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哪里出了错？
一旦系错了第一颗纽扣，后面就再也系不好了。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
1844年10月22日的清晨，一群人聚在一起等待世界末日的降临。他们在家中、教堂里、户外复兴布道会上碰头，这些人大都来自纽约和新英格兰，也有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甚至还有从英国、澳大利亚和南美远道而来的。没人知道这支队伍有多庞大。有学者估计有25000人，还有人说超过了100万人，而更多的人认为聚集人数有几十万。无论确切数字是多少，聚集队伍之庞大远远超过任何邪教，参加人员之庞杂更无法归结为某一教派。信徒里有浸礼会的、卫理公会的、圣公会的、路德教的，还有来自基督教门下的三教九流，此外还有几拨新近皈依但不从属于任何教会的前无神论者。他们几乎囊括了19世纪中期社会各个领域的人。社会学家再三声称有关世界末日的预言，对穷人，以及未获得公民选举权的民众——即那些后世比今生更有盼头的人——尤其具有煽动性。但在1844年的那一天，律师、医生、农民、工人、被解放的奴隶，受过教育的和未受过教育的、家财万贯的和一贫如洗的——所有人都万众一心，等待着“被提”[1]。
这群信徒在其他方面都各不相同，但唯一的共同点是：他们都信服威廉·米勒的教义。威廉·米勒是自我修行的牧师，通过对《圣经》文本的钻研与分析，他最终坐实了耶稣再度降临人间的确切日期。米勒于1782年生于曼彻斯特，在家中16个孩子里排行老大，祖父是一名浸礼会牧师。在他4岁时，全家搬到了纽约州北部，后来被称为“第二次大觉醒”的举国宗教复兴运动才刚刚在这里露出苗头。此后数年之间，米勒家附近的地区便被称作“燎原之地”，因为宗教信仰之火在这里熊熊燃烧，几乎所有人都皈依了基督教。
天时、地利、人和（家系背景）都预兆了一位未来宗教领袖的诞生——然而，当时还年轻的米勒却发出了退教的声明。他后来写道，自己当时心存疑惑，因为“《圣经》中有多个自相矛盾之处”；并且，在携新婚妻子搬到佛蒙特州之后，他在几个朋友的建议下开始阅读伏尔泰、休谟和托马斯·潘恩的著作。这三大思想家都拒绝拥护宗教教条的权威，提倡自由理性的思考，于是渐渐地，米勒也开始接纳这些观点。
1812年，美英战争爆发。许多人在沙场上重新皈依了基督教，其中也包括米勒。作为第十三步兵团的团长，米勒参加了普拉茨堡战役，美军以少胜多击败了英军，从而扭转了战局。对米勒来说，这场意外的胜仗证明了上帝之手的存在：“在这种差距下还能打赢，实在出人意料，在我看来更像是比人类更伟大的存在所为。”他后来如是写道。不过，我却禁不住揣测，当时真正让米勒改变信仰的是与死亡零距离接触的经历。长时间以来，他都对唯理论[2]怀有疑虑，尽管它有诸多优点，但“无法脱离开‘往生’这一概念，并且也倾向于否认往生的存在”——这一缺憾想必在米勒目睹战争的残酷后更能切身体会。（再加上米勒的父亲和妹妹也在战争期间相继离世。）米勒曾写道，与其接受灵肉俱毁的可能性，他“宁愿选择《圣经》中的天堂或地狱，来试一试自己的运气”。就这样，这位左右摇摆的浸礼会教徒又重新开始信奉《圣经》。
但是，早年基督教中让米勒困惑烦恼的矛盾点仍然未能得到解决。1816年，他在佛蒙特州结识的一位旧交告诉他，要么化解《圣经》中的矛盾，要么就索性退教；米勒接受了挑战。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全心全意致力于构建一个体系，该体系最终由14条法则组成，意在让《圣经》文本从此前后一致。自此以后，他反复宣传这个体系是多么简明易懂且无懈可击，当然不信教的人要是不这么认为也情有可原。（法则8：“图像符号始终具有象征意义……比如山峦象征政府，野兽象征王国，水流象征人民。”法则10：“图像符号有时会有两个及两个以上的不同含义，如白天可用于象征3种不同长度的时间：1.无限的时间；2.有限的时间，一天代表一年；3.一天代表1000年。”法则11：“如何判断一个词是否使用了象征意义。如果它从字面上就能说得通，并且不违背自然法则，那么它在此使用的即是字面含义；反之，则为象征意义。”）正是这些解释文本的法则让米勒推断世界末日已近在咫尺。《圣经》里既然这么写，那就准没错。
