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转变潮流：从奶粉到母乳

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别人哺乳的情景。我的朋友金半躺在医院的床上，抱着她刚出生一天的宝宝。孩子紧紧衔着妈妈的乳头，如饥似渴地吃着奶。金把一片卷心菜叶盖在另一只乳房上，以缓解乳房肿胀引起的热痛。房间里弥漫着煮熟的卷心菜的味道。金露出一副难以置信的神情。“真是没想到啊！”她之前也从来没见过别人哺乳，而且从来没想过要用上卷心菜叶。我们两个当时都才27岁，哺乳对我们而言犹如月球般陌生。

从整个世界的历史来看，当时的我们可以说是两个异类。20世纪初之前，大部分女性都给自己的孩子哺乳。早在公元前3000年，古人就经常召唤两位“泌乳女神”——巴比伦的伊什塔尔（Ishtar）和埃及的伊西丝（Isis）——请求她们赐予母亲充足的奶水。中东大地上出土了这两位女神的许多泥塑，考古学家据此推断，哺乳在当时备受推崇。成书于公元前16世纪的医学文献《埃伯斯纸草卷》中就有关于哺乳的建议，后来在埃及托勒密王朝统治时期，也有哺乳的记载。成书于公元前2世纪的印度医学文献《妙闻集》中有一条关于哺乳的具体说明：母亲应在孩子出生后第五天开始哺乳。现代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约前460—前377）简要地写过哺乳方面的内容，著述颇丰的希腊医生索兰纳斯（活跃于公元2世纪）写过一部医学专著，其中有23章的内容讲了育儿、喂养婴儿、出牙、儿童疾病。在秘鲁，考古学者也发现了女人给孩子哺乳的泥塑，这些泥塑由古代秘鲁莫切人制作，最早可追溯至公元1年。

总之，从来没有哪个时代的女人不给孩子哺乳。不过，也从来没有哪个时代的所有女人都给孩子哺乳——这一点也许更让人感到意外。如今人们普遍认为，只有少部分女性无法泌乳——至少哺乳主义者是这么想的。然而，从历史记载来看，情况并非如此。自古以来就不乏“泌乳衰竭”的疗法。《埃伯斯纸草卷》给出的建议是，用温热的剑鱼骨蘸上油，擦拭患者背部。如果还不奏效，那就请个乳母。订立于公元前18世纪的古巴比伦《汉穆拉比法典》中就有管理乳母的法规。

《圣经》也着重提到了哺乳与乳母，其中最有名的段落出现在《出埃及记》2:9，这一段讲的是法老的女儿从芦苇中救出摩西之后，雇了个女人来喂养他：“法老的女儿对她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希腊、罗马、埃及的古代文献也清楚地表明，在当时，乳母是受人尊敬的职业，有完善的组织和正式的契约。

古人也会用奶瓶来替代母乳喂养，不过这种情况比较少见。位于开罗的埃及博物馆藏有一个奶瓶，其年代可追溯至亚历山大时期。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陶制奶瓶也证明了古人曾用其他方法代替母乳喂养，至于这些瓶子里面装过什么，倒是没有文字记载。

另外，古代文献表明，人们雇用乳母不仅仅是因为有这个必要，也就是说，不仅是因为泌乳衰竭或产妇死亡。早在公元前950年，希腊就有一些上流女性雇乳母来给孩子喂奶。特权向来都起着关键作用。在埃及托勒密王朝统治时期，也有女性让奴隶给孩子喂奶。至少从13世纪开始，欧洲各地的王室都有雇用乳母的做法，这是为了维持王室女子的生育能力。最终，贵族家庭也纷纷效仿。到了19世纪80年代，对于出得起钱的家庭来说，雇乳母已经是很常见的做法了，比如简·奥斯汀的母亲卡珊德拉就把八个孩子都相继送到附近的一个村子，由乳母喂养，等孩子18个月大的时候才把他们接回家。

相比之下，美国的乳母就少得多了。美国殖民时期，女性基本上都会给自己的孩子哺乳，而且直到孩子度过生命中的第二个夏天之后才断奶。到了19世纪中期，母亲哺乳的银版肖像是亲人之间流传的一种珍贵纪念品，此类肖像中的女子有时会露出相当一部分乳房。历史学者吉尔·莱波雷（Jill Lepore）在《假如人生是一场游戏》（The Mansion of Happiness）一书中提出，当时的丈夫有可能把这些宝贵的肖像放在胸前的暗袋中。美国早期存在着反贵族的氛围，在这样的氛围中，亲自给孩子哺乳是一种荣誉的象征，是道德高尚的好母亲的标志。我的太奶奶是一个养牛场的场主，经常坐有篷马车从得克萨斯州到艾奥瓦州。她也亲自给奶奶哺乳，直到奶奶两岁时才断奶。

