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结论：个人的是国际的，国际的也是个人的

特里萨·邓蒂斯从她在卡塔尔虐待她的雇主家中逃了出来，回到马尼拉的家中。此时，人们可以想一下特里萨接下来会做什么。也许她加入了一个菲律宾家政工人团体，该团体说服了菲律宾政府批准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家政工人权利的《第189号公约》——尽管她和同行伙伴不相信政府会执行该公约的所有承诺。为了保证出国从事家政工作的菲律宾人被当成真正的工人，受到公平的对待和尊重，家政工人必须监督官员，并对其施压。

设想一下未来，我们可能会认为特里萨会决定邀请来自世界各地亲身经历过国际政治的女性来马尼拉参加研讨会。通过脸书、视频电话和偶尔在妇女论坛和联合国集会上的会议，这些妇女已经开始意识到了她们的政治活动具有相同之处，因为她们都是妇女，她们在国外的经历也都有相同之处。特里萨认为，举行为期三天的研讨会对于相互间真正的思想交流最恰当。她可能从在菲律宾都乐香蕉种植园工作的其他菲律宾人那里听说，研讨会给妇女们提供了这些机会，她们可以随意相互了解、公开交谈、比较经验、形成自己对性别乃至不平等的世界以及她们改变世界的能力的共同理解。

第一个到达的是艾里斯·芒吉亚（Iris Munguia），她从洪都拉斯飞来。艾里斯在与香蕉有关的国际政治活动中已经很出名了，但是她仍然和香蕉女郎有联系，这是一群与她在香蕉种植园的潮湿、充满杀虫剂的清洁棚里长时间在一起工作的女人。乔比·马哈茂德（Chobi Mahmud）在她之后不久从达卡乘飞机来到马尼拉。这是她第一次离开孟加拉国。在致命的服装厂火灾和建筑倒塌之后，国际非政府组织一直在与幸存的妇女（比如乔比）保持着直接交流。他们支付了乔比飞往马尼拉的机票，这样她就可以和其他国家的女性分享她的经历。对于幸运的切特里来说，从加德满都到马尼拉需要几次转机。但是她和与其一起创业的姐妹总是会做出点什么事。如果一个人能学会攀登喜马拉雅山，那么就能到达菲律宾。

幸运的是，当特里萨的邀请意外到来时，雷·艾奇逊（Ray Acheson）还在纽约。她在联合国总部的街对面工作，正在与其他的女性主义者——来自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联盟（Women's International League for Peace and Freedom）和小武器问题国际女性行动网（International Action Network on Small Arms Women's Network）——就如何确保新的国际武器贸易条约中具有历史意义的反对暴力侵害女性的条款得到执行进行战略规划。他们已经听到了一致反对的谣言。雷已经认识了几个活跃在联合国妇女署的菲律宾人，但她从未想过会在菲律宾见到她们。距离更近的是高扎托·苏祖约（Takazato Suzuyo）。那霸市和马尼拉之间的航班很频繁，因为有很多菲律宾人前往冲绳，并在那里的美国军事基地周围的娱乐场所工作。一些菲律宾人告诉高扎托，她们曾在马尼拉被训练成歌手，并保证到冲绳后被聘为合法艺人。但是她们接着说，当她们到达后，老板却强迫她们向美国军人提供性服务。¹特里萨听她在家政工人团体中的新朋友说，像她在卡塔尔一样的那些移民妇女，现在不用住在雇主家就可以做清洁和儿童护理工作。这些妇女在国外的家政工作经历似乎与她大不相同。所以她邀请了罗莎（Rosa）参加。罗莎也许已经在日益壮大的加州家政工人运动中活跃起来了，但令特里萨惊讶的是，罗莎建议邀请自己曾经的一个雇主劳丽也加入进来，她是一名中产阶级女性。罗莎解释说，虽然她和劳丽的政治经历不同，但这位美国白人女性也可能有过双重生活的经历。罗莎和劳丽一起从圣地亚哥乘飞机过来。

