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哺乳：社会共识

抵制雀巢运动过后，母乳喂养获得了新形象：短短十年里，它从限制女性自由的陈规陋习，转变为一项关乎道德与政治的重要活动，这项活动能够保护容易受到伤害的母亲和孩子，避免他们被“贪婪”的公司侵害。在对抗全球贫困与饥饿的过程中，母乳喂养还象征着团结一致。从那时起，这些正面的联想基本上未再遭到动摇，而且还得到了源源不断的科研的支持：这些研究证明，母乳喂养对婴儿的健康益处多多。这时候，母乳喂养具有相当强大的光环效应。像我一样给孩子哺乳的母亲肯定都知道这一光环效应在社会认可与道德地位方面意味着什么。

这样看来，哺乳率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稳步攀升也就不足为奇了——从1971年的24%一路涨到了2014年的79%。母乳喂养成为共识，成为各个政治派别的美国人都拥护的普遍做法，或许也并不出人意料。反对母乳喂养近乎亵渎神灵。要是有人胆敢质疑母乳喂养的重要性，就有可能遭到辱骂、嘲弄。引言中提到的汉娜·罗森就是这样一个质疑者，她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反对母乳喂养的理由》（The Case Against Breast Feeding）。

在美国，母乳喂养实际上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喂养婴儿的方式了。它成了向世界展示你的身份和信仰的途径。美国至少有四个大相径庭的群体——女权主义者、原教旨主义者、雅皮士、嬉普士——将母乳喂养作为一套价值观与信仰的标志。也许并非所有人都接受母乳喂养，但对很大一部分人而言，母乳喂养相当重要。

第一代哺乳主义者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拥护、颂扬母乳喂养。对她们而言，哺乳即使不完全是一个女权问题，也是一个女性问题。国际母乳会明确强调，女性应当掌控自己的身体，即便不去挑战男性的权威，也应抵制男医生的所谓专业知识。国际母乳会的创始人信奉天主教，她们认为女人就应当在家照看孩子，家庭的开销由工作的丈夫承担。但由于该协会强调女性有权选择如何喂养自己的孩子，她们传达的信息大致符合复兴的女权运动的思想——这场运动的主要目的在于扩大女性在诸多方面的权利。

学者往往把女权主义的历史划分为若干波浪潮。所谓的第一波浪潮中的女权主义者，比如妇女参政论者，从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开始为女性争取各种权利，包括选举权、担任民选职务的权利、财产的继承权和拥有权、充分的公民权。另外，她们还努力争取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通常为男性预留的岗位、更高的报酬、离婚的权利等。她们主要是想表明，就能力与技能而言，女性与男性并无高低之分，因此女性应当享有与男性同等的权利。

1963年，贝蒂·弗里丹的著作《女性的奥秘》出版，引发了第二波女权主义浪潮。她在书中提出，女性之所以感到压抑，是因为她们在经济、精神、身体、智识等方面都屈从于男性。为了满足社会对理想化的家庭主妇的要求，女性被迫过着渺小的生活，没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潜能。弗里丹描述的是她和大学同学的共同遭遇。她出生于伊利诺伊州皮奥里亚（Peoria）县，1942年毕业于史密斯学院，获心理学学位，后来去当了一名记者，为左派和工会出版物工作。1947年，她和卡尔·弗里丹（Carl Friedan）成婚。怀上第二个孩子之后，时任UE新闻特约撰稿人的弗里丹遭到开除（UE新闻是美国电气、无线电、机械工人联合会发行的业界报纸）。此后，她就在纽约市郊的家里一边陪孩子，一边做自由撰稿人，日子过得显然不太开心。

职场平等是弗里丹关注的主要问题。对她们这一代女性而言，女性解放首先意味着经济独立，在家庭之外有一个能实现自己抱负的职业。数据显示，第二波女权主义浪潮促使大批女性走出家门，进入职场。过去50年里，由于第二波女权主义者的努力，女性距离实现与男性同工同酬又近了一步，赢得了尊重，而且在公司、医院、大学、政府中的职位节节高升，因此有了更大的权力。虽然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但女性已经突破了许多“玻璃天花板”。

不过，第二波女权主义追求的不仅是职场平等。贝蒂·弗里丹的很大一部分公共时间都耗在了与葛罗莉亚·斯坦能（GloriaSteinem）的著名斗争中。两人互相较劲的根源在于她们对于女权主义者应当着手解决哪些问题、女权运动应该走向何处存在深刻的分歧。

