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边上班边吸奶

来自旧金山的阿比盖尔·里德（Abigail Reed）是一名成功的广告业高管，对人生诸事都抱着“尽力一搏”的态度。第一个孩子出生六周后，她就回到了工作岗位上。她以为自己至少能给宝宝哺乳六个月。她的办公室角落里有个小储藏室，每次要用吸奶器吸奶时，她就把自己关在这个储藏室里，如此每天三次，每次约30分钟。

不过，她经常因为要开会而耽误吸奶，从而导致乳头渗奶。有两次，她的乳汁从胸罩和哺乳衬垫中渗出来，沾到了丝质衬衫上。第二次出现这种情况时，比她年轻的女上司小心翼翼地提醒她，在工作场所要注意职业素养。第二周过后，里德的奶量开始减少，因为她吸奶的频率不够。由于新鲜母乳不足，她家的保姆便开始用冷冻母乳作为补充，后来甚至用起了配方奶粉。

回到工作岗位的第四周，里德要去食品行业的一个潜在大客户公司主持一场全天销售演示。她在旧金山的办公室离该公司有一小时车程；到了那里之后，她要和不同的团队开一整天会。准备开会的时候，里德意识到，她这一天都脱不了身，没有机会吸奶。她的乳房会胀痛得受不了，甚至可能导致乳腺炎。但最让里德担心的是，母乳可能会渗出来。她可是这次演示的负责人啊。为了这一天，她和团队已经准备了好几个月。她别无选择，只能参会，而如果到时候出现了有违“职业素养”的情况，这次销售演示就会受影响。她冒不起这个风险。

在公司，里德愈发觉得阻碍重重。产假结束三周后，儿子已经九周大了，她意识到，工作与哺乳两者之间只能择其一。虽然她有份好工作，而且有权利在上班期间吸奶，但由于工作上的种种安排，她很难行使这一权利。在痛苦、愧疚和失败感的折磨下，她放弃了哺乳。后来，第二个儿子出生后，里德辞掉工作，开始在家带娃。

里德的经历说明，即便是工作相对优越的女性，也很难兼顾哺乳与工作。很多在上班期间吸奶的高收入职场女性表示，工作安排很难不受影响，她们也很难在公司维持受人尊重的权威地位，而这种地位是她们好不容易才争取来的。我有个朋友之前在一家科技公司担任高级职位。她告诉我，还没有宝宝的时候，办公室的年轻男性对她恭恭敬敬，因为她地位高。但等到她生了孩子，这些男人就养成了一个习惯：每次她在去吸奶的路上遇到他们，他们就会说一些刻薄话。她受到了羞辱。不久后，她就辞职了。当老师、医生、护士的女性，或者在服务行业工作的女性，比如商店店员或餐馆服务员，她们经常表示根本就不可能在上班期间吸奶，因为要么没地方，要么没时间，也有可能两者皆无。

尽管如此，但美国政府最近提倡母乳喂养的举措基本上只关注吸奶。这些运动往往大张旗鼓，而且声称为女性哺乳提供了帮助。可是，运动的组织者甚至不承认他们把“哺乳”变成了“吸奶”。一词之差，相去甚远。他们从根本上重新定义了哺乳。诚然，上班期间吸奶可以帮助母亲维持奶量，这样，到了周末或晚上，母亲也可以给宝宝哺乳。但政府最近的所谓哺乳倡议是为了帮助女性在上班期间吸奶，好让家人用泵出的母乳喂宝宝。换言之，这些所谓的倡议基于一个没有言明的前提：母乳喂养的价值在于人乳的化学成分，而非用乳房喂养婴儿过程中的母婴接触。然而，这个前提基本上没有经过研究证实。

这一前提与国际母乳会创始人的信念大相径庭，也与亲密育儿的理念相去甚远。国际母乳会的创始人相信，母乳喂养的益处主要源于哺乳带来的亲密接触，而提倡亲密育儿法的威廉·西尔斯博士等人也把哺乳视为建立牢固的母子纽带的重要方式。

吸奶也是美国特有的一种“哺乳”的形式。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包括其他发达国家——的女性像美国女性那样频繁使用吸奶器。大部分美国母亲表示，她们吸奶是为了能回去工作。其实，吸奶显然已经成了一种被广泛应用的变通之计，它让女性得以回到工作岗位，同时又让她们的宝宝还能享受到所谓的“哺乳”的好处。

