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我们的大脑之三：证据与推理
罗森·克兰茨：那边肯定是东方。我们可以这么推断。
吉尔·登斯特恩：我可没推断什么。
罗森·克兰茨：来吧，没错的。太阳从那边出来了。所以那边是东方。
吉尔·登斯特恩（抬头）：哪里？
罗森·克兰茨：我看着太阳升起来的。
吉尔·登斯特恩：不是……天一直都是亮的，是你在慢慢睁开眼睛。要是你背对那边睁眼，肯定会以为另一边是东方。
——汤姆·斯托帕德《君臣人子小命呜呼》
1692年，美国正处于殖民时期，威名远扬的立法者兼法官威廉姆·斯托顿面临一个不寻常的诉讼问题：“邪灵托梦”能够作为证据在法庭上使用吗？斯托顿当时在审判萨勒姆女巫案件，他得出的结论是“能”——不幸的是，150个无辜平民因此被关押，还有19个平民在受尽折磨后被处以绞刑。如果你活在那个年代，夜晚梦见死去的普罗克特[1]现身卧室想要掐死你，你可以把梦境作为法庭陈词的证据。现代某评论家不以为然地讽刺道：“说得好像普罗克特本人跟他的幽灵没有区别似的。”
现在的法律界已经很少有比承认幽灵证据更违背正义精神的事情了，这反映出几个世纪以来法律完善了不少。然而，斯托顿面临过的问题仍是法律上的重要问题。什么能算作证据呢？应该怎样搜集证据？哪种证据才可采信？不同证据孰优孰劣？该重视哪个又不该重视哪个？正义能否得到伸张，关键要看我们怎样回答这些问题。是的，法律是否公正可靠，很大程度上在于取证是否公平可信。（但有时候法官根本不考虑证据，或者直接无视证据，这种审判有很多名字，比如叫作“女巫审判”等。）
法律界的真理并不仅仅在法律界是真理。虽然我们很少考虑证据的意义，但证据也是生活的重中之重。在科学领域里，我们依靠求证来提高技术能力、增进对宇宙的了解；在新闻报道中，我们凭借证据来把控消息，确保受访人和单位都言必有依；在政治领域里，我们需要证据来决定通过哪项法律条款、落实哪些政策、发动哪场战争；在医学领域里，我们也需要证据来救死扶伤、延年益寿等。
以上提到的公共机构就像法庭一样，已经发展出一套完善而独立的证据观，明确了怎样采集和评估证据。对于我们这些非机构独立人士来说，证据的作用也同样重要。我们从上一章了解到，没有信念，我们的生活就无法运转；有了信念，我们才知道自己在哪儿、自己是谁、下一步该干什么。但信念不是自己送上门的，而是我们亲手塑造出来的。我们利用证据形成观点，就像法官依靠证据做判断、陪审团凭借证据下结论一样。当然，我们的信念未必可靠，依据也未必充分。此前已经看到，我就很善于利用少得可怜的二手信息，不靠谱地大谈弦理论；而汉娜也善于利用脑中的错误信号，以为自己的视力毫无问题。换句话说，法官面临的问题也是我们所面临的问题——能否搜集到好的证据，能否做出准确的评估，会影响我们最终的结论是否公平、正确。报纸上的文章、地下室的异味、母亲的神情、你的直觉……你应该把所见所闻都当作支持或反对你的证据。
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我们会怎样评估这些证据呢？调查发现，大家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出奇地一致。所有人基本赞同，有着理想状态的思想家在面对问题时，会保持中立态度，尽可能多地搜集证据，然后冷静地判断这些材料，最后得出结论；大家又进一步赞同，我们不仅应该这么做，实际上我们正是这样做的。前一章提到过的丽贝卡·塞克西说过：“我们都相信，总体来讲，支持我们观点的是客观事实分析和逻辑推理。”
大脑的这种思维模式，比起朴素现实主义大有进步。起码我们不再像3岁小孩似的，以为自己看见的就是全部现实，现在我们知道自己看到的只是部分现实，搜罗到的也只是零星的证据，因而我们对现实的理解难免会以偏概全，甚至大错特错。与朴素现实主义不同的是，这种认知模式承认了犯错的可能性，同时也隐晦地指出了解决之道。证据搜集得越多，评估得越全面客观，最后的想法也就越准确。正是基于这种思维，笛卡儿总结出，错误不是指相信错误的观点，而是指相信证据不足的观点。
乍一看，这一定义似乎很切合实际。很难说服他人别把假的当成真的。因为我们此前分析过所有人都很自以为是。相对而言，要劝别人放弃那些证据不足的观点似乎更为简单可取。不过，这一理论很快也陷入了困境。首先，如何判断多少证据才算“充分”、多少算“不充分”？其次，如果找不到新的证据该怎么办？出于这些顾虑，比笛卡儿早1200年的奥古斯丁放弃了类似的想法，但主要原因在于他发现这一理论不利于神学——鼓励别人拒绝那些证据不足的论点，会不可避免地劝导他们怀疑上帝。
