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关于错误的一个悖论
我有3种思想，像一棵树，栖着3只黑鸟。
——华莱士·史蒂文斯《看黑鸟的十三种方式》
2008年的一个夏日，美国独立纪念日近在咫尺，一位患者被推进了波士顿贝斯以色列女执事医疗中心（Beth Israel Deaconess Medical Center，简称BIDMC）的手术室。BIDMC是全美数一数二的医疗机构，同时也是哈佛医学院的附属教学医院。BIDMC的医疗人员每年要接诊近25万人，每周实施约175台手术。这一次的手术也一如既往地展开着：患者已接受麻醉，手术部位的术前准备也已就绪，已经完成了第一道切口。手术结束后，患者被推到康复室，仍处于昏迷状态。当她醒来后，先是低头一看，随即抬头向主治医师望去，问他为什么自己身上不该动手术的那一边被绑上了绷带。
本书大部分章节都旨在揭示错误的正面作用，比如，我们从中能吸取什么教训，又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它与我们的智力、想象力和人性之间又存在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医疗事故却有百害而无一利。如果你与这名患者一样，在医院里醒来发现手术医师在你身上开错了刀子，你当然不会驻足思考自己能从这个错误中学到什么，又能得到什么成长。你不会心生好奇，或者眼界大开，自然更谈不上满怀感激——除非是谢天谢地自己这条命还在。根据医学研究所的统计，全美每年有69万～74.8万的病人会遭受医疗事故之苦，其中更有4.4万～9.8万人因此丧命。就算是虚报估计数据，医疗事故在全美致死原因中仍高居第8位——连乳腺癌、艾滋病和摩托车交通事故也屈居其下。医疗事故的频发使其成为比其他高风险行业更容易出现意外事故的领域，并且其后果是致命的。要是美国民航的失事率跟医疗事故发生率齐平的话，相当于每3天就有一架满员的波音747飞机失事，机上无一人生还。
这些数据让观者心惊肉跳。而更让人心寒的是，医学界长期以来在医疗事故发生后的应对方式——往往是闪烁其词、混淆视听、大事化小、咄咄逼人或矢口否认。当然，并不是每一家医疗服务提供者都是如此，但这的确是整个医疗界的主流态度。2005年，生物伦理学家南希·伯林杰（Nancy Berlinger）出版了一本关于医疗事故的书《事故之后》（After Harm）。在书中，她详细描述了医疗界猖獗的行事作风。“学生们看着老师怎么做，就学会了像他们的导师一样，在对待医疗事故时采取遮遮掩掩的方式，”伯林杰写道，“他们学会找借口，说手术结果是难以预料的，然后‘错误’就变成了‘并发症’。最重要的是，他们学会了向病人隐瞒事实。”她接着写道：“医生们有多么不愿意实话实说，又是多么费劲地给自己隐瞒实情的老毛病找借口——这只是一个技术上的错误，我们无能为力，病人是不会懂的，他们也没必要知道。”为了证实这一评价，2002年一份对医生行医态度的调查显示，实话实说的行为“跟业界风气比起来相差太远，以致被归结为‘罕见’”。[1]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贝斯以色列女执事医疗中心的所作所为的确很罕见。病人一察觉到错误，主治医生就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情况，并尽可能地进行了详细的阐述，然后向其致以歉意——尽管一句道歉肯定是远远不够的。他接着向上级领导、医院的首席执行官保罗·利维进行了汇报。利维和其他高层对案例进行了回顾，认为该事故情节严重，必须向医院全员和社会大众予以通告。在经过一系列简单的程序后，他们通过电子邮件向医院所有的工作人员——5000多人——进行了通报，并向当地的媒体发布了消息。
毋庸置疑，这种非同寻常的反应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2008年1月，也就是手术搞砸的半年前，利维和董事会成员及医院工作人员做出了一个特别的新年决定：截至2012年1月，他们将杜绝一切可以避免的医疗事故。尽管减少错误的发生是绝大多数医院的一致心愿，然而像BIDMC这样立下此等雄心壮志的医院，举国上下却是少之又少的。
在本书前面的章节里，我曾指出，长期以来围绕错误的一大疑问就是：错误究竟是能斩草除根的，还是无法避免的。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因为（正如我之前提到的那样）我们回应错误的态度能很好地反映出我们对犯错的感受。而在应用层面上来看，显而易见，这个问题的答案位于这两极之间：有很多错误可以并且应该减轻，还有少数甚至完全可以消除，而还有一些错误我们根本就不应该奢望能摆脱它。话说回来，这个问题在哲学上也好，在应用上也罢，都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那就是它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如果你想要铲除错误，你一开始就得认定错误是不可避免的。