所以，推广吸奶的公共卫生运动正在悄然颠覆这样一种观念：哺乳的前提是要让母亲与婴儿有直接接触。这样一来，政策制定者就可以有效地反驳关于法定带薪产假的争论：既然母亲的身体不再是输出母乳的唯一载体，那还有什么必要实行欧洲那种慷慨的产假呢？过去，人们将母乳喂养视为对抗大规模生意的方式，而如今，此类公共卫生运动把母乳喂养也变成了一桩大生意。到2020年，美国吸奶器市场的规模将会接近10亿美元，而其他哺乳与吸奶用品的市场规模大概会达到20亿美元。

很多女性都热爱哺乳。她们可能喜欢看着宝宝用嘴和鼻子轻轻蹭她们的乳房，一边吃奶一边发出满足的哼唧声。有些幸运的母亲在哺乳时甚至会体验到著名的“内啡肽快感”，这是一种禅宗式的安宁与满足之感。哺乳让一部分女性接触到了“内心的大地母亲”，她们深感满足，因为宝宝最需要的是她们。

我承认，我从来没觉得哺乳让自己的心灵发生了什么神奇的变化，我也绝对没体验过“内啡肽快感”。但我的确喜欢给孩子哺乳，因为哺乳能让受伤或不安的宝宝迅速得到安慰，平静下来。如果母乳喂养对于你和你的宝宝都轻而易举，那事情就非常方便了，而且哺乳不光是为了给宝宝喂吃的。在宝宝打了疫苗之后，摔倒之后，或者度过了疲惫的一天之后，最能安慰他们的也许莫过于妈妈的乳房。即便有研究证明哺乳并不具备人们鼓吹的那么多益处，许多女性也仍然会给宝宝哺乳，因为对于她们和宝宝而言，这都是行得通的做法。

然而，吸奶与哺乳完全是两回事。我打赌，世界上没有哪个女人喜欢吸奶。吸奶一点也不“棒”——这可不只是一个蹩脚的双关语^[1]。电动和手动吸奶器都有透明的乳头保护罩，用来罩住乳头。这个透明的罩子能让你看到吸奶器每次抽吸时乳头被拉长的过程；与此同时，母乳流进与保护罩相连的塑料瓶中。如果你用的是手动吸奶器（约40美元一个），你需要用一只手托住乳头保护罩，另一只手不断挤压塑料泵。这种吸奶器不好操控，也很难泵出足够的母乳。相比之下，电动吸奶器虽然不便携带，但好用得多，因为不需要自己动手，而且吸奶效率也高得多。新出的那种双边吸奶器的效率当然还要更高一些，这种吸奶器有两个乳头保护罩、两个奶瓶，可以同时泵出两侧乳房的奶。有一些最新款的吸奶器甚至无须手持：乳头保护罩附在特制的胸罩上，这样使用者就能一边吸奶，一边打电话，也许还能一边做晚饭。不错吧！

有一家生产“免手持吸奶器胸罩”的公司做了一个免手持吸奶器的安装与使用教学视频。（其实，网上有很多关于吸奶的视频，但大部分的受众似乎都是男性，“教学”意义不大。）视频中，一个活泼的女声指导使用者“把吸奶管塞进去”。与此同时，视频中只露身子不露脸的女子把透明的圆管和保护罩（两者相连）塞进胸罩里，再把圆管从吸奶胸罩的小口中伸出来，把保护罩放到乳头上。

头几个月里，母亲最好在每次吸奶时都把乳房中的奶泵完，这是为了增加并维持奶量。泵完一只乳房的奶很可能要花上30分钟，所以双边吸奶器是一项不错的投资。吸奶器使用过后，每个部件都要清洗、消毒，以避免母乳残留在管子和吸盘边上。泵出的奶要贴上标签，妥善储存。对于拥有双边吸奶器的幸运儿来说，整个过程大概要45分钟。在一天八小时的工作过程中，一个母亲需要吸奶两到三次，次数的差异取决于宝宝的年龄和吃奶频率。