其实奥古斯丁无须担忧。你不妨劝说别人不要相信缺少证据的观点，但直到你说得火冒三丈也说不通。因为实情是，仅凭一点儿信息就轻信一件事，正是大家一贯的做法，不是偶尔才这样：当我们懒于思考或者知识欠缺的时候都会这样做。当然，这种武断也有碰巧不犯错的时候。我是说，人类神奇的认知机制之所以不断发展，就是依靠我们这种武断的轻信。
笛卡儿担心如此思考会促使我们犯错，他担忧得很对。由于笛卡儿渴望发现并确认真理，他归纳了一套以减少错误为宗旨的思维模式。（后面我会详细地说明这套思维模式。）其实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大多数思想家提出来的最佳认知模式多半是为了避免犯错。而我们大家对完美思想家的普遍要求，也是他应该从不出错。以笛卡儿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提出，要减少错误就只能怀疑到底。其他人则认为应该利用形式逻辑，即以正确的假设推导正确的结论，不给错误以可乘之机。还有一些人认为（大家普遍也这么想），只要在该认真的地方认真了，就能减少犯错，比如小心地处理证据和反证、谨慎避免大脑有预设等。
以这些标准衡量，我们现在的认知系统称不上最优系统。这个认知系统里没有彻底的怀疑，也没有依靠形式逻辑，没有努力搜集证据乃至反证，也没有袪除先入为主的成见。现在的犯错能力倒是一流。换句话说，大脑的默认模式完全不同于上述模式，却比上述模式好用。虽然大脑的犯错天分很高，可正是这种天分助了大脑一臂之力。
现在我就向你证明这一点，其实应该说是你向我证明。请完成下面3道简短的选择题。若那位4岁的小朋友还在身边，不妨叫他也做一做。你可以向他保证这些问题都不难，所以无须想太多。请看题：
1.长方形阴影的后面是什么？
2.你到“奎因国”旅游，当地的“奎因人”指着这幅图告诉你：“这是一只Gavagai。”请问Gavagai是什么？
A.兔子 B.我怎么知道？
3.把句子补充完整：“长颈鹿___很长。”
A.脖子 B.我晕了
你会发现问题过于简单，但其实这个测试一点儿都不容易，起码题目本身就不见得容易。是的，你做得出来，我也做得出来，所有敏而好学的4岁小朋友都做得出来。然而，要是电脑做，它就只能崩溃。虽然趁你打喷嚏的间隙，电脑可以计算出圆周率小数点后上千位数，但是它面对这种问题却一筹莫展。现在复杂的问题来了：为什么对人类而言不费吹灰之力的事情对电脑来说却难如登天呢？
要摸清楚答案的脉络，不妨想想电脑在做这份问卷时需要考虑的一些可能的答案：
1.长方形阴影的后面是什么？
2.你到“奎因国”旅游，当地的“奎因人”指着这幅图告诉你：“这是一只Gavagai。”请问Gavagai是什么？
A.草地 B.兔子和草地 C.晚餐
3.把句子补充完整：“长颈鹿___很长。”
A.舌头 B.从肯尼亚迁徙来的路程 C.吸毒史
这些问题在我们看来简直荒唐至极，可是电脑并没有“荒唐至极”的评测体系，所以它无法排除这些答案，也无法排除上万个类似的不靠谱答案。从逻辑上讲，这些情况未必不成立，甚至在生活中也未必不会发生。是的，完全可能在某个时间，某个地方的某个人（也许是动物园的管理员、兽医、儿童书作者等）感慨长颈鹿从肯尼亚迁徙来的路程很长。同样，长方形阴影背后完全有可能是某明星的裸照（不过概率可能比某些读者期望的要低），或者也有可能是你的裸照，或者是地球上70亿人中任何一个人的照片，甚至是3个人的两张照片，7个人的10张照片……你懂了吧？所有这些问题都能对应无数逻辑合理、理论可行的答案。电脑知道这一点，所以只能缴械投降。
人类回答这些问题却轻而易举，因为我们根本不管有多少逻辑合理、理论可行的答案，我们只在乎最有可能的回答，而这最有可能的答案源于我们之前的生活经验，这就是证据发挥作用的地方。对于任何问题，我们都在对比以前经历过（或未经历过）的类似情境后选出最合适的答案。这一生中，我们总结过关于长颈鹿的结论，也接触过一些命题，更接触过一些关于长颈鹿的命题，所以看到这个有关长颈鹿的具体问题时，就能给出富有经验的答案。注意，对长颈鹿和命题了解多少并不重要，我们不用像笛卡儿那样非要找到足够的证据不可，何况找不到也挺好，否则就陷入电脑的困扰中了。无论是哪种证据，我们唯一关心的是它能不能帮我们选出一个答案。所以，4岁的小朋友也答得出这种问题，虽然他们接触过的命题相对较少，对长颈鹿的了解（应该）更是少之又少。
