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谈起错误，在开始写书之际，我完全没想到会有如此多的挑战，更没想到我将会学到多少东西（和需要学习多少东西），以及一路上将会累积多少智力和情感上的疑问。要是早知这样的话，当初我或许压根儿就不会开始这个项目。但既然我为自己写了这本书而感到庆幸，那么我首先应该感谢那些知道这一路艰辛，并且明智地为我守住秘密的人们。

其中之一就是我的代理商金·威瑟斯庞，最初是她将我拉出一片空白的困境，接着又为我铺好坚实大地，将我带上“极乐之地”——如果有这么个说法的话，简直可称之为绝妙的帽子戏法。我万分感激她对我的鼓励、付出及诚恳。感谢其他所有因克威尔管理部门（Inkwell Management）的工作人员对我的亲切接待和帮助。同样还要感谢我在Ecco出版社的编辑丹尼尔·哈尔彭和弗吉尼亚·史密斯，他们对这个项目的热情胜过我对这本书的写作激情。还要感谢Ecco出版社的哈珀·柯林斯小组的其他成员，和他们一起工作非常愉快，也对我完成本书带来了很大帮助。

按照作者致谢的惯例，应该感谢每位出手相助的人，然后附上礼节性的注释，声称本书出现的任何错误都系作者一人承担。不过，在这儿情况略有不同，在给予我最大帮助的人们中，有很多恰恰向我分享了读者们读到的这些错误。要是没有他们慷慨地向我讲述自己的犯错体验与观点，这本书根本无法完成。我尤其要感谢罗斯·格尔布斯潘、埃米·赫佐格、邦尼·斯科特·琼斯、唐纳德·莱卡、乔纳森·明克夫、凯西·米萨卡、伊丽莎白·奥·罗诺文、安尼塔·威尔逊、马克·朱姆沃尔特，尤其还要感谢彭尼·比尔岑，他们的故事和思考一并收录在本书之中。

还有数不清的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对本书的完成产生了影响。其中，我要感谢拉乌尔·费尔德、斯蒂芬·弗鲁克、厄娜·加德、史蒂夫·亨德里克斯、哈维尔·亨德里克斯、威廉·赫斯特、瓦尔德·琼斯、帕特里夏·金布尔、保罗·利维和海蒂·沃斯库尔。我还要感谢李·安·斯泽克和瑞珍娜·维科帮助我了解瑞士妇女投票权的历史，以及彼得·诺伊菲尔德和他在无罪计划的同事就冤案误判给予了宝贵的协助。同样还要感谢托德·海姆斯·萨姆卡拉，他尽最大的努力（其实也是无人能敌的努力）帮助我解决了自己的主观问题。要是还有什么错误残留，那也全都是我的责任。

在项目的早期阶段，我在波士顿小住数月，并很幸运地找到了一个适合酝酿书中想法的理想环境。在此感谢丽贝卡·塞克西、阿伦·亚当斯、彼得·戈弗雷·史密斯、乔希·特南鲍姆、米拉·比尔岑、汤姆·格里菲斯和塔尼亚·隆布罗索。特别要感谢丽贝卡将我引导到威廉·赫斯坦和瓦尔德·琼斯的方向，并且从整体上来说，还要感谢她自始至终都对这个项目怀有巨大的兴趣和深刻的见解，让我受益匪浅。还要感谢麻省理工学院大脑与认知科学部让我有机会能首次在公众面前阐述本书的若干理念。

其他一些朋友非常慷慨地向我提出了他们的想法，给予了我巨大的支持，在这一段漫长的苦战中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幽默与耐心。要感谢的人多到说不完，对他们任何一个人的谢意也说不完。但我仍然要向他们致以简短的感谢：谢谢吉尔·克劳斯、梅格·汤普逊、罗宾·米尔扎、任·弗里德曼、珍妮特·帕斯金、杰西·亨普尔、莱西·克里希纳斯瓦米、凯特·哈格蒂、埃米·科恩、劳拉·赫尔顿、奇普·吉勒、卡米尔·罗布基斯、耶尔·克洛帕斯凯、凯文·尼尔、德博拉·希姆巴克，尤其感谢莱斯利·布鲁克斯、艾米莉·西格尔和丽芙·耶斯特旺一直陪伴在我身边。还要感谢詹姆斯·阿尔图切尔和安妮·阿尔图切尔让我在斯派山度过了一段无可替代的美好时光；感谢安·卡茨和霍华德·卡茨能展开双臂迎接这本书和它的作者；谢谢丹尼斯·毕尔巴鄂向我提供了音频文件，还带来了其他的惊喜；感谢优鲁巴·里辰、诺伊·苏柏凯和斯蒂芬妮·吉里，他们是我十足的好伙伴；感谢阿曼达·格里斯科姆·利特尔带我在地图上和文字间历险遨游；感谢我的老朋友詹妮弗·马古利斯，对我来说，她是我的“移动的休养所”，到了紧急关头更是了不起的编辑；谢谢我在俄勒冈州的朋友们帮我维持生活现状——尤其是西莱斯特·巴斯克特，没有她的话我就完了。

我还有几个要特别感谢的人——对他们的谢意实在难以言表。首先是我的父母，马戈特·舒尔茨和艾萨克·舒尔茨养育和支持我（至今仍是如此），让我在持之以恒的爱和天马行空的好奇心中成长。他们不知道自己对我的项目坚定不移的信念带给我的帮助有多么大。我的祖母马德琳·卡恩·普赖斯同样赠予我坚如磐石的爱与鼓励。我的姐姐劳拉·舒尔茨，她就算犯了错也比我们绝大多数人对的时候还要正确。她对此书的贡献（无论是思想上还是其他方面）之巨大让人震惊，但比起她在我心中的位置还要逊色三分。对于我的嫂子苏·考夫曼，我感激不尽。她提供的宝贵见解贯穿全书，她还为我提供了支持、见解、稳妥的建议和第二个家，并且从未动摇；我的侄儿侄女马莎·简·菲洛夫斯凯·考夫曼和亨利·考夫曼·菲洛夫斯凯，他们长期以来都是点亮我生命的明灯，近来更成了我最好的读者和朋友；还有他们的小妹妹阿黛尔·罗莎莉·考夫曼·舒尔茨，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带给了我们所有的欢乐。

最后，我不知道要是没有迈克尔·卡瓦纳和阿曼达·卡茨的话，这本书究竟能不能完成（我也真的不知道究竟该怎么才能完成）。本书中一些最好的想法和最真诚的感情都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他们二人。迈克尔是第一个知道我有兴趣写一本关于犯错的书的人，并且在接下来的每一个环节里，他都陪在我身边——无论他知道与否。我为生命中能有这样一个人来陪伴而感到难以言表的幸运和幸福。阿曼达一开始想要的就是这本书，后来连作者也追到了手——毫无疑问，后者是更加艰巨的工程。我不知道我该如何感谢她的耐心、温柔、幽默、敏锐、编辑才能，还有最重要的，是她执着的信念。我只知道，是她让这本书，以及我的人生更加美好。

在写这本书时，我经常会想到作家菲利普·古尔维奇曾经说过的话。“作家不能写他想写的，”他说道，“而应该写他能写的。”换个说法，他说的其实就是我在最后一章讨论过的错误：理想的床（或者说理想的书）和实际的床（书）之间的鸿沟——我们能够预见的和我们最后完成的事物之间的鸿沟。最后，我终于体会到了写这本书的意义。瞄准和落空，错失靶心，误入歧途，酿下错误：这的确是一个痛苦的教训，同时也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快乐。我为能同时体验着这两种感受而心存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