斯坦能成长于俄亥俄州托莱多（Toledo）市，和弗里丹是史密斯学院的校友，不过比弗里丹晚毕业15年左右。毕业后，斯坦能也做了一名记者，兼职给《时尚先生》（Esquire）和《秀》（Show）^[1]之类的杂志写文章，后来和别人一道创办了女权主义杂志《女士》（Ms.）。但与弗里丹不同的是，斯坦能关注的问题包括性骚扰、家庭暴力、“生殖权”（这是她自创的词）——这类问题的重点在于，女性要掌控自己的身体。斯坦能所属的第二波女权主义的这个分支通过巧妙运用“个人即政治”等口号，促成了许多改变，包括堕胎合法化；提高法定强奸罪的年龄；修改性同意定义；限制女性的性经历在法庭上的使用范围，从而减少性经历被用作不利于女方的证据的情况。

对于第二波女权主义者而言，女性的解放是一场性革命，宣告了女性的独特与力量。刚开始做记者时，斯坦能在纽约的花花公子俱乐部当“卧底”，在那里扮作一名兔女郎，然后写文章揭露兔女郎的悲惨境遇。其他女权主义者则狠狠批判法律、自由主义、文学、历史、科学、医学——“写作集体”就是批判医学的一个女权组织。

女权主义者致力于揭露父权制的影响力，这让她们与投身黑权运动的黑人成为同盟，后者同样也在批判反对他们的体制。和黑人权利运动一样，妇女解放运动从根本上对白人男性的主导地位提出了挑战。1969年，斯坦能在《纽约》（New York）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迅速走红的文章，题为《黑权之后，妇女解放》（After Black Power, Women's Liberation）。在此文中，斯坦能表明了这两个运动之间的联系。

平等不仅是获得包容，更是得到认可，这一点从“黑皮肤很美”（Black is beautiful）这句口号中就能看出来。对于非裔美国人而言，非洲式爆炸头就是他们独特性的标志之一。从前，有许多美容产品专门用于拉直非洲人那一头背负骂名的卷发，让他们的发型尽可能接近白人；而数十年过后，非洲式爆炸头却成了对抗主流、表达黑人自豪感的一种方式。

在一部分女权主义者看来，哺乳就是她们对抗主流、表达女性自豪感的方式。女权主义关注性事与生殖，而支持哺乳就是这其中的一项内容。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支持哺乳也就意味着批判以医疗手段介入怀孕、分娩、婴儿喂养——女性应当对生命中的这些常规事项有更大的掌控权。此外，支持哺乳也是为了表达对一种身体机能的自豪感，这种机能曾经备受侮辱。哺乳是只有女性能做到的事，而以前一些男医生却鼓励母亲用奶瓶给孩子喂配方奶，完全无视女性的哺乳能力。和堕胎问题一样，哺乳问题也让女权主义的主张——个人即政治——显得直接而有说服力。

对很多女人来说，哺乳仍然是获得力量的一种方式，它体现出女性身体拥有养育他人的力量。哺乳是对女性自豪感的表达，也往往用于表现女性的团结。在新一代的母亲当中，有很多人都是由事业成功的坚定女权主义者抚养长大。这些新一代的母亲不再兼顾工作与带娃，而是辞掉工作，在家带孩子，履行哺乳的权利——最后一点尤为重要。

尽管我们听说有很多女性离开职场去抚养孩子，但其实更多的女性仍然在尝试兼顾工作与照顾孩子，只不过当今一代职场女性采取的方式不同于她们的母亲。她们正在努力迫使职场和其他公共场所承认职场母亲的需求，并做出相应调整，以适应这些需求。比如说，如果一位女性在休产假期间参加工作会议，那么她可能会带着孩子进入会场。又比如说，孩子可能会在放学后去母亲的办公室，而不是回到空荡荡的家。一位母亲也许每周有两次需要在下午3:45下班，因为要带女儿去看足球比赛。女性做出这些选择，往往是为了反击人们的这种设想或期望：女性只有表现得好像没有家庭一样，才能在职场中晋升。

正是这条女权主义路线推动了为争取公共场所哺乳权而开展的活动。吉赛尔·邦辰和格温·史蒂芬妮这些身为母亲的名人有意让人拍到她们哺乳的画面，公共场所哺乳权因此成了热点话题。有的人批评她们是暴露狂，但其实并非如此；她们是社会活动者，此举是为了引起公众关注，传达一个宝贵的政治观点：女性有权选择喂养孩子的方式、时间、地点。她们想表达的是：女性的生活就是这样，要想养出健康快乐的孩子，就得这么做。请你们克服一下。