女性为什么不喜欢吸奶呢？对大部分女性而言，吸奶让人难受，甚至会带来痛感，因为乳房会被拉来拽去。有的母亲的乳头甚至因此受了伤。还有个小问题在于，个别女性表示，她们受不了吸奶器运转的噪音和乳汁被吸出的声音，尤其是在半夜，这种声音更是会让她们疯掉。差不多每个使用者都抱怨吸奶太费时间，而且很无聊。从理论上来说，如果使用免手持吸奶器，你可以在吸奶的同时参加电话会议——脸书的首席运营官雪莉·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在《向前一步》（Lean In）一书中就表示自己这么做过。但即便是桑德伯格也要掩饰这一行为：她跟同事和客户说，他们听到的“嘟嘟”声是一辆路过的消防车发出的——但其实这是吸奶器的声音。很多女性表示，她们会在开车上班的路上使用免手持吸奶器，这样可以节省时间，但貌似不太安全。既然开车打电话是违法行为，那一边开车一边吸奶当然也应该是违法行为。然而，“开车吸奶”已经流行到了这样的程度：大部分卖吸奶器和相关配件的商店也出售车载电源适配器。

在多数情况下，如果你的乳房上挂着管子、瓶子这些东西，那你就很难进行日常活动。你没法出门，也不能请人来家里做客。打字也很不方便。你不能去应门，也许还要忍住去花园栽种球茎植物的冲动。总之，如果乳房上挂着管子、瓶子，最好不要太往前倾。不过，女性之所以不喜欢吸奶，主要是因为她们觉得这件事很丢脸、有辱人格，尤其是在上班期间，她们通常要在狭窄的空间里匆忙地完成此事。

虽然她们不喜欢吸奶，也许还积极反对此事，但美国的大部分哺乳女性都有使用吸奶器的习惯。一项研究发现，在有四个半月以下宝宝的女性中，85%的人有过吸奶经历。美德乐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吸奶器制造商，它声称美国有80%到90%的哺乳母亲使用吸奶器。“靓妈”的店主阿曼达·科尔估计，“基本上每个人”都用吸奶器。年龄较大、收入较高的母亲使用吸奶器的比例大于年龄较小、收入较低的母亲。有25%的哺乳母亲经常吸奶，这部分女性基本上都有工作。大部分吸奶的女性表示，她们这样做是为了能在上班的时候有人给宝宝喂母乳。

这些百分比对应的女性人数相当庞大。2012年，美国的新生儿数量接近400万（3 952 841人），其中有79%（310万）的婴儿吃过母乳，49%（194万）的婴儿长到六个月时仍在吃母乳。也就是说，2012年，美国有260万女性用过吸奶器，而经常使用吸奶器的女性大概有50万到77.5万。

泌乳女性中有一个小群体自称为“纯吸奶者”（exclusive pumper），大概占所有泌乳女性的6%。虽然她们的比例不大，但绝对数量不少，所以基本上每个母乳喂养网站或育儿网站都有一栏介绍纯吸奶喂养，而且纯吸奶者也至少有一个专门的网站。该网站的主页上写道，欢迎访问者“来到纯吸奶喂养的古怪世界”；主页图片中有一名边吸奶边开车的女子，吸奶管从她的衬衫下伸出；图片上方有一行热情洋溢的说明文字：“我们无处不吸奶！”写这句话的人显然相当自豪。

纯吸奶者理所当然地觉得人乳很重要。为什么要采取纯吸奶喂养呢？该网站抛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然后自答道：“因为我们觉得母乳最佳，即使装在瓶子里也是如此。”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女人无法哺乳，但可以吸奶。她们感到孤立，因为从传统意义上来说，吸奶喂养并不算是哺乳，但她们也不属于配方奶喂养一派。该网站支持这些女子选择纯吸奶喂养，相当于她们的一个互助组。她们说，在大多数人看来，这个选择很荒唐。但她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她们相信人乳有益，而且它的益处与喂养方式无关。

一年一度的全国免疫调查从2001年开始收集母乳喂养数据。我在上一章提到，美国疾控中心编纂并发布的哺乳率是按州、种族、社会经济地位、婚姻状况这几项特征划分的，但它并没有记录不同就业状况的人在哺乳率和哺乳持续时间方面的差异。这是一个重大的疏漏，因为就业状况是决定美国女性是否哺乳、哺乳多长时间的最重要因素之一。2006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婴儿六个月大时，不工作的母亲的哺乳率是全职工作母亲的两倍多。此前一项发表于1998年的研究也发现，打算重返工作岗位的母亲更有可能完全不给孩子哺乳：产后不打算工作的母亲中，有81.5%的人给孩子哺过乳，而产后打算全职工作的母亲中，只有67.2%的人给孩子哺过乳。也就是说，有工作的女性的哺乳率比不工作的女性低14%。

