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为何一错再错
既然我的梯子已经消失，我必须平躺在那些阶梯攀升的起点——内心那间破烂的杂货铺里。
——威廉·巴特勒·叶芝《马戏团动物大逃亡》
行文至此，本书一直在探讨我们是怎么犯下错误的——也就是我们是如何被自己所感、所想、所习以为常的事物引入歧途的。接下来几章将要介绍的是，当我们认识到这些错误后会发生什么：也就是当我们深信不疑的观念全盘崩溃后，我们会如何加以应对，又会发生怎样的改变。上述这些章节分别阐述了我们犯错的“前因”与“后果”。
而本章要讲的既不是“前因”，也不是“后果”，它关注的是在犯错的过程中发生的事情——在这一阶段，原本深信不疑的当局者开始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对此产生抗体，进行自我保护。
无论是从心理学角度，还是从结构层面上来看，这一阶段都是我们犯错经历中的重中之重：此时过去的一部分自我业已完成，全新的自我正蓄势待发。由此可见，这一阶段对我们道德和智力上的成长都至关重要：它解释了为什么错误让人畏惧，令人唯恐避之不及；它还能帮助我们理解这些负面情绪，从而超越它们。这其中的奥妙，简直难以言喻。
这一研究的难度在第一章就稍有提及，当时我指出，在谈论错误时，我们无法使用第一人称现在时。在逻辑上，“现在我所持的观点是错的”这句话压根儿就不成立，因为在察觉到某一观点不成立的同时，我们也就不再持有它了。话虽如此，从执迷不悟到恍然大悟，这二者之间总归还是存在某种“过渡带”的。但是这种“过渡带”的本质却难以捉摸。其主要原因在于我们观念的改变要么发生得太快，要么进行得太慢，以致无法辨别出错误发生的准确时刻。
不妨先以渐进的观念转变为例。我们绝大多数的观念都是在时间的侵蚀下慢慢发生变化的，到最后要么消失殆尽，要么不经意间改头换面，因此没有特别明显的转折点。这种板块漂移式的转变可见于各种各样的观念，大到对上帝的信仰，小到自以为穿喇叭裤很好看。正是由于其性质特殊，要想准确记录这种长期渐进的变化极为困难。谁能说清究竟哪年哪月山川夷为草原，冰川化为牧场？相比之下，人类的观念变化历时缩短了不知多少，却几乎同样难以察觉。我有个朋友曾有妙语：“这就好比前一刻我还口若悬河地陈述着某个观点，下一刻就跳到10年后，在鸡尾酒宴会上，我拿当年高谈阔论的自己打趣儿。我想这之间一定有一个缓慢放手的过程——先丢掉的是高谈阔论的兴致，接着连那个观点也一并舍弃了。然而在这二者之间，我却没有经历过‘承认错误’的阶段。”
百花盛放，风卷云聚，斗转星移——要想观察这些进程缓慢、肉眼难以察觉的自然现象，就得依靠延时摄像技术。同理，我们若想从渐进的变化中分离出错误发生的时刻，就需要借助体内具备类似功能的媒介——事实上，我们还真有。不过遗憾的是，它的名字叫“记忆”，并且众所周知，它是出了名的不靠谱。
更可气的是，它偏偏就在回忆老观点时最靠不住，常有差池。这一现象已有多人著述。例如，心理学家格雷格·马库斯（Greg Markus）在1973年曾邀请3000多人就维权行动、大麻合法化，以及妇女平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发表意见，在1～7分之间进行打分（1分代表“强烈反对”，7分代表“非常赞成”）。10年后，他请回当年的受访人群就同一问题回忆出10年前自己所持的观点。无一例外，所有受调查者根据回忆打出的分数与他们在1973年持有的实际观点相差甚远，反倒与他们现在持有的观点更为贴近。这个例子显示，在观念变化中消失的不仅仅是错误，还有变化本身。
无独有偶，乔治·奥威尔在小说《一九八四》中加以痛斥的修正主义政治也反映了这种现象。小说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就职于档案局的“真理部”，日常工作就是篡改旧报纸上刊载的事实和预言，使其与当下的实情相符。这种篡改帮助政府构建起一个绝对正确的假象，从而巩固其专权执政：温斯顿是法西斯政权下的奴隶（最终还沦为受害者）。当然，尽管我们的记忆同样具有书中反乌托邦政权“真理部”的篡改功能，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都是原生法西斯党徒。与奥威尔构想的恶意篡改不同的是，我们大脑内长期进行的记忆微调大都是无意为之的，并且往往无伤大雅。但是同档案局一样，我们的记忆经常施展“魔法”，悄无声息地抹去我们犯下的错误。
