓦利恩特《怎样适应生活：保持心理健康》
1968年4月4日，马丁·路德·金遇刺的那天，克莱本·保罗·埃利斯举办了一场宴会。当时，埃利斯是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市的一家加油站的老板——同时暗地里也是达勒姆当地三K党分支之一的头目。当地方广播播报这一消息后，埃利斯激动地叫出声来，立马打电话给三K党的其他成员，邀请他们过来共庆马丁·路德·金之死。“我们就在服务站举办了一场真正的盛宴，”后来他对知名记者斯塔兹·特克尔说道，“我们喜出望外，只因为那个畜生终于断气了。”
众人口中的克莱本·保罗·埃利斯生于北卡罗来纳州的一户贫寒人家，他从未受过良好的教育，成长在一个白人至上主义猖獗的环境中。20世纪60年代，州内已经有112个三K党分支，会员总计有8 000～9000人。据联邦调查人员和反诽谤联盟的调查，这是全美最活跃、管理最有序的三K党分支。日后在州内以其偏激政见闻名的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当时在北卡罗来纳州首府罗利市的电视和广播电台播报每周新闻点评——利用这两大平台，他时常发表谴责马丁·路德·金及其民权运动的言论，怒骂其不择手段，只为将美国送上绝路，同时还鼓吹自己拥有“货真价实的科学证据”证明黑人比白人低劣。
再来看埃利斯——父亲终日酗酒，对他拳脚相向；八年级时被迫辍学，17岁就仓促结婚，每天劳碌奔波，挣来的钱根本解决不了膝下3个孩子的温饱，其中最小的孩子天生失明，并且有发育障碍——只有白人至上主义才能让他艰难的生活不那么难熬。三K党告诉埃利斯为什么他的生活会如此艰难（就是因为那些黑人），还接纳了他。他在党内如鱼得水，头衔节节攀升，最终被提拔为“高尊独眼神”——即达勒姆三K党分支的最高领导人。没过多久，市中心的白人势力阶层知道了埃利斯其人，便开始与他进行合作，尽管这些都是私下进行的。（埃利斯告诉特克尔：“市政务委员们会给我打电话：‘今晚黑人又要气焰嚣张地来提要求了。你们的人能不能来几个镇一镇他们？’”）在他的记忆中，这是他头一次觉得得到了别人的信赖、尊敬与倚重，而这一切，都得感谢三K党。
接下来，发生了一件事，就这样，埃利斯的人生以一种不起眼却举足轻重的方式，与历史的轨道有了交集。1970年，联邦政府向北卡罗来纳州拨款7500万美元，用于取消州内学校的种族隔离政策。本来这笔钱是没有必要拨的，因为早在16年前，美国最高法院在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中就判定学校的种族隔离政策违宪，但北卡罗来纳州各大学校在法律问题、种族问题和教育问题上的烂摊子依然照旧。联邦拨款分摊下来后，有8万美元分配给了各大研讨会，用于规劝达勒姆市民对取消隔离的政策予以配合。
对这些研讨会的组织者们来说，第一要务就是与罗利市的领导人们见面，劝说他们参与到项目中来。其中一名执行人名叫乔·贝克顿，时任达勒姆人际关系委员会委员长。贝克顿很清楚，要是不邀请州内反对种族融合政策的穷苦白人来参加商谈的话，他们一定会对政策的实施加以阻挠，因此他决定邀请最能代表这个群体的当地三K党的头目——埃利斯。一开始受邀时，埃利斯斩钉截铁地回绝了：“我可不愿意和一群黑鬼厮混。”但贝克顿反复强调埃利斯的拥护者们需要有一个能替他们发言的人，在他的再三请求下，埃利斯同意了。
与此同时，在罗利市的另一边，组织者还在招募另一位社群领袖——一位名叫安·阿特沃特的非裔美国妇女。如果说埃利斯是达勒姆最贫穷的、被剥夺选举权的白人居民的代言人，那么阿特沃特代表的就是这里最贫穷的、被剥夺选举权的黑人居民。和埃利斯一样，阿特沃特也有一段艰难的生活经历：她16岁就生下了第一个孩子，不久后丈夫就弃她而去，她又当奶妈又当管家地苦苦挣钱，却还是无法让这个家庭脱离贫困的窘境。和埃利斯一样，她也对自己的遭遇咬牙切齿，并且也像埃利斯一样将愤怒投注到人权行动中——组织房客抗议，反对房主的压榨，向福利接受者们进行人权教育，策划静坐与集会活动以抗议种族歧视和贫富差距。从整体上，她已经是达勒姆周边穷苦黑人聚集地——海地的实权市长了。
埃利斯在车间前与阿特沃特碰了面，他并没有对她产生好印象。他对斯塔兹·特克尔描述了自己当时对阿特沃特的感受：“我简直恨死了——原谅我用这个词，现在我已经不这么说了——那个黑人，一个庞大、臃肿、笨重的女人。她已经组织了8次示威游行，转眼间你就看见收银台那儿有两三个黑人出没了。”不难猜想，在第一次策划种族融合研讨会的会议上，这两个人的碰面并不愉快。奥沙·戴维森在他1996年出版的《最佳敌人》中曾对埃利斯和阿特沃特的关系进行了记录。据他记载，会议一开始，埃利斯就对研讨会的前提——种族歧视是学校的一大问题——开了炮。“如果没有那些黑人在学校里的话，根本就不会有问题，”他咆哮道，“如今的问题就是黑人。”阿特沃特也不是省油的灯，她当下还嘴道：“真正的问题是达勒姆有像埃利斯这种蠢驴一样的破坏者！”
这当然谈不上是好的开端，不过至少它透露出了不少信息。受命管理研讨会的比尔·里迪克当场发现，埃利斯和阿特沃特是房间里唯一两个要么成全他/她的努力，要么毁了他/她的工作的人。于是他决定，当务之急就是让这两个人共同合作。里迪克做事一向秉承要干就干到底的原则，因此他邀请这两人共同担任种族融合研讨会的主席。