参考过去的经验而进行的推测就叫作归纳推理。我们此前已经看到，正是有了归纳推理能力，我们才能在做小测试时比电脑聪明100倍。但以笛卡儿为代表的哲学家却深感不安，因为这意味着我们的观念未必一定正确，只是很有可能正确而已。这一观点还是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首先提出并发扬光大的，他也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个完全理解归纳推理的长处与不足的人。借用休谟的著名例子来说，如果我只见过世界上的一部分天鹅，怎能断定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呢？倘若世界处处统一、标准化且可预测，那么我的归纳应当正确无疑（所有的归纳都应当正确无疑）。可惜，休谟发现，从逻辑上讲，世界未必会如此规律，何况从经验上看世界也确实会出现例外。我可以睁大眼睛寻找更多白天鹅，但不管看到多少只，始终只能得出白天鹅数量不少的结论，但不能证明世上就只有白天鹅。换句话说，归纳的结论是无法被证实的。你可以证明归纳错误，却证明不了它正确。（休谟的例子就是这样。在他死后，人们在澳大利亚发现了一种黑天鹅。）我们只能知道，这些结论比起其他答案起码更可能正确而已。
如果是做多项选择题，我们有自信凭借以前的经历都能够选出最贴切的答案。做到这点并不难，毕竟我们从小学开始就已身经百战。但归纳推理的用途不只是用来做无关痛痒的测试题，相反，神经学家和心理学家们逐渐发现，归纳推理是人类认知系统的根基。你依靠每天接触的证据做出判断，不管是无意识的（比如运动神经判断手臂怎样挥击棒球）还是有意识的（比如你打赌红袜队会输，结果向朋友诉说自己赌输了多少），最终你将依靠这些累积的证据得出最靠谱的推测。
你所知道的一切都是这样猜出来的。就拿语言举例，当初牙牙学语时，你不是坐在板凳上听父母一条条地解释“英语是主谓宾结构的语言”“英语中多数动词加上词尾‘-ed’就能变成过去式”“形容词一般放在名词前修饰名词”等。幸好大家都不必这样学习，而只需要听大人闲聊，比如妈妈打碎了牛奶瓶，劳拉画了幅漂亮的画。然后你自己就弄懂了这一切——说到这里，“这”也是个神奇的词，它可谓整套复杂的英语语法体系的基础。你不仅通过这种方式学会了说话，而且在4岁以前就已经学会了，虽然当时听到的单词和词组不过是茫茫辞海中的一小部分，但你依然掌握了语言[2]。笛卡儿说，我们不能凭少数的证据就得出结论。这难道不是最好的反驳吗？
当然也有其他反例，毕竟语言不是唯一靠归纳推理就能掌握的重要技能。你还能学习种属类别等。所以只要看一些金毛猎狗、狮子狗、史酷比，你就能掌握“狗”的概念，同样你也能学会前因后果的关系。就像没有人教你语法规则，没有人教你狗的一般特征一样，也没有人教你如何分析因果。比如，点亮电灯通常只需按开关即可，只要看别人做几次，你的大脑立刻就会把开关和灯泡关联起来。（如果是成年人，站在室内时突然发现电灯亮了，就会马上回头看开灯的人是谁。）
你既能掌握外界的因果，也能弄懂生理上和情绪上的因果。多亏了归纳推理，我们才能立刻明白鼻子痒是打喷嚏的前兆，而骂脏话会惹母亲生气。从母亲这个例子也反映出，归纳推理是我们了解别人和自己的重要方式。是的，精神分析家大多相信，我们从小时候就开始的跟身边一小群人的交往，永久地框定了我们对自己、对别人的看法，以及我们对这一生成就的期望。
语言、分类、因果、心理学——若没有这4个领域的过硬技能，我们何以走到今天？若没有归纳推理（依靠极少的数据得出极宏观的结论），我们何以掌握这些专业技能？虽然粗看之下很草率，但这种“猜测最佳答案”的推理方法却是人类智力的关键。实际上最近的研究还发现，归纳推理很可能就是人类智力本身。
不过，笛卡儿也言之有理。归纳推理确实导致我们从根本上无法避免犯错。此前就说过，归纳出的结论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有可能正确——也有可能错误。比如在动词后面加-ed构成过去式，这就是个聪明的归纳推断。结论大体正确，你在记住之后可以一口气学会很多单词，否则一个个地死记硬背，简直会让你痛不欲生，还说不准能不能背完。不过，仅仅懂得这个结论，你迟早有一天会说出drinked、thinked、bringed、runned[3]之类的话。虽然这些小错误总有一天能被改过来，但是下面就会看到，归纳推理也能导致一些不可小觑、影响深远的大错误。
