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性别让世界运转：女性何在？

也许你从未想象过这样一种场景：你是一个女人，带着年幼的孩子离开家，躲避政府军和叛军之间的暴力冲突，跨越国境，在道路泥泞的难民营中搭建帐篷藏身，救援人员毫无差别地对待你和你的孩子，好像你们只是“妇幼”，你会是一种什么感受？

也许你的姑妈或者祖母曾给你讲过家仆的故事。当你离开祖国到雇主家居住，以便照看别人年幼的孩子或年迈的父母，你就会更容易想象出你的日常生活将是什么样的了。如果你每个星期都和你自己的孩子跨时区打视频电话（Skype），你几乎可以想象出自己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但是不能确定的是，当你的雇主坚持要拿走你的护照时，你会有什么反应。

进一步说，当你在一个外国军事基地的迪斯科舞厅工作时，情况可能也是类似的。当外国男性士兵顾客对你的身体有所期待，或者迪斯科舞厅老板要拿走你的大部分收入时，很难想象你要怎样为自己保留一丝尊严。

虽然你可能梦想成为本国外交使节团中的一名资深外交政策专家，但是当你真正追求这个目标时，你可能会故意不去想能否和配偶维持好关系。你的配偶是否会愿意满足你外交时所需的社会要求。众所周知，生活在媒体的镁光灯下会带来很大的压力，他是否愿意和你一起承受，这些你都试着不去想。

如果你随时关注世界新闻，你可能会把自己想象成开罗的一名激进女性主义分子，但是当真的遇到这些问题时你将怎样抉择？仅仅用阿拉伯语标示抗议口号呢，还是将你的政治理念翻译成英文，从而让全世界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路透社的观众都能看到，你的革命宣言中不仅包含推翻执政者的残暴政权，而且包括追求特定的女性主义目标。

跟这些问题一样难以令人抉择的是，如果你想要获得对国际政治的可靠认识，那么发挥这些想象——甚至进行更多的联想都是必要的。然而，仅仅靠想象还不够。想要理解国际政治中的女性主义，需要你对所有这些女性的生活——以及那些你还没想到的女性的生活，抱有真正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会刺激你进行精力充沛的探索工作、细心挖掘不同女性角色背后的复杂经历和想法，这些人包括家政工人、酒店服务员、激进女性主义分子、女性外交官、嫁给外交官的女性、男性精英的情妇、女性缝纫工、从事性工作的女性以及那些被迫成为难民和在大型种植园劳作的女性。

这就是说，要想对国际政治作出有意义的解释——女性主义的解释——需要我们追踪不同领域的女性。一般意义上的外交专家通常会忽视这些领域，他们认为这些领域仅仅是“私人的”“家庭内部的”“区域的”，或者是“微不足道的”。然而，正如我们所发现的，即便是迪斯科舞厅，也可以成为国际政治的一个舞台。别人的厨房和你自己的衣柜也同样如此。

一个秘书的办公桌也同样是国际政治的舞台。例如，考虑一下那些在外交部门担任秘书的女性的情况。大部分政治评论员会认为这些女性和标配家具一样无趣。但在国际事务中，那些担任秘书的女性产生的影响和充满争议的伊朗门事件一样重要。后者是指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秘密将武器出售给尼加拉瓜，以及20世纪90年代在奥斯陆秘密达成的巴以和平协议。假如是那些精英女性（或者少数精英女性）决定着国家的命运，那么谁会关注担任办事员的女性呢？女性主义研究者会关注。传统观念认为，关注那些担任秘书的女性对于研究高级政治局势毫无意义，而女性主义研究者正是要挑战这种传统观念。致力于女性主义的研究者之所以关注地位低下的女性秘书，是因为他们发现通过关注（倾听，认真观察）这些女性几乎没有被注意到过的工作，能够揭开高级国家事务中政治运作方式的面纱。例如，通过研究那些担任政府秘书的女性，能够揭露女性特有的忠诚、保密性、细致的记录保存、日常惯例和男性在其中的地位和掌控优势所产生的深远的政治影响。¹

多亏了女性主义学者所做的这些创新性研究，我们才知道应该探寻国际政治中的女秘书。例如，最近我们发现，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一些富有进取心的女性——德国人、英国人、荷兰人——试图在新创立的国际联盟中谋求职位。国际联盟是创立于恐怖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组织，它的作用就是重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这些女性通过成为第一批国际公仆和作为女性在远离家乡的地方追求事业这两方面实现了新突破。这些女性既承担秘书的职责，也承担图书管理员的工作，她们确保了国际联盟中相关文件创制和归档的专业化。凭借这些职业女性的努力，我们才刷新了对国际联盟作用的认识，它不仅有利于阻止战争，而且还促进了国际社会的正义。这些女性不认为自己仅仅是摆设。²

当然，有些女性并没有被当作摆设。最近活跃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女性有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玛丽·鲁滨逊（Mary Robinson）、安吉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克里斯汀·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米歇尔·巴奇莱特（Michelle Bachelet）、埃伦·约翰逊·瑟利夫（Ellen Johnson Sirleaf）和希林·艾巴迪（Shirin Ebadi）。³这些杰出的女性中的每一位都有她自己关于性别的故事可以讲述（或者，故意不愿讲）。但是一项详细调查女性主义的报告显示，从事国际政治事务的女性人数远多于通常所宣扬的那些杰出的女性人数。作为国际行为体的数百万女性，大部分并不是在扮演希林·艾巴迪或者希拉里·克林顿那样的角色。

要想获得对当今（或者过去）不断变化的国际政治的可靠认知，不仅需要掌握新技能，而且需要重塑已掌握的技能。这就是说，想要理解国际政治中的女性主义，这需要获得全新的技能，还需要重塑以前所掌握的那些不能阐明战争、经济危机、国际非正义以及精英谈判的技能。由于男性和女性都塑造了复杂的国际政治生活，所以探究他们的工作方式——即从性别的角度探究——需要强烈的好奇心、真正的谦卑感、完善的研究方法和对那些以往的及新的研究方法存在的潜在误用保持公正的态度。⁴

最重要的是，研究者必须对复杂多样的女性的现实生活和她们的想法感兴趣。研究者并不必然去赞扬每一个认为自己的生活很有趣的女性。女性主义对各种女性的关注并非源于英雄崇拜。当然，一些女性确实是深谋远见、具有创新精神甚至无所畏惧。通过进一步的探究发现，有些女性会有与人串通、褊狭或者自利的品性。认真对待所有女性的生活动机不只是要赞美她们。正是为了探究这个世界究竟如何运作的，才发出“女性何在？”的疑问。揭露那些（通常是不平等的）性别运作方式所依赖的观念、关系和政策的想法刺激了人们对女性主义进行研究。

例如，一个英国女性决定取消在埃及度过寒假的计划。虽然她认为埃及具有“异域情调”，温暖的天气很受欢迎，而且顺着尼罗河巡游听起来很刺激；但是她还是对埃及前政权的倒台所带来的政治动荡感到担忧。因此她准备在牙买加度过寒假。在制定旅游计划时，她在当前的国际政治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当她帮助一个加勒比海的政府赚得了他们急需的外国货币时，她也进一步加剧了埃及的金融债务。不管她选择在哪个国家度假，她都改变了“家庭女仆”的角色，并将其变成了一个重要的具有全球意义的工作类型。

或者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一位美国的小学老师正在设计一门课程来讲述印第安王妃波卡洪塔斯的故事。许多孩子将会观看那部迪士尼动画片。现在，老师希望给孩子们展示的是，这位17世纪的印第安女性是如何从弗吉尼亚州的詹姆斯敦的死刑判决中救出了英国人约翰·史密斯，之后如何改信基督教、嫁给了一个英国的种植园主，并且如何参与扫清英国拓殖美洲的道路（这位老师也许也会在其课程中涉及这样的事实，即宝嘉康蒂和约翰·罗尔夫在1614年的婚礼是美国有史以来记载的首次异族通婚）。那些年幼的学生可能会与这位老师的良好初衷相背离，因为他们会沉迷于女性很容易被当地外国占有者所吸引的故事。