BIDMC为病患的人身安全而提出的倡议正好阐释了这样一个悖论。为了达成彻底消除错误的目标，院方发起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开始全盘清查“所有可能对患者造成伤害的途径”，当时负责医保质量的高级副董事肯尼思·桑德斯如是向《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介绍道。医院还在网站上公开发布了医疗事故的数据，力求开诚布公。医院的管理人员也致力于——按照最初的新年决心中的原话说——“坚持不懈地监控所有可避免及不可避免的伤害事故的发生”。这些举动都解释了为什么开篇举出的“开错刀”手术案的反应措施速度快、范围广、透明度高。“我们的想法是，”保罗·利维对我说，“如果你对错误的发生拒不承认，你就永远也无法降低其再度发生的可能性。”
利维的原则可以推而广之。如果你想要不犯错（或者说至少降低犯错的可能性）的话，你一开始就得承认自己可能会犯错，并有意找出自己的错误，分析自己犯错的原因。在诸如交通、工业设计、食品药品安全、核能源等特定领域，追求正确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小小的虚荣心，而是为了应对突发情况，因此这一原则也被视为铁规。这些领域中的佼佼者几乎都对错误如痴如醉，并且收效颇丰。他们尝试着想象每一种错误发生的可能性及其原因，尽可能地避免错误的发生，并且在错误发生后不厌其烦地对这条漏网之鱼进行解剖。这些从业者们认为错误的发生不可避免，因此才能更好地对错误进行预测，防患于未然，并且在预防措施失效的时候做出恰当的决策。
在高风险领域，目前民航运输界堪称错误管理的楷模。通常情况下，航空业致力于减少错误的原因是因为其错误发生之猝不及防，及其后果之惨绝人寰。1977年，两架波音747航空飞机在加那利群岛的特内里费飞机场相撞，造成近600人死亡——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这都是民航史上最严重的事故。当安全人员着手调查后，他们发现两机相撞的背后是一系列的失误，单独看来事情很小，连在一起却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此次事件后，航空业对飞机航行的每一个环节都建立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小到跑道标号，大到空中交通管制员与飞行员之间的通信方式等。这些规定成功地将2007年全美民航事故发生率从1998年的0.178ppm[2]降到了0.104ppm。
除此之外，在合力降低错误发生率方面，还有一种人们耳熟能详的质管流程，即六西格玛管理法。六西格玛为摩托罗拉公司在1986年首创，如今已见于大部分福布斯世界500强企业，以及其他数不胜数的中小型企业。这一管理流程得名于统计学中的希腊字母σ（西格玛），指的是总体中个体偏离均值的程度。在该管理流程中，所有的偏差值都是不理想的，它既可能是生产过程中的失误，也可能是最终产品的缺陷。成功运行六西格玛质量管理流程的公司在一百万件产品中只会发生3.4起失误，如此低的失误率（如果折算为成功率的话，已经高达99.9997%）值得嘉奖。再说明白一点的话，好比一家公司每年运输30万件货物，如果成功率是99%的话，会有3000件货物送错了地方。但如果该公司采用了六西格玛管理法的话，只会有一件货物被错运。
如今，六西格玛管理法已经被无数次推广（其实该项目本身也是早期多种质量管理方法的集大成者），但它们的基本方针和规则都大同小异。首先是依赖铁面无私的数据，以及（正如它的名字所包含的意思一样）对偏差失误避而远之。一般来说，许多公司对成功的评估都建立在业绩的平均值上——比如递送货物的平均时间是3天，又比如生产的制动衬垫的平均厚度是0.375英尺。但均值的问题就出在它们会掩盖很多潜在的漏洞和错误。如果说将货物送至目的地平均所花的时间是3天的话，有些货物短短9个小时就能到达，而有些货物要两周半才能送到。如果你生产的制动衬垫有的是0.5英尺厚，有的是0.25英尺厚的话，它们要么不能与其他部件进行匹配，要么达不到安全标准，要么会被由你供货的汽车生产商拒收。而六西格玛质量管理流程的目的不是提高均值本身，而是降低偏差值。因此，六西格玛分析师会采用一个五步流程，可概括为“定义、测量、分析、改进、控制”。简而言之，这一程序就是将所有与产品流程相关的环节分离出来，逐一分析。接着对这些变量进行调整，以求达成或保持最理想的效果，比如，公司的最终产品、顾客的满意度，以及盈亏结算。[3]
