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母乳可能会害死宝宝！”
——哺乳主义与艾滋病毒

1981年，美国疾控中心首次报告了5例罕见的肺部感染病例，感染者是免疫系统受损的男同性恋，来自洛杉矶。到了1981年末，每周都会出现五六个这种神秘疾病的新感染者。1982年7月，美国疾控中心首次将这种病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即艾滋病）；当时，美国每天都有1—2例新增病例。

新出现的这场艾滋病危机看似与抵制雀巢运动毫无关联，哺乳倡导者似乎也犯不着担心——当时，她们反倒有理由庆祝。1981年，即美国首次发现艾滋病的那一年，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了《国际母乳代用品销售守则》，限制了配方奶粉的销售策略。1984年，就连雀巢也同意遵守该守则，世界上主要的公共卫生组织也开始致力于把母乳喂养重新确立为发展中国家的最佳婴儿喂养方式。在一些贫穷国家，配方奶粉使用量的增长伴随着婴儿死亡率的飙升，这使得人们赋予了母乳喂养一种新的道德权威。在美国，母乳喂养也重获新生：从1971年到1984年，美国的哺乳率从24%一路跃升至60%。

艾滋病和母乳喂养不仅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两者作为健康问题的前景似乎也截然不同。由于世界各地的人们纷纷致力于倡导母乳喂养，再加上刚刚通过的销售守则对配方奶粉公司的限制，南半球多个地区因大规模使用配方奶粉而造成的致命危机似乎终于要被化解了。相比之下，艾滋病危机才刚刚被医学专业人士和大众注意到，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结束。

然而，就在1982年12月，这两个看似不同的问题交会到了一起。当月，美国疾控中心报告称，美国有4名婴儿死于原因不明的细胞免疫缺陷和机会性感染，其中2名婴儿的母亲是静脉注射吸毒者，这2名母亲中有1名此前死于肺炎。另外2对父母的健康状况不明。这4名婴儿在患病前都没有输过血或血液制品。美国疾控中心同时也在调查6名免疫状况相似的死婴，以及12名活着的儿童，这些儿童患有各种与艾滋病相关的病症，包括发育不良、念珠菌病、耐药性肺炎。美国疾控中心推测，这些案例说明艾滋病可能由母亲传染给孩子，要么是在子宫内传染，要么是在孩子出生后不久传染。两年后的1985年4月，享有盛誉的英国医学期刊《柳叶刀》发表了首个证明艾滋病毒可以通过哺乳传播的证据。

如今，专家们认为艾滋病最初流行于20世纪70年代的金沙萨（今刚果民主共和国首都）。当时，很多人死于机会性感染，包括肺结核、卡波西肉瘤、肺炎。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艾滋病才开始扫荡中非和东非。1983年，研究人员在卢旺达的基加利确认了26例艾滋病病例，在金沙萨确认了38例。到了1985年，艾滋病毒（HIV）感染者数目急剧上升：在乌干达军队以及接受检测的乌干达司机中，查出HIV阳性的比例分别为30%和35%。在肯尼亚，丹尼尔·阿拉普·莫伊（Daniel arap Moi）总统宣布，艾滋病是一场威胁到国家生存的全国性灾难。

1985年，来自全球各地的2000名社会活动者、公共卫生官员和医生在亚特兰大参加了世界上首届关于艾滋病的国际会议；世界卫生组织紧随其后，召开了第二次会议，旨在“团结全世界力量，共同对抗艾滋病传播”。据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估计，“全世界可能有多达1000万人已经感染了艾滋病毒。”专家预计，这个数字将会成倍增长。在美国，虽然艾滋病仍然集中在男同性恋群体，但据专家预计，到1995年，美国将会有200万—300万感染者。没有人怀疑如下预测：20世纪90年代结束之前，将会有数百万感染者死亡，尤其是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南亚地区。

另外，人们也看出，女性和年轻人最终将成为艾滋病的最大受害者。艾滋病毒最初在美国露面时，感染者差不多仅限于男同性恋。然而，在发展中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包括非洲，艾滋病往往通过异性接触传播。因此，有感染风险的群体主要是有多个性伴侣的女性以及与有多个性伴侣的男性发生性关系的女性。1986年，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有85%的性工作者都感染了艾滋病毒。在全世界的艾滋病毒感染者中，女性超过一半；在非洲，女性感染者的比例接近60%。在15—24岁的年轻感染者中，女性的人数更是男性的两倍，而将近三分之一的全球感染者都处于这个年龄段。

艾滋病主要通过性接触传播，所以很多感染者都是育龄女性。实际上，艾滋病是全世界15—40岁女性的主要死因。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在艾滋病肆虐最甚的东非和非洲南部，1989年大约有30%的孕妇感染了艾滋病毒。

由于大量孕妇感染艾滋病毒，婴儿和儿童也遭遇了悲惨的命运。性交和共用针头是最常见的艾滋病传播方式，但第三常见的传播方式就是出生前后的母婴传播。早在1985年，《纽约时报》就有报道表示，在非洲，每五名感染者中就有一名儿童。

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估计，在20世纪90年代，每年新感染艾滋病毒的婴儿有60万名。1994—1997年，患艾滋病的儿童数量增长了两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1998年的《各国进展报告》（Progress of Nations Report）中预测：“到2005年，在五岁前死亡的所有儿童中，有48%死于艾滋病。”有专家在2000年预测，到2010年，在艾滋病肆虐最甚的地区，五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将会增长一倍以上。自1990年以来的25年里，每年新感染艾滋病毒的婴儿数量都超过了50万^[1]。