1998年的这项研究还发现，就业状况对女性的哺乳持续时间有显著影响。“全职工作的母亲的平均哺乳时间为16.5周，比不工作的母亲少8.6周。”也就是说，不工作的母亲的平均哺乳时间为25.1周，大概就是六个月。不工作的母亲达到了国家的哺乳目标，而工作的母亲没有。2011年的一项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婴儿六个月大时，有47%不工作的母亲仍在哺乳；而对于生完孩子三个月内重返工作岗位的母亲来说，婴儿六个月大时还在哺乳的人只有30%。

这17%的差距比黑人与白人母亲之间的差距还要大——2010年，黑人与白人母亲在婴儿六个月大时的哺乳率差距为15%。所以说，就业状况对哺乳率和哺乳持续时间的影响，至少可以和种族差异相提并论。然而，我们的公共讨论居然很少提及就业因素。在网上搜索美国的就业与母乳喂养之间的关系，只找得到三篇相关文章（上文均已介绍）。相比之下，每一份相关政策文件和报告，以及美国疾控中心每年发布的统计数据，都会提到种族间的哺乳差异，描述、分析这一差异的相关文章也有数百篇。

我们很难不相信这样的结论：公共卫生举措和政策制定者之所以不讨论母亲就业对哺乳率的影响，是因为这样做会让民众把注意力直接集中在产假上，而美国的产假可是出了名的吝啬。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法定带薪产假的发达国家。实际上，在全球173个国家中，只有4个没有关于带薪产假的国家政策，美国是其中之一，另外3个分别是斯威士兰、利比里亚、巴布亚新几内亚。有71%的美国母亲在外工作，对她们来说，如果能休带薪产假，那六个月的纯母乳喂养不仅更有吸引力，而且有可能实现。然而，带薪产假政策甚至不在政府的考虑范围内。

反过来，《医务总监关于支持哺乳的行动呼吁》写道：“将近14%的美国雇主除了支付短期的伤残抚恤金以外，还提供带薪产假。”高薪雇员享受带薪产假的比例相对较高，这倒是意料之中的事。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士中，有14%的人享受带薪产假；时薪低于15美元的雇员中，只有5%的人享有该福利；而在产业工人群体中，这个数字只有4%。

在美国，大部分女性在临产或收养婴儿时可享受12周的无薪假期。但对于多数母亲而言，她们的经济状况不允许自己休这么长的无薪假。如果一名母亲所在公司的员工人数低于50人，或者她在这家公司工作不到一年，或者在公司的薪资位列前10%，那雇主甚至都没有义务给她放这12周的无薪假。有的女性可以用短期伤残假、病假、私人事假和各种假期拼凑出一个带薪或部分带薪的产假。美国孕妇协会（American Pregnancy Association）提醒有宝宝的家庭要精打细算，以免出现经济困难。在美国，女性休产假的平均时间为6周，但有整整30%的女性表示她们完全没休产假。这个数字也因种族而异：有40%的西班牙裔女性、31%的非裔美国女性、27%的白人女性不休产假。

2010—2013年，奥巴马总统推行了三项关于母乳喂养的举措，因此得到了哺乳倡导者、妇女组织和医学界的盛赞。但似乎没有人注意到，他的每一项举措都是为了推广吸奶，而不是传统的哺乳。奥巴马的吸奶政策简直是强人所难：母亲要在没有产假的情况下，通过在上班期间吸奶来达到纯母乳喂养6个月的规定。

奥巴马于2010年推出的第一项举措是《平价医疗法案》的一部分，该举措修正了《公平劳动标准法》，强制雇主给予员工“适当的休息时间”，以便员工给孩子挤母乳，直到孩子12个月大。从表面上看，这项法规似乎是为了保障员工的权利。当然，奥巴马和许多哺乳倡导者也是这样宣传的，但实际上该法规对雇主做了太多让步，所以它远不如宣传的那样有利于职场母亲。

该法案的一个局限之处在于，如果女员工在上班期间吸奶，雇主可以扣除她相应的工资。“对于在上班期间得到适当吸奶时间的员工，雇主无须支付这部分时间的工资。”也就是说，许多在上班期间吸奶的女性需要接受减薪。这一点很关键，但很少有人讨论。雇主还可以要求女性加班，以弥补白天吸奶耽误的时间。实际上，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就提出了这样一条建议：雇主可以要求吸奶的员工提前上班或推迟下班。如此一来，这些女性一天的工作时间很可能就要从8小时延长到9—10小时，可家里的宝宝还等着她们去照顾呢。