听到决定后，委员们的反应是极为恐慌。非裔美国人的社群及其盟友则怒不可遏：正常人谁会邀请三K党的头目在反种族隔离委员会中担任要职？与此同时，埃利斯本人也大吃一惊。他后来告诉戴维森，自己当时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我和那个女人共事，没门儿！”不过，他的抵触心理由于两个因素而有所缓和。其一，三K党的任职让他习惯了当领袖的滋味，能在一个规模更大的市级项目中担任领袖的确很有吸引力。其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埃利斯心里清楚种族隔离的大业势必落空。他听说了最高法院的决策，也目睹了其他几个州的局势，最后得出结论——三K党是无力阻挡这辆火车步入正轨的。他知道，自己能做的不多，除了（引用戴维森的话）“尽可能让取消隔离政策对白人小孩的伤害小一些”——其中也包括他的小孩。而要想达成这一目的，他必须接受比尔·里迪克的邀请。当他知道阿特沃特同意后，就跟着点了头。
跟上一次策划会一样，委员会这两名新主席的首次碰头会也是糟糕透顶。这次会谈是在达勒姆市中心的一家咖啡厅举行的。在会谈的大部分时间里，埃利斯在饭馆里走来走去，就是不肯在公共场合与黑人同座。即便他最后坐了下来，他还是不愿直接与阿特沃特进行交谈，而是通过为推动会谈顺利展开而专程赶来的里迪克来递话。当阿特沃特、埃利斯和里迪克在散会后各自离开时，他们3人也不清楚这所谓的联合主席制委员会究竟还行不行得通。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埃利斯在家中接到一通电话。“你要是再和那群黑人一起合作的话，迟早要挨枪子儿。”电话那头的人说完后就挂断了。自从埃利斯涉足反种族隔离委员会后，他不止一次接到过类似的威胁电话。而自从他同意担任联合主席一职后，不断有人打电话谴责他，称他为白人的叛徒，还质问他：“你和一堆黑人搞什么鬼东西？”但像这样直截了当地威胁说要他性命的电话还是头一遭，那人挂断了电话后，埃利斯做出了一个决定。他没有将听筒放回去，而是打了个电话，这次是打给阿特沃特，他告诉她：自己想尽力让项目顺利进行。
不久后，埃利斯和阿特沃特便单独在一个会堂碰了面，那里有个研讨会刚刚结束。他们两人还不怎么习惯这么面对面的交谈，不知不觉间便开始讨论起各自小孩的教育经历。一说才发现，原来埃利斯的儿子和阿特沃特的女儿都在达勒姆希尔赛德高中上学，这是一所当地种族歧视最严重、经济情况最拮据的高中。阿特沃特讲述了自己身为母亲的担忧——很难让孩子们相信，比其他同学穷并不意味着比别人差；她自己因为没能给孩子们提供好的生活条件而感到惭愧与痛苦；还有让孩子们不为自己的家庭背景而抬不起头的苦口婆心……埃利斯在阿特沃特的话语中找到了共鸣。阿特沃特身为母亲的艰辛，埃利特也深有体会。他突然放声大哭起来，不仅吓到了阿特沃特，也吓到了他自己。这一哭既是为自己和自己的孩子，也为阿特沃特和她的孩子——这是他完全没有预料到的。
埃利斯后来对斯塔兹·特克尔说，从他在会堂里落泪的那一刻起，他与阿特沃特之间的关系就有了转变。并且，由此展开——与一切事物的关系都有了转变。在他眼里，阿特沃特第一次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我开始发现，我们来自围栏的两边，有着同样的问题，唯一的区别是她是黑人，我是白人，”他回忆道，“那次以后，我跟你说，这个女人与我合作得很融洽。我甚至开始喜欢上她了，说真的。”
当安尼塔·威尔逊开始质疑自己对上帝的信仰时，她的生活先是变得更糟糕，然后才慢慢有所改观。当宇航员发现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中有前后矛盾的言论时，他们对宇宙的理解首先会变得更加杂乱不堪，然后才会理出头绪。当你将厨房从头到尾翻新时——从墙里嵌着的电线到水槽下面的积垢，情况先是变得一团糟，然后才会变得井井有条。对埃利斯来说，当他开始质疑自己的种族意识时，生活跟原来比起来并没有得到改观。日子被搅成一团乱麻，让人困惑不解、痛苦不堪。他开始做噩梦，梦见自己生前同为三K党成员的父亲死而复活，正向自己走来，却好像根本不认识自己一样。即使有时候噩梦不能将他扰醒，死亡威胁的电话也会让他惊坐而起。更糟糕的是，他的孩子也成了被威胁和奚落的对象——事情带来这样的后果让他心里尤其不是滋味，因为一开始埃利斯正是为了孩子的幸福，才参加到研讨会当中的。
埃利斯心境的转变不容阻挡，而外部的社会变革更是让种族融合的劲头势不可挡。自小在贫民窟中长大的埃利斯对贫穷总是特别敏感，早在他与阿特沃特接触以前，他曾经也不由自主地注意到达勒姆地区非裔美国人的贫困境遇。“我曾经看到过一个黑人在街上走路，”埃利斯对特克尔说，“他穿着一双破旧的鞋，衣衫褴褛。此情此景渐渐让我的内心有所触动。”
而研讨会则让埃利斯出于良心发出的一声叹息演变成一连串的质疑，最后他得出了让自己仓皇不安的答案。他意识到，黑人并不是麻烦：既不是他的麻烦，也不是达勒姆的麻烦，更不是美国的麻烦。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在研讨会上遇到的非裔美国人都住在低人一等的房子里，送孩子到低人一等的学校读书，从事一份（经常同时从事两三份）低人一等的工作，并且能找到工作已经算运气不错了。换句话说，他们都和自己同病相怜，但二者间还有一个本质的区别：他是他们的麻烦。戴维森的描述十分精当：“埃利斯想到，三K党开了数不清的会，为反对废除种族隔离制度打了数不清的苦战，究竟为那些劳苦奔波的白人带来了什么？什么好处都没带来。他想到，他们的一举一动只是给那些未受过教育的穷苦黑人的生活雪上加霜罢了。”