菲利普·泰洛克就曾目睹这种现象发生。泰洛克是一名心理学教授兼政治学者，主要针对学者、权威人士、政策专家等所谓的“行家”做出的政事预测进行纵向研究，判断其准确与否。当然，无论专家们的预测应验与否，泰洛克都会在事后与他们进行二次接触。泰洛克发现，这些专家对当初自己所做预测的记忆都会出现偏差，认为自己的预测要比泰洛克记载在案的更准确。泰洛克由此断言，这种现象“给研究操作带来很大不便：倘若受调查者以为自己从一开始就没有错，那么要想问出他们当初为什么犯了错便是难上加难”。这一点同样适用于普通人。
通过对历史数据进行更新，使其与当下实情一致，我们也就没必要（也无法）直面曾经犯下的错误了。如果我们认为自己过去和现在的观念都一样，就不会存在摩擦、变化和错误，更不用替前后矛盾的自己找借口了。
如果说渐进的观念转变是将错误淡出脑海，从而让我们少经历几次犯错的挫折的话，观念的突变则正好相反：它将这种体验浓缩至一点，从而让错误消失在视线尽头。在这一类观念突变中，如梦初醒的瞬间正是领悟新知的灵光乍现。我们的犯错经历就如同高能物理学中的粒子一样：转瞬即逝、闪烁不定，乍现的光芒转眼就黯淡。绝大多数情况下，物理学家只能通过观察某密闭系统中物质与能量的转换来间接侦查出该类粒子的存在。我们的高速错误粒子也是一样。我们迅速地跳过犯错的挫败，最终唯一证明我们错误的只有我们内心的变化。
这种从真理A跳到真理B的倾向阐明了一个重要事实，即我们的观念是如何改变的，以及我们是怎样固执己见的。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这样描述科学家在优势理论逐渐明朗时的反应：“当科学家遇到极其严峻或长期的异常情况时……他们从不谴责将其引入这一危机的范式，”相反，他还会总结道，“一种科学理论只有在另一可行理论出现并将其取而代之时才会被宣告无效。”这就是说，科学理论很少因其自身的缺陷而不攻自破。它们往往会在更新、看起来更优秀的理论出现时才会坍塌。
这一现象不仅适用于科学家，也适用于我们所有人。在生活中，我们会经历失业、失恋，甚至有时还会无家可归。但是我们几乎从未发现自己没有观点，我们往往在形形色色的观点中进行选择，坚持现有观点，直到更好的观点出现而不是根据某一观点的自身价值来对其加以评判。这一策略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事实上，它可能是唯一真正行得通的方法——但它将犯错的过程缩短到了仅仅数毫微秒。直到刚才那一刻，我们还都对某观点深信不疑，可你瞧瞧，还真奇怪，下一刻我们就拥护了新的观点。
不过，有时我们也会摔跟头。我们尝试着从“犯错前”跳到“犯错后”，从真理A的坚实土壤跳到真理B的稳固大地，却不曾想落入了二者之间的深渊。这道深渊就是百分之百错误的境地——当我们过去的某一观念散了架，而一时间又找不到其他观念取而代之时，我们就会坠入其中。这个地方既不安逸，也不舒适。我也要奉劝大家，此地不宜久留。（尽管我向来对错误兴趣浓厚，同时也在努力重建它的名声。）意识到自己犯了错可能会让我们恼羞成怒、迷惑不解，或者垂头丧气。而“犯错进行时”的体验——这种实时陷入错误的泥潭，无处可逃的经历——更是几乎会将我们摧垮。
幸运的是，这种情况并非常事，我们也不会因为一些琐碎或者不太重要的观点的坍塌而陷入这个泥潭。我们只有在重大观念出了错时才会裹足不前。这些观点至关重要，影响深远，所以我们既不能轻易找到它们的替代品，也无法在没有它们的情况下轻轻松松地过太平日子。如果说琐碎的观点有时会像泡泡一样轻轻破碎——冷不丁发出“噗”的一声轻响，然后就无影无踪——那么这些重要观念的坍塌就好比行星陨落，只留下无助的我们和一个黑洞。如果你将全家的未来前景都押在对伯纳德·麦道夫[1]的信任上；如果你将前程寄托于某个教条或者神明，如今却发现无法相信它；如果你发现至爱之人并非心中所想，你曾经设想过的生活不是现在这副模样；如果你不择手段，背叛了自己的原则（我们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碰到这种情况）——只要上述任何一种情况发生在你身上，你就会在“百分之百错误”的境地痛苦挣扎。[2]
有一个人对这个空间了如指掌，她就是安尼塔·威尔逊[3]。初见安尼塔时，她31岁，住在纽约，为残障学生提供特殊教育。与她谈话期间，我凭直觉认为她一定是一名优秀的教师。一见面，我就喜欢上面前这个恬静、富有同情心、理性而可亲的女子。然而，她为了拥有现在的生活——事业成功、定居纽约、岁月静好、生活美满——却跋涉了漫漫长路，历经千辛万苦。
