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曼哈顿莱辛顿大道上一个安静的商业街区，有一家叫作“靓妈”（Yummy Mummy）的店铺。它的两侧分别是一家宠物狗用品店和一家美容院，而周边则是专门为儿童服务的高档门店。一眼扫去，即可看到一家儿童眼镜店、一家儿童照相馆、几家童装店和一家保姆中介机构。“靓妈”与周围的店面着实很搭调：它的装修品位不凡，店里陈列着许多名牌服装、哺乳用品，入口处紫红棕色的雨篷上写着“哺乳快乐”。对顾客和路人而言，这是一句友好的问候，不过也许稍显犀利。

“靓妈”坐落在上东区，与公园大道上的那些大厦和豪华顶层公寓只隔着一个街区；店家自诩为“哺乳专卖店”。许多新妈妈推着新式婴儿车，源源不断地蜂拥至此，购买各式各样的东西：奶瓶、胸罩、“时髦而有格调的”哺乳衣、催乳饼干之类的哺乳补品，等等。催乳饼干看上去就像普通巧克力片饼干一样，不过这种饼干含有燕麦、啤酒酵母、亚麻籽等催乳成分。（“靓妈”卖的葫芦巴籽也是一款催乳产品，10美元一包，比催乳饼干便宜一半。）

不过，吸奶器才是“靓妈”的主营产品，该产品在莱辛顿大道上的这个实体小店和它生意兴隆的网店都有售。自从阿曼达·科尔（Amanda Cole）于2009年开店以来，吸奶器一直卖得如火如荼，到了2013年，销量更是蹿升了一大截。那一年，奥巴马总统大胆地干预了母乳喂养领域——他改革了《平价医疗法案》，要求健康保险公司承担新生儿母亲购买吸奶器的费用。起初，科尔担心，让有健康保险的人免费获得吸奶器，这会对她的生意产生不利影响。《平价医疗法案》改革实行之前，美国就已经占了全球吸奶器市场的40%，仅2010年就卖出了230万个吸奶器。改革之后，有分析者预测，吸奶器市场将会扩大50%，科尔自然不想错失市场扩张带来的商机。

为了能受益于新法案，科尔迅速采取了行动。顾客只有从官方授权的耐用医疗仪器（DME）供应商那里购买仪器，保险公司才会报销。这类专卖店通常出售大型机构使用的物品，如医院用的病床和氧气罐。“靓妈”所属的精品店世界与这些讲求实际的专卖店相去甚远，但科尔巧妙地打通了政府部门的关节，让“靓妈”成为一家获官方授权的耐用医疗仪器供应商。很快，“靓妈”就开始从这项新计划中获利。“吸奶器福利”实行不过数月后，客户需求就暴涨到了这样的程度：科尔额外雇了17名员工，租了个地方当呼叫中心，以处理该店网站上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

如今，“靓妈”已经与25项不同的保险计划建立了合作关系，每周寄出数百个吸奶器。业内分析者预计，随着越来越多人了解到这项福利，吸奶器市场将会进一步增长。到2020年，美国吸奶器市场的规模应该会接近10亿美元，而“靓妈”出售的其他哺乳相关产品，包括衣物、胸罩、乳液、枕头，其市场规模则会达到20亿美元左右。

在奥巴马总统的《平价医疗法案》的帮助下，母乳喂养确实已经成了一项大产业。

和全食超市^[1]、Arbor Collective^[2]等许多当代的生活方式公司一样，“靓妈”这家企业坚持通过行善而获利，是良心与商业的有力结合。科尔住在曼哈顿，初为人母时，她决心给宝宝哺乳，但因为缺乏好的哺乳产品，又得不到明智的建议，她倍感沮丧。最终，这种沮丧感启发了科尔，让她想到了一个商机。她所在的街区需要一个能满足哺乳母亲需求、为她们提供帮助的地方。2009年，科尔开了这家店，她计划将此店打造成一家销售优质哺乳产品的一站式商店，同时还要让它成为一个社区中心，准父母或新生儿父母可以来这里咨询消息灵通的销售员——包括科尔本人，她现在是一位经认证的泌乳顾问。她的店还开设了一系列课程，既有“分娩准备”“宝宝安全与心肺复苏”这样的常规课程，也有“吃、喝、导乐^[3]”这类不那么常规的课程。根据店家的宣传，“吃、喝、导乐”是一种“速配”，能够帮助父母提高寻找“分娩教练”的效率：每次课上，店家会给他们介绍五到十位导乐。