每10名感染艾滋病毒的儿童中就有9名是在母亲怀孕、分娩或者哺乳期间感染的。胎儿有可能在母亲子宫内感染艾滋病毒，也有可能在分娩期间由于接触到母亲的血液而感染，特别是在下列三种情况下：羊水于分娩前四小时以上破裂；采取阴道分娩；出生时有创伤或出血。

1985年的那篇将哺乳与艾滋病毒传播联系起来的文章可谓至关重要，在之后的五年里，不断有后续研究证实此文的结论。不仅医学检测在母乳中发现了艾滋病毒，科学研究——包括以感染艾滋病毒的母亲所生婴儿为对象的前瞻性研究——也证实吃母乳的婴儿比吃配方奶的婴儿更有可能感染该病毒。研究还发现，婴儿吃母乳的时间越长，越有可能感染。

1989年之后，由于科研人员开发出了一种更精密的艾滋病毒检测手段，相关研究变得更为坚实。在此之前，研究人员只能以在子宫内或出生时未接触到艾滋病毒的婴儿为对象，来评估艾滋病毒通过哺乳传播的情况。此前的检测实际上测的是艾滋病毒抗体，而婴儿在出生后18个月内都有可能仍保留着一些来自母亲的抗体，因此如果母亲感染了艾滋病毒，即便婴儿未感染，也有可能在婴儿体内检测出抗体。所以，虽然有证据表明艾滋病毒可以通过哺乳传播，但人们还无法测出子宫内传播、出生时传播、哺乳传播这三者的相对风险。

科研人员于1989年开发出的这种新的艾滋病毒检测方法叫作聚合酶链式反应（PCR）检测，它检测的是艾滋病毒的遗传物质，而非病毒抗体。这种新方法更容易确定婴儿是在出生前感染，出生时感染，还是通过哺乳感染。1992年，《柳叶刀》发表了一项一锤定音的整合分析。根据当时的相关研究，艾滋病毒通过哺乳传播的风险在14%—29%之间。从绝对数字来看，全世界每年光是由于吃母乳而感染艾滋病毒的婴儿就有22万左右。

研究人员于1985年发现哺乳可以传播艾滋病毒之后，美国疾控中心和美国儿科学会立即发布消息，建议感染艾滋病毒的女性不要给孩子哺乳。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官员也纷纷发布了类似建议。然而，这些国家的哺乳倡导者显然对这一建议视若无睹。

伊迪斯·怀特就是其中的一员。她还记得，美国疾控中心的建议引起了众多哺乳主义者的怀疑。她告诉我：“对于我们哺乳倡导者而言，政治正确的回应是这样的：‘喔，又是一群给我们瞎出主意的白人医生啊！’”她和“哺乳母亲”组织的同事都没有理会美国疾控中心的建议，因为她们不仅不信任美国疾控中心这样的医学机构，而且当初就是为了反对这些机构而联合起来的。像伊迪斯这样的哺乳主义者疑心美国疾控中心可能是在迎合配方奶粉公司，有的哺乳主义者甚至感到愤怒，因为美国疾控中心的建议暗示了这么一层意思：女性的身体可能对婴儿造成致命伤害。许多哺乳主义者都拒绝相信母乳可以传播艾滋病毒；还有人担心，就算母乳可以传播艾滋病毒，公开这样的信息也会破坏她们的母乳喂养运动。

20世纪90年代初，伊迪斯和她的合作伙伴于1976年创办的哺乳咨询业务正开展得如火如荼，美国的哺乳率也正在稳步上升。但是，和美国的绝大多数哺乳倡导者一样，伊迪斯依然绝口不提通过哺乳传播艾滋病毒的潜在危险。她告诉我，她们为WIC顾问提供的培训课程向来都包含医学研究综述。“比如说我们每年5月都会去密尔沃基，每年都会介绍医学期刊上发表了哪些新内容，好让她们了解研究动态。当然，那时候的研究结论都是正面的。”然而，后来的研究给出的证据开始出现变化，让人无法忽视。“我突然间发现，如果在哈佛大学医学图书馆搜索有关母乳喂养的文献，就会发现很多文章都写到了艾滋病毒！我的天！到了20世纪90年代，我开始觉得，我们应当在培训中向学员传达这一信息。”

伊迪斯意识到，这一信息对于她们培训的WIC顾问而言有重大意义。“她们有些办事处位于艾滋病高发地区，那里的WIC补助人员很可能会接触到艾滋病毒。”不过伊迪斯注意到，虽然有些WIC补助人员有多个性伴侣，或者性伴侣是注射吸毒者，但来她这里培训的WIC顾问不愿意应付此类问题。“WIC顾问最喜欢聊的是营养话题。她们乐意给客户推荐维生素C丰富的食物。可要是聊到女性的亲密伴侣或者性生活呢？”接着，伊迪斯模仿了一名WIC顾问对此的回应：“这种话题就是会让我不舒服！”

其实，虽然很多人意识到“母乳显然是一种能传播艾滋病毒的体液”，但在伊迪斯这个群体中，没有人认为公开这一信息是明智之举。伊迪斯向我描述了自己接受这个消息的过程。虽然事隔多年，但她的声音中仍有一丝恐惧和悲痛。“我只能接受这个悲伤的消息。母乳可能会害死宝宝！这个说法千真万确。真可怕。”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许多坚定的哺乳主义者都认为，母乳就应该是有益健康的，她们无法想象母乳可能伤害婴儿，甚至杀死婴儿。