安尼塔8岁时，举家从芝加哥搬至加利福尼亚州的中央谷——按她的话说，就是从“按时做礼拜的普通基督教信徒”中间搬到了“狂热的新教教徒”的社群。幼年和少年时期，安尼塔都对上帝深信不疑，虔诚至深。平日空闲里，她会向陌生人派发宗教宣传手册，还会参加隶属教堂举办的各种青少年活动项目。她很担心她在芝加哥的朋友们会因为不够虔诚而下地狱。同样，她也担心自己会因此而下地狱。“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认定自己活不过30岁，因为到时候我就会被提[4]了，”安尼塔对我说，“我还记得一些胆战心惊的时刻：要是他们把妈妈带走却把我留下来了怎么办呢？我还会焦虑自己究竟能不能得到真正的救赎：我真的相信耶稣的存在吗？但最后我还是把这个想法放在了一边，因为要是不相信的话，我就会下地狱——而我那时对这一点确信无疑。”
安尼塔在艺术上很有天分。20岁那年，她被纽约的一所艺术院校录取。她没想到父母竟然同意她去那儿读书。（“我想，他们是担心如果阻挠我，就会彻底失去我，”安尼塔回忆道，“我还觉得，他们认为不出6个月，我一定会逃回来。”）就在她快要出发的时候，一位备受教民爱戴的，安尼塔视作大姐姐或者第二位母亲的教会成员被一场车祸夺去了生命。对安尼塔来说，这场飞来的横祸在她的信仰上撕开了一道可感知的裂缝。“她代表了耶稣想要传递的一切美德。而且她好不容易心想事成：有丈夫，还有3个小孩——她死的时候才30岁。我当时悲愤交加，我还记得当时教堂里歌声和掌声一片，根本没有悲痛悼念的余地。每个人都说着‘哦，现在她回到真正的归属地了’之类的话，那是我记忆中第一次觉得：简直是一堆屁话。”她说。
安尼塔动身出发，搬到了纽约。在那儿她邂逅了一位男子，我们姑且将他称为一名虔诚的无神论者。就如同其他人笃信上帝一样，他的无神信仰也塑造了他的道德观和世界观，以及他的圈子——他的家人和许多朋友也和他一样是无神论者。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的是，安尼塔和他坠入了爱河。在和他交往的过程中，她开始排斥从小耳濡目染的新教，并渐渐接受了他的世界观。尽管这个转变看似突然，但在她的回忆中，“这个过程来得并没有那么难。我得到了这些无神论者的支持，他们个个聪明、通达人情。和这样一群对世界充满好奇、敢于提问的人待在一起，这对当时的我来说新鲜无比”。
后来安尼塔和男朋友分手了——从这时起，属于她的犯错的故事才真正开始。通过与这个无神论者及他的圈子的相遇，安尼塔迎头撞上一个与她从小接受的信仰体系截然不同的体系。夹在这两大截然相反、水火不容的世界观中，这简直就是前文库恩提出的范式冲突——最终，她选择了男友的无神论。但当他们分手之后，当时支持她做出这个选择，并且让这个选择显得有利且合理的体系也随之坍塌了，于是她的整个信仰体系也随之灰飞烟灭。然而，如今想要回归到曾经的家庭信仰也为时已晚。曾经的家庭信仰已经千疮百孔，与她眼里的世界和内心的呐喊也格格不入。1000年前，波斯哲学家安萨里恰恰也思考着同一个问题。在谈起一旦与信仰决裂便无可挽回时，他写道：“一旦摈弃了旧日的信仰，人们便再也不会想要重新皈依，对其俯首称奴；因为做一名忠实奴仆的先决条件是其本人并未意识到自己的奴仆身份。”“但当他意识到自己之前的信仰站不住脚的时候，”安萨里又接着写道，“他原来的耿耿忠心就如同被震碎的玻璃杯一般，成为一地无法修复的烂摊子，再也不能靠修修补补重新拼凑起来，”他最后总结道，“相反，它只能浴火重生。”[5]
“浴火重生”，真是一语中的。安尼塔从小就畏惧“地狱”（这在她看来是真实存在的），而现在她发现自己跌进了一个象征意义上的地狱。她谈及分手后的情形：“我的生活简直糟糕透了。”她再也不相信儿时的信仰了，但她不知道没有它自己该如何生活，并且也同样不知道自己该信仰些什么。她在无意间与一种信仰决裂——这一信仰确实庞大而重要，包罗万象——然而，当下她却没有能取而代之的信仰：这一切便构成了“百分之百错误”的先决条件。她发现自己正陷入其中，抽身不得。并不是单单抛弃了基督教，并不是单单拒绝了无神论，并不是在过去犯了错，而是——错着。这一秒错着，这一刻错着，下一秒还是对不了。
这个不为人知、循序渐进的犯错经历究竟是怎样的呢？“我脑海中浮现出的第一个词，”安尼塔告诉我，“就是恐惧。长期的恐惧，我是说，没日没夜地感到恐惧。我记得我会一边感到发自内心的惊恐，一边洗着衣服。”她同时也证实“犯错”的体验有时和发疯没什么区别，“我知道，这听起来肯定有些极端，但是我真的快到发疯的边缘了。当你谈论宗教信仰的时候，你谈的是对世界的整套理解。当你开始质疑它的时候，原来的坚定开始退去，面前只有内心的混乱——这是一场为人生而厮打的苦战。它让我彻底失去方向。我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我就像个在曼哈顿中心迷了路的幼童”。
