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擦洗全世界的浴缸：世界政治中的家庭佣工

一名在洪都拉斯香蕉种植园工作的妇女和一名在孟加拉国服装厂工作的妇女都会考虑家务。忙完了一天的工作，她们不但要做家务——过着“双重生活”（double day）——而且还要算一下如果辞去目前低工资、危险的工作去为别人做家务，成为一名家政工人会有什么相对优势。她会更少接触有毒化学物质吗？自己是否能少遭遇点性骚扰。会有更好的机会加入工会吗？每个女人都会权衡不同类型不稳定、低薪女性化工作的利弊。

与此同时，在别的国家，曾经在巴格达当过理发师的妇女或在萨拉热窝当过公务员的妇女可能会总结道：成为拿工资的家政工人是战后唯一的职业选择，因为战争摧毁了她的社会结构，也让她失去了以前的工作。对于一个已经移民到一个新国家的女人来说，当她努力学习一门新语言、寻找庇护所、获得法律地位和抚养孩子时，在别人家做女佣似乎是唯一的工作选择。

在21世纪，家政工人是全球化经济的主要就业类别之一。当今世界有5 300万家政工人，男女都有。绝大多数——83%——是妇女。¹成千上万名妇女到海外为别人收拾家务。其中一些妇女被迫或被骗到海外做家政工作。暴力、债务和欺骗已经渗透到家庭佣工的生活中。家政工人已经成为政府争夺的对象。与此同时，家政工人活动家正在建立跨国联盟，要求承认她们作为工人和妇女的权利。“全球化家务劳动”——这不矛盾。

我们来看一下特里萨·邓蒂斯（Theresa M.Dantes）。²她是菲律宾人，29岁时，她决定与菲律宾劳工承包商签订合同，去波斯湾的卡塔尔当女佣，以此来养活她在奎松市的家人。卡塔尔是一个由雄心勃勃的现代化君主制统治的小国，拥有美国军事基地，并在整个地区拥有政治影响力。卡塔尔富含石油和天然气，人均收入居世界首位。当地只有13%的居民是卡塔尔人。剩下的87%是受到严格控制的移民工人，有巴基斯坦人、印度人、尼泊尔人、埃及人和菲律宾人，他们正在为2022年世界杯建造摩天大楼和足球场；在医院、酒店、博物馆和政府办公室打工；打扫卡塔尔人的私人住宅。

在特里萨·邓蒂斯之前，已经有数百万菲律宾人出国找工作。2011年，有103万菲律宾妇女在国外工作。³卡塔尔已经建了一个由10万移民工人组成的菲律宾社区；大多数男人是建筑工人和酒店工作人员，大多数女人是酒店和私人住宅的清洁工。居住在卡塔尔的菲律宾移民的组织能力受到严重限制，但他们有自己的脸书。特里萨知道，去波斯湾——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卡塔尔——当家庭佣工和酒店管家的妇女正在寄钱（“汇款”）养家。这些女性使用脸书、短信和视频电话（Skype）与她们的孩子保持联系，并参与孩子的生活（一位在加拿大工作的菲律宾人说：“我儿子说，即使我不在，我还是唠叨个没完。”）。⁴所以她在签劳动合同时并不认为自己冒了很大的风险。这能让她每月拿到400美元，雇主另外提供食宿。签了合同之后，特里萨登上了飞往多哈的飞机，那是卡塔尔快速发展的首都。

现实让特里萨大吃一惊。她的雇主说，如果她住在雇主家工作的话，他每月只付给她250美元。她觉得她只能接受低于合同规定的工资，因为她在菲律宾的家和许多菲律宾家庭一样，都指望汇款回家。她的雇主，是卡塔尔成年男性，一天只让她吃一顿饭，还是一顿剩饭：“如果没有剩饭，我就没得吃。”⁵剥削还不止于此。特里萨每周要工作七天，没有休息时间，不仅要打扫雇主的房子，还要打扫他姐姐和岳母的房子。八个月后，特里萨受够了。她告诉雇主她想辞职。他只笑了笑。因为根据卡塔尔的移民劳动法，除非雇主同意，否则特里萨不能辞职。雇主拒绝了他的请求。她就决定逃跑。虽然她没有可以上诉的支持机构，但她知道菲律宾政府依靠其海外工作的公民汇回家的钱来发展经济，已经在多哈设立了海外劳工局。那是特里萨避难的地方。她发现另外56名菲律宾人已在那里寻求避难。⁶

现在来看看罗莎（Rosa）（不是她的真名）。女权主义研究者多琳·马丁利（Doreen Mattingly）在圣地亚哥研究墨西哥女性如何一边在加州中产阶级家庭做家务，一边建立自己的朋友圈，还能照顾自己的孩子，她在研究的过程中遇到了罗莎。到2011年，拉丁美洲人占美国大都会地区从事家政工作的所有妇女的59%。⁷此时，拉丁美洲人占美国人口的16%，拉丁美洲政治组织——包括那些主张家政工人权利的组织——成倍增长，“拉丁美洲人投票”在美国选举结果中起决定性作用。然而，联邦移民改革法案却陷入了国会党派斗争僵局，该法案可以减少罗莎的法律地位的不确定性。⁸

这是罗莎跨国生活中的普通一天：“每周五天，罗莎都要登上一辆城市公交车，去一个遥远的富裕社区，在那里她打扫房间养家糊口。罗莎是来自墨西哥的黑户移民……每天挣的40美元能让她养活三个孩子，并支付小公寓的租金。”每隔一个星期二，罗莎要打扫劳丽（Laurie）的房子，劳丽是白人女性，是一名药剂师。尽管劳丽在一个双亲家庭，但如果没有罗莎帮助做家务，她也无法从事她的药学事业。罗莎到劳丽家时，一家人刚好吃完早餐，准备去上学和工作。劳丽会和罗莎谈谈当天的家务活，以及下午孩子们放学回家后的会面。“罗莎努力而快速地工作，努力按时完成工作，以便能赶上下午的公共汽车，这样她就能及时回家做晚饭。”罗莎为别人打扫房子、照看别人家的孩子，她自己最小的孩子则由母亲照顾。罗莎把母亲从墨西哥接到圣地亚哥照顾她的孩子，这样她自己就可以挣钱了。她的母亲在美国也没有合法身份。⁹

国际政治塑造了特里萨和罗莎的生活。但是女性主义分析家不会止步于影响，他们还要追究原因。国际政治是由特里萨和罗莎、劳工承包商、边境巡逻人员、移民官员和试图控制她们的立法者以及雇用她们的人塑造的。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家政工人组成了当地的基层团体，反过来，他们也开始建立跨国联盟，批评资本主义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倡导家政工人的劳动权利、基本人权和妇女权利。但是家政工人活动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当思考家政劳动中的政治学时，问“女人何在”似乎是多余的。毕竟，无论工作是有偿还是无偿的，人们都会认为擦洗浴缸和照看孩子是“女人的工作”。但是，这需要国际政治中的无数行为体来维持什么是女人的工作这种假设。过去，许多妇女不得不在低收入的农活和家务之间做选择，现在企业也正在为其服装和电子工厂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提供廉价劳动力，所以说维持这种认识并不那么容易。在许多国家，越来越多的妇女开始接受教育，也开始转变认识作为妻子和母亲的经济学意义，这也增加了维持这种认知的难度，与此同时，大多数男人仍然以家务“不适合男人”为由而不做。因此，家务劳动的性别化国际政治是动态的；它不会静止不动。特里萨和罗莎是正在进行的性别化国际政治历史的参与者。雇用她们的人也在参与。

女仆、家庭女教师和帝国受人尊敬的女性

“殖民地的发展促进了英国移民，他们通过公共资金移居到殖民地，有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南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新西兰的一些省份、好望角和纳塔尔……总之，被援助的人必须是劳动阶层。”¹⁰19世纪英国女性主义者玛丽亚·赖伊（Maria Rye）引用了英国移民专员这句恶心的话。如果英国政府只向那些愿意外出做佣人的女性提供帮助，那么英国中产阶级未婚女性怎么能利用殖民地的就业机会呢？