所有这些防患于未然的手段——无论是六西格玛管理法、航空业首创的管理制度，还是BIDMC付出的努力——都有3个重要的共通点。其一，正如我在前文指出的，承认易犯错性。正因如此，BIDMC的官员才会尝试找出“所有会给患者带来伤害的渠道”。这也是为什么六西格玛质管分析师们会全面、系统地设想产品每个部件的缺憾或生产流程每个环节的不足，考虑这些不足可能带来的后果，并筹划好预防问题出现的方法（这一方法借鉴了早期的一项质量管理措施：失效模式与效应分析）。事实上，就算六西格玛管理法力求完美，它仍然致力于在公司内部和生产流程上树立一种“对失败的包容”。也就是说，它旨在加强人们对“事情有可能搞砸”的认识，完善风险管理策略。这样一来，即便发生错误，也是“无害的失败品”。
其二，这些防患于未然的手段都采用了公开透明的机制。在处理“开错刀”的医疗事故问题上，保罗·利维的处理方式与更普遍的应对方式比起来，其最大的区别或许就在于处理方式的高度透明化。
医院在不牺牲患者隐私的情况下，极尽所能地将记载了详细情况的道歉信广而告之。这一行为告诉我们，院方不是为了给患者本人一个阵仗更大、更醒目的道歉才这么做的。（医院确实也对患者坦诚相告，也道了歉，但也只止于医疗小组、相关医院管理者、病人和病人家属之间。）更准确地说，这一行为是为了未来的患者。公开认错的关键是让医院的每一个人多吸取经验教训，提醒医疗人员遵循现有的防错规章，更是为了尽可能地激发预防今后出现问题的新鲜理念。依此类推，航空业认识到公开透明的重要性后，也激发出一种鼓励工作人员和地勤人员汇报错误的文化，并确保他们不会因此受罚或惹官司上身。同样，使用六西格玛管理法的老客户通用汽车也表示，为了消除错误，“我们的企业文化就是敞开怀抱，接纳每个人的观点，削弱官僚作风，并将上下平等的理念纳入我们的企业文化，与之浑然一体”。[4]
其三，所有这些防错系统的第三大共同点就是对可核实数据的依赖——六西格玛质管分析师称作“根据事实进行管理”，而不是“观点和假想说了算”。按肯尼思·桑德斯的话来说，要说BIDMC“开错刀”手术案究竟在哪儿出了错，最不可思议的谜团之一就是，“主刀医师也不知道为什么，只是糊里糊涂地感觉自己站在了患者需要开刀的那一边”。“糊里糊涂”和“感觉”恰好就是防错流程力求消除的潜在信号。正因如此，这些流程连问题流程的细枝末节和一目了然的环节也不会放过。想想看，你最近一次把钥匙锁到车里，只因为你自以为已经和平时一样把钥匙放在包里。我们通过亲身经历知道，我们犯错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个任务太显而易见、习以为常，以至于我们都不愿动动脑子复查一下。
承认易犯错性、采用公开透明的机制和让可靠数据说话——这3点组成了所有防微杜渐的系统的核心理念。这一理念也与我们平时的思维方式截然不同——我们习惯了仓促、片面地看待证据，习惯了做井底之蛙、夜郎自大，习惯了用防御和否认的态度来面对错误。事实上，这些防错手段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状态处于稳定衡态。要是弃之不顾，以一己之力应对的话，其结果我们已有目共睹——我们将条件反射般地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并且只会等到问题显山露水了才开始查找症结。
如果你是通用公司、摩托罗拉或美国航空公司的老总的话，你有12分的理由在防错策略上进行投资。没有它们的话，你很有可能会给人们的生命带来威胁，从而导致公司声誉受损，招来法律官司，最后钱财、顾客两头空，甚至有可能整个事业都付诸东流。换句话说，对公司来说，关注错误是会带来回报的。1996年—2006年，摩托罗拉的公司报告显示，六西格玛管理法为公司省下了170多亿美元。无独有偶，在密歇根大学医疗系统成立道歉解释项目后，它们每年的法律赔偿费从300万美元降到了100万美元。在全美范围内，省下来的费用同样不可小觑：据医学研究所统计，全美每年医疗事故赔偿费的减少金额为170万美元～290万美元。（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广泛认为预防医疗事故是抵消医疗保健天价般开销的一计良策。）这还不包括其他一些难以估计，甚至无法估计的损失，包括公司信誉、顾客满意度——更不用说一条条人命了。
如果说从赢利和道德的角度来看，公司都有义务承认自身的易犯错性及已犯的错误的话，我们每个人作为个体，以及所有人作为社会、文化和国家的整体也是一样。我们已经看到太多阻止我们做到这一点的障碍：承认学识有限时的难以启齿、确定性对我们的吸引力，以及在错误发生后我们惯于采取的防御心理和否认态度。然而，尽管如此，有时我们的确能够正面接受不确定性和错误——而且并不只是在生死攸关、人身危险或利益驱使的情况下，而是在日常生活的七嘴八舌、唇枪舌剑当中。