小孩子独自一人站在地球上最让人眼花缭乱的地方，这是我在写这本书时经常思考的景象，并且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思量回味。我之所以一次又一次地回顾它，是因为它将犯错经历中那么多难以捉摸的体会都囊括其中。我们突然意识到世界之大、天地之广，而自己身在其中渺若蜉蝣，不知所措，不堪一击。惊慌、痛苦、愤怒——这就是我们身临其境时做出的第一情感反应。我们还会担心自己没有能力或手段重新找回原来的世界。另外，百感交集中我们还有一种莫名蒙冤的愤怒和哀恸，认为自己从一开始就不该在这儿——一定是某个冷酷无情或马虎糊涂又无比强大的存在将我们遗弃，由我们自生自灭。（想想看，如果你丢失的正是对上帝的信仰，那你的感受必定会更加糟糕：因为上帝的职责就在于担当成年人心中的家长：天父，在天之父。）
安尼塔构想出的这个迷路幼童的意象还捕捉到了“百分之百错误”的另一面。在极端错误面前，变得动摇、未知和陌生的不仅仅是这个世界，还有我们自己。无怪乎极富创见的错误行为学家詹姆斯·萨利在1881年写道：“我们周围环境发生的任何剧变，都会引发些许自我身份的迷失。环境的剧变不仅仅会给我们的情感和观念带来巨大改变，由于自我认知的本质即本体与外界的联系，所以其中一方的任何巨大变革，都会让另一方的认知变得含糊不清。”8年后，社会学家海伦·梅里尔·林德发表了几乎完全相同的观点。“因为对自我和外界的信任是共同发展的，”她写道，“所以对自我和对外界的怀疑也是密不可分的。”这一切安尼塔都再熟悉不过：她将自己与过去的决裂形容为，在某种程度上，“一种对自我身份的深刻吊唁”。
如此一来，当我们陷入错误的深渊时，我们会迷失两次：一次是对世界的迷失，另一次是对自我的迷失。尽管这过程听起来颇为痛苦，但它也能充当我们的救星。这也是独自站在纽约街头的小孩的这一意象带给我们的启示。大错特错的经历让我们返老还童，这种方式有些难以接受，但也是最好的途径。我已经谈到了它带来的磨难：我们变得渺小、胆怯，牺牲了部分的自我认知，失去了在这个世界上的归属感。但是，倘若把一个小孩儿放在时代广场的中心，不管他走没走丢，过不了多久，他就会抬头张望，目瞪口呆。同样，我们中绝大多数人最终都会从错误带来的绝望中抬起头来，体会到一种类似于孩童面对广袤神秘的世界时发出的惊叹。最终，我们也同样会收拾行装，探索那片宏大的新世界——不仅是外面的世界，还有我们内心的世界。事实上，我们从“犯错进行中”所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还需要不断地成长。“我和男友分手后的那段日子简直黯淡、凄凉得让人难以置信，”安尼塔回忆道，“但它同样也是一种奇妙的探索与学习。在那之前，我一直沉浸在别人的身份里。而现在，我真的觉得我在做自己。这听起来老套极了，但如果没有这段迷失自我的历程，我根本就无法找到真正的自我。”
这就是错误的百分之百体验的意义。它剥去了我们全部的理论外衣，包括我们对自我的理论。这要是真的发生了，一点儿也不好玩——我们有一种被抽丝剥茧之感，觉得自己彻底暴露在外——话虽如此，它的确让一件极其罕见的事情发生了：真正的改变。一路读至卷尾，我们就会发现，如果每次错误发生时我们都能察觉——要么让它的发生放慢速度，将其延长，而不是像往常那样把它压缩到数秒之内；要么让它加快步伐，得以压缩，而不是使其延续数年乃至数十年——我们一定会发现，每次错误的核心都是改变。这就解释了我们讨厌错误的原因，因为我们中绝大多数人起码是不喜欢改变的。它同样也解释了为什么“百分之百错误”的地带会困难重重、沸腾激烈，充斥着起起落落的情感戏码。一言以蔽之，这就是一个精神施工场地，一地的坑坑洼洼，散落着落锤和起重机：这就是我们毁灭和重建自我的地方，这就是大地坍塌的尽头，“那些阶梯攀升的起点”。
因此我们要么在犯错的深渊里挣扎，要么一跃而过，要么用时间来淡化。不过，无论我们如何选择，最终都是殊途同归：我们从“相信”走到“不相信”。想想我们迄今为止读到的全是我们有多么讨厌犯错，有多少力量合谋让我们自以为正确，但我们最终确实完成了这个转变，真是堪称奇迹。虽然谈不上频繁，我们偶尔还是能够改变：一定有某种力量以某种方式把我们从高高在上的自以为是中推搡出来，使我们如梦初醒。伴随犯错而来的最基本的挑战，就是弄明白这种力量究竟是什么，它是怎样发挥作用的——以及，它为什么在很多时候又会怠工失效。