在讨论具体错误之前，先简单地回顾一下错误的整体概念。本书的目标是督促我们反思对错误的看法，而有了归纳推理后，反思的原因便一目了然。我们习惯上认为犯错始于认知懈怠，是我们走捷径、图省力、妄断言的后果。但既然把它视作问题，也就是说它必有对应的答案。解答的方法是合理评价证据，以正确而严密的方式推导出结论。不过，我们也见识了做得过火的代价，那就是你不得不把上万个单词的过去式一个个地背诵下来，也不得不坐下来思考长颈鹿到底哪里长，直到已然来不及做完测试，也因此耽误了生活中许多“测试”的时间。所以，我们虽然有别的推理方法，但都不如归纳法那么好。我们现有的认知系统已经令人称奇、举世无双了。
这就是我们在“我们的感官”那一章所吸取的教训，也是归纳推理教给我们的最基本的道理——错误是智慧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不是思维走岔了路后只能带给人悔恨的凄凉结果。我们在生活中的选项，不是仔细的逻辑思考与差劲的归纳推理，而是可能正确的归纳推理与可能错误的归纳推理（正因为可能正确，所以也可能错误）。中肯地说，笛卡儿其实只说对了一半，仅凭借有限、杂乱、零碎的信息就冲动地相信某些事，确实是我们犯错的主因，但这也恰好是我们的思维方式。那个指引我们走向真理的系统，也会把我们引入歧途。
好听的说完了，不中听的是，归纳推理不仅使我们出错，还会让我们错得颜面扫地，严重破坏我们原本认识清楚、思维公正、谨慎负责、通情达理的形象。
给你讲个从唐纳德·莱卡[4]那里听来的故事。1978年，莱卡在两个女儿念小学期间自愿为家长教师联谊会筹集资金。为了在给生活添点儿乐子的同时也赚一些钱，他设立了一座提供法律咨询的岗亭，收费是每次25美分——这座岗亭类似于史努比漫画中露西设立的那种咨询站，只不过莱卡提供的是法律建议。虽然主要是为了娱乐，但莱卡是位很负责任的律师，所以他还是指定了一些法律从业者来提供建议。后来，当他听说有位客人从岗亭获得的医保建议，不是从同事吉姆那里而是从吉姆的妻子那里获得时，他大为震惊。唐回忆说：“我当时很担心，虽然咨询亭只是开着玩儿的，但我不想看到所有人的妻子都跑来胡乱提供建议，所以我连忙找到吉姆，跟他讲他的妻子做了些什么。”结果吉姆告诉唐，自己的妻子是市内最大的健康维护组织的总法律顾问。
不必说这件事很令人尴尬，更不必说最尴尬的那个人就是唐。他把这一错误总结为“盲目的性别歧视”，而且至今想起来仍不寒而栗。然而，我们犯错并不是因为盲目的性别歧视这么简单，也有归纳推理在作祟。截至2007年唐给我讲这个故事时，全美律师中仅有四分之一是女性，而在20世纪70年代，女律师所占比例甚至不到10%。唐的偏见就是在这种背景中孕育出来的。1967年，他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当时全年级525个人中仅有26个女生，不到全年级总人数的5%。而找到第一份工作时，唐接触的女律师人数所占比例也才二十三分之一，刚好少于5%。依他的所见所闻，95%的律师均为男性。而我们多数人不是都愿意赌那95%的概率吗？所以，在咨询亭里上演的就是这么一回事。不知不觉中，唐已经处理好数据并下了赌注，结果赔得精光。但无论结果好坏，这不是个糟糕的赌注，只是个错误的赌注而已。
这就是认知系统做猜测时所面临的问题。如果认知系统运转良好，我们会是反应快、效率高的思考者，并能依此获得非凡的成就。但就像其他系统一样，长处反过来也能成为短处。归纳推理纵然兢兢业业地为我们付出甚多，但也不出意料地制造了一些偏见。
唐·莱卡不幸成为犯错的典型，从他身上反映出归纳推理的经典偏见——妄下定论。其实前面已经说过，人类都是在匆忙之中得出一些结论的，只不过平时感觉不到，只有当结论错误、归纳无效时，才会幡然醒悟，意识到是自己太冲动了。这时候，我们平时所依赖的习惯突然之间显得很傻，连带我们也跟着显得很傻。但更糟糕的还在后面。唐的故事也表明，这种偏见还会导致一个特殊的恼人问题。既然归纳推理的精要在于仅凭有限的证据闪电般地得出结论，所以归纳推理也成了制造套路的不二之选。想想从“这只天鹅是白色的”归纳出“世上只有白天鹅”有什么影响？似乎毫无问题。不过再试试这句话，由“这个阿拉伯人是恐怖分子”推出“所有阿拉伯人都是恐怖分子”——霎时间，你会发现归纳推理不是看起来无害了吧？