最终，伊迪斯的咨询业务停办了，因为无法确定是否应该在培训课程中提及关于艾滋病毒的信息。时至今日，WIC还从来没有直面过艾滋病毒与母乳喂养的问题。直到1999年，WIC才制定了应对HIV阳性人员的官方政策，而《柳叶刀》早在14年前就已经发表了那篇揭示哺乳可能传播艾滋病毒的文章。直到2014年，WIC对这个问题依然采取“不要问也不要说”的非官方政策。在一次电话采访中，WIC的纽约州西部主任告诉我，他们的顾问之所以不询问客户是否感染艾滋病毒，是因为这是对隐私权的侵犯。然而，由于对艾滋病毒只字不提，WIC顾问们陷入了一个困境：她们建议所有客户给孩子哺乳，同时又希望那些HIV阳性人员能够自行发现哺乳给宝宝带来的风险。

20世纪90年代中期，伊迪斯已经成长为哺乳倡导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当时的她已经在这个领域深耕了20多年。她写的《哺乳指南》（The Breastfeeding Handbook）一书出版于1980年，与另一位作者合著的修订版于1989年问世。此外，她还编写了多份哺乳手册，卖给了全国各地的医生和公共卫生机构。1984年，她受邀参加了“医务总监母乳喂养与人类泌乳研讨会”。

1996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邀请伊迪斯作为两名美国代表之一，参加在泰国曼谷举行的国际母乳喂养讨论会。这是史上第一次母乳喂养培训会议，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母乳喂养行动联盟共同主办。此次会议改变了伊迪斯的人生。

1996年距离艾滋病毒通过母乳传播的首份报告发表已经过去了11年，距离那项整合分析的发表也过去了4年——该分析表明，如果HIV阳性母亲给自己的孩子哺乳，孩子感染HIV的风险在14%—29%之间。在一些发展中地区，有高达30%的孕妇感染了艾滋病毒。然而，在此次由世界上最重要的卫生政策组织召开的母乳喂养讨论会上，艾滋病毒就好像不存在一样。美国的哺乳倡导者罔顾艾滋病毒可能通过母乳传播的事实，这本来就已经让伊迪斯忧心忡忡，而在此次会议上，她惊愕地发现，国际卫生组织在这个问题上的表现更差劲。虽然北美、欧洲、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公共卫生官员迅速响应了哺乳可能传播艾滋病毒的报告，针对感染艾滋病毒的女性修改了婴儿喂养建议，但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国际组织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正是在此次会议之后，伊迪斯开始了漫长而痛苦的探索，探索的成果之一便是她1999年出版的这本书：《哺乳与艾滋病：研究、政治、女性的回应》（Breastfeeding and HIV/AIDS: The Research, the Politics, the Women's Responses）。

当时，国际卫生组织已经在发展中国家开展了十多年的哺乳倡导活动。1981年的《国际母乳代用品销售守则》被誉为一次重大胜利。1984年，雀巢终于同意执行该守则；1985年，全世界对母乳喂养的支持达到了历史最高点。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世界卫生官员和医务人员来说，母乳喂养是对抗婴儿死亡的主要武器之一。他们受到抗议雀巢活动的启发，认为母乳喂养可以大幅减少营养不良和腹泻导致的死亡——这是发展中国家婴儿死亡的罪魁祸首。和美国的哺乳主义者一样，这些世界卫生官员也担心将哺乳与艾滋病毒之间的联系公之于众，会破坏他们的哺乳倡导运动。在他们看来，捍卫母乳喂养比捍卫婴儿的生命更重要。因此，世界卫生组织于1987年发布了如下建议：“无论是否感染艾滋病毒”，母亲都应继续给孩子哺乳。在同年发布的《全球艾滋病计划》（Global AIDS Plan）中，世界卫生组织表示：“通过哺乳传播艾滋病毒的概率显然很小。”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各大国际卫生组织持续淡化哺乳传播艾滋病毒的风险。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1989年的报告《世界儿童状况》（The State of the World's Children）中指出，“哺乳并不是艾滋病传播的重要途径”，尽管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情况正好相反。他们坚称，通过哺乳传染艾滋病毒的风险很小，相比之下，死于配方奶喂养导致的腹泻或营养不良的风险要高得多。根据这两个错误的前提，他们继续推荐母乳喂养，认为这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这个问题也困扰着弗朗西斯·米罗（Francis Miro），他是位于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的马凯雷雷大学医院的妇产科主任。他告诉《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感染艾滋病毒的母亲所生的婴儿中，有27%的婴儿通过母乳感染了艾滋病毒。在农村地区，85%的婴儿因为喝了用脏水冲泡的配方奶而死亡。”他对数据的描述想必反映了自己陷入两难境地的心态，可是，如果《纽约时报》的引述没有出错的话，这些数据也太离谱了。

其实，各大国际卫生组织经常拿艾滋病毒传播的风险与配方奶喂养的风险做比较，使前者相形之下显得微不足道。但这种比较会让人产生误解。实际上，不同地区的婴儿死于营养不良或腹泻的风险相差很大，但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包括乌干达农村地区——的婴儿死亡率高达85%，单是配方奶喂养造成的死亡率更不可能有这么高。