玛丽亚·赖伊属于一个自称为朗豪坊团体（Langham Place Group）的19世纪英国活跃女性圈子，她们寻求向中产阶级单身女性开放有偿工作。在维多利亚中期的英国，女性人数超过男性。所以男女婚配比例失调——结婚被认为是解决女性经济问题的传统父权制方案。此外，正如朗豪坊妇女在文章和议会请愿书中指出的那样，妇女在婚姻中的经济保障一直是虚幻的，现实中远远没有实现。也没有足够的家庭教师职位供成千上万的中产阶级“过剩”妇女选择，她们需要既体面又能挣钱的工作。因此，1861年，玛丽亚·赖伊帮助成立了女性中产阶级移民协会：在白人殖民者的家中从事体面的有偿工作。这些改革者将能推进政府的帝国主义目标，同时政府也能满足英国未婚妇女紧迫的经济需求。

玛丽亚·赖伊不打算让中产阶级白人妇女只做家庭佣人，这会危及她们的社会地位，也不能充分利用她们掌握的诸多技能。女性中产阶级移民协会的活动家希望中产阶级妇女去做保姆、家庭教师和商店管理者。帝国需要体面的、有技能的保姆来提升殖民地的白人社区。

实际上，该协会在19世纪英国单身女性面临的经济问题上只取得了很小的进展。在1861年，也就是开展活动的第一年，它只将14名妇女安排到殖民地从事有偿工作：澳大利亚12名，南非纳塔尔2名。接下来一年好点了：20名女性被派往澳大利亚，6名被派往纳塔尔，7名被派往加拿大的温哥华岛，3名被派往新西兰，1名被派往印度。尽管玛丽亚·赖伊自己在阅读苏珊娜·穆迪（Susannah Moody）的自传体小说《加拿大边疆拓荒者》后，对加拿大产生了好感，但由于“淘金热”和日益增多的白人移民，澳大利亚成了英国家庭教师青睐的地方。在诸多殖民地中，体面的白人单身职业女性不太喜欢印度和非洲。¹¹

中产阶级单身女性站在曼彻斯特或肯特郡，眺望着一个由茶叶种植园、金矿和贸易港口组成的帝国，这个帝国是为了让女性保持独立，同时让她们的技能和生殖能力对这个帝国有用。在这个世界上，更多享有特权的妇女保持与其他妇女之间的阶级和种族差异，也在男性中保持她们独特的女性魅力，这两者对于她们而言都很重要。因此，虽然向女性中产阶级移民协会寻求帮助的妇女知道，如果她们要被殖民移民计划推荐申请，就必须学会做饭和洗衣服，但她们也认识到，中产阶级单身妇女拥有的不那么宝贵的资产之一是女性尊严。这也是她们不得不利用的东西。她们宁愿留在英国，也不愿去殖民地当佣人，这种职位肯定会让她们失去珍视的尊严地位；但是由于缺乏有薪工作，通过结婚获得保障的可能性也很小，所以许多妇女似乎不太可能留在英国。

然而，巩固一个帝国需要佣人和保姆。许多印度人、马来西亚人、澳大利亚原住民、毛利人、加拿大原住民和非洲人妇女在白人移民家中做仆人。茶或糖种植园的白人女主人和她的当地仆人之间的家长式关系是典型的殖民地生活模式。20世纪末，在白人强加给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中，南非黑人妇女通过分析黑人女仆和白人“女主人”之间的家长式关系，发展了一种内部殖民主义理论。¹²另一方面，许多殖民主义者要么觉得雇用自己种族的工人阶级妇女更放心，要么发现对仆人的需求超过了愿意在殖民主义者家中工作的当地妇女的供应量。在20世纪初的加拿大，联邦政府改变了移民规则，允许地方机构从英国引进年轻的工人阶级白人女孩做女佣。当劳动力资源不足时，加拿大人开始转向年轻的芬兰女性。一些女性主义者敦促贫穷的英国妇女从事殖民家政工作。他们推断，一个贫穷的英国年轻白人女性移民比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卷入家庭犯罪生活要好。这些倡导者推断，如果她在适当的监护人的照顾下移民到殖民地，她就可以放心地被安置在那种能维护其体面的家庭中。¹³

英国女性对可以找到有偿家务工作的帝国殖民地进行了排名。澳大利亚白人移民人口不断增加，原住民人口受到压制并被边缘化，因此排名很高。新西兰听起来很吸引人，尽管它是一个新的殖民地，毛利人仍然是令白人有点焦虑的原因。加拿大的殖民管理人员仍在完善他们的政策，鼓励中产阶级女性移民。¹⁴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刚受到1857年兵变的影响，在印度，需要家庭教师的白人社区仍然很小。非洲殖民社会在英国单身中产阶级女性等级列表中排名垫底，尽管对一些人来说，它仍然具有“冒险的”的吸引力。¹⁵

“双重生活”的性别史

到2010年，国际劳工组织估计，世界上有4 360万妇女在家中做有偿家政工作，890万男性从事家政工作。15年前，即1995年，有2 880万妇女（和590万男子）从事家政工作，相比之下，这一数字到现在有所上升。¹⁶

此外，工作模式因地理区域而异，因为每个区域的性别化政治经济因素是不同的，性别的全球化压力在每个区域发挥作用的方式也是不同的。因此，在1995年至2010年期间，从事（或被迫从事）有偿家务工作的妇女——来自当地的和移民来的——增长最快的区域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1995年，该区域有960万妇女从事家务劳动；15年后，这个数字几乎翻了一番，达到1 800万。中东的增长也令人印象深刻：1995年，有745 000名妇女——来自当地的和移民来的——从事家务劳动；到2010年，这一数字已经上升到130万。¹⁷

这些调查结果发表在国际劳工组织委托的第一份全球报告中，该报告专门关注家庭佣工——他们来自哪里？在哪里工作？他们的权利是什么？以及他们在清理别人的家时忍受了什么样的虐待？劳工组织早先的报告将家政工人和其他移徙工人混为一谈。从事家政工作的妇女遇到的问题确实与其他移徙工人遇到的很多问题都一样，但是当女工掩盖了塑造这些她们生活的特殊性别政治时，会忽略了一点：在别人家工作会产生一些独特问题。因此，该报告本身——《世界各地的家政工人》——是一个政治里程碑。¹⁸该研究是女性家政工人自己为反对国际机构而进行国际化的组织结果，这些国际机构迄今尚未将家政工人视为“真正的工人”。研究不是“随机进行的”。收集按性别分列的数据并分析其影响可以为未来的政治行动提供信息，数据收集和分析可能是有组织的政治游说的结果。

1936年，在日内瓦举行的一次国际会议上，与会者得出结论，尽管缺乏全球数据支撑，但有偿家政工人是世界上最脆弱的工人之一。2013年，国际劳工组织的研究人员得出结论认为——77年来，经过多次战争，以及后来的许多社会改革和协议——家政工人仍然是世界上最有可能受剥削的工人之一。他们的劳动可能被剥削，他们的权利可能被忽视，他们的身体可能被贩卖。¹⁹这种长久存在的现象不是永恒的，而是可持续性政治的产物——维持性别歧视劳动制度的政治。

有偿和无偿的家务劳动女性化通常被认为是永远存在的现象。事实并非如此。任何工作中的女性化都是政治史上、性别化的国际政治史上的一个阶段。

在任何时代，家务和女性尊严的观念都是生活的主导，据此设定或重新设定了家居模式。为了家庭主妇的方便，厨房应该在视线外的地下室，还是在餐厅旁边？男人在家里应该有一个木板书房吗？房子应该建在顶层，有小仆人的住处，还是厨房外只有一个房间供女仆使用？应该为吸尘器和扫帚留出多少壁橱空间？洗衣机和烘干机是为了双重生活的家庭主妇方便使用而放置的吗？每个答案都涉及一个性别化的家居设计决策，这个决策不仅来自当前的家庭现实，也来自分配给有偿和无偿性别家务劳动的价值——争论还没有结束。²⁰

双重生活——妇女既要从事有偿工作又要做无偿服务——已是女工和干农活的妇女的常态，因为人们发现妇女能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率，这对寻求这些的人来说很重要，而且妇女也需要自己挣钱。然而，对于大多数中产阶级女性来说，双重生活是一种更新的体验。20世纪初，中产阶级妇女在国家的种族和民族中占优势，保守派和改革派告诉她们，对于中产阶级妇女来说，她们受过教育，她们的主要政治资源是女性“体面”，而成为一名称职的现代家庭主妇就是一份体面的——甚至是科学的——全职工作，尽管没有报酬。她们不应该依靠仆人来照顾丈夫和孩子，而是应该运用自己的能力、智力和技能来完成日常家务，尽管可能会得到每周两次的有偿清洁女工的帮助。