如果由一小部分证据所引发的这种先入为主的偏见，只需一小部分反证就能被推翻，那么归纳推理的这一缺陷倒也无关紧要，只要出现一两条反面证据就会致错误于死地，我们也能相应地改正或放弃观点。可惜，归纳推理的悖论就在于，虽然你可以冲动地得出结论，但要修正那个结论，仅凭一点点证据还远远不够。
现在来讲另一个故事，是一个叫伊丽莎白·奥·罗诺文的女士给我讲的。很多年前的一天，伊丽莎白与朋友争论冬天能不能看到猎户座。（由于地球绕太阳公转，很多星座都只在一年中的某一段时间可见。）伊丽莎白斩钉截铁地认为看不见。“结果尴尬的是，”她说，“当时是12月，就在我和朋友站在停车场争得面红耳赤时，我抬手指向天空说：‘奇怪，现在怎么会看得到猎户座？明明只能在夏天看到。’”
你可能认为，眼睁睁地看着铁证摆在面前，伊丽莎白总该住口了吧？可是她没有。相反，争论还在不断升级，最后她跟朋友打赌，由输的一方连续一个月每周请对方吃一顿大餐。伊丽莎白回忆说：“我当时太钻牛角尖了，居然以为自己看到的是某种罕见的天文学现象。我当时想：‘那又怎样，所有人都知道，每隔51年，猎户座连续18个月都可见。’”下面会讲到，当新的证据威胁了理论时，人们常用这种扭曲的逻辑来扩充理论以扭转危机。如果你自己陷入了这种逻辑中，就预示着你马上要赌输了。（插一句，不管在南半球还是北半球，猎户座都是从10月到次年3月在天空中可见。所以，伊丽莎白请她朋友吃了4周的烤鸡。）
伊丽莎白的故事反映了归纳推理的另一种偏见，这种偏见很有名，在心理学领域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作“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你可能已经猜到了，“确认偏误”就是指我们容易重视那些支持自己的证据，而忽视那些反面证据。乍一听，这种行为好像很不理智（有时候表现得也不太理智，正如伊丽莎白的糗事所表明的那样），但实际上“确认偏误”本身往往是十分合理的。毕竟我们接纳任何观点都有因可循。具体说来，原因就是我们之前接触的正面证据证实了这些观点。虽然听起来有点儿死脑筋，但相信早前的证据其实是聪明的做法，比相信后来那些乱七八糟的反证好。还记得我们的观点是“可能正确”的吗？“可能正确”的理论告诉我们，某件事越寻常，我们越会在早期频繁地接触它（就像长颈鹿、白天鹅、主谓宾结构的句子一样）。所以，偏信早期的证据是有道理的。
但是，尽管“确认偏误”情有可原，但它还是打击了我们理想的思想者形象。我们在上一章中提到，大家赞赏的那种人会尽可能多地搜集证据，客观地评估证据，最后才推导出结论。此前归纳推理就已经把这种形象打倒了一半。原来我们不会为了下结论而尽量多地搜集证据，却会依靠最少的证据而尽量多地下结论。现在连剩下的一半形象也被归纳推理推翻了。原来我们评估证据的时候态度也并不中立，由于我们借助之前的证据已经形成了一些观点，判断后来的证据时就带上了先入为主的偏见。
科学史学家兼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在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一书中对这一观点有过著名的论述。在库恩之前，人们普遍把科学家看作理想思想者的化身。大家认为那些治学严谨的科学家一定会依靠逻辑而非猜测来推导，他们会拒绝正面证据（白天鹅）而努力寻求反面证据（黑天鹅）；他们会广泛测试自己的假说，客观搜集并分析证据，经历了这一系列活动之后才会提出理论。但库恩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这种思维方式存在诸多问题，且不说别的困难，仅仅不带预设地研究科学这一点就无法办到。
库恩的话不是批评，起码不仅仅是批评。他断定，若没有现成的信念体系，我们连该问哪些问题都不知道，更别提该如何理解答案了。若没有预先想好的理论，我们非但不能自由中立地鉴别证据，反而连哪些可以被算作证据都不知道，更不知道应该用证据来证明什么。库恩最伟大的发现是，预设理论对于探索科学的本质是不可或缺的。科学史上俯拾即是的例子也证明，是理论引导人们寻找证据，而不是证据引导人们寻找理论。譬如19世纪早期，天文学家发现天王星运行轨道的摄动违背了牛顿力学定律，对此大感疑惑。因为不想放弃牛顿学说，他们便断定是一颗未知行星的引力影响了天王星的运行轨道。他们还计算出那颗行星应有的公转轨道。正是在这一工作的指引下，当后来的天文学家把更先进的望远镜对准天空时，果然发现了海王星——其轨道跟理论家预测的轨道相差不到1度。[5]