“不”，这是我们较早学会的生词之一。当然，“爸爸”“妈妈”“还要”或“上面”这些词在时间上可能更有优势，但我们其实很早——一般在出生的第12个月到18个月——就学会了如何否定和拒绝。紧跟着学的就是“对”（也有小孩先学会“对”，不过为数不多），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生活的世界就是这副模样：黑白对立，是非分明。心理学家将这一发展阶段称为“分裂期”[5]。不过，差不多到了5岁的时候，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我们学会说“或许”了。这一个崭新的体验标志着我们开始学会承认、量化并谈论不确定性。同样，它也标志着我们跨出了一大步，开始学会将犯错的可能性融入生活了——就如同我们之前看到的公司和医院所做的那样。
从这第一个“或许”开始，我们关于疑问的词汇量和语法就进入了繁荣期。在本书的另外章节中我曾指出，我们倾向于固执己见，惯于将自己的理论当作事实，在面对模棱两可及犯错的情况时总会心生不快。此话不假。但同样，在条件允许下，我们不仅能够表达出这份不确定性，表达的方式还五花八门，手到擒来。首先是在词汇上（大概、或许、假设、可能、有待争论、有时、偶尔、不难想象），随后延伸到整个语法功能上。
比如，条件时态——可能、应该、会——就极其擅长表达说话者的后悔或不确定的心情。而虚拟式（不属于时态，而是一种语态），则涵盖了疑惑、不可能及非事实观点，它所处的语境就带有模棱两可的含义。虚拟式基本上已经被停止使用了，它也只残存于一些语法形式上，比如，“如果这原本是真的，我会第一个承认的”。不过，在罗曼语中，虚拟式仍然生机盎然，可见于描述梦想、希望、推测、非事实情况和怀疑的旧日习语中。
凭借这些构建起语言系统的积木，我们创造出无数语言策略来提防不确定性和错误的出现。其中包括：假设（“不假思索”）、问询（“你对这个有什么看法”）、归纳（“大体说来”）、限定（“我比较同意”）、留一条后路（“据我所知”）、压下赌注（“我敢说这有六成能行”）、消踪灭迹（“别说是我说的”）。同样，我们还会自我繁殖来接纳兵刃相接的观点，这听上去既玄妙又别扭——比如，我们说“我有两个头脑”（意为我犹疑不定），好像只有借分身术才能同时接受两个水火不容的观点一样——这一点也恰与“观念和人格密不可分”这一观点相吻合。我们还说“在第三只手上”（从第三个方面看来），就仿佛我们对二元论的执着已经融入身体构造了一样，因此要想挑战这一思维方式，只有凭空造出一只胳膊来。在这个有两个头脑和3只手的平行世界里，关于对错（或倾向于对或错）的答案数不胜数。我们用这些表达方式来划出一片疆域，代表着我们在选择一方立场前对某一事物的多种看法——或者干脆表明不确定性本身就是我们的立场。
不管是下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我们还会通过这种表面文章来影响听众。既然听众在撞上与自己相反观点或他人十分武断的言论后会更加固执，产生戒心，并且更容易表示反对，那么先承认自己的不确定性能大大降低对方的戒心。举个琐碎但很常见的例子，我有一次参加了一场大学生研讨会，有一名学生在发言之前说道：“可能同意我这个观点的人不会很多。”在此之前，班级里的学生们唇枪舌剑，互不相让，空气中弥漫着“一争高下”的学术氛围，一切发言旨在削弱别人发表的观点。而当这名学生说出这句话之后，整个氛围有所缓和。因为她率先承认自己的观点具有小众性，她的同学就能更好地思考这一观点的潜在价值，而不是急于贬低它。
人们普遍认为，这种让人放松戒备、自我贬低的说法（“可能我说得不对，但是……”“或许我跟主题扯得有点远……”）更像是女性的发言套路，在男性身上比较少见。这些言辞经常被批评为太过胆怯，妄自菲薄，这也绝非偶然。但我认为这样说太过片面。了解自身疑虑，关注矛盾之处，接受犯错的可能性——这些在我看来标志着深思熟虑，在很多情况下远胜过不假思索就言之凿凿、声势慑人的发言。菲利普·泰洛克也曾为类似的言语模式（或者说，这些话折射出的性格特征）进行辩护，无不赞许地称之为“自我颠覆的思维模式”。换言之，这种思维模式让我们担任大脑的辩论对象，从而对自身观念进行打磨——或一针见血地戳破。它们还帮助我们对复杂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从而拥有大胆、崭新的观点。同时，远离了陈规，逼近了疑问，它们将舞台让位于更开放、大胆、趣味盎然的对话。或许这名学生的一句“孤立无援”的前言最突出也最矛盾的效果就是，尽管此话让她的观点在眼下看来很可能是错的，但却让她的同学能更严肃认真地看待她的观点：这句话激发了她的听众来洗耳恭听。