到了19世纪60年代左右，母亲们发现了一个喂养婴儿的新选择。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哺乳的女性也可以像前人一样雇用乳母，或者自己调制配方奶，把特定比例的牛奶、奶油、水和蜂蜜混合到一起。世界上首款商业化的婴儿配方奶发明于1867年，当时，据说药剂师亨利·内斯特（Henri Nestlé）用牛奶与小麦粉和糖的混合液救了邻居的孩子一命。之后，他就靠这个配方在瑞士的沃韦（Vevey）市创立了雀巢公司。如今，雀巢公司已发展为一家全球大企业，其产品包括配方奶粉、巧克力牛奶、咖啡、糖果，公司总部依然在沃韦。

莱波雷的研究表明，在19世纪最后的20年里，美国的哺乳率终于也开始出现了阶级差异——这种情况在欧洲早已有之。当时，美国人开始觉得哺乳这种行为不适合斯文的上流社会女士。虽然大部分工薪阶层的母亲仍然给孩子哺乳，但越来越多比她们富裕的母亲开始雇用乳母、使用配方奶。20世纪初，波士顿的一项研究表明，这种群体差别相当严重：有90%的工薪阶层母亲给孩子哺乳，而在中上层阶级中，这个比例只有17%。莱波雷还提到，母乳喂养的历史有个不同寻常的特点：这一长期存在的群体差别现在几乎完全对调了过来。如今，母乳喂养在中上层阶级中最普遍，而工薪阶层母亲和贫穷母亲大都使用配方奶——她们往往因此受到公众批评，有时还会受到惩罚。

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候，母乳代用品得到改进，购买渠道更广，全社会的哺乳率因此大幅下跌。在1912年的芝加哥，只有39%的母亲完全用母乳喂养婴儿。20世纪20年代，家庭自制配方有了改进：人们在婴儿的饮食中添加橙汁或鱼肝油，从而降低婴儿患坏血病和佝偻病的概率。在接下来的20年里，可选择的范围似乎又扩大了，因为商家开始广泛供应淡炼乳，而且价格低廉。到了20世纪50年代，全美国有一半以上的婴儿吃的是淡炼乳配方奶。

我1965年出生时，母亲完全没想过要给我哺乳，一秒钟都没想过。她的朋友没有一个给自己的孩子哺乳，而她也觉得哺乳是一种落后甚至有点恶心的行为。医生给她注射了一种让奶水停止分泌的药，并推荐她给孩子喂配方奶。等她发现我对标准配方奶过敏后，就改用大豆配方奶喂我。哺乳从来不在她的考虑范围内。

那时候，配方奶喂养属于“科学育儿”的范畴。除此之外，科学育儿还包括：去医院分娩，而且要使用药物麻醉，以及严格按照四小时一次的频率喂养婴儿。医生之所以推荐配方奶，主要是因为母亲可以准确得知婴儿吃了多少，这也体现了定量化的大趋势。许多医生还会让母亲在喂婴儿之前和之后各测一次他们的体重，以掌握他们的摄入量。20世纪中叶的大部分美国人认为，配方奶喂养是一种现代而新颖的喂养方式，甚至还觉得配方奶喂养很高级。从社会角度来看，它解放了母亲，让普通母亲有了一定程度的自由，而在此之前，这种自由只有上层阶级才能享有。

尽管如此，但并非所有女人都欣然接受这种新自由。全国各地依然有少部分人抵制配方奶。如果说哺乳主义有起源故事的话，那故事的主角就是于1956年创立国际母乳会的七位信仰天主教的家庭主妇。1956年的一个夏日，玛丽·怀特（Mary White）与玛丽安·汤普森（Marian Tompson）在基督教家庭运动的一次野餐会上一起给各自的孩子哺乳时，产生了一个想法：建立一个支持母乳喂养和“自然育儿”的组织。随后，两人与另外五位志趣相投的母亲在怀特家见了第一面，她家在伊利诺伊州一个叫“富兰克林公园”的村子里。这七位女士一起确立了共同的使命：为那些对母乳喂养和自然分娩感兴趣的新妈妈提供支持、鼓励，以及相关信息。她们借用了佛罗里达州圣奥古斯丁市一座雕像的名字来给这个新组织命名：“奶水充足、分娩顺利的夫人”（Nuestra Señora de La Leche y Buen Parto）。国际母乳会的七位创始人都有非常丰富的育儿经验：她们总共生了56个孩子。