在一系列废除种族隔离的研讨会结束之前，埃利斯到当地三K党的支部上交了自己的钥匙。研讨会只持续了短短10天，如今已经接近尾声。从乔·贝克顿一开始邀请他加入，到如今自己在闭幕式上登台致辞，不过数周时间。在他44年的人生里，这不过是小到不能再小的碎片。然而，就是这段短得惊人的日子扭转了他之后的人生。他站在人群面前，说道：“我跟以前……有些不同了。”他停顿了很久，接着说下去：“不过我认为这样很好。”埃利斯说，不止一个人告诉他，由于他参加了这次项目，他失去了在保守的白人中间树立起的威信，这些白人中有三K党的甚至整个国家的掮客。“这没准儿是真的，”埃利斯并不否认，“但我只是做了我认为该做的事。”
2005年，埃利斯离开了人世。自1970年离开三K党后不久到1994年之间，他一直担任国际工程师管理联盟的组织人员。离任之际，当有人问起他此生最大的业绩时，埃利斯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曾经与40名低收入非裔美国妇女共同争取将马丁·路德·金遇刺日定为带薪休假日，这是达勒姆市为纪念这位伟大的民权领袖而签署的第一份协议。
埃利斯的故事固然不是人人都能经历的，但他的故事在大体轮廓上仍然不算陌生。这就是一个经典的信仰皈依的故事，而皈依的故事又是西方关于自我的经典故事之一。比如以色列国王扫罗（后来更名为保罗），这个狂热的犹太教徒曾对基督教徒大肆迫害，却在通往大马士革的路上，于闪电中发现了主的存在。再比如说曾经是摩尼教徒（与诺斯底主义的教义接近，是当时世界上重要的宗教之一）的奥古斯丁，在花园里听到一个声音命令他阅读《圣经》，于是也皈依了基督教。这些皈依的故事之所以在犯错年鉴中如此独特，是因为它们并不仅是为了信奉新的教义才和过去的信仰一刀两断，这其中还涉及对自我身份的重新认知。在这些故事中，我们的自我认知在犯错体验中受到了动摇，并开始发生转变。
迄今为止，我已经提到过，总体上说来，错误会让我们震惊、迷茫，有时也会让我们欣喜，因为它告诉我们，世界并不是我们所想的那样。而皈依故事中的错误则告诉我们，我们自己也同样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理论上，我们都知道这不是不可能的——自我和世界一样，完全可以让本人大吃一惊。但每当涉及非抽象的自己时，我们便习惯性地认为我们当然知道自己是谁，明天的我们和今天的没什么两样。而错误的可怕力量之一就是推翻这个假设。因为错误可能会颠覆我们对自我的核心认识，宣告我们正变成自己完全不曾想过的陌生人。犯错体验让我们发现自己不仅是闭塞的，也是千变万化的。正如我们所见，对于这个全新的自我，我们有时欢迎，有时拒绝，但无论如何，错误的主要情绪力量就来自它动摇人们自我认知的能力。
这种能力在埃利斯的故事里十分突出，但所有错误里——甚至那些最无关紧要的小错——都或多或少有扰乱自我认知的潜力。比如，在我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有一个陌生人听说了本书主题，就写信来向我讲述他是如何输掉了一个21世纪特有的赌注的。简而言之，这个赌注是关于一罐腌菜中的碳水化合物的含量。这个赌注之所以特别，就在于它实在是无关紧要。我对着电脑屏幕瞪了很久，才整理出一个有些荒谬可笑、琐碎平常的犯错事例。话虽如此，对当事人来说，这个碳水化合物的问题还引发了一场争执，最后竟然引发了一场赌局，双方还下了注。甚至几年后，输掉赌局的家伙还对当年这个错误记忆犹新。
这个腌菜故事的主角名叫乔纳森，他其实非常敏锐地分析出了为什么这场愚蠢的争执在当时会让自己如此介意，以及为什么自己多年后仍然耿耿于怀。“我并不是对结论本身有什么介怀，”他解释道，“我在意的只是自己准确回忆信息，或许还有了解、掌握信息的能力。”换句话说，这件完全不值得一提的小事竟然暗含了乔纳森的记忆力和智商问题——这也是我们作为个体引以为荣的两大方面。我不妨再次提醒读者，引发这些思考的争执只是关于一件无足轻重的琐事，与世界观、原则、操守毫无关系。乔纳森对腌菜中碳水化合物含量的错误认识并不是他花上几周、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才得出的。这既不是他从家人或周围的人那里听说的，也不是从深深扎根的信仰中衍生出来的。他只是把标签读错了。尽管如此，这个错误还是动摇了他的自我认知，随即带来了一阵恐慌——不论程度有多轻微，时间有多短暂。
这就是我在第一章提出的观点：我们的错误象征着自我离间的时刻。不过，有些错误呈现出的离间远比其他的要巨大，也更持久——这一点不言自明。从三K党的“高尊独眼神”到与非裔美籍成员共事的劳工组织者，这个转变意味着彻底颠覆过去他人和你自己眼中的那个你。我们过去曾经走到过那个领域的边缘。其他章节中我曾经谈到信任与个体身份之间的关系，我们也看到有人在犯错后与发生动摇的自我认知进行搏斗——阿卜杜勒·拉赫曼皈依基督教是如此，安尼塔·威尔逊“对自我身份的吊唁”也是如此。