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据哈维尔·亨德里克斯发现，倾听是我们在生命中接纳自己易犯错性的比较好的途径之一。你或许会猜想这也是简便的途径之一——当然比诸如六西格玛管理法这种技术手段容易——但实际上，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要做起来其实出乎意料地困难。认真专注地、真心实意地倾听起码不是一件易事。哪怕是事关重大的时候需要仔细倾听，人们也未必能做到这一点。例如，有研究表明，平均算来，医生会在病人开始解释就诊原因的18秒后打断他们的陈述。医生们训练有素，对于病情诊断往往顷刻之间就成竹在胸，所以经常连病人还没开始陈述病情就已经开始下诊断书了。对于话说到一半的病人来说，这无疑令人沮丧；而对我们其他人来说，更加忧心忡忡：没人希望在医生这儿得到这种礼遇，更没人相信这种草率的诊断方式能带来理想的治疗效果。但我们天生就喜欢归纳，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我们一旦认定自己是对的，就会缩小关注范围，只留意那些支持我们观点的细节，或者干脆就堵上耳朵，拒绝聆听。
相反，当我们认识到自己可能犯了错的时候，我们更容易听取他人的意见。这一点也可见于医学界：当医生无法诊断某疑难杂症，或者因为某种原因而认为当前诊断并不合理时是出了名的孜孜不倦，敏而好问，还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查证过往病例，以求捕捉到一些不易察觉的重要细节。不过，我个人最喜欢用这样一个例子来阐释学会倾听和学会接受自身易犯错性之间的关系——一个名叫约翰·弗朗西斯的男子，在1973年立下了噤声的誓言，一沉默就是17年。
约翰·弗朗西斯并不是僧人，甚至跟僧人一点儿边也沾不上。他住在费城，是一名工薪阶层的非裔美国人，就连他噤声的誓言也是由另一个有意为之的誓言偶然促成的。在1971年弗朗西斯科海湾大型漏油事故发生之后，当时住在该地区的弗朗西斯下定决心开始戒酒。［这个誓言持续的时间更久。我与弗朗西斯结缘于我以前编辑过的一本在线环保杂志《麦芽》（Grist），《麦芽》曾刊载过弗朗西斯离开内燃机岗位后20年里的生活情况。］“当我一路走来时，”弗朗西斯在《麦芽》的采访中说道，“人们纷纷驻足，质问我到底干了些什么，然后我就会跟他们争执不休。而我也意识到了——你知道的——或许我根本就不想跟他们吵。所以在我生日的那天”——他那会儿刚满27岁——“我决定要让周围的人们清净一会儿，只因为，天哪，我随时随地都在与人争执。”
弗朗西斯一开始并没有打算长时间噤声：“我一开始只是决定试一天，什么都不说，看看能发生什么。”结果这个实验的结果太有趣了，他就坚持了下来。正如同哈维尔·亨德里克斯认为的，要想改善人际关系，就得“听了又听，听了又听”。弗朗西斯发现，停止说话后，他看待他人和他人观点的方式有了极大的改变。“当我意识到自己一直以来并没有在倾听的时候，”弗朗西斯回忆道，“就感觉我好像有半辈子都在关起门过日子一样，”他还强调说，“沉默并不是单单不说话而已……你会听到一些闻所未闻的事，你还会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聆听它们。就这样，我当年会反对的观点，现在我可能会同意了。”在他的回忆录中，弗朗西斯就这一点进行了详细展开。“在我绝大部分的成年时光里，”他写道，“我都没有真正地倾听过。我只会听说话人的观点与我自己的是否相符。如果不符的话，我就不会再听下去，我的念头早就飞到前头，设想自己该如何驳倒我自以为的对方的想法或立场。”
只为了反对、争论和指摘而倾听，对我们很多人来说，这样的反思有切身之痛。选择噤声或许是一种极端的纠正方式，但选择倾听并没什么大碍。毕竟，接受自身易犯错性的唯一方式就是不再一心扑在如何捍卫自身上。的确，我们能通过改变说话的方式给自己留点余地——比如，五花八门的“或许、大概、可能”和“第三只手”之类的。但我们总能通过改变聆听的方式来为自己留后路。我承认，这句话土得掉渣，但总有那么一些真理不会因为岁月的流逝而消逝，也不会因为听起来过时了就失传。无论是在爱情中、行医中，还是整个人生，倾听都是谦逊的表现。它说明他人的观点是有趣的，也是重要的；我们的观点可能是错误的；以及我们要学的还有很多很多。
不过我们还是可以通过若干方式试着避免错误的发生。我们可以提高倾听彼此的能力，巩固畅所欲言的自由。我们可以营造公开透明的氛围，不要提倡遮遮掩掩的神秘主义。我们还可以赋予每个人发言的权利，鼓励他们在发现出错的前兆时发表意见，而不应仰仗于一个重权在握的小圈子。