《平价医疗法案》中的这项法规还让小企业有大空子可钻：“如果这些要求造成了太大困难，雇用员工少于50人的雇主可不受这些要求的约束。”这相当于给小企业免除了支持员工上班吸奶的责任。法规制定者并不在乎是否给被迫上班吸奶的母亲造成了巨大的困难；他们关心的是，小企业主不应该承担与母乳喂养有关的任何费用。

该法规要求雇主“还必须为员工提供一个除卫生间之外的地方用于挤母乳”，这个说法同样过于含糊。要是知道雇主通常提供的挤乳场所有哪些，你肯定会感到震惊：同事的办公室、复印室、档案室、杂物间、几乎全由玻璃围成的房间、开放的会议室，等等。在一份供企业管理者阅读的刊物中，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给企业主吃了一颗定心丸：挤乳的房间可以小至4英尺×5英尺（1.86平方米）；如果公司空间有限，可以让员工去储藏室或储物区挤乳。

许多母亲表示，上班期间吸奶的压力很大，因为她们时时担心被同事撞见。实际上，真被同事撞见的情况不在少数，遭到同事偷窥的新闻更是多得出奇。有的女性甚至发现同事把她们吸奶的过程录成了视频——男同事在她们吸奶的房间的隐蔽处安装了摄像头。有这种遭遇的女性很可能还有许多，只不过她们从来没发现而已。为尽量避免此类风险，许多职场母亲选择在开车上班的路上吸奶——她们无奈之下放弃了隐私、端庄，甚至安全。

波比·博科拉斯（Bobbi Bockoras）在宾夕法尼亚州阿勒盖尼港的一家玻璃包装厂上班。2013年4月，她的女儿莱拉出生。大约一周后，博科拉斯给上司发消息，说她回到工作岗位后想继续给自己的宝宝喂母乳，所以打算在上班期间吸奶。上司回复说，她可以在洗手间吸奶。她提醒道，《平价医疗法案》明确禁止在洗手间吸奶。经过这次交流后，她打电话向人力资源经理解释道，根据哺乳母亲条款，她有权享受工作场所的一些便利。

博科拉斯于六月中旬回去工作，当时她女儿约六周大。她原先的工作是在密闭空间中搬运重物，而这次厂里给她重新分配了任务，让她去干不那么累的活。她可以在休息时去厂里的急救室吸奶，而且领导还给她安排了白班。看到领导积极响应她作为哺乳母亲的需求，博科拉斯打消了原先的担忧。

博科拉斯所在的玻璃厂有230名员工，其中女性只有30名。回到厂里后，她得知有同事开玩笑说，她要在“冷却间”吸奶——这是一个四面都是玻璃的房间，工人休息时可以去里面乘凉，避开车间的酷热。这些同事在冷却间里挂了个牌子，上面写着“吸奶房”；有个同事给了她一只红色的桶，还说了给奶牛挤奶之类的话。这些玩笑让博科拉斯感到难堪。

但他们可没有到此为止。博科拉斯在急救室吸奶的时候，一些男员工经常“砰砰”地拍门，嚷着要进去。有时，她担心这些人会破门而入。她向上级抱怨自己遭到了骚扰；上级表示否认，不过还是建议她去其他地方吸奶。他推荐了三个地方，一是会议室，这个会议室有好几个没有遮挡的大窗户、两扇不带锁的门；二是淋浴间；三是一个没人用的更衣室。

博科拉斯选的是更衣室，因为可以锁门。但那个地方肮脏不堪，地上布满污垢和死虫子，地板还缺了一部分。几天后，有人搬走了更衣室里唯一的家具——一把椅子。博科拉斯休息的时间不长，来不及再找一把椅子，所以只好坐在地上吸奶。事后，她向人力资源经理反映了椅子被搬走的情况。

当天晚些时候，上司建议博科拉斯开始交替上白班和夜班，而不是只上白班。博科拉斯解释道，这会打乱她的哺乳规律。随后，她提交了医生开的证明。工厂的管理层一般都会根据工人的身体状况调整他们的工作日程，但管理层拒绝对博科拉斯让步。