围绕母乳喂养而形成的消费文化，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个产业的核心消费群体所推崇的生活方式，以及用于母乳喂养的资源。从“靓妈”这个店名就可以看出，该店的使命不仅限于它在网站上提到的母婴健康、环境与经济福祉这样有价值的目标。在当代俚语中，靓妈指的是一位魅力四射的性感母亲，她衣着光鲜，一般来说也很有钱。各种小报都用这个词来夸赞那些虽已为人母，但仍然活得潇洒、穿得光鲜的名人，比如米兰达·可儿、安吉丽娜·朱莉。“靓妈”这个店的存在也意味着，母乳喂养不再是那些用土办法养娃的妈妈的专利。除了吸奶器和各种维生素以外，“靓妈”还供应各种流行单品和配饰，好让妈妈们能够“时尚带娃”。母乳喂养就是当今的新潮流。

在婴儿喂养的漫长历史中，我们所处的现在只是一刹那。如今，在全国各地，店名古怪的孕产与母乳喂养精品店成倍增长——比如圣莫尼卡市有一家“泵奶站”，曼哈顿有一家“上胸区”——可我们应该记住，“时尚带娃”的理念标志着一次文化剧变。要是在不久以前，人们肯定会觉得“时尚哺乳”显然是一种荒唐的想法。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许多恢复哺乳的女性传达的是一种政治立场，而非时尚态度。她们表明，女性有权选择如何喂养自己的宝宝，并反对雀巢这种在贫困国家兜售配方奶、间接损害了无数婴儿健康的大企业。母乳喂养回归主流，不仅催生了无数用糟糕的双关语取名的门店和产品——比如有款哺乳枕叫“乳房之友^[4]”，有款产后束腹带叫“妈妈紧身衣^[5]”——也对蓬勃发展的奢侈哺乳用品市场起到了促进作用，而这是上一代女权主义者、嬉皮士和反主流文化的异端绝对想象不到的。

“时尚吸奶^[6]”是美国最受欢迎的电动吸奶器之一，它的生产商是瑞士公司美德乐（Medela）。对吸奶过程哪怕有一丁点了解的人，也会觉得“时尚吸奶”充其量只是一种搞笑的想法。女性在吸奶时，上半身裸露，吸盘附在两个肿胀的乳头上，吸奶器发出巨大声响，有节奏地将母乳泵入塑料瓶中。这个时候，即便是性感超模海蒂·克鲁姆也不会显得时尚而优雅。但“时尚吸奶”这个名字还是很有效的，它暗示了一种理想的母亲形象，从而吸引了广大女性，也让许多承诺能让母亲变得时尚的制造商和商店有钱可赚。

当代母乳喂养文化的种种标志——比如吸奶器，即Boob^[7]和Glamourmom^[8]这种公司生产的名牌服饰，以及催乳饼干——反映出支撑着这一文化错综复杂的利益网，包括社会利益、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这种既宣扬健康又推崇时尚的“新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来之不易的社会尊严。20世纪，许多恢复母乳喂养的人——女权主义者、嬉皮士、国际母乳会（La Leche League）成员——遇到了极大阻碍。即便在今天，这种阻碍依然存在。有时候，哺乳母亲与她们的上一代人之间同样存在分歧和摩擦，很是微妙。给孩子哺乳的妈妈们常常表示，她们的母亲因为以前没给她们哺乳，所以对这种做法持批判和戒备态度，还说：当年没给你哺乳，你现在不也好好的吗？

有时候，这种阻碍又很明显。时至今日，在各种公共场所，包括友谊连锁餐厅、塔吉特百货、安家^[9]服装店，等等，仍然有女性因为哺乳而遭到骚扰。这样看来，新一代的哺乳倡导者之所以强调时尚元素，可以说是为了表明哺乳和当妈妈这件事与生活并不矛盾，不是说做了母亲就没法健身、娱乐、追求时尚。不可否认，这些倡导者的努力是有益于女性的。

为了保护女性在公共场所哺乳的权利，人们提出了相应的倡议，而这种倡议也多是对女性尊严的有价值的表达。最近，公共场所哺乳权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轰动话题。有些身为母亲的名人，例如考特尼·卡戴珊、格温·史蒂芬妮、玛姬·葛伦霍，还会故意让人拍到她们在公共场所哺乳。和争取同性恋权利以及开展其他身份政治运动的群体一样，她们的策略是：坦然暴露自己，从而拒绝公众强加给她们的污名和羞耻感。就连教皇方济各也于2015年参与了这个话题，鼓励母亲在西斯廷教堂的洗礼仪式上给孩子哺乳。

现在也有一些更为正式的倡议行动。数年前发起于新西兰的“哺乳快闪”（Big Latch On）如今已普及全球。每年8月初，世界母乳喂养周中的某一天，参加该活动的女性聚在一起，在公共场合集体给自己的宝宝哺乳。哺乳倡导组织“最好的给孩子”（Best for Babes）为在公共场所哺乳被骚扰的女性开通了一条全国热线855-NIP-FREE。另外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公民行动，叫作“奶车”（The Milk Truck）——这是一辆粉红色的大货车，车厢顶部装有一个高90厘米的玻璃纤维乳房，“乳头”是一个闪光灯；这辆车负责救助匹兹堡因在公共场所哺乳而被骚扰的女性。