这些措施或许是发现并且消除错误的良方，但它们听起来更像是一味带来民主的药方。这并非偶然。尽管我们通常并不会往犯错学上想，但一个民主的政府其实还象征着另一种接受错误的存在，削弱其各种危险化身的途径——不是工业策略或个人途径，而是一种政治手段。
回顾现代民主的崛起，其与错误的关系一目了然。在中世纪的欧洲，执政的权利被广泛认为是神明授予的——这一观念被载入政治宗教教义《君权神授》（Divine Right of Kings）中。这一教义所表达的观念，表面上是政治领袖并不受制于任何凡间的权威，更深一层则是认为君主是上帝甄选出来的人物，因此不可能犯错。［从这一点上来看，法国哲学家约瑟夫·德·梅斯特尔（Joseph Marie de Maistre）曾指出，一名从不犯错的领袖和一名从不会被指出错误的领袖之间是没有实质上的区别的。］在15世纪，欧洲国家的政权开始世俗化，君权神授教义的影响力逐渐降低。在接下来的300年里，教会势力迅速衰落，宗教信仰被撵到自己的一方天地中，不再有权力界定和吞噬公众生活，由此政治领袖逐渐被视作凡夫俗子。从好处上讲，这意味着法律允许人们罢黜腐败或无能的统治者；往坏处上讲，这同时意味着所有的领袖都有可能犯下错误，无一例外。因此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们——众所周知，他们已经对错误这一问题如痴如醉——便开始考虑该如何应对政治的易犯错性这一问题。
他们得出的答案渐渐有了民主的影子。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在1762年发表的《社会契约论》中语出惊人，声称尽管身为个人的统治者可能会失足，但“大众的意志是不会有错的”。（卢梭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概率论和统计学的影响，虽然这二者在当时还只是新兴学科，但在他身上的影响也逐渐显露出来。他认为，人民大众的集体意志之上能够产生一种不会犯错的政治体系，这一思想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误差分布论的启发。）同时，在大西洋的另一岸，托马斯·杰弗逊断言：“真理无扰方能成其大，方能无往而不胜，真理是谬误不折不扣的天敌，且无畏于冲突，除非人力强行介入来剥夺其天然武器——自由辩论。”对卢梭来说，允许公民投票选出国家的领袖和政权就能战胜错误。而对于杰弗逊来说，让人们畅所欲言就是战胜错误之道。直接选举和言论自由——这二者分别是民主的定义和民主的象征。
作为美国建国之父中的一员，杰弗逊道出了美国的建国理念：执政者不应是一个永不犯错的完人，而应是一个公开承认其易犯错性的政体，美国正是在这个政体的争执和错误中踏出一条通往全民自由、公正的道路。尽管美国此时还很稚嫩，但它已经包容过一个甚至被视作最严重的错误。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在《政党制度的理念》（The Idea of a Party System）中指出，美国的政治自由是躲在宗教自由之船上的偷渡者。“既然在殖民地，人们就能包容信仰等重大问题上的错误，”霍夫施塔特写道，“那么在美国，当时就已经形成了执政体系的雏形的情况下，人们就更能为了公共和平而学着去宽容错误了。”
事实上，杰弗逊及其他美国早期的政治家不仅仅包容了错误，他们还敞开怀抱欢迎错误，其意图远远超过了维持和平安定。为了与启蒙时代的精神保持一致，这些思想家认识到，在开国初期，真理和错误往往是难以分辨的。因此，他们决定，无论所有理念的表面价值为何，都要允许所有理念百花齐放。当他在美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羊皮纸上签上自己的名字之前，本杰明·富兰克林说道：“我承认目前的宪法中有几点我暂时还不同意，但我不确定我是否会一直不同意。活了这么久，得益于更好的信息、更周全的考虑，我曾数次改变了对若干重大问题的看法，尽管当时我自以为是对的，后来却发现并非如此。”这段话用来形容美国的建国历程再适合不过了，它正是建立在这样的认知上：要想让一个政治体系成功运作，就必须将对错误的宽容嵌入骨髓。
事实正是如此。尽管美国开创的政治体系经常让人失望，但它往往能在最后力挽狂澜：我们被迫与跟我们的政治理念相悖的人一同合作执政。这一点可见于联邦制（国家政府和州政府分权执政），还可见于三权分立（即立法、行政和司法三大分支权力共享、相互制约）。在这两例中，执政权落于不同的独立实体手中，用以防止某一方权力的巩固，确保没有一家的意见会盖过其他的言论。对错误的包容还体现在我们的法律是可以被修改的，我们拥有挑战本国传统的自由。（这个观念虽然对我们来说再基本不过了，以致根本无法想象没有它的生活会是怎样的，它在历史上绝大多数时期中、绝大多数的政府形式都是备受咒骂的。）我们经常在民主的两大标志性观念中观察到对错误的包容：政党制度和言论自由。