如果从一名女性主义者的分析视角来看，那么好莱坞女演员的生活也同样会具有国际意义。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好莱坞大亨将具有开创精神的巴西女歌手卡门·米兰达包装成了一名美国电影明星。当时，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正致力于增进美国和拉美国家之间友好的关系，所以他们就让卡门·米兰达为总统工作，以便帮助罗斯福完成这项事业。不久以后，一个国际香蕉公司将米兰达的形象设计进了他们的商标里，这营造了美国家庭主妇和跨国种植园公司之间新的、亲密的关系。然而今天，卡门·米兰达已经成为了某些被夸大的拉丁女性的原型。男男女女戴着怪诞的用水果装饰的帽子，将他们酷似卡门·米兰达的形象发布在视频网站或者脸书网页上。

或者想象一下，一个外国男性士兵与当地的贫困女性发生性行为在当今社会的影响：一个美国——或澳大利亚或加拿大，更或是乌干达——的男性士兵，在执行国际维和任务或者人道主义援助时，他周围的兄弟们嘲笑他是同性恋，这个士兵为了证明自己也是“直男”，最终可能会选择跟他们一起去当地的妓院。尽管他可能只是想证明一下自己的男性气质，但是他的这种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他所在国家的军事与其所保护的那个社会之间的权力关系。他也加强了保障当今军事化的国际政治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即异性恋的男性气质。

刚才提到的女游客和女服务员、老师和学生、电影明星、她的老板、香蕉公司的行政人员、美国家庭主妇以及当今爱好上网的人、男性士兵、妓院老板和卖淫妇女——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错综复杂的角色。那些在密切关注性别原因及性别影响的人，就是在对当今国际政治制度的女性主义进行考察。

然而，这些角色并不具有决定作用。退一步讲，即使是一个受欺压的女性也不是无关紧要的，这其实对女性主义研究至关重要。我们不应该在那些所谓“无知受害者”与“掌权者”之间制造一种虚假的（不经意的）二元对立，这项研究就是要调查这种不平等的国际关系。即使只能得到少得可怜的资源，那些在任何权力体系中被挤压到边缘地位的女性仍然继续规划着自己的生活；有时她们超出了个人的生涯规划转而考虑进行群体联合。那些被挤压到边缘地位的女性受到了严格限制，但是承认这些并不是要否认这样一种事实：某些国际行为体比其他行为体发挥着更大的影响，获得了更多的实惠。因此，为了研究国际政治中的性别运行模式，我们必须考虑权力的作用——所有模式中的权力。这一探索过程会让人感到不自在。

权力在何处发挥作用？

怀着一种对女性主义的好奇心来进行性别研究，不仅需要质疑男性和女性的性别意义，而且需要探究这些意义是如何决定女性地位的，以及女性对自己所处的地位有何想法。分析女性主义中的性别还需要研究权力：这时的权力体现为什么形式？谁来行使？一些性别中的权力是如何伪装的，以致看不到权力的影子？

女性主义的性别分析需要进一步探究更多关于权力的性别化问题：在融入了性别因素的权力中，谁得到了什么？研究这种权力形式的挑战是什么？什么时候能够克服这些挑战？这些挑战何时遭受阻碍？

可以理解，我们大部分人会觉得一个公司营销商标的魅力在于其文化气息，而不是其政治性。我们会认为选择去牙买加而不是去埃及度假仅仅是个社会问题，甚至是审美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政治选择。许多男女也更倾向于认为性关系存在于与个人欲望和吸引力相关的私领域，跟政治无涉。然而，公司的行政在经过对比后还是会选择某些标识去迎合顾客固有的女性观。为了赚取必要的旅游收益，政府官员会将所谓女性美貌或女性的顺从气质市场化。为了给某些“社会秩序”创造条件，当选的立法者会巧妙地设计某些法律，惩罚一些性行为，同时奖励另外一些行为。权力、爱好、吸引力和欲望并不是互斥的。

人们如果不认真关注女性——所有类型的女性——就不会知道谁在行使权力及其目的何在。这就是进行女性主义国际研究的一个重要经验。

权力无边界。让我们来思考一下婚姻的动力。哪些政府基于何种目的而承认哪些人的婚姻？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人们必须关注权力。男性公民可以与其他国家的妇女或男子结婚，从而赋予自己配偶新的公民身份，而如果一个女性嫁给他国人，她的配偶就不能获得这个女性国家的公民身份。那些拥有政治权力的人会运用这种权力管理婚姻，因为同性或异性之间的婚姻关系影响了国际移民，涉及国家赋予公民身份特权的问题。由此而言，婚姻具有政治性，也同样具有国际性。

世界上存在诸多性别压力，包括殖民统治、关于新的国际人权规范、跨国传教、必须符合标准的新洲际工会的会员资格，由于存在这些外界压力，婚姻政治会变得更加国际化。在一个家庭的结婚相册中，很难显示出结婚典礼上国家行使了什么权力、国际影响发挥了什么作用，以及这些权力由谁来行使。即使在深入探究过程中感觉不自在，人们也要坚持这样做。

通过认真探究当今国际政治中女性处于何种地位——她们获得这种地位的方式以及她们对于自己所处地位的看法——获得的最重要启示之一就是，跟大多数没有考虑性别因素的研究者想让我们相信的情况不同，这种探究揭露了政治权力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了作用。

很多对性别因素漠不关心的研究者好像也会突出权力的重要性，似乎权力赋予他们一种权力光环，使得他们对于所谓现实具有深刻的认识，所以认为大多数研究者都低估了权力的影响似乎显得很奇怪。然而，正是这些专业的研究者严重低估了权力在塑造和维系我们今天所处的国际政治体系中的重要性程度，也忽视了这种权力的类型。那些受邀担任专业外交事务研究员的大多数是男性，这并不是偶然。例如，一项研究表明，虽然白人只占当今美国总人口的31%，在三大全美最有影响力的晚间有线电视新闻频道的特邀评论嘉宾中，他们却占了62%。⁵

这些主流的、看似“精妙的”评论的核心缺陷是，他们把很多事情当作理所当然的，又把很多事情当作不可避免的。因此，有多少权力的运作方式是他们熟视无睹的——他们并不了解存在多少权力类型、多少种权力运作方式，以及有多少掌权者在发挥作用。

那些对性别因素漠不关心的研究者认为，国际事务受到传统、文化偏好和永恒的规范影响，女性的角色没有什么改变，好像这些因素存在于权力发挥作用的领域之外，好像她们不在决策达成和决策执行的范围之内，这种看法太常见了。一个女性在做母亲时需要作出什么牺牲，她在做妻子时需要优先考虑什么，公众场合中女性的哪些方面被认为是天真的或者谄媚的，一个女性难民需要接受什么样的受害者身份，和其他女性友好相处中需要注意哪些界线，女孩应该以什么样的孝女类型为尺度——事实上，所有这些角色都是由掌权者建构的。那些掌权者认为他们自己的国内利益和国际利益依赖于妇女和女孩，女性被认为应该满足人们对自己的这些特定期待。如果女性认为这些期待是理所当然的，那么她们就不会看到男性背后的政治因素。不质疑这些内化因素的政治研究者会接受这种掩饰权力的行为模式，好像权力一点都没有发挥作用，这是危险的。

如果女性团结起来抵抗这些对女性的预设，就会改变国内和国际的权力体系。正如我们接下来将看到的，女性的抵抗即使遭受阻碍或者仅仅取得了部分的成功也会揭露出这样的事实：掌权者其实想要维持性别现状，如果女性的抵抗活动取得成功的话，那些掌权者就会担心可能会失去从性别现状中获得的权力。这就是为什么每个国家的选举权运动，比如美国、英国、巴西、墨西哥、埃及、科威特，都会引起强烈的政治警觉。在今天同样如此，来自国内移民家庭的工人联合起来成立工会的每一次努力，从事服装和电子产品行业的女工参加罢工活动的每一次尝试，在香蕉种植园工作的女工在男性主导的工会中追求权益的每一次举动，宣布“出柜”的女同性恋寻求获得更多选举职位的每一次活动，那些嫁给士兵和外交官的女性追求自己事业的每一个诉求，所有这些都可能会颠覆目前国际体系所依赖的性别规范和角色，揭露出运用权力维持性别现状的领域，以及当今性别现状的受益者。