特里萨可能从无数民族主义运动的参与者中挑选了一名女性。她决定邀请玛丽-艾梅·亨利-卢卡斯（Marie-Aimée Hélie-Lucas）。尽管玛丽-艾梅在阿尔及利亚长大，年轻时曾在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运动中反抗法国殖民主义者，但她觉得为了追求自己的女性主义目标，自己不得不长期待在国外。穆斯林法下的妇女组织成员力促她接受特里萨的邀请。

在发出研讨会邀请之前，特里萨已经和当地的家政工人活动家谈过是否应该邀请一位外交官的妻子。这样一个女人的经历似乎与香蕉工人和登山向导的过往截然不同。但是特里萨新认识的一位活动家朋友说，她曾为一名外交官和他在马尼拉的家人打扫过房间，外交官的妻子似乎对自己不能继续作为一名生物学家去追求事业而感到沮丧，同时也对她必须参加的一系列社交活动感到不满。所以到最后，特里萨邀请了日本大使馆第一任政治官员的妻子洋子（Yoko）。她要求只能使用自己的姓氏，以免对即将升职为大使的丈夫造成任何影响。洋子已经在马尼拉两年了，当她邀请一群当地菲律宾女性主义者到她家喝茶聊天时，还在外交界引起了震动。

人们可能会认为，当每个人最终都聚在一起时，特里萨会有点紧张，但她看到其他一些女人也是如此时，她就放松了很多。她欢迎9位客人的到来，艾里斯、乔比、莱珂、雷、高扎托、罗莎、劳丽、玛丽-艾梅和洋子。大多数女人不需要太多引导就开始发言了。她们从互相询问彼此的家庭开始。永远是从家庭开始话题。她们独自抚养孩子吗？她们需要照顾年迈的父母吗？她们互相分享照片，传递手机相册中关于孩子、朋友和大家庭成员的照片。之后，谈话变得更具政治色彩。男伴或父亲会不愿意“允许”她们来马尼拉吗？她们不在的时候，谁在照顾孩子和做家务？她们的工资很低，能够承受失去五天的工资吗？

随着她们变得更加放松，她们就开始分享彼此的故事，尤其是当别人听到这些妇女被邀请参加女性主义研讨会时所说的话。她们的许多男性朋友，甚至一些女性同事都感到困惑；有些人只是笑笑。最不被理解的人会骂女性主义者粗鲁、性别歧视。但是分享彼此的故事有助于消除这些最近记忆中的伤痛。这也促使女性坦率地谈论性别歧视有多么严重，被嘲笑时是怎样沉默的，以及当涉及所谓的“政治”或“国际政策”时，女性发声多么困难。

人们可能会想象，这10位女性谈论的都是会影响她们真正安全感的事情——例如，政府的移民政策、缺乏公共资助的儿童保育、不易察觉的种族主义、将一些女性置于神坛而另一些女性踩在脚下的陈规陋习、军国主义滋生的恐惧和扭曲的安全观念、企业不断增加的生产需求以及不负责任的劳动承包商。这些女性从日常经历中积累了大量关于全球品牌、汇款、国际债务、民族主义议程、军事基地、发展口号、人口贩运和环境危害的信息。然而，这些话题并不是她们开始时谈到的话题。她们从最私人的关系开始交流，不是因为她们天真、狭隘或不关心政治。而是因为她们知道做无偿家务劳动和看护的人是生产蓝色牛仔裤和香蕉、促进旅游业、动员民族主义运动以及军队和外交运作的一部分。她们也知道，权力在家庭中的运作方式对于权力在社区、社会运动、政党、政府以及国际机构和联盟中的行使至关重要。

近几十年来最简单也最令人不安的女性主义观点之一是“个人即政治”。这是一个深刻的理论陈述，可以应用到T恤或保险杠贴纸上。声称“个人即政治”是令人不安的，是故意令人不安的，因为这意味着我们曾经认为的那些私人关系或者单纯的社会关系 （我们的许多朋友和同事仍然更喜欢认为是）实际上也包含着权力。此外，那些所谓私下的个人关系其实也蕴含了不平等的权力形式，并且得到公共当局的支持。