我们确切地知道一件事：只是明白我们错了，还不足以让我们改变观点。我们之前已经了解到，我们经常收到信息预示我们犯错了——是我们几乎每次都对它视而不见。
比如，最近我在俄勒冈州的第二栖所小住了一段时间，期间我忙里偷闲骑自行车去兜风。目的地是某个高山湖，一路上我还和一个看起来脾气有些古怪的老头儿搭了几句话，他最近一直在附近的一条小河边飞钓。他问我去哪儿，知道我要去那个高山湖后，他说我走错路了。我和颜悦色地向他道谢，但还是继续骑了下去。我猜想他以为我会走主干道好早点抵达目的地，其实我是特意绕了远路想多看看沿途美景。我还揣测他看我是个女自行车手，就想把我带到更容易的路上去，因为我选的这条路陡峭又难骑。
骑了8英里之后，我转过一个拐角发现骑进了死胡同，面前是一座私人住宅，外面还围了带刺铁网。这时我才意识到那位老人告诉我的是大实话。我之前拐错了弯，这条路根本不通往湖边。要是我当时肯跟他多聊会儿，或者把他的话当真，我就能少骑这16英里难骑的路了。而且要是他看起来再友善点儿，或者同样是个骑行者，或者是我在市区的熟人，再或者是个女人的话——我很有可能就照他的话做了。
换句话说，我听不听他的意见跟他说的话本身正确与否毫无关系。虽然很遗憾，但这是我们的通病。当别人指出我们的错误时，我们有时听取，有时忽略，但往往与其信息的准确性无关。相反，在讨论共同体的过程中我们还发现，意见是否被采纳几乎全由人际交往的态度决定：信任或者怀疑，吸引或者排斥，共鸣或者疏离。难怪别人的建议往往不足以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更意想不到的还在后头。尽管我最终面对眼前的带刺铁网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我们通常“见了棺材还是不掉泪”，在客观证据面前仍然固执己见——尽管这一证据更公正，因此（我猜想）也更能让人心悦诚服。我们周边环境中的危险信号在本质上类似于一种强加函数——工程师的专门术语——用来表示物质世界中提醒我们正在犯错的某些特征。假设你刚从杂货店走出来，试着去开一辆和你的爱车一样的黑色轿车，钥匙卡在锁孔里转不动——这就是与轿车相关的强加函数之一，它是汽车业长年通行的标准协议。
强加函数总体来说是颇有成效的。但它们仍然不能阻止你，比如，在锁孔里晃动钥匙，冒着快把它拧断的风险，最后抽出来，端详一会儿，反过来再插进锁孔，最后终于放弃，然后又去试副驾驶座边上的门——这个时候，你突然发现车座上多出一个没见过的多功能妈妈包，却没看到你的咖啡杯，这时候你才恍然大悟。这个例子说明，来自外部环境的信息反馈和来自旁人的建议的区别不大：它让我们注意到自己的错误，却无法说服我们来承认它。[6]事实上，除了我们自己的大脑，地球上没有任何力量能一次又一次不容分说地让我们发现自己错了。无论我们接受了多少来自旁人或外界的建议，是否选择直面错误，还是我们自己说了算。
那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承认错误，有的时候又不承认呢？别的不说，我们前文才提到，如果一时找不到新的观念来代替的话，人们要放弃一种信仰是很难的。另外，利昂·费斯廷格在关于认知失调的研究中发现，如果我们已经将血本投入某种观念，想要放手就要困难得多——用经济学术语来说，我们已经积累了“沉没成本”。一般来说，沉没成本指的是已投入又无法回收的成本支出。打个比方，你花5000美元买了一辆二手车，3周之后轮胎瘪了。你把它开到修车行，维修人员告诉你后轮两只轮胎都得换，还要重新调整轮胎准线。这犹如当头一棒，250美元又花出去了。一个月后，离合器坏了。为了修好它，你又花了整整900美元——可没过多久，点火器又坏了。结果又得修燃油泵，于是又花掉350美元。为了让这辆5000美元买来的二手车上路，你共计又花掉了1500美元。
现在怎么办？是扔掉这辆破车换台新的，还是往好处想，得过且过地凑合用下去？经济学家会说，无论你如何决定，都不应该把已经投入的6500美元作为考虑因素算在其中。那就是你的沉没成本，现在无论如何决定，花了就是花了，作为理性的参与者，应该将它略去不计。但是人类是出了名的斤斤计较，舍不得这份沉没成本，因为我们并非理性的参与者。我们是“准理性参与者”，我们的舞台上除了理性，还有自尊颜面、期望设想、固执己见、厌恶反感和耿耿忠心登台共演。因此，最后我们还是对损失念念不忘——不仅在钱上如此，我们还会被血本无归的努力与付出所迷惑。比如那些攀登珠穆朗玛峰的登山队员，即使实地情况明确地告诉他们该掉头往回走，他们还是会继续向上爬。当然，除此之外，我们还会被为信仰付出的沉没成本所迷惑。