许多人对地球的命运都给出了各种千奇百怪的推演——除此以外，关于永动机是否存在、微波炉是否会给身体带来危害，以及韦科惨案[3]究竟是怎么回事儿也有五花八门的说辞——但能成为国际标杆、跃居万人之首的人屈指可数。如果米勒没有和那个人合作，终其一生他也只能默默无闻地传播基督降临的理论。那个人就是乔舒亚·海姆斯。他可谓集拉斯普京[4]、沃伦·巴菲特、卡尔·罗夫[5]和威廉·伦道夫·赫斯特[6]的才能于一身：他是精明狡诈的智多星，是一呼百应的筹款人，是才华横溢的政治家，还是一位人情练达的高手。他和米勒在1839年相遇，那时米勒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巡回牧师，对着新罕布什尔州埃克塞特镇的一小撮人宣讲他的教义。
海姆斯在成为这个小型米勒运动的信徒后便立即开始对其进行改造。他迅速地建起两家报社，《时代标志》（Signs of the Times）和《午夜呼声》（The Midnight Cry），很快两家报社合计发行周刊6万份。（其他报社也接踵而至。）他还发行了上百万份小手册、赞美诗集和海报，对世纪末日的最后期限进行了详细解释，并且在全美建立书库以保证发行刊物能够得到普及。他要求米勒不要只停留在小镇和农场社群周围传教布道，而是要将教义推广到东部沿海的大城市去。同时，他下令开始修建大型帐篷以保证米勒教复兴会议能在农村地区举行。他把主要精力放在牧师招募上（据他本人估计，招募总人数达到400人左右），而不仅仅是吸纳更多会员，这样才能提高每一位皈依者的声势与影响。接着他又为每一名牧师制定了相当繁重的传教时间表——在这种阵仗面前，就连美国总统的拉票运动也相形见绌，就像是在公园遛个弯儿那么容易。有了这些准备在先，又搭上了当时有利于宗教复兴的时代风潮，米勒主义很快就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字。
一开始，米勒教教义并未说明耶稣基督再度降临的确切日期。因为圣主能否降临取决于其他一系列预言能否应验，而这些预言本身的细节模棱两可，米勒的追随者们也一直为这些预言是否已经应验而争吵不休。米勒本人一直认为“被提”可能会发生在“1843年左右”；在众人的催促之下，他最终宣布世界将会在1843年3月21日到1844年3月21日之间的某一天终结。当1844年3月21日平安无事地过去之后，米勒的追随者们开始有些焦虑不安了，但他们仍然坚信世界末日越来越迫近了。（回想一下前文提到的利昂·费斯廷格的发现：未能应验的预言往往会让信仰愈发坚定不移。）最终不是米勒，而是另一位信徒塞缪尔·斯诺提出了10月22日这个日期，并提供了相应的算式证明。
或许因为人们的焦虑和期待已经达到了极点，斯诺的提议很快就如野火燎原般迅速传播开来。很快，10月圣主将要降临的消息就成为米勒教普通教众的信仰。
或许是被斯诺的越位行为惹恼了，或许也是对上一次预测的失败心有余悸，米勒、海姆斯，以及米勒运动的其他骨干并没有立即入伙。米勒也写道，自己“直到离10月22日只有两三周的时间才相信了预言，因为斯诺的预言在广大教徒之间空前盛行……我也只能告诉自己这是上帝的安排”。（言下之意，即5000万的米勒教教徒们不会有错。）直到性命攸关的10月初，几乎所有人的观点都达成一致：期冀已久的“被提”就快来临了。
上图为威廉·米勒曾用过的宣讲图，上面详细列出了2520年来接连应验的预言，并声称最终耶稣基督再度降临的预言将在1843年（他最初预测的时间）得到应验。
无论世人对米勒、海姆斯，以及他们的追随者做何评价，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信仰都是虔诚的，这一点显而易见。这份虔诚的信仰弥漫于当时的社会风气中，这既可见于文学作品（在有些情况下），也可见于各种怠工的行为中。1844年，许多米勒教教徒拒绝耕田种地，因为他们相信在冬天来临之前世界就会毁灭。当然，那些开春播了种的人也大都弃田不顾，任其自生自灭，因为他们认为不久之后，在上帝面前，善者恶者都不会再需要尘世间的食粮了。人们大量宰杀家禽家畜充饥。信徒们算清了尘世的债务，将余财尽数散去，大都用来帮助需要还债的穷教友。[7]海姆斯在10月初关闭了报社，因为在他看来，等时辰一到，世界上最世俗的职业——新闻业，也会变得无关紧要。在预言的末日来临前的最后几天，人们举家逃离家园，搬进教堂、田地和其他祷告用的公共场所，等待末日降临在信徒头上。此情此景，正是10月22日那天清晨米勒教教徒们的模样：满心希冀，忐忑不安，欣喜若狂……与外界隔离，只与同教中人相拥，他们中很多人在最近流离失所、身无分文，并且都十分迫切地想要与造物主相见。
当然，我们已经知道了故事的结局。太阳东升，又西落。救世主耶稣并未现身。世界终究没有终结。这件事（或者更准确地说，这件未发生的事）被历史学家冠名为“大失望”。