因此，如果人们想要准确理解国内和国际政治，就需要对所有类型的女性抵抗活动抱有好奇心，不管她们的抵抗活动是否成功。

正如人们会通过关注性别的女性主义视角观察世界一样，人们也想知道那些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固有的、传统的或者生物意义上的模式是否被认为是建构的。他们会好奇所有这些事情是如何发生的——消融的冰川、廉价的运动衫、装备大量武器的警察机关、男性主导的和平谈判、浪漫的婚姻、全部是男性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对某些事的形成方式产生疑问意味着，这件事是某些人通过某种特定的权力形式人为操作的。其实有一些踪迹可寻，不只是在开始之际，在过程中的每一个节点，总会有人遭受谴责、享受荣誉、分担责任。

总之，在国际政治中关注性别的女性主义分析路径给人们提供了更多的研究议题，因为它把种种权力模式的完整运行方式展现在人们面前。

谁重视跨国女性主义理念？

尽管倡导女性主义的活动者积极组织了多种层次的跨国女性运动，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许多记者（和编排这些事迹的编辑）、外交政策专家以及政策制定者仍然不会考虑女性主义的理念。

在当今那些组织非常松散、媒体积极报道的女性运动中，仍然有“女孩崛起运动”（Girl Rising）、“荡妇游行运动”（Slut Walks）、“费曼”（Femen）、“阴道独白舞台剧”（Vagina Monologues），以及随之创立的V日（V Day）——一个国际性的女性战胜暴力的活动。每个团体或运动都不是固定的，没有付费员工或者固定的组织总部。这些活动者根据国内的诉求和情况而设计他们的行动和宣传口号。这些组织的突出特征是充分利用互联网、发挥女性主义的创造力以及进行反传统的公共宣传。⁶

同时，当今许多组织更为明确的跨国女性主义团体和网站挑战了传统的国际政治运行方式。这是一个得到认可但还不完善的清单：

● “生活在穆斯林法之下的女性”网站（Women Living Under Muslim Laws）

● 国际黑人妇女网站（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Women in Black）

● 全球女性生育权网站（Women's Global Network for Reproductive Rights）

● 国际妇女卫生联合会（International Women's Health Coalition）

● 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全球网站（Our Bodies Ourselves Global Network）

● 男女平等，现在开始·网站（Equality Now）

● 反轻型武器的妇女全球行动组织（International Action Network on Small Arms Women's Network）

● 性别正义的妇女倡议（Women's Initiatiues for Gender Justice）

● 家务工作国际网站（International Pomestic Workers Network）

● 国际同性恋人权委员会（International Gay and Lesbia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 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联盟（Women's International League for Reace and Freedom）

● 妇女、和平与安全的非政府工作组（NGO Working Group or Women, Peace and Security）

● 冲突地区的妇女网站（Women in Conflict Zones Network）

在一个世纪以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跨国女性主义和平倡导者成立了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联盟。⁷相比之下，这个尚不完善的清单中列出的很多机构都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之后。当今，新的跨国网络和联盟正在建立。每个网络都有自己关于性别方面的国际政治叙事。

那些女性主义活动者的意见并不总是一致的。成员们就事情的前因后果、优先考虑的目标、抗议或游说哪个国际掌权者进行了讨论。她们也会讨论可以接受哪些方案，哪些不能接受。但是，这些组织团体中的活动者也有很多共同之处，比如每个团体都是由女性领导的；在这些基层活动者之中每个团体也加强了自治性；每个团体都会呼吁女性参与国内和国际政治体系；每个团体也会与其他全是女性的组织、男女混合的组织之间建立联盟关系；每个团体都依赖于捐赠、实习生和志愿者；每个团体都会监测国际政治中特定领域的动态和决策；每个团体通常会用好几种语言在自己的网站上发布相关数据和分析报告；每个团体也会在自己独特的性别研究视角和分析的基础上巧妙设计重要的活动，以此来挑战某些男性享有特权而使女性受到压迫的情况；每个团体的政治活动不只是针对政府，还有媒体、国际机构和公司。⁸

为什么我们大多数人在晚间新闻或者国际新闻网站上没有听过这些组织的名字？因为编辑、主流专家和一些学者采用了一些策略避开了这些团体的观点及其分析所具有的（阐释性）价值。这些跨国女性主义网站被忽视的其中一个常见的原因是，她们只是代表了特定一方的利益。相比之下，他（偶尔是她）宣称，国际专家关注的是“大图景”。普遍的假设是，世界人口的一半相当于伐木公司或足球俱乐部；因此，基于这种观点可以发现，她们的行为并不能揭示世界，而仅仅是为了提高自己有限的自身利益。

不重视这些当代全球女性倡议组织的理念和行动的第二个理由是——人们应该认真权衡那些理念和行动，而不是机械地接受——相对于如军事安全或政府债务代表的所谓“重要”公共场域，这些女性主义倡导者所揭露的政治场域可能仅仅只是家庭内部的或者私人的。换句话说，传统并未能认真考虑跨国妇女倡导背后的思想，其根源在于对“安全”“稳定”“危机”和“发展”存在不切实际的狭隘理解。人们在勾画国际“大图景”时最为关切的就是上述四个概念。人们通常认为，安全、稳定、危机和发展与下列情况没有关系（不受影响），即妇女的无偿和低收入劳动、婚姻中妇女的权利、不让女孩接受教育、妇女的生殖健康、对妇女的性暴力或其他形式的男性暴力，以及军事、警察机关和政党派别。正如这种常规的“大图景”所显示的，它是在一个萎缩的画布上被勾勒出来的。

第三，由于这些女性主义跨国团体的分析可以忽略不计——她们的报道从未被引用，她们的工作人员从未被邀请以专家的身份发言，她们的领导者和活动人员从未接受过采访——这被怀疑是她们竞选失败的原因。除了这个理由，人们也会认为挑战当今国际事务中固有的男性特权和现实是无望的，因此这种行为很幼稚，不值得被认真关注。还有一些非历史性的观点进一步支持了这种看法，他们认为：（a）女性运动取得的任何进展都不是女性政治理论化和组织化的结果，而是因为开明的男性掌权者让她们取得了这些进展；（b）我们通常一致将这些有价值的政治概念认为是“生殖权”“性骚扰”“有组织的战时强奸”和“玻璃天花板现象”。后一种观点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在近代政治发展史中，某些时期的一些特定活动者把上述所有具有启发性的概念进行了清楚地阐述并将其展示给了其他人。

所有这三个已言明或未言明的理由及其所依赖的认识对于当今国际政治的运转方式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同样，对于国际政治来说，这三种拒绝承认跨国女性组织的重要性和分析价值的观点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专业的国际政治评论家很少认真对待国际政治中的女性情况或女性性别分析，这本身就是一种需要人们重视的政治现象。学术领域中越来越多的人研究性别与国际关系，这是许多不关注女性主义的评论家所忽视的。也就是说，密切关注那些经常被忽略的现象，解释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确实会产生重要的影响。⁹

同时，我们可能会更想知道哪些人不关注女性在战争、婚姻、贸易、旅行、革命、种植园和工厂中的遭遇。当人们认为这些国际事务中妇女的遭遇好像是无关紧要的，只具有人情味的故事时，哪些人获益了？换言之，如果人们认为女性的经历和性别分析仅仅是点缀，更多是具有娱乐性质，并且对阐明国际事件的原因没有价值，那么当他们试图弄清楚谁是获益者时，他们就变成了国际政治研究者。这种获益具有政治性。

我们来考察一种常见的、对无关紧要新闻的报道策略：用女性的一张照片或一个视频镜头插到一个新闻事件的报道中，表现出悲痛情绪的女性似乎特别能够吸引编辑，但是在之后的新闻报道主体部分却只会采访男性。大部分国际事件的报道都假定只有男性——各种各样的男性和相互敌对的男性——才能说出一些有用的来表达我们试图理解的东西。女性主义者通常会计算在政治新闻中有多少男性和多少女性接受了采访。一般情况下，男女的比例是6∶1或者7∶0。¹⁰