有些信仰投资可能微乎其微——比如，我们和友人打赌损失的那一丁点儿自尊心；但有时它们又可能是我们毕生的精神积蓄。我们已经看到安尼塔·威尔逊一度对《圣经》里的一字一句充满了虔诚的信仰。首先，她的沉没成本包括对父母的信任，社会地位和联系，公众身份和自我认知，以及她过去20年的人生。这张账单长得触目惊心，更何况我们还没有提到从属的数不胜数的观念（比如进化论的价值或者堕胎是否道德等），也没有提到一些相对独立的观念，比如对大自然和生命意义的认识。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它们只是为了神而存在吗？是否有一位慈爱的天父在关注庇佑着我呢？最后的审判日那天，我可以得到救赎吗？审判日究竟存不存在？以及最基本的问题：从最长远的角度来看，我是否安全、聪明、有用、正直、正确呢？拥有一个能回答上述所有问题的信仰无疑就是付出了难以丈量的精神成本。
问题是，和我们自以为正确的感觉一样，我们在信仰中的投入（或我们对它的漠视）与信仰的真假没有必然的联系。付出再多的沉没成本也不能把错的变成对的，就像再怎么修理一辆破车的轮胎也不会把它变成新的一样。不过，我们的沉没成本确实和我们对信仰的忠诚息息相关。我们对某一信仰的投入越多，就越难从中抽身。正如安尼塔形容的那样，“有些事情，你可能会接二连三地错下去，有些错误你能承受，有些却不能。我现在仍然无法完全接受自己以前对地狱的理解可能是错误的。但你知道的，其中有一部分原因是，要是我在这一点上错了，就等于我被骗了”。
由此我们重归主旨：即使不甘于放弃沉没成本，又情愿忽视针对我们观点的消极反馈，我们中仍然不乏勇者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我们有时能做到这一点想必应该归功于人类大脑——但究竟是哪一部分则是众说纷纭。要分离出“犯错进行中”的瞬间已经如此困难；而要弄清在我们直面或者逃避错误时，我们体内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则更是难上加难。不过，从自身经验中我们可以总结出面对错误的态度和错误发生的背景有关。确切地说，是和两个大背景有关，即外界活动和内心活动。
外界活动可归结为两大问题。其一是我们的信仰暴露于可以挑战的环境下的程度。我们声称那些和我们观点相左的人“生活在泡泡里”，言下之意，就是他们的外界环境并没有强迫（或者说容许）他们正视其观念中的缺陷。其二则是我们的人际圈是否能让我们轻松地承认自身错误。利昂·费斯廷格曾对异教徒进行研究，发现他们在预言失灵的时候会遭到公众的嘲笑。（他们会把有些预言事先发布在当地的报纸上。）费斯廷格指出，这些嘲笑不仅心胸狭隘、有失风度，还会火上浇油，适得其反。众所周知，在此之前已有瑞士反妇女政权论者的先例。他还写道：“来自非信徒的嘲笑只会让信徒们更难从运动中抽身并承认自己的错误。”无论我们有多么乐于对他人的错误幸灾乐祸，但这给不出什么理由让信徒们改变观念，考虑选择我们的信仰。[7]
如果说外界活动还相对简明易懂的话，内心活动就复杂到了极点。就像所有动态系统一样，统领我们内心世界的是一种混沌理论：极度敏感，细微波动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反应；极不稳定，经常显得毫无规律可循。在这样一个系统里，很难解释为什么有时候谦卑和幽默会战胜自大和小气，更难提前预测出结局。因此，我们承认错误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将会一直这样扑朔迷离——和其他事情一样，由我们一时的心血来潮决定。
不过，既然有时我们对错误的态度是短时间内的产物，它也可以是我们人生的结晶。承认错误是一种智商上，更是情商上的技巧，并且，伴随着我们认知和心理的发展，这种技巧也会提升。例如，在我们眼里，青少年往往冲动狭隘，而长者则睿智成熟，这其中有部分原因源于我们在不同阶段与错误的关系。青少年的一大标志就是自以为无所不知，因此喜欢指出他人的错误——而要是有成年人婉言指出他们的错误，这个好心人也只会自讨苦吃。（这些青少年时期的倾向既能帮助也能阻碍观念的转变。当我问安尼塔·威尔逊怎样改变像信仰这样重要的观念时，她说这也可能与年龄有关，“有一点对我产生了影响：我当时基本上还处于青少年时期，所以与父母发生分歧也是正常的叛逆现象。”）[8]