在我们现代人听来，“失望”这个词未免太轻描淡写，但米勒教教徒们一次又一次地用这个词来覆盖一片辽阔的情感地带：震惊、迷惑、羞辱、绝望和悲伤。他们中很多人都留下了关于那一天的记录，其中有不少篇章巨细无遗地描述了那种痛楚。其中一个记录者，华盛顿·莫尔斯断言：“对于相信圣主降临的信徒来说，这一打击之大……唯有圣主耶稣受钉于十字架上可与之比拟。”另外一位名为海勒姆·埃德森的记录者写道：“在我看来，就算失去尘世间所有的朋友也比不上这种失落。我们止不住地哭着、哭着，直到另一个黎明的降临。”第三名记录者卢瑟·鲍特尔描述道：“那些虔诚无比、满怀期冀的人们伤心欲绝，难以言表。仍然留在这个冰冷的世界！还是没能解脱——圣主依旧不曾降临！鸦雀无声之中，只有满腹的疑问，‘我们在哪儿？’‘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是啊，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当你前一天早上一觉醒来，满心以为能一睹救世主的面容，并在夜幕降临之时被带上天堂——而第二天太阳升起，沮丧的是，这个世界丝毫未变。这时你会怎么做？面对尘世间日复一日苦役般的轮回——耕耘荒置的田地，照管空空的农仓，哺育膝下的幼儿，还要看邻居幸灾乐祸的样子？
从实际角度看来，立即处理燃眉之急一定是这些四面楚歌的米勒教教徒们的首要任务。而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他们还面临着另外一项当务之急。我们知道——通常他们自己也察觉到了——米勒教的教义是错的。但是在哪儿出了错呢？每当犯下一个重大错误时，我们几乎都会被这个问题难倒。在犯下错误后，我们的第一要务就是划清错误的范围，判定其症结性质。确切地来说就是，我们究竟在哪儿迷途？我们误入了哪条歧途？又走偏了多远？
这些问题正是对我们智商和情商的考验。要找出我们究竟在哪儿出了错，的确会有些令人迷惑——这就好比在黑黢黢的树林里寻找来时的路。并且，要想直面错误的真实范畴与症结（这一点更是不言而喻）也是心理上的一大考验。关键在于，这两大挑战是不可分割的：如果我们无法做好相应的心理准备，完全接受自己的错误，我们就无法厘清思维，弄明白究竟我们是在哪儿、怎么犯下的错误，又是因为什么犯的错。（正因如此，戒备心理对所有问题的解决和改进都有害无益：在人际关系、商业洽谈、创造性和脑力型工作上都是如此。）在本章的后面，我们将更深入地关注这种让人懊悔的倾向，正是它让我们把第一个挑战搞得一团糟——为自己的错误找借口，大错化小、小错化了，或者尽可能顽固、尽可能久地坚持己见，无论自己的观点错得有多离谱。不过，在此之前，我们得理解这种挑战带来的风险。换句话说，我们需要弄明白，为什么回答“哪里出了错”这个问题是如此重要。
想想看，米勒教教徒们在面对这个问题时是什么反应。关于圣主降临的预言未能应验成真后，他们开始散播各种理论，争先恐后地解释预言落空的原因。我们在上一章读到的安尼塔·威尔逊发现自己漂浮在错误的汪洋大海之上，名下没有一样理论可以依靠；而米勒教教徒们面临的问题却恰恰相反。他们可以说是理论泛滥——多得无法斟酌考量，甚至多得无法寻觅踪迹。[8]在“大失望”结束1年半以后，原教徒伊诺克·雅各布一声长叹，“唉，在过去的18个月里，有多少人漂浮在这片充斥着自相矛盾的理论海洋上！你们难道就不想从这些枪林弹雨之间抽身而退、求个清净吗？”
大错误之后新理论往往会层出不穷。事实上，科学史学家托马斯·库恩曾指出，在一种信仰系统坍塌之后，另一种新信仰确立之前的时间里，总会前赴后继地涌现出各种假设；每一种假设都是对“错在哪儿”这个问题给出的一个不同答案：因为我们的新理论大都是在我们自认为原先出了错的地方重建起来的。换句话说，通过判断过去在哪儿误入歧途，我们以后便可以在该处保持警惕。
这也说明，我们面对“哪里出了错”所给出的答案也将告诉我们哪些观念该留，哪些观念该丢。说到底，观念并不是孤立存在的。有时候它们之间是由逻辑维系的：如果你相信是上帝用了7天时间创造出这个大千世界与芸芸众生，那么你就必然相信进化论是一个谬论。而在另外一些时候，它们相互间又不存在必然联系，但在特定的社会中（或被迫）相互关联。不管它属于上述哪种情况，关键在于我们的观念是捆在一起的。这就导致移除或取代其中任意一个观念很难不影响到另一个——并且涉及的观念越接近核心地带，波及范围就越广。从这个方面来说，观念就像房屋的栋梁或者句子中的词汇：抽掉其中任何一个，都会使整个系统变得摇摇欲坠或者让人不知所云。因此，有时错误会引发一连串大范围的转变，以致新生的观念体系几乎与之前的截然不同。
我的朋友马克在意识到自己是同性恋时，就经历过这种多米诺骨牌式的观念转变。“为了出柜，”他解释道，“我需要否定很多我迄今为止一直深信着的东西（他对同性恋的看法）。”因为马克自小信仰天主教，所以这些相关看法很多都来自天主教教义。对有关同性恋的教义的质疑，导致他开始怀疑（在很多情况下开始排斥）其他的天主教教义。他告诉我：“我发现在‘出柜’的过程中，需要抛弃很多其他观念，这些观念其实与同性恋根本不沾边，这一点让我很惊讶。”