既然改变我们对某些包罗万象的信仰的认知——比如，宗教信仰、家庭观念、政治主张等——能给我们的自我认知带来如此巨大的负面影响，那么改变我们对自我的认知肯定也会带来同样的影响。事实上，这正是犯错体验影响我们自我身份的最直接的方式：我们会认为我们之前的自我认知都是错的。毕竟，自我认知和我们对世间万物的认知一样，都是由许多信仰捆扎在一起的。因此，和其他信仰一样，自我认知也有犯错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突然坍塌或半途而废的想法。我们以为自己不想要小孩，我们以为自己长大后要当医生，我们以为在洛杉矶会过得很开心，我们还以为自己从来不会得抑郁症、染毒瘾或搞外遇。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我们的个人历史和科学史、人类史一样，都堆满了弃置于一边的各种理论。
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对自己的认知有多么容易出错，想想“买家懊悔”现象吧。从核心上来讲，“买家懊悔”就是我们没能准确地预测自己的需求、欲望、观念和情绪的表现。不是说30年后我们对现今最激烈的政治问题的看法，而是3天后我们对这双橘红绒面革西部牛仔长靴的看法。我们经常将“买家懊悔”限用于实际的购买行为，不过其基本轨迹——先是渴求，然后到手，最后懊悔——的适用范围更广。我们会有“胃肠懊悔”（比如患有乳糖不耐受症的友人点了一份奶昔）、“性欲懊悔”（比如一晚上的错误姿势造成第二天早上的身体酸痛）、“爱情懊悔”（比如你想做手术洗掉当年在肩膀上刻下的“艾米+帕特里克”刺青），还有“理想懊悔”（不是说你买了什么，而是你相信了什么观点）。
如果这种懊悔心理只是由于一时冲动的决定带来的，那么它与错误之间的联系也并非特别紧密。我们急需纠正的不是易犯错性，而是冲动性，即不能做到三思而后行。事实上，我们同样会（甚至更可能会）为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决定而后悔。如此看来，“买家懊悔”中暗含的问题不是我们没有正确地揣测出自己将来的需求，而是我们不怎么了解自己，或者我们自身变化得太快，我们的预测跟不上相应的正确答案。
这个问题不仅事关未来，即我们能否预测自己将来的情绪与信念。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我们并不总能准确无误地记起自己过去的感受和观念。更糟糕的是，有时我们甚至不能在此刻准确地探索我们的内心世界。这就是为什么双目失明的汉娜误以为自己视力正常，为什么一群买家会搞不明白自己喜欢这种连裤袜的理由。无论我们是在回顾过去，审视现在，还是预测将来，我们的自我认知还是有犯错的可能。
和错误本身一样，一想到我们自己都可能会误解自己，我们内心就会产生强烈的矛盾情绪。尽管在理论上我们承认不可能完全了解自己，然而在当下，针对某一特定方面时，我们却习惯于拒绝承认自我认知有误。这是不无道理的。我之前说过，错误来自我们对事物的认知和这种认知与事物本身之间的偏差。那么当这个“事物”就是我们自己时，又会如何呢？如果承认我们会误解自己，我们就不得不接受一个令人费解的论点：我们的观点（大脑）和观点的思考过程（还是大脑）之间存在偏差。[1]
在很多方面，我们都承认大脑有尚未发掘的部分存在。多亏了弗洛伊德，我们现在将这一未知领域称为“潜意识”。不过早在弗洛伊德以前，我们就已经察觉到了这一存在。奥古斯丁（他本人作为宗教皈依的个案，有理由探究人为什么会误解自己）以其别具一格的洞见试图解释自我认知为何存在缺陷。他写道：“大脑就像一个广袤无边、深不可测的圣坛。谁又能探测出它的深度呢？”他承认，自己做不到。但他也意识到，这揭示出一个颇为奇妙的悖论。“尽管大脑是我天性的一部分，我却不能了解自己的全部。这意味着，大脑太过狭窄，无法装下其所有的意识。那么这一部分装不下的意识又藏在哪儿呢？它是不是在大脑之外的某个地方？如果它已经在外面了，又怎能称之为大脑的一部分呢？”
另一位探讨自我身份的伟大哲学家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曾写道，头脑比天空辽阔。但正如奥古斯丁意识到的那样，头脑同样比它自己更辽阔。我们超越了自己的界限，我们比自己知道的自我还要多得多。广阔与神秘，充斥着未知的潜能——这些都是自我最激动人心的魅力，也是必不可少的要素。然而，毫无疑问，它们有时也会吓你一跳。要接受身边这个世界的谜团与未知已经十分困难，要让我们接受内心世界的谜团与未知则更是难上加难。对我们来说，识别并了解自身行为的动机，掌握并解释自我的存在，预测我们在未来的观念、感受和行为，都是至关重要的事。我们想要正确地了解自己的原因和我们想要正确地了解世界的原因如出一辙：因为这能让我们觉得稳定、自信、安全，以及心智健全。