另外，在更衣室的吸奶体验也更加糟糕。吸奶的时候，男同事经常敲打更衣室的金属门。一天，有人给门把手覆上了油和尖尖的金属碎片——这是厂里常见的恶作剧。博科拉斯向上级报告了此事，但那些男同事又故技重施。有一天，在餐厅吃午饭时，博科拉斯所在工会的组织者提醒大家要提防她，因为她有律师，而且会“起诉同事对她性骚扰”。经过两个月的这种几乎持续不断的压力，以及交替上白班和夜班的负担，博科拉斯的奶量减少了一半，而她的宝宝也因此不愿吃奶。

波比·博科拉斯的经历也许比大多数职场女性都要糟糕，但并不罕见。国际母乳会有一个关于工作与哺乳的网络论坛，很多人在论坛上讲述了在上班期间吸奶的悲惨遭遇。即便是成功在上班期间吸奶的女性也承认，这样的经历并不愉快——这是为孩子做出的牺牲，虽然她们为此骄傲，但这毕竟是巨大的牺牲。就连纯吸奶者也明白，吸奶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许多职场母亲表示自己遭到了同事的骚扰，这些同事反感她们占用工作时间吸奶，或者要在她们吸奶期间替她们干活。吸奶母亲反映最多的问题之一是，有同事抗议她们把泵出的母乳放在公用冰箱里，据说是因为担心她们的“体液”会污染冰箱里的食物。基本上每一位和我谈过上班吸奶问题的女性都经历过不快或尴尬；她们都说自己经常遭到同事的批评或嘲笑，而且他们往往把这种批评和嘲笑装作是玩笑话。可是，这类玩笑话深深地损害了女性的尊严和职业形象，所以我们需要严肃对待。很难理解这些玩笑话为什么不算骚扰。

然而，由于奥巴马的改革以及大众对母乳喂养的支持，上班吸奶似乎成了一种新常态。不久之前，人们还认为哺乳和全职工作是相互排斥的两件事，一个女人只能做其中一件，而奥巴马推行的支持吸奶法案却搞得好像女性能够兼顾两者——只要我们假定让别人用挤到奶瓶里的母乳喂宝宝也算哺乳。在上班期间吸奶已经成了我们对新妈妈的期望。既然女性“有权”在上班期间吸奶，那么“哺乳”似乎就和全职工作完全不冲突，正如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鼓吹的那样：“母亲无须在哺乳和工作之间做出选择，而雇主也能留住有价值的员工！”这个解决方案看似实现了双赢，让职场母亲得以“哺乳”，但她们却要为此付出代价：加班、减薪、忍屈受辱。这可真是“两全其美”啊。

应当指出的是，就连这个极不完善的解决方案也很少得到执行。奥巴马对《公平劳动标准法》的修正虽然广受赞誉，但缺少效力。尽管修正案以严厉的口吻宣称“雇主不得歧视或报复享受这些便利的女性”，但它并不具备执行机制，违规的雇主也不会受到制裁。有些女性已经通过惨痛的教训认识到了这一点：她们提起法律诉讼，却以失败告终。

名义上负责执行该法规的部门是美国劳工部工资与工时司（WHD），但该部门出于法规灵活性的考虑，决定不公布具体的执行条例，这样对于哺乳母亲需要休息多少次、雇主应当如何满足她们休息的要求，双方都可根据具体情况做调整。WHD表示，他们更愿意逐个处理投诉。从该法规生效的2010年3月到2014年1月，WHD调查了169起投诉，发现71起违规行为。但该法规并不包含相应的处罚条款。WHD可以调解雇主与雇员之间的矛盾，可以向雇主解释他们对哺乳雇员的义务，但不能向违规的雇主处以罚款。有少数女性尝试将违规的雇主告上法庭，但目前为止她们并未取得多大进展。

安吉拉·艾姆斯（Angela Ames）是全美互惠保险公司（Nationwide Mutual Insurance Company）的一名减损专家。她的宝宝出生于2010年5月18日，比预产期早了五周。上司一开始跟安吉拉说，她可以到8月2日再来上班，但之后又改口，坚持让她早来两周，7月19日就要回公司，安吉拉照做了。一回公司，她就跟部门主管说，她需要一个吸奶的地方。部门主管回应道，给员工找吸奶的地方“不是她的分内工作”，并让她去问公司的护士。护士告诉安吉拉，她暂时还不能用公司的母婴室（尽管每层楼都有一间母婴室），因为要先填一些资料，而处理这些资料需要三天时间。护士让安吉拉使用患病员工经常用来休息的一个房间，但提醒她说这个房间里有病菌。就算没有被感染的危险，也有隐私暴露之虞：另外一名身体不适的员工正在用这个房间，而且房门没有装锁。护士让她过15—20分钟再去看看，但那时她的乳房已经胀痛难耐了。陷入绝望中的安吉拉回去找上司，上司说“回家陪你的宝宝去”，然后递给她一张纸，让她把辞职信写好。于是，安吉拉一边流泪，一边写下了辞呈。