国际母乳会的核心使命是倡导母乳喂养，目标是把育儿的任务还给母亲，并用一个由母亲组成的互助团体来取代儿科医生作为专家的角色。国际母乳会反对冰冷、没有人情味的科学育儿理念——因为这种理念让母亲任由医生摆布——而竭力主张赋予母亲权利的“自然主义”，也就是让母亲掌控自己的身体与家庭、接受自然的身体机能，而要做到这一点，最主要的方法就是哺乳。在大多数家长都热衷于用配方奶喂养孩子的年代，国际母乳会显然是个异类，但它依然得以稳步发展。从1956年七个朋友组织的首次会议开始，国际母乳会于1961年发展到拥有43个团体，1966年迅速增至430个，1971年扩大到1260个，而到了1976年，该协会已经有了大约3000个团体。

有历史学者认为，国际母乳会之所以大受欢迎，是因为它接受了许多激发女权运动复苏的原则。国际母乳会秉承的自然主义以及它对医疗机构的普遍怀疑，都符合那个时代的反主流文化思潮。1971年，女权组织“波士顿妇女健康写作集体”（Boston Women's Health Book Collective，下文简称写作集体）出版了第一版油印装订的《女性与身体》（Women and Their Bodies），这是迄今为止最全面、影响力最大的批评医疗机构的女权刊物之一。从那时开始，国际母乳会似乎就和现代女权主义大致站在了同一阵营。

《女性与身体》由12名女权活动者共同撰稿，以非正式的形式销售了两年。由于极受欢迎，这本小册子最终由西蒙与舒斯特出版公司买下，于1973年重新发行，改名为《身体与自我》（Our Bodies, Ourselves）。《身体与自我》讨论的问题非常广泛，包括节育、堕胎、分娩、性卫生、性取向、更年期、性别认同、心理健康，等等。这份刊物至今仍然被许多读者推崇为女权主义经典作品，最近一版发行于2011年。

和国际母乳会的创始人一样，《身体与自我》的作者也下决心要从医学专家手中夺取对女性身体的控制权。“写作集体”的组织者南希·米里亚姆·霍利（Nancy Miriam Hawley）是一名社会活动家，她在“写作集体”成立数年后解释道，她们当初之所以组建这个团体，是因为受够了男医生的说教和命令。“社会不鼓励我们提问，而是让我们依赖所谓的专家。我们感到气馁、愤怒，因为我们对于自己的健康问题没有发言权。我们得不到需要的信息，所以才决定自己去找。”《身体与自我》有意将女性健康视为政治与社会问题，而非严格的医学问题。它基本上没有写到母乳喂养——21世纪的读者想必会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母乳喂养在这个时代已经成了广受关注的话题。《身体与自我》只给了一条相关建议：如果“你的医生不能帮你解决哺乳问题”，那就去咨询国际母乳会。

催生《身体与自我》的女权浪潮又是如何出现的呢？是因为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1963年的超级畅销书《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弗里丹认为，大量生活在城郊的家庭主妇因为艰苦而单调的家务和带孩子的任务而感到抑郁，她们的生命被浪费了。那一代女性感到疑惑：这就是生活的全部吗？

国际母乳会的创始人并没有抑郁的迹象，但从其他方面来看，她们代表着贝蒂·弗里丹所反对的一切。她们住在芝加哥的一个小郊区。她们认为，女人应该多生孩子——光是怀特就生了11个——在家里照顾家人是女人的本分。她们还坚信，孩子的健康快乐主要取决于母亲对孩子的感情和关注。她们提醒母亲不要让孩子依赖奶瓶，还建议母亲避免使用其他可作为“母亲替代品”的现代便利用具，如安抚奶嘴、高脚凳、婴儿车、游戏围栏。从国际母乳会的角度来看，当好母亲是一项全职工作。国际母乳会不鼓励母亲外出工作，而鼓励母亲把照顾孩子排在家务和外表的前面。当时的女性喜欢看《美好家园》（Better Homes and Gardens）这份家居杂志，并对自己整洁的家引以为荣，而国际母乳会的母亲们却会说，她们家里乱七八糟，这说明她们重视的是“人”，而非“物”。

至少在一段时期内，国际母乳会的理念有反主流文化的倾向，这使得该协会背离了美国的主流社会。但国际母乳会从成立伊始就非常保守，与嬉皮士组织和女权组织八竿子打不着，虽然它至少在初期是这两个群体的盟友。1973年，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罗伊诉韦德”案中，最高法院裁定堕胎合法，而在此之前的几年里，关于堕胎的争论已经热火朝天，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女权运动和国际母乳会之间出现了最大的鸿沟。第二波女权主义者使用的口号包括“个人即政治”，她们把堕胎权、生育权等当作核心诉求。她们坚信，解放女性首先在于解放女性的身体，争取女性的选择权是她们的重点努力方向。