反过来，我们在长辈身上发现的智慧，通常来自他们摸爬滚打中获得的道理：没有谁是无所不知的。他们认识到，从长远看来，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搞砸的时候、误解的时候、判断失误的时候，以及低估他人高估自己的时候——并且周而复始。在这一方面，他们的睿智是谦虚的表现，使得他们能不那么死板僵硬地与世界相处。（遗憾的是，这条发展曲线有时候会连成一个圈，形成死循环。关于老年人的另一个司空见惯的看法就是，他们脾气乖戾、墨守成规，这也是认知发展——更确切地说，是认知衰退的产物。因此老人有时倒更像是青少年：对他人的短处咬住不放，对自己的观点确信不疑。）
那么，我们认识错误的能力与我们的年龄和阅历都有关系。但是它的方方面面几乎都与我们是谁有关。我们经常会看到那些自负、固执、死脑筋的人难以承认错误，而那些比较谦虚、好奇、灵活变通的人则好得多。但是这个答案仍然不尽如人意。别的不说，正如我已经提到的，我们都是上述这些特质的混合体。另外，这种解释绕了一圈又回到原地：那些固执狭隘的人不肯承认错误，这话听起来就好像在说“不肯承认错误的人”不肯承认错误一样。此话虽然不假，但并没有告诉我们究竟为什么每个人对待错误会有不同的感受。
纽约的心理分析师厄娜·加德（Irna Gadd）给出了一个更好的答案。她说道：“我们能承受多少错误取决于我们能承受多少情感。”从情感的强度来讲，我们犯下的大多数错误都比不上安尼塔·威尔逊经历的“百分之百错误”，但基本上它们都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些东西：沮丧失落席卷而来，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愚蠢，自觉愧对那些口出真言我们却不屑一顾的人们——我还能举出很多很多。（事实上在接下来的章节，我确实会举出更多的例子，从而更进一步观察错误究竟能引发哪些情绪。）正是由于预感到这些情感，害怕它们作祟，我们才会在潜在的错误面前气势汹汹。在这方面，“百分之百错误”的经历尽管罕见，但却表明：我们对错误的抗拒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不想一个人孤零零地被抛置在太多疑问和太多情感之中。
对有些人来说，这种经历相当难以承受。在与安尼塔·威尔逊交谈的过程中，我问她父母（她和父母间的关系至今仍亲密无间）在她宣布不信基督教后是否对他们自己的信仰产生过质疑。“我妈妈在私底下做出了一点让步，”她告诉我，“但是我爸爸要更死板一些。他曾对我说：‘要是我不相信《圣经》里的每一个字，我真不知道该信什么才好。’而我的反应就是：拉倒吧。《圣经》里的很多篇幅要是从字面上来理解，根本就说不通，有一些内容自相矛盾，还有一些我爸爸肯定是不相信的——比如认为女人在月经期间是肮脏的，什么都不能碰，等等。但是他不得不坚持他的信仰。要是没了信仰，他的整个世界都会随之坍塌，他会疯掉的。我真的不知道到时候他能否承受得了。”
我们都认识这种人——他们的死板只是为了保护内心的脆弱，他们不会弯腰让步，因为他们有可能一折就断。从这一点来看，我们有时都是这样的人。无论我们多么富有百折不挠的精神，一次又一次地面对自己的错误仍然是十分艰难的。有时候我们根本就做不到。有时候我们身心俱疲、悲痛欲绝，抑或处境尴尬，不敢再多受煎熬（或者哪怕更多的感受）；于是取而代之，我们变得固执、戒备或者干脆刻薄起来。当然，讽刺的是，这种滋味同样不好受——而且也不会让对方感到愉快。诚然，我们能拉起吊桥，躲在城堡，一味地逃避问题，不承认自己可能是错的。但我们同样能成功地（如果非得这么说的话）与对方发生冲突——并且经常是与我们爱的人。同样，因为我们自己拙劣的表现，我们也能成功地将自己围困在那座毛骨悚然的孤独城堡之中。
不能直面错误还会带来另一个不太引人注意的问题：我们错过了犯错经历本身。之所以说承认错误的能力取决于承受情感的能力，是因为犯错同悲伤或者恋爱的感觉一样，都是最基本的情感经历。这种经历可能会让人痛不欲生，但老生常谈地说一句：如果你不曾经历过，你就没有真正地活过。爱情、失去和错误都是如此。的确，你可能会受伤，但唯一保护自己不受伤害的方法就是将自己封闭起来，不再接触到全新的体验和更多的邂逅。这种做法无异于一棒子打沉整条船。