政党制度与言论自由是齐头并进的。民主政府跟个人一样，都必须承认自己有时也会犯错。同时，要想让自己心里尽可能舒坦，他们还得记住，只有通过这些错误，才能知道自己是自由的。
这一切都很好——这样那样的民主，诸如此类，但当自由开放的社会犯下泯灭良心的错误时，又会是怎样一番状况呢？在第7章，我们目睹了瑞士直到1971年才向妇女开放选举投票权。而美国的民主政府在历史上曾批准人类奴役合法化，将本国公民关押在拘留营，对反对党内部进行间谍活动，对国家的疑似敌人进行折磨，并且还通过其他数不胜数的方式展现出一个民主国家犯错之多、程度之重。
你或许会说这些丑陋的篇章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民主体系出现了故障，而并非民主政权带来的后果——此话说得好听一点，不过是一个民主的虔诚信徒口中真假参半的自我安慰罢了。如果一个体系能容纳犯错之必然性，并且相应地允许各种观点的表达；如果这些观点中的一个观点——比如，负债者应受牢房之罚，或者种族间的通婚为法所不容——成为根深蒂固的政策，那么谁又能说这是邪说而不是民主呢？诚然，民主社会的失足仍然好过霸权社会。但这些错误仍令人担忧——更何况，同样严重的错误在未来仍然在所难免。
同样，政治体系用于包容和避免错误的手段与我们在本章前段看到的其他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无论是在政坛、工业领域还是日常生活中，你都可以建立一个防错系统，但你不敢打包票这样就能抵御所有的错误。例如，许多医院都有类似于“术中暂停”的规章，手术小组在开始任何程序之前都必须要照这张一览表进行核对。BIDMC在2008年“开错刀”医疗事故之前已经有“术中暂停”体系了，但手术小组却没有使用它。现在有许多医院都会在术前给患者需要动手术的体侧做好标记。BIDMC医疗事故中的那名患者正确动刀部位也做有类似标记——可是医生并没有注意到它。至少对这位患者来说，现有的防错系统“还不够完善”，保罗·利维承认道。后来，他和管理小组回到黑板前对防错系统进行了改善（其产物之一，就是下面列出的新版“术中暂停”一览表），利维说道：“我们认为防错系统比以前更有效了。但毫无疑问，将来又会有别的地方出岔子。”的确如此。你设计出一个防错系统，它有效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又冒出来一个错误，告诉你设计中还有纰漏。于是你对系统进行修正，现在它更有效了——但迟早又会有别的错误被忽略，告诉你还漏看了更多的缺陷。错误似乎总是先我们一步。
因此，我们不可能捕捉到所有的错误，或者跟上错误的步伐。不过，我们也不能放弃这场追逐，因为这样做带来的代价都太高——无论是人命、金钱，还是单纯的愚蠢。所以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继续和错误共存下去，不断寻找它。它无处不在，只是藏得太过隐蔽。为了让我们更好地思考寻找错误的方法，我想借助一个十分著名的终极方法来接受（为了减少）犯错的可能性。笛卡儿为我们带来了解决方法，他或许是史上最热衷于犯错也最爱写犯错的哲学家了。在《第一哲学沉思录》（Meditations on First Philosophy）中，笛卡儿试着探寻我们该如何（以及能否）区别错误与真知。他首先指出，在理论上，我们犯的错是没有上限的——因为就算是我们看来最确定的事情，也可能是上帝在故意欺骗我们。
或许这种欺骗行为看起来并不像造物主的作风，因此笛卡儿的巧思妙喻渐渐得名为“邪恶天才”。邪恶天才或许是迄今为止人类设想出的用来接受自身易犯错性的最彻底的手段了。它让笛卡儿怀疑任何可以怀疑的事物，包括（我之前提到的）他自身的存在——尽管，众所周知，我们自身的存在是他最后唯一确定可以仰仗的事实。笛卡儿的观点的逻辑运作是这样的：我可能没胳膊没腿，尽管我自以为我有；我可能没有自由意志；我头上可能没有一片天空，或者面前没有一杯咖啡。一个全能的邪恶天才会让我相信上述所有事物，哪怕它们无一存在。但就算是邪恶天才也无法欺骗我，让我认为自己在思考。如果我认为我在思考，那么我必然是在思考。再进一步，在这个思考中一定有一个“我”的意识萦绕其中，就算这个“我”没有四肢、没有自由意志，也没有对咖啡上瘾。最后笛卡儿道出了这句名言：我思故我在。
再次确信我们可以思考无疑是一大慰藉，不过此刻我们如果提出这样的疑问想必也情有可原，那就是：我们为何而思？通过哲学家对错误的处置，我们知道自己的思想是存在的，但它们或许与真实世界大相径庭。通过了解工业和政治体系对错误的处置，我们明白无论我们如何对错误提高警惕，也无法让自己和这个社会避免灾难性的错误。不妨再回忆一下“出自人类历史的悲观元归纳”——许多我们曾深信不疑的思想在过去被证明是错误的，那么我们的许多新思想也会在未来被推翻。