当然，马克本来没必要抛弃其他观念——这也正是这个问题有趣的地方。和他有类似经历的人中，也有一些人虽然拒绝了天主教关于同性恋的教义，但仍对其他教义深信不疑。马克以自己的方式回答了“哪里出了错”（事实上，他已经在通往“百分之百错误”的路上走得挺远了），事实上跟他一条船上的人们却各自做出了不同的回答。这就是“究竟错在哪儿”这个问题的核心所在：无论我们的哪种观念出了错，我们几乎总能找出无数种方法来评估自己的错误。
拿米勒教教徒们来说吧。所有人都面临着一个任务，即将他们犯下的这同一个错误抽丝剥茧，查出其症结所在。老实说，他们究竟在哪儿出错了？在所有答案之中，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对错误矢口否认。这便是“否认”的领域，错误在这儿就是0，即不存在。你或许认为每一个米勒教教徒在“大失望”后都会或多或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毕竟在那之后地球仍然在继续运转着，这是比什么都有力的铁证。但这么想就错了：那些米勒教教徒中最无可救药的顽固派认为他们压根儿就没错，并且在嘲笑我们想象力贫乏的同时，向我们展示了他们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他们发表了让人头晕目眩的修正主义理论，宣称圣主耶稣其实已经重回地球了——他住进了信徒们的心中，自此栖居在（尘世的）天堂之中。
如果说“哪里出了错”这个问题的一个极端答案是矢口否认，那么另一个极端答案便是全盘接受了。不过，全盘接受比矢口否认更难以捉摸，也更灵活多变。我们的错误大小是有下限的，而这个下限就是0，不存在；但我们很难确定错误的上限。[9]对于基本承认错误的米勒教教徒来说，他们中有人彻底摈弃了对上帝的信仰；另外一些人选择脱离组织；还有人只是否定了威廉·米勒的教义。这说明，哪怕同样是真心实意地承认错误，他们承认的错误也是有大有小，其重要性对每个当事人来说都大相径庭。
在下一章我会详细讲讲矢口否认与全盘接受，因为这二者分别代表了我们与错误的关系的两大重要方面。而现在呢，我想要先重点探讨一下应对“哪里出了错”这一问题的折中反应。这些反应是既不彻底接受，也不决然否认，而是通过轻描淡写、模棱两可、出尔反尔、强词夺理等诸多方式来缩小错误的范围。不用我说你也知道，这种缩小错误的行为是再常见不过的了。还记得我在上一章描述的站在别人的车前，拿自己的车钥匙狠命开锁的情景吗？这是我从心理学家唐纳德·诺曼（Donald A.Norman）的著作《设计心理学》（The Design of Everyday Things）中抄来的，这本书对那些设计拙劣的蹩脚货——小到门把手，大到核反应堆——都狠狠地控诉了一番，同时也剖析了我们是怎样发现它们让我们犯下的错误，并且加以改正的。诺曼写道，在他研究的每一个场景中，“改正错误的过程似乎都是从尽可能低的层面开始，然后逐层升级的”。也就是说，我们习惯先怀疑是不是钥匙不对，或者锁出了毛病，然后才会想到是不是找错了车——或者我们自以为有车（其实没有），或者在我们购物时有火星人从天而降，往锁里注入了火星牌强力胶。尽管本质上来说，诺曼是一位错误研究专家，主要关注的也是机械式和程序式的错误而不是观念，但我猜想他的观察结论还是能通用的：我们每个人在判断错误大小程度的时候都倾向于保守主义。
我们已经知道，在有可能颠覆我们世界观的挑战面前，采取一种保守的态度是正常合理的防御手段。无论是对长颈鹿从肯尼亚迁徙过来的概率的冥思苦想，还是猜测我们的轿车是不是被外星人的胶水灌得死死的，都对我们没什么好处。尽管有时候这种保守主义一开始看起来还不失为明智的认知策略，但最终则演变成歇斯底里的感情用事。正如我们接下来将会看到的——同时也要感谢米勒教教徒为我们留下的资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与其说是在坦诚地判断自己犯的错，倒不如说是在不择手段地将它们最小化。
在“大失望”的翌日清晨，海勒姆·埃德森看见了一个幻象。这位名叫埃德森的男子正是我之前提到的声称“大失望”事件带来的打击“胜过失去尘世间所有朋友”的米勒教教徒，诸位读者自然不难想象在10月23日他会是怎样的感受。在反思前一天的错误究竟有多严重的时候，他写道：“我皈依基督教以来，以为在圣主降临这一天的经历是最为珍贵，也最闪耀的体验。如果这也沦为失败，那么我对其他的宗教体验又算得上什么呢？《圣经》被证明是一个谎言了吗？难道上帝、天堂、金色故乡、极乐圣地都是不存在的吗？这一切难道都是精心编织的谎言吗？难道我们对这一切的诚挚希冀与期盼都无据可依吗？”