但是“个人即政治”这一论断就像一个回文，既可以顺着理解，也可以倒着理解。如果是“政治即个人”就表明政治不仅仅是由立法辩论、投票站、政党战略会议、法庭或作战室中发生的事情来塑造的。虽然在许多国家，主宰公共生活的男人告诉女人们要留在厨房里（不要去马尼拉的车间，不要组织起来，不要理论化），但正是这些男人在利用他们诸多类型的公共权力来建立私人关系，以此加强他们自己男性化的政治控制。如果没有这些刻意的性别歧视策略，男性对政治生活的掌控可能就不那么稳固了。

此外，如果没有这些性别歧视的策略，大多数男性在政治上的“专长”看起来就不会那么令人印象深刻。2013年一项对公民政治知识的跨国调查发现，在被研究的10个国家中，每一个都“不管一个国家在性别平等方面有多进步，女性对政治的了解都比男性要少”。²这项研究的发起者推测，这种对政治信息掌握上的性别差距，可能是因为很少有妇女在新闻报道和精英政治生活中发挥过突出作用，这使得许多女性观众和读者看不到当前的新闻报道与自己有什么关系。虽然可能是因为这一原因才导致这种对各国政治信息掌握的差距，但一名英国女性主义记者在分析这一研究时提供了另一种解释：也许研究人员对“政治”的定义和衡量标准过于狭隘。³也许许多女性关注和记忆的信息是更广泛的、有些人可能会说是更现实的政治——例如，是否存在负担得起的儿童保育服务、公园的条件、公共交通便利性、警察在妇女提出强奸指控时愿意尊重她、政府使用当地妇女的性感照片来吸引外国游客的行为，以及雇主在工作中虐待妇女而不受惩罚的事实。也就是说，如果让提倡女性主义的人重新定义政治的话，女性和男性对政治知识掌握的差距将会急剧缩小。

解释为什么任何国家都有这样的政治，应该会激励我们想知道公共生活是如何在定义男女特质的斗争中被构建出来的。接受“政治即个人”这一观点促使人们去调查婚姻中的政治、女性劳动力的廉价化、男性意识形态、性传播疾病和同性恋恐惧症——不将它们视为边缘化的问题，而是国家的重要问题。进行这种研究变得和研究军事武器或税收政策一样重要。事实上，就政治的也是个人的而言，如果不考虑前者，就不能完全理解后者。

为了理解国际政治，我们必须反复从中解读权力。国家和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不仅涉及军队演习和外交邮件。顺着来解读，“个人即政治”，类似于殖民政策、国际贸易战略和军事理论已经塑造了“体面的”女人或“高尚的”男人的观念。如今，谈论世界正在缩小，国家间相互依赖几乎成了陈词滥调：想想肯德基在上海开业，在圣地亚哥吃寿司，多哈的墙上挂着塞尚的画，韩国流行歌星在纽约吸引人群，俄罗斯武器服务于叙利亚独裁者。我们经常在没有调查网络色情的全球贸易如何运作，或者提供性服务的旅游和提供订买新娘服务的公司如何跨国经营的情况下就反对暴力侵害妇女的行为。同样，我们努力解释女性是如何学会“女人味”的，同时又不揭开殖民官员的真相，他们利用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家庭生活的理想来维持自己的帝国；或者，我们努力追踪是什么塑造了儿童对男女特质的认识，而没有关注政府鼓励麦肯·埃里克森（McCann Erickson）、天联广告公司（BBDO）、上奇广告（Saatchi and Saatchi）等巨头开展全球广告活动的外国投资政策。

然而，意识到个人关系的国际化，可能只会让人们对自己没有足够重视国际事务感到内疚。“你应该更多地了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专家开始谈论气候变化时，不要换台”，“找找关岛在哪里”。虽然这样做会有用，但这种关注国际的新方法是不够的。它没有触及我们关于“国际政治”是什么以及在哪里发生的传统认识。意识到“个人的就是国际的”使更多人开始关注政治，但它并没有改变我们对国际政治多个阶段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理解。