20世纪70年代后，在许多国家，越来越多中产阶级妇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妇女运动的鼓舞，她们在家庭之外寻找有偿工作。“家庭科学”失去了吸引力。她们的动机很多：实现职业抱负、逃避婚姻、离婚或丈夫去世后养活自己和孩子，或者支撑有两个成年人的家庭花销。由于这些动机促使妇女外出寻找有偿工作，更多中产阶级妇女过上了双重生活。不同之处在于，中产阶级女性比在工厂和种植园工作的女性有更多选择来应对双重生活的压力。

对于许多受过教育的21世纪女性来说，成为“女超人”并不是一个理想的追求，而只是一句话而已。对“职业女性”——即有报酬的女性——的期望因男性的不作为而变得更加复杂：女性的雇主、政府或丈夫拒绝采取措施来减轻双重生活给女性带来的压力——例如，拒绝改变工作到深夜的员工的办公室文化，拒绝资助公共托儿服务，只勉强分担家务（目前，平均每天有20%的美国男性做家务，而美国女性则有48%；在英国，男人每周做7小时家务，而女人做18小时）。在这些性别化的社会政治条件下，想要和需要为工资而工作的妇女不得不寻找私人解决办法。²¹在尼加拉瓜和美国这样不同的国家，这些负担对越来越多的单身母亲来说尤其沉重。因此，对于2011年860万既有孩子又是家庭唯一收入来源的美国妇女来说，制定应对双重生活的战略是必要的。²²

中产阶级妇女采取了各种各样的个人策略来减轻双重生活的负担：有些人选择了兼职工作；其他人已经接受了在律师事务所当“助理”这一不相称的职位，即使这意味着放弃了成为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的希望。这些女性中的一些人也尽可能晚生孩子，直到她们觉得自己有了立足之地；一旦她们有了孩子，一些人就把越来越多的工资投入到昂贵的私人托儿所中。尽管现在处于一个新的政治环境中：她们可以雇用其他女性来做家务和照看孩子，但在过去的30年里，仍然有其他中产阶级女性还是老样子。

当今的模式是性别模式史上的最新模式，其目的是为了维持每一代人所想象的最佳社会秩序。几个世纪以来，妇女雇用其他妇女来做家务。19世纪早期和中期的工业革命培养了受人尊敬的中产阶级女性观念，让她们认为中产阶级妇女应保护自己的女性纯洁，免受体力之苦，应待在家里为勤劳工作的丈夫提供庇护，这就使得西欧和北美需要更多的家庭佣人。爱尔兰工人阶级、非裔美国人和日裔美国妇女的历史都是由这种前女性主义维多利亚时代的意识形态创造的家庭工作所塑造的。²³

相比之下，100多年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女性主义者尖锐地批评了女性家务劳动和对女性工人阶级的剥削。因此，雇家政工人来解决“女超人”困境似乎在政治上令人怀疑。“女性主义家庭雇主”不是矛盾吗？一位住在伦敦大公寓的年轻记者解释了她如何避免因生活在这种矛盾中而感到不安的情况：是的，她的确需要雇用另一名女性来打扫卫生，因为这减少了她和她的医生丈夫之间关于谁来做哪些家务的争吵，这改善了她的婚姻。但与此同时，她决定不把自己和打扫房子的女佣的关系视为严格的经济关系：“我认为当我还是一名充满理想主义的社会学系的学生时，我永远不会，永远不会请人为我做事。但是我从来没有把它看作一种雇员-雇主的关系。”²⁴

尽管如此，在新兴的现代化国家，雇用其他女性来做家务已经成为人们热切寻求的地位的象征。几代人以来，拥有仆人一直是上层阶级特权的象征。然而，如今雇用仆人已经被认为对抗“传统”的现代标志。为了实现现代化，国家必须表明妇女有参与经济的机会；即使是当地的工人阶级妇女也会用她们的技能做些别的事，这比为同胞打扫庭院好多了。例如，就在十年前，智利中产阶级家庭雇用智利女工打扫他们的家。今天，这些工人阶级妇女和她们的女儿不必再做女佣，她们拥有更多经济机会。相反，智利家庭现在更有可能雇用移民妇女来打扫卫生，也就是从秘鲁、哥伦比亚或海地移民到智利的妇女。²⁵

此外，从外国输入妇女来为这个国家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家庭做家政已经成为一个国家中产阶级不断扩大的证据。这反过来又证明了该国正在走向现代化。马来西亚、智利、卡塔尔和黎巴嫩已经变成现代社会的证据就是，每个国家都有成千上万的海外妇女来打理本国家庭的家园。

输出国的政府官员已经对其女性家庭佣工汇回家的钱产生依赖。这种经济依赖使得他们不愿坚持捍卫在国外工作的公民权利。这也与输入国的政府官员展示本国现代化利害攸关。这成为一种政治激励，促使他们投资公共资源，维持移民家庭佣工的流动，同时控制进入该国从事这些工作的妇女。

总之，这些不同的需求和愿望可以在输出和输入女性家庭佣工的国家之间建立双边依赖关系；但是它们也可能给派遣国和接受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带来压力。印度尼西亚官员批评马来西亚官员驱逐印度尼西亚的女性移民家庭佣工。菲律宾政府公开指责中国香港官员拒绝给予在中国香港生活和工作数十年的菲律宾人居留身份。斯里兰卡政府抗议沙特政府未经公平审判就处决了一名年轻的斯里兰卡家庭佣工，该人被控谋杀雇主的孩子，但这是存疑的。²⁶然而，这些输出国的官方批评远远不能有效地保护这些汇钱回家的海外妇女的权利。

团结从来不是自发的

如今，在家政工作中，女雇主和女雇员之间的关系因种族化和阶级化的陈规定型观念和不平等而变得很复杂。中产阶级妇女偶尔对她们所行使的权力，甚至她们作为雇主的地位在政治上持矛盾态度，这加剧了她们之间的复杂关系。在政治上活跃的家政工人并不总是能发现东道国的女性主义者是可靠的盟友。在从海外或本国贫困农村地区引进女佣的国家，当地女性主义团体经常由雇用家政工人的妇女领导。加上有偿家务的家庭政治中经常存在语言和种族的差异，这些障碍被证明是难以克服的。此外，一些在政治上活跃的女性很难将家庭佣人视为“工人”。因为她可能不像制衣工人或卖淫女那样激发活动家的想象力。剥削家政工人并不那么显眼，或者可能这些事情让中产阶级女性主义者更尴尬。此外，家政工人与其他家政工人的集体关系更难建立，因为她们都是独自工作。根据一名家政工人活动家的说法，对于在其他方面都先进的女雇主来说，家政工人似乎是“她的财产、她的物品、她的小宠物或以上都是”²⁷。巴西家政工人协会的领导人玛丽·卡斯特罗讽刺地问道：“无论如何，当作为雇主的女性主义者如此恶劣地对待我们时，我们怎么能信任她们呢？”²⁸

女雇主和家政女工之间的关系因妇女在国家政治结构中的不同位置而进一步复杂化了：大多数雇主不必担心政府不断变化的移民法，也不必在政府内部采取行动。成千上万现在当佣人的妇女是新移民——从埃塞俄比亚到意大利；从菲律宾到日本、以色列、黎巴嫩、卡塔尔或新加坡；从墨西哥、巴西和波兰到美国；从牙买加到加拿大；从印度尼西亚到马来西亚；从中国到韩国；从厄瓜多尔到西班牙；从斯里兰卡到沙特阿拉伯；从泰国到约旦；从摩洛哥到法国；从秘鲁到智利。她们新移民的身份——通常没有法律文件——使她们的工作更加不稳定。她们不仅受制于私人雇主的随心所欲，还受制于本国政府和东道国政府华丽的规章制度。

每个政府都有自己的理由控制——或者故意忽视——国内服务业的国际贸易。因此，政府政策使糅合了亲密和权力这两种本来就很尴尬的关系更加复杂，而这种糅合一直塑造着家政女工和女雇主之间的关系。²⁹

除了有助于塑造雇主和家政工人以及家政工人之间关系的国家移民政策之间的差异之外，各国（或地区）管理政治组织的规则也存在差异。例如，在卡塔尔或沙特阿拉伯做女佣，比在中国香港做同样的工作要严格得多。新加坡政府对工人组织的控制也比欧盟更严格。如今从事家政工作的妇女意识到了这些差异。如果可能，从事家政工作的妇女不仅会选择工资较高的国家（或地区），而且会选政府允许家庭佣工组织的国家。³⁰