但奇怪的是，大部分当代女权主义的论述中都缺少对另一种权利的讨论：女性不哺乳的权利。几乎没有人把配方奶喂养当作一个女权问题。反对哺乳义务的人依然是少数，包括艾莉莎·夸特（Alissa Quart）^[2]、汉娜·罗森、伊丽莎白·巴丹德（Élisabeth Badinter）^[3]。这些少数派的存在恰恰说明，哺乳在多数人看来就是一项义务。“选择”这个词在第二波女权主义者的斗争中占据了突出地位，至今依然会引发关于堕胎和其他生殖权的争论，可是在讨论婴儿喂养的时候，这个词却不见踪影了。

许多中上层阶级的美国人是通过另一条途径致力于母乳喂养的，这条途径叫作亲密育儿法——当代最流行、实践者最多的育儿理念。1992年，威廉·西尔斯（William Sears）与妻子玛莎共同出版了《西尔斯亲密育儿百科》（The Baby Book）。截至2012年，此书已有18种不同语言的译本，卖出150万册。2012年某期《时代》（Time）周刊的封面文章《你算不算好妈妈？》（Are You Mom Enough?）引发了不少争议，文章写道：“如果你在21世纪生了孩子，那你很可能听说过《西尔斯亲密育儿百科》。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你很可能也践行过从亲密育儿法中派生出来的某种做法，或者受到过亲密育儿法的启发。这种育儿法的宗旨是：母婴之间的亲密关系是逐渐培养出来的。”践行亲密育儿法的父母把哺乳这种单纯的喂养行为拔高成一种核心价值观和义务，视哺乳为某种育儿与生活理念的象征。

亲密育儿法是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提出的依恋理论的一个分支，由儿童心理学家玛丽·爱因斯沃斯（Mary Ainsworth）使之闻名于世。它的基本理念如下：一个人要想正常发育，就要在童年时期与看护人之间形成牢固的情感纽带。爱因斯沃斯设计过一个叫作“陌生情境”的著名心理实验，用于评估亲子关系的质量。实验步骤如下：（1）一个孩子和她的主要看护人共同进入一间屋子；（2）一个陌生人进屋，与家长（看护人）和孩子交流；（3）看护人离开屋子；（4）看护人回到屋中，与孩子重聚。爱因斯沃斯表示，与父母形成安全型依恋关系的孩子会有如下表现：（1）家长在场时，孩子会自由自在地观察屋子，摆弄屋里的玩具，与陌生人交流；（2）家长离开屋子时，孩子会难过；（3）家长回到屋中时，孩子会开心地与家长重聚。如果孩子的表现不符合以上描述，就把他们与家长的关系归为焦虑—矛盾型关系、回避型关系或者混乱型关系。

要想确保孩子与你的关系不会变成这三种（其中混乱型关系是最糟糕的一种），关键是要采用亲密育儿法。婴儿出生前，父母就应该开始与其培养适当而安全的亲密关系，要做到这一点，父母需要体贴孩子、回应孩子发出的信号、在情感上陪伴孩子。婴儿尚在母亲子宫里时，父母最好就要开始对他说话、唱歌，给他放音乐，隔着母亲的肚子抚摸他、与他玩耍。有的父母会选择在家中分娩，这样的话，孩子就能在一个更加舒缓而温馨的环境中出生。婴儿从娘胎里出来后，应该马上把他放在母亲裸露的胸膛上，让母子之间肌肤相亲，这样婴儿就能从他所熟悉的母亲心跳的声音和节奏中获得安慰。另外，还应尽快让婴儿接触到母亲的乳头，好让他吃到母乳。如果婴儿在医院出生，护士最好稍稍推迟通常在婴儿出生后立即完成的事项（称重、测量、清洗、吸痰、采足跟血、注射维生素K），或者等婴儿吃奶或躺在母亲怀里时再做这些事，尽量不要打扰到婴儿。

不过，从医院回到家后，亲密育儿的真正工作才刚刚开始。《时代》周刊上那篇讲亲密育儿法的文章以一种故意不动声色的笔调描述了相关经历：“波尔加住在丹佛地区。有好几个月，她每天就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给宝宝哺乳，从日出到日落。夜里，她也经常要起来喂奶，因为宝宝与她和她的丈夫丹尼尔睡在一起。”