当一个人反过来解读“个人的是国际的”时，女性主义者对国际政治理解就更加清晰明了：国际的也是个人的。这需要一个全新的激进设想，即政府需要什么才能相互结盟、相互竞争并发动战争。

“国际的也是个人的”意味着政府需要依靠某些所谓私人关系来处理外交事务。政府需要的不仅是税收和间谍机构，还需要愿意为其从事外交工作的丈夫提供无偿服务的妻子，以便这些男人能够与其他从事外交工作的丈夫建立信任关系。政府不仅需要军备，还需要女性提供的持续性服务，以及军嫂的感激之情，这样才能让他们的男性士兵相信他们具有男子气概。为了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影响，各国政府都会寻求其他政府承认其主权；但是它们也需要依赖男性高贵和女性牺牲的观念来维持自主的民族意识。

因此，债务、投资、殖民化、非殖民化、国家安全、外交、贸易和军事占领等国际政治远比大多数传统专家认为的要复杂。这似乎自相矛盾。许多人，尤其是女性，被教导性地认为国际政治太复杂、太遥远、太艰难，因此，所谓女性思维是无法理解这些的。如果希拉里·克林顿、安杰拉·默克尔、埃伦·约翰逊·瑟里夫、米歇尔·巴切莱特或克里斯蒂娜·拉加德中的任何一个参与进来，那大概是因为她已经学会了“像男人一样思考”。

传统的分析没有考虑整个国际关系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性别和国际关系的范围仍在不断扩大，熟知女性主义思想的研究者在探索这些问题上是先行者，即国家如何依靠国内和私人领域的特定人造结构来实现其政治目标。如果我们认真对待家政工人所体现的政治，生活在军事基地或军事基地附近的妇女的政治，或者缝制盖普和扎拉服饰的妇女的政治，我们会发现国际政治比非女性主义分析家想象的要复杂。

这值得再说一遍：没有经过女性主义质疑的国际政治太过简单。这种非女性主义的解释回避了复杂性。他们低估了权力的作用。(https://www.daowen.com)

女性主义者的调查方法揭示了让复杂的国际政治体系像现在这样运作所需要的各种权力。诚然，传统的国家间关系分析家在权力方面确实谈了很多。事实上，他们的评论是围绕权力展开的。这些评论被认为是具有男子气概的男人自然就可以理解的；女性，尤其是那些被认为传统的女性，据称并不具备运用或理解权力的天赋。然而，那些以女性主义视角对农业企业种植园卖淫、外交服务人员的性别歧视以及一直想要努力驯服坦率的民族主义妇女进行的研究都表明：事实上，构建和维持国际政治关系需要更多的权力，这比我们曾被引导相信的还要多。女性主义者发现，他们没有在“安全研究”和“国际政经”之间设置虚假的障碍。女性主义者意识到性别政治的实际运作经常模糊这些人为的调查领域。

这就是为什么十个政治精明的女性可能会聚在一起参加特里萨想象中的马尼拉研讨会，会议还是从谈论她们的家庭生活开始。妇女被剥夺了土地所有权，她们被迫离家到国外做家庭佣工或留在香蕉种植园。在使妇女在自己国家的外交使团中处于边缘地位、远离上层的中央银行和财政部方面发挥了作用。妇女被排除在劳资谈判之外。劳资谈判在将当地男女不平等问题从工业化社会和发展中社会的许多民族主义运动的议程中剔除方面发挥了作用。为了军事基地的顺利运作，劳资谈判已经发挥作用将不同的妇女留在各自的地方。劳资谈判发挥作用以确保联合国条约不承认从事性服务的少数群体的权利。劳资谈判已行使权力，确保反对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联合国条约得不到执行。通过电影、广告、学校课程、电视、书籍、音乐、时尚和互联网，劳资谈判已经掌握了构建流行文化的权力，这些文化强化而不是颠覆了全球性别等级制度。