事实上，乌干达1988年的婴儿死亡率为8.6%；阿富汗的婴儿死亡率为世界之最，高达15%；博茨瓦纳1985年的婴儿死亡率为4.7%，其中大约25%的死亡可归因于营养不良和腹泻。也就是说，在博茨瓦纳，只有1%多一点的婴儿可以说是死于营养不良和腹泻。当然，这个百分比代表的实际死亡数也相当惊人，但起码比米罗引用的85%低了很多。

在上文提到的整合分析于1992年发表后，科研人员终于开始进行相关研究，以明确比较哺乳传播艾滋病毒的风险与配方奶喂养致死的风险。他们的研究都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在发展中国家，很少有哪个地方的营养不良或腹泻死亡率高于通过母乳感染艾滋病毒（包括因此而死亡）的概率。这些证据充分说明，感染艾滋病毒的死亡风险基本上总是高于和婴儿配方奶粉相关的死亡风险。

到了1992年，人们已经知道哺乳传播艾滋病毒的风险有多大，但即便是在这一年之后，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依然没有改变方针。在伊迪斯的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两个组织无视婴儿感染艾滋病毒而死的悲剧，继续建议女性给孩子哺乳，无论她们是否感染了艾滋病毒。

这一时期，各大国际卫生组织并没有在他们的刊物中讨论哺乳与艾滋病毒之间的关系，这似乎并非无意的疏漏，而是有意的忽略。1993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世界儿童状况》报告并未提及艾滋病毒或艾滋病，尽管仅在这一年就有60万儿童新感染了艾滋病毒。该基金会还发布了一份题为《艾滋病：第二个十年》（AIDS: The Second Decade）的报告，其中只有一句话介绍了儿童的情况——要知道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可是一个致力于保护儿童的组织——而且完全没有说明儿童感染艾滋病毒的途径。1993年，世界卫生组织出版了一本书，名为《母乳喂养：技术基础与行动建议》（Breastfeeding: The Technical Basi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Action），书中讨论了艾滋病毒通过哺乳传播的问题，但这部分讨论的标题是“散布谣言”。

接下来的两年里，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了最坏的消息：在发展中世界的许多地区，艾滋病即将成为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的主要原因，而母乳喂养也是艾滋病毒传播的主要途径。1995年的一项研究表示：“由HIV阳性母亲哺乳的九名沙特阿拉伯婴儿都染上了艾滋病毒。”类似研究显示，在印度和马拉维，由HIV阳性母亲哺乳的婴儿，感染率分别为48%和35%。

然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996年的《世界儿童状况》报告对于艾滋病只是顺带一提，只是说艾滋病让许多儿童成了孤儿。这份报告还提到，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南亚地区，五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正在上升，但文中并未解释原因。与此类似，世界卫生组织于1997年发布了一份简报，题为《降低儿童主要致命疾病的死亡率》（Reducing Mortality from Major Childhood Killer Diseases），其中并未提及艾滋病毒或艾滋病，尽管艾滋病已经成为东非和非洲南部大部分国家儿童的主要死因。例如，艾滋病是赞比亚儿童死亡的主要原因，但该简报关于赞比亚儿童主要致命疾病的章节完全没提到艾滋病。

当时，许多科研人员和营养学者指责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织因为“热衷于推广母乳喂养”而罔顾基本事实。1998年，世界卫生组织母乳喂养专家苏珊·霍尔克博士（Susan Holck）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让她感到震惊的是，“1990年左右，人们极力否认艾滋病可能通过哺乳传播的证据。”她解释道，这种否认的态度“无疑是由这样一群人助长起来的：他们在推广哺乳方面投入巨大，担心如果证实了艾滋病毒能够通过哺乳传播，他们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米莉安·拉博科（Miriam Labbok）博士也许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她曾于1992—1996年担任世界卫生组织母乳喂养合作中心（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Collaborating Center on Breastfeeding）的主任。她经常公开表示担心艾滋病的流行会给母乳喂养的宣传带来严重威胁。

各大国际卫生组织对艾滋病故意视而不见的态度，也让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卫生官员感到怒不可遏。在伊迪斯参加的那次曼谷讨论会上，一位津巴布韦代表私下告诉她，首都哈拉雷（Harare）到处贴着手写的标语，上面写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害死了婴儿”，因为该基金会坚持认为感染艾滋病毒的母亲应该给孩子哺乳。赞比亚妇科医生马维斯·项嘉（Mavis Sianga）以相当温和的方式抱怨道：“只是因为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想让他们的项目继续下去，发展中国家的女性就要承担传染孩子的风险，这也太不公平了。”

在1997年的世界卫生大会上，非洲代表也批评这两个组织没有宣传艾滋病毒通过哺乳传播的相关信息。这些代表在发言中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相关机构推广不受限制、不经更改、无人质疑的母乳喂养政策，让我们孩子的生命受到了艾滋病的威胁。难道我们要接受这种情况吗？”哺乳建议中明显的双重标准让他们尤为愤慨：“在富裕的工业化国家，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感染艾滋病毒的女性停止哺乳，而在发展中国家，感染艾滋病毒的女性得到的建议是继续哺乳。”

