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女性旅客、选美皇后、空中小姐和女服务员
——旅游业中的国际性别政治

到法国旅行的美国人会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走走。英国的瑜伽爱好者会飞去巴厘岛休憩。俄罗斯人可能会去土耳其享受海滩度假。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可能会被泰国对此的宽容文化所吸引而到那里谋职。日本人到夏威夷旅行也许是为了学习当地的草裙舞。各国的男人到私人的狩猎保护区也许是为了打猎濒危动物。当今，旅游业吸引着数百万游客去往不断被开拓的地方。2013年，当时的中国成为最受外国游客欢迎的地方，同时中国游客成为世界上进行海外旅游的最大群体，人数超过了德国人和美国人。¹

几乎任何地方都能被开发成旅游点：古遗迹、沙滩、清真寺、寺院、教堂或者犹太会堂，一位被人爱戴的作者的房子，一场著名的暗杀地，一只大猩猩的栖息地，一片沙漠、珊瑚礁或者火山。这就代表着，当一个地方变成旅游景点时，人们就会花钱来欣赏，当他们过来后就需要这里提供食宿条件。越来越多国家将旅游业当作出口收入的重要部分。诸如牙买加、巴哈马群岛、萨摩亚群岛、斐济和卢旺达，他们出口收入的40%来自旅游业，这令人难以想象。尼泊尔、克罗地亚、埃及、坦桑尼亚和摩洛哥至少20%的出口收入来自旅游业，此外还有很多这样的国家。²2012年，大约有18亿游客在世界范围内旅行，这创造了全球7%的工作岗位，产生了至少5%的国内生产总值收益。³

旅游业已经变成了庞大的产业。消遣旅游已经成为世界事务中的关键，同时这为政府和私营公司带来了收益和利润，也创造了高薪职业和具有延展性的工作，吸引数百万人去离家很远的地方旅游。人们在旅行中会对他们遇到的人、品尝的食物以及所经历事情的处理方式产生一些新想法或者巩固一些以往的观点。为那些游客服务的人也会对游客产生自己的想法，他们有多苛刻或者多有礼貌，他们有多么爱炫耀或者低调。旅游产生了情感、欲望、怨恨、赞美、友谊和蔑视。

不能认为国际旅游业好像不存在性别差异，否则就太过简单了。人们可以认为在“旅游业”和“酒店”中，女人和男人发挥着同样的作用。人们也可以觉得国家的收支平衡，以及随着不负责任的景点开发和大量游客的涌入带来了环境风险，整个过程中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也没有什么影响。所有这些认识都不重要。但是如果不探究旅游业中男人和女人参与以及受影响的不同方式，人们就不能完全理解上述那些人的观点。

旅游业作为一个概念是存在性别差异的。游客是有性别的。倡导旅游业的政策也是针对不同性别的。追求利润的旅游公司和不断投身旅游业的人也存在性别差异。以上五个方面都具有政治性，都涉及权力的运作。就是说，这一行业，行业中的人们以及在行业中服务的人们塑造着各种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观念和行为。这些认识和行为影响着谁拥有权力以及谁会被权力的行使方式所影响。如果问“女性何在？”——游客、为游客服务的人、推动旅游业的人和被游客所构想的人——就能显示出性别国际政治在旅游业中是多么重要。

然而，作为旅游业的调查者，我们并没有脱离历史。我们只是在不断发展的国际政治性别历史中的某一个特定时刻，问一个跟女性主义有关的问题，“女人在哪”？在这一时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女人会为了生意或者消遣而自发去旅行。这也是一个历史性的时期，来自不同国家、史上最多人数的女人在旅游业中谋求生计，但是即使在旅游业工作的女人获得了收入，平均来讲，在这一行业女性所占比例还是比男性低10%—15%。⁴结果，这也是跨国女性主义活动家对国际机构——世界银行、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国际劳工组织——施加有效影响的历史时刻，目的就是让它们在制定旅游政策时认真关注妇女权益，为女性提供更多机会。同时，在世界性别史上的这一刻，更多的女政治家获得了能对旅游政策制定产生影响的职位：在世界上旅游业中有1/5的部长是女性，这比政府其他部门女部长的比率要高。旅游业中的大多数女部长来自非洲政府。⁵

无拘无束和性别设定

旅游业有自身的国际政治历史，这可以回溯到古罗马帝国时代。在很多社会中，女性的角色就意味着要紧紧围绕家庭。相反，男性就可以到处旅行。在无数社会中，男人和女人的主要区别就是，从文化理念上男人有资格离开家到别处旅行。正如主张男女平等的地理学家所揭示的，在观念上女人受到家庭的保护，一旦一个女人主动离开家而没有获得男性实际上的保护，那么她的名声就很可能会受损。⁶

女性的脆弱性是一个关键问题。几百年来，不同社会的女人被迫去到别处——被奴役或者充当契约工人、难民、性奴或者家长制家庭中没有权利的成员。那些女人的出行并没有威胁到父权体系权威。这种被迫的出行甚至强化了现存的残酷男权体制。

女人为了自己享乐而出行与上述情况是相当不同的。可以说这是一个有自主权的女人。这种行为挑战了一种常见的规定：女人的出行要获得其父、子、叔伯、夫的允许。⁷我们认为，沙特政府禁止女性开车比较极端。这确实很极端（目前正受到沙特女性激进主义者的挑战），但是还有一些其他极端情况：将女性特质与身体上的相对静止联系在一起，比如紧身衣、高跟鞋，此外还有驾驶证：在2010年，英国80%的成年男性有驾驶证，只有66%的英国女性持有此证。但是在过去的40年间，英国女性获得驾照的比例大幅度上升，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英国妇女运动的坚持，主张女性应该有自主权。⁸可是，一些女性可能无意间强化了父权制，她们带有那种不受人尊重的女性气质，用自己轻蔑的姿态反对女性出行。20世纪80年代，在一些频繁开车的女性车辆上出现了这样的车尾贴：好女孩上天堂，坏女孩走四方。如果坏意味着反抗父权制，那么这个标语带有真正的解放意味。

相反，一个男人直到离开家独自到外面世界闯荡时，他才被认为具备了男子汉气概。有些男人选择离开农场，到城市或者矿业城镇上谋职。其他一些男人和伙伴一起自驾出行或者带个背包、一双好鞋到处搭便车。还有一些男人响应号召“加入海军，饱览世界”。

“我剪掉了头发，穿上我丈夫的一套衣服，因为马甲不够大，为了不让我的乳房那么疼，也为了让别人看不出来我是女性，我早就做好了准备把马甲缝了一下，然后戴上准备好的假发和帽子，随后我出门了，给自己买了一把银柄剑和几件荷兰衬衣。”⁹于是，17世纪90年代，克里斯汀·戴维斯（Christian Davies）应征了英国军队。如果她在游历中不能以女性的身份出现，那么她就把自己伪装成男人。然而，克里斯汀以及其他跟她类似的女人的故事并不是纯粹的女性主义反叛故事。虽然为了逃离令人窒息的父权制浓厚的乡村生活，有些女性逃到大海上去当海军，或者应征入伍当一名鼓手，而另一些妇女则声称，那些女人只是作为忠诚的妻子或情人跟随自己的男人。如果这个女人在此过程中暴露了，她们是死是生，通常来讲全凭揭穿她的人相信哪种解释。

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Vita Sackville-West）出身于特权家庭，但是她经常效仿工人阶级的姐妹们，也经常用男装伪装。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欧洲遣散男性老兵是普遍现象。20世纪20年代，维塔穿成男人的样子，冲动之下，和她的同性爱人跑到了巴黎。她觉得伪装成男性的自己获得了解放：

每个傍晚都属于我们。我从未从灵魂深处想过我做了什么。此时我还在犹豫要不要写在这里，但是我必须讲出来……我穿成男孩子的样子。这对我而言很简单，因为我可以在头上绑一条卡其色的绷带，这在那个时候很普遍，所以并没有引起什么关注。我将脸和手都晒黑。当时肯定很成功，因为没有人带着好奇或者疑惑的眼光看我……我看起来就像一个脏兮兮的年轻人，19岁左右的大学生的样子。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一起慢悠悠地走出公寓，穿过巴黎的街道，欣赏傍晚的美好时刻。在我看来，我从未感觉如此自由惬意。¹⁰

最近，女性被离开家乡的想法所吸引而去参军，不需要伪装。远离家乡，不用离开护士学校上阵杀敌，正是佩吉·佩里（Peggy Perri）脑子里想的，她和最好的朋友正决定加入美军当护士，当时是1967年，越南战争的早期。“佩特（Pat）和我都住在家里，我们两人都很惨。我住在我母亲的房子里，觉得不开心，真的不开心，佩特和我都想成为护士，也都想梦想成真，觉得我们可以去任何地方工作了。我们想去其他地方，也想做点什么改变现状。”佩吉后来回忆道。¹¹

佩吉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女孩。她嚼口香糖，喜欢参加聚会。但是她不想放弃自己作为一名受人尊敬的年轻女性的地位。“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会有一些安排支持我们。军队万分肯定这一点……我被去越南这个想法深深地打动了……当时我真的不知道我想去哪里。我想去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之后不久她就实现了愿望。“我记得当时我们收到了指派，我母亲带我去每一个大商场购物。佩特和我都买了新行李箱，她的是亮粉色。当时是正月，我们去所有的邮轮店找轻薄的衣服。我想让每个人都觉得我要去坐游轮。”

在最著名的女性中，她们出门旅行的距离超出了传统允许的距离，她们现在被称作“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旅行者”。她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自北美和西欧的白人中产阶级。接待室、村庄里的水井以及晚宴聚会都不允许她们参加。她们去国外旅行，这在当时被当成男性的特权。她们挑战对女性的束缚，选择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还被白人看成秘境的蛮荒之地旅行。当时有名的旅游胜地（比如意大利和希腊）都不允许女性进入。这些“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旅行者”想要冒险。她们不满足于干等着冒险找上门来，而是主动地探寻。这就意味着她们要去那些当时只有皇家军队、宗教传教士和有钱的贸易商才去的地方。她们穿越沙漠，跋山涉水。

在她们那个时代，她们的行为受到了同胞的质疑，因为她们竟然敢在没有恰当的（白人）男性保护下走了那么远。在通常情况下，男性保护者是当地的男向导，比如一个蒙古男向导教会了米德莱·凯伯和佛兰切斯卡·伏连契如何借助星光穿越戈壁沙漠：“刚开始我走在石头中总是被什么绊住，脚受伤了……之后我意识到向导在运用白天的感官能力训练一种更微妙的本能，这种本能能够在黑暗中指引他，逐渐地，我也学会了如何训练这种技能，信任我的直觉，沙漠中有一种特有的晴朗的黑暗，最后在这种黑暗中我也会感到很安全。”在1926年到1941年间，米德莱·凯伯和佛兰切斯卡·伏连契五次穿越了戈壁滩。¹²