库恩认为，理论既是科学探索的起点，又是终点。海王星的发现正是这一观点的明证。我们有了理论便知道该问什么问题（“为什么天王星轨道有异”），该寻找哪种答案（“肯定有个大型星体对天王星施加了引力”），该去哪儿寻找答案（“根据牛顿理论推测，星体应该在那边”）；我们有了理论也知道不该问哪些问题。所以，天文学家没费心思寻找所谓的星际战舰，看看是不是它拖弯了天王星的运行轨道。理论是宝贵的向导，是科学研究，以及做很多事情的前提。艾伦·格林斯潘在听证会上发现，有一阵子大家攻击他，只是因为他选择了一种意识形态。他便回应说：“意识形态是一个概念性的框架，是人们应对现实的方式。每个人都有这个框架，包括你。要生存，你就必须得有意识形态。”
格林斯潘的话不错。要生存，就要应对现实，我们就必须要有概念性的框架，必须要有一些理论告诉我们哪些问题该问而哪些不该问，该去哪里寻找答案而不必去哪里寻找。这个框架运转良好时（这种时候，它会为我们省下不少工夫，让我们不必想长颈鹿还有什么东西很长，或者长方形阴影背后到底是哪个明星的裸照），我们会觉得自己很聪明，会说自己是在归纳推理。而一旦运转失灵，我们则会骂自己笨，会觉得自己犯了“确认偏误”的错误。伊丽莎白的例子表明，一旦犯了“确认偏误”的错误，以既有观念的角度审视后来的证据，得出的结论有时候是很稀奇古怪的。
其实，伊丽莎白的事例只展示了“确认偏误”诸多面孔中的一面。要看到其另一面，不妨听听天文学上的另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库恩讲述的。在15世纪中期以前的西方，人们一直认为天空是永恒的，这个理论源自一套比科学更为宏观的信仰——天空亘古不变（相对于人间的浮生万变）正是前现代基督教教义的奠基石。然后，哥白尼提出了日心说，顿时动摇了教会的统治。突然之间，许多天文问题也都有待斟酌。在哥白尼引发这场革命后的55年里，西方天文学家渐渐在天穹上观察到几百年来一直不曾注意的许多变化：新恒星的出现和消失、太阳黑子的出现和消隐。中国人看到的是同一片天空，但因为所持观念不同，所以500年来他们一直在记录这些变化。可见西方早期的天文学家比伊丽莎白还“略胜一筹”，他们不是不相信反证，而是干脆对反证熟视无睹。
有的时候我们也能看见反证，只是由于“确认偏误”作祟，让我们以为那些反证不影响自己观点的正误。这种偏执在逻辑上有个好听的名字，叫作“真正的苏格兰人绝不会做”理论。譬如你相信真正的苏格兰人不会在粥里放糖，我反驳说我在格拉斯哥的叔叔安格斯·迈克格雷戈就每天放糖。于是你回答：“是啊。但我是说‘真正的’苏格兰人并不会放糖。”可以看出这是个万古长青的修辞技巧，尤其在宗教和政治领域屡试不爽。每个人都知道真正的基督徒不会支持堕胎合法化，真正的民主党员不会支持伊拉克战争……
伊拉克战争也展示了“确认偏误”的另一张面孔。据记者乔治·派克（George Packer）讲述，在陆战情况明显恶化时，时任美国总统的乔治·W.布什却解释说：“伊拉克不断升级的暴力，正代表敌人对美军的胜利感到恐慌。”有时候我们就像布什一样，直勾勾地盯着反证，硬把它说成是自己观点的证明。负责“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高层领导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哥伦比亚”号于2007年返航时爆炸，导致舱内7名宇航员全部遇难。在事故发生前，这些领导再三申明，此前飞机所遭受的损坏不代表飞船有致命的设计缺陷，反而是其强韧的证明。由此推断，我们在强调“例外能反证规律”时，也在犯同样的错误。想想这句谚语吧：一条大家公认的反证看似能推翻假说，实则证明了假说是正确的。
最后，我要介绍“确认偏误”最普遍、危害最大的一张面孔。虽然它表面上看起来很温和，不需要我们耍任何花招儿（不必像伊丽莎白一样拒绝相信反证，也不必像顽固的苏格兰人一样不承认反证的影响，更无须像乔治·布什一样把反证据为己有），你什么都不必做，干脆连任何不利于自己的信息都不要去找。16世纪的科学家、哲学家兼政治家弗朗西斯·培根把这种消极回避称作“人类理解道路上最大的误导和障碍”。他这么说的原因很明显。我们明知道只有黑天鹅才能证明自己观点的对错，却坚决不找黑天鹅，这种回避难道不是“障碍”吗？