直到1998年，各大国际卫生组织才修改了针对感染艾滋病毒母亲的婴儿喂养指南。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是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共同成立的联合体。在1998年关于艾滋病毒通过哺乳传播的重要报告中，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终于指出：“对于感染艾滋病毒的女性而言，要想完全消除通过哺乳传播艾滋病毒的风险，就要从婴儿出生起用恰当的母乳替代品喂养婴儿，例如商业婴儿配方奶，或是用改良动物奶自制的配方奶。”各大国际卫生组织终于承认，在感染艾滋病毒的所有婴儿病例中，通过哺乳感染的病例占比“高达40%”；他们终于建议感染艾滋病毒的母亲给孩子喂配方奶。(https://www.daowen.com)

自那以来，由于艾滋病治疗方面的进展，母婴传播的风险有所降低。如今有更多母亲和婴儿能够获得减少病毒载量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所以大多数刊物给出的母婴传播风险降低至5%—20%之间。尽管如此，根据2008年发表的一份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每年大约仍有42万名婴儿感染艾滋病毒，其中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婴儿（14万—21万）可能完全是因为吃母乳而感染的。据此推算，自艾滋病于35年前左右被发现以来，光是因为吃母乳而感染艾滋病毒的婴儿人数就在490万到735万之间。

1998年，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建议HIV阳性母亲给孩子喂配方奶，并开始在贫穷国家免费发放配方奶粉。哺乳主义者对此感到忧心忡忡——这正是她们13年来一直努力阻止的局面。那一年6月，国际母乳会发表声明称，世界卫生组织的决定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有些研究者从人乳中分离出了艾滋病毒……但其他一些研究表明，艾滋病毒通过哺乳传播的风险并不高。”该声明还表示，许多研究并未区分人乳中细胞内的艾滋病毒片段与完整的艾滋病毒，而只有后者才能复制，从而才有传染性。

数月后，国际母乳会的杂志《哺乳天堂》（Leaven）1999年2—3月号发出如下警告：“全世界有93%的婴儿并未感染艾滋病毒，公开宣传母乳传播艾滋病毒的风险有可能导致哺乳率全面降低。”这篇文章总结道：“在第三世界，母乳喂养受到的最大威胁是人们对艾滋病毒传播的恐惧，因为那里有很多女性感染了艾滋病毒。”

很多哺乳倡导者对母乳喂养计划的未来感到担忧，不愿相信哺乳可能会伤害孩子，也不愿摒弃“母亲的乳汁完美无缺”这种想法。她们当中有些人显然觉得，如果承认哺乳可能传播艾滋病毒，就犯下了一个战略错误，而这个错误最终会彻底毁掉母乳喂养事业。还有一些人笃信母乳喂养是正确而有益的喂养方式，无法接受与此相悖的观点。像伊迪斯和她的同事一样，许多国际哺乳倡导者已经对医学机构产生了怀疑——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各大医学机构曾向新妈妈推荐配方奶喂养。

对于一些坚定的哺乳主义者而言，“否认艾滋”是他们的一条出路。艾滋病否定者是一小帮记者和伪科学家，为首的是彼得·迪斯贝格（Peter Duesberg），此人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科学家，受到很多人的质疑。他们宣传的观点要么是艾滋病毒不存在，要么是艾滋病毒不会导致艾滋病。艾滋病否定论获得国际关注是因为南非前总统塔博·姆贝基（Thabo Mbeki）公开接受这一论调，引发了轩然大波。

30多年来，研究艾滋病毒和艾滋病的数千名科研人员已经建立起一套无可争议的证据，证实了HIV逆转录病毒的存在，弄清了HIV逆转录病毒从HIV转变为艾滋病的方式。艾滋病否定者声称自己是在发展另一种科学理论，但他们基本上都被当作骗子。不过，他们还是在哺乳主义者当中找到了现成的听众，因为他们的观点，即艾滋病不存在，很容易就能发展为这样的说法：母乳中不存在艾滋病毒，或者艾滋病毒无法通过哺乳传播。

2001年，国际母乳会邀请了另一位声名不彰的艾滋病否定者在该协会于芝加哥举办的国际会议上讲话。此人名叫大卫·克罗（David Crowe），是一名加拿大记者，他在科学方面的资历仅限于在安大略省莱克黑德大学拿到了生物学和数学学士学位。不过，他可是“阿尔伯塔省重新评估艾滋病协会”（Alberta Reappraising AIDS Society）的创始人和主席，也是“重新思考艾滋病”（Rethinking AIDS）这个团体的主席。他和彼得·迪斯贝格过从甚密，后者是“重新思考艾滋病”的理事会成员。这两个组织负责发表所谓非主流科学家的著作、为艾滋病患者提供各种不可靠的医疗信息、向社会募集捐款。克罗还在网上为那些不再使用药物治疗艾滋病的人提供医疗建议。2014年，我访问了重新评估艾滋病协会的网站，发现克罗已经把注意力转向了埃博拉病毒——他说，埃博拉“又是一种虚构的病毒”。我问他为什么这么说，他解释道，从来没有人“提纯出埃博拉病毒，更没有人证明出是这种病毒引发了相关疾病”。为了说明埃博拉不是病毒，他还给出了几条更牵强的理由。

不过，在2001年的这次国际会议上，艾滋病毒仍然是克罗关注的重点。他发表的演讲题为《母乳究竟是否含有具传染性的艾滋病毒？》。他认为：抗原检测不能用来证明母乳中存在艾滋病毒；艾滋病毒从未被分离出来；艾滋病毒检测也从未经过正确的“验证”。他还声称，PCR检测灵敏到可以测出小到不足以致病的艾滋病毒，但又无法测出“具有传染性的艾滋病毒”（实际上，这种检测可以更准确地确定婴儿是在子宫内感染，还是出生后通过哺乳感染的）。