虽然她们有丈夫作陪，充当传教士或者科学家，但是“维多利亚时代女士旅行者”坚持特立独行的亲身体验。她们中的大多数人是白人女性，经常选择去一些非白人的社会中，这一行为给她们的旅行增添了一种非同寻常的勇敢气息。空间和种族结合在一起会对女人和男人产生不同的影响，即使他们来自同一社会阶层也不例外。¹³

玛丽·金斯利（Mary Kingsley）、伊莎贝拉·伯德（Isabella Bird）、亚历山德拉·戴维-尼尔（Alexandra David-Neel）、妮娜·马祖切利（Nina Mazuchelli）、安妮·布洛克·沃克曼（Annie Bullock Workman）和妮娜·本森·哈伯德（Nina Benson Hubbard）是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著名女性，她们为自己赢得了“冒险家”“探险者”的身份。这两个标签完全是男性化的。男性气质和探险就像男性气质和军人一样联系紧密。这些有冒险精神的女人挑战了观念上的认识，但是她们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矛盾性问题。虽然她们明显自觉地挑战禁止“体面的”女性到偏远地区旅行这样的禁令，但是在一些方面，她们看起来还是很传统。她们中的有些人不承认女性具有投票权。一些人拒绝承认她们自己对冒险权利的坚持在多大程度上破坏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观，也破坏了西方男性和西方帝国主义之间的纽带。

玛丽·金斯利是这些女性旅行者中最迷人也最著名的一个。玛丽其父是探险家，其兄是冒险家。玛丽生于1862年，长于女性教化和帝国主义扩张都兴盛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她似乎生来注定要看护生病的母亲，为其环球旅行的哥哥看好家。但是玛丽不这么想，1892年她去了非洲，这是她第一次旅行，之后还旅行了很多次。当她向西非内地进发时，她和非洲男搬运工和向导待在一起，并且没有白人男性的保护。到内陆才被看成是真正的冒险。在随后的几年里，她帮助欧洲男性商人在非洲海岸和河流上游之间做生意。她对非洲社会宗教崇拜的详细了解甚至得到了大英博物馆中那些名人的认可。¹⁴

玛丽·金斯利也变成了现场巡回演讲的最著名讲演人之一。她吸引了全英国的热心观众来听她在非洲旅行的故事以及维多利亚帝国新征服地区的生活。许多女性旅行者通过公开演讲赚旅行费用。这种巡回演讲可能对那些待在家中的女人也加入大英帝国中产生了重要影响。通过听玛丽描述殖民政策及给当地人们带来的影响，这些女人也加入到了英国官员的讨论中，即应该怎样更好地让非洲和亚洲的人们融入大英帝国之中。

听演讲的女性和玛丽一样对政治感兴趣。演讲人和听众一起协助塑造了英国的帝国主义文化。那些待在家的听众当听到别的女人谈论旅途中所谓的异域民族时，她们对自己帝国文化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她们借此能够扩大对世界的了解，而不需冒失去女性尊严的风险，这种尊严使她们觉得自己比被殖民的女性优越。反过来，她们对帝国事务的好奇帮助玛丽筹集到了进行挑战性别传统旅行所需的经费。

一个世纪之后的20世纪80年代，纽约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图书馆管理员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活动，向那些为科学探索作出贡献的美国女性致敬。“战地妇女：博物馆的无名探险者”旨在让人们看到迪莉娅·阿克利（Delia Akeley）、迪娜·布罗德斯基（Dina Brodsky）和其他女性探险者，她们对科学的贡献被忽视，因为这些女性被视为业余爱好者或仅仅是探险者的妻子。展览只包括稀有书馆前的三个小玻璃柜。当两位女性参观者透过玻璃凝视那些已经褪色的日记和信件时，她们可以听到学校的孩子们熙熙攘攘地奔向不远处的千年恐龙展览。而在这里并没有好奇的人流。她们两个就是唯一的观众。在这场低调的展览面前，她们试图认识自己，这也促使这两位陌生人拉近距离交流彼此的想法。她们看到了一张迪莉娅·阿克利的照片，照片中她骄傲地站在她刚为博物馆搜集到的巨大獠牙中间，此时一个妇女说道：“我的一个朋友曾想做一名探险家，但是她还是强迫自己当了一名图书管理员。”¹⁵

历史学家经常会觉得“首位白人女性”到达某个地方是值得关注的，好像她的到来改变了一个地方。一位白人女性的到来注定是要载入国际体系之中的。如果一位白人女旅行者到了某个地方，那么其他的白人妻子或者白人女游客还会不来吗？

女性气质、进步和世界博览会

随着旅游业发展为一个产业，出现了这样一种认识：世界就是等待普通公民和探险家去发现的。早在迪士尼于1982年在佛罗里达开放其艾波卡特（Epcot）世界主题公园之前，世界博览会、博物馆和旅行讲演就催生了这种观念。

世界博览会的参加者不用离开她的国家，只要她们选择“参观”菲律宾、阿拉斯加、日本或者夏威夷，就能体验世界的偏僻角落。据估计，1876年至1916年间，在美国就有将近100万人参加世界博览会。¹⁶世界博览会的设计不仅仅是大众娱乐，其设计者的目的是想帮助公众设想一个工业化和殖民化的全球企业。

所有世界博览会的核心都是进步、全球进步的理念。博览会的投资者相信，通过从地域上比较“落后”和“文明”的文化，全球取得的进步是值得庆祝的。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博览会设计者安排了非裔美国和美国土著文化——这些文化显然已经走上了文明进步的道路。他们构建了精心设计的场景，想象游客会发现这些场景充满异国情调。为了体现这一点，他们安排了从萨摩亚群岛和菲律宾来的男性和女性。他们呼吁新兴的人类学专业整理他们的想法并确保真实性。最后，博览会设计者做了逼真的明信片，这些文化的陈词滥调明显突出了现代性维度中“进步”和“落后”的两端。

在庆祝进步之时，生活在异域的外来土著民族与最新的技术发明同样重要。行走在简单仿制的萨摩亚村庄和充满动力的、闪亮的火车头之间，博览会参观者对所取得的进步产生了一种难以自抑的兴奋。言下之意是美国——或法国或英国——引领着全球化进程。为了表现这一点，深受殖民经历影响的文化被安排在了博览会走廊的最远处。最终，或者正如世界博览会的情景所表明的那样，通过帝国托管，将所谓的世界原始民族带进文明之光中。世界博览会表达了一种复杂的国际政治宇宙观。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性别化的美国、英国和法国被当成世界进程的引领者，并被做了这种令人振奋的对比。《奥马哈每日蜜蜂报》（Omaba Bee）的一名记者在描述1898年跨密西西比河博览会和国际博览会时捕捉到了这种精神：“白人面对的是一群可怕的、不断繁衍的敌人，他们充满勇气、男子气概和正直的精神，这些情况将会给成长中的儿女们留下一个教训，这个教训将会在几年后结出硕果，那时美国尚未安定的蛮荒之地将会成为星条旗上的珠宝。”¹⁷

那一年是1898年，美国政府正在大举扩张。美国人通过他们的刚毅打败了西班牙、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他们勇敢的行为证明了工业化和新兴的城市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并没有像一些人所担心的那样，削弱了美国白人的男子气概。几十年内，美国人不再满足于古巴、波多黎各的舞者或者菲律宾的村民在博览会上的展览。那些国家建造了一些旅游酒店、海滩圣地和赌场来吸引美国的寻乐者——这一切都是由于美国男性文明带来的全球进步。

在这个充满活力的时代里，世界博览会宣扬了白人男子气概对文明的帝国使命的推动作用，反过来，追求帝国使命又重振了国家的男子气概。同时，世界博览会旨在体现文明女性的教化证明了男子气概的价值。

因此，游客从世界博览会中看到了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形成的对比和启示。女人既是观众也是被参观者。白人女性本应该摆脱对其享受文明好处的感激之情。人们不期望她们从投票权和经济独立的角度来衡量奴隶制发展到文明所取得的进步，但是想让她们在家庭中的尊贵地位与辛苦的体力劳动之间作出很好的权衡。站在他们的角度上，白人男性应该看看“野蛮”男性如何对待过度工作的女性，并对他们自己充当了保护者和养家糊口的文明角色感到庆幸。如果没有萨摩亚群岛、菲律宾和其他殖民地区的女性，参观博览会的男男女女都不会对自己在这个新兴世界中所处的地位感到满意。

一些美国妇女将这个世界博览会看作一个完美的舞台，它展示了女性对世界进步的特殊贡献。美国1876年的百年博览会专门设立了一个女性展示馆，庆祝新出现的家庭科学，以及全世界妇女创作的艺术和工艺品。进步、技术和女性家庭空间嵌入到了一种修正的性别文明中。1893年，为了庆祝哥伦布发现美洲400周年，芝加哥要举办一场大型博览会。女性主义者苏珊·安东尼（Susan B. Anthony）领导了一场运动，以确保女性不再像1876年的博览会那样被排除在设计之外。全由男性组成的美国国会回应了妇女的游说，授权任命一个女性经理委员会参与1893年哥伦比亚博览会的设计。委员会承诺建造一座妇女大楼。这是博览会上最大也最具吸引力的建筑，由23岁的女建筑师索菲亚·海登（Sophia Hayden）设计而成。但是这座妇女大楼和其展览并没有挑战博览会的根基。负责这项雄伟方案的白人妇女仍然觉得她们要展示的是美国妇女为改善女性的家庭条件发挥的引领作用。妇女大楼里展览的都是一些最先进的家用技术，它们有效地减轻了女性的家庭负担。这些妇女也没有像在其他方面一样，挑战博览会默许的种族等级制。这个女性经理委员会由一位富有的芝加哥社会名流任主席，拒绝提议选任一名黑人女性担任任何有影响力的职位。¹⁸

旅行团和体面的女人

旅游既是物理运动，也是意识形态。这是一套关于工业生活和官僚生活的想法。¹⁹这是一套关于女性特质、男性特质、教育和娱乐的假设。²⁰

在旅游业的世界观中，某些女性被认为充满了异国情调。她们充满陌生感、美丽、自然天成。那些充满大众化旅游幻想的女性不用吸尘器或手推车，不参加家长会，也不对家庭开支精打细算。她们不对男人作出批判性的判断。与这些幻想中的女性在一起，男性游客觉得自己已经摆脱了文明的束缚，同时也摆脱了体面女人强加的行为标准。但是，到19世纪中叶，这些男人的女儿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到处旅行。

托马斯·库克（Thomas Cook）或许值得称赞，因为他为那些高贵的女游客营造了安全的世界。在1841年英国的一个夏日，库克步行去参加一个戒酒会议，他萌生了为下一次会议租一列火车的想法，这样参加者就可以乘坐火车，支付较低的费用，并且在去参加会议的时候可以享受“火腿、面包和茶点”，其间穿插着反对酗酒的告诫。大约有570人报名参加了第一次旅行。²¹