如果这些阻碍妇女团结的障碍还不够令人生畏的话，在不同类型的家政工人之间还形成了一种崇高和自主的等级制度。她们在金字塔上的位置会影响她们如何看待自己的工作、潜在的政治盟友以及最佳的组织策略。金字塔的顶端是职业保姆；在欧洲和北美，尽管许多人来自国外，但她们是白人。如果她们有正式的资格和组织保障，就希望雇主能把她们当成独立自主的成年人。金字塔的上层是年轻的外国妇女，她们持临时签证进入该国，以互惠女工的身份工作。她们通常也是白人，但她们把自己的工作视为短期工作；这份工作并没有定义她们的社会地位，而是在寻找更高职位之前的一种旅行和学习另一种语言的方式。这些年轻女性经常被她们的欧洲或北美雇主视为“女儿”。

在体面和自主的家政工人阶层中，受雇提供老年护理的妇女地位处于顶层稍下的位置。如果她们住在雇主家里，每天24小时待命，她们的自主权就是有限的。但是，如果她们在团队中工作，并且在24小时内轮流工作，就不需要住在雇主家里，就可以为自己创造出相当大的独立性。无论是住在雇主家里还是外面，家庭老人护理人员都应该具备照顾一个残疾的老人洗澡、进食和个人卫生需求所需的技能（和体力）。她们也经常是所照顾的人的主要社交伙伴。这可能实现情感满足或情感宣泄。不仅在欧洲和北美，在新加坡和日本等富裕国家，老年人的比例也都不断上升，对能够提供居家养老服务的妇女的需求——以及作为护士和护士助手在养老院工作的需求——正在迅速增加。³¹

还有像罗莎这样的女性，她们不住在雇主家里，只是被雇来做日常清洁和经常照看孩子。无论她们的经验和技能有多丰富，政府或雇主都不把她们当成专业人员；她们被当成“女仆”，因为女性化的家务劳动决定了她们的社会地位。这些不受尊重的家政工人往往是有色人种妇女，或者来自雇主所在国家或国外的弱势族裔群体。如果没有职业保姆的资格证书或互惠女工的光环，又没有许多保姆和互惠女工的种族优势，这些女性更容易受到经济剥削、雇主家庭中男性的性骚扰，甚至可能被东道国政府驱逐出境。另外，如果不住在雇主家里，她们可能会有一丁点儿个人自主权，也能照顾自己的孩子。

最有可能受到最粗鲁对待和最容易受到虐待的家政工人是那些像特里萨那样住在雇主家中进行全职工作的人。她们很可能与其他家庭佣工以及她们同种族或同民族的人隔绝了社会联系。她们也不得不离开家而住到别人家工作。她们是最有可能日夜待命的工人。这些家庭佣工最依赖雇主，雇主为她们提供食宿，哪怕住所不够（许多寄宿家庭佣工会睡在家里孩子的卧室里），或者是剩饭。因为让家庭移民佣工能否留下来取决于她们的工作（雇主通常会收走工人的护照和签证），她们希望从雇主那里得到的最好待遇往往是居高临下的家长式做派。³²

寄宿家庭佣工中一些人是那些被贩卖进行强迫劳动的人。如今，住在雇主家的家庭女佣（妇女或少女）遭受国际人口贩运犯罪的数量仅次于被贩运从事强迫卖淫的妇女和女孩。被贩卖是违背个人意愿或以虚假借口在国内或国际进行的行为，被贩卖的人被迫从事低薪或无薪工作，被剥夺所有人身自主权，并被禁止离职。

国际劳工组织的最新研究表明，2 090万人——女人、男人、女孩和男孩——是法律上所谓“被强迫劳动”的受害者。国际劳工组织的研究人员称这个数字是“保守的估计”。在所有被强迫劳动者中，妇女和女孩占大多数（55%），她们不是自愿参加的，也不能随意离开。³³在所有“被强迫劳动”者中，44%的人被迫离开家乡去工作。强迫或以虚假借口招募妇女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或国外做女佣，强迫她、虐待她，让她长时间工作，剥夺她休息和寻求自己社会关系的自由，这就是在贩卖妇女进行强迫劳动。

要把一个女人贩卖到强迫性的家务劳动中需要很多人：招聘者、运输者，最终是雇主。将家政工人关在家里，不让她自己建立社会关系，这就能使雇主隐藏他对家政工人的奴役事实。这也是为什么对强迫劳动和人口贩运肇事者的起诉相对较少的原因之一。³⁴

还有一种新出现的第六类女性，她们从事有偿家务劳动——签订合同的清洁工。与雇用公司建立关系的客户或房主与每周或两周来吸尘和擦洗的女工没有直接的雇主-雇员关系。美国女性主义记者芭芭拉·艾伦赖希花了一年时间从事了四份低薪女性工作，目的就是了解现代工作被剥削的情况。她选择的工作之一是为一家房屋清洁公司做清洁工。当艾伦赖希和同事大热天来到这位女房主家中打扫房子时，她们受到了令她震惊的轻蔑对待。房主懒得知道清洁工的名字，当其中一个人礼貌地要一杯水时，她很惊讶。女雇主甚至连家长式的作风也没有。³⁵

担任保姆、互惠女工、家庭老人护理工、日常家庭佣人、寄宿家庭佣工和清洁公司雇员的妇女面临许多挑战。大多数人没有最低生活保障工资。许多人是新移民，面临着错综复杂的移民规则，这些规则甚至会让充满自信和受过正规教育的女性迷惑不解。这些家政工人中的大多数与雇主来自不同的种族、族裔或国家。在别人家里工作给这些女性带来了常见的政治上看不见的、隐私和可能的骚扰问题。领导工会、劳工部、立法机构和国际机构的大多数男性通常认为所有六类女性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工人”。最后，与大多数工人相比，所有这六类女性更有可能会成为其他更有特权的女性的雇工。

尽管有这些同样的经历和问题，保姆、互惠女工、老年护理家庭佣工、日常家庭佣工、留宿家庭佣工和为清洁公司工作的妇女发现，在国家内部和跨国界之间建立政治桥梁具有挑战性。

家政工人组织起来

帕德米妮·帕利耶古鲁格（Padmini Palliyaguruge）曾是斯里兰卡的一名小学教师。她也是当地妇女组织的积极分子。参加了改善低收入教师条件的罢工后，她发现自己被解雇了。她的丈夫和两个孩子靠她的工资生活，她的丈夫从来没有支持过她的行为。帕德米妮渴望工作，别无选择，她只能去450家招聘斯里兰卡妇女到沙特阿拉伯当佣人的斯里兰卡一家机构报名。这是20世纪80年代初。海湾国家不断增加的石油收入，提高了它们对女性清洁工的需求量。

当时，中东一名女佣的工资比斯里兰卡的高30倍。即使代理费在500美元到1 000美元之间，尽管男性招聘人员以虐待女性而闻名，但在帕德米妮看来，这个机会还是值得一试。³⁶

1984年，大约有18 000名斯里兰卡妇女移民到海外从事工作挣钱，不过大多数是短期、一年或两年的合同。这是斯里兰卡历史上第一次在海外就业中，女性人数超过男性。1987年在中东工作的20万斯里兰卡人中，70%是女佣。她们大多数都结婚了。大部分来自斯里兰卡政治上占主导地位的僧伽罗人族群。在国外工作的斯里兰卡妇女汇回家的钱是斯里兰卡第二大外汇收入来源，仅次于茶叶出口的收入。³⁷

一到沙特阿拉伯，帕德米妮就像其他斯里兰卡女佣一样，不得不为她的雇主提供24小时服务。她一周工作7天，一天工作通常超过18个小时。她这样描述：“妇女没有休闲或娱乐的机会。她们离开了自己的文化环境，在非常艰苦的工作条件下，独自生活在一个陌生的世界，心灵受到了创伤。几乎没有医疗设施。妇女可能会被强迫做任何工作，许多妇女受到身体和性方面的严重虐待。”³⁸

帕德米妮对一群人发表讲话时，向听众展示了一些妇女的照片，这些妇女在中东患上了紧张症，或坐上了轮椅，之后返回了斯里兰卡。她们是愤怒的雇主虐待或人身攻击的对象，雇主对她们不会操作电器感到不耐烦，对她们不愿无休止地工作感到愤怒，或者对她们抵制性侵感到气愤。虽然经历了艰苦的生活，但一些身体仍然有能力的斯里兰卡妇女还需要面对自己的家庭经济困难，她们回到了招聘机构，支付了费用，报名再次出国从事清洁、烹饪和照看儿童的工作。帕德米妮告诉她的听众，这样，仍会有钱汇回斯里兰卡，这使得政府能够继续支付其外债利息。³⁹石油收入、国际债务、发展战略、尽职的妻子和孝顺的女儿、女性劳动力、家务劳动和全球不平等——这些都必须综合考虑。