1971年，堕胎逐渐成为美国政治中最紧迫、分歧最大的焦点问题之一，国际母乳会也因内部的意见分歧而四分五裂。国际母乳会的所有领导都是天主教徒，因此都坚决反对堕胎，但她们的分歧在于，国际母乳会是应该正式表明反堕胎的立场，还是应该保持沉默。怀特坚持认为她们应该公开立场。“如果我们一边说着想要帮助母亲和孩子，一边又保持沉默，纵容杀害小生命的行为，那我觉得我们就是两面派。‘不表态’就是一种表态，说明我们不关心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应该关心这个问题。”有一部分创始人赞同她的意见，而其余创始人则认为国际母乳会应该避开有关堕胎的争论。

七位创始人投票决定应该采取哪种做法，结果是四对三，支持表明反堕胎立场的一方输了。输方并没有气馁，而是在几个月后将这场论战公之于众。1971年的国际母乳会大会于芝加哥召开，会上，怀特恳请国际母乳会“表明立场支持所有的母亲，以及她们未出生的孩子”。虽然全场听众起立为她鼓掌，但委员会随后便通过了一项动议，“规定任何在国际母乳会的活动中提起堕胎话题的成员将被立即开除”。

国际母乳会还表明了一种强烈的原则性立场：反对女性外出工作。该协会的书籍《母乳喂养的女性艺术》（The Womanly Art of Breastfeeding）的首个活页版出版于1958年，这本书明确要求母亲在家陪孩子。国际母乳会的成员都没有工作，而且只有全职母亲才有资格当选团队领导。就连协会手册的1981年修订版也强烈建议母亲在家带孩子：“如果有哪位母亲打算在外面工作，我们会恳求她尽量不要这样做。”

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这种反对工作的立场开始影响国际母乳会的成员数量。1975年，在孩子不到一岁的美国母亲当中，有31%的人参与有偿劳动；1980年，这个数字达到了39%；1987年，在孩子不到一岁的美国母亲当中，有52%的人外出工作。由于会员数量和组织经费双双减少，国际母乳会的领导做出了如下“战略性决定”：不再强烈反对母亲出去工作，并对本组织的使命作出调整，以解决那些想要把工作和哺乳结合起来的母亲所面临的阻碍。国际母乳会的会议和出版物开始讨论这样的话题：“把孩子送去托儿所之前要做什么准备？”“如何选购吸奶器？”“哪种断奶方法最简便？”但即便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该协会的文献依然明确指出，在家带孩子是最理想的模式。直到今天，你在国际母乳会遇到的大多数女性依然都是全职母亲。

在创立之初的15年里，国际母乳会显然处于边缘地位：作为倡导哺乳的组织，它所面对的美国哺乳女性的数量却在稳步下降。1956年，32%的美国女性给孩子哺过乳；1971年是最低点：仅有24%，而且只有5%的女性在孩子六个月大时仍在哺乳。

原因不难理解。哺乳女性数量减少的同时，步入职场的母亲越来越多。也许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人们认为配方奶安全、健康，可以替代母乳，多数医生也推荐配方奶。当时，关于母乳喂养的潜在益处的研究还很少（相关研究直到20世纪70年代晚些时候才开始），大部分医生只关注配方奶喂养，不知道如何帮助想给孩子哺乳的母亲。

伊迪斯·怀特（Edith White）就遇到过这种医生。我之所以去找她，是因为她是母乳喂养事业的早期参与者，投身这项事业数年之后，因为见到了种种倡导哺乳而不顾孩子的健康与生命的行为，她心灰意冷。我找到她的时候，她正要踏上一场漫长的旅程——从亚利桑那州开车到俄勒冈州。

1965年，伊迪斯·怀特嫁给了唐·蒂贝茨（Don Tibbetts）。那时候，她还是个年轻的理想主义者，一心想做个好妻子。她跟随新婚丈夫从马萨诸塞州来到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研究生院，为了维持两人的生活，她去做了一名二年级教师。

1968年，两人的第一个孩子安德鲁出生，伊迪斯觉得应该给他哺乳。在她家乡波士顿的亲友当中，母乳喂养仍然很常见，而在远离家乡的地方，她需要医生的建议。后来她回忆道，这些医生简直一窍不通。“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的遭遇也是我们这代人给自己第一个孩子哺乳时常有的经历，而且我们的孩子还是健康、足月、正常的婴儿。我那两个男医生给的建议完全是帮倒忙。产科医生让我服用大剂量的避孕药，但是从生理学的角度来看，避孕药不利于乳汁分泌。然后儿科医生又跟我说，要每隔四小时给孩子喂一次奶。”现在我们知道，无论是服用雌激素避孕药，还是严格按照四小时间隔喂孩子，都很可能让乳汁分泌不充分。两个月后，伊迪斯因为饱受打击而放弃了哺乳。孩子老是在喂奶的时候又叫又闹，而且伊迪斯也担心自己的奶量太少。“反正就是行不通。”