从2000年开始，很多妇女，尤其是年轻妇女开始使用新社交媒体，这一行为突破了主流媒体中男性占主导的局面。妇女变成了熟练的博客写手，以及推特、汤博乐、You-Tube视频网站和脸书的用户。此外，一些女记者创立了非传统的、独立自主的国际媒体,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在线国际新闻服务“妇女电子新闻”，它委托当地的女记者报道妇女的政见，这是被那些大媒体公司所忽视的。¹¹

这些近期的媒体改革并非首次产生。妇女试着运用非传统的媒体形式来表达妇女的政治意见、妇女的批判性认识以及妇女的政治行动主义。20世纪早期，妇女政权论者装备了她们自己的印刷机，成立了自己的出版社来出版独立的小册子和报纸，让她们的同胞了解为什么女活动家要求妇女获得和男人同样的选举权。(https://www.daowen.com)

之后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有成千上万的妇女正在撰写与女性主义有关的历史、小说、诗歌、回忆录、政治理论、健康指南、调查性新闻和电影评论，印度、墨西哥、英国、美国、加拿大、意大利、德国、荷兰、瑞士、西班牙、澳大利亚、南非、日本、韩国、瑞典、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女性主义者建立了大量新杂志、出版社、档案馆和书店，其目的就是为这些女性提供媒体渠道。其他妇女开始创立妇女广播节目和纪录片电影发行公司。很多参与媒体政治的妇女意识到，其他国家的妇女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她们超出了国界，阅读并传播着彼此的出版物，相互参观彼此的书店，相互给予鼓励并给出一些实际的建议。¹²

虽然这些过去的和现在的、国内和国际的女性主义媒体创新一直提供着非传统的信息和视角，但是它们一直都没有获得充足的资源（例如，北京、开罗、内罗毕、伦敦、东京和里约热内卢的新闻机构）。并且它们也比不上那些资金充足的或者国家资助的大型媒体公司，比如教科书出版公司、网络和有线电视公司、全国广播电台和报纸、互联网公司以及重要的电影制片厂。这些大型媒体公司的目标已经有意体现国际化了。它们并不是铁板一块的，但是将其综合起来就可以决定什么是“国际化”、什么具有“政治性”、什么被认为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以及指派谁做“专家”。¹³

因此，尽管它们之间存在诸多差异，这些有影响力的媒体公司也通常会解雇妇女，不管是没有组织的还是有组织的妇女，它们都将其看得无关紧要。研究这一现象是很重要的，同样重要的是仔细权衡这些解雇所带来的风险。当我们想要解释国际政治为什么遵循这样的路径时，这些解雇现象会阻碍我们的研究。

我们错过了什么：两个简要的案例研究

第一个案例：跨大西洋反奴隶制运动。

虽然出现了女性主义历史学家，我们还是轻易地将19世纪早期和中期的跨大西洋反奴隶制运动描绘成全是男性参加的运动。奴隶贸易是一项全球业务，它刺激产生了有利可图的棉花、烟草和糖的出口。挑战这一贸易活动将会大大地改变当时的国际政治。这是公认的事实。然而，正是这些美国男性反奴隶制活动家，比如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约翰·布朗（John Brown）、威廉·劳埃德·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和他们主张废奴的英国伙伴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一直受到公众的欢迎。多亏了美国黑人女性主义历史学家为废奴运动作出了政治贡献，索杰纳·特鲁斯（Sojourner Truth）才得到了认可。¹⁴除了女性主义历史学家外，所有人都忽视了那些不太知名的英国和美国女性反奴隶制活动家。她们在19世纪早期和中期组织了大量运动，她们不仅为运动制定策略、参与到运动中去（例如，英国反奴隶制的妇女在抵制糖运动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表达了民众的诉求），这些女性活动家，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克服了比如没有投票权、不能进入政府大楼、很难去旅行并进行交流（从伦敦寄信到波士顿反奴隶制中心需要花费两个多星期的时间）等一系列困难，创立了一个有效的跨大西洋联盟，这是世界上第一个跨国女性运动之一。¹⁵

如果今天我们继续将这个重要的早期国际政治运动看成全是男性参与的事件，我们会错过什么？第一，我们严重低估了奴隶制支持者想要尽可能长的维持奴隶贸易和奴隶劳工体系需要运用多少种族化的性别权力。如果那些在维持奴隶制中存在既得利益的人面对的只是男性反对者，后者不仅没有活力、不进行政治创新，并且还认识不到女性废奴主义者所作的贡献，那么既得利益者可能会将这种剥削性的种族歧视制度维持更长时间或者花费更少的政治成本。

第二，如果我们一直忽视英国和美国女性废奴主义者独特的理念和行动，我们将会低估跨大西洋反奴隶制运动本身带来的国内紧张局势：几十年来，尽管面临难以应付的抵抗，这种运动还是持续进行，男性和女性反奴隶制活动家不仅在本来具有不同理念的方面（比如种族、财产自由和人类的意义）上达成了和解，他们还就具有争议的区别（比如女性特质、男性特质、声望和婚姻）找出了双方达成一致的措施（例如，正如一些女性废奴主义者开始相信的那样，按照当时流行的方式缔结的婚姻本身是否只是一种更加体面的奴隶制形式呢？）。¹⁶

第三，如果我们坚持认为在废除奴隶贸易和奴隶劳动的国际运动中，只有男性反奴隶制活动家发挥了最重要作用，那么我们必然会遗漏这项政治运动所产生的最重要影响中的其中一个，那就是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的动员运动中，对于终结只有男人才享有选举权的政治体系的作用。尽管争取选举权运动存在诸多矛盾和缺陷，但是它已经变成了世界上最彻底的民主化运动之一，并且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扩展。¹⁷

虽然大多数大学课程声称要培养学生掌握能够准确理解民主化、政治动员和国际政治的技能，但是那些课程中还是缺乏对废奴主义和争取女性选举权运动的国际性别政治的研究。

第二个案例：《国际武器贸易条约》。

该条约的签订花了八年时间。妇女们必须筹集资金，必须收集按性别分类的数据。妇女们必须接受采访，采访必须翻译。她们的意识必须提高。妇女们必须组织会议，她们必须获得前往纽约的签证和机票。她们也必须针对不同的优先事项和观点进行沟通与调和。她们必须建立、呵护联盟，并对其进行重塑。¹⁸但是在2013年4月2日，采用多数投票制（154票赞成，3票反对，23票弃权）的联合国大会成员国通过了有史以来第一个《国际武器贸易条约》。如果政府和公司出口轻武器，比如步枪、手枪、榴弹发射器和这些武器的零件与弹药，它们将会受到国际法的约束，需要明确评估进口那些武器的国家是否会侵犯国际人权。这一举措是史无前例的。

《国际武器贸易条约》第7条第4款的内容象征着跨国女性主义的胜利，它掩藏在长达13页的外交辞令之中。其内容是：“每个出口缔约国在进行这一评估时，应考虑到第2条第（1）款所述常规武器或第3条或第4条所述物项用于实施或帮助实施严重的基于性别的暴力或严重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儿童行为的风险。”¹⁹

无数妇女经过长达八年的跨国努力和游说才有了这一重要的措辞：“基于性别的暴力”（gender-based violence）。不止如此。“基于性别的暴力”这一具有强烈争议的措辞不仅被提出来了，而且《国际武器贸易条约》的签订使得每一个缔约国都必须遵守（不仅仅是忠告性的）这一规定。

当政府官员在评估从其国家的武器生产商出口任何轻武器的合法性时，“基于性别的暴力”就是其中一个需要考虑的标准，这一标准也引起了某些有影响力的组织和强大政府官员的强力反对。

在“基于性别的暴力”这一评价标准之上的联合具有女性主义和跨国的性质。其中发挥核心作用的是三个组织：（1）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联盟（WILPF），其具有国际性的成员都集聚在日内瓦和纽约，在纽约的机构位于联合国所在地那条街的对面；（2）国际反轻武器行动网（IANSA），这是妇女组织的网络；（3）阻止战争和武器冲突的全球行动。同时，这三个组织接受来自全世界的活动成员。她们组织了联合性的游说活动去说服各国政府派驻联合国的代表支持《国际武器贸易条约》中包含“基于性别的暴力”措辞并使其具有约束力，历经迂回曲折之后，这些游说的愿望还未完全实现，但是她们达成了很关键的一点，那就是这些活动家会倾听妇女的声音，并好奇在当今枪支领域的国际政治中妇女处于何种地位。