帕德米妮·帕利耶古鲁格描述了1985年在内罗毕受剥削的工作。她的听众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妇女，她们参加了为期十年的“妇女在联合国的十年”主题的最后一次国际聚会。这次聚会有助于使家政工作成为一个国际政治问题，并指出家政工人是世界上最新的国际政治行为体之一。

帕德米妮·帕利耶古鲁格在内罗毕不是作为受害者，而是作为代表斯里兰卡进步妇女阵线的组织者发言的。她是一个非政府小组的参与者之一，该小组旨在让其他女性主义者和女性活动家了解移徙女工的特殊问题。她的同事是来自秘鲁、菲律宾、日本和阿尔及利亚的妇女，她们都是移徙工人或移徙工人的捍卫者。她们都描述了一个共同的经历，那就是当她们努力让当地男性工会领导人管管家政工人的问题时，都遭到了冷漠对待。小组成员还回忆说，即使在具有国际意识的女性主义者中，将移徙妇女的政治问题保留在组织议程上也很困难，这似乎很容易溜出人们的视线。因此，在内罗毕的联合国会议上组织一个单独的小组是刻意为之，目的是不仅让各国政府，而且让其他有政治意识的妇女看到她们的状况。活动家还在内罗毕设计了这次会议，让来自几个国家的家政女工组织者有机会相互交流彼此的认识和策略。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和21世纪初，在新加坡、中国香港、美国、日本、斯里兰卡、巴西、加拿大和意大利，家庭佣工的组织成倍增加。与此同时，她们接触了其他劳工、移民和女权活动家。大多数家政工人组织仍然很小。这些活动家受到以下因素的限制：家政工作本身的孤立性、从事家政工作的妇女之间的国籍及种族和语言存在差异、家政移民工人害怕被驱逐出境、雇主强加的时间限制、妇女持续的双重生活负担、母国政府的政治胆怯，以及最后东道国政府对基层政治组织的竭力劝阻。通常唯一的集体组织形式是提供即时咨询和实际援助，而不是改变公共政策；这些服务通常是由天主教会等宗教机构或其他家庭佣工提供的，这些佣工在宝贵的休息日自愿提供服务。⁴⁰

家政工人支持者从这些具有挑战性的近期经历中得出了一个教训，如果他们的问题被界定为人权、妇女权利、劳工权利、公民权利或移民权利，或是这些权利的某种组合，那么公众和官员将更容易理解他们的问题。⁴¹在智利的秘鲁女佣不再仅仅是佣人，她还是一名工人。一个没有证件在圣地亚哥做清洁工作的拉丁人就不仅仅是一个清洁工，她还是移民。卡塔尔雇主禁止其离开雇主家的菲律宾妇女不仅仅是受虐待的妇女，她还是一个被剥夺人权的人。意大利的家政工人的问题被政治家和工会组织者忽视，她不仅仅是被边缘化的工人，她还是一个遭受性别歧视而沉默的女人。

这种更广泛、多维的问题和诉求框架为家政工人活动家赢得了新的盟友。致力于这些广义问题的人开始认真对待家政工人的情况，认识到他们对自己的伟大事业具有重要意义。工作使这些女工在现实中彼此分离，她们在所谓的私人空间工作，对于这些女性而言，这种建立联盟的战略对于获得公众的发现、政治合法性、战略影响力和跨国联系至关重要。

尽管如此，为了被人看到和认真对待而扩大她们的政治视野是有风险的。这样的框架必须以不淡化家政工人自身具体问题的方式来完成。从这一更广泛的框架中产生的联盟必须进行结构化建设，以使家政工人不会被纳入更明显的事情或更男性化的组织领导之下。

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尼泊尔和泰国在中国香港的家政工人决定利用2005年反世界贸易组织抗议期间媒体对中国香港的大量关注，让公众了解她们自己的问题。⁴²她们之所以选择在这个抗议日发起游行示威，是为了让世界贸易组织新自由主义的资本发展模式的其他批评者将移民家政女工的问题纳入更广泛的全球化中。她们组织了所谓的“领事馆跳跃抗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耻辱厅奖”。家政工人雇了公共汽车先把她们带到尼泊尔领事馆——她们在那里抗议国王的独裁统治——然后到印度尼西亚领事馆，在那里宣布印度尼西亚政府的“年度新秀”是成功出口了廉价劳动力。公共汽车随后将家政工人带到马来西亚领事馆，在那里她们宣称马来西亚总理镇压民主，称他为“垮掉的撒旦”（Sultan of Crackdown）。

她们的“领事馆跳跃抗议”还没有结束。随着游行的继续，越来越多的人——其他移民以及中国香港公民——加入进来；更多的记者开始报道她们的示威。接下来，家政工人们挤上公共汽车，前往菲律宾领事馆，在那里，她们将“挤奶女工奖”授予总统，以表彰她为菲律宾家政工人“挤奶”，因为汇款使菲律宾经济得以维持。她们的第五站是泰国领事馆，在那里她们授予泰国政府“缺席政府奖”，因为泰国政府明显忽视了本国的移民工人。抗议者领事馆之旅的最后一站是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办公室。在那里，她们给了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剪刀手爱德华奖”（Edward Scissorhands Award），这是一把巨大的剪板机，用来削减工资和社会服务。颁完“奖”后，家政工人前往维多利亚公园，这样她们就可以参加韩国农民的抗议活动。韩国农民来到香港抗议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政策对小农经济造成的损害。

通过她们富有想象力的游行，家政工人活动家揭示了当地和国际复杂的关系网，这些网络造成了如今对家政工人的剥削。

如今，在美国的大多数家政工人是新移民，当工会受到政治剥削的时候，美国家政女工组织已经决定将工人权利、移民权利和妇女权利的议程融合在一起。活动人士认为，如果剥夺家政工人的所有三种权利，就使得她们的生活岌岌可危，也会剥夺了她们作为工人的权利。美国家庭佣工目前的主要目标是：州立法机构。州立法机构的民选代表一再通过法律，使得家庭佣工享受不到劳动保护法和最低工资法的保护。纽约、加利福尼亚、马萨诸塞州和其他19个州的立法者已经通过了法律，将最低小时工资（每小时7.25美元）扩大到住在雇主家的佣工。然而，28个州立法机构的成员拒绝了。这28个州包括爱达荷州、印第安纳州、俄勒冈州、北卡罗来纳州、得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和新罕布什尔州。⁴³

为了推翻这些针对女工的豁免，除了要获得最低生活保障之外，还要追求劳动公平，在美国的家政工人倡导组织——如全国家政工人联盟（National Domestic Workers Alliance）——不得不直面这些法律豁免背后的谎言，包括：第一，家政工人在某种程度上与汽车工人、软件工程师或零售工人有根本的不同；雇用女工在房子或公寓里打扫、做饭、照看孩子或照顾老人，这些地方根本不算是（正式的）工作场所。⁴⁴

全国家政工人联盟的活动家已经与当地家政工人团体、移民权利团体、拉丁美洲组织、劳工组织和非裔美国公民权利团体结成联盟。他们游说立法者，与媒体打交道，并与专业研究人员合作，提出需要雇主和公共政策制定者解决的问题。但是对家政工人进行调查需要巧妙的研究策略，因为被调查人的工作场所是分开的，而他们的雇主通常都住得比较靠近。研究人员不能只在工厂门口或软件公司办公楼的入口处等。因此，全国家政工人联盟调查员“去公园、交通枢纽、教堂和购物中心调查保姆、清洁工和老年人护理员的工作条件”。⁴⁵全国有14个城市采用这一研究战略，国家发展和妇女事务部及其相关学术研究人员调查了2 086名家政工人，他们在这些地方可以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他们发现，家政工人的低工资导致了“严重的经济困难”，接受调查的家政工人中40%的人有这样的反映，他们还说，去年他们“晚付了一些其他账单”（支付了抵押贷款或房租后），还有20%的家政工人在上个月“因为没钱买东西”，而在家没有饭吃。⁴⁶在接受调查的家政工人中，只有2%的人从原来雇主那里获得退休金或养老金；由于很多雇主都是私下给家庭佣工发工资，所以这使得大多数佣工到了老年时无法获得社会保障福利。此外，65%接受调查的家政工人没有医疗保险，尽管他们在他人家中从事的工作需要买人身保险：38%的工人“在过去12个月中遭受因工作引起的手腕、肩膀、肘部或髋痛症”；29%的家庭护理人员“在过去的12个月中背部受伤”⁴⁷。除了这些工作产生的风险之外，许多家庭移民女佣担心，如果她们对自己的工作条件提出任何投诉，她们可能会被报复，比如雇主可能会向美国移民官员报告。⁴⁸