在我看来，像“哺乳快闪”和“奶车”这样的倡议行动是倡导哺乳的正面案例，它们旨在保护女性选择喂养方式和场所的权利。可是，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一再发现，对母乳喂养的倡导往往走向极端，以至于变成“哺乳主义”（lactivism）：把母乳喂养作为一项强制要求，一场道德运动，甚至是一种区分好父母与坏父母的方法。在这种情况下，倡导母乳喂养反而限制了女性的选择，而非保护到她们的选择权。实际上，有些哺乳主义者（lactivist）甚至与“选择”势不两立。他们发起倡导活动，就是为了动摇这样一种观念：在选择如何喂养孩子时，女性可以考虑自己的个人情况，比如工作、孩子的看护方式，等等。最为极端的哺乳主义者认为，母乳喂养本身就是目的，就算它威胁到母亲和婴儿的健康与幸福，也要不惜一切代价捍卫母乳喂养。

不久前，超模吉赛尔·邦辰展现了她出人意料的政策改革天赋：她呼吁出台一项“全球法规”，规定女性必须给孩子哺乳六个月；在沙特阿拉伯，法律规定女性有义务给孩子哺乳两年；在美国，政客和政策制定者并未立法规定女性必须哺乳，但他们断定，应该把母乳喂养视作公共政策问题，而非个人选择。自2010年起，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下文简称美国疾控中心）、美国儿科学会（AAP），以及美国医务总监（Surgeon General）都把母乳喂养正式确立为“公共卫生问题”。三者的声明将配方奶喂养视为与抽烟和不安全性行为同等危险的做法，不仅会威胁到个人健康，也会威胁到整个美国社会。在一次采访中，美国儿科学会母乳喂养分会主席理查德·尚勒（Richard Schanler）博士解释道：“这是一个改善我国婴儿健康状况的议题，我们怎么能放任家长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呢？”

现在确实有很多人赞同尚勒和邦辰的观点，以至于包括我在内的政治学者已经把母乳喂养认定为一个共识问题——能把在其他任何问题上都存在分歧的人群团结在一起。无论是女权主义者还是原教旨主义者，无论是雅皮士还是嬉皮士，无论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无论是医疗机构还是替代医学的批评者——他们虽然观念各异，但都对母乳喂养问题持有一致的看法。问题在于，这些无意间成为同盟的人们不仅信奉母乳喂养并亲自实践，而且往往还认为所有人都应当如此。母乳喂养不再只是一种喂养婴儿的方式，更是用来区分“我们”和“他们”、区分好父母与坏父母的一条道德准绳。

对于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上层阶级父母而言，母乳喂养属于“拼娃”的初期阶段。他们之所以用母乳喂孩子，是因为据说这样做能让孩子长得更健康、更壮实、更聪明。在他们的圈子里，母乳喂养还体现了财务和事业上的成功，因为只有时间充裕或者工作弹性大的母亲，才有足够的时间给孩子哺乳，确保孩子在最大程度上享受到母乳对健康的助益。在如今的美国，母乳喂养无疑是阶级地位的一个标志，尽管它并不适用于所有人。对基督教右翼而言，母乳喂养的价值并不在于增进健康。原教旨主义基督徒引用《圣经》来证明哺乳是上帝的安排。哺乳也为智慧设计论提供了证据——该理论认为，宇宙是上帝设计的，而不是由大爆炸和生物进化所创造；哺乳还标志着女性对上帝旨意的服从。讽刺的是，在女权主义者看来，哺乳的意义正好与此相反；对她们而言，哺乳这种能力证明了女性身体中蕴含着维系生命的力量。对于左翼的嬉皮士和嬉普士（hipster）而言，哺乳也是一项道德义务，不过原因不尽相同。嬉普士之所以给孩子哺乳，是因为他们是环保主义者，因为他们支持当地的食品运动，因为他们批判生产配方奶的大型跨国公司。母乳喂养是特定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这种生活方式通常还包括以下元素：瑜伽、农贸市场、公平贸易咖啡^[10]、布尿片、自制婴儿食品，等等。在布鲁克林公园坡的食品合作社给孩子喂配方奶，甚至比穿了一件小海豹皮外套更让人无法接受。

有人说，配方奶不仅对婴儿有害，还会让整个社会付出代价。这个说法使得母乳喂养更具道德正义。2010年，医学期刊《儿科学杂志》（The Journal of Pediatrics）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声称，在美国，不给孩子哺乳造成的损失为每年130亿美元，其中包括医疗开销、婴儿死亡，以及这些本应存活的婴儿的终身收入。文章还表示，如果考虑到母乳喂养带来的终身益处——依照该文的说法，包括“减少父母旷工的情况，以及因童年时患病而在成年时期死亡的人数”——以及因此而省下的医疗费，那这个损失还不止130亿美元。