亲密育儿法讲究的其实是一种心态，即尊重孩子，留意孩子的需求并对这些需求做出回应，始终如一地关爱、陪伴孩子。尽管如此，这种育儿法还是明确规定了某些不可违反的做法，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便是哺乳。哺乳对于形成适当的亲子依恋关系至关重要，因为哺乳带来的亲密身体接触有助于母亲与婴儿建立情感纽带。一些亲密育儿专家认为，哺乳让母亲和婴儿更加合拍，从而使得母亲能够更直观地理解并回应宝宝发出的信号。这些专家不仅提倡哺乳，还倡导按需哺乳和宝宝主导式断奶。很多践行亲密育儿法的母亲一直到孩子开始学步了还在给他们哺乳。

亲密育儿法还包括一种叫“把宝宝穿身上”（baby wearing）的做法，指的是用背带把宝宝抱在胸前，让他依偎在你的怀里，而不是用婴儿车推着他走。瑞典婴儿用品公司“熊宝宝”（Baby Björn）生产过一款有名的固定式婴儿背带，但真正践行亲密育儿法的父母往往用一般的背带——其实就是布片，材质最好是有机棉，缠裹的方式复杂多样。我有个朋友曾经一天到晚都用背带抱着孩子——在厨房做饭的时候抱着、打电话的时候抱着、用吸尘器打扫屋子的时候也抱着。其他父母只是把背带作为婴儿车的替代品，在带孩子出门散步的时候使用，但在家里未必会整天用背带抱孩子。人们认为，用背带抱孩子是一种更贴近自然的方式，而背带上的装饰更加明确了这种观念：市面上流行的很多背带都装饰以具有民族特色的颜色和图案，这些颜色与图案来自亚马孙雨林或越南乡村这样的地方——在我们的想象中，这些地方的父母已经把亲密育儿法完美地融入日常生活。

亲密育儿法还要求亲子同眠，也就是说，母亲或者父母要和孩子同睡一张床。这样做的中心思想在于，育儿不仅是一项日间工作。宝宝无时无刻不需要照顾、安全感和舒适感。让宝宝获得安全感的最佳办法就是不分昼夜地陪在他身边，让他感受到温暖。这种亲密接触也让母亲更容易感知并回应宝宝的需求，宝宝饿了就能马上喂他。理想的情况是，宝宝永远不会独自醒来，永远不会发现自己被单独放在婴儿床里，哭喊的时候永远不会无人理睬。孩子长大一些后，践行亲密育儿法的父母通常还会让几个孩子同睡一张床，这是为了避免孩子因为独自入睡或独自醒来而产生心理创伤。

亲密育儿法不仅是一种育儿理念，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因为它需要很多时间和精力，风险也很高。真正的亲密育儿法需要一位家长（基本上都是母亲）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带孩子，这样才能与孩子建立、培养安全型依恋关系。践行亲密育儿法的父母不会把孩子交给保姆照顾。我认识的很多母亲从来没把孩子交给保姆或者奶奶、外婆照顾过哪怕一次，即便孩子到了五六岁，也未曾有过例外。还有一些父母夸口说，他们每天都会哄孩子睡觉，没有漏掉过一天。在《时代》周刊的那篇文章里，一位家长骄傲地表示：“晚上都没时间和朋友约会了。”

最近，我们看到了许多这样的新闻：从哈佛商学院或耶鲁法学院毕业的高学历女性放弃前途无量的事业，留在家里陪孩子。她们当中的一些人把读研究生和工作期间的竞争热情带到了抚养孩子的过程中。这些母亲之所以采用亲密育儿法，是因为此法有望培养出卓越的孩子，这种孩子比普通孩子更健康、更聪明、更有安全感。许多家庭都能够胜任这种程度的育儿工作，而且这样做似乎确实有利于一部分孩子，尤其是那些需要更多关爱的孩子。

然而，父母双方都在外工作的家庭绝对达不到这种育儿标准。这类父母通常实行的是打了折扣的亲密育儿法，一般来说，他们完全相信亲密育儿法的理念，但不愿或不能把整套方法践行下来。我把他们的做法称为“半吊子的亲密育儿法”，这其实也是我自己的育儿“理念”。我的女儿和儿子还小的时候，我在家待了数月。我经常给他们哺乳，虽然可能并没有做到他们每次一饿就有奶吃的程度；我经常让他们在我的怀里或者腿上打盹；我很少出门；我从没让他们哭过；我和他们说话、玩耍，关注他们的一举一动。就是到了现在，我也经常会陪其中一个孩子睡上小半晚。实话说吧，大多数晚上我都会陪孩子睡。