为了摆脱这些可怕的想法，或者至少在世间行些善事，埃德森走出家门，试图安慰他的教友们。上路后不久（他后来写道），他就发现，“天堂似乎在我眼前敞开，我清晰地、清楚地看见，我们的大主教不是从最神圣的天庭降临尘世的……而是在那一天首次步入了第二个房间——法庭，从而在圣地完成降临尘世之前的准备工作。”埃德森没有指明第二次降临的时间，而是总结道，10月22日那一天，圣主耶稣进入天堂中最神圣的房间，并在那里开始对世间万物进行审判，为再度降临做准备。
这条教义多多少少是埃德森灵机一动的想法，后来被人称为“查案审判”。它在另外两名米勒教教徒埃伦·怀特和她的丈夫詹姆斯·怀特的手中定型，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实际上，复临论者们是用一件难辨真假的天堂事件代替了原来的正误可判（并且已被证实是错误的）的尘世事件——只运用了一点障眼法就推动了新教派的繁荣。如今，耶稣复临论派在200多个国家中已经拥有了1.5亿名教徒。追随者们一直相信圣主耶稣自1844年以来一直忙于对生灵们进行审判，等审判工作结束了，世界末日就会降临于世。
对于那些虔诚的复临论者来说，海勒姆·埃德森的幻象无异于来自上帝的讯息；当然，其他读者对此或许有不同的解读。有些不拘小节的人或许会认为埃德森的幻象和失明的汉娜别无二致。正如同她“看见”一个笔记本和一位古铜肤色的医生一样，埃德森也在天堂的第二个房间里“看见”了他的救世主。对持有这种想法的人来说，埃德森只是在空想罢了：和汉娜一样，他用来解释错误的说辞虽然发自内心，但毫无依据。而对另外一些不那么留情的读者来说，埃德森的虔诚十分可疑，他看到的幻象不过是凭空捏造，只是他用来挽回颜面的手法罢了，然而这一手法却注定要改变这个世界。
当我们为自己的错误找借口时，很少会像埃德森一样改变历史的进程。话虽如此，当我们的观念沦为“精心编织的谎言”时，任何人都有可能竭力挽回自己的颜面。我们会推卸责任，努力圆谎，把旁人的注意力转移到减罪情节上，为自己争取从轻发落……而不是简单地承认错误。和埃德森一样，我们在推卸责任的时候简直创意百出——甚至还称得上有先见之明。然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有创意”恰恰不能用来形容这种行为——因为到头来这些小花招儿会带来极大的危害。的确，这些具有防御性质的手段能保护我们，让我们不必承受与错误相关的负面情绪。但是，和所有自我防卫一样，这些行为也会滋生人与人之间的摩擦，阻碍合作与创新，让我们变得冥顽不化、局促不安，同时（正如我在前面提到过的）会阻挠我们对错误做出清醒的评估，以便在将来做出更好的决策。换句话说，这些推卸责任的策略会阻碍我们与错误建立更融洽、更积极的关系。我将这些策略称作“错了但是”法（常见句式：“我错了，但是……”），并将以米勒教教徒为例加以阐释——因为他们几乎使用了所有开脱责任的策略来解释犯下的同一个错误，在这一点上帮了我们大忙。[10]
打个比方，“时差”自卫法，常见句式是，“我错了，但咱们明年走着瞧。”这类借口的精髓就在于，我其实是对的，只是这个世界慢了一拍；无论现在我的理论有多么荒谬，它们最终还是会实现的。这便是许多米勒教教徒们直截了当的借口，用研究米勒运动的一位学者的话来说，这些米勒教教徒“继续为接下来的7年设定圣主降临的日期。有一些把时间坐实为10月23日傍晚6点，还有一些设在10月24日。人们对‘大失望’后的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的10月22日一次次寄予厚望，而到了第七个年头（即1851年）的10月22日，米勒主义之火再度点燃”。一方面海勒姆·埃德森声称米勒对日期的预测是正确的，但他却错误判断了这一日期的重要性；其他米勒教教徒则认为世界末日的确快要降临，只是时间上出了点差错。从本质上来讲，他们都将信仰危机归结为计算失误。
对于政治分析人士、股市行情分析师和所有企图预知未来的人（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不例外），“时差”自卫法是经久不衰的手段。2006年，面对70%的美国民众反对伊拉克战争的民意调查结果，小布什总统声称“历史会证明谁对谁错”——他使用的就是“时差”自卫法。正如时间轴表示的那样，“时差”自卫法的言外之意就是：无论我现在看起来有多么错误，我都比当下的民众更正确——因为我高瞻远瞩，拥有更开阔的视野（神一般的视角）来俯瞰江河山川。然而这一手法的缺憾在于，尽管它几乎任何时候都能派上用场，但往往显得荒谬至极。按这个逻辑推下去，那名谎报马克·吐温逝世并因此臭名昭著的记者就是一名预言家了。（他的报道比马克·吐温真实的去世时间早了13年。）