这种对过去、现在及未来的自己进行正确把握的需求，正是驱动我们追求完全的自我认知的动力。它还促使我们渴望得到另一样东西：自我的一致性。虽然在理论上，我们都心知肚明，生而为人就不可能一直不变。事实上，有时候我们还非常期待自己的改变。在任何一家书店的自助类书籍的专柜上，我们会发现每一本书中都充斥着让读者积极改变自我的承诺。或者走到另一条过道，我们看看回忆录专柜就会发现，简而言之，许多回忆录讲的就是当代皈依故事，记载着各种改变自我的错误。歹徒之辈改过自新当上了年轻有为的牧师，吸毒成瘾的人变成了瑜伽修行者，工业大亨成了家居型好丈夫：这些都是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在文学界的后继者（尽管有些例子已经不怎么沾边了）。同样，如果你离开书架，打开电视观看一档纪实节目，你就会看到某个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体形、着装或家庭状况——经历戏剧性的改变。这些电视节目、自助书籍和回忆录的长盛不衰并不是偶然的，保罗和奥古斯丁的故事成为西方文学经典——这两名当事人也连带成为经典人物——也不是偶然的。我们乐于倾听改变人生的故事，我们乐于相信这些改变是可能的，我们也的确相信这是我们的救赎。[2]
奇怪的是，在如此狂热于大幅度改变的同时，我们的内心深处却不肯交出当前自我的一分一毫，还对他人身上发生的实质性改变表示强烈地怀疑。
尽管我们对那些重审信仰、承认错误、改变人生的人崇拜无比，但对变化太大（比如约翰·克里）的个案仍然会心存疑窦，甚至怀疑真正的改变究竟能不能发生（我们常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并且坚信保持一个恒定不变的自我是有益的。公元4世纪的奥古斯丁在控诉“倒戈者”的文章中写道，他“百分之百确信：永恒不变之物高于可变之物”——这里的“可变之物”当然也包括人类。
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能接受自我的某些方面不是永恒不变的，像技术、优先权（姑且不提我们的身体）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势必会发生变化。但涉及其他方面时情况就不一样了。比如，我们的性格（“我很认真”“我脾气大”“我很内向”）、我们最基本的长处和短处（“我对数字很敏感”“我的注意力很容易分散”），以及某些特定的核心信仰，既包括对我们自己（“我是个很靠得住的朋友”），也包括对宇宙整体的看法（“上帝是存在的”“教育十分重要”“这是个人吃人的社会”）。我们的性格，先天的优势和短处，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和智商，我们与自己、他人和世界之间的关系——正是这些核心特征让我们每个人都独一无二。和奥古斯丁一样，我们也大都认定，这个最核心的“我”应该恒定不变，就好比支撑起整个结构框架的底层基座。
然而，接下来错误来了，对我们的一系列观念——诸如，我了解我，我就是“我”——发起了挑战。我们知道，五花八门的知识没有为犯错留下空间，这一点对自我认知同样适用。如果我们将自我视作恒定不变、能够了解的个体的话，很难想象我们竟然会误解自己。事实上，太过执着于这个自我模型会让我们排斥犯错和改变的可能性——哪怕在局外人看来，错误和改变都是显而易见、在所难免的。
有种不合情理的解释——我们一直站在过去的自己的对立面——揭示出，如果我们拒绝承认自我是可以改变的，解释变化的现象就会比较费劲。在讲述自己信仰上帝之前的人生时，奥古斯丁的说法尤为别扭：“因为我将自己放在了我的身后，不愿看见我自己。”然而，尽管这个观点听起来有些不知所云，它却是大众心理学和专业心理学的奠基石。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引用到这个观点，比如，当我们说那个城里最反对同性恋的人私下里就是个同性恋，或者当我们指责某人“反抗得太过了”——就是说，他反对的态度太过强烈，以至于人们认为他其实暗中或潜意识里是赞成这一观点的。
这种民间说法在心理学家荣格的研究下提升成正式的理论，他认为我们的意识和潜意识中存在的观点是相互对立的。荣格声称，对某个观点拥护得越强烈的人，越有可能是在抵御自己内心的疑问，并且这份疑问总有一天会进入他的意识中，从而带来其观念上的180度大转弯。荣格还说，这一现象在最武断的教条式观点上最为明显——排除所有意识上的疑问必然会在潜意识里产生更大的抵触心理，从而更加摇摆不定。（这一观点最显而易见也最重要的含义就是：我们对各种犹豫、反证和疑问的适应能力越强，我们的观念和自我身份就会越稳定。）
真正的自我是存在的，这一观点在心理学上有一个重大的意义。如果我们具有一个内在不变的自我身份，我们迟早会发现它，那么我们的信仰、做出的选择和最终成为的人——这一切就都不是偶然发生的了。相反，我们走上这样的人生轨迹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真正的自我最终一定会浮出水面。
“我们虚假的信仰是事先注定了的，我们表面上犯错，但其实是为了获得更大的真相”。我们生命中经历的磨炼、跌的跟头都是一个更宏伟的计划的一部分。[3]照这么说，有关真实自我的故事就属于目的论了，我们在应该驻足的地方止步了。同样，这也是核心自我观点的魅力和弱点所在。它说明我们的人生是存在决定论的，我们以为过去的观念是根据我们智力、情绪或精神层面上的可取之处而被选择的，但其实那只是请君入瓮的陷阱，只是为了让我们将来能成为命中注定的本我。而我们过去的意义或价值就被抹得一干二净。