1971年，伊迪斯怀上了第二个孩子克里斯托弗。那时候，一家人已经搬到了费城。虽然第一次的失败让伊迪斯感到失望，但她仍然坚持要给第二个孩子哺乳。不过，这一次她鼓起勇气，没再去医生的办公室，而是去了一个叫“大费城分娩教育与哺乳母亲”（Childbirth Education and Nursing Mothers of Greater Philadelphia，下文简称哺乳母亲）的组织，该组织开设有分娩、哺乳等课程。“那时候我才第一次了解到怎样哺乳。我还了解到，频繁哺乳可以让奶水保持充足。”通过这些课程以及与各位哺乳母亲的交谈，伊迪斯意识到，之前的男医生给她的建议并不可取。是他们的无知导致她的第一个孩子没吃上母乳。等到她与别的母亲建立联系之后，一切都变了：“在一次半小时的会面中，她们基本上把我需要知道的事都告诉我了！”于是，伊迪斯让第二个孩子吃上了她的奶，时间长达18个月，而且没再回学校教书。

“哺乳母亲”这个组织给伊迪斯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她开始给该组织当志愿者，最终经过培训成了一名哺乳倡导者。她告诉我，“哺乳母亲”之所以吸引她，是因为它和国际母乳会一样，都致力于倡导母乳喂养，但它没有国际母乳会的那种宗教和道德上的保守主义。

“就国际母乳会而言，它的创始人都是天主教徒，她们因为生了11个孩子或者7个孩子而觉得特别光荣。她们和宝宝睡一张床，不断给孩子喂奶。另外，她们还比较反对节育。‘哺乳母亲’就相对开明得多，所以我和她们比较合得来。我在那里接受了培训，主要是给新妈妈提供帮助、回答她们的问题、给予她们精神上的支持。”伊迪斯在这个组织中的地位逐渐上升，后来还当上了地区顾问，沉浸在她现在所说的“哺乳哲学”当中。1974年，她的女儿艾米出生，当时她已经是母乳喂养的忠实信徒，所以她给艾米哺乳两年半之后才断奶。用现在的话来说，她成了坚定的哺乳主义者，也就是说，她坚信母乳喂养是每个人最好的选择。

伊迪斯成为哺乳主义者的历程和许多同时代的女性一样。第一次哺乳的失败引发了她的个人危机，她感到气馁，因为医生不能帮她弄清楚该怎么给第一个孩子哺乳。成功给第二个孩子哺乳之后，她认识到“哺乳母亲”这类组织的重要性。如果没有这些草根团体，女性的信息来源就只能是医生，而大部分医生都是男性。她坚信女性应该更好地掌控自身健康，于是便投身到了这项事业中。

伊迪斯进入哺乳倡导者的圈子时，这个圈子正好开始闻名于世，而且正在动员世界各地的女人和男人。1970年，全世界有1100万名婴儿不足一岁就夭折。这些婴儿多来自非洲和东南亚，在这两个地区，平均每年每1000名婴儿中就有近130名死亡。那一年，光是印度就死了260万名婴儿。

也正是从1970年开始，人们才有可能获取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婴儿死亡率的可靠数据。浮现出来的可怕数据迅速登上了新闻头条，引起了包括世界卫生官员、政府首脑、国际机构和世界各地公民在内的各方关注。记者们前往那些最贫穷的国家，把这一年惊人的婴儿死亡数目——1100万——转换成了令人心碎的故事，拍下了被病痛折磨的婴儿的图片：硕大的眼睛、肿胀的肚子、萎缩的四肢。当时，纽约和洛杉矶的全部人口加在一起都还不到1100万。这简直是一场大屠杀。

当然，1100万名婴儿夭折的原因有很多。在苏联，多数婴儿死于肺炎及其他呼吸道感染。疟疾、麻疹、受伤、婴儿猝死综合征也造成了许多婴儿死亡。但是在婴儿死亡率最高的非洲和东南亚，营养不良和腹泻在当时是婴儿死亡的最主要原因。

这个问题受到全世界关注后，人们就不难把配方奶喂养与死于营养不良和腹泻的婴儿联系起来。20世纪六七十年代，很多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社会学者称之为“现代化”的过程。在这些国家中，父母背井离乡，来到城市找工作。他们往往把年幼的孩子留给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照顾，或者带着孩子一起走，工作的时候就把孩子交给看护人。在城市里，他们接触到了新的观念和生活方式，从而成为现代社会的成员——婴儿配方奶粉就是这些新生活方式中最突出的元素之一。