第二种大受欢迎的“错了但是”法是“差一点”自卫法。它不是宣称“我们的预言终将实现”，而是“差一点就能实现了”（“我错了，但只错了一点点”）。这其实就是海勒姆·埃德森那套说辞的本质：圣主耶稣或许没有降临尘世——不过，瞧，他踏进了天堂中最神圣的殿堂。“差一点”自卫法还可以采用另一种形式，声称如果没有发生某些鸡毛蒜皮的琐事（比如大选那天新罕布什尔州下起了瓢泼大雨，州际公路上一辆牵引式挂车引发交通堵塞，巴西有一只蝴蝶扇了扇翅膀，等等），我的预言就绝对不可能出错。归根结底，“差一点”自卫法在本质上虽然不容置喙，但其荒谬之处一目了然：如果我没错的话，我就是对的。
对“差一点”自卫法稍加修改，我们就有了“场外干扰”自卫法。它的说辞是：本来我的说法完全正确，一切都在正轨上，突然——“砰”的一声——发生了一件诡异的意外事件，导致所有环节脱轨，而我的预测也遭遇意想不到的挫败。这种借口有一个问题，只要是你自己没能预料到的，任何事件都可以被划为意外事件。另一个漏洞就是，这种说法还有一个前提：如果没有这个场外因素的话，结果就会和你当初所预料的一样。就像菲利普·泰洛克写道的那样：“那些使用‘场外干扰’自卫法的人就像是在对我们说：‘当然了，我知道本来会发生什么事儿。我刚刚搭乘无线传输装置从平行宇宙回来，我敢向你保证，那边的事态的确和我的预测完全吻合。’”
和其他“错了但是”法不一样的是，“场外干扰”自卫法的借口对米勒教教徒来说派不上多大用场，因为他们不可能说上帝万能计划会被突发事件扰乱。（因为常理认为，对上帝而言是不存在“场外”的。）但是他们可以运用另一种从古至今一直广受欢迎的“错了但是”法（事实上，他们也的确这么做了）：推卸责任。（“我错了，但都是因为你出的错。”）通过这种自我防卫，我们基本上将错误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没错，我们的确搞砸了，但只是因为依赖了一个不可靠的信息来源，或者跟随了一个其实既不诚实也不可靠的领袖。
我们很难评价这种说辞，因为它既合乎情理，又荒诞至极。普通米勒教教徒的处境便说明了这一点。在“大失望”后，许多教徒纷纷责怪米勒把他们引上歧途，这也在所难免。但是不管米勒教曾给这些教徒施加了何种影响，当初并没有人强迫他们入教。（事实上，他们也不可能被强迫，毕竟虔诚的信仰到头来还是得来自个人的全心投入。）同样，他们也不能说自己被蒙在鼓里。因为和那些异教不同，米勒教教义并不是建立在只有高层牧师才知道的奥义之上的；广泛散播的信条和日期推算既是这场运动的宣传方式，也是它要传达的信息。最后一点，米勒教教徒们也并没有受骗。威廉·米勒不是伯纳德·麦道夫，而米勒的教徒们也不是被麦道夫蓄意蒙骗的客户。他们只是将信仰寄托在了一位权威身上，而到头来发现这位权威是错的，仅此而已。在这方面，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也值得我们同情。正如我们看到的，一切社会的运作都得依靠散布于各行各业的专家，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自己才疏学浅的领域里求助于他人的观点。更何况我们当中居住在自由国度的人还可以自主选择领袖，并且也有慎重选择的义务。个人福祉和社会命运都落于我们的选择之上。再来看看米勒运动：它演变成一场规模巨大、改变历史的荒唐闹剧，不是因为米勒错了，而是因为那么多人错误地选择去相信他。
话虽如此，米勒的确错了。而且他本人也承认了——究竟以什么方式承认，我们接下来就会看到。尽管米勒承认错误的态度比绝大多数追随者都更为彻底和体面，但他终究还是使用了第五种——也是最后一种“错了但是”法，我称之为“宁错不悔”自卫法。当我们运用“差一点”自卫法和“场外干扰”自卫法时，我们声称虽然自己错了，但只错了一点点。当我们采用“时差”自卫法时，我们扬言自己现在看起来是错的，但在将来会得以正名。而米勒则声称他的确犯了错，但他犯的错是对的。他争辩道，与其一言不发地被狼吃掉，还不如高喊“狼来啦”，就算错了也在所不惜。“虽然很不应该，但我还是为当时提醒了广大同胞而感到高兴，因为要是在确信同胞有难的情况下还不高声呐喊，我此刻一定会更不好受，”米勒这样写道，“如果我没有把我深信不疑的真理公之于众，而结果灾难又果真降临的话，眼看着生灵因我的疏忽就此陨灭，我该会多么追悔莫及！”米勒认为自己已竭尽所能地避免同教中人遭受致命危险，因此他拒绝为自己的错误表达一丝一毫的悔恨。他总结道：“因此，既然我尽心尽力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我便无法责备自己的所作所为。”[11]
