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版前言

我开始写这本书时想到了宝嘉康蒂（Pocahontas），结束时在思考卡门·米兰达（Carmen Miranda）的生活。宝嘉康蒂被葬在英格兰的世界末日公墓。卡门·米兰达在里约有一个专门为她建造的博物馆。这不是思考当代国际政治的通常出发点，但每个女人都让我以新的方式思考国际政治的运作模式。

宝嘉康蒂是波瓦坦印第安人，也是部落首领的女儿，她在本国人民和殖民英国人之间充当中间人；后来她嫁给了这些人中的一个英国移民，并去了伦敦，这好像证实了殖民事业确实是一项文明使命。然而，因为她死于现代文明产生的尘肺，她再也没有回到北美家乡。

卡门·米兰达生活在三个世纪之后，但她的生活与她的印第安姐妹惊人地相似。她是巴西杂货商的女儿，后来成为好莱坞明星，她象征着美国总统的拉美政策。后来，她因心脏病而过早逝世。她的心脏病可能是由美国流行文化疯狂的生活节奏引起的。

我过去接受的教育使我认为，这些女人不是人们理解世界事务时要被认真对待的国际行为体。但是，我越是想到宝嘉康蒂和卡门·米兰达，就越是开始怀疑自己错过了国际政治的完整层面——我认为政府之间的关系不仅依赖于资本和武器，而且依赖于控制那些作为象征、消费者、工人和情感安慰者的妇女。我也开始看到像贝纳通（Benetton）和金吉达香蕉（Chiquita Banana）这样的品牌不仅仅是让国际政治与已经饱受困扰的购书者产生关联的媒介。这些品牌，以及它们被创造、营销和赋予意义的过程，暴露了另一种被忽视的国际政治关系。在这里，我认为工业化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妇女都是消费者，都是参与全球政治的行为体。此外，正如旅游业所显示的，公司和政府结盟正在推销一些通常不被认为是“消费品”的东西：热带沙滩、女性的性魅力、空姐的服务。

接下来的章节只是一个开始。其他女性主义者也在寻求更好的解释，以解释为什么国际政治会以这样的方式运作。一些最令人激动人心的工作正在由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理论家完成，如斯瓦斯蒂·密特勒（Swasti Mitter）、钱德拉·莫汉蒂（Chandra Mohanty）和佩吉·安托布斯（Peggy Antrobus）。正如注释所清晰表示的，我特别感激这些开拓者。那些被埃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称之为“政治后排的女性”，将会得到她们长期以来应得的认真关注。因此，我们所有人都可能变得更敏锐和现实，知道是什么样的力量构建了我们所知的国际政治体系。这些被揭露出来的事可能会带来新的方案，让国家间的关系变得不那么暴力，更加公正，最终对女性和男性都有更多的好处。(https://www.daowen.com)

这本书的创意来自我与潘多拉出版社的朋友兼董事菲利帕·布鲁斯特（Philippa Brewster）的对话——以女性主义的角度思考从涤纶时装和电影明星到女性主义出版所产生的国际政治的困惑。随着这个有时令人望而生畏的研究的推进，有一点变得越来越清晰：与女性主义编辑合作意义重大。本书的编辑坎迪达·莱西（Candida Lacey）在保持内容重点方面对本书有莫大的帮助，她从不会忘记读者，总是记得作者书房或编辑办公室以外更广阔的天地。对于更棘手的分析问题，我们一起凝眉苦思，对于一些更奇怪的发现，我们放声大笑。

分析这本书的话题可能有点疯狂。只有在有洞察力的朋友和同事的明智和慷慨的支持下，我才有可能作出这样的尝试。首先也最重要的是乔尼·西格，她是开创性的女性主义地图集《世界妇女》（Women in the World）的合著者。因为她是我的一个信息来源，她阅读每一个章节，传递宝贵信息，如果仅仅是一个政治科学家会永远不会看到这些信息，因此我不太可能陷入狭隘的假设。其他读过章节并给了我宝贵建议和告诫的人包括玛格丽特·布鲁曼（Margaret Bluman）、劳拉·齐默曼（Laura Zimmerman）、瑟琳娜·希尔辛格（Serena Hilsinger）、西门娜·邦斯特（Ximena Bunster）和玛格丽特·拉扎勒斯（Margaret Lazarus）。达芙妮·泰格（Daphne Tagg）完成了出色的文案编辑。玛格丽特·布卢门（Margaret Bluman）是我这本书的代理人，也鼓励我，让我认为自己提出的问题对于致力于真正社会变革的女性来说是重要的。