对于这种形式的偏见，我最爱的两个例子分别来自人类学和物理学领域。这两个领域在早期是坚决不接纳任何证据的。第一个例子是，传统犹太基督教认为女人比男人多一根肋骨（因为上帝从亚当身上取下了一根肋骨以制造夏娃）。1543年以前这个观点一直大行其道。后来，佛兰德斯的解剖学家安德雷亚斯·维萨里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他用的办法就是把男女肋骨数了一遍。第二个例子是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所做的断言。他是公元1世纪古罗马的科学家和作家，堪称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错误信息传播者，也是名副其实的“苹果佬约翰尼”[6]，只不过他播撒的是坏思想。在他所谓的“经典”文集《自然史》里，有一段对月经的叙述，不妨来看一看：
一个处于特殊时期的女人靠近牛奶，牛奶便会发酸；她碰到的种子会绝育；她嫁接的花草会枯萎，花园的植物也会干枯；在她所坐之处，头顶上的水果会掉落。甚至只要被她看了一眼，镜子就不再明亮，钢刀就不再锋利，象牙不再光滑，蜜蜂会立刻死去……而如果狗品尝了女人排泄的液体，就会精神错乱。被这种狗咬伤会中毒且无法治愈。
要做个实验来证实这些论断显然不难，然而在受到科学革命的刺激前，没有人想过寻找证据来推翻这盛行了1500年的中世纪思想。
尽管这些行为看起来很荒诞，但正是这些异想天开的躲避反证的方法彰显了反证的重要性。无论我们怎样无视、否认、曲解、扭曲证据，证据依然举足轻重。其实，正是因为证据举足轻重，我们才会无视、否认、曲解、扭曲它。这就是认知学领域的双重面孔——如果我们希望自己的观念真实可靠，就必须找证据支持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因为正确所以正确”积极的一面。既然我们认为自己相信现在的观点是因为有据可依，那么当新的证据出现时，我们也应该要求自己修正观点。所以，无论我们一开始多么排斥某个命题，在跨过了某一道门槛后，总会由不接受变为接受。比如，你驾驶宇宙飞船降落在我家门前，旁边还跟着一个绿皮肤的小朋友，然后我们一起飞向了冥王星，那么我会立刻相信世间存在不明飞行物。在家里，我们更是随着证据的积累而频繁地改变主意。这就是为什么曾经最极端的假说“地心说”被广泛接受，为什么全球逐渐就环境变化达成共识，为什么伊丽莎白·奥·罗诺文最终赞同猎户座也在冬季出现。
但也有很多门槛没被跨过，有时候几个世纪都是如此，老普林尼的中世纪理论就是其中一例。“确认偏误”纵然顽固，但它也不全是我们长期拒绝寻找反证的主因。在众多信念系统里还有另外一个明显或不明显的因素，那就是用心去找反证是很危险的，这会危及你的健康、家庭，甚至国家，会损害你的品格乃至灵魂。寻找反证耗时耗力，需要你牺牲自由的时间去学习，还需要你有充足的社会资源，如此才会坚持不懈地面对守旧者的怀疑和讥讽。由于上述种种原因，“确认偏误”才会越发顽固。如果当前盛行的理论对你不利，那么这些资源很可能都不在你手中（设想一下，普通的中世纪女人如果反驳老普林尼会出现什么情况）；如果当前的理论对你有利（或者至少对你无害），那你又何必自讨苦吃去颠覆它呢？
这一切都表明，我们跟证据之间的关系不只是认知学问题这么简单。诽谤经期女人、诬蔑穆斯林为恐怖分子、谋杀塞勒姆案中的无辜平民——由此可见，证据也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政治、社会和道德问题。再来看一个十分突出的例子，第三帝国军备和战时生产部部长阿尔伯特·施佩尔是阿道夫·希特勒的密友，也是忏悔过自己行为的最高级别的纳粹官员。在其回忆录《第三帝国内幕》里，施佩尔坦率地承认他当时忽视了周围所上演的一幕幕。“我没有追问一个叫我不要造访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朋友，没有追问希姆莱，没有追问希特勒，”他写道，“我没有跟朋友说过话，什么都没调查，因为我不想知道外面发生了些什么……因为害怕自己发现的东西会导致我背离现在的生活，所以我闭上了眼睛。”