“国际的也是个人的”，加上女性主义者对女性生活和男性行为的持续好奇，为理解世界贸易组织、劳工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八国集团、二十国集团、世界银行、欧盟委员会、梵蒂冈、卡塔尔、联合国安理会、国际刑事法院、非洲联盟和阿拉伯联盟提供了指导。“国际的也是个人的”是理解盖普、苹果、迪士尼、富士康、金吉达香蕉、德意志银行和海恩斯莫里斯服饰，以及国际红十字委员会、援外社、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和人权观察的起点。为了对国际政治有一个现实的认识，我们需要对这些组织中的每一个都进行彻底的、以女性主义视角为基础的性别分析——以及其他分析。

人们可以以女性主义的视角分析任何事情。每一个都会让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成功的或失败的运作方式理解得更透彻。

认真对待“国际的也是个人的”这一观点意味着，在我们对这些组织以及组织间关系的研究中，必须凸显各种各样的妇女，明确分析她们。如果政府、企业和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和敌对关系确实需要把妇女作为标志、把妇女作为情感支持的提供者、把妇女当作无报酬和低报酬的工人、把妇女作为选民、把妇女作为象征性的参与者，那么继续分析国际政治就没什么意义了，就好像妇女仅仅是后来才被添加进去的行为体一样。不分性别的收集难民、私人安保、地震受害者、民兵、企业高管、工厂老板、记者或和平谈判者的数据是没有意义的。只把女性的照片当成吸引眼球的东西，而不深入研究女性的行为是没有意义的。

国际决策层有时看起来可能像是男性俱乐部，但作为一个整体，国际政治要求女性以某种方式行事。当足够多的妇女拒绝按照规定的方式行事时，政府之间以及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就必须改变。

也就是说，妇女不仅仅是权力的对象，不仅仅是被动的傀儡或不会思考的受害者。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不同阶层和不同族裔的妇女为了应付或受益于目前国家之间的斗争，已经作出了自己的权衡。这些权衡使得整个国家相互关联，但通常是以分等级的方式关联。在追求冒险的过程中，身体和智力上的刺激通常专属于男人，一些富裕的女人帮助其他女人变成了具有异域情调的景致。为了追求有意义的有偿职业，一些妇女在政府的殖民地定居，或者从前殖民地中雇用妇女。为了满足追求时尚和增强她们有时不那么自信的愿望，许多女性已经成为一些产品的主要消费者，这些产品是由那些只能获得低工资的妇女在危险的工厂中生产出来的。为了衡量在社会中女性解放方面取得的进步，一些妇女促进了“文明”和“现代性”的国际全球金字塔合法化。

因此，当问及“女人何在？”时，紧接着就会问“她们是怎么到那的？”“谁会从她们的地位中受益？”“他们对自己所处的地位有什么想法？”——人们应该为答案的复杂性作好准备。

出于一种新的认识，即妇女，尤其是穷国妇女，需要在国际舞台上显现出来——被听到声音——人们可以试着描绘出妇女之间的重要差异。巨大的经济不平等加剧了农村和城市妇女之间、嫁给在政治上有关联的商人的妇女和在这些男人工厂装配线上工作的妇女之间的差异。注意到妇女之间的不平等不仅仅是一种比较性陈述——例如，注意到城市女孩比农村女孩更有可能上中学，或者富裕妇女比工人阶级妇女更有可能上网。这是一个会产生相关性影响的比较性陈述。不同社会阶层、种族和民族的妇女的不同经历可以转化为对女性特质的理解、婚姻经济学、与特定男性的关系以及与国家的接触上的惊人差异。在美国、印度、土耳其、南非、越南、墨西哥、巴西、马来西亚、伊拉克和埃及，尤其是在种族主义和族裔中心主义加剧的情况下，对任何想要创建和维持充满活力的国家或跨国妇女运动的妇女而言，富裕妇女、中产阶级妇女、城市贫困妇女和农村贫困妇女之间日益扩大的物质和政治不平等都是严峻的挑战。