起初，库克主要关心像他这样的劳动者。他想给他们提供一种不能饮酒的消遣。直到后来，库克才意识到，旅行团可能会吸引劳动者及其妻儿，最终，没有男性家庭成员的女性也被吸引来旅行。到了19世纪50年代，英国更先进的中产阶级女性开始自己赚钱，并考虑去旅游消遣，如果不去西非，怎么也要去德国。她们仍然需要维护自己的尊严，以便保持婚姻关系，因此她们需要找一个值得尊敬的男人带领并陪同旅行。节制倡导者库克恰巧提供了这样的服务。1855年，他收到了四个姐妹的来信——来自萨福克郡的玛蒂尔达（Matilda）、伊丽莎白（Elizabeth）、露西拉（Lucilla）和马里昂·林肯（Marion Lincolne），他才意识到体面女人旅行所带来的商业潜力。林肯家族的四姐妹来自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家庭，她们的家庭主张节制。她们都在20多岁时工作赚钱，有收入可以用来娱乐。她们想亲眼看看莱茵河的美景和大陆传说中的城市：

女士们独自一人，没有保护，怎能到离家六七百英里的地方去？然而，权衡了诸多利弊之后，我们逐渐萌生了这种想法，接下来我们开始咨询导游，寻找导游书籍，阅读相关描述，做笔记，并与库克先生通信……的确，我们遭到了一些反对——一位朋友宣称女士们不宜单独旅行——这位先生认为我们太独立了……但是不知何故，库克先生的一次采访消除了我们所有的顾虑，我们立刻把自己交给了他……

我们的许多朋友认为我们太独立、太冒险了，不能离开老英格兰海岸，因此在没有亲属保护的情况下，踏入维多利亚控制之外的外国领地，但是我们只能说，我们希望这不会是我们最后一次旅行。我们会带着库克先生这样的向导兼守护者去任何地方冒险。²²

库克被玛蒂尔达和她姐妹们的信打动了，他开始刊登广告，直接招募女性游客。到了1907年，该公司的杂志《旅行者报》封面上出现了精力充沛的年轻女性，她跨在地球上。

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托马斯·库克集团（Thomas Cook Group）发展到了17个国家，每年为2 300万游客提供服务，年销售额达148亿美元。²³它鼓舞了许多竞争者。对于一些在国际经济方面非常成功的公司而言，一揽子旅游度假是一种有利可图的商品。他们不仅吸引来自英国和美国的游客，还吸引了日本、中国和韩国的游客。他们带着游客去亚美尼亚考古，参观古巴的犹太教堂、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的野生动物，进行意大利的自行车旅行和秘鲁的印加考古旅行，他们本来害怕去这些地方。运营商们也提供了雄心勃勃的托马斯·库克所提供的服务：保护、知识、便利和准入。每次旅行都受到持续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影响。

在英国莱斯特火车站外，人们可以看到托马斯·库克的雕像。一个破旧的手提箱和卷边伞在他的脚下，他左手拿着怀表，等待着第一批游客。

进一步发展的旅游模式

商业化旅游从一开始就成为全球一体化的强大动力。比其他形式的投资更重要的是，它象征着一个国家进入了国际社会。外商独资的矿场、军事前哨基地和博物馆探险以一种通常来讲不平等的方式将以前的“边缘”社会引入国际体系。旅游业需要一种更具政治影响力的亲密关系——因为游客不需要特别冒险或大胆、不需要学习外语，除了一些非常基本的当地习俗之外，也不需要适应其他东西。对于男性游客来说，只需要了解奇怪的当地货币，学会什么时候给小费，什么时候不给小费就可以了。然而，对于女性游客而言，她们也必须学习基本的知识，比如要知道什么时候穿长袖子的外套和裙子，什么时候要遮住头发。现在，所有的网站都会为女性游客提供在不同国家所需的正确着装指导。当人们搜索男性游客着装指南时，还是会返回到女性着装建议的网页。

当某个政府宣布要将促进旅游业作为其主要产业之一时，其含义是，政府官员想让那些来他们国家旅行的外国人感受到当地的政治稳定、安全和亲和力。一个决定依靠旅游业收入来实现其发展目标的政府，是一个已经决定充分遵守国际规范的政府，即使是一个独自旅行的女性也会感到宾至如归。随着女性游客对一个国家旅游业的成功变得至关重要，这种承诺具有了更强的政治和经济意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大众旅游开始取代精英旅游时，大多数娱乐性的旅游发生在北美和西欧内部或者它们之间。20世纪70年代中期，去发展中国家度假的游客中只有8%是北美人和欧洲人。10年后，这个数字上升到了17%。²⁴而10年前，加拿大的中产阶级曾考虑过穿越边境去科德角或佛罗里达享受假期温暖，跟去巴哈马群岛或古巴一样。最近几年，他们的法国同行更倾向于把突尼斯或摩洛哥而不是尼斯作为度假目的地。同样，斯堪的纳维亚人现在选择去斯里兰卡或果阿度假，而不是科斯塔德尔索尔。

直到21世纪早期，大部分加勒比政府将旅游业当作核心发展领域。这些都是审慎的政治决定，目的是减轻国家对原料商品和大型蔗糖、香蕉跨国企业的依赖，而这些公司与其国家的殖民历史紧密相关。然而，这种以旅游为基础的发展战略也存在一种风险：气候变化导致的该地区飓风频率和严重程度的任何增加，以及主要航空公司航线和票价的任何改变，都可能危及那些哪怕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加勒比发展计划。

同样，2011—2013年发生了“阿拉伯之春”，这场政治动乱使成千上万欧洲和北美游客受到惊吓，发展中国家埃及的旅游业陷入了旋涡。由于旅游收入占到了埃及国内生产总值的11%，并有1 800万埃及人受雇于旅游公司，所以这场风波差不多相当于一场经济危机。²⁵因此，总部设在日内瓦的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了2013年国际旅游报告，将埃及列为“140个旅游目的地中最不安全和最无保障的旅游地”²⁶。关于埃及政治的许多国际报道都以当地和外国妇女在公共场所遭受性骚扰的经历为主，这对埃及来说更是无济于事。

也许最值得警惕的故事来自印度。因为很多妇女——不只欧洲和北美妇女，还包括来自日本、韩国、中国和拉美的女性——都为自身争得了在地理移动上的权利，并且随着越来越多的妇女从有偿工作中挣得足够多的钱来消费，所以对于任何一个依靠旅游业为发展战略的政府而言，如果在国际上获得了妇女在这里旅游不安全的名声，那么它的发展战略都会受到损害。声誉的国际性对旅游战略家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在埃及和印度，当地女性活动家十年来一直在挑战当地男性的性骚扰和性侵犯，并给其命名；她们批评警察和政治家轻视妇女的人身安全。但是，这些代表当地妇女权利和安全的女权运动几乎没有引起过全球注意。只有当性骚扰和性侵似乎有危及外国女性游客的安全时，媒体和官方才开始关注。²⁷

2012年12月，一名23岁的印度女医科学生在新德里公共汽车上遭到五名男子轮奸和谋杀，引发了印度公众的历史性抗议。这不是一群印度男人第一次对印度妇女进行性侵，但这次触动了一根敏感的神经。成千上万的印度男性加入妇女的队伍，上街游行要求印度警方认真对待发生在印度妇女身上的性骚扰、跟踪和攻击。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制止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印度女性主义活动家——以及助长这种暴力行为的观念——突然受到了印度主流媒体和国际媒体记者的关注。《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由一名印度女性主义作家撰写的专栏文章，讲述了她30年前被强奸的经历。作家苏海拉·阿卜杜拉（Sohaila Abdullali）坚持认为，人们普遍认为印度女性的声誉取决于她的性纯洁，这不仅是父权制的影响，而且也压制了被攻击的女性，挫败了追究男性犯罪者责任的努力。阿卜杜拉说，这是一种父权扭曲的观念，不仅母亲、父亲和邻居，警察、法官和政治家也在助推者这种观念，而这种观念应该受到直接的挑战。通常情况下，性侵是家族的秘密，好像这是被女性化的故事和家庭的耻辱。但是，阿卜杜拉强调说，应该向警方报告性侵经历，这种行为应该被每个人认为是一种犯罪行为。被指控的攻击者应该受到调查，并在公开法庭上受到严厉起诉。阿卜杜拉给她的专栏文章取名为“我的身体受到了伤害，但我的声誉不能”。几小时之内，它就在全球范围内迅速传播，为印度妇女运动增加了动力。²⁸

在2012年轮奸事件发生后的几周内，印度女性主义者继续对政府施加压力。由三名印度高级司法官员组成的权威小组维玛（Verma）委员会于2013年1月底发布了一份报告，指责警察和司法系统惯常不严肃对待暴力侵害妇女的行为。新的印度男性群体组织起来改变他们自己和其他男性对女性的态度。²⁹

印度的抗议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关注，促使印度政府通过了否则可能永远不会脱离议会的法律。它激励了印度女性主义者，促成了新政治联盟的形成。但是这也让很多非印度女性重新思考她们的旅行计划。2013年前三个月，当国际媒体报道新德里强奸案和随后的抗议之时，外国游客人数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5%。女性游客的数量下降幅度更大，下降了35%。印度旅游当局试图否认这些数字，称旅游业并没有受到强奸案或抗议的影响。³⁰

这些旅游数据显示，印度官员正在按性别归档旅游数据。并非所有国家都这样做。尽管官员们试图拒绝任何建议——无论是外国的还是印度的——但是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正在削弱印度庞大的旅游业，这些官员与在印度经营的私营旅游公司一起采取行动安抚外国女性。旅游业和女性游客对旅游业的贡献对印度的发展规划者来说实在太重要了，以至于不能让她们受到危害。旅游业占到了印度国民生产总值的6%，有组织就业的10%，提供了2 000万就业岗位，并有大约7 000万印度人在跟旅游相关的大型非正式部门就职。³¹托马斯·库克公司是第一批采取行动的公司之一，推出了新的印度女性专属旅游项目，并为女性游客免费提供手机，手机上装有医院和警察局的紧急号码。新德里的豪华酒店为女性客人创建了“单身女士走廊”，并配备了女性员工，而旅游部则建立了一条多语言免费求助热线，只有女性员工才能接听。³²

然而，一旦国际媒体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地方，对旅游业的威胁减弱，印度男性主导的政治和商业精英是否会继续认真对待印度女性主义者的分析和对印度妇女的暴力行为，这一点尚不清楚。

选美和旅游

世界小姐选美大赛的创始人是英国商人埃里克·莫利（Eric Morley）和他的家人。举办环球小姐选美大赛的权利由美国亿万富翁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所有。³³尽管这两项比赛都是毫不掩饰的逐利项目，但许多旅游支持者已经开始将当地妇女纳入这两项全球化比赛中，以此来促进本国的发展目标。旅游业的选美支持者认为，如果他们国家的一名女性获得“世界小姐”的称号将会带来积极的影响，尤其是对那些经常被忽视的国家，这将会吸引更多的游客。选择参加竞选的年轻女性可能会有自己的雄心抱负，但是随着竞选的发展，她会受到严格的控制，尤其是从国家和世界的层面来讲更是如此。从这个角度上讲，许多人将会对她的饮食、肤色、衣饰、品性和表达的价值观进行包装。