大多数不了解女性主义的活动家在推动《国际武器贸易条约》成效的过程中，会将其关注点集中于可能造成破坏性武装冲突的武器出口数量、进口数量、武装冲突的模式、出口枪支的政府及其与武器制造商之间狼狈为奸。也正是他们的分析为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提供了素材。在国际反轻武器行动网、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联盟和阻止战争和武器冲突的全球行动三大组织中，妇女的行为具有鲜明的特色：她们更深入地审视武装冲突中枪支的女性动力因素，包括枪支暴力的起因及其后果。马里、刚果、巴西、菲律宾和其他国家中忍受了多年暴力行为的国际反轻武器行动网的女活动家，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她们会问：妇女的地位何在？枪支分布在哪里？她们采访妇女，询问在她们的日常生活中何处可见枪支。她们揭露了政治冲突是如何转变成性别冲突的，也探究了武装暴力与家庭及家庭暴力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她们还说明了即使没有开枪，那些枪支也会给男女之间的关系带来恐惧和恐吓。通过聆听妇女在社区和家中使用枪支生活的各种经历，她们勾勒了一幅“大图景”：大量枪支的国际出口使得“基于性别的暴力”一直维系着国际和国内的父权制。

梵蒂冈在联合国《国际武器贸易条约》的谈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梵蒂冈在联合国具有“观察员身份”（与巴基斯坦的代表团一样）。这一身份能够让梵蒂冈代表团与投票国代表团一样参与重要的讨论，并且他们的观点和阐释经常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联合国每个协议的协商过程中，参会国都会对观察员国能否在最终提议文件中投票进行表决。在《国际武器贸易条约》的谈判过程中，观察员国不允许参与投票。但是，在多阶段的谈判中，梵蒂冈代表团无处不在并发挥了重要影响。其帮助创建了女性主义者所谓“邪恶联盟”，这个联盟包括梵蒂冈、俄罗斯、叙利亚和伊朗的代表。梵蒂冈带头抵抗《国际武器贸易条约》中带有“基于性别的暴力”的字眼。多年以来，梵蒂冈的代表一直将男性和女性的社会结构看成是“诅咒”，因此认为不存在“性别”。相反，他们看重更强的父权制表达，比如“暴力侵害妇女和儿童”。此外，梵蒂冈认为应该将“暴力侵害妇女和儿童”放在条约的前言中。这意味着，他们同意将“暴力侵害妇女和儿童”当作达成这一新的跨国条约的刺激因素包含在最终条约中，但是反对政府在评估自己的武器出口时必须遵守这一规定，不同意把它当作一个具有约束力的标准。

持这种观点的不止梵蒂冈一个。如果只是这一个国家，那它起不到决定性作用。许多政府和游说集团都只是想让“暴力侵害妇女和儿童”这一传统表达附着其中，仅仅将其列为众多限制轻武器国际贸易中的原因之一。它们不接受将更多政治性的分析字眼，比如“基于性别的暴力”包含在条约中，也不接受将其变成政府在评估出口武器合法性时必须遵守的正式规范。

观念很重要，话语很重要，排列位置也很重要。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联盟和国际反轻武器行动网的妇女网络和全球行动中的战略家，比如雷·艾奇逊（Ray Acheson）和玛利亚·巴勒特（Maria Butler）这样的女性，她们逐个游说各个国家的代表团，向他们说明“暴力侵害妇女和儿童”这种说法是错的，或者只在不具约束力的前言中提到是不够的，这两种做法都不符合妇女的真实生活情况。最终，一百多个国家的代表公开支持将“基于性别的暴力”这一术语囊括进来，并将其放在有约束力的条约部分，这样每个政府在出口评估过程中都需要把它当作一条必须遵守的规范。虽然冰岛和列支敦士登代表的是小国，但是它们的联合国代表在支持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联盟和国际反轻武器行动网的女性主义活动家时帮了很大忙。

大量女性活动家花费了很多时间向代表们解释，首先不应该将“妇女和儿童”扯在一起，把他们当作纯粹的受害者；其次她们在联合国的走廊里向代表们解释，如果暴力前面加上“基于性别”这样的限定词，那么在枪支出口的国际政治中，男性化的运作方式和排斥女性的政治特征就会显现出来；最后，她们对很多代表说，条约必须从法律上约束有出口行为的政府，让其明确表态进口那些轻武器的国家是否有可能将其运用到普遍的性别暴力犯罪行为中。经过不懈的努力，她们最终获得了政府的大力支持。

2013年4月2日，联合国大会最终通过了这一经过复杂创制过程的《国际武器贸易条约》（叙利亚、伊朗和朝鲜投了反对票）。这是众多行为体以多样的分析方式经过不懈的努力产生的结果。但是如果人们不好奇“女性体现在哪里？”他们就不会知道究竟是谁一直努力削弱《国际武器贸易条约》以及为什么这么做。如果人们忽略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联盟和国际反轻武器行动网中女性的想法和行动，他们也就不会了解女性主义的创新性思维，即国际枪支政治经济学与战时性暴力、家暴以及严格限制妇女经济政治参与的恐吓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此外，人们也会漏掉倾听女性主义的声音，注意不到她们的信息收集、分析以及将政府间具有突破性的国际条约转变成进一步谋求妇女权利的工具的战略策划。

《国际武器贸易条约》中关于性别的政治观点花费了数年时间才达成。但是2013年4月通过的这些规范只是一个开始。想要付诸实践，还需要每个缔约国批准《国际武器贸易条约》才行。在每个国家中，支持者和反对者都有众多理由。谁会回避将“基于性别的暴力”作为一种约束性规范呢？谁会认为将这一提法包括进来体现了《国际武器贸易条约》的积极方面呢？逐个国家对这些条款进行讨论会凸显出步枪、手枪和榴弹发射器所体现的国际政治中的性别因素。在《国际武器贸易条约》关于性别的故事中还有更多的细节，讲述的是在那些批准《国际武器贸易条约》（即签字同意遵循条约规范）的国家中，当官员们必须评估所要出口的枪支是否会被用于普遍的性别暴力中时，他们应该向谁寻求专业建议？咨询国际反轻武器行动网的妇女吗？²⁰

男性何在？

大多数时候我们很少意识到许多政府看起来仍然像男人俱乐部，偶尔允许女性站在门外。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在20世纪80年代任职期间产生的最有益影响之一就是打破了我们对性别的麻木。撒切尔本人并不是女性主义的倡导者，但是1987年在威尼斯举行的会议中，当撒切尔夫人与法国总统密特朗、日本外相中曾根弘文、美国总统里根以及其他政府首脑并肩而立时，我们突然发现其他所有人都是男性。25年后，安吉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当上了德国总理，当她和八国集团（世界经济强国）的其他政府首脑拍照时，也起到了类似的提升性别意识的作用。照片中只有一个女人这种情况很难使我们不注意那些人并非都是男人。

一旦我们开始从性别角度注意到男人，就更可能会对男性气质感到好奇，男子气概究竟意味着什么，同时也会对不公平的男性等级类型的竞争发出疑问。

今天，人们普遍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危险的世界”里。在冷战的40年间，人们通常认为美国和苏联的核威胁增加了国际竞争的风险。当2001年9月纽约高耸的世贸中心大楼遭受袭击后，我们明显增强了生活在“危险的世界”中这一认识。从2001年开始，无数政治家以此为由主张减少公民的隐私权、缩减正常程序的法律保护、让监察机构享有完全的行动自由、给当地警察机关配备更重型的武器、使用武装无人机、对美国国际联盟的反民主行动视而不见，并且还辩解说每次行动都是为“反恐战争”作贡献。

这些行动产生了众多值得怀疑的后果。其中，认同我们生活在一个“危险的世界”的观点增强了特定男性气质的优越性，同时使大多数女人及其女性气质处于次要地位。生活在“危险的世界”中的男性通常被想象成天然的保护者。依此逻辑，生活于其中的女人则是需要保护的那部分人。通常认为那些划为被保护对象的女人只有“在家”才是安全的，因此她们不能真实评价“超出那里”的危险。