数月后，安吉拉向艾奥瓦民权委员会（Iowa Civil Rights Commission）提起歧视投诉，结果石沉大海。之后，她又于2012年起诉全美互惠保险公司，指控该公司歧视女性和孕妇。她的主张得到了美国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EEOC）的支持——该委员会是负责施行联邦反歧视法的政府机构。按照EEOC的说法，人们有这样一种刻板印象，即女性愿意在家带孩子，而相关的法律问题在于，1964年《民权法案》第七条是否保护女性不受到基于这种刻板印象的歧视。EEOC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他们提交了一份法庭之友^[2]意见书，称安吉拉是歧视的受害者。然而，艾奥瓦州南区的地方法官罗伯特·普拉特（Robert Pratt）驳回了这起诉讼案，他的结论是“没有哪个通情达理的人会认为她的工作条件无法忍受”。

在EEOC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的支持下，安吉拉对该决定提出上诉。然而，2014年3月，一个联邦上诉委员会拒绝了安吉拉的听证请求。该委员会有三名成员，由共和党任命，他们拒绝的理由有些不可思议：“全美互惠保险公司多次尝试为安吉拉·艾姆斯提供方便，这表明该公司有意与艾姆斯维持雇佣关系，而非强迫她辞职。”2014年6月，第八巡回上诉法院再次拒绝了安吉拉的听证请求。即便有EEOC的支持，安吉拉仍连在法庭上讲述亲身经历的机会都没有得到。

《平价医疗法案》规定雇主有义务为挤母乳的女员工提供必要的时间与空间——从表面上看，这对于职场女性来说是一个重大进步。但现实情况很复杂——甚至不是“复杂”一个词能概括的。实际上，女性得到的只是一项糟糕的法规，该法规表示，女性现在可以满足纯母乳喂养六个月的要求，同时又能回到工作岗位上。雇主往往会违反这项法规，遇到这种情况，女性就要被迫为自己在上班期间吸奶的“权利”而抗争。然而当她们把雇主告上法庭，说雇主没有履行相关法律义务时，法官总是站在雇主这边。说到底，这项法规营造了一种印象，即新妈妈能够在上班期间吸奶，而且也应当这样做，从而给她们建立了一套全新的社会期望和规范。但职场母亲往往发现自己无法满足这些期望，这既因为职场中阻碍重重，也因为政府未能实行相关法规。

奥巴马的第二项母乳喂养举措是减税。2011年，美国国税局修订了一项政策，使得吸奶设备成为减税产品，但只适用于医疗开销总额超过调整后总收入的7.5%的纳税人。需要明确的是，减税并不意味着政府为吸奶器买单——米歇尔·巴克曼（Michele Bachmann）^[3]就曾对这个问题大加抱怨，虽然她的抱怨并不明智。这项政策让父母得以在纳税申报单上采用分项抵扣法扣除一部分吸奶器的费用，但只有那些纳税等级最高的父母才能真正受益。对于纳税等级最低的群体而言，如果一个吸奶器卖300美元，经过减税后，他们需付270美元，总共节省30美元。但这个群体中的大多数人都不会用分项抵扣法；标准抵扣法^[4]对他们而言更划算。

2013年，《平价医疗法案》规定私人健康保险计划和联邦医疗补助（Medicaid）必须涵盖吸奶器及其他哺乳与吸奶设备的费用，于是，上文提到的减税措施被取代。突然间，美国的每一位新妈妈都有权从她的保险公司免费获取一个吸奶器了。2015年，美国记者史蒂文·布里尔（Steven Brill）出版了一本引人注目的书。这本书长达455页，讲述了《平价医疗法案》得以通过的背后，隐藏了哪些政治与经济利益。每一家能从医保改革中获利的公司都雇了说客在国会山到处奔走。我问他，免费吸奶器是如何被纳入法案的，他表示没具体听说过吸奶器制造商的游说团体，但假如他们没有游说团体，那才让他感到意外。