（续表）
2008年夏天“开错刀”医疗事故发生后，贝斯以色列女执事医疗中心颁布了这份修正版的“术中暂停”核查表
对于这种悲观，这种极端的不确定性，我们该何去何从？我们需要它吗？它有用吗？实用主义创始人查尔斯·皮尔斯（Charles S.Peirce）并不这么认为。他对笛卡儿嗤之以鼻，还忠告我们不要“在哲学上怀疑我们内心深信不疑的事物”。诚然，我们已经知道，所有人都有（并且需要有）自己的观念，我们要么隐隐约约这么觉得，要么就深信不疑、不容置喙。就拿我自己来说，我从不会花时间来怀疑自身的存在，或者质疑我内心深处的任何道德准则。但总体说来，我仍然倾向于认为皮尔斯的观点是错误的。怀疑是对自身观念的挑战。我们之所以会研究出一套又一套正规方案来进行怀疑，那是因为，正如我在前文写到的，我们的内心非常不擅长怀疑。
而我们也为这一弱点付出了代价。我并不只是想说，如果学会怀疑自身观念，我们会犯下本可规避的错误。的确，这些错误或许代价不菲，但对我们的易犯错性视而不见只会带来更大的损失。事实上，它的影响会延伸到我们对整个世界的看法中。苏格拉底授课时，并不是填鸭式地向门生们灌输死板的知识。相反，他向门生们传授疑问，即面对世界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时内心的一种疑问、焦虑和敬畏相交织的感受。如果我们不能接受自身的易犯错性的话，我们就会失去这种怀疑的能力。这不是哈姆雷特式的疑问——那是一种面对艰难抉择时的痛楚。也不是缺乏安全感、坐卧不安或麻木不仁的疑问。这是一种积极主动、富于探索的疑问：这个疑问激发我们蹒跚前行，跨越界限；这个疑问不是让头脑分裂，倒更像是让它繁衍，让它像斯蒂文斯的那棵树一样，上面栖息着3只黑鸟，还有整个布朗克斯动物园。要是我们不能接纳错误的话，我们就无法享受到这种疑问——充满好奇、可能和未知的疑问。
此外，我们若是拒绝为自己的易犯错性加冕，还会错失掉另外一些东西。我在本章探讨的是承认错误对于预防错误的重要性。然而，有时承认错误并不是达成目的的手段，而是目的本身。作为本章结尾，我不妨转向接纳错误的另一个理由：不是为了消除它，而是为了享受它。
【注释】
[1]医生们常常以害怕患者上诉为由，为自己的戒心与沉默找借口。但这种担心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无凭无据的。首先，有35个州已经通过“对不起”法案，意在禁止律师在医疗事故诉讼中以医生的致歉为由对其进行声讨。另外，也有证据表明开诚布公地承认错误并致以歉意可能恰好会降低被诉讼的可能性。1987年，位于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的退伍军人医疗中心在经历数起高曝光率、高赔款额的医疗事故诉讼后，颁布了医疗事故道歉曝光政策，开创了美国医院的先河。自那以后的30余年里，这家医院只上过3次法庭。同时案件的赔偿金额也大幅降低，平均安置每位病患原告的金额降至1.6万美元，相比之下，美国同等医院的平均赔款金额为9.8万美元。其实这些数据并不令人意外，只要你想一想其他几个数据——比如，有40%的受害者声称，只要院方当初给一个全面的交代并且低头认错，他们本不会将院方告上法庭的。
[2]ppm，即百万分率，定义为百万分之一，1ppm即一百万分之一。
[3]我在本书前面的章节提到过，我们将错误等价为向正常或理想状态的偏离——举个极端点的例子，邪恶与原罪，还记得吗？六西格玛管理法从极其正面的角度，将这一思维模式展现得淋漓尽致，并告诉人们这种联想模式也能带来许多益处。在六西格玛的拥趸之间，偏差值不仅仅会被用来象征错误，还经常被称作（我在这里进行原封不动的引用）“敌人”和“邪恶”。
[4]要说采用公开透明的方式来减少错误，还有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开放源代码运动。这一运动起源于电脑科技，核心理念是相信对于任何既定系统，运行程序越透明，就能越快侦查出内部的错误与缺陷，并予以及时修正。这样一来，该系统会更完善，也更有活力。尽管开放源代码运动还很稚嫩，但它已经在各种运行系统中取得了开拓性的胜利，如百科全书、审核学术论文等。（其在网络领域的成就更是不在话下，网络本身几乎就是通过开放源代码程序发展出来的。）常规操作和编程封闭集中，而开放源代码运动和所有尝试了解错误、预防错误的行动一样，强调的是透明度、包容性和民主化。
[5]有时心理学家也会把边缘型人格障碍患者形容为停滞在这一时期的人，因为他们始终认为世间万物都是绝对的。除开其他特征，这种障碍症还表现为力求正确的狂热冲动，以及拒绝接受易犯错性的执拗，或者否定多视角存在可能性的决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