我做的一些事大体上符合亲密育儿法的理念，但可能有点走极端。我反对使用安抚奶嘴——我不想为了让孩子安静下来而往她嘴里塞一团橡胶。我反对的东西还有电动摇椅、平衡摇椅、学步车：凡是用来代替家长哄婴儿开心、减轻家长负担的产品，我都反对。另外，我还坚决反对给婴儿洗澡。我和丈夫在孩子们出生两三个星期后都还没给他们洗澡，因为我觉得洗澡会给婴儿带来精神创伤，而且我们应该让宝宝熟悉的子宫气味在他身上留存得尽量久一些，这样能给他带来安慰。这可真是“半吊子”呀。

不过，我和丈夫为孩子做的很多事情，是那些践行亲密育儿法的父母绝对不会做的。我们把孩子从医院带回来后，让他们睡的是我太奶奶传下来的一个木制摇篮，而不是我和丈夫的床，甚至也不是一张能通过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CPSC）认证的婴儿床。我们雇了保姆，这样我们就能单独出去吃晚饭。女儿两岁之前，我们有一次去巴黎待了五天，在此期间把她交给我母亲照顾。带孩子出门时，我们用的是手推车而不是背带。孩子不到一岁时，我就回到了工作岗位上——主要是出于自愿——同时把他们送去了日托所。我断定“自主断奶”不在女儿的计划之内，于是在她两岁时给她断了奶。我也没有等儿子“自主断奶”。另外，我不止一次没有陪伴孩子入睡，有时候甚至故意不去陪。

最近出现了抵制亲密育儿法的迹象，反对此法的人认为，它对父母提出了繁重且不现实的要求，让他们的生活失败不堪，如同一场奴役。法国哲学家、女权主义者伊丽莎白·巴丹德在《冲突：女性与母亲》（Le Conflit: La Femme et la mère）一书中指出，母亲是受到限制最大的一方，她们要陪孩子睡、给孩子穿衣服、全天候给孩子哺乳。博客作者、女权主义者杰西卡·瓦伦蒂（Jessica Valenti）在《为什么生孩子？》（Why Have Kids?）一书中表明，以亲密育儿法的标准来看，就连家庭主妇也会自认为是“坏妈妈”。职场母亲对自己的评价就更差了。亲密育儿法煽动了声名狼藉的“妈妈战争”——据说，在这样的“战争”中，职场母亲与家庭主妇互相较劲，力图证明自己的育儿法更胜一筹。

亲密育儿法还煽动了中产阶级母亲与工薪阶层母亲之间的“战争”。它树立了一个好母亲的榜样，而只有那些待在家里、不愁生计的女性才有可能成为这种榜样。在亲密育儿理念的大框架下，哺乳作为一种道德义务受到人们的拥护，同时也是社会地位的有力标志。女性哺乳的目的之一就是维持这一地位，有时她们还会利用哺乳来与别人划清界限。我认识一位富有的家庭主妇，她曾说：“如果她们不能照顾自己的孩子，那就不应该让她们生。”她所说的“照顾自己的孩子”指的是在家陪孩子、给孩子哺乳。作为亲密育儿法的核心，哺乳义务助长了一种丑恶的分裂：一方是有经济能力做全职母亲的女性，另一方是没法做全职母亲的女性。

《身体与自我》的前身——即名为《女性与身体》的油印小册子——至今还能在“写作集体”的网站上看到。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阅读这部作品令人大开眼界，因为它具有极其浓厚而激进的政治色彩。这份女性健康宣言几乎完全无视医学和相关研究，而直接向读者展现其他女性的观点与经验。它把生殖、怀孕、分娩等话题视为根本的社会与政治问题，只考虑相关的权利和立法事宜，而不讨论呼吸练习或硬膜外麻醉。

这本小册子传达的政治观点、使用的行话都非常随意而激进，让人难以辨读。第一章的标题为“女性、医学、资本主义”，这章讲的是对女性身体的商品化、异化、征服，以及医学院和医学术语的“故弄玄虚”。作者不仅呼吁普及日托、延长产假和陪产假，还建议把所有工作都变成兼职工作，这样男人和女人就可以共同承担家庭责任和育儿责任，女人也可以在家庭之外寻求让自己获得满足感的职业。这本小册子卖出了很多份，于次年被西蒙与舒斯特出版公司看中并出版——尽管诸位作者对于把出版权卖给一家公司、叛投资本主义的行为感到有所疑虑。