这些发现是在纽约州从事家政工作的妇女取得重大政治突破两年后得出的。2010年，纽约州议会通过了第一部全州范围的《家政工人权利法案》。虽然国家妇女事务部的报告揭示了全国家政工人一直面临的工作问题，但《家政工人权利法案》的通过带来了新的希望。这是纽约两个州组织——纽约家政工人正义联盟和家政工人联合会——开展六年运动的结果。⁴⁹该法案涵盖了在大纽约市从事家政工作的大约20万男女，以及在长岛和上纽约州私人家中工作的数千人。纽约法律规定的权利包括：（1）每周有24小时“休息”的权利，（2）每周工作如果超过40小时，那么工人就有权获得1.5倍的加班费（有一个明显的例外：留宿家庭佣工一周工作44小时后才有权获得加班费），以及（3）家庭佣工有权就其在工作中遭受的性骚扰或种族骚扰向国家当局提出法律指控。⁵⁰

全国家政工人联盟的成员与其在纽约的伙伴一起，承诺推动加利福尼亚州议会通过一项类似的综合性《家政工人权利法案》。与此同时，这些团体要求大量州政府禁止将家政工人视为非真正的工人，以及禁止将雇主视为非真正雇主，议会受到了压力。美国团体所做的这些努力——成功或失败——将对家政工作的国际政治产生影响。

从中国香港、美国、斯里兰卡、菲律宾和其他地方由当地家政工人组织的运动，到1985年内罗毕联合国会议上女性活动家埋下的诱因，发展出了一个跨国的、深谙女性主义的家政工人组织——国际家政工人网（International Domestic Workers’ Network）。⁵¹为国际家政工人网注入活力的女性活动家的跨国集团把目光投向了国际劳工组织总部日内瓦。他们的目标是：说服政府派驻国际劳工组织的代表制定一项国际公约，阐明政府和国际劳工组织应保障从事各种家政工作的男女的劳动权利。

跨国组织将某种压力施加于看似遥远的州际政治上，这会令人对未来的发展前景望而却步。有多少家庭佣工听说过劳工组织？谁能负担得起飞往日内瓦的机票费用？高级别的国家间外交语言通常是正式的、抽象的，而且常常故意是模糊不清的。此外，由于世界上大多数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也很难说出一项劳工组织公约的名称，所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调动家庭佣工的稀缺资源而进行大量投资来推动一项新的劳工组织公约似乎不太可能。

面对这些严峻的挑战，一群家庭女佣决定就这样做。经过几年的跨国交流，她们于2006年在阿姆斯特丹举行了首次全球会议。她们决定建成一个网络，这种形式能够允许并鼓励她们在工作的地方和家里进行持续的基层组织建设。她们承诺规避保密和等级制度，而是培养建立透明度和民主问责制。⁵²此外，来自菲律宾、斯里兰卡、巴西、墨西哥、尼泊尔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国际家政工人网早期活动家，致力于促进国内劳动力的出口，他们认为，将羽翼未丰的国际家政工人网络嵌入一个支持它的、已经存在的国际工会是有组织意义的。他们选择了国际食品、农业、酒店、餐馆、餐饮、烟草联盟和联合工人协会，将这些统称为国际食品联盟（IUF）。此外，由于这些活动家将他们的运动视为更大范围的国际妇女宣传的一部分，所以他们接受了跨国集团“非正规就业妇女：全球化和组织化”（Women in Informal Employment： Globalizing and Organizing）的援助提议。这一项目是为了赋予那些在秘鲁、巴西、南非、印度的非正式部门工作的妇女（如街头小贩、拾荒者和回收者）经济权利。⁵³

从一开始，国际食品联盟和“非正规就业妇女：全球化和组织化”团体的联系就为跨国家政工人的活动家提供了资源，例如，提供有关信息和培训的资源，从而对诸如联合国妇女署和国际劳工组织等国际机构的工作产生了影响。这也使家政工人更加引人注目，因为国际食品联盟和“非正规就业妇女：全球化和组织化”团体可以利用已经建立的媒体和网络，来宣传家政工人试图实现的目标以及为什么这对本身不是家政工人的人们来说很重要。(https://www.daowen.com)

国际家政工人网的发起者明确表示，他们理解家务工作中的种族歧视会带来什么样的恶劣影响，特别是当工人遭受仇外心理的移民或从事有偿家务工作的妇女来自当地被剥夺权利的族裔或种族群体时更是如此。他们对家政工作和家政工人进行了政治分析，其中也明确了性别问题。他们在无报酬家务劳动的性别政治和有报酬家务劳动的政治之间建立了分析联系，他们指出：“家务劳动从根本上涉及权力关系。”此外，“它从来没有脱离性别因素：在所有社会中，家务劳动仍然被视为‘妇女的工作’；男人不用在家做这些事”。他们将从事有偿家务工作的妇女和雇用家务工人的妇女联系起来：“当妇女在家庭外找到工作——而不是让家中的男人多干点时——其他妇女（或儿童）则会来做这些事。”⁵⁴

在接下来的五年里，这些国际发展城市的活动家建立了一个共同体，并找到了时间和资源来让自己了解国际劳工组织通常晦涩难懂的专业政治。然后，他们制定战略，说服政府驻劳工组织代表迫切需要通过一项维护家政工人权利的国际公约。⁵⁵

2011年6月16日，国际劳工组织的国际劳工大会通过了《第189号公约》，这是世界上第一个维护家政工人权利的国际条约。新的公约承认家政工人是有正当劳动权利的劳动者。它承诺，那些将批准该公约的政府将会保证“家政工人的工作是体面的工作”。签署和批准《第189号公约》的政府都必须修改本国法律，使其符合公约的条件。这些劳动权利包括：

● 组织权；

● 最低工资权；

● 每周“休息时间”不少于24小时的权利（在此期间，留宿工人不需要待在雇主家）；

● 签署正式而透明的雇主-雇员工作协议的权利；尤其对移民工人来说，这种权利更重要；

● 自己保留身份证件和护照的权利。⁵⁶

国际劳工组织《第189号公约》的通过具有历史意义。就在2000年，人们还很难想象在全球数百万私人家庭中做清洁工和护理员的妇女能够成功说服外交官和国际公务员（其中许多人家中也雇用了家政工人）做点事，这些事是这些官员曾经没怎么提到过的，更不用说积极去做了：比如清洁家用浴缸的妇女应得到正式的国际承认。

接下来，《第189号公约》对家政工人生活的积极影响将取决于批准该公约的每个国家的立法者和行政官员。第一个批准该公约的政府是乌拉圭，乌拉圭在2012年接受这个公约一年后就批准了。菲律宾、巴林、泰国、西班牙、新加坡、阿根廷、南非、哥斯达黎加、意大利、德国和巴西都在2013年6月前批准了《第189号公约》。之后，就要求家政工人活动家在这些国家动员和游说立法人员。这12份批准书背后都有一个性别化的政治故事。但是那些尚未批准的政府呢？英国下议院会辩论国际劳工组织《第189号公约》吗？美国参议院会对该公约的条款进行表决吗？

结论

在富国、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制定了一个共同的方案塑造和保持家政工人低廉的工资：

● 将家政工作视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女性工作。

● 引导边缘地区、种族和族裔的妇女从事家政工作。

● 保持中产阶级妇女和工人阶级妇女在政治上的分离，即使她们的生活是紧密相关的。

● 如果是移民妇女，那么就从家政工人的签证和公民身份上着手，别让她们的签证顺利通过或者确定给予她们正式的公民身份。

● 确保家政工人的母国政府仍然很依赖他们的汇款，这样其母国就不愿挑战东道国政府对移徙家政工人的虐待政策。

● 不让家庭佣工在东道国享受最低工资和劳工权利的保障。

● 将家政工人的工作场所视为私人领域。

● 拒绝将雇用家政工人的男女依法视为雇主。

● 将从事家政工作的妇女视为无法组织或不值得组织的群体。

● 将家庭佣工想成不需要养育老小的人。

● 设想在别人家做有偿家务的妇女会被当成“家人一样”。

事实证明，对家政工人进行剥削的这11个方面都不是独立存在的。每个方面都是一直存在着的。支持这种存在的人有雇主、记者、编辑、劳工组织者、移民官员、检察官、国家公务员、发展专家、外交政策专家、当选政治家和国际机构官员。那些不顾一切反对这些方面的家政女工已经成为基层的和跨国的活动家，她们现在正着力动摇这些剥削。

注释

1. “Domestic Workers,”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www.ilo.org/global/topics/domestic-workers/lang-en/index.htm, accessed July 19, 2013.〓

2. Richard Morin, “Indentured Servitude in the Persian Gulf,” New York Times, April 14, 2013,以及2012年12月我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的观察中描述了这一情况。也可参见Ganesh Seshan, “Migrants in Qatar: A Socio-Economic Profile,” Journal of Arabian Studies 2, no.2（December 2012):157—171, http://academia.edu/2554359/Profile_of_Migrants_in_Qatar。

3. Philippine Commission on Women, “Statistics on Filipino Women and Men's Overseas Employment,” Philippines Commission on Women, April 18, 2013, http://pcw.gov.ph/statistics/201304/statistics-filipino-women-and-mens-overseas-employment.