我也没发现有此类游说团体，但吸奶器制造商肯定有一个亲密盟友：来自马里兰州的民主党参议员芭芭拉·米库斯基（Barbara Mikulski）。米库斯基撰写了《平价医疗法案》中的《妇女健康修正案》，并为了能让该修正案通过而积极活动。该修正案不仅包括免费吸奶器，还涵盖了一年一次的免费乳房X光检查和避孕用品。按照布里尔的说法，乳房X光检查设备制造公司在华盛顿有不少说客。

不过，对于免费吸奶器有什么实际意义，各方的解读不尽相同。不同吸奶器的价格差别甚远。手动吸奶器的价格在40—50美元之间，但电动吸奶器就要三四百美元。宝宝反斗城（Babies R Us）卖的医用级美德乐“心韵”（Symphony）吸奶器的售价更是高达2224.99美元。对于投保旧计划的客户，一些保险公司无须立即为他们承保。2012年8月，新客户即可享受免费吸奶器，而其他客户要等到2013年1月，有的甚至更晚。

多数保险公司为投保人支付或报销的是简约版的电动双侧吸奶器。此类吸奶器可以同时泵出两个乳房的奶，而且配有高性能马达，所以吸力较强，但缺点是配件不全：没有冷却袋、电池组，而且装吸奶器的盒子质量不太好。最受欢迎的吸奶器的价格约为400美元（包括所有配件），而保险公司提供的吸奶器只值250美元左右。

《平价医疗法案》的吸奶条例生效后，美德乐重新包装了公司最畅销的“时尚吸奶”吸奶器，以满足保险公司的要求。现在，妈妈们可以通过保险公司获得“时尚吸奶高级吸奶器入门套件”（零售店买不到），再单独去买其他附件。美德乐还增加了这款吸奶器的配件种类，这些配件都可以在零售店买到。

吸奶器及相关用具的市场本来就处于扩张状态，而吸奶器报销条例更是激发了这个市场的活力。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占据着全球吸奶器市场的最大份额，占比高达40%左右。2010年，美德乐公司表示，美国市场上有229万台吸奶器，包括手动和电动两大类。《平价医疗法案》的吸奶条例不仅扩大了美国吸奶器市场，也让这个市场发生了转变：该条例几乎消除了对手动吸奶器的需求（这种吸奶器其实只适用于偶尔的紧急情况），增加了对电动吸奶器的需求，而后者的价格高得多。2013年1月之后，消费者对电动吸奶器的需求增加了50%，供应商难以跟上这个节奏。美德乐和飞利浦新安怡这两家最大的吸奶器生产商以及其他公司都加快了生产速度。

美国吸奶器市场的规模最终应该会稳定在每年350万台左右，这一数字只略低于美国每年的活产婴儿数量。假设所有吸奶器基本上都经由保险公司售出，单价为250美元左右，那么美国吸奶器市场的市值大概会达到8.75亿美元。根据预测，到2015年，全球市场总值将超过14亿美元。

从哺乳到吸奶的微妙转变让生产吸奶器的公司赚了个盆满钵满，这些公司包括阿美达、美德乐、飞利浦新安怡、兰思诺等；这一转变也为一部分雇主提供了一个好办法，这些雇主既想留住员工，又不想给员工放产假，或者不愿承担新妈妈花时间哺乳而造成的损失。对于有的政客而言，让女性在上班期间吸奶也是个好办法——这些政客不愿提出有利于女员工的法规，比如产假法，因为此类法规可能会给企业带来损失，或者可能会被当作对美国经济竞争力的威胁。看来，在这个“三赢”的局面中，只有母亲和婴儿是输家。

[1] 原文是“Pumping sucks”，这是个双关语：suck既有“抽/吸”之意，在俚语中也有“糟糕”的意思。

[2] 美国诉讼中的“法庭之友”（Amicus Curiae）并非案件事实上的当事人，但基于对案件的兴趣或重大利益，能以第三方身份向法庭呈送法律意见书（Brief）甚至参加口头辩论，表达案件所涉法律问题的观点。

[3] 美国律师，曾在美国国税局工作。

[4] 美国国税局为纳税人提供分项抵扣（itemized deduction）和标准抵扣（standard deduction）两种税收减免方式，前者即按照国税局规定的项目分项抵扣，后者抵扣的金额是固定的。两种方式只能二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