在麻省塞勒姆案中的法官威廉·斯托顿接受了本该忽略的证据，于是变成了不公正与谋杀的同谋；阿尔伯特·施佩尔忽视了本该接受的证据，于是变成了纳粹的同谋。这两个人的例子结合在一起，展示了误判周围证据可能导致的最严重的后果，同时也表明了更好地处理证据是多么重要。要做到这一点不无可能，我们每个人都像美国司法系统一样，随着时间的流逝对证据的态度也更加公正一致。施佩尔本人也间接带了个头。他写道：“我没有追问，我没有说话，我没有调查。我闭上了眼睛。”这些是忽视的罪过，是被动的罪过，从中反映出如果我们想要更好地处理证据，就应该在思考时担任更主动的角色，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必须掌握驾驭自己思维的缰绳。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追问、说话、调查、睁大双眼，具体说来，我们必须主动遏制自己的归纳性认知偏见，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必须决心找出那些挑战现有观念的反证，然后认真思考。达尔文就深深地意识到了这样做的无可估量的价值，他在自传里回忆道：“多年来，我遵循一条黄金原则，不管何时看到刊载的事实、新发现，或者产生某个新想法，只要跟我的实验结果不符，我都要立刻记下来。因为经验表明，忘记这些反面事实和想法，要比忘记那些对我有利的容易得多。”
无须成为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你就可以反抗自己的偏见。记住，要观察那些反证并不难，只是要养成思维习惯而已。就像其他习惯一样，这需要大脑有意识地去培养，否则我们碰到的第一份证据就决定了我们相信的真理。这就是为什么自己很多根深蒂固的观点都是由命运中的一些偶然因素决定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中看到。比如我们的出生地、父母的观念，以及其他在早期塑造了我们的信息。一旦早期证据成为主宰，我们就开始驰骋世界。不管那些信息多么贫乏、多么扭曲，它们也成了我们之后一系列观点的根基。归纳推理确保了这一切的实现，也保证了我们会找到足够多的数据来支持自己，而只有极少数的信息会反驳我们。但这一丁点儿信息却极为珍贵，它保证了我们的理论会立于不败之地，再难坍圮。
【注释】
[1]普罗克特是萨勒姆女巫案中的一个人物。——译者注
[2]伟大的语言学家纳姆·乔姆斯基之所以认为语言是天生的能力，原因之一就在于全部的口语加起来，似乎也没有包含足够的信息可以让孩子学到全套的语法（更别提4岁以下的孩子听到的口语还不是全部口语）。乔姆斯基把这个问题称作“刺激匮乏”（the poverty of stimulus）。他还特别指出，孩子也从没听说过像“倒妈妈牛奶”或者“图画画得漂亮劳拉”这种句法结构不成立的句子。所以，他们怎么知道这些句法是不对的呢？因为按照严格的逻辑来讲，从来没听到过这样的句子，不代表这种句型就不存在。（就像逻辑学家所说的，没有证据并不等于证明没有。）不过，如果是用归纳法来学语言，“刺激匮乏”就不构成问题了。既然你连续4年都没有听过这种句型，那么很可能就是大家不使用这种句型。用归纳法来看，没有证据确实能证明没有。
[3]列举的都是不规则动词，正确的过去式变位应该是drank、thought、brought、ran。——译者注
[4]后文中的“莱卡”“唐”“唐·莱卡”均指“唐纳德·莱卡”。——编者注
[5]我此前说过，扭曲理论是打赌输钱的先兆，但海王星的例子从某种意义上驳斥了我的观点。具体说来，海王星的例子表明，只有在理论出错了之后，你才能看出它是扭曲的。如果海王星不存在，那么科学家说天王星的轨道受影响是因为太阳系外围还有一颗未被发现的大行星，明显就是在绝望地瞎编。再看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吧。物理学家目前认为宇宙中96%的物质和能量都是不可见的——所谓的暗物质和暗能量。这个假设似乎有悖于我们的直觉（甚至荒唐可笑），但是为了不违反地心引力理论，只能提出这个假说来解释某些科学发现。这又是一个先来的牢固观念（我们真的很相信地心引力理论）压倒后来的强有力的反驳的事例。到底暗物质的理论最后会像“猎户座每隔51年长期可见”那样愚蠢，还是像海王星的存在一样有先见之明，让我们拭目以待。
[6]“苹果佬约翰尼”（Johnny Appleseed）是1774年美国同名童话的主角。他是美国民间的英雄人物，穷尽49年时间播撒苹果种子，梦想创造一个人人衣食无忧的国度。——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