4. 引自Ethel Tungohan, “Reconceptualizing Motherhood, Reconceptualizing Resistance: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International Hyper-Maternalism, and Activism,” International Feminist Journal of Politics 15, no.1（March 2013), published online in 2012, http://dx.doi.org/10.1080/14616742.2012.699781。

5. 特里萨·邓蒂斯（Theresa Dantes）引自Morin, “Indentured Servitude in the Persian Gulf。”

6. 关于出国做家政工人的菲律宾人的更多资料，请参见Rhacel Salazar Parrenas, Servants of Globalization: Women, Migration and Domestic Work（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7. 这一描述基于Doreen Mattingly, “Domestic Service and International Networks of Caring,” in Women and Change at the U.S.—Mexico Border: Mobility, Labor and Activism, ed. Doreen Mattingly and Ellen R. Hansen（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2006), 103—123。也可参见Linda Burnham and Nik Theodore, Home Economics: The Invisible and Unregulated World of Domestic Work（New York: National Domestic Workers Alliance, 2012), 41。

8. 有关当代美国生活中拉美裔男性和女性所从事的不同职业信息，请参见Cynthia Enloe and Joni Seager, The Real State of America Atlas: Mapping the Myths and Truths of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 Penguin, 2011)。

9. Mattingly, “Domestic Service and International Networks of Caring.”

10. 引自Maria Susan Rye, in “On Assisted Emigration,” reprinted in Barbara Leigh Smith Bodichon and the Langham Place Group, ed. Candida Ann Lacey, Women's Source Library, vol.3（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7), 337—338。

11. 我非常感谢英国研究者萨利·戴维斯（Sally Davis）和我分享了她关于女性中产阶级移民社会的发现。1985年3月17日与作者的通信。

12. 例如，可参见Claudia Knapman, White Women in Fiji, 1835—1850: Ruin of the Empire?（Sydney: Unwin Hyman, 1989）; Suzanne Gordon, A Talent for Tomorrow: Life Stories of South African Servants（Braamfontein, South Africa: Raven Press, 1985）; Beata Lipman, We Make Freedom: Women in South Africa（London: Pandora Press, 1984）; Jacklyn Cock, Maids and Madams: Domestic Workers under Apartheid, 2nd ed.（London: Women's Press, 1989）。

13. Isa Craig, “Emigration as a Preventative Agency,” reprinted in Lacey, Barbara Leigh Smith Bodichon and the Langham Place Group, 297.有关加拿大招聘英国和芬兰妇女担任家庭佣人的资料，请参见Varpu Lindstrom-Best, “‘I Won’t Be a Slave!’ Finnish Domestics in Canada,” in Looking into My Sister's Eyes, ed. Jean Burnet（Toronto: Multicultural Historical Society of Ontario, 1986), 31—53。也可参见Carolyn Stedman, Labours Lost: Domestic Service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England（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14. 想要了解更多关于英美移民加拿大的信息，可参见Susan Jackel, ed., A Flannel Shirt and Liberty: British Emigrant Gentlewomen in the Canadian West, 1880—1914（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1983); Clio Collective, Quebec Women: A History（Toronto: Women's Press, 1987)。

15. 1988年3月17日萨利·戴维斯（Sally Davis）与作者的通信往来。

16.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Domestic Workers across the World: Global and Regional Statistics and the Extent of Legal Protection（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2013), 25.

17. Ibid.

18. Ibid.

19. Ibid., I.

20. 我很感谢女性主义地理学家乔尼·西格（Joni Seager），她让我了解住房设计的性别史。另参见Gwendolyn Wright, Moralism and the Model Home（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21. “Economic News Release: American Time Use Survey Summary,” U.S. Department of Labor,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June 20, 2013, www.bls.gov/news.release/atus.nr0.htm; Joni Seager, “Unpaid Work,” The Penguin Atlas of Women in the World（New York: Penguin, 2009), 70—71.

22. Wendy Wang, Kim Parker and Paul Taylor, “Breadwinner Moms,” Pew Research Social and Demographic Trends, May 29, 2013, www.pewsocialtrends.org/2013/05/29/breadwinnermoms.　想要了解更多关于在美国从事家政工作的非裔美国妇女和爱尔兰妇女的历史，请参见Danielle Taylor Phillips, “Moving with Women: Tracing Racialization, Migration, and Domestic Workers in the Archive,” Signs 38, no.2（Winter 2013); Erik S. McDuffie, Sojourning for Freedom: Black Women, American Communism, and the Making of Black Left Feminism（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

23. 关于19世纪和20世纪家政工人的历史，可参见Mary Lennon, Marie McAdam, and Jane O’Brien, Across the Water: Irish Women's Lives in Britain（London: Virago, 1987); Hasia R. Diner, Erin's Daughters in America（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3); Joy Rudd, “Invisible Exports: The Emigration of Irish Women This Century,” in “Feminism in Ireland,” ed. Ailbhe Smyth, special issue,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11, no.4（1988); Evelyn Nakano Glenn, Issei, Nisei, War Bride: Three Generations of Japanese American Women in Domestic Service（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Trudier Harris, From Mammies to Militants: Domestics in Black American Literature（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Judith Rollins, Between Women: Domestics and Their Employers（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David M. Katzman, Seven Days a Week: Women and Domestic Service in Industrializing America（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1); Donna L. van Raaphorst, Union Maids Not Wanted: Organizing Domestic Workers, 1870—1940（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88)。

24. John Rentoul, “It's So Difficult to Get Servants These Days,” New Statesman, November 7, 1986, 20; Sara Rimer, “Childcare at Home: Two Women, Complex Roles,”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6, 1988.

25. 智利人类学家希梅娜·邦斯特（Ximena Bunster）2013年7月16日与作者电话沟通。

26. 关于马来西亚政府和马来西亚中产阶级家庭如何共同管理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妇女移民从事家政工作的调查，请参见Christine B.N. Chin, In Service and Servitude: Workers and the Malaysia Modernity Project（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See also Juanita Elias, “Foreign Policy and Domestic Workers: The Malaysia-Indonesia Dispute,” International Feminist Journal of Politics 15, no.3（September 2013): 391—410; Christine Hauser, “Housemaid Is Beheaded in Death of Saudi Boy,”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0, 2013; Keith Bradsher, “Hong Kong Court Denies Residency to Domestics,” New York Times, March 26, 2013。

27. Linda Basch and Gail Lerner, introduction to Migrant Women Claim Their Rights: Nairobi and After（Geneva: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July 1986）, 11.