我在本书中将进一步阐明，这些说法已被用于支持各种干预措施，比如“纽约哺乳”（Latch On NYC）——这是一次备受瞩目的母乳喂养运动，它要求纽约市各大医院严密保管配方奶粉，就像保管处方药一样，还强迫想使用配方奶的新生儿妈妈给出需要配方奶的医学理由。卫生官员明确表示，这次运动就是为了让护士和母亲更难获得配方奶粉。许多父母表示反对，认为这项政策既是一种惩罚，也是一种侵犯。有位母亲讲述了自己的经历：由于正在服用治疗某种精神疾病的药物，她无法让孩子吃到安全的母乳。当时，她和别人共用着一间人来人往的病房，所以不想讨论自己的病。最终，在不断的追问下，她告诉护士，根据《健康保险转移与责任法案》（HIPAA）中的患者隐私条款，她无须透露自己的病情。

配方奶喂养会让社会遭受损失——借助这样的说辞，相关部门得以正大光明地对贫穷女性采取更为咄咄逼人的措施。有权享受美国妇幼营养补助计划（WIC）^[11]的母亲面临着持续压力，因为该计划包含哺乳的要求。具体而言，WIC把母乳喂养定为首要目标，这意味着哺乳母亲享受该计划食品福利的时间是给孩子喂配方奶的母亲的两倍，而且前者可选择的食品更多样、更高档，吃母乳的孩子开始吃固体食物后，也能获得更多、更好的食物。

然而，WIC的惩罚性政策并非我在写作本书过程中发现的最极端的母乳绑架案例。最让我震惊的一点在于，人们普遍拒绝承认艾滋病毒可以通过母乳传播。哺乳可以传播艾滋病毒的证据最早发表于1985年，而且自那以来，已经有数百万病例证实了这一点。然而，全世界的公共卫生官员在长达13年的时间里一直对该证据视而不见，因为他们害怕哺乳倡导计划遭到破坏。等到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机构终于承认哺乳有传播艾滋病的风险之后，一些坚定的哺乳主义者，包括国际母乳会的一位创始人，开始改变策略：他们加入艾滋病否定者的队伍，声称没有证据表明艾滋病毒可通过哺乳传播。这种极端的哺乳主义真的会带来致命后果，尤其是它还受到国际母乳会这个世界上规模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哺乳倡导组织的支持。

是否有选择权是许多女性问题的核心，特别是堕胎问题，但出人意料的是，在关于怎么喂养婴儿的讨论中，我们几乎见不到选择的余地。那女性是否有选择不给孩子哺乳的权利呢？很久以前，哺乳是一种反主流文化的反抗行为，是对主流的挑战，是一项女性需要不惜代价保护的权利。而在这个新时代，很多哺乳倡导者——尤其是哺乳主义者——正在大大削弱女性的选择权。

对母乳喂养的倡导往往与一种道德紧迫感联系在一起，这种紧迫感使我们产生如下印象：母乳喂养尚未流行起来，女性还不明白它为什么很重要，整个社会在这一重要领域的表现很差劲。但实际上美国的哺乳率并不低于美国疾控中心制定的目标：有79%的母亲给孩子喂过母乳，49%的母亲在孩子六个月大时仍在哺乳。

不过，另一方面的真相是：受过良好教育且无须工作的富有已婚白人女性，其哺乳率要高于贫困女性（尤其是非裔美国女性）。我将在第四章阐明，哺乳的义务加剧了这两个群体的分裂，因为哺乳本来只是某个特权群体——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已婚白人女性的通行做法，她们要么在家带孩子，要么至少有比较自由的工作，而如今这一做法却被拔高成了全国标准。以这个标准来看，遵守官方建议，完全用母乳喂养婴儿六个月的富有白人女子自然无可指摘，她们是好母亲、好公民。但以同样的标准来看，那些不给孩子哺乳的非裔美国女性——这个群体总体来说比较贫困——好像就成了某个重要领域的失败者。她们因为决定不给孩子哺乳而引来了人们的特别关注和担忧。

母乳喂养的影响之一在于，它加剧了美国长期存在的种族和阶级分裂；这一影响在飓风桑迪过后意外地显现了出来。这次飓风对纽约市一部分最穷困的居住区造成了特别严重的破坏。灾难过后，人们一般都会纷纷伸出援手，这次也不例外：许多人自愿到受灾社区提供帮助，比如开车送食物，清理街道和受损严重的房屋，甚至去临时避难所当志愿者。耶鲁大学毕业生贝瑟尼·耶罗（Bethany Yarrow）也加入了救灾志愿者队伍，她是著名的“彼得、保罗和玛丽”三人民谣组合中彼得·耶罗（Peter Yarrow）的女儿。贝瑟尼的孩子就读于一所私立学校，学校其他同学的母亲也和她一道参与了志愿行动。后来，在《纽约时报》的采访中，她讲述了此次救灾的经历。