当然，有时我们的确会选择正确地错一次。有时我们会被别人误导，有时我们的预言几乎就快应验了，有时它们会被突发事件打乱，还有些时候是非功过只能由后人评判。简而言之，我们为错误找的借口并不是毫无根据的。而问题是，当事情和预期的一样顺利进行时，我们几乎不会为自己的正确找理由——比如采用与之对应的“对了但是”法（这种说法简直闻所未闻）。我们从不会为自己辩解，说我对是对了，不过就对了那么一点点；我们也不会说自己不过侥幸猜中，把功劳全部归于某个意外；我们更不会面红耳赤地解释道：哪怕我们的观点现在看起来有多对，将来总有一天会被证明是错的。但要是换成我们的对手使用了“错了但是”法，我们却不会接受他们的说辞。只要跟错误扯上关系，几乎每回都是如此：在替错误辩护时，我们总是对自己宽容无比，对他人毫不留情。
而且我们为错误辩护的次数太频繁了。在本书开头我就写道，要我们说出一句“我错了”简直比登天还难，或者起码可以说我们很难只承认错误，而不为自己辩解开脱。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每次承认错误之后，要是不在后面补一句“但是……”，那滋味简直难受极了。（你不妨试试干脆承认“我错了”。这时你会发现认错后的沉默是多么陌生，又是多么尴尬。）在一定程度上，这个现象反映出我们不愿意跟错误多接触哪怕一分钟，因为后面紧跟着的“但是”能让我们尽快从错误身边逃开。但它同样反映出我们力图解释世间万物的本能——毫无疑问，这种本能也会延伸到解释我们自己的错误。想要解释我们为什么犯错并不是一件坏事。事实上，在错误发生后我们狂热地堆砌出一个个理论也体现出犯错带来的一个好处：它有力地证明了我们的失误能驱使我们反复思考，激发创意，催生行动。
不过，在解释错误和开脱责任之间仍然存在细微的差别。通常，我们刚开始是想真心实意地回答“哪里出了错”这个问题，可最后却缩在了“错了但是”法的躯壳里寻求庇护。在寻踪觅迹查找症结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当初选择的路线也并非不明智、不合理，于是我们情不自禁地开始为自己辩解。（我们每个人都曾经说过，“瞧，我不是说我没错，我只是在解释原因”——但没过一会儿就会发现，其实我们还是在替自己开脱。）在这个例子中，错误再次显露其本质：短暂易逝，难以捉摸，就好像只要我们能解释它，我们就不觉得自己犯错了。就算我们知道自己是错的，我们有时也可以继续假装——并且一口咬定——我们几乎是对的，或者我们的初衷是好的，又或者我们一厢情愿地认为自己其实并没怎么犯错。
威廉·米勒面对“大失望”的反应或许最能体现我们在“自以为错’和“自以为对’之间的冲突了。由于米勒留下了一本《道歉与辩护》（An Apology and Defense）的记录，因此我们能从一些细节上了解他的反应。就连这个标题也折射出我刚刚提到的“自以为错”和“自以为对”的心理，他在书中几乎将责任全部揽下，并且对当初的信仰仍深信不疑。“人人皆应为自己在社会上散播的情绪负责，”米勒如是写道，‘我理应开诚布公地道出1843—1844年间耶稣圣主未能降临这件事（对这一点我曾经深信不疑）给我本人带来的失望，”他继续写道，“我们当时都期盼着圣主降临，而如今仍然拒不认错就是虚伪的表现了。我们应该毫无愧色、坦坦荡荡地承认自己的所有错误。”
米勒说到做到，他没有和某些信徒一样用精心罗织的花言巧语来掩盖自己的错误。他坦白道：“我没有相信当时运动中衍生出来的任何一种新理论，比如，耶稣圣主会以新郎的模样出现[12]，慈悲之门将会关闭，罪人无法得到救赎，第七支号将会吹响。或者这在某种意义上是预言应验的体现。”无论是政客，还是宗教领袖；无论是在我们的年代、米勒的年代，还是任何一个年代，像米勒这样彻彻底底、明明白白认错的大众领袖都是屈指可数的。
不过，米勒的《道歉与辩护》一书中最不同寻常之处不在于他对错误的承认，而在于他对信仰的坚守。从其他米勒教徒的记载中，我们看见一个个悲恸欲绝、扪心自问的灵魂；然而在米勒的书中，没有啜泣，没有疑惑，没有疑问和绝望交织的漫漫长夜。好坏暂且不论，总之，威廉·米勒信仰之坚贞不渝世间罕有，没有任何逆境，没有任何推翻它的证据能将他的信仰放逐出界。尽管他不愿像原来几位助手一样立刻开始重新测算天启日期，但他仍坚信这一日在一天天逼近，就在不久的将来。（事实上，他揣测是上帝有意推迟降临日期，以便留给教民充裕的时间来研读《圣经》，拯救灵魂——“大失望”其实就好比精神闹钟上的叫醒按钮。）米勒并未因10月22日的事件而气馁，他环顾四周，发现“最后时刻的前兆在各个方面都越来越显著；预言里的日期一定已经将审判日带到我们的身边了”。他在《道歉与辩护》一书的结尾向读者们发出劝诫：“我的教友们，我以耶稣的名义向你们呼唤，念及降临之日逼近，为何不重读圣书？”这位虔诚的教徒在165年前写道：“因此，毫无疑问，这已是我们最后的时日。”