还有一个更大的漏洞，“本我”这个概念意味着我们再也不会经历任何重大的动荡起伏了。是啊，怎么可能呢？在终于发现我们其实是并且一直都是怎样的人之后，我们已经不可能再经历新的转型了。如果自我是不断改变的，那么我们应该会经常觉得自己在前进，在不断地成为更新的自己。但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固定的核心特质，我们就只有选择回归。相应的，我们过去种种偏离本我的举动只能被视作一个单独成立、说不清道不明的反常现象，并经常与背叛、越界和罪孽联系在一起。
奇怪、反常、越界、罪恶，对这一系列的概念我们早就司空见惯。这些都是犯错的消极模式，认为错误是一种不受欢迎的反常现象，标志着我们被流放出了真知的圣殿。这也正好提醒我们还有另一种理解错误的模式——它能让我们换一种观点来审视我们的错误和我们自己。
在这个理论中，犯错误是一个顺理成章、循序渐进的过程，错误让我们转型，而不是变得畸形。“当花朵盛开时，花苞就消失了，”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写道，“我们会说后者被前者否定了；同样，当植物结果时，花朵也可以被解释为植物的一种虚假的存在形式。”当然，对花苞、花朵和果实这一类自然个体，我们并不会真的这么说。我们也无须如此形容我们自己。在错误的积极模式里，错误并不能说明我们过去的自己是失败或虚假的。相反，它就像树汁和阳光一样，能潜移默化地促进另一种生物机体——人类——茁壮成长。
当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你对身边事物的理解经常错得离谱。这主要是因为目前你大脑中的信息量严重不足：你不知道的极其基本的常识多得惊人。举个例子，你对自己的身体几乎一无所知。发展心理学家发现4周岁以下的孩子不知道大脑的功能，以为洋娃娃和人类一样都有大脑。同样，7周岁以下的孩子基本上只能说出体内的3种物质（血液、骨骼和心脏），在被问起其他内脏的本质和功能时更是错得离谱。（一位心理学家举例说，有个孩子说“肺是管头发的。你要是没有肺的话，就不会长头发”。）类似的，绝大多数8周岁以下的孩子都认为小男孩可以变成小女孩，小女孩也可以变成小男孩，只要改改发型、换身衣服就行了。
这个例子并不是说小孩子很笨，或者他们还没有形成对人体和世界上其他事物的复杂理论。其实他们对这二者都进行了复杂的思考。（你或许还记得我在第5章提到的，我们每个人在还裹着尿布的时候，就开始形成自己的一套解释世界的理论了。）这里要指出的是，小孩子缺乏足够的数据——不仅关于他们的身体，还包括其他事物：这个世界的人、物、语言、文化、政治和法律。有时候他们只是还没有摸爬滚打地穿过所需的信息，或者有时他们只是还没有发育到能够掌握这类知识的阶段。还有些时候，大人会有意对他们隐瞒信息——这也是为什么孩子们在性和繁殖原理，以及识别亲生父母上频频出错，还经常弄不清楚家人是怎么去世的（有时甚至都不知道家人已经永远离开了）。[4]
在信息量不足的情况下，误导信息会让情况更加复杂。小孩子之所以相信圣诞老人和“牙齿仙女”的存在并不是因为他们特别好骗，他们相信传说的原因和我们信仰宗教的原因是一样的。他们从可靠的信息源（一般来说是父母）那里了解到这些现象，并且还经常获得物证（比如烟囱旁边的饼干屑、枕头底下的25美分硬币）。这些证据本就是人为制造的，孩子们被其误导也不是他们的错。同样，他们除家人外最常接触的人群都是小孩，他们也跟他一样存在信息严重不足的问题，这一点同样情有可原。既然我们之前已经看到过社会对信仰的影响了，那么也不难想象（甚至能很容易地回想起），一条错误的信息在食堂和操场上散播得有多快。我的一个朋友很生动地捕捉到了孩童时代信仰体系的有趣之处，他回忆道：“我还在小学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而且当时我也相信了——巧克力牛奶是有血的牛奶，但是我并不相信为了生小孩，我的父母得脱掉衣服做爱。”
孩子们长大后，终于知道了关于性、死亡和巧克力牛奶的真相。而在此期间，他们一直生活在一个充斥着错误的世界里。
我特意选择用“充斥”这个词。说实在的，儿时犯下的错误和绝大多数错误一样，有时都会让人羞愧脸红、难堪受伤。我们大多数人都还记得小时候犯下的丢人的错误（不止一个人曾告诉我，他们小时候在拥挤的人群中紧紧抱住父亲或是母亲寻求慰藉，结果一抬头发现抱住的是个陌生人，当时的尴尬至今仍记忆犹新），还有些孩子经常因为犯错而受到责骂。（有时甚至比责骂还严重：别的姑且不论，被“调教”就意味着肉体惩罚。）
尽管如此，总的来说，当我们还是个小不点儿的时候，犯错与其说是一件单独的事情（长大后我们往往这么认为），倒不如说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与学习和成长都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童年的我们，就是在建立解释周围这个世界的理论，验证它们，然后探究它们究竟在哪儿出了错。事实上，从字面意义上来说，犯错就是“小孩子的把戏”。科学家、父母和教育家都一致认为，小孩子是在玩耍中了解世界的运转的。在大人们看来只不过是搭积木或玩沙子的这种游戏，其实是一个非常庞大且趣味横生的科学实验。更有甚者，最近有发展心理学家通过研究表明，错误在孩子的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就好比错误在科学家的实验中发挥的作用——提醒他们身板挺直，提高警惕，产生新的理论，尝试理解周围发生的事情。