创建跨国女性香蕉工人团体，发起国际家政工人网，建立一个跨国联盟来游说达成一项具有性别意识的武器贸易条约，为居住在海外美国军事基地附近的妇女组织一个跨国网络，为服装女工建立工会，维持一个生活在宗法制下的女性主义跨国网络，建立一个可以与“邪恶联盟”对抗的以联合国为中心的联盟——这些努力都不容易。每天都有一些人采取行动捍卫自己当地的或全球的利益，让不同的女性失去彼此的信任，不再支持对方。人们可能会列出那些父权制的维护者，那些依赖妇女间分裂的人的名单。当然，并非名单上的所有人都是企业巨头和政治独裁者。

制定外交政策的男性官员可能更倾向于认为自己是在制定高级的财政或军事战略，但实际上，为了分裂和控制女性，他们自觉地设计移民、旅游、劳工、外交服务、文化和军事政策。他们很少承认这一点，但他们表现得好像他们的政府或组织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取决于女性的行为。

揭露这些现象暴露了男人就是一切。国际政治不仅依赖于对女性特质多重含义的操纵，也依赖于对男性观念的掌握。关于冒险、现代性、文明、进步、专业知识、理性、稳定、成长、风险、信任和安全的想法已经被某些男性化的价值观、制度和行为合法化了。这是这些观念变得如此强大的原因之一。

通常男性政府官员和公司高管为了增强对其他男性——作为丈夫的男人、选民、移民工人、士兵、外交官、情报人员、种植园和工厂经理、编辑和银行家——的影响力，他们会想要控制女性。因此，理解男性特质的国际运作方式对于让女性主义者理解国际政治非常重要。男人对自己男子气概的感知来自他们对其他男人的男子气概和不同种族和社会阶层的女性气质的认识。因此有一点需要注意：人们不能绕开对妇女和女性特质而完全理解国际政治中的男性气质。关于男性特质的观念——各个方面的——是由对女性特质和真实妇女的想法、虚构和不确定性中产生的。要对男性气概进行可靠的研究，必须认真对待女性。

气候变化、资本主义全球化、新的军备竞赛以及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人们很容易不假思索地投入到对这些当代问题的讨论中去，而不会问及“女人何在？”事实上，问题越紧迫——“纽约很快就会被淹没！”——不问“女人何在”就越合理。在父权制下，“紧迫性”是女性主义调查的天敌。

然而在前几章我们已经指出，正是由于这些问题紧迫，它们需要进行性别分析，因为它们需要最充分、最真实的理解。正如女性主义环境研究人员和活动家已经揭示的那样，在男女之间，男子气概和女性特质的思想都是刻意运用政治权力的结果，只有当人们揭示了这种思想的运作模式，以气候变化为例，才能真实地追踪调查气候变化的原因，而不仅是其结果。新军备竞赛、剥削性的全球化以及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原因也是如此。

我们可以想象，特里萨、乔比、高扎托、艾里斯和其他研讨会参与者现在正在进行深入的讨论。她们探讨得越深，彼此就越坦诚。她们努力营造一种信任的氛围，鼓励每个女人坦诚面对自己的烦恼和困惑。她们一起研究了解香蕉种植园的运作方式，服装分包商是如何看待女裁缝的，军事基地保护哪些人的安全，以及为什么雇用家政工人的男女不把她们视为真正的工人。

每当陷入不切实际的空谈时，就会有一个女性把我们拉回复杂的日常现实中。这就是以女性主义者的视角所认识的国际政治。

注释

1. 基于一部新的纪录片导演在菲律宾和美国在亚洲基地的三十多年研究，揭示了这种欺骗性招募菲律宾人从事军事化卖淫的现象，即David Goodman, dir., “Singers” in the Band: Prostitution, Global Sex Trafficking and the U.S. Military, forthcoming, 2014。

2. “Women Worldwide Know Less about Politics Than Men,”是经济和社会研究理事会（伦敦）2013年7月3日公布的一篇《性别影响全球》报告，这篇报告由约翰·卡兰（John Curran）撰写，www.esrc.ac.uk/news-and-events/press-releases/26789/Women_worldwide_know_less_about_politics_than_men.aspx。

3. Catherine Bennett, “Don’t Blame Women If We Ignore What Passes for Politics,” The Observer, July 7,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