在演讲的末尾，克罗给哺乳倡导者提出了一个“挑战”。他们要么“接受目前关于艾滋病毒与母乳喂养的教条，眼睁睁看着母乳喂养事业在第三世界退潮”，要么“无视主流意见，权衡相关证据，准备好逆流而上，乘风破浪！”邀请克罗参加此次会议的人是玛丽安·汤普森，她还主持了克罗的小组讨论，并向大家介绍了他。

玛丽安是国际母乳会的七位创始人之一，担任该协会主席长达24年（1956—1980）。自1996年以来，她一直是国际母乳喂养行动联盟咨询委员会的成员。国际母乳会的咨询委员会由14名成员构成，目前她依然是其中一员，同时还拥有“国际母乳会认证领袖”这一头衔。她经常代表国际母乳会参加地方、全国、国际性会议。在这些会议上，她经常与艾滋病否定者一起参加小组讨论，并在讨论中表达如下观点：没有确凿证据表明艾滋病毒会通过哺乳传播。

玛丽安接受了克罗的挑战：她成立了一个名为“别样视角”（AnotherLook）的非营利组织，该组织致力于传播有关艾滋病否定者的“研究”和立场，从而挑战了医学界对哺乳和艾滋病的观点。和国际母乳会一样，“别样视角”的总部也位于伊利诺伊州埃文斯顿（Evanston）市，主席和首席执行官皆由玛丽安担任。

“别样视角”的网站首页写道：“艾滋病毒与人乳的问题已经被以下因素所遮蔽——不可靠的科学、对母乳喂养的不准确定义、不成熟的公共政策声明。”该组织表示，他们要寻找相关证据，证明艾滋病毒确实可能存在于母乳中，并且有可能会传染给婴儿。然而，这样的证据早在1985年就有了。“别样视角”的咨询委员会成员包括几位有名的艾滋病否定者、一名替代医学专家、一位著名的反疫苗医生——根据《芝加哥论坛报》的报道，该医生因为治疗失当而吃了无数官司。

“别样视角”的网站上有一些立场文件，这些文件探讨了该组织认为人们忽视的各种问题。“别样视角”的立场文件大概有一半都由克罗撰写。直到现在，我们还能在这个网站上看到克罗在2001年那次会议上的演讲稿。

这个网站上还有其他关于艾滋病毒与哺乳的演讲稿，演讲者都是与“艾滋病否认运动”有关的人，演讲地点也是在国际母乳会的会议上——包括2001年（芝加哥）、2003年（旧金山）、2005年（芝加哥）的会议。其中，有一份演讲稿明确指出，人乳中尚未检测出艾滋病毒，而且艾滋病毒通过哺乳感染婴儿的概率在0到0.0001之间。另一份演讲稿表示，许多感染艾滋病毒的儿童并没有死，而且通过哺乳感染的婴儿的死亡率低于在子宫中或出生时感染的婴儿。这份演讲稿总结道：“让所有HIV呈阳性的女性纯母乳喂养孩子六个月，这应该是一个明智的建议……虽然说女性可以采取其他让人满意、行得通、价格实惠、可持续、安全无害的喂养方式。”作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一名代表，拉博科也参加了这次演讲的小组讨论，她表示，既然世界上90%以上的女性不知道自己是否感染艾滋病毒，那么“我们应该鼓励所有女性采取纯母乳喂养，这是为了全体儿童的生存”。

这个小组在国际母乳会2005年的国际会议上发表了上述建议。当时，全球的卫生组织正在向HIV呈阳性的女性推荐配方奶喂养，因为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在大多数国家尚未得到广泛使用。由于缺乏此类药物，这个小组的建议会导致哺乳传播艾滋病毒的风险增加15%—30%。此次会议也是由玛丽安主持并做介绍。

“替代疗法还艾滋病人健康”（Alive and Well AIDS Alternatives）这个组织由艾滋病否定者克里斯蒂娜·玛焦瑞（Christine Maggiore）创立，理事会成员包括玛丽安和“艾滋病否定论之父”迪斯贝格。玛焦瑞怀着女儿伊丽莎的时候，育儿杂志《当妈妈》（Mothering）发表了一篇封面文章，其中提到玛焦瑞敦促HIV呈阳性的孕妇“转入地下”，拒绝接受治疗，这样她们就能给孩子哺乳，避开对她们的宝宝的HIV检测。1998年，《当妈妈》杂志授予玛丽安“人间珍宝”奖；就在2013年，该杂志发表了克罗的一篇文章，此文建议感染艾滋病毒的女性跟医生说自己给孩子喂的是配方奶，同时在家中悄悄给孩子哺乳。

玛焦瑞不让医生医治自己和女儿，还违背医嘱，给女儿哺乳。不幸的是，玛焦瑞的女儿于2006年死于艾滋病，年仅三岁，她本人也于2008年因艾滋病去世。玛丽安和迪斯贝格在她的追悼会上发了言。