配方奶粉公司很快就意识到，发展中世界剧烈而广泛的社会变迁给配方奶粉打开了一个广阔的市场。为了占领国际市场，雀巢公司飞快扩张，在发展中国家建工厂，在世界各地开设销售中心。1981年，全球配方奶粉市场的估值为20亿美元，雀巢占了其中50%的份额，另外50%由三家美国公司雅培（AbbottLaboratories）、百时美（Bristol-Myers）、美国家庭用品公司（American Home Products）^[1]瓜分。

雀巢公司积极地从多方面进军这些新兴市场。宣传配方奶粉有益健康的印刷广告和广播广告几乎无处不在。在巴西，广告中最常见的产品依次是香烟、肥皂、配方奶粉。为了推广自己的产品，雀巢还采用了我们如今熟悉的一项策略：给新妈妈和准妈妈发放赠品。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印度、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菲律宾四国每年收到的免费婴儿奶瓶约有500万个；平均下来，尼日利亚的每个诊所每年收到的免费配方奶粉多达8000罐。1975年，罗斯实验室^[2]在一份内部销售手册中阐明了赠送配方奶粉的逻辑：“假设有100名婴儿出院前使用的是某个品牌的奶粉，那么在出院后，大约有93名婴儿会继续使用该品牌的奶粉。考虑到这一点，去医院销售奶粉的重要性也就显而易见了。”

这一逻辑后来还催生了雀巢公司最有争议的销售策略之一，也就是所谓的“雀巢护士”。20世纪70年代，配方奶粉公司通常会雇用女性去看望医院产房和家中的新妈妈，让她们为这些新妈妈提供喂养、照料婴儿的建议。雀巢公司经常让推销员穿上浆挺的白色护士服，戴上类似于从前修女戴的那种头巾。这些“雀巢护士”一边帮助母亲应付新生儿，一边推销公司的配方奶粉，由此传达出这样一种错误印象：好像她们是独立的医疗专业人士，而非配方奶粉公司的员工。

没有确切数据能够衡量配方奶粉营销对配方奶喂养产生的影响，也没有确切数据可以表明配方奶喂养与婴儿死亡率上升之间的关联。不过，卫生官员赞同如下观点：20世纪六七十年代，“肠胃炎和营养不良的发生率显著上升，部分原因在于人们未能恰当使用婴儿配方奶粉和相关喂养器具，如奶瓶和奶嘴”。1981年，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估计，“与母乳喂养不少于6个月的婴儿相比，母乳喂养少于6个月的婴儿在6—12个月大期间的死亡率要高出5—10倍。”

此类死亡的深层原因有据可查。首先，配方奶粉为粉末状，必须与清水混合。发展中国家的贫穷母亲往往无法获得清水，或者没办法烧水。由于没有现成的清水，她们只好使用河、湖、溪流、池塘和城市水龙头中被污染过的水。她们不仅用这种水来调制配方奶，还用其清洗奶瓶。1979年，印度尼西亚的研究人员在婴儿奶瓶中发现了来自水中粪便微生物的“严重污染”，从而得出结论：用奶瓶喂养婴儿应被列为“高风险”行为。

另一个问题在于成本。如果母亲一开始就用免费配方奶喂孩子，那她们自己就有可能没有奶水了，这样的话，她们就只好依赖配方奶，而且在用完免费的奶粉后，就得自己花钱买奶粉。这种配方奶粉贵得吓人，甚至可能花去一个贫穷家庭30%—50%的收入。为了稍稍降低高昂的奶粉支出，贫困母亲常在奶中多兑水，这样一罐奶粉就能用得久一点。1979年在印度尼西亚开展的一项研究发现，只有四分之一的母亲调制的配方奶接近推荐的浓度。孟加拉国的一名医生表示，许多婴儿吃的“奶”其实和“白开水”差不多。牙买加的一位母亲带着她饥肠辘辘的双胞胎孩子来到一家诊所，她说自己用一罐奶粉喂了两个孩子两星期——本来应该只够喂两天。

还有的母亲为了省钱而把没喝完的奶存着。一位在亚马孙雨林地区与秘鲁的印第安人共事的护士解释道，如果婴儿没喝完瓶子里的奶，母亲就会把奶留到下一次喂。“在热带国家，如果你在室温下储存配方奶，里面就会滋生大量细菌。这样的话，奶瓶就变成了致命的物品。”