不同代际的人或不同的文化领域对男性气质的观念不同。这就是人们需要进一步探索特定地区和特定时代男性气质的活动方式和排序，并进行跨代际的追踪研究的原因。²¹对比研究可能会揭示显著的相似性和差异。在男性化的竞争中，不同的男性气质被不公平的排列并进行彼此竞争：竞争哪种男性气质是最“现代的”，哪种是最“理性的”，哪种是最“强硬的”，哪种是最“温和的”，哪种是“较软弱的”。在这样的竞争中，女性被边缘化了，除非（承受“没有女人味”的嘲笑）她们令人信服地以某种男性化的言行掩饰自己。因此，英国人通常会这样描述这位英国首位也是唯一的女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是这个房间中最强硬的男人。”

除了极少数女性，体现男性气质的政治竞争使女性被边缘化了，但是女性气质在这样的竞争中也一直发挥着作用。在父权制社会中，特定的男性特权和女人对男人的从属与依赖塑造了两性之间的关系和不平等，任何女性化的事物都会遭受蔑视。因此，相互竞争的男人之间可能会诋毁对方太娘气。其目的就是使对手丧失所谓男性特征，比如力量、勇气和理性。²²这种男性对女性气质的操纵不仅体现在操场和当地选举中，还体现在国际核政治中。²³

此外，男人间的竞争以女性气质为操纵手段，这种男性化的竞争不仅塑造了战争和国家安全的国际政治，还展示了家庭用人、性工作者、妻子、女工和农场女工所体现的国际政治。这种竞争决定了什么是不适合男人做的那些所谓“女人的工作”。一个具有男性气质的男人可以与任何女人发生性行为，这种假定的观点加剧了女性遭受性骚扰的情况，不管她们在工作中还是下班时间。

传统的评论标准会依据国籍、民族和种族，在组织中的地位、阶级出身、支薪工作，有时是性偏好来分析那些在国际政治中具有影响力的男人。虽然很少用男人代替所有人，但是从儿时开始，人们就被教育怎样具有男子气概，怎样不具有“女孩气”，怎样通过评价其他男人的男子气概来考察这个人的可信度和能力。如果国际评论员发现男子气概确实很有意思，也通常是为了清楚了解伟人，比如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毛泽东、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而不是要了解男工厂主、男性中层官员、男性香蕉工人或者男游客。正是由于缺乏对女性主义的好奇，才使这些男性在做自己的工作、发挥影响力、培养联盟或寻求缓解压力时，被其他男性视为男性。在此过程中，缺乏对女性主义的好奇也造成了这样一种危险的境地：这些男人在日常会利用不同的女性追求不稳定的男性地位，他们要么有意这样做，要么反对这样，而这些情况则没有显现出来。

超越全球的受害者

有些男人和女人对影响国家外交政策的活动——不管是左翼的还是右翼的——比较积极，他们号召女人接受更多关于国际事务的教育，学习更多知识了解“这个世界在发生什么”。妇女被告知：“你们必须对国际事务多一点兴趣，因为它在影响你们的生活方式。”目标是让女性将其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学习本国之外的事件中去，因为作为女性，她们是那些事件的客体。例如，一位在爱尔兰一家软件公司工作的妇女被告知，她应该对欧盟更加了解，因为欧盟委员在布鲁塞尔的决策将有助于决定她的工资，甚至可能决定她在工作中面临的风险。同样，一个美国妇女也会被鼓励对正在进行的叙利亚战争有更多了解，因为中东的政治竞争会影响她孩子未来的安全。

在这场争论的传统逻辑中，有两点是很突出的。其一，那些试图说服女性要见多识广的人，并不是让她们在结合了作为女性的切身体验之后重新解释国际政治。如果关于欧盟和中东政治运作方式的解释尚没有包含任何女性、男性和父权制的概念，那么即便在更多的妇女开始听取公认的对性别敏感的国际专家的意见之后，这些说服者也不太可能去做。因为说服者并不想知道密切关注女性的复杂体验究竟对理解国际政治有什么帮助，所以可以理解很多妇女，尤其是那些已经将精力投入到这些方面的人，也许会对将宝贵时间花费在了解叙利亚战争或布鲁塞尔决策方面持谨慎态度。

其二，对性别不感兴趣的活动家（男性或女性）明确提出“妇女需要对国际事务更加了解”这一口号时，女性通常被描述为国际政治体系中的客体，甚至是受害者。女性应该了解资本主义全球化、中东的“阿拉伯之春”、联合国的运行方式或者气候变化，因为这里的种种事件都会影响到她们。在这种世界观中，女性永远是被影响的对象。她们是服装厂灾难的受害者，她们是战争时被性侵的对象，她们是被贩卖、低收入、被物化的客体。人们很少将女性看成是世界的解释者或重塑者，也几乎不会将她们看成是思想者和行为者。

如果让女性参与一场国际运动，比如维护和平、支援难民、反对战争、福音传道或者反对饥饿，但是并不允许她们界定问题及其原因，那么对很多当地参与这些运动的女性而言，这就像虚假行善一样，与她们为了追求家庭和社区美好生活而进行的斗争没有多大联系。

大量关于国际政治的书籍给读者们留下了这样的一种印象：所有内容都太复杂了，并且是那些不知道或者不关心我存在的人起着决定作用。甚至在那些政府官员称自己为社会主义者的国家中，资本主义经济的传播也如潮汐般不可避免（我们发现，潮汐实际上并不是不可避免）。政府伤害人民、破坏环境和梦想的能力总是随着他们对科学和官僚主义的运用不断增强。虽然这些政府及其同盟构建的国际关系利用了我们的劳动和想象力，但我们却无力改变它们。这些关系似乎创造了一个这样的世界：它能把炸玉米饼和寿司变成乏味的快餐，破坏雨林、融化北极冰川、将色情全球化、将数十种文化中的男性社会化，形成一种常见的新型高风险银行业文化。人们叹了一口气，合上了大多数写国际安全或者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书。它们声称要解释它的运作方式，但是书的内容让人们觉得好像集中在与家庭更相关的问题上才更有价值。

最重要的是，对国际事务的大多数分析给人们这样一种印象：家庭与国际政治没有多大关系。家庭被想象成一种女性场所，在这个场所中，有女人味的妇女和女性化的女孩会感到很自在，有男子气概的男人和真正的男孩不时歇歇脚、重整旗鼓。此时，许多主流解释的结果甚至可以使男性化的国际政治的根源更加深入。

研习国际政治还有一种非传统的诱因。那就是将自己看作其中的一分子，而不仅仅是被作用的对象。然而这样做需要重新设定“国际的”和“政治的”之间的界限：需要研究个人的家庭动态、消费行为、旅行选择、与他人的关系以及认识世界的方式实际上是如何帮助塑造世界的。我们不仅是被作用的对象，我们还是行为者。虽然我们承认自己并不是什么精英，但是认为自己是国际行为体的一分子仍是一件令人紧张的事。人们发现，很多时候正是他们自己共谋创造了这个让他们沮丧的世界。

这个世界每天都在被创造着，这一过程已经发生了，并正在发生。关于女性和男性的观念和实践，连同控制女性的努力，对于世界的构建都是最重要的。对于那些惯例的挑战和对那些努力的抵制而言也是如此。人们并不总是能轻易地看到这些努力，因此抵制它也没那么容易。政策制定者可能会觉得自己在处理枪支和金钱问题时更具有男子气概，而在涉及女性、婚姻和性的概念时则没有。因此他们以及他们的大部分批评者，会努力掩饰并拒绝承认对扮演不同角色的女性的依赖，这些女人可能是女工、受人尊重的和忠诚的妻子、作为“文明的影响者”、性对象、温顺的女儿、无偿的农民、供应咖啡的活动家以及消费者和游客。如果我们能揭露他们对女性的依赖，我们就能证明这个世界也建立在虚假的男性理念基础之上。