此外，传统的父权制对本国选美小姐怀有一种自豪感，这能促进这些国际选美比赛的开展。³⁴当地一些民族主义者赞同这种观点，而其他人强烈抗议这种竞争，认为这会诋毁“他们的”女性。印度保守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持反对态度，2007年南苏丹小姐选美比赛开始时，居住在美国的南苏丹人出现了分化。³⁵委内瑞拉政府一直是为国际选美比赛招募、培训和管理当地年轻女性最积极的政府之一。³⁶

再用两代人的时间冰岛就可能会变成一个穷国，主要依赖于其渔业和牧羊业的发展，这里气候恶劣，人口稀少，其他地区的人不会讲冰岛的语言。在20世纪80年代，冰岛积极的重商、男性主导的执政党独立党不仅促进了对银行和热能生产的放松管制，还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这些都加速了冰岛的发展。这个占统治地位的男性精英认为，国际选美比赛中的竞争很适合他们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方案。³⁷

许多冰岛人似乎对重新开展冰岛小姐活动感到高兴和自豪。安迪斯·鲁道夫斯德特（Anadis Rudolfsdottir）是一名冰岛女性主义者和研究人员，她在采访中发现，许多女性和男性在电视上观看了决赛，并喜欢他们看到的东西。当冰岛小姐在1985年和1988年当选为世界小姐时，人们的自豪感溢于言表。³⁸其中的一个影响是现在冰岛年轻女性成为了吸引北美和欧洲男游客的商业工具。这意味着会产生一种男性化、性感化的旅游场景：欧洲男人可以购买飞到冰岛的便宜机票，到了冰岛之后在雷克雅未克酒吧享受夏日阳光充足的夜晚，并且可以随时遇见美丽的冰岛年轻女性。国有航空公司冰岛航空也推波助澜，宣传“一夜情”。

冰岛小姐比赛的当地组织者决定集中精力赢得世界小姐选美比赛，而不是环球小姐，因为世界小姐的国际组织者塑造了一种不一样的女性形象，比环球小姐更纯洁，带有一种更为含蓄的性感。冰岛组织者有意识地将冰岛小姐——以及被招募参加竞争的绝大多数金发女郎——与冰岛的民族主义联系起来，这种做法彰显了冰岛的纯粹。著名的蓝色潟湖成为仪式的完美背景，来自该国一个冰川的冰被提供给受邀的客人。安迪斯·鲁道夫斯德特发现，争夺冰岛小姐头衔的女性不仅要外表漂亮（通过严格节食来保证），还必须“散发内在美”，就像冰岛的地热湖水一样。³⁹

冰岛的女性主义者认为幽默是嘲笑支持冰岛小姐比赛的最佳策略。他们在雷克雅未克酒店外为一头母牛加冕，并举行了一场模拟公开拍卖妇女的活动。21世纪初，尽管冰岛小姐在2005年再次获得世界小姐桂冠，冰岛人对竞赛的兴趣逐渐减弱了。之后在2013年，重商独立党（Independence Party）与其盟友新农村进步党（Progressive Party）击败了社会主义-绿色治理联盟（Socialist-Green），赢得了议会多数席位，之后组织者试图重燃对冰岛小姐竞赛的兴趣。当地女性主义者作出了回应。在社交媒体的推动下，参加比赛的都是他们自己的候选人。100名冰岛女性主义者——包括研究人员安迪斯·鲁道夫斯德特（Anadis Rudolfsdottir）和议会中的女性主义者西格丽德·英吉比（Sigridur Ingibjorg）——提名自己为冰岛小姐。⁴⁰

空姐和服务员

早期，航空公司的老板和经理从历史悠久的铁路公司和远洋公司那里获得劳动力。正是这些铁路公司和远洋公司造成了种族和性别之间的严格区分，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提高利润，同时为付费乘客营造出一种安全和休闲的氛围。最初，远洋船员是男性，按级别和种族排列。今天仍旧如此，白人男性官员向乘客展现出能力和浪漫。印度尼西亚人、菲律宾人和其他在餐厅和舱内服务的有色人种向乘客（其中绝大多数是白人和异性恋者）展现了一种令人欣慰的全球等级制度，同时接受公司支付较低的工资。在20世纪中叶，当公司高管开始意识到女性乘客更喜欢被女性侍候时，女性机组人员成倍增加。伊莱恩·朗（Elaine Lang）和伊夫琳·休斯敦（Evelyn Huston）是20世纪30年代为数不多的几个签约为苏格兰女王公司（Empress of Scotland）工作的英国女性之一，当时她们很难在岸上找到工作。她们当上了空姐，等级地位得到了逐渐提升，但也发现女性不可能进入全是男性的长官队伍。她们最大的期望是为头等舱乘客服务，而不是为经济舱乘客服务：“工作和床，工作和床，仅此而已。”如今，数百名女性受雇在蓬勃发展的邮轮行业，担任服务人员。种族化的性别分工继续维持着越来越大的游轮和数百万美元的邮轮产业。⁴¹

当创办第一批航空公司的男性最初考虑选择飞行员时，他们只考虑男性，尽管女性是第一代飞行员。布兰奇·斯科特（Blanche Scott）被认为是第一位白人女飞行员，贝茜·科尔曼（Bessie Coleman）被认为是第一位非裔美国女飞行员，尽管她必须去法国接受飞行训练。虽然第一位获得飞行员执照的女性哈丽雅特·昆比（Harriet Quimby）早在1911年就获得了执照，到1935年估计有700名女性飞行员，但直到1973年，一家定期航班的美国航空公司才雇用了第一位女性飞行员埃米莉·豪厄尔（Emily Howell）。⁴²

航空公司的男性经理人逐渐采纳了机组人员女性化的想法，即应该雇用谁在飞机客舱工作，为乘客提供服务。1930年，波音航空运输公司（后来成为联合航空公司）的所有者开始认为，男性副驾驶作为客舱服务人员承担双重职责的要求太高了。波音航空运输公司的经理拒绝了美国铁路公司流行的非裔美国男性搬运工式的工作模式，他最初认为如果采用美国海军选择的种族化的性别化帝国劳动模式，乘客在机舱里得到菲律宾男性乘务员的服务，将会是最舒适的，所以美国海军经常招募菲律宾男性给其白人海军军官担任私人乘务员。只有当他与埃伦·彻奇（Ellen Church，她是一名护士和一名训练有素的飞行员）打交道后，他才改变了主意——也改变了他的性别劳动模式。彻奇认识到，经营羽翼未丰的航空公司的男性不太可能克服自己的性别歧视观念转而雇用一名女性飞行员，因此她提议，受过护士培训的女性——白人女性——最有能力担任航空公司的机组人员。她们是熟练的专业人员，她们的出现会让乘客安心，这时许多乘客才会真正克服飞行紧张。1930年，首批八名“空姐”参与了波音航空公司的飞行。航空公司机组人员的女性化速度很快。到1937年，美国航空公司雇用了105名男乘务员和286名女乘务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国际大众旅游业的迅速兴起，男性驾驶舱机组人员中加入了女性乘务员。⁴³

泛美航空公司的创始人和雄心勃勃的领导者胡安·特里普（Juan Trippe）采用了相同的性别工作模式，但稍微改变了其种族化模式。特里普开始相信，泛美航空公司能够展现其作为旅游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导全球航空公司形象的唯一途径——在这个过程中，迅速发展的日本航空公司改变了亚洲新出现的竞争——是雇用亚裔美国女性在泛美航空公司的跨太平洋航班上担任空姐。因此，在1955年，泛美航空公司雇用了第一批它称之为“第二代日裔美国空姐”（nisei steuar desses）的人。“Nisei”一词通常用于在美国出生的日裔美国人。尽管不是全部，但大多数泛美航空公司的妇女都是在夏威夷长大的日裔美国人。尽管如此，特里普雇用的所有亚裔美国女性都被贴上了“日裔”的标签，因为20世纪50年代，在大多数美国人的心目中，这个词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美国陆军著名的442团战斗队中作战的爱国日裔美国人。第二代日裔美国人、战时英雄主义和泛美航空公司的全球旅游业务将与女性化的机舱服务合并。⁴⁴

虽然男性高管想方设法从男性化的商业中获利，但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大多数被雇来当乘务员的女性并不认为这种女性化是一种不公平。这些女性中的许多人认为，她们的就业与体面的女性气质一致，并且这种做法为有偿职业和全球旅行敞开了大门。然而，有两个变化使许多空姐变得比较激进：她们在飞行中的工作条件恶化，同时越来越多的男性高管为了公司的市场份额，试图将空姐及其服务性感化。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国有新加坡航空公司刊登了一则裸体插页广告，广告中是一名亚裔女性，不太清楚她属于哪个种族。她可能是印度人或马来人，身处朦胧而又写意的背景下，手里拿着一朵睡莲，端庄地望着读者。上面没有关于该航空公司票价或安全记录的信息，只有一条微妙的信息：“新加坡女孩……飞行的好选择。”在20世纪80年代的长途航班上，大多数乘客被假定为男性，斯里兰卡国有航空公司宣称“你的事情是做生意……我们的事情是提供快乐”。⁴⁵

面对这些变化，许多空姐决定组织起来。1972年，一家美国航空公司的两名空姐组织了争取妇女权利的空姐组织，以此挑战公司老板和实施性骚扰的男性乘客固有的性别歧视观念。争取妇女权利的空姐组织中的活跃分子公开认同20世纪70年代更广泛的妇女运动，提出了她们的座右铭：“玩弄我？玩你自己的吧！”该组织的女性帮助空姐争取同等报酬的权利、结婚后继续做空姐的权利、免受性别歧视的制服要求的权利（不再穿热裤，不再穿高至大腿的皮靴），并保证她们会被视为安全专业人员。⁴⁶

然而，40年后的今天，随着航空公司在全球的竞争力越来越强，公司高管们在这方面的收益就缩减了，所以就减少每班飞机上的乘务员，同时增加乘务员的任务量。作为回应，被雇用为空乘人员的女性和男性公开反对他们的工作条件，他们的种族、民族和年龄呈现多样性。正如一名空姐最近给一名似乎不知道空乘工作条件恶化的记者写信时所说的：“我是那些去达拉斯捡垃圾的空乘之一，拿着五个罐子，提醒所有没有听安全通知的人系上安全带，关掉电子设备……所以，在你报道我们都是抱怨者之前，站在我的处境上想一想，整架737飞机，只有我们三个人在工作。”⁴⁷