换句话说，犯错其实是孩子学习的一个关键途径，并且代表着新鲜、刺激和乐趣，让孩子全神贯注地投入其中。[5]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学习曲线也渐渐趋平，这些乐趣也以几何级数的速率减少。我们犯错的次数越来越少，工作的效率越来越高，对世界的基本观念也和其他成年人别无二致。但同样，我们在和探索、学习、玩耍哪怕沾了一点儿边的事情上花的时间也越来越少。孩提时代的那些饶有趣味的错误也不再频频打乱我们的生活，既因为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已经没有那么陌生了，也因为哪怕是对那些还不熟悉的事情，我们也不会去探个究竟了，或者至少可以说我们的热情（以及相应的设施条件：教室、课外项目、夏令营）已无法与孩提时代相提并论了。
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当我们离开童年时代那个充满错误宝藏的国度后，我们通过各种途径将自己带上了一条通往成长与改变的错误之路。以旅行为例。旅行者会像小孩子一样探索未知的世界——在那里，他们像小孩子一样犯语言错误、违反社会规则、迷路，或者迷失了人生的方向。正因如此，每一个旅行者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份犯错经历：你探索的国度越遥远，你就越容易迷茫、惊讶，你的信念也就越容易受到动摇。如果我们能走得更远一些——比如说到另一个遥远的星球上去，那里的物理环境截然不同，居民是清一色的外星人——我猜想我们到时候可能会比小孩子还一无所知，目瞪口呆，到处闹笑话。
体验犯错很少成为人们游山玩水的直接理由，当然这也不是他们出发的唯一理由。（我们出门也可能是为了探访好友、提高葡萄牙语水平，或者一睹大堡礁的风采。）但体验错误却往往是一个更深层的动因。有时我们想要变回当初站在时代广场上的蹒跚学步的孩子。为了找回孩提时代的感觉，我们选择出发：因为我们想要体验一个全新的世界，也因为我们相信，了解这个世界的最好方式就是在其中畅游。在旅途中（或者是其他方式的探险，在最后一章我将详细探讨这一点），我们会拥抱犯错的可能性，不是因为迫不得已，而是因为它能改善我们的生活。
我们并不是非得出国才能享受这种犯错的体验。有时，我们探访的未知地带是我们的内心。比如，心理疗法的一大前提就是我们能通过了解自己的未知领域——尤其是了解自己常有的错觉和错误——去做出改变。心理学家罗尼·吉诺夫-布尔曼指出，治疗介入“都可被视作促使患者质疑和改变旧观点与看法的尝试”。无独有偶，心理分析师海因兹·哈特曼也提到“心理分析的一大组成部分可以说是自我欺骗的理论”——我们如何犯错、为什么会犯错，以及发现这些错误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变化。
如此说来，我们在内心世界探险的原因跟我们走出家门探险的原因是一样的：为了了解地图上那个未知的地方，纠正我们对那儿的错误理解。而在途中，我们更进一步了解了自己。不过，最理想的是，我们提升了自己。其实，治疗的目的毕竟不只是帮助我们了解自己产生某一感受或行动的原因。它还可以帮助我们改变自己的感受和行动——建立起一套更灵活、更实用、更宽容（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他人）的信仰体系。诸如祈祷、十二步提高法或佛教冥想之类的方式也同样具备这一功效，即促使我们接受自己犯错的可能性。与治疗，以及（在这个问题上）旅行一样，这些方式提高了我们抵抗挫折的能力，从而能以更耐心、更好奇、更包容的眼光来面对可能会动摇我们世界观的观点。
这恰好是犯错改变我们的有力的方式之一：它能让我们变得更有同情心。正确的感觉固然令人愉快，但我们已经看到，它有可能会诱导出我们内心最阴暗的一面。而反过来，犯错的滋味往往是最不愉快的——然而到头来，它却有可能激发出我们内心最积极的一面。或者说，能让我们得以自我升华。当我问起安尼塔·威尔逊犯错的经历对她有什么影响时，她回答道：“我比以前更和善了。”
我有个朋友也说过类似的话。“我的故事是这样的——我敢打赌有很多女性同胞都经历过，”她这样对我说，“我从小就信仰天主教，并且一直认为堕胎是不对的。我当时认为这是唯一一个让我百分之百相信的道理——堕胎是错的，我永远也不会堕胎。但当我怀孕后，而且那时我也已经结婚了，可由于时机不够成熟，我还是堕了胎。我必须要疏导自己，但渐渐地，我开始觉得自己不是个杀人犯了，我只不过是个很普通的人，过着自己的日子。”这份经历让她重新审视了自己的信仰体系，最终她总结道：“它让我不再去一味地批评别人了。”