因此，这个看似势不可挡的世界体系可能开始变得比我们被引导所认为的更脆弱，也更易发生激烈的改变。

所以，这本书只是一个开端。它吸收了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妇女理论和组织工作，有19世纪90年代的英国、20世纪50年代的阿尔及利亚、20世纪80年代的菲律宾、20世纪90年代的智利以及21世纪伊始的埃及。这里的大部分结论都是推测性的。书中关于男性和女性的国际政治描述和解释可能会与读者的切身体验不一致，当他们对此进行检验，在构建一个不同世界的过程中，他们在页面边缘所做的笔记至少与这个看似坚固的版图所呈现的内容一样重要。

注释

1. 关于认真分析女秘书揭露伊朗门事件的一些隐含的线索，可参见Barbara Gamarekian, “Consequences of Fawn Hall,”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8, 1987; Mary Sit, “Hall Tells Secretaries： ‘Stand by Your Boss’,” Boston Globe, September 30, 1988。以女性主义视角对女秘书在巴以和平谈判中的出色表现进行的政治分析，可参见Sarai Aharoni, “Gender and Peace Work： An Unofficial History of Israeli-Palestinian Peace Negotiations,” Politics and Gender 7, no.3（2011)：391—416。通过采访500名澳大利亚秘书，对女秘书进行的女性主义研究，参见Rosemary Pringle, Secretaries Talk： Sexuality, Power and Work（London： Verso Books, 1988)。揭示了以色列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妇女对她们作为以色列国防军应征秘书的工作的不同理解的具有启发性的研究是Edna Lomsky-Feder and Orna Sasson-Levy, “Serving the Army as Secretari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2014年再版)。

2. 我非常感谢女性主义学者金荪江（Gyoung Sun Jang），她让我看到了国际联盟内部仍然鲜为人知的不同妇女工作的历史。她出色的论文是Gyoung Sun Jang, “The Sexual Politics of the Interwar Era Global Governance： Historicizing the Women's Transnational Movements with（in） the League of Nations, 1919—1940”（PhD diss., Women's Studies, Clark University, Worcester, MA, 2009）。

3. 希拉里·克林顿是美国律师，曾担任第一夫人（即总统妻子），在纽约当选美国参议员，并被任命为美国国务卿；玛丽·罗宾逊（Mary Robinson）是爱尔兰律师，曾当选爱尔兰总统，担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并担任联合国驻非洲大湖区特使；埃伦·约翰逊·瑟里夫（Ellen Johnson Sirleaf）是利比里亚经济学家，曾任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当选利比里亚总统，并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希尔琳·艾芭迪是伊朗律师，她因捍卫伊朗人权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安吉拉·默克尔是德国基督教民主党领袖和德国总理（政府首脑）；克里斯蒂娜·拉加德是法国财政部长，也是第一位被任命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执行官的女性。

4. 如何对妇女的国际政治经历以及男性和女性在充满紧张的生活中的作用进行研究的深思熟虑的思考见于两本书：Dyan Mazurana, Karen Jacobson, and Lacey A. Gale, eds., Research Methods in Conflict Settings： A View from Below（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Brooke Ackerly, Maria Stern, and Jacqui True, eds., Feminist Methodolog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5. 这些数据来自独立的监测组织“美国媒体事务”的一项研究，该研究调查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福克斯新闻网和微软全国有线广播电视公司2013年4月播出的晚间节目。详见Rob Savillo and Oliver Willis, “Report： Diversity on Evening Cable News in 13 Charts,” Media Matters for America, May 13, 2013, http：//mediamatters.org/research/2013/05/13/report-diversity-on-evening-cable-news-in-13-ch/194012。2012年，英国组织“新闻女性”调查了英国9家全国性报纸的头版新闻，揭示了类似的男性模式。他们发现，在9份报纸中，只有1份（小报《每日快报》）其头版报道的50%是女记者。在著名而有影响力的《泰晤士报》（有时也被称为《伦敦时报》）的头版，男性记者占82%，而女性记者只有18%。同一项研究发现，在英国9份全国性报纸的主要报道中，所有被引用或提到名字的人中，84%是男性。详见Jane Martinson, Kira Cochrane, Sue Ryan, Tracy Corrigan, Fiona Bawdon, “Seen but Not Heard： How Women Make Front Page News,” Women in Journalism, October 15, 2012, www.womeninjournalism.co.uk/wp-content/uploads/2012/10/Seen_but_not_heard.pdf。更多关于电视新闻制作人选择男性而不是女性作为他们节目专家的可能性的数据，参见Cynthia Enloe and Joni Seager, “Media,” The Real State of America Atlas： Mapping the Myths and Truths of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11）, 40—41。

6. 想要了解发起费曼运动：以大胆的女性主义者抗议使用女性裸体而闻名的三位乌克兰年轻女性，参见David M. Herszenhorn, “Ukraine's Feminist Shock Troops,”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une 1—2, 2013。关于对费曼女性活动家人身攻击的报告，参见David M. Herszenhorn, “Feminists Ask Protection after Attack in Ukraine,” New York Times, August 19, 2013。

7. 参见Catia Cecilia Confortini, Intelligent Compassion： Feminist Critical Methodology in the Women's International League for Peace and Freedo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8. 想要了解更多关于这些跨国女性主义团体，请访问她们的网站：Women Living Under Muslim Laws, www.wluml.org； 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Women in Black, www.womeninblack.org; Women's Global Network for Reproductive Rights, www.wgnrr.org; International Women's Health Coalition, http：//iwhc.org; Our Bodies Ourselves Global Network, www.ourbodiesourselves.org; Equality Now, www.equalitynow.org; International Action Network on Small Arms Women's Network, www.iansa-women.org; Women's Initiatives for Gender Justice, www.iccwomen.org; International Domestic Workers Network, www.idwn.org; International Gay and Lesbia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www.iglhrc.org; Women's International League for Peace and Freedom, www.peacewomen.org; NGO Working Group on Women, Peace and Security, www.womenpeacesecurity.org; and Women in Conflict Zones Network, www.yorku.ca/wicznet。有关女性主义团体如何实现全球化以及会带来什么后果的研究，参见Mary Hawksworth, Globalization and Feminist Activism（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6)。

9. 大量涌现有助于创建和活跃性别和国际关系的女权主义学术成果主要有J. Ann Tickner, Gendering World Politics（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J. Ann Tickner and Laura Sjoberg, eds., Femin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 Routledge, 2011); Christine Sylvester, Femini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 Unfinished Journe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V. Spike Peterson and Anne Sisson Runyan, Global Gender Issues in the New Millennium（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2010); Jan Jindy Pettman, Worlding Women： Feminist International Politics（London： Routledge, 1996); Laura Shepherd, Gender, Violence and Security（London： Zed Books, 2008); Shirin Rai, The Gender Politics of Development（London： Zed Books, 2008); Elisabeth Prugl and Mary Meyer, eds., Gender and Global Governance（Boston： Rowman and Littlefield, 1999); Laura Sjoberg, ed., Gender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Feminist Perspectives（London： Routledge, 2010); Annick T.R. Wibben, Feminist Security Studies（London： Routledge, 2011); Marianne Marchand and Anne Sisson Runyan, eds., Gender and Global Restructuring（London： Routledge, 2000); Carol Cohn, ed., Women and Wars（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3); Marysia Zalewski, Femini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 Routledge, 2013); Joyce Kauffman and Kristen Williams, Women, the State and War：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Citizenship and Nationalism（Lant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7); Cynthia Web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London： Routledge, 2014); Laura Sjoberg, Gend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 Routledge, 2009); Laura Shepherd, ed., Gender Matters in Global Politics（New York： Routledge, 2014); Cynthia Weber, Que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国际女性主义政治杂志》是一份学术期刊，旨在为了解女性主义的国际政治研究提供跨学科空间。国际法学家联合会的撰稿人和编辑中有许多是这些作者，但也有许多学者来自几十个国家，他们最近进入并塑造了性别和国际关系领域。

10. 有关美国印刷、电视、广播和互联网新闻媒体中女性和男性的对比数据，参见Diana Mitsu Klos, The Women's Media Center： The Status of Women in the U.S. Media 2013, Women's Media Center, 2013, www.womensmediacenter.com/pages/statistics。妇女媒体研究中心定期研究妇女在媒体中的待遇，以及妇女作为专业媒体制作人、编辑和记者的状况。该中心由格洛丽亚·斯泰纳姆、罗宾·摩根和简·方达创建。有关英国新闻媒体的性别监控，参见Women in Journalism, http：//womeninjournalism.co.uk。