全球化的服务员

游客到达目的地之后，他们的期望就是摆脱枯燥的国内琐事，能够放飞自我。从另一个角度上讲，存在游客就意味着需要有人为游客提供服务。

因此，包括女服务员、厨师和保安在内的客房服务员对国际旅游业来说至关重要，这种重要性不亚于矿工、香蕉工、橡胶工和制糖工人对殖民地工业的重要性。但是，客房服务员似乎与此存在差异。即使香蕉或制糖种植园的一名收入低、过劳的男性雇员也会拥有一把弯刀，这是力量的象征，表明他的工作很有男子汉气概。许多民族主义运动以受剥削的男性种植园工人为团结中心，这一形象代表了他们对国家主权的否认。

民族主义领导人对外国银行家推行的依赖旅游业的政策感到震惊，也接受了他们自己的政府，但这些领导人不愿意在周围都是压迫女服务员的氛围中发起集会。民族主义运动中的男人可能会发现，一个挥舞砍刀的男人在一个白人顾客的度假胜地变成了一个端着托盘的侍者，这让他们更容易被激怒——他的男性自豪感被偷走了。该地区不同岛屿社会中的加勒比民族主义者抱怨说，他们政府的亲旅游政策已将社会变成了“街头卖艺的大集合”。对他们来说，“女服务员国家”没有同样的动员圈。毕竟，一个以无偿农业工人的工作换取低薪酒店清洁工工作的女性并没有失去任何女性气质；她只是确认了这一点。⁴⁸

旅游业被经济学家称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就是说，它拥有高比例的人力资本投资和机械装置。作为游客来到一个地方的人期望得到很多服务。与其他劳动密集型行业一样，在服装制造、医疗保健和儿童护理、食品加工和电子组装等行业，所有者赚钱，政府赚取税收，以降低分配给相对大量工人的工资和福利成本。

自19世纪初以来，雇主试图通过将大多数工作定义为“非技术要求的”或“低技术要求的”——换句话说，据称那些工人天生就知道如何做这种工作——来降低劳动密集型产业雇用工人的成本。在大多数社会中，女性被当作天生能干的清洁工、浆洗工、厨师和服务员。由于旅游公司恰恰需要这些工作，如果他们能把这些工作定义为女性的天职，公司就能保持低劳动力成本和高利润。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在加勒比地区，当巴巴多斯和牙买加等新独立的国家将旅游业作为其发展计划的核心时，在从事旅游业的人员中，75%是女性。⁴⁹此种女性观念对加勒比各国政府的旅游政治至关重要。

加勒比国家并不是特例。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渴望吸引外国工业和外汇，政府批准在沿海地区建造新酒店，开设电子、服装和其他出口工厂，并帮助管理者雇用工人。深圳新竹园酒店雇用了360名员工；80％是女性。⁵⁰同时，在菲律宾，独裁的马科斯政权及其继承者民主化的阿基诺政权都依靠旅游业赚取亟须的外汇。马尼拉花园酒店雇用了500名工人，其中300名是女性。但是，1986年推翻费迪南·马科斯的民主群众动员也激励了菲律宾酒店的工人，其中许多人加入了菲律宾酒店、餐厅和联合工业工人联盟。菲律宾工会中的妇女成立了自己的妇女理事会。贝丝·瓦伦苏拉（Beth Valenzuela）是这家酒店餐饮部的一名单身母亲，她是马尼拉花园酒店活跃的妇女工会会员之一。她告诉一名菲律宾记者，她希望妇女理事会成为一个可以研究和讨论对酒店女员工特别重要问题的地方。该委员会还将对女性工会成员进行公共演讲和决策方面的培训，这些技能在过去“一直被男性小心翼翼地视为他们的专属领地”。⁵¹

在当今蓬勃发展的国际旅游业中，国际劳工组织和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近来都受到跨国女性主义者的压力，要求它们在关注劳动条件时更加注意性别问题。反过来，联合国授权监测和倡导妇女在所有政治和经济部门权利的妇女署开始关注旅游业。国际劳工组织透露，在21世纪的头十年里，虽然在全球快速增长的酒店、餐饮和旅游部门，妇女在各个领域都占工人的55.5%，但在某些地理区域，妇女占该部门工人的70%。今天的女性可以作酒店经理、旅行社老板和飞行员。并且当今拉丁美洲旅游业中，女性雇主的比例最高。在尼加拉瓜和巴拿马的旅游部门，70%以上的雇主是女性。尽管如此，大多数从事旅游业的妇女集中在收入最低、最容易被淡季解雇的部门。⁵²

2012年，在全球范围内旅游业所有受雇为服务员、清洁工、旅游营销员和导游的人当中——也就是说，在旅游业的底层——90%是女性。在这个行业中，男性被雇为园丁、调酒师、搬运工、维修和建筑工人的比例最高；他们没有多大的权力，但是他们比女性同行得到了更好的报酬。联合国妇女署研究人员的报告称，旅游业在不断扩大，并可能会带来一些发展及赋权机会，但是性别歧视阻碍了大多数女性雇员获得这些机会。旅游业中特别受剥削的是在家庭旅游企业中从事无偿劳动的妇女。总的来说，当前的全球旅游业和依赖旅游收入的政府仍然依赖性别隔离和性别薪酬不平等。⁵³

全球旅游业中最有希望赋予妇女真正权力的三个领域是手工艺生产、食品生产和全女性本地旅游领域。例如，居住在圣克鲁斯岛的11名厄瓜多尔妇女开了一家面包店，专门为每年运送数千名游客参观加拉帕戈斯群岛野生动物的邮轮公司提供面包。据这些女性所说，要想成功，她们不仅要完善自己的面包制作水平和发展商业技能，还必须说服两类男人相信，这些女性的努力是有价值的：反对她们经营的丈夫们和经营邮轮公司的持怀疑态度的男人们。这些女性的成功为自己带来了越来越强的经济保障，这些妇女说，这让她们越来越觉得自己可以掌控自己的生活。⁵⁴

第二个例子来自喜马拉雅山脚下。三个尼泊尔姐妹——来自迪特里家族（Chhetri）——莱珂（Lucky）、迪珂（Dicky）和尼珂（Nicky），认为尼泊尔男人主宰快速增长的当地徒步旅游业不具有天然的正当性。三姐妹获得了喜马拉雅徒步旅行导游的培训和许可，然后设立了一个项目来培训其他尼泊尔女性关于徒步旅行技能。她们为外国女性创建了全女性旅游，并将她们的企业命名为“三姐妹冒险徒步旅行”。到2010年，尼泊尔所有徒步旅行向导中有10％是尼泊尔妇女。正如莱珂·迪特里（Lucky Chhetri）对联合国妇女研究人员所言：“我们已经证明，女性在精神、身体和情感上都和男性一样强壮。”⁵⁵(https://www.daowen.com)

尽管如此，这些妇女经营的工匠店和小企业同样重要，尤其是对农村妇女而言更是如此，它们只为少数妇女打开了狭小的机会之窗；它们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大规模全球化旅游业的性别政治。甚至，它们几乎没有改变这个行业的政治。此外，即使是成功创办手工艺、食品和指导合作社的女性也很难管控她们的产业。太多时候，尤其是如果她们成功了，中间人会插一脚抽走她们的利润。⁵⁶

国际政治中的色情旅游业

21世纪初，泰国旅游当局积极宣传泰国是同性恋友好旅游目的地。一家英国同性恋旅游公司认为，2012年泰国从同性恋游客那里获得了大约16亿美元的旅游收入。据调查显示，泰国在世界男女同性恋游客中的受欢迎程度超过了美国和阿根廷。⁵⁷但是就在20年前，泰国因其对男性游客异性色情旅游的吸引力而闻名。

帕特·邦（Pat Bong）是曼谷的一个地区，几十年来一直迎合外国男人。20世纪80年代末期，泰国成为国际游客的主要目的地，旅游业成为泰国政府发展战略的核心。泰国的男性官员充其量对色情旅游以及泰国妇女和女孩的权利持矛盾态度。当时，住在曼谷的女性比男性多40万，男性游客占女性游客的三倍。帕特·邦的情况使得人口普查数据变得不那么确定。尽管政府在1960年通过了一项禁止卖淫法案，但六年后，政府通过了一项娱乐场所法案，这就削弱了前项禁令，新法案为娱乐场所开了很多漏洞，鼓励咖啡店和餐馆老板在服务项目中增加卖淫。20世纪80年代初，据估算，曼谷有119家按摩店、119家理发-按摩店和茶馆、97家夜总会、248家伪装妓院和394家迪斯科餐厅，所有这些都向男性顾客营售色情服务。在曼谷这些场所卖淫的妇女中，有一些是从农村搬出来的，因为在农村，农业活动让她们处于边缘地位；另外一些已经是第二代甚至第三代性工作者，越来越与泰国社会的其他人隔绝。在这十年里，一名在曼谷按摩院工作的女性每月平均能挣5 000铢；但是，对女性开放的非娱乐性工作的工资——在服装业、家政服务和农业工人——平均每月只有区区840铢。⁵⁸在妇女们看来，嫁给一个外国男人是离开帕特·邦的唯一出路，但这也可能是虚幻的。例如，据一名妇女所说，她“和一名在石油钻井平台上当技术员的英国男子住在一起”。但是他离开了她，回到了英国。她说她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不工作，但是几个月后她又回到了工作岗位，因为他没有给她寄钱，她不可能负担这么昂贵的公寓。“我还能做什么？毕竟，跟这些人在一起是桩好买卖。”⁵⁹

色情旅游业是一种正常现象，这是许多陷入困境的、有性别差异的旅游业的一部分。虽然工业化社会的经济学家认为，随着女性就业类别的激增，制造业中的“服务经济”将会衰落，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受到国际顾问的鼓励，要在制造业成熟之前发展服务部门。酒吧招待这一职业产生于汽车工人之前，而不是之后。⁶⁰

从这个角度讲，有必要作出一些区分。色情旅游业和性交易虽然相互交织，但却迥然不同。它们确实有着共同的重要特征：两者都存在性别差异；都体现了父权制；都是政治性的，也都具有商业化和国际性的特征。色情旅游业是一个鼓励绝大多数男性游客——来自北美、西欧、中东、俄罗斯以及东亚和东南亚——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旅游以享受女性性服务的过程。种族化、色情化的诱惑被创造出来（互联网在其中发挥了重要影响），男性的幻想得以张扬，航班被排，酒店被订，某些女性被商品化，警察也被贿赂了。由此，利润就产生了。之所以用被动式表达是因为这样就冲淡了它们的政治色彩。这些色情旅游活动中的每一项都是由一些人完成的。由谁？研究色情旅游业需要在每一步指出谁做了什么。色情旅游业——以及塑造色情旅游业可能性的男男女女——继续构建着国家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特别是，认真对待色情旅游业的运作方式对男性的性焦虑以及降低这些焦虑对国家间关系产生不良影响的努力发挥了积极影响。