1973年，婴儿死亡与配方奶喂养之间的关联由英国杂志《新国际主义者》（The New Internationalist）首次公开。该杂志上刊登的《婴儿食品悲剧》一文尖锐地记述了配方奶喂养如何导致贫穷国家的婴儿营养不良、腹泻，甚至死亡：在这些国家，人们无法获取洁净的饮用水，看不懂说明书，也买不起足够的配方奶粉。

雀巢对这篇文章的回应是：邀请记者和社会活动者去参观公司的瑞士总部，努力向他们解释雀巢解决婴儿营养问题的方法。后来发生的事表明，这个做法大错特错。麦克·穆勒（Mike Muller）来自英国非政府组织“对抗贫穷”（War on Want），他接受了雀巢的邀请，之后发表了一篇对配方奶粉产业的揭露性报道，题为《婴儿杀手》。雀巢公司企图把它在第三世界的销售行为伪装成对婴儿健康的真诚关注，而穆勒透过这层伪装，看到了雀巢只顾攫取利益的自私嘴脸。在这篇报道中，穆勒不仅声称配方奶粉正在杀害贫穷国家的婴儿，还表示配方奶粉公司对这些婴儿的死负有责任，因为这些公司通过强硬的“商业推广”，让穷国对配方奶粉的需求越来越大。

穆勒的报道最初以小册子的形式发表，原文为英语，由“对抗贫穷”组织发售，每份35便士。报道的德文译本问世之后，引发的关注比此前高了很多。德文译本将标题改为《雀巢杀害婴儿》，雀巢公司因此提起了诽谤诉讼。为了给自己辩护，小册子的作者从发展中国家收集了各种报道、医学研究、书面证词、目击者叙述——这些文件后来成了持续不断的反对婴儿配方奶粉营销运动的源泉。

1976年发生的一件事再次掀起了这场运动的新浪潮：美国的宝血女修会（Sisters of the Precious Blood）起诉百时美公司在发展中国家采取不道德的营销行为。此案达成庭外和解，要求百时美公司承认这些营销行为。随后，1977年，美国非政府组织“婴儿配方奶粉行动联盟”（Infant Formula Action Coalition）发起了对雀巢的抵制，此次运动很快蔓延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其主要目的在于限制雀巢的营销范围：禁止面向消费者的直接营销、禁止发放赠品和传单、禁止将推销员假扮成医疗从业者。此次运动呼吁消费者抵制雀巢的所有产品，直到它遵守这三项要求为止。在现代母乳喂养的历史上，这次抵制运动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伊迪斯回忆道，抵制雀巢的运动重新掀起了倡导哺乳的热潮。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了解到雀巢在发展中国家肆意推广配方奶粉、损人利己的行为，于是美国民众整体上更加赞同母乳喂养。“大费城哺乳母亲”宣传过抵制雀巢的运动以及各大配方奶粉公司的信息，而伊迪斯还记得她当时的看法。她说：“这件事当然轻而易举！我们当然相信这些配方奶粉公司做得不对！去杂货店的时候，我们当然会查看商标，确保不会买到雀巢的产品！”虽然“哺乳母亲”主要是在地方的社区里做宣传，但该组织的成员愈发觉得自己正在参与一项宏大的事业。哺乳倡导行动获得了新的意义与关注，这项行动对参与者的要求正好可以用当时的一句强有力的左派政治口号来概括：“胸怀世界，立足当地。”

与此同时，国际母乳会正在飞速发展，包括位于美国的总会以及国外的几个分会。其他哺乳倡导团体，比如“哺乳母亲”，也在全国各个社区中大量涌现。此外，美国的哺乳率有史以来首次开始上升，从1971年的24%提高到1975年的33%，再到1980年惊人的54%。公众对母乳喂养的兴趣和相关讨论，以及为哺乳母亲提供的社区支持，把母乳喂养从美国育儿方式的边缘拉回了主流。

母乳喂养重新受到重视，这对WIC造成了未曾预料到的影响。1974年，美国农业部发起该计划，旨在给处境困难的家庭供应食品。从一开始，鼓励女性哺乳就是WIC顾问们的一项任务，但根据伊迪斯的说法，这些顾问似乎极度欠缺完成这项任务的能力。伊迪斯表示，第一代WIC顾问是年轻的中产阶级女性，拥有营养学学位。“这些顾问一般20多岁，刚从大学毕业。她们对哺乳的种种益处了如指掌，工作起来也很卖力。”可是在和WIC的救济者接触时，她们常常束手无策。“WIC的客户可能是一个怀着第五个孩子的女人，而一名24岁的营养师却要告诉这位妈妈，孩子应该吃些什么，应该怎么给孩子哺乳。”WIC顾问极度缺乏生活经验，基本上不知道如何协助母亲哺乳。她们当中很少有人生过孩子，有过哺乳经验的人就更少了。她们拥有的只是鼓励母亲给孩子哺乳的上级指示，以及培训这些母亲的资金。