当然，21世纪的进步左派与以往完全不同，他们考虑的主要问题也和从前大不一样。可以说，至少在美国，意在终结资本主义的斗争已经结束了。人们现在的斗争只是为了能看上病；阻止医学专家掌控病人身体的社会运动只是极少数人的奢侈狂欢。无论女人还是男人，他们关心的问题很可能是怎样找到工作、保住饭碗，而不是呼吁减少工作时间。在这样拮据、谨慎的氛围中，我们很少听到有关产假的讨论，遑论陪产假。女性呼吁政府通过立法来保护她们在工作场所吸奶的“权利”，而且她们还会小心翼翼地在这一权利与雇主的需求之间寻求平衡。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左翼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可谓大张旗鼓，而今只有少数学者和老年嬉皮士还在坚持。就连“占领运动”（Occupy movement）通常都被描述为对腐败和不平等的抗议，而非对资本主义的反抗。

如今，政治上有进步倾向的人不太可能自视为“阶级斗士”，而更有可能自认为“有社会良知”。他们如何表达这种良知呢？一般来说，并不是通过公开的政治行为，比如抗议或抵制，而更有可能是通过选择某种个人生活方式：吃本地的有机食品、买公平贸易咖啡、逛独立的小书店、练瑜伽、骑单车、回收利用垃圾、开混合动力车，当然还有哺乳。

这些生活方式的选择界定了左翼嬉普士的特点，而如今很多此类选择主要关乎消费。这些选择反映出对“个人即政治”这一原则的持续信奉，但它们似乎也表明，政治权力可以通过市场来行使，目的是促进更合乎道德的消费，而不是推动什么根本变革。

这并不是说此类消费选择没有表现出对企业经营的深刻批判。举个例子：有的人选择购买不含激素的草饲有机肉，因为他们担心激素和农药对健康的危害，但这样的选择也相当于对大型农业公司的农场经营方式提出了质疑——这些公司包括孟山都（Monsanto）、阿奇尔丹尼斯米德兰（ADM）、杜邦（DuPont），等等，它们利用转基因技术、化肥和农药、激素注射、工厂化农场经营、谷物喂饲，生产出大量食品。这些人的选择基于如下假设：饮食是一种政治行为，因为工业化、企业化的大规模农业几乎生产出了我们吃的所有东西，这种农业模式不仅危害我们的健康，也损害了周围的世界，包括自然环境、美国农村的社会结构，甚至牙买加、孟加拉国、加纳这些遥远国度，其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民的生计都受到了影响。

购买公平贸易咖啡也是一种传达政治信息的消费选择。“公平贸易”这个词是对所谓自由贸易的批判。自由贸易促进了全球化，但人们普遍承认，它给富国带来的好处远大于穷国。地方上的食品运动也通过个人消费表达了政治信仰。在北美的每一座城市，当地食品运动都占据了突出地位；这些运动的发起者与支持者包括Edible^[4]之类的杂志、地方食品网站与博客、多家餐馆、人气爆棚的农贸市场。

母乳喂养也已成为“有社会良知”的美国人所做的道德消费选择的一部分。当然，这种情况从20世纪70年代发生抵制雀巢运动以来就一直存在。哺乳倡导运动把两件事联系了起来：一个是围绕全球贫困与婴儿死亡来开展的社会活动，另一个是对抗企业的贪婪以及不道德营销行为的斗争。虽然抵制雀巢运动针对的是配方奶粉给贫穷国家带来的危险，但该运动基本上是在发达国家开展的，而且它让我们继续保留了这样一种印象：母乳喂养不仅可以替代配方奶，也能够替代大企业。

母乳喂养还因为给环境带来积极影响而常常受到赞誉，例如2010年发布的《医务总监关于支持哺乳的行动呼吁》（The Surgeon General's Call to Action to Support Breastfeeding）就将“环境影响”作为选择母乳喂养的一大原因。人乳是一种“可再生资源”，而且母乳喂养可以“节省宝贵的全球资源与能源，从而减少碳排放量”。

“大自然母亲网”（www.mnn.com）致力于“自然世界、可持续社区、简单食物”——它将这三者归为“负责任的生活”。该网站有一个网页写的是“从环保角度解读母乳喂养为何是最佳喂养方式”。还有一个致力于绿色生活的组织叫Care2，它也解释了为什么“母乳喂养是一个环境问题”。Care2不太关注母乳，而更关注配方奶粉产生的废物。一名组织者通过粗略计算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例如：“光是在美国，每年就卖出5.5亿罐人工婴儿配方奶粉，这些罐子首尾相接后可以绕地球一圈半。”

其实，差不多所有致力于环保生活的组织都提到了母乳喂养与环境之间的关联。一名社会活动者如是说：“毕竟，说到有机、本土、自然且免费的食物，你得承认人乳满足所有这些条件。”哺乳倡导团体也迅速建立了哺乳与环境之间的关联——她们知道，很多给孩子哺乳的女性也关心环境恶化、废物、温室气体排放等问题。一名自称为环保主义者的女子表示：“我当初决定给孩子哺乳，这不仅是个人的决定，也是事关地球的决定。”