从事色情旅游业的人都知道，“游客”可以选择多种形式。色情旅游业代理商认为，具有潜在市场的男性游客通常不是穿着短裤、拿着地图、脖子上挂着相机的人。相反，他们是商务人员、执行外交任务的人，或者是部署在国际军事行动中的人。这些男人下班后会去找乐子，这样他们就成了色情旅游业的潜在客户。这些男性顾客中的许多人并不询问这些妇女和女孩（偶尔还有男孩）是否自愿提供性服务。这种好奇心可能会为性体验提供乐趣。

这让我们想到了性交易。当探究色情旅游业的运作时——男人会为了性而去印度、肯尼亚、柬埔寨、乌克兰、多米尼加共和国，以及每年由色情旅游企业家开设的新地点——人们不禁要问：“在这种特殊的性交易中工作的女性有多少自愿被骗、恐吓或被胁迫的成分？”而要回答这个问题，则需要仔细和缜密的研究。答案不能预先假定。⁶¹因为不能确定每个女性都有拒绝在色情按摩院工作或在迪斯科舞厅或咖啡店卖淫的自由，许多女性主义者非常小心地使用“性工作者”这个普通术语。许多评论者使用“性工作者”这个词来表示对与付费男性顾客进行性行为的女性的尊重。但这一术语意味着自主劳动。相比之下，“性奴”和“被贩卖的妇女”是女性主义者在20世纪90年代发明的术语，用来描述被强迫的性服务（无论是有偿还是无偿）。任何被贩卖或沦为性奴的女孩或妇女都没有丧失其作为人的尊严，但是，那些策划奴役她的人和那些从奴役中获得满足或利益的人严重侵犯了她的基本尊严。或者，在人们调查了妇女的真实生活之前，诸如卖淫女这样的话在任何妇女为男人提供性服务之前都是不确切的。

当探索色情旅游业的运作方式——以及皮条客在维持色情旅游业中所扮演的角色时——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搞清楚这三件事都是大有裨益的：（a）妇女或女孩最初是在什么条件下卖淫的；（b）她每天都在什么条件下卖淫；以及（c）如果可以选择，她有什么样的机会可以不再卖淫。如果揭露了女孩和妇女不得不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如泰国东北部到曼谷）或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如尼泊尔妇女和女孩到新德里，或俄罗斯妇女到纽约、阿姆斯特丹或首尔），那么就必须揭露一系列的贩运者。这些贩运者将会被性别化。今天，违背人们的意愿（或者在没有他们充分理解的情况下，欺骗他们）将他们送出国需要复杂的联络。因此，对色情旅游业和性贸易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需要缜密的女性主义调查技能。人们必须能够调查欺骗、贪婪、负债、胁迫、恐吓、羞辱、孤立和恐惧等隐蔽但又相互关联的行为。⁶²

在过去的30年里，跨国工作的女性主义者向各国政府和联合国国际机构施压，要求它们查清性游客和促进色情旅游业发展的公司，以及色情贸易的模式。作为女性主义数据收集活动的结果，人们今天可以看一看当今的世界地图，看看色情旅游者和卖淫贩子的足迹。女性主义者熟知的《企鹅世界女性地图集》中显示了被迫旅行的路线数不胜数，遍布全球。⁶³目的地国（被强迫性贸易的女性被送往的国家）中特别突出的是泰国、沙特阿拉伯、南非和美国。仅在2006年，大概就有5万名妇女被贩运到美国。⁶⁴

妇女最有可能被人贩子盯上的国家有三类。第一类是那些近期经历了经济危机的国家，这些国家的政府以“紧衣缩食”的名义，打破了公共安全网，妇女不得不拼命工作，当人贩子向这些女性兜售其他国家存在高薪工作的虚假承诺时，她们很可能轻易就上当了。第二个是那些遭受悲惨自然灾害的国家，这些国家的政府条件不佳，或者不愿意为成千上万流离失所的男女提供安全保障。第三类是那些遭受武装暴力的国家（和区域），这使得人们背井离乡，颠沛流离，成为难民。对于任何试图在任何特定时间和地点仔细弄清色情旅游业和性交易之间关系的人来说，这意味着调查这些动态联系将需要对妇女和女孩（每个人）如何经历经济危机、自然灾害或武装冲突产生好奇心。⁶⁵

尽管科学和医学在不断进步，但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艾滋病至今依然存在，对于很多专门为了性服务旅游的男性游客而言，艾滋病增加了年轻女孩的吸引力。这些男人觉得与幼童发生性关系会减少他们感染艾滋病毒/艾滋病的几率。在国际政治中，动员政府官员——特别是旅游部门、移民局、边防警察以及地方警察——处理儿童性交易要比解决成年妇女性交易容易一些。因为更容易说服不同的政府认为一个10岁的女孩不可能自愿离家这么远，自愿和一个成年男子发生性关系。

美国国会内自由派和保守派达成了一个存在争议的合作，它们在2000年通过了一项反性交易法，允许为逃避强迫劳动或强迫性工作的男女提供美国临时签证；它还要求国务院每年进行一次国际评估，评估哪些政府正在采取有效措施减少一切形式的人口买卖，包括性交易，以及哪些政府没有采取这些措施。

美国国务院2013年作了《国际贩运人口问题报告》的评估，结论认为，贩运人口——让他们在工厂、棉花和番茄地、妓院和私人住宅中从事剥削性劳动——这在国际上十分普遍，也在伤害着男男女女。大多数媒体的头条新闻是美国国务院根据各国政府在预防和减少贩卖人口方面作出的努力以及保护被贩卖者权利方面的努力对各国政府进行了世界范围内的三级排名⁽¹⁾。美国国务院研究人员发现，最容易让人疏忽的三类国家包括阿尔及利亚、中非共和国、刚果（金）、赤道非洲、厄立特里亚、几内亚比绍、伊朗、利比亚、毛里塔尼亚、巴布亚新几内亚、俄罗斯、苏丹、叙利亚和乌兹别克斯坦等。⁶⁶

然而，这种排名只是说明政府官员在贩卖人口方面做出努力的有所差异。它不能反映妇女、女孩、男人和男孩在哪里被骗或被迫从事性交易或非性交易；它也不能对贩卖中转地和最终目的地的国家进行排名。因此，国务院将一类国家授予哥伦比亚、法国、以色列、意大利、挪威、韩国和美国，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些社会中不存在性交易或贩卖人口所带来的色情旅游业。

国际政治体制建设的一项成就是在联合国系统内的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任命了一名买卖儿童、儿童卖淫和儿童色情问题的特别报告员。特别报告员纳贾特·马拉·姆吉德（Najat Maalla M’jid）2013年在日内瓦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报告时指出，贫困儿童最容易被贩卖。施虐者——顾客和人贩子——在海滩、卡拉OK酒吧和酒店，也就是游客集中地物色孩子。她还在报告中说，贩卖者越来越多地利用互联网，通过网上聊天室直接或通过中介与儿童接触。她估计，贩卖儿童从事卖淫活动已经成为了一项每年200亿美元的生意。⁶⁷正如女性主义活动家和联合国监测员指出的那样，200亿美元仅是对贩卖儿童卖淫活动的估计，还不包括贩卖成年女性的收入。⁶⁸

结论

旅游业不仅意味着逃避工作和琐碎，它也包含着权力，一种日益国际化的权力。传统的政治评论家看待旅游业不会像对石油或武器那样认真，这可能比旅游业政治更能告诉我们这些评论家自己的“认真”意识形态结构。

政府和企业官员已经开始在以下几个方面依赖国际旅游来获得乐趣。第一，在过去的60年里，由于当地经济过去依赖一两种原材料出口产品而变得脆弱不堪，他们开始将旅游业视为一个可以帮助当地经济多样化的行业。因此，旅游业根植于国际贸易的不平等之中，但往往与诸如糖、香蕉、茶和铜等特定产品的政治联系在一起。第二，官员们希望旅游业能为他们提供外汇，这是穷国和富国日益全球化经济中的必需品。第三，旅游业发展被视为促进更广泛的社会发展的动力；随着外国游客的到来，现代技能、新技术和改善的公共服务也被认为会随之而来。第四，许多政府官员通过扩大旅游业来确保当地精英的政治忠诚。例如，与仅仅以公务员任命的形式提供赞助相比，促进某些酒店执照或分区豁免可能会赢得与政治家更具战略性的联盟。第五，许多官员希望旅游业能提高他们国家的国际知名度，甚至声望。尽管起初这看起来很矛盾，但可以将国际旅游推广想象成提升民族自豪感的举动。

这些希望中的大部分都破灭了。然而，银行家、发展规划者和私人投资者继续推动旅游业的发展，并以此作为减少国际体系不平等、增强金融稳健性和政治稳定的一种手段。这在晒太阳、冲浪、遗迹、服务和纪念品上都能体现。

为了掌握国际旅游业的政治现实，人们必须锻炼性别分析调查技能。以一家以旅游业为依托的酒店为例——也许是世界上最大的酒店企业——洲际酒店集团（希尔顿和万豪集团）拥有的大型酒店，或者是一家吸引外国游客的较小的地区性公司拥有的酒店。试着从上到下对那家酒店进行女性主义的性别政治分析。“顶层”可能位于政府部门或公司董事会会议室，远离酒店女管家不得不使用有毒清洁剂和搬运重床垫的地方。不要漏掉酒店的客人。

首先：女性何在？男性何在？然后跟踪谁在为谁做什么决定。让人们看到女性气质和男子汉气概的种族主义思想是如何构建酒店内无数关系的。讲述任何试图改变这些不平等关系的员工的故事。这些努力对酒店中的每个群体有什么影响？当你追踪酒店的客人时，一定要让那些利用酒店进行男性化商务会议或约炮的男性精英们知道。

从现在开始，在你对这家酒店进行历史观察时，保持女性主义性别分析的敏感性吧。这个国家或这个城镇旅游业的哪些发展产生了今天的酒店业务？找出十年前这家酒店是否有相似或可能不同的性别分工和顾客模式？最后，阐明你的发现对这家酒店公司的性别旅游政治、女性员工和国际关系的影响。

如果没有起始地和目的地社会中男女性情的观念——以及这两者的现实体现——就不可能存在旅游业及其当前形式的政治议程。不仅仅是关于快乐、旅行、逃避、铺床和性的想法影响了富国和穷国的妇女。国际旅游业的结构本身需要父权制才能生存和发展。男性控制女性安全感和自我价值感的能力一直是旅游政治演变的核心。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妇女的行动——作为游客、航空公司乘务员、酒店管家、工会组织者、卖淫女、数据收集者、商人妻子和妇女替代旅游的组织者——应被视为政治性的，国际政治性的。

注释

1. “China Becomes World's Biggest Source of Tourists, Academy Says,” Bloomberg News, April 25, 2013, www.bloomberg.com/news/2013-04-25/china-becomes-world-s-biggest-source-of-tourists-academysays.html.到2013年，中国作为旅游目的地在世界排名第三，仅次于法国和美国。Associated Press, “World Briefing: China: Foreign Tourism Falls, and Smog May Be One Reason,” New York Times, August 14, 2013.法国已经成为中国游客最喜欢的海外旅游目的地，仅2012年就有140万中国游客前往法国。Dan Levin, “ Wooing, and Also Resenting, Chinese Tourists,”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7, 2013.