数以千计的人在这次灾难中失去了家园和所有家当，而作为灾难的见证者，贝瑟尼似乎对于分发罐装婴儿配方奶粉的工作感到尤为震惊。《纽约时报》的采访报道是这么说的：“让她震惊的是，在皇后区洛克威半岛的阿尔文街区，有很多贫困母亲不给孩子哺乳。”阿尔文街区有75%的居民都是非裔美国人，而高中及以下学历的居民占了近八成。贝瑟尼和朋友们还努力去请一位泌乳顾问尽快到洛克威半岛，“这样一来，我们的帮助就不仅仅是‘把这些尿布拿去，然后接着过你们的苦日子吧’。”诚然，贝瑟尼和朋友们是出于好心，但地位相对优越的她们把哺乳问题看得太过重要，而没有合理地考虑到阿尔文街区的女性和婴儿在飓风灾难过后的真正需求。

美国政府近来发起的其他推广母乳喂养的举措巩固了这样一种观念：母乳喂养是一个重要的公共政策问题。除了免费获取吸奶器这样的政策之外，从2010年开始，《公平劳动标准法》（FLSA）增加了这样一项规定：“每次员工需要吸奶时，雇主都应提供适当的休息时间，以便她给孩子吸奶，直到孩子出生一年后。”

如第五章所言，人们称赞这些政策改革有益于哺乳女性。但几乎没有人提到，这些改革的目的完全不在于推广哺乳，至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哺乳。实际上，它们的目的在于推广使用吸奶器。这些备受吹捧的改革与其说有益于女性，不如说有利于营商，而且只不过是为了调和矛盾的权宜之计：一方面，官方建议女性完全用母乳喂养婴儿六个月，而另一方面，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法定带薪产假的发达国家。（在法国，女性有16周的全薪产假，而在挪威，全薪产假更是长达42周。）在美国，大多数职场母亲在孩子出生后，会把病假和节假日拼在一起，凑出六周的休息时间，但还有足足30%的职场母亲完全没有休产假。虽然说现在女性拥有在上班期间吸奶的法定“权利”，但因此而耽误的时间是没有工资的。在这种利于营商的措施下，为维持精简的商业模式，女性的工作变得更辛苦、压力更大、工资更低。

鼓励女性吸奶的政策不仅增加了女性的压力，也在悄然模糊我们对哺乳的理解。由于近十年来吸奶器市场迅猛增长，制造商现在预计在给孩子哺乳的美国女性中，大约会有85%的人使用吸奶器。如今，吸奶是大部分美国母亲完成母乳喂养的其中一环，她们去上班之后，家人就负责用存在奶瓶里的母乳来喂孩子。这一新常态产生了许多尚未得到承认的重大影响。

首先，这一新常态不仅改变了我们对哺乳的理解，也改变了我们对哺乳如何让孩子受益的看法。人们曾认为，哺乳的一大好处在于它建立了母子间的纽带——这种观点流行了好几十年。即便科学家开始列举哺乳的种种医学益处时，也依然强调哺乳有利于培养母子情感。许多首屈一指的医生和研究人员至今仍然相信这种亲密的身体接触至关重要。然而，如今那些最著名的“哺乳”倡议关注的都是人乳的化学特性（详见第六章）。母婴纽带的作用似乎越来越小。实际上，人们现在普遍使用吸奶器，这就说明人乳已经变成了一种备受追捧的宝贵商品，而它的来源却被忽视了。每天都有好几千人在网上买卖母乳，大部分顾客用买来的母乳喂自己的孩子。

然而，母乳现在不仅仅是用来喂孩子。人乳已经成了一种新型超级食品。一家名为普罗莱塔生物科技（Prolacta Bioscience）的公司用人乳来生产营养补品；据说有运动员为了提高成绩而喝人乳；也有癌症患者尝试用人乳治病。人乳甚至还进入了手工食品市场。纽约市一位叫丹尼尔·安格勒（Daniel Angerer）的主厨用妻子的奶水做了一种奶酪，他称之为“妈妈的奶”（Mommy's Milk），看起来就像是山羊奶酪，外面裹了一层浇了枫糖焦糖的南瓜子。丹尼尔表示，这种奶酪甜得出奇。

从根本上讲，当代人对母乳的狂热追捧建立在一个令人信服的简单前提之上：母乳对于个人健康极为有益，这些益处累积起来能造福整个社会。多年以来，研究人员、医生和哺乳倡导者都认为母乳喂养具有一系列让人眼花缭乱的健康益处：降低患各种疾病的概率，包括耳部感染、胃肠道感染、下呼吸道感染、坏死性小肠结肠炎、高血压、肥胖、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哮喘、过敏、癌症、乳糜泻、克罗恩病、湿疹，降低婴儿死亡率和婴儿猝死综合征（SIDS）的发生率，增长智力，等等。