幸运的是，我们并非必须如此。尽管我们接受错误的能力反复无常、神秘莫测，但知道这一点便足矣，即它是可以改变的。和所有能力一样，它来自我们自身，因此是培养还是忽略都由我们说了算。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选择忽略，所以我们与错误的典型关系是疏远防御型。但如果你在实际人际交往中照搬这一套的话，你就会发现忽略错误是通往灾难的捷径。要想避免这样的后果，方法只有一个：用坦诚来代替戒备，用亲密来代替疏远。我之前曾说过，本书的目的，不在于让读者自助，因为我的首要目标不是帮助大家避免犯错（其原因既有实用因素，也有哲学因素）。但要是把目标反过来，变成“不要逃避错误”的话，我们就能从中获得一切所需的帮助。本书的余下部分旨在与错误近距离接触，从而审视他人亲身经历的犯错体验，并最终学会与我们自己的错误共存。
【注释】
[1]伯纳德·麦道夫，美国前纳斯达克主席，亲手炮制了一场“庞氏骗局”，即以客观的回报为饵，骗取客户的本金。诈骗金额高达650亿美元，成为美国史上最大的诈骗案。
[2]库恩曾评论道：“所有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理论都与实际情况相符，但也只是大致相符。我们无法准确回答出究竟一项理论是否符合事实，或者有多么符合事实。但是……我们大可以追问关于同一事实的两种理论中究竟哪一个更准确。”库恩在此探讨的是正规的科学理论，但这段话也基本能套用在一般观念上。
[3]安尼塔·威尔逊，应本人要求，我对她的姓名和身世经历等细节进行了改动。
[4]因某种力量，以强迫的方式，将某人或某物夺走，与《圣经》中末日降临有关，详细解释见第10章注释。
[5]在另一个不那么尖刻辛辣的翻译版本中，译者将“俯首称奴”译为“盲目相信”。但不管是哪种译本，安萨里的论点在本质上就是“正确约束”理论的重申。当我们意识到自己相信某一观点并不是因为它是正确的，我们就再也无法相信它了。
[6]还有一个例子可以体现我们对外界反馈的漠视，就拿我姐姐来说，她头脑聪颖，但不知怎么回事，就是分不清东南西北。（在我的记忆里，她在餐馆迷过路，在鞋店迷过路，并且我强烈怀疑她在中型飞机上都会迷失方向。）有一次参加完在她的办公楼举行的会议之后，她想要回办公室。她以为转过弯后，面前就是办公室的大门，却发现自己正对着一条走廊，尽头是一扇窗户。很明显，我们的外部环境已经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我们错了——但是，据她说：“当时我脑子里第一个反应不是‘我迷路了’，而是‘谁在那儿开了扇窗’。”和其他情况一样，不到万不得已，我们根本不会想到可能是我们自己把事情搞砸了。
[7]《大西洋》杂志商业和经济版主编梅根·麦克阿德（Megan Mc Ardle）于2008年在博客中义正辞严地批评了与她并肩反对伊拉克战争的同胞们，她指责他们落入了陷阱。“你们每说一次‘我早就跟你说过了’，每一次要求主战派向你道歉，你都让他们更加坚定了决心，”她写道，“我知道你或许觉得，他们要是不道歉你心里就不舒坦，你要他们承认他们错了，他们很蠢，他们对战争的所有信念都错得一塌糊涂。其实他们自己早就知道了。事实上，在你连珠炮似的声讨一通后，许多人会拒绝承认自己的错误，因为要是承认了，你就舒坦了。他们才不想让你舒坦呢。说实话，你也没给他们任何让你舒坦的理由。”
[8]在错误的研究史上，青少年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研究对象，因为他们与错误的关系跟普通人的比起来放大到了最大倍数。无论年龄大小，几乎每个人都对别人犯的错更敏感。但年轻人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更为极端，无人能与之匹敌；他们通常对他人身上体现出的错误极度憎恶，同时对自己的正确深信不疑。我是带着感情，甚至敬佩说出这番话的。有时候这个世界的确需要年轻人毫不动摇的信念：圣女贞德被处刑时还是个少女（虽然和现代的标准略有不同）；鲍勃·迪伦发起音乐界的民权运动时也不过20岁出头；20世纪和21世纪的许多民主革命的组织者和参与者都是来自高中和大学的学生。然而，字里行间我也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于是更杂糅了一份悔恨和对父母的歉意——有这种感受的不止我一个。在我与人们谈起这本书时，几乎所有人，哪怕不乐意，都承认了自己也曾年轻气盛、思想激进——而在绝大多数故事里，这些信念最终还是在之后的岁月里磨平了棱角，或者干脆遭人舍弃。青少年大都将事后认错当作无可救药般的背叛行径——这一点更强调了本书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