在哺乳倡导者当中，玛丽安与艾滋病否定者的盟友关系最为明显，但与他们结盟的哺乳倡导者远不止她一个。我联系过国际母乳会，向相关人员询问了该协会对玛丽安和“别样视角”的态度。让我惊讶的是，他们告诉我，对于玛丽安创立“别样视角”一事，“国际母乳会的其他创始人都表示祝福”。国际母乳会“骄傲地支持玛丽安·汤普森的工作”，协会发言人戴安娜·韦斯特（Diana West）还表达了协会对“别样视角”的支持：“有一些政策禁止HIV呈阳性的女性给孩子哺乳，但‘别样视角’指出，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政策具有合理性。十多年来，‘别样视角’是唯一指出这一点的组织。”还有一次，戴安娜解释道，玛丽安之所以创立“别样视角”，是因为她意识到“没有研究证明HIV阳性母亲所生的婴儿比吃配方奶的婴儿更容易患艾滋病”。实际上，证明这一点的研究已经问世了30年，戴安娜却毫不承认。我称克罗为“否定主义者”（denialist），而戴安娜却称他为“异见人士”（dissident）——艾滋病否定者更愿意用“异见人士”这个内部术语来形容自己。

最后，戴安娜透露，不仅是国际母乳会，还有其他许多全国乃至国际哺乳倡导组织都支持玛丽安和“别样视角”的工作。她向我解释道：“国际泌乳顾问协会，美国母乳喂养委员会（US Breastfeeding Committee），国际婴儿食品行动网，全国母乳喂养行动联盟（National Alliance for Breastfeeding Action），这些组织都非常敬佩玛丽安和‘别样视角’的工作，正是这些工作促使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修订了母乳喂养建议。”谈话快结束时，为了消除我的疑虑，戴安娜对我说，玛丽安现在依然是母乳喂养领域备受敬重的一位领袖。

戴安娜列举的这些组织基本上构成了整个哺乳倡导共同体。照她说来，这些组织居然都敬佩“别样视角”的工作——要知道，“别样视角”是一个声称没有证据表明哺乳会传播艾滋病毒的机构。即便是在见识过哺乳主义者的狂热之后，我依然对此感到大为震惊。

如今的国际母乳会已不再是1956年那个小小的边缘组织，而是公认的世界上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哺乳倡导组织。它在70个国家设有分会，在全世界有6000多名认证领袖，出版、发行了数百种关于母乳喂养的书籍和期刊，有活跃的脸书和推特账户，还有一个网上论坛。美国疾控中心正式以“每1000名活产婴儿对应的国际母乳会领袖人数”作为“母乳喂养支持指标”，来衡量全国各地女性在哺乳方面得到多少支持。国际母乳会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拥有咨商地位以及“附属地位，是基金会组织架构的一部分”。世界卫生组织于1993年与国际母乳会建立“正式关系”，这是为了认可国际母乳会在推广母乳喂养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和戴安娜列举的那些组织一样，国际母乳会也深深地影响了世界各地制定的婴儿喂养指南。

这样看来，也难怪在过去的20年里，艾滋病科研人员和哺乳倡导界之间出现了重大分歧。在艾滋病会议上，这种分歧经常演变为公开的敌对状态。即便受到亲自邀请，真正的科研人员也不会参加由哺乳倡导者召开的讨论哺乳与艾滋病的研讨会和会议，可能是因为担心参加此类会议有损他们的职业声誉，或者只是因为不想听到如下讨论：一方面需要避免儿童感染艾滋病毒，另一方面又要推广母乳喂养。这两者需要保持平衡，但应以后者为主。

随着医学研究的发展，世界卫生组织持续更新母婴方面的建议，比如孕妇应该服用哪些药物、何时开始服用，母亲应该给孩子哺乳多久，在什么情况下应采用配方奶喂养，等等。2010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针对感染艾滋病毒母亲的婴儿喂养新指南，该指南给出了两个选择：如果配方奶粉“让人满意、价格实惠、安全无害”，那就采用配方奶喂养；在有些国家，配方奶喂养不够安全，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母乳喂养，但同时要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各国领导人先评估本国情况，再决定选择哪种方案。

这套建议并没有解决如下问题：如果配方奶喂养不安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又尚未得到广泛使用（这种情况依然普遍），那么国家政策制定者该怎么办呢？有专家估计，在非洲，只有37%感染艾滋病毒的孕妇能够获得抗逆转录病毒药物。世界上许多地方的现状和1998年相比并没有太大改变——那一年，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首次修改婴儿喂养指南，建议感染艾滋病毒的母亲给孩子喂配方奶。

不过，世界卫生组织在2010年的《艾滋病毒与婴儿喂养指南》（Guidelines on HIV and Infant Feeding）中再次推荐母乳喂养，从而“解决”了上述问题。“我们建议，即使缺乏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母亲也应该在婴儿出生后的头六个月采取纯母乳喂养，在此之后继续给孩子哺乳，除非环境和社会条件足够安全且支持替代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兜了一圈，又回到原点，重复了1998年之前的建议：发展中国家的女性应当给孩子哺乳，无论她们是否感染艾滋病毒、是否能得到抗逆转录病毒药物。

这就是戴安娜所指的胜利：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修改了婴儿喂养建议。谁能责怪她呢？对那些坚定的哺乳主义者而言，这套新建议当然代表着她们的胜利：她们从1998—2010年开展了长达12年的“运动”和“斗争”，目的就是推翻让感染艾滋病毒的女性采取配方奶喂养的建议。