正是这一简单的前提促使美国儿科学会宣称母乳喂养是一项公共卫生问题。也正是因为这一前提，才出现了“纽约哺乳”这样的运动，以及WIC 中的双重食品福利标准。这一前提还撑起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母乳喂养产业，该产业还获得了政府的大力支持。(https://www.daowen.com)

可是，如果这个令人信服的简单前提是错的呢？

本书开头就给出了一个让人失望的结论：许多旨在证明推广母乳喂养的高压政策具有合理性的研究，实际上都过时了，而且以科学标准来看，这些研究都比较“薄弱”。不同研究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导致结果“混杂”而“没有定论”。在备受尊崇的主流期刊上——如《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儿科学》、《英国医学杂志》（BMJ）——发表的最新研究设计得更好，一般来说也更可靠。许多这些研究发现，母乳喂养可能并没有人们所说的那些健康益处，即使有，效果也“不大”。研究人员所说的效果“不大”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在本书第三章对此做了更全面的说明。在这里，我先提醒一下像我一样花费无数时间哺乳的母亲：不要太期待哺乳的效果。

这些新的研究成果让我们得以重新审视围绕母乳喂养的道德紧迫感。以前，对母乳喂养的狂热至少还可以理解，因为那时候的医学研究把母乳喂养和母乳描绘成万灵药，可以降低从癌症到肥胖等各种疾病的患病风险。可是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这些说法中很多都没有根据，那这种道德狂热的存在就让人困惑不安了。

其实，我在39岁怀上第一个孩子之前，很少想到哺乳这件事。怀孕之后，我又惊又喜，也有点不知所措。在此之前，我花了近20年在我喜爱的工作上辛勤努力，而且几乎享有完全的自由。我想工作时才去工作——其实我基本上什么时候都想工作；我也去旅游、和朋友出去玩。在研究生阶段，以及后来做助理教授期间，我没有多少奢侈品，但过得很独立——这也是一种奢侈。

当然，这些经历完全没教会我日后如何备孕、如何做母亲。我以前从未考虑过自己应当秉承何种育儿理念，也没想过是否需要这样的理念。我不清楚有哪些选择，更不知道对我认识的那些父母而言，他们日常的习惯和做法就像哲学一样有条有理。我从来没听说过费伯入睡法、亲子同眠这些方法。我有个朋友生了三个孩子，为每个孩子哺乳的时间都不少于两年，还和他们三个同睡一张床。我那时候还以为她是在节育，后来才知道她是在践行“亲密育儿法”（attachment parenting）。

我要学的太多了。

幸运的是，怀孕之后，我的身边突然有了很多热心向我分享各种信息与观点的女性，包括朋友、同事、熟人。等到我肚子更大的时候，连陌生女人也乐于跟我分享经验。我开始把自己日渐变大的肚子想象成通向一个平行宇宙的入口。在那个平行宇宙中，母乳喂养并不像我怀孕前想的那样仅仅是喂养婴儿的一种方式。它是一种责任，一种使命，是至高奉献的一种表现，也是衡量一个人道德价值的标准。它不仅是女人可能会做的一件事，更是她所宣扬的信仰。

我第一次产生这种责任感，是在怀胎五月时的一天夜晚。那天，我参加了一场鸡尾酒会。我环顾房间，看到许多熟人一边谈笑风生，一边小口啜饮着粉红色的大都会鸡尾酒。突然间，我隐约感到头晕，身子也站不稳了，尽管我没有丝毫醉意。我很想回家，可是当时才七点，我才刚来一小会儿。

片刻之后，一个女人向我走来。我跟她不太熟，只是在之前类似的几次聚会上见过她。她恭喜我怀孕，我感觉她是想要保护我，就像鸟妈妈用翅膀为小鸟遮风挡雨一样。但我很快就发现，她肩负着一项严肃的使命：说服我务必给孩子哺乳。她告诉我，哺乳对于建立母子纽带非常重要，而且也有许多医学上的好处。她还跟我说，有很多非裔美国女性依然不给孩子哺乳，她觉得特别失望。我用自认为可以让她放心的口吻回应道：“那好吧，我大概会给孩子哺乳的。”但我的话显然不够让她放心，因为她仍然说个不停。

现在，我脑海中的那个夜晚就像一支笨拙的探戈舞：我不断向后退，而她不停地朝我走来，打着夸张的手势，手里的大都会鸡尾酒跟着晃动。直到我们撞到墙上，这支“双人舞”才停下来。这时，我们已经走到了贴着黄色墙纸的厨房的一角，视线范围内没有其他宾客。我记得自己当时在想：“她这是要做什么？”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这么在意我如何喂养自己的孩子。

不过，她的一席话引发了我的思考。

母乳喂养为何承载着如此沉重的道德感？在这份道德感中，有多大一部分只是一种思想包袱？我们这些母亲以及整个社会是否在母乳喂养方面投入过多？如果是这样的话，原因何在？在我的孩子出生之前，就有人——包括鸡尾酒会上的那个女人——向我传达出让我不安的道义感。