2. Dan Smith, The State of the World Atlas, 9th ed.（London: New Internationalist;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13), 52—53.

3. UN　Women　and　UN　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 Global　Report on Women in Tourism 2010（New York: UN Women and UN 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 2011).也参见Thomas Baum,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Women and Work in Hotels, Catering and Tourism”（Gender Working Paper 1/2013,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Geneva, 2013). Baum estimates tourism's contribution to global GDP as having reached 9 percent by 2012（p.8)。

4. “Tourism a Vehicle for Gender Equality and Women's Empowerment,” UN Women, March 11, 2011, www.unwomen.org/2011/03/tourism-a-vehicle-for-gender-equality-and-womensempowerment.

5. Ibid.

6. 有关性别风俗如何影响女性旅游，以及反过来又如何影响女性获得有限权利和机会的详细讨论，请参见Mona Domosh and Joni Seager, Putting Women in Place: Feminist Geographers Make Sense of the World（New York: Guilford, 2001)。

7. Joni Seager, “In Their Place,” The Penguin Atlas of Women in the World, 4th ed.（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9), 18—19.

8. U.K. Department of Transport, National Travel Survey 2010: Driving License Holding and Vehicle Availability（London: Department for Transport, 2010), 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8933/nts2010-02.pdf.

9. 引自Richard Montague's The Life and Adventures of Mrs. Christian Davies, 1740, quoted　in Julie Wheelwright, “Amazons and Military Maids,”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10, no.5（1987): 491。也可参见Julie Wheelwright, Amazons and Military Maids（London: Pandora Press, 1989)。

10. Vita Sackville-West, October 5, 1920, quoted in Nigel Nicolson, Portrait of a Marriage（New York: Atheneum, 1973), 109—111.一些穆斯林女性此时打扮成男性，以逃避阶级和性别的限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妇女权利组织中的土耳其妇女发起了一场运动，争取妇女在没有男性同意的情况下旅行的权利。为了表明自己的观点，土耳其人塞克维特在1913年进行了一次飞行，她是第一位驾驶飞机的土耳其女性；她穿着男人的衣服，意在证明女人和她们的男同事一样勇敢，也同样能够旅行。参见Sarah Graham-Brown, Images of Women: The Portrayal of Women in Photography of the Middle East, 1860—1950（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142—143。

11. Lisa Wenner with Peggy Perri, “Pack Up Your Sorrows: The Oral History of an Army Nurse in Vietnam”（typescript, Smith College, Northampton, MA, 1986), 15—16.

12. Mildred Cable and Francesca French, quoted in Mary Morris, with Larry O’Connor, eds., The Illustrated Virago Book of Women Travellers（London: Virago Press, 1996), 133.

13. 玛丽·西科莱，一位加勒比黑人女性，是维多利亚时代白人女性旅行者中的一个重要例外。关于她在克里米亚和欧洲的冒险经历，请参见Ziggi Alexander and Audrey Dewjee, eds., Wonderful Adventures of Mrs. Seacole in Many Lands（Bristol, U.K.: Falling Wall Press, 1984)。女性旅行者撰写的大量文学作品现在都有了新版本，其中两本有用的参考书是Jane Robinson, ed., A Bibliography of Women Traveller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Marion Tinling, ed., Woman into the Unknown: A Source Book on Women Explorers and Travelers（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89)。

14. Katherine Frank, A Voyager Out（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1986).对玛丽·金斯利（Mary Kingsley）更具批判性的评论，参见Deborah Birkett, “The Invalid at Home, the Samson Abroad,” Women's Review（London), no.6（1987):18—19；和Deborah Birkett, “West Africa's Mary Kingsley,” History Today（May 1987)。

15. 《田野里的女人：博物馆的无名探险家》（Ladies in the Field: The Museum's Unsung Explorers）是在纽约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展览的一组作品，1986年12月。迪莉娅·阿克利、萨利·克拉克、博格拉司夫人以及伊维特·鲍鲁普·安德鲁的论文和日记都可以在博物馆的珍本图书部找到。

16. Robert W. Rydell, All the World's a Fair: Visions of Empire at the World Expositions, 1876—1916（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2.

17. Ibid.， 118.

18. Jeanne Madeline Weimann, The Fair Women（Chicago: Academy Press, 1981).在1876 周年展览上出现,参见William D. Andrews and Deborah C. Andrews, “Technology and the Housewife in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 Women's Studies 2（1974):323—324。

19. Louis Turner and John Ash, The Golden Hordes: International Tourism and the Pleasure Periphery（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6), 20—21.

20. Maxine Feifer, Tourism in History: From Imperial Rome to the Present（New York: Stern and Day, 1986), 10—11.更多关于后来的欧洲旅行，特别是17世纪和18世纪的男性贵族的旅行，请参见John Tower, “The Grand Tour: A Key Phase in the History of Tourism,”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2（1985):297—333; Judith Adler, “Youth on the Road: 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y of Tramping,”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2（1985):337—350; Susan L. Blake, “A Woman's Trek: What Difference Does Gender Make?” in Western Women and Imperialism, ed. Margaret Strobel and Nupur Chaudhuri（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2)。

21. 《托马斯·库克旅游》的主要信息来源是托马斯·库克档案馆。它们已经实现了数字化，可作为英国国家档案登记册的一部分在网上查阅，www.nationalarchives.gov.uk/nra/onlinelists/GB2065 ARCHIVES.pdf。这些档案收藏了库克于1855年推出的《远足者》（Excursionist）和1905年首次出版的《旅行者公报》（Travellers’ Gazette）。

22. “How Four Ladies Visited the Rhine,” Cook's Excursionist and Cheap Trip Advertiser, August 20, 1855, 2.在波士顿，通过废奴主义者和反战活动家朱莉亚·沃德·豪的帮助，1891年成立了妇女休闲旅游协会。它的上层阶级成员渴望在没有男性同伴的情况下出国旅行，他们创建了一个关于适合体面女性的欧洲住宿地点的实用信息档案。如今，该协会及其档案以旅游国际交易所的形式存在；参见William A. Davis, “Travel Exchange Is Still Marching On,” Boston Globe, November 15, 1987。

23. “About Thomas Cook,” Thomas Cook, www.thomascook.com, accessed January 7, 2014.

24. Peter Stalker, “Going Places: Westerners Invade Paradise,” New Internationalist, December 1984, excerpted in Utne Reader, July—August 1987, 104.

25. Orlando Crowcroft, “Tourism in Egypt: Hope Amid a Slow Recovery,” CNN, May 23, 2013, www.cnn.com/2013/05/23/travel/egypt-tourism.

26. David D. Kirkpatrick, “Egypt: Last Place on Tourism List,” New York Times, March 14, 2013; Jennifer Blanke and Thea Chiesa, eds., The Travel and Tourism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3（Geneva: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3）, www.weforum.org/issues/travel-and-tourismcompetitiveness.该报告的作者评估了140个国家的旅游业，不仅从游客的安全角度，还从服务、有效规划和基础设施方面进行了评估。根据这些综合标准，世界经济论坛将世界十大旅游国家按降序排列，如瑞士、德国、奥地利、西班牙、英国、美国、法国、加拿大、瑞典、新加坡。在新加坡之后，世界经济论坛旅游排名中的下三个非西方国家是韩国（第25名）、巴巴多斯（第27名）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第28名）。要了解西方游客在埃及的复杂国际文化政治学，请参见Elisa Wynne-Hughes, “The International Contact Zones in Cairo”（PhD diss., Department of Politics, University of Bristol, U.K., 2013）。

27. 有关埃及妇女反对性骚扰运动在埃及“阿拉伯之春”中的作用的研究，请参见Cynthia Enloe, Seriously! Investigating Crashes and Crises as If Women Mattered（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3)。

28. Sohaila Abdulali, “I Was Wounded; My Honor Wasn’t,” op-ed, New York Times, January 8, 2013. The essay appeared in the New York Times online on January 7, 2013, www.nytimes.com/2013/01/08/opinion/after-being-raped-i-was-wounded-my-honor-wasn’t.html.

29. 例如，可见Swapna Majumdar, “India's Rape Furor Catalyzes New Alliances,” Women's eNews, January 14, 2013, http://womensenews.org/story/rape/130112/indias-rape-furor-catalyzesnew-alliance; Jim Yardley, “Urging Action, Report on Brutal Rape Condemns India's Treatment of Women,”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3, 2013; “Full Text of Justice Verma's Report（PDF),” The Hindu, January 23, 2013, www.thehindu.com/news/resources/full-text-of-justice-vermas-report-pdf/article4339457.ece。

30. Maseeh Rahman, “India Tourist Visits Down 25% Following Fatal Delhi Gang Rape,” The Guardian, March 31, 2013, www.guardian.co.uk/world/2013/mar/31/india-tourist-visits-down-delhi-gang-rape.

31. Neha Thirani Bagri and Heather Timmons, “India Scrambles to Reassure Tourists Shaken by Recent Attacks on Women,” New York Times, June 11, 2013.

32. Ibid.

33. “The Miss World History,” Miss World, http://missworld.com/History, accessed June 20, 2013; Maurn Judkis, “Miss World Pageant,” Washington Post, August 17, 2012, www.washingtonpost.com/blogs/arts-post/post/miss-world-pageant-what-in-the-world-is-it.

34. Colleen Ballerino Cohen, Richard Wilke, and Beverly J. Stoeltje, eds., Beauty Queens on the Global Stage（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1996); Colleen Ballerino Cohen, Take Me to My Paradise: Tourism and Nationalism in the British Virgin Islands（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12).

35. 围绕印度参与全球选美比赛的复杂辩论的一个有价值的分析是Rupal Oza, Making of Neoliberal India: Nationalism, Gender and the Paradoxes of Globalization（New York: Routledge, 2006)。对当代女性主义和印度民族主义媒体的另一个具有挑衅性研究是Purnima Mankekar, Screening India, Viewing Politics: An Ethnography of Television, Womanhood and Nation in Postcolonial India（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关于海外南苏丹人之间就南苏丹小姐会强化还是破坏南苏丹民族主义精神的辩论，参见Caroline Faria, “Gender and Nation　Building in Diasporic Discourse,” International Feminist Journal of Politics 12, no.2（June 2010):222—243。卡罗琳·法利亚还调查了男性在南苏丹女性选美比赛中的角色:“Staging a New South Sudan in the U.S.A.: Men, Masculinities and Nationalist Performance at a Diasporic Beauty Pageant,” Gender, Place and Culture 19, no.36（October 2011):1—20。

36. 关于哪些国家的女性赢得了最多国际选美比赛，请参见Seager, Penguin Atlas of Women in the World, 52—53。

37. Janet Elise Johnson, Thorgerdur Einarsdottir, Gyda Margart Petursdottir, “A Feminist Theory of Corruption: Lessons from Iceland,” Politics and Gender 9, No.2（June 2013):189.