政治科学家经常会被历史学家和档案学家吓到。但是，当我继续认为宝嘉康蒂和卡门·米兰达可能对国际政治产生重要影响时，我知道我必须站在历史学家的立场上。在这次冒险中，没有人比福塞特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员戴维·道恩（David Doughan）更让我感到自在。福塞特图书馆收藏着英国和帝国时期女性历史的大量宝贵作品。安·恩格尔哈特（Ann Englehart）和芭芭拉·哈伯（Barbara Haber）都鼓励我充分利用拉德克利夫学院施莱辛格图书馆（Radcliffe College's Schlesinger Library）的丰富资源。伦敦托马斯·库克档案馆的埃德蒙·斯文莱赫斯特（Edmund Swinglehurst）开设了旅游历史收藏。除了我自己的探索，我还得到了我哥哥戴维·恩洛（David Enloe）、劳伦·舒尔茨（Lauran Schultz）、莎莉·吉斯菲尔德（Shari Geistfeld）和德布·邓恩（Deb Dunn）在研究技巧方面的帮助。

还有很多人跟我分享了他们的卓越发现，他们是贝丽尔·史沫特莱（Beryl Smedley）、盖伊·墨菲（Gay Murphy）、玛丽·安·怀特（Mary Ann White）、帕姆·莫法特（Pam Moffat）、尼恩·林留（Nien Ling Lieu）、苏珊·帕森斯（Susan Parsons）、萨拉利·汉密尔顿（Saralee Hamilton）、雅克·亚历山大（Jacqui Alexander）、乔治娜·阿什沃斯（Georgina Ashworth）、索莱达·佩皮尼南（Sr.Soledad Perpinan）、拉奎尔·蒂劳（Raquel Tiglao）、特里萨·卡佩兰（Theresa Capellan）、伊丽莎白·奥朵（Elizabeth Odour）、露西·拉利贝特（Lucy Laliberte）、温迪·米什金（Wendy Mishkin）、彼得·阿米蒂奇（Peter Armitage）、科尔特斯·恩洛（Cortez Enloe）、菲利普·布格伊斯（Philippe Bourgois）、露易丝·瓦瑟斯普林（Lois Wasserspring）、安·霍尔德（Ann Holder）、桑德拉·斯图德万特（Saundra Studevant）、卡罗琳·贝卡勒（Carolyn Becraft）、伊莱恩·萨洛（Elaine Salo）、伊莱恩·伯恩斯（Elaine Burns）、玛丽·麦吉恩（Mary McGinn）、桑迪娜·罗宾斯（Sandina Robbins）、尼拉·尤瓦尔（Nira Yuval Davis） 、克里斯汀·沃特（Christine White）、西德尼·明茨（Sidney Mintz）、琳达·里克特（Linda Richter）、雷切尔·库里安（Rachel Kurian）、劳雷尔·博森（Laurel Bossen）、贝丝·施瓦茨（Beth Schwartz）、佩格·斯特罗贝尔（Peg Strobel）、贾尼斯·希尔（Janice Hill）、朱莉·威尔莱特（Julie Wheelwright）、安托内特·伯顿（Antoinette Burton）、莎莉·戴维斯（Sally Davis）、帕特里克·米勒（Patrick Miller）、安妮塔·奈西亚（Anita Nesiah）、乔安妮·利德尔（Joanne Liddle）和伊娃·伊萨克森（Eva Isaksson）。

在这本书成型的三年里，我也有一些疑虑。慷慨的朋友们不仅忍受了我偶尔奇特的关注，还时刻提醒我探寻女性主义谜题的意义。因此，我一如既往地感谢他们每个人每一天的友谊，尤其是乔尼·西格、吉尔达·布鲁克曼（Gilda Bruckman）、朱迪·瓦克斯（Judy Wachs）、瑟琳娜·希尔辛格（Serena Hilsinger）和露易丝·布吕内斯（Lois Bryn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