28. 有关女佣和拉丁美洲中产阶级雇主之间关系的更多资料，请参见Ximena Bunster and Elsa Chaney, Sellers and Servants: Working Women in Lima, Peru（South Hadley, MA: Bergin and Garvey, 1985); Elsa Chaney and Marcey Garcia Castro, eds., Muchachas No More: Household Workers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9)。有一部小说生动地描述了一位西印度群岛女性对美国家庭雇主的想法，即Paula Fox, A Servant's Tale（London: Penguin, 1984)。

29. 对作为雇主的妇女和作为家庭佣工的妇女之间的不平等、也较尴尬的关系进行的最细致研究有Bunster and Chaney, Sellers and Servants; Cock, Maids and Madams; Nicole Constable, Maid to Order in Hong Kong（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Mary Romero, Maid in the U.S.A.（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ierrette Hondagneu-Sotel, Domestica: Immigrant Workers Cleaning and Caring in the Shadows of Affluence（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Ruri Ito, “Crafting Migrant Women's Citizenship in Japan: Taking ‘Family’ as a Vantage Poi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Japanese Sociology, no.14（2005): 52—59。

30. Michele R. Grimaud, “Advocating for Sri Lankan Migrant Workers: Obstacles and Challenges,” in “Distant Divides and Intimate Connections, Part 2,” ed. Nicole Constable, special issue on cross-national comparisons of domestic workers’ organizing, Critical Asian Studies 41, no.1（March 2009): 61—88.又参见Naila Kabeer, Ratna Sudarshan, and Kirsty Milward, eds., Organizing Women Workers in the Informal Economy（London: Zed Books, 2013)。

31. Megha Amrith, “Encountering Asia: Narratives of Filipino Medical Workers on Caring for Other Asians,” Critical Asian Studies 45, no.2（June 2013):231—254.　关于美国家政护理工人的情况，可参见Karen Kahn, “The Value of Care,” Women's Review of Books 30, no.2（March-April 2013): 24—25。

32. 关于在国外工作的女性家庭佣工所经历的各种情况的出色的案例研究汇编如下：“Distant Divides and Intimate Connections, Part 1,” ed. Nicole Constable, special issue on cross-national comparisons of domestic workers’ organizing, Critical Asian Studies 40, no.4（December 2008)。

33.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Executive Summary,” in ILO 2012 Global Estimate of Forced Labour（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2012）,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declaration/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181953.pdf.　关于男孩被贩卖的方式和他们被用来从事虐待性劳动的详细调查（包括在胡志明市的小服装厂当工人），见UN Vietnam, Government of Vietnam, and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Achievement Fund, Exploratory Research—Trafficking in Boys in Viet Nam（Hanoi: UN Vietnam, Government of Vietnam, and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Achievement Fund, 2012）。有意思的是，调查人员发现，许多越南男孩——以及他们的父母和邻居——容易受到伤害，部分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男孩（而不是女孩）在辍学离家时不会受虐待，因为男孩“天生”寻求冒险（xx29， 62）。

34. 例如，可见Ai-jen Poo and Tiffany Williams, “House of Horrors: Labor Trafficking in Domestic Workers,” Daily Beast, July 18, 2013, www.thedailybeast.com/witw/articles/2013/07/18/house-of-horrors-labor， trafficking-in-domestic-workers.html;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LO 2012 Global Estimate of Forced Labor。在一件不常见的诉讼案中，一名秘鲁妇女在雇主新泽西的住所做女佣，她的雇主是驻联合国的秘鲁外交官，这名妇女使自己获得了自由，并对雇主提出了法律指控:贩卖人口从事强迫劳动。Kirk Semple, “Housekeeper Accuses a Peruvian Diplomat of Human Trafficking,” New York Times, June 25, 2013. 2013年，一名美国联邦检察官下令逮捕一名在纽约的印度女领事官员，指控她虐待印度女管家，违反了美国劳工条例，这引发了印度和美国政府之间的外交争议。此次逮捕在印度引发了关于印度中产阶级和上层雇主雇用的印度家政工人待遇的争论。Benjamin Weiser and Michael R. Gordon, “U.S. Prosecutor Defends Arrest of Indian Diplomat,”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9, 2013; Gerry Mullany, “Indian Envoy Is Transferred to U.N. Post,”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2, 2013; Ananya Bhattacharyya, “Having a Servant Is Not a Right,” op-ed,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1, 2013.　美国一个逐州追踪劳工买卖和性交易并寻求起诉证据的组织是Polaris Project of the National Human Trafficking Resource Center, www.polarisproject.org/human-trafficking/overview。

35. Barbara Ehrenreich, Nickel and Dimed: On（Not) Getting By in America（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1).

36. Padmini Palliyaguruge, “Sri Lanka House Maids and Free Trade Zone Workers,” in Migrant Women Claim Their Rights: Nairobi and After, dossier no.15（Geneva: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July 1986), 21—24.

37. Centre for Society and Religion, “Alone　in　a　Strange　Land,” Asian Migrant 1, no.1（January—February 1988):16. 《亚洲移民》由菲律宾奎松市天主教斯卡拉布里尼中心发表。又参见Asoka Bandarage, “Women and Capitalist Development in Sri Lanka, 1977—1987,”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20, no.2（1988):69—71。

38. Palliyaguruge, “Sri Lanka House Maids and Free Trade Zone Workers.”

39. Ibid.　又参见Prema Embuldeniya, “Their Suffering Is Beyond Human Endurance: From the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Migrant Workers, Sri Lanka,” Migration Today, no.40（1988):12—13。关于斯里兰卡北部战后地区妇女和女童，特别是泰米尔族妇女和女童面临的日益严重的贩运威胁的报告，可参见International Civil Society Action Network, “Elusive Peace, Pervasive Violence: Sri Lankan Women's Struggle for Security and Justice,” in “What the Women Say” series, brief 8, ICAN（Spring 2013), www.icanpeacework.org/sri-lanka。

40. 例如，可参见Elaine Salo, “Obscure Lives: Filipino Women Migrants in an Italian City”（unpublished MA thesis, Worcester, MA,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lark University, 1986); Constable, Maid to Order in Hong Kong; Hondagneu-Sotel, Domestica。

41. 试图改革虐待家庭佣工制度的男女通过更广泛地重新审视他们的问题而获得成功，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东南亚历史学家雷切尔·利奥（Rachel Leow）发现，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想要结束马来亚殖民体系的英国改革者们，在将他们的运动重新界定为捍卫“儿童权利”之前，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可参见Rachel Leow, “Age as a Category of Gender Analysis: Servant Girls, Modern Girls, and Gender in Southeast Asi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71, no.4（November 2012): 975—990。

42. 这个描述引自人类学家妮可·康斯特布尔（Nicole Constable）的参与者观察，详见“Migrant Workers and the Many States of Protest in Hong Kong,” in “Distant Divides and Intimate Connections, Part 2,” ed. Nicole Constable, special issue on cross-national comparisons of domestic workers’ organizing, Critical Asian Studies 41, no.1（March 2009): 143—164。

43. “Wage and Hour Division: State Minimum Wage and Over-time Coverage of Non-publicly Employed Companions,” U.S. Department of Labor, www.dol.gov/whd/flsa/statemap, accessed July 20, 2013.

44. National Domestic Workers Alliance, www.domesticworkers.org.

45. National Domestic Workers Alliance, Center for Urban Economic Development,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 and Data Center, Home Economics: The Invisible and Unregulated World of Domestic Work（New York: National Domestic Workers Alliance, 2012), 14.

46. Ibid., xi.

47. Ibid., xi—xii.

48. Cynthia Hess and Jane Henrici, “Informing Policies to Build Career and Immigration Pathways for In-Home Care Workers,” news release, Institute for Women's Policy Research, February 11, 2013, p.5.　有关华盛顿研究所对改善家庭护理工人工作条件的研究和政策倡导的更多信息，请参见www.iwpr.org。

49. Ai-jen Poo and E. Tammy Kim, “Organizing to Transform Ourselves and Our Laws: The New York Domestic Workers Bill of Rights Campaign,” Sargent Shriver National Center on Poverty Law, http://povertylaw.org/communication/advocacy-stories/poo, accessed July 20, 2013.

50. “Domestic Workers’ Bill of Rights,”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Labor, www.labor.ny.gov/legal/domestic-workers-bill-of-rights.shtm, accessed July 20, 2013.

51. International Domestic Workers’ Network, www.idwn.org.

52. “Who We Are,” International Domestic Workers’ Network: www.idwn.info/content/who-we-are, accessed July 20, 2013.

53. Women in Informal Employment: Globalizing and Organizing, www.wiego.org.

54. “Learn about Domestic Workers,” International Domestic Workers’ Network, www.idwn.info/content/learn-about-domestic-workers, accessed July 18, 2013.　劳工组织《第189号公约》通过前夕，关于拉丁美洲家政工人政治组织的研究是Merike Blotfield, Care Work and Class: Domestic Workers’ Struggle for Equal Rights in Latin America（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3)。

55. “C-189: Domestic Workers Are Workers,” International Domestic Workers’ Network, www.idwn.info/campaign/c189-domesticworkers-are-workers, accessed July 15, 2013.

56. “Convention No.189: Decent Work for Domestic Workers,”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sia/-robangkok/documents/genericdocument/wcms_208561.pdf, accessed July 17,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