基督徒当中也出现了有魄力的哺乳倡导者。《圣经》里就有25处提到哺乳，比如《耶利米哀歌》4:3写道，不给孩子哺乳实在是残忍：“野狗尚且把奶乳哺其子，我民的妇人倒是残忍，好像旷野的鸵鸟一般。”又比如，在《约珥书》2:16中，上帝在邀请众人参加公共集会时特别提到了哺乳的母亲：“聚集众民，使会众自洁；招聚老者，聚集孩童和吃奶的。”《圣经》中有几处通过孩子是否已断奶来确定他们的年龄。在《帖撒罗尼迦前书》2:7中，使徒们将自己对上帝追随者的奉献比作哺乳的母亲对孩子的付出。另外，《圣经》还明确提到：拿俄米给孩子哺乳（《路得记》4:16）；有女人为摩西哺乳（《出埃及记》2:9）；撒母耳一直长到可以去耶和华殿的年龄才断奶（《撒母耳记上》1:23）——那时候他已经四五岁了。

我之所以熟悉这些引文，并非因为我是个细致的《圣经》学者，而是因为很多基督教母乳喂养网站上醒目地贴出了这些句子。各派别的基督徒——保守派、原教旨派、再生派、福音派——都引用这类句子来证明上帝对母乳喂养的支持和对哺乳母亲的称许。他们建议那些考虑给孩子喂配方奶的母亲去读《圣经》，因为《圣经》清楚地说明了为什么要给孩子哺乳。我用谷歌在短短20分钟内就找到了23个网站，大部分是宣传基督教育儿理念的，这些网站直接引用《圣经》，列出每一个提到哺乳的段落，以此来证明哺乳不仅是上帝的旨意，更是“他的神圣计划”之一。

许多基督教育儿网站还把哺乳当作智慧设计论的证据。智慧设计论是神创论者关于宇宙和人类生命起源的学说。它受到《圣经》启发，是宇宙大爆炸理论和进化论的替代理论。很多基督徒都相信《圣经·创世记》的说法，认为上帝真的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了宇宙和人类。智慧设计论的基本观点是，宇宙和万物如此复杂，不可能是由自然选择过程创造的，所以肯定存在一个设计者；他们坚信，这位设计者就是上帝。

在《哺乳的设计》一文中，海蒂·宾厄姆（Heidi Bingham）开门见山地写道：“哺乳是上帝的设计。”宾厄姆自称是一位信仰基督教、在家教孩子的全职母亲，她的网站的主题是“基督徒的生活”。她提出了各种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比如“该隐出生后，上帝为了他而让夏娃的乳房里积满了乳汁，而不是在她的食品贮藏室里放一箱配方奶粉”。一个叫作“温柔的基督徒母亲”（Gentle Christian Mothers）的网站也持同样的看法：“我们相信，母乳是上帝为了婴儿的营养而设计的。母乳不仅能消除婴儿的饥渴，还是安抚他们的良方。”

这些母亲利用智慧设计论的理念来支持哺乳，而“神创研究所”（Institute for Creation Research）则把哺乳当作智慧设计论的证据——该组织的目标是“用科学的方法来质疑支持进化论的观点”，从而“捍卫神创论、推翻进化论”。医学博士雷克斯·D.罗素（Rex D. Russell）在《婴儿营养的设计》（Design in Infant Nutrition）这篇研究论文中提出，母亲的乳汁随着婴儿需求的变化而变化。他写道，与足月婴儿的母亲的乳汁相比，早产婴儿的母亲的乳汁含有更多早产婴儿所需的营养物质。（顺便提一下：实际上并非如此。）他利用这个“证据”来驳斥“适者生存”的进化逻辑——他说，如果这个逻辑成立的话，那早产婴儿就不会存活下来了。最后他总结道：“如此了不起的产物难道有可能是随机产生的吗？（虽说还受到大自然母亲，地球母亲，或者无数突变的操控）如果母乳不是从一开始就经过精心设计，人类早就灭绝了。人乳本身就传达了智慧设计的信息！感谢造物主！”对于一篇科学研究论文来说，这个结论不太寻常。