那么，最终我们都会通过承认错误而完成自我转变。要想一味地批评别人，我们必须坚信自己是非分明，并且确信自己绝不会混淆黑白。然而，犯错的经历却告诉我们，事情并不是这样的。它提醒我们，我们以前犯过错，将来可能还会轻易地犯错——这不是嘴上说说，而是此时此刻就有可能，比如为了腌菜、行星、面包屑、蛋糕而起争执。同时，犯错的经历也提醒我们要宽容地对待他人、尊重他们——不仅因为他们有可能是对的，还因为他们有时也会不可避免地犯错。我们不应当因为他们犯了错，就将他们归结为愚蠢无知之徒，而应该看看我们自己的人生历程，得出恰好相反的结论：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埃利斯就做到了这一点。他告诉斯塔兹·特克尔，在1988年电视直播的那场民主会议上，“镜头转向一位三K党成员，他当时正在说：‘我希望杰西·杰克逊[6]得艾滋病死掉。’我很同情他。这就是我的老朋友们的想法。而且我曾经也跟他们一样”。乍一听，埃利斯实在是语出惊人。在美国主流社会中，我们很少听到（或者希望听到）有人对白人种族至上主义者表示同情。当然，埃利斯并不是赞同这名发言人的观点。1988年，他脱离三K党已经有18年了。他只是表达了自己的一番同情，这里面包含了两层意思：一种是旧日的同道之谊，另一种是一份悲悯之情。埃利斯的这个故事可以归纳成一句话：那就是曾经的我。
要将曾经的自己抛在身后是需要勇气的。而将他们的印痕留在身上一同上路则更是勇气可嘉：这意味着接受我们曾经的错误，认识到我们的改变，并且怀着满腔热情去铭记我们曾经是毛虫虫的那段岁月。这的确很困难，但却是值得的。法国哲学家福柯曾说过：“生活和工作的头号乐趣，就是成为你一开始并不是的那种人。”这种转型当然不一定非得通过犯错才会完成，但是错误却往往是促成这种转型的契机。回想一下我之前曾讲过的：如果我们能够将每一次的错误形态都冷冻保存下来，我们便会发现其核心内容都是改变，无一例外。
这种改变或大或小，但归根结底，它是没有限制的。我们的错误可以改变我们的信仰、与他人的人际关系，以及我们自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甚至可以改变我们的整个世界。我们会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让人不快、不适、不安的环境里，在这里我们可以体验到过去未曾经历过的事情。“人们总说人一上岁数，就越来越冥顽不化，”埃利斯说道，“这不一定是对的。自从我改变以来，我开始听马丁·路德·金的演讲录音。听着听着，就会禁不住热泪盈眶，因为我终于明白他在说什么了。我知道那段历史是怎么一回事了。”
【注释】
[1]当然，有时我们的自我意识和本体之间并不存在偏差。如果你认为自己很沮丧，那么你就是很沮丧；如果你认为自己心情舒畅，那么你此刻就是心情舒畅。同样，如果你觉得自己坠入了爱河，那么你就是坠入了爱河——就算和查尔斯·斯万一样，你后来也将最初的爱情视作疯狂。毕竟，除了自身感觉，还有什么更好的证据能证明你很沮丧、很高兴或很着迷呢？与外界事物不同（比如这阵微风是冷还是热，会议举行日期是周二还是周三），除了我们自己创造出的自我，我们找不到第二个真相了。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对自我的认识，无论目的为何，和我们的本体是一致的。
[2]这并不是说巨大的转变总是代表着提升与进步。从转变者本人看来，转型或许是件好事，但在局外人眼里，转型并不总能平衡一个人的道德账本。奥沙·戴维森（Osha Davidson）曾讲过美国参议员汤姆·华生的故事。华生于1856年生于佐治亚州，在早年的政治生涯间一直致力于反对种族歧视，支持非裔美国人拥有投票权，同时努力团结工人和农民阶层，鼓励其跨越种族界限。但华生在晚年却成为一名白人至上主义者，猛烈抨击黑人、犹太人和天主教徒，并深受三K党人的爱戴。
[3]这一观点也常被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称之为“朋友不允许朋友犯错”。当你试着向友人讲述你犯的错的时候，她会赶紧安慰你说其实这算不上是个错误——你当时已经竭尽所能，或者你也从中吸取了教训，所以这结果“再好不过”或“注定如此”。当然，有时我们的确竭尽所能了，有时也的确能从错误中吸取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没有犯错。无论我们犯错的原因是蠢还是不蠢，无论犯错带来的后果是好还是不好，错误始终还是错误。如果错误产生于一个积极的过程（即我们已经竭尽所能），或者带来了一个积极的结果（即我们从中吸取了教训），而我们就判定这其实不算错的话，我们只是强调了一点：错误本身是消极有害的。
[4]对孩子来讲，死亡和繁殖或许是两大尤其容易头晕犯错的领域。一部分是因为大人们会向小孩子隐瞒这些知识；另一部分是因为，哪怕对大人说了，想象我们自己是如何从有到无，或者反过来说，从无到有都是很困难的。发展心理学家苏珊·凯里说，有那么一个小孩，当被问到繁殖是怎么回事儿的时候，他神情严肃地解释道：“要想生一个小宝宝，爸爸妈妈得先买一只鸭子，然后鸭子就变成一只小兔子，最后再变成一个小宝宝。”当（我猜是某些满头雾水的研究人士）进一步被问起的时候，那个孩子说他是从书上看来的——最后才发现，这本书为了避讳直接的性行为描写，倾向于用小兔子和小鸭子来代替。
[5]虽然我声明错误是学习的一种重要机制，但我也并不是说学习就非得在错误中完成不可。我们的确能从错误中有所收获，但学习的方式不止一种：比如模仿、介入教学（即由父母对孩子进行指导）、练习、直观的解释说明等。
[6]美国著名的黑人运动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