38. Annadis Rudolfsdottir, “Blonde Ambitio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Miss Iceland Beauty Contest”（1998年11月在性别研究所发表的演讲，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发表的演讲稿）。

39. 爱尔兰小姐宣传册引用了上述内容。

40. 我很感谢安娜迪斯·鲁道夫·多蒂尔，冰岛大学的教职员工和女性主义者——也是自我提名的爱尔兰小姐候选人之一——分享了这个观点。与作者的电子邮件通信，2013年6月。也参见“MP Signs Up for Miss Iceland Beauty Contest,” News of Iceland, June 14, 2013, www.newsoficeland.com/home/entertainment-leisure/other/item/1696-mp-signs-up-for-miss-iceland-beauty-contest。

41. Jo Stanley,　“Women at Sea,” Spare Rib, September 1987, 26—27. 也参见Henriette Louise, Sailors in Skirts（London: Regency Press, 1980）; John Maxtone Graham, Liners to the Sun（London: Macmillan, 1985）。有关蓬勃发展的邮轮行业的报告，请参见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8, 1987 and August 28, 1988。我感谢戴维·恩洛对远洋客轮船员的研究。对大型游轮公司使用的种族化性别分工的最新女性主义研究见于Christine B. N. Chin, Cruising in the Global Economy: Profits, Pleasure and Work at Sea（London: Ashgate, 2008）；和Christine B.N. Chin, “Labour Flexibilization at Sea,” International Feminist Journal of Politics 10, no.1（2008）:1—18。关于全球邮轮行业（嘉年华和皇家加勒比是最大的两家公司）的人口统计和收入，请参阅邮轮国际协会的年度调查www.cruising.org。

42. Kelli Gant, “Women in Aviation,” The Ninety-Nines, www.ninety-nines.org/index.cfm/women_in_aviation_article.htm, accessed June 13, 2013.

43. Kathleen M. Barry, Femininity in Flight: A History of Flight Attendants（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 18—23.

44. 这个吸引人的故事是根据克里斯汀·亚诺对许多曾在泛美航空公司工作的日裔美国女空乘人员的采访写成的，Christine R. Yano, Airborne Dreams: “Nisei” Stewardesses and 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

45. 斯里兰卡航空公司广告“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May 1, 1986。也参见Jane Clarke and Amanda Hood, “Hostess with the Mostest,” Spare Rib, October 1986, 15—17。

46. Barry, Femininity in Flight, 174—209； Victoria Vantoch, The Jet Sex: Airline Stewardesses and the Making of an American Icon（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3).

47. Barbara Vanderhei, quoted by Joe Sharkey in “Stewardesses Blazed a Trail in Feminism,” New York Times, June 4, 2013.

48. 关于西印度群岛加勒比海地区男性特征——因种族、阶级和国家而异——以及西印度群岛妇女对男性特征的态度的研究主要如下：Rhoda Reddock, ed., Interrogating Caribbean Masculinities（Kingston, Jamaica: University of West Indies Press, 2004)。

49. Tom Barry, Beth Wood and Deb Preusch, The Other Side of Paradise（New York: Grove Press, 1984), 85.也参见E. Philip English, The Great Escape: An Examination of North-South Tourism（Ottawa: North-South Institute, 1986)。

50. Jan H. Mejer, “Capitalist Stages, State Formation and Ethnicity in Hawaii,” 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1, no.2（Fall 1987):199; Phyllis Andors, “Women and Work in Shenshen,”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20, no.3（1988):27.

51. Veronica M. Fenix, “Beyond 8 to 5: Women Workers Speak Out,” in Kamalayaan: Feminist Writings in the Philippines, ed. Pennie S. Azarcon（Quezon City, Philippines: Pilipina, 1987), 37.有关旅游业在这个时代对妇女经济地位影响的更多内容，请参见Janice Monk and Charles Alexander, “Free Port Fallout: Gender, Employment and Migration on Margarita Island,”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3（1986):393—413; Shireen Samarasuriya, Who Needs Tourism? Employment for Women in the Holiday Industry of Sudugama, Sri Lanka（Colombo, Sri Lanka: Women and Development, 1982)。

52. 这些数据来自两份联合国报告：Thomas Baum,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Women and Work in Hotels, Catering and Tourism（Geneva: Bureau for Gender Equality and Sectoral Activities Department,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13); UN Women and UN 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 Global Report on Women in Tourism 2010: Preliminary Findings（New York: UN Women; Madrid: UN 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 2011)。

53. Baum,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Women and Work in Hotels, Catering and Tourism, 2013.

54. Aldo Salvador and Ana Garcia Pando, “Empowering Women through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Galapagos Islands Ecuador,” in UN Women and UN 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 Global Report on Women in Tourism 2010, p.ix.

55. Kristie Drucza, “Three Pioneering Nepali Sisters,” in UN Women and 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 Global Report on Women in Tourism 2010, p.viii.三姐妹探险和徒步旅行的公司的网址是www.3sistersadventures.com。

56. 我要感谢韦尔斯利学院大学政治学教授路易斯·瓦瑟斯普林（Lois Wasserspring），她对女工匠在与自己的政府和旅游业中间人打交道时所面临的困难提出了许多见解。她在瓦哈卡乡村研究了15年备受推崇的墨西哥女性陶瓷艺术家，这些女性的作品在眼光敏锐的游客和画廊老板中备受欢迎，并揭示了即使是成功的、著名的女工匠也仍然很清贫的现实。参见她的著作Growing Up Poor and Female in Rural Mexico（即将面世）。

57. Thomas Fuller, “Thais Cast a Wide Net for Diverse Tourists,” New York Times, August 4, 2013.

58. 对20世纪90年代在城市服装厂工作的泰国年轻妇女开展一个特别有价值的人种研究是Mary Beth Mills, Thai Women in the Global Labor Force（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2)。在美国军事基地非常突出的两个地方，军事化旅游的创新性比较体现于Vernadette Vicuna Gonzalez, Securing Paradise: Tourism and Militarism in Hawaii and the Philippines（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3）。

59. 马来西亚记者哈利娜·托德关于人口数据的文章是“Military Prostitution: Assault on Women,” The Mobilizer（Mobilization for Survival)（Summer 1987):8。商业机构的数据以及在其中一家机构工作的一名妇女的引用来自Pasuk Phongpaichit, “Bangkok Masseuses: Tourism—Selling Southeast Asia,” Southeast Asian Chronicle, no.78（April 1981):15—16。20世纪初反性贩运国际运动的新研究包括Stephanie A. Limoncelli, The Politics of Trafficking: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Movement to Combat the Sexual Exploitation of Women（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60. 根据韩国的女性主义者李敏京（Mi Kyung Lee）的说法，在20世纪80年代，韩国军政府将服务业，以及其中的色情娱乐业，作为其整个发展计划的主要支柱之一。行业中妇女的收入很低，这迫使她们进入该行业的卖淫子公司:李敏京1988年10月22日在纽约市举行的国际妇女贩运会议上发言。有关整个会议的报告，请参见“The First US Conference on Trafficking in Women Internationally,” Off Our Backs, December 1988, 1—5。组织妇女反对卖淫的早期会议在Kathleen Barry, Charlotte Bunch, and Shirley Castley, eds., International Feminism: Networking against Female Sexual Slavery（New York: International Women's Tribune Center, 1984)中有所论述。

61. 对这些问题进行特别仔细研究的是：Denise Brennan, What's Love Got to Do with It? Transnational Desires and Sex Tourism in the Dominican Republic（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4）。20世纪90年代末，波斯尼亚发生了一起最臭名昭著的案件，男子建立了一个性交易团伙，旨在为下班的国际男警察和男兵提供商业性服务。战后的波斯尼亚当时在联合国和北约的联合监督下。最终被揭露为性贩子的是与美国德阳集团签约的美国白人男性警察。他们买卖的年轻女性来自苏联各州。他们的顾客在战后波斯尼亚的酒吧和迪斯科舞厅（后来成为妓院）娱乐，他们来自好几个国家，被派到战后波斯尼亚，成为合同制警察和北约军事维和人员。在波斯尼亚工作的一名美国女警官凯瑟琳·博克-奥瓦茨揭露了这一性交易。当她试图揭露性交易团伙时，德阳集团解雇了她。她在充满敌意的联合国官僚机构中的主要支持者是当时的波斯尼亚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特别代表马德琳·里斯。当时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支持马德琳·里斯，她就是爱尔兰前总统玛丽·罗宾逊。凯瑟琳·博尔科瓦茨和卡莉·林恩，The Whistleblower: Sex Trafficking, Military Contractors and One Woman's Fight for Justice（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对凯瑟琳·博尔科瓦茨和马德琳·里斯的联合采访，请参见Elisabeth Prugl and Hayley Thompson, “The Whistleblower: An Interview with Kathryn Bolkovac and Madeleine Rees,” International Feminist Journal of Politics 15, no.1（2013）:102—109。

62. 例如，可参见Phillip Martin, Trafficking Stories from Boston to Bangkok，这是一个关于从东亚到纽约和波士顿贩运妇女和男子、女孩和男孩的系列书目和八集系列节目，由波士顿公立无线世界人口基金会电台和布兰戴斯大学舒斯特调查新闻研究所共同赞助，2013年1月，www.schusterinstituteinvestigations.org/#!trafficking-boston-to-bangkok/c1y6t。一项关于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从事卖淫的移民妇女的吸引人的研究是Christine B.N. Chin, Cosmopolitan Sex Workers: Women and Migration in a Global City（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63. Seager, The Penguin Atlas of Women in the World, 56—57.

64. Ibid., 56.

65. 例如，可参见Wenona Giles, “Women Forced to Flee: Refugees and 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s,” in Women and Wars, ed. Carol Cohn（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2013), 80—101。

66. U.S. Department of State, Trafficking in Persons Report 2013（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State, June 19, 2013） http://www.state.gov/j/tip/rls/tiprpt/2013/.

67. “Combating Child Sex Tourism,”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April 10, 2013, 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ChildSexTourism.aspx.

68. 追踪和防止性交易的最有效的跨国女性组织之一是立即平等（www.equalitynow）。其全球主任是巴基斯坦女性主义者亚斯敏·哈斯桑。国际移民组织是一个机构，其任务包括规划和促进国家一级的人口贩运预防工作，其中性贩运就是其中一个主要的部分。

---

(1)根据美国《国际贩运人口问题报告》的标准，美国国务院依据各国表现，将其分为三类，一类国家在打击人口贩运问题中的表现突出，二类国家表现一般，三类国家在打击人口贩运方面做得比较差。——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