可悲的是，仔细审视一下这场胜利，就会发现它有多么空洞。世界卫生组织目前的政策深受两项婴儿喂养研究的影响，这两项研究发现，相较于母乳和配方奶混合喂养，六个月的纯母乳喂养能够降低艾滋病毒传播的风险。医生们猜测这是由于纯母乳喂养可以更好地保护肠壁，这样就提高了肠壁抵御艾滋病毒的能力。然而，最佳相关研究发现，即便是采取纯母乳喂养，婴儿六个月大时感染艾滋病毒的概率也有22%。如前所述，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的婴儿死亡率接近22%。例如，莫桑比克的婴儿死亡率为9%——要知道这是一个极为贫穷的国度，至今仍然充斥着暴力事件，医疗基础设施也相当落后。而且，该国婴儿死亡的主要原因是疟疾，而非与配方奶喂养相关的营养不良或腹泻。

很难相信，世界卫生组织的婴儿喂养指南再次置数百万婴儿于死地，就像1985—1998年一样。真正的区别只在于，我们现在可以更准确地知道，到底有多少婴儿因为吃母乳而感染了艾滋病毒。

雪上加霜的是，自从研究人员发现纯母乳喂养优于混合喂养以来，有大量证据表明，无论在世界上哪个地方，纯母乳喂养都不是常规的喂养方式。除了母乳以外，母亲还会给宝宝喂别的东西，如水果或蔬菜汁、茶、水、谷类食物。参与上述研究的女性之所以只用母乳喂自己的宝宝，是出于研究人员的要求，况且她们受到了密切监控。一般情况下，如果建议母亲纯母乳喂养六个月，她们多半会给孩子喂一些母乳之外的液体和固体食物。额外的液体食物会让艾滋病毒通过哺乳传播的概率增加1倍，而额外的固体食物会让这个风险增加11倍。

不过，受到近年来多次成功的鼓舞，哺乳主义者现在已经开始尝试改变针对发达国家HIV阳性女性的哺乳建议，但在发达国家，配方奶喂养本来就是一种安全的选择。这场运动的领袖似乎是帕梅拉·莫里森（Pamela Morrison），她是国际母乳喂养行动联盟的积极分子、“别样视角”咨询委员会的成员。她在最近的一些论文和演讲中表示，如果一位母亲正在服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那么她通过哺乳把艾滋病毒传给孩子的概率“接近于零”。她用这个数字来佐证如下说法：“现在，国际委员会认证的泌乳顾问比以往都更有信心支持那些想给孩子哺乳的HIV阳性者。”

事实上，研究人员估计，服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母亲把艾滋病毒传给孩子的概率在1%—5%之间。被引最多的相关研究发现，服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女性当中，有2.2%的人通过哺乳把艾滋病毒传给了自己的孩子。另一项研究给出的数字是“低于1%”，在参加研究的709名婴儿中，有2名通过哺乳受到感染。莫里森告诉我，她说传染率“接近于零”的时候，心里想的就是这后一项研究得出的数字。

但要想让传播率“接近于零”，需要特别苛刻的条件。莫里森向我解释道，这些条件包括“分娩前接受13周的全面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在孕期和哺乳期严格坚持用药、绝对纯母乳喂养六个月、及时治疗乳房肿胀或乳头擦伤”。

多数医生和公共卫生组织都不认同莫里森的计算方式。有研究表明，即使在美国，感染艾滋病毒的孕妇也经常不服药。没有多少人能够“及时”获得医疗服务。对于大部分人而言，乳房肿胀或乳头擦伤后，如果能在一周内得到治疗，就已经算运气好了，当天治疗更是一种奢望。如果2.2%这个数字没错，那么在遵照莫里森建议的HIV阳性母亲当中，有1/50会把病毒传染给孩子。如果“低于1%”的这个数字准确无误，感染的比例当然会更小：每350个孩子有1个感染。

但有很多医生坚持认为，鉴于很多人不接受药物治疗，这么小的比例不易实现。此外，他们觉得这个比例仍然过高，因为只要采用配方奶喂养，就能完全消除哺乳传播艾滋病毒的风险。在一个国家，如果配方奶喂养足够安全，那么建议感染艾滋病毒的女性在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的情况下给孩子哺乳，反而会增加感染艾滋病毒婴儿的数量，而这都是因为人们过于热衷母乳喂养。

尽管艾滋病毒传播或许是与母乳喂养相关最严重的风险，造成的后果也最为致命，但它并不是唯一的风险。母亲还有可能通过母乳把达到危险水平的毒素传给婴儿，这些毒素包括铅、汞、阻燃剂中的化学物质、灭白蚁药、火箭燃料，等等。如果母亲有营养缺乏症——这种症状在素食者和纯素食者当中尤为普遍——那她们的宝宝就无法从母乳中摄取足够的重要微量元素。所有吃母乳的婴儿都有可能缺铁或者缺维生素D。患有半乳糖血症的婴儿无法代谢半乳糖，母乳喂养会导致他们死亡或大脑受损。

事实上，母乳喂养本来就有风险。它并非所有母亲或所有婴儿的最佳选择。然而，狂热的哺乳主义者只顾着推广母乳喂养，忽视了母乳喂养可能会让婴儿和母亲付出高昂代价。极端的哺乳主义者甚至将母乳喂养凌驾于婴儿的健康和幸福，甚至生命之上——讽刺的是，婴儿正是她们致力于保护的对象。

[1] 此说法与作者的注释有所矛盾。参见注释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