可我终究还是给女儿哺乳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虽然不想把哺乳当作一种身份认同，也不想把它当作可以依靠的信仰，但我希望尽我所能让我的宝宝健康无虞。当时，我的确相信别人向我灌输的这种观念：母乳喂养非常有利于孩子的健康。这才是最重要的。我要给女儿哺乳——我不想让这个决定成为一场道德运动。我认为母乳喂养是个人的选择。我只是一个恰好给孩子哺乳、相信哺乳有益的女人，但我不是哺乳主义者。我并不认为世界上的每位母亲都一定要给孩子哺乳。

后来我发现，哺乳对我而言很简单。我的女儿衔乳相当熟练，完全不会抗拒。等到她开始吃固体食物的时候，她还是不肯用奶瓶喝奶。好几个月的时间里，我每天中午下班后都要跑回家给宝宝哺乳。由于需要频繁解开和扣上衬衫纽扣，我一直都不确定自己有没有把衣服穿好。这是不是一项好方案呢？不是，甚至都算不上方案。但与我不同的是，女儿对于哺乳有着非常强烈的感受，吃奶的意愿更是强烈得多。到了她两岁时，我喂奶的次数减少到了早晚几次。在这个阶段，哺乳的主要目的在于给她安慰，让她平静下来，哄她入睡；如果她中途醒来，哺乳也可以帮助她重新入睡。当然，这些事只能由我来做，但到了那个时候，这种习惯早已养成，没法再改了。

我还有过一次大开眼界的邂逅，那是初春凉爽的一天，地点是在我的儿科医生的办公室。我在候诊室里给当时只有几个月大的女儿读《月亮，晚安》绘本，这时，另一位母亲进来了，她用背带把宝宝抱在胸前，脸色苍白，看起来有点疲惫。过了一会儿，她的宝宝开始哭闹，于是她窘迫地掏出一个奶瓶。然后她转向我——一个完全陌生的人——跟我解释她为什么用奶瓶喂孩子。她讲了很久，从她紧急早产讲起，最后提到她的奶水不够——医学专家将此症状委婉地称为“泌乳衰竭”。孩子出现脱水迹象之后，儿科医生坚持让她喂配方奶。故事讲到一半时，她开始哭，讲完的时候，她已经泣不成声。我试着对她说一些表示安慰和同情的话——比如孩子看上去健康又快乐啦，配方奶没什么不好啦——但对于伤心欲绝的她没什么用。我只能尽量分散女儿的注意力——她开始用两个倔强的小拳头扯我的衬衫。我不可能当着这个女人的面给孩子哺乳，这会让她更痛苦。我已经感到很内疚了。我理所当然地拥有的东西，却是她极度渴望而又得不到的。

这次邂逅让我久久不能忘怀。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不给孩子哺乳的女人会感到多么羞愧、多么绝望。如前所述，哺乳对我而言很简单——虽然并不是没有经历过疼痛、挫折、尴尬，也不是没有产生过怀疑，但从来没遇到过真正的困难。正因为我很幸运，所以才没有受到道德说教与公开羞辱，而这些都是许多没给孩子哺乳的母亲要忍受的痛苦。无论是否笃信母乳喂养，总之我是“圈内人”了——是无可指摘的好母亲。虽然我的孩子没法整夜安眠，我还做着全职工作，我和孩子她爸也并没有每天都给她读睡前故事，但我至少坚持给她哺乳！

几年后——那时我已经给女儿断奶了——我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上看到汉娜·罗森（Hanna Rosin）写的一篇关于母乳喂养的文章，这让我心中原有的一丝成就感也不复存在了。汉娜写道，她在给第三个孩子哺乳期间，开始对养孩子的整套日常事务感到些许厌倦。一天夜里，她坐下来阅读有关母乳喂养的最新科学研究——而我从来没想过要去做这种事——发现了一个让她震惊的结论：“母乳喂养给健康带来的实际益处微乎其微。”人们大肆宣扬的许多好处，比如增进认知发展，似乎都缺乏确凿的证据，而且有些好处并不明显。汉娜的这篇文章也震惊了很多读者，他们争先恐后地对她发起攻击，不愿接受她的观点。但她的文章说服了我。如果她是对的——即使不是全对——那围绕母乳喂养的狂热就比我想象中更让人费解。

让我转变观念的“最后一根稻草”出现在数月后，当时我碰巧发现了WIC推广母乳喂养的方式。我把在儿科医生的候诊室里邂逅那位痛苦女子的经历告诉了我所在院系的一位研究生，并说出了我的疑惑：为什么母乳喂养被赋予了这么重的情感意义？我这位研究生名叫艾米莉，当时刚当上妈妈，她听了我的话后立马附和道：“是啊，我觉得特别奇怪的是，WIC给哺乳的母亲和不哺乳的母亲提供的是两种福利。”我一开始还以为自己听错了，但事实上并没有。艾米莉是研究生，而且她的伴侣没有工作，所以她们的孩子出生后，这个家庭就有资格享受WIC。另外，由于她的伴侣给孩子哺乳，所以能够享受到该计划给哺乳母亲提供的所有特殊待遇，包括两倍于非哺乳母亲的福利领取时限，以及更优质的食品选择。