在费城地区，WIC顾问开始寻求伊迪斯所在组织“哺乳母亲”的帮助，请对方提供哺乳咨询服务和哺乳宣传方面的培训。由于没有足够的资源，“哺乳母亲”当时还无法回应所有这些请求，不过伊迪斯和一位朋友开始以独立承包人的身份提供培训课程，最终两人成立了一家公司，给WIC顾问上哺乳课。她们经营这项业务长达约20年（大概是从1976年到1996年）。伊迪斯估计，她们总共向全国各地大约10 000名WIC雇员传授了哺乳技巧和常见问题的解决办法。

人们对母乳喂养知识与建议的需求不断增长，这是伊迪斯在地方上所体会到的，而与此同时，全国乃至全世界对母乳喂养的兴趣也在提高。1976年，德国电影制作人彼得·克里格（PeterKrieg）发行了一部叫作《奶瓶宝宝》（Bottle Babies）的小型独立电影，讲的是肯尼亚有一些吃配方奶的婴儿死于营养不良。美国母乳喂养宣传的另一个里程碑事件发生于1978年：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Kennedy）召开了一场关于婴儿食品销售的参议院听证会。在这场电视转播的听证会上，发展中国家的医生和护士提供的证词让无数电视机前的美国观众痛心不已。接着，在参议员肯尼迪的不断质问之下，雀巢的一名高管勉强承认，不应该让缺乏洁净饮用水的地区的母亲使用配方奶粉。

肯尼迪召开的这次参议院听证会意义重大，它提高了抵制雀巢运动在国内的影响力，也促使全世界的卫生组织采取行动来降低配方奶粉喂养的危险。一年后，也就是1979年，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召开会议，考虑制定一套营销守则，具体规定公司在推广和销售婴儿配方奶粉的过程中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一部分参会者联合起来，组建了国际婴儿食品行动网（International Baby Food Action Network）；该组织起草了前文提到的销售守则，为让守则得到施行而积极活动，并负责监督婴儿食品行业是否遵从该守则。1981年，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了《国际母乳代用品销售守则》（International Code of Marketing of Breast Milk Substitutes）。该守则规定，禁止直接向消费者宣传婴儿配方奶粉，禁止发放诸如配方奶粉、奶瓶、带有公司标识的笔、处方笺等赠品，禁止让推销员伪装成医疗从业者。只有美国投票反对该守则。

从那时起，这套守则以及前文提到的抵制运动就一直困扰着雀巢公司。经过三年的持续抵抗，雀巢终于顶不住社会活动者和各大国际卫生组织不断施加的愈发强大的压力，于1984年缴械投降，同意在发展中国家实施该守则。开展了六年的抵制雀巢运动随即暂停。但好景不长，四年过后，监督人士发现有的配方奶粉公司依然违反守则中的规定，于是抵制雀巢的运动又开始了，而且竟然一直持续到现在——根据公民社会活动家安沃·法扎尔（Anwar Fazal）的说法，这是历史上时间最长、范围最广的消费者抵制运动。

与母乳喂养相关的社会活动以及抵制雀巢运动，提高了母乳喂养在国际卫生组织中的地位。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推广母乳喂养，将其作为应对婴儿死亡和儿童疾病的一项关键措施，许多地区卫生组织也纷纷效仿。几乎在一夜之间，倡导母乳喂养就成了许多机构的头等大事。1982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起了一项重要的新倡议，叫作“儿童生存与发展革命”（Child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Revolution），而推广母乳喂养就是该倡议的四大战略支柱之一。在1985年的年度报告中，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描述了它在世界上最穷的一些国家采取的哺乳协助策略，并敦促人们继续提防配方奶粉来袭。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甚至在1984年和1985年发行了支持母乳喂养的邮票。

20世纪80年代中期，母乳喂养取得了主流地位，推广母乳喂养也成了国际卫生组织的一项主要任务。国际母乳会多年的倡导工作终于有了回报：公众舆论的潮流开始转向支持母乳喂养。在这一转变中，抵制雀巢的社会活动无疑是最显眼、最重要的里程碑，但此类活动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起支撑作用的社会背景和组织背景，即地方上支持、倡导母乳喂养的团体和组织网络。总的来说，全世界的潮流都转变过来了，包括美国。

[1] 从2002年起，美国家庭用品公司改名为惠氏公司（Wyeth）。

[2] 罗斯实验室（Ross Laboratories），雅培的全资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