11. Women's eNews, http：//womensenews.org/.

12. 19世纪末至今这些生动的出版物和印刷品，以及有影响力的女性主义书店，已在几个妇女历史图书馆和网站上收集并向公众公开了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新词汇，包括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学院美国施莱辛格美国妇女历史图书馆；马萨诸塞州北安普顿市史密斯学院的索菲亚史密斯文献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妇女图书馆（以前是福西特图书馆）；布鲁克林的女同性恋故事档案馆；阿姆斯特丹女同性恋档案馆。

13. 当妇女全球领导中心召集活动家和学者制定一项战略，敦促联合国在2015年后发展目标中明确考虑妇女时，他们议程上的一个议题是让媒体了解女性主义经济学家的专长：Towards the Realization of Women's Rights and Gender Equality： Post 2015 Sustainable Development（New Brunswick, NJ： Center for Women's Global Leadership, Rutgers University, 2013), www.cwgl.rutgers.edu。

14. 参见Nell Irvin Painter, Sojourner Truth： A Life, a Symbol（New York： W.W.Norton, 1996); Margaret Washington, Sojourner Truth's America（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9)。

15. Claire Midgley, Women against Slavery： The British Campaigns, 1780—1870（London： Routledge, 1992)。

16. 一部激动人心的19世纪中期美国作家、编辑和女权倡导者玛格丽特·富勒的新传记揭示了她是如何将美国对非洲人的奴役与白人已婚妇女类似的奴役状况联系起来的。Margaret Fuller： A New American Life（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3).

17. 例如，可参考Margot Badran, Feminists, Islam and Nation： Gender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Egypt（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Bonnie S. Anderson, Joyous Greetings：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Women's Movement, 1830—1860（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Caroline Daley and Melanie Nolan, eds., Suffrage and Beyond： International Feminist Perspectives（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4)。 要获取关于19世纪中叶至今女性国际组织的文件和报告的庞大在线数据库（已有150 000页，并且还在不断增加），请参见Kathryn Sklar and Thomas Dublin, eds., Women and Social Movements, International, 1840 to Present（Alexandria, VA： Alexander Street Press, n.d.), http：//alexanderstreet.com/products/women-and-social-movements-international。

18. 这一研究是基于作者与雷·艾奇逊（Ray Acheson）、玛丽亚·巴特勒（Maria Butler）、玛德琳·里斯（Madeleine Rees）和阿比盖尔·鲁恩（Abigail Ruane）在2013年3月至7月间通过对话和电子邮件的交流，她们三个都是国际和平与自由妇女联盟（在纽约和日内瓦都有办事处）的成员。作者还与位于纽约的女性非政府组织·和平与安全工作组的萨拉-泰勒（Sarah Taylor)进行了交流。每个人都在多年的跨国女性主义活动家运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以确保具有历史意义的2013年《国际武器贸易条约》具体有效地处理“基于性别的暴力”。对此进行叙述的资料有WILPF, IANSA Women's Network, Amnesty International, and Religions for Peace, “A United Call to Explicitly Include Gender-Based Violence in the Criteria,” June 2012, www.wilpfinternational.org; International Action Network on Small Arms Women's Network, “About the IANSA Women's Network”： www.iansa-women.org/about.html, accessed May 10, 2013; IANSA Women's Network, “IANSA Women Continue to Push for a Strong ATT That Will Prevent Gender-Based Violence”： www.iansa-women.org/node/819, accessed May 10, 2013; Women's International League for Peace and Freedom, “Make It Binding： Include Gender-Based Violence in the ATT,” PeaceWomen, April 2013; www.peacewomen.org/pages/att; Ray Acheson, “A Tale of Two Treaties,” Arms Trade Monitor, no.6.9（March 27, 2013), http：//reachingcriticalwill.org/images/documents/Disarmament-for a/att/monitor/ATTMonitor6.9.pdf; Rebecca Gerome（IANSA Women's Network) and Maria Butler（WILPF's Peace-Women), “A Step Back? ‘Gender-Based Violence’ vs.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Children,’” ATT Monitor, no. 5.11（March 2013), www.peacewomen.org/assets/file/ATT/att_and_gbv.pdf; Ray Acheson, Maria Butler, and Sofia Tuvestad, “Preventing Armed Gender-Based Violence： A Binding Requirement in the New Draft ATT Text,” WILPF, March 28, 2013, http：//peacewomen.org/assets/file/article_gvb_march28_final.pdf; Ray Acheson and Beatrice Fihn, “The Failure of Consensus,” Arms Trade Treaty Monitor： The Blog, April 1, 2013, http：//attmonitor.blogspot.com/2013/04/the_failure_of_consensus_html; Robert Zuber, “Distance Runner,” Arms Trade Treaty Monitor： The Blog, April 1, 2013, http：//attmonitor.blogspot.com/2013/04/distance-runner.html; Katherine Prizeman, “Looking to the Future of the ATT： Shifting Attention to Implementation,” Arms Trade Treaty Monitor： The Blog, April 2, 2013, http：//attmonitor.blogspot.com/2013/04/looking-to-future-of-att-shifting.html; Ray Acheson, “The ATT： A Start to Challenging the Status Quo,” April 2, 2013, http：//attmonitor.blogspot.com/2013/04/the-att-start-to-challenging-status-quo.html; Maria Butler, editorial, Peace Women Enews, April 2013, www.peacewomen.org。

19.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Final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he Arms Trade Treaty, Draft Decision, Submitted by the President of the Final Conference： The Arms Trade Treaty（New York： United Nations, March 27, 2013）,为了在国际上生效，《国际武器贸易条约》必须得到至少50个国家政府的签署和批准。截至2013年底，美国政府只签署了《国际武器贸易条约》，甚至没有预定批准日期供美国参议院辩论和表决。由于国家步枪协会领导的支持枪支游说团体在美国政治中的政治影响力，《国际武器贸易条约》被美国政府采纳的前景被认为是渺茫的。“Editorial： Containing the Conventional Arms Trad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 2013.另外，最近几项国际条约（例如禁止地雷条约和设立国际刑事法院的条约）已获得足够数量的政府批准，无需美国批准即可生效。

20. 研究和比较世界各地女性谋杀案（不同于战时女性的死亡）的罕见成果有Joni Seager, “Murder,” Penguin Atlas of Women in the World（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9), 30—31。

21. 越来越多的刺激性研究跟踪调查了特定国家内男性气质的演变和竞争，其中许多研究是由对性别好奇的人种学家进行的。例如，参见John Osburg, Anxious Wealth： Money and Morality among China's New Rich（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Robin Le Blanc, The Art of the Gut： Manhood, Power, and Ethics in Japanese Politics（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0); Daniel Conway, Masculinities, Militarisation and the End Conscription Campaign： War Resistance in Apartheid South Africa（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12)。对不同男性气质、其相互作用及其政治含义的创新性跨国研究包括：Marysia Zalewski and Jane Parpart, eds., The “Man” Ques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8); Jane Parpart and Marysia Zalewski, eds., Rethinking the Man Question： Sex, Gender and Violen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 Zed Books, 2008); Paul Kirby and Marsh Henry, eds., “Rethinking Masculinity and Practices of Violence in Conflict Settings,” special issue, International Feminist Journal of Politics 14, no. 4（2012); Paul Higate, ed., Military Masculinities： Identity and the Sate（Westport, CT： Praeger, 2003); Paul Amar, “Middle East Masculinity Studies,” Journal of Middle East Women's Studies 7, no.3（Fall 2011)：36—71; Terrell Carver, “Being a Man,”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41, no.3（2006)：477—495。

22. 女性主义科学研究的先驱理论家桑德拉·哈丁就理性思维如何被认为是男性特征写了大量文章。参见Sandra Harding,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Sandra Harding, Sciences from Below： Feminisms, Postcolonialities and Modernities（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8)。

23. Carol Cohn, “Sex and Death in the Rational World of Defense Intellectuals,” Signs 12, no.4（1987)：687—718; Carol Cohn with Felicity Hill and Sara Ruddick, The Relevance of Gender in Eliminating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Stockholm：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Commission,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