在那一刻之前，我一直认为在多数情况下，强制性哺乳的危害极大，因为它会让不给孩子哺乳的母亲感到愧疚。我不认为这些母亲应该感到愧疚，而我们这些给孩子哺乳的母亲也不应该自鸣得意。不过，我对于这种不良的态势并不在意，觉得这只是养孩子的过程中在所难免的情况，只不过是所谓“妈妈战争”的又一个案例，即不同家长对于育儿方式的严重分歧。

可是，如果美国政府实际上在惩罚不给孩子哺乳的贫穷母亲以及她们的孩子，那风险就比我之前想象的高多了。另外，如果汉娜说得没错，那也就是说，如果母乳喂养确实没多大好处，那政府对不哺乳的母亲的惩罚，就不免让人感到愤慨。

这几年来，我逐渐了解了哺乳义务的缘起和影响，并因此感到困惑，有时甚至觉得痛苦。初为人母时，我特别想让自己的孩子健康无虞。如何做父母、如何保护我们的孩子，并不存在确切的标准答案，所以大部分父母都渴望找到一个可靠且没有争议的方法。母乳喂养似乎正符合要求：它经过科学证明，也得到了全世界权威人士及机构的认可，包括儿科医生、儿童发展专家、威望颇高的政府机构和政策组织。况且我还挺擅长哺乳，我的孩子们吃奶也吃得很好。所以，我之前并不太想了解问题的另一面。

然而，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我无法再忽视问题的另一面。写作本书期间，人们难以置信地问我：“你怎么可能反对母乳喂养呢？”他们知道我当时还在给孩子哺乳，况且母乳喂养是那么健康、纯净，又对孩子身体好……

问题在于，我并不反对母乳喂养，我反对的是母乳绑架。我反对用某个特权群体喂养婴儿的特定方法作为标杆，去衡量没有条件哺乳或者不想哺乳的那些人。我反对从医学文献中断章取义，以证明某个公共卫生问题的合理性。我反对用这个公共卫生问题来强迫女性哺乳、惩罚那些不哺乳的女性。我还反对政府制定相关政策，以期女性遵守母乳喂养这项道德义务——这意味着她们需要在上班期间吸奶。我还警惕着这样一种现象：悄然之间，母乳喂养实际上已被重新定义为人乳消费，母乳变成了在公开市场上经常出售且备受追捧的商品。另外，让我深感担忧的是，一些哺乳倡议把母乳喂养视为目的而非手段，忽略了广大母亲与孩子的需求、利益，甚至是生命。

本书旨在通过采访医生、政策制定者、哺乳倡导者、国际母乳会、WIC受益者、母亲，弄清楚美国的母乳喂养政策与政治的具体情况，探究我们走到这一步的历程。这是一次真诚的尝试，也是一种批评。我们不想走到这个地步，也不愿成为这样的人。

[1] 即Whole Foods，美国一家专售有机食品的连锁超市。除特别注明外，本书脚注皆为译者注。

[2] 美国滑板品牌，以环保为生产宗旨。

[3] 即doula，产妇陪护。

[4] 英文中breast（乳房）与best（最好的）发音相近，因此原名My Breast Friend大致意为“乳房之友”，同时又暗含“我最好的朋友”之意。

[5] 原文Mother Tucker，与motherfucker的拼写相似。

[6] 即Pump in Style，产品中文译名为“新风韵”。

[7] 一家专卖孕产妇服饰的公司，总部位于瑞典斯德哥尔摩，Boob一词意为“乳房”。

[8] 一家专卖哺乳服饰的公司，总部位于美国纽约州，Glamourmom意为“魅力妈妈”。

[9] 即Anthropologie，美国服装零售商，总部位于宾夕法尼亚州。

[10] 即Fair Trade Coffee，倡导不经过中间供应商，而以公正的价格直接和当地的咖啡农进行交易，以提高咖啡产区种植农户的收入，并有公平贸易认证组织（FLO-CERT）的认证。

[11] 美国联邦政府和各个州政府支持的一项为中低收入家庭免费提供营养与健康教育、健康食品咨询以及其他服务的营养计划。WIC会为符合资格的家庭免费提供健康食品、营养教育、母乳喂养支持和医疗保健等服务。拥有5岁以下的子女、怀孕或正在母乳喂养的妇女，若家庭收入低于WIC的规定标准，可向其常住州的WIC申请补助。下文均用“WIC”简称“美国妇幼营养补助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