母乳喂养还被用来代表基督教右派的一个标志性议题：家庭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组成，各自在婚姻中扮演着由性别决定的独特角色。这个议题的中心思想简单明了。“一对男女结婚后，就开始履行特定的职责。男人的职责是当一家之主，而女人要服从男人。丈夫对于家中之事负有责任，并拥有最终裁定权。”基督教赋予男女的职责以生物特性为根据，于是母亲就有两项职责：相夫、生子。哺乳是上帝反对同性婚姻的证据，也是履行上帝旨意的一种方式，因为它是婚姻中女方的特定职责。“上帝给女人制定的计划是做家庭和社会的养育者。当我们哺乳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接纳自己的女性身份。”

许多基督徒坚信，上帝为我们的人生做好了计划，而哺乳是这个计划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同样，他们也相信，如果不给孩子哺乳，那恐怕就违反或颠覆了上帝的旨意。给孩子喂配方奶是一种罪过。“如果你心中有此想法，那请你问问自己为何想要用奶瓶喂孩子。”实际上，如果你想用奶瓶喂孩子，那你可能还偏离了基督教的另外一些家庭价值观。“如果我们心中抗拒女性的职责，即怀孕、分娩、哺乳，那这种抗拒就是同性恋的根源之一。”

为什么有无数基督教组织和网站都争相发表对哺乳的看法呢？一部分原因在于，教会和一些基督徒抵制哺乳，因为他们担心哺乳会让女人显得不够端庄，勾起男人的淫欲。

女基督徒到底应该照《圣经》的规定给孩子哺乳，还是为了避免显得不端庄而不给孩子哺乳？我在前文提到，教皇方济各最近参与了这个辩题，表达了对哺乳的支持。2015年1月，在西斯廷教堂的一次洗礼仪式上，教皇力劝天下母亲：如果孩子哭了，就“不假思索”地给他们喂奶。他还对记者说，在一次礼拜仪式上，有一位母亲的孩子哭了，他便鼓励她给孩子喂奶。西半球的主要新闻媒体都报道了如下新闻：教皇支持在公共场所，特别是在教堂里哺乳。

教皇对哺乳的支持无疑会让大众更加坚信，哺乳是一个基督教问题。对一部分人而言，哺乳是表达信仰上帝的一种方式。上帝为人类造的母乳已经完美无缺了，无论人类“在配方奶实验室捣鼓多久”，都造不出接近母乳的东西。哺乳也是遵照上帝旨意生活的体现，是追随基督的一种方式。既然上帝为母亲提供了喂养婴儿的乳汁，我们就应该利用这乳汁。一位女基督徒解释了她哺乳的原因：“对我而言，哺乳不只是关乎健康的选择，更是一个神启的选择。”这个解释与前文那位环保主义者的说法竟然如出一辙（就是认为哺乳是“事关地球的决定”的那位女子）。

其实，母乳喂养从来就不只是单纯的哺乳行为。对于几乎所有为孩子哺乳的女性来说，它都承载着丰富的含义，对于不给孩子哺乳的女性更是如此。哺乳体现了我们的身份和信仰。对很多美国人来说，哺乳承载着重大意义，而更为出人意料的是，哺乳蕴含着诸多不同的意义，其中又有许多种意义彼此矛盾。

女权主义者和保守派基督徒都拥护母乳喂养，前者把它当作权益的象征，而后者则认为它标志着女性的服从。另外一些女性之所以哺乳，是因为哺乳这种生活方式的选择可以表明她们是有良心的人，说明她们关心全球变暖、环境恶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不平等的贸易条件、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还有一些女性之所以哺乳，是因为这是全职母亲身份的关键要素。她们把大部分精力用于抚养孩子，足以说明她们的家庭既有经济保障，也有道德责任感。

总之，近些年来，母乳喂养成了许多人的共识，尽管这些人在其他任何问题上都难以达成一致。无怪乎当代政客也纷纷拥护母乳喂养——作为一个共识问题，母乳喂养有可能帮助他们赢得各界人士的支持。母乳喂养差不多让每个人都站上了道德制高点，因此它成为当代美国文化的核心要素之一。很多人即便听说母乳喂养对健康的种种益处实际上远没有人们鼓吹得那么明显，也依然坚定地践行母乳喂养——鉴于母乳喂养的崇高地位，这种情况也许并不算特别奇怪。

[1] 一本关于电影与艺术的杂志，由美国富商亨廷顿·哈特福德（Huntington Hartford）创办于1961年。

[2] 美国非虚构作家。

[3] 法国女权主义作家。

[4]字面义为“可食用”，是北美的一批独立运营的地方食品杂志。截至2013年，此类杂志共有81种，包括Edible Brooklyn（布鲁克林），Edible Boston（波士顿），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