【注释】
[1]“被提”一词出自拉丁文的“raptu”，意为“提离或提起”。专指世界末日来临之际，被复活的和改变形象的基督信徒们将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就是在天与地之间的大气层中相遇，最后升入天堂。
[2]唯理论，又称理性主义。认为唯有理性才可靠，片面强调理性的认识作用，与经验论相对立。
[3]韦科惨案：1993年2月28日，美国联邦执法人员出动坦克和飞机，对大卫邪教设在韦科的总部进行围剿，在长达51天的武装对峙后，联邦执法人员在坦克的掩护下攻入山庄。混战中，山庄被大火烧毁，80名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大卫邪教教徒在枪战和大火中丧生。此事引起美国媒体和民众对政府行为过当的批评。2000年，政府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80名大卫邪教教徒丧生是邪教内部造成的，政府方面没有任何过错。
[4]拉斯普京（Rasputin），神秘主义者，俄国沙皇及皇后的宠臣。
[5]卡尔·罗夫（Karl Rove），协助布什策划竞选总统，辅佐执政，被称作“布什的大脑”。
[6]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赫斯特国际集团创始人。报业大王，新闻史上饱受争议的人物，被称为新闻界的“希特勒”，20世纪初掀起煽情报道浪潮，对新闻传媒产生了深远影响。
[7]显然也有其他人把钱花在了别的地方。《纽约客》首次发行（1925年2月17日）时，《城中话题》栏目讲述的就是米勒运动，当时才过去了三代时光。专栏文章油腔滑调地（当然，现代读者对此早已习以为常）打趣道：“我们的曾祖父中有二三十万人为了那一天置办了白色的耶稣升天圣袍……做圣袍用的棉布可以整匹整匹地买来，也可以从当时流行的巴黎模特身上买到。”
[8]实际上，安尼塔的问题和米勒教教徒们的问题是殊途同归的。没有理论和拥有太多理论都表明你的知识体系处于危机之中。
[9]从理论上讲，错误的最大范围就是对所有事物的观念都出了错。一位名叫李根雨（Keunwoo Lee）的电脑工程师曾替我们将这种假设状态命名为“不规则碎片形错误”。李根雨将此概念定义为“在任何可以想到的范围内都是错误的”。因此，如果我犯了“不规则碎片形错误”，那么我的所有观念、支持这些观念的人、我认为支持这些观念的事实，以及这些观念之上衍生的其他观念……都是错的。幸亏“不规则碎片形错误”不可能成为真的。然而，如果用它来骂人，倒是无往不胜。
[10]如果有读者对当下生活中的错误实例感兴趣，不妨读一读心理学教授兼政治学者菲利普·泰洛克的著作《孤狸与刺猬：专家的政治判断》（Expert Political Judgment），全书对“错了但是”法（尽管不叫这个名字）的记录简明扼要、信息丰富，并且时有妙趣横生之处。
[11]17世纪的哲学家兼数学家布莱士·帕斯卡提出的“帕斯卡的赌注”可称得上是为“宁错不悔”自卫法的最佳辩护。帕斯卡指出，要是我们关于上帝的观念非错不可的话，与其错误地相信他不存在，还不如错误地相信他存在。而赌注就是：就算你觉得上帝存在的可能性不到万分之一，你仍应该把赌注压在他那边。我们很难对这个赌注的逻辑本身进行争辩；它和时至今日诸多领域仍在使用的减小风险增大收益的决策理论十分接近。但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这并不能很好地成为信仰的借口，因为这种斤斤计较的信仰根本就称不上是信仰。就连这个赌注的说辞听起来也怪怪的：我们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听起来当然不应该像赛马比赛一样，我们的灵魂何去何从就更不用说了。因此棘手之处就在于，如果无所不知的主真的存在的话，他显然会一眼看穿帕斯卡之辈的算计。威廉·詹姆斯就曾说过：“如果我们是主的话，我们会很乐意剥夺这种信徒的万无一失的好处。”在这个例子中，“正确理论”约束再次占据了上风：一般来说，我们之所以持有这种观念，是因为它们就是对的，而不是因为它们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
[12]“新郎”喻表主耶稣基督，将要来迎娶新妇。“新妇”代表全体信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