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女性劳动绝不廉价：环球蓝色牛仔裤贸易和银行家的性别化分析

2013年4月24日，拉纳广场大楼倒塌，1 129名孟加拉国人丧生。大部分死者是妇女，她们在五家服装厂工作，这些工厂坐落在简陋的大楼里。这次倒塌是服装业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服装业是一个长期受灾难困扰的全球化行业。然而，世界各地的头条新闻不是关于孟加拉国妇女的死亡，而是发现她们一直在给全球名牌公司做工。即便如此，如果这场悲剧不是发生在孟加拉国另一场服装厂悲剧的五个月之后，位于首都达卡蔓延边缘的拉纳广场大楼的倒塌也不会引起国际社会的持续关注。工厂被烧毁时死去的工人大多是女性，她们也一直在为沃尔玛（Walmart）、盖普（Gap）和汤米·席尔菲格（Tommy Hilfiger）等知名品牌公司缝制衣服。

这些登上头条的死亡事件会显著改变国际服装业中根深蒂固的性别政治吗？

门向内打开了

工厂的门朝内开，那是违反消防法规的，也被证明是会惹出人命的。

2012年11月24日，达卡郊区塔兹林时尚服装厂发生火灾。工厂有九层楼高，顶上的三层是非法增建的。该公司有1 500名员工，年销售额总计3 500万美元。当占工厂工人70%的妇女开始闻到烟味时，她们正在缝纫机旁。她们的主管告诉她们不要担心，好好待在她们的缝纫机旁就行。

在当今全球竞争激烈的服装行业中，根据欧洲和北美名牌公司的合同，拥有生产牛仔裤、泳衣、内衣和篮球制服的工厂的人不能冒险延长产品的生产期限。这些截止日期是由他们的全球企业客户设定的，这些客户越来越频繁地想在商店货架上摆上新时装，以满足不耐烦的消费者的期望。这名孟加拉国工厂主为了满足其全球客户对生产截止日期的要求，欺骗了生产流水线的管理者。随着烟向上渗透，他们还是督促妇女们继续缝纫。¹

火势在蔓延。女人们违抗上司，冲向出口。她们和男性同事发现，大部分的门都被锁住或被成堆的纺织品堵住了。主管后来声称，之前他之所以下令锁门是为了防止工人盗窃材料。有些女人确实找到了一扇没上锁的门，但是它向内打开。在烟雾和混乱中，几十名妇女被压在门上。其他妇女跳窗时死亡。许多人在他们缝制名牌服装的不远处死去。共有112名男女工人死于塔兹林工厂大火，数百人受伤。

成功逃脱的一名工人是苏蜜·阿比丁（Sumi Abedin）。她讲述了火灾的情形，门被锁着，楼梯被堵着，一片混乱。一名男同事打碎了一扇窗户。当她跳出去的时候，她以为自己的生命就要结束了，但至少父母会埋葬她的尸体。她仍然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活下来的。23岁时，苏蜜从一个小农村来到达卡郊区，在孟加拉国涌现的几十家服装厂中的一家找到了有报酬的工作。她在塔兹林时装公司找到了一份“高级”缝纫机操作员的工作，月薪为55美元，比孟加拉国服装工人的法定平均月薪37美元高出近20美元。她把一部分收入汇回家给父母。为了每月的55美元，苏蜜在塔兹林时装公司每天工作11个小时，一周工作6天。她回忆起在工作中也看到了沃尔玛、迪士尼和盖普的标签。²

塔兹林时装厂大火成为全球头条新闻。然而，这并不是孟加拉国第一次发生服装火灾。甚至在致命的塔兹林大火之前，在2006年至2012年间，有500名孟加拉国工人在其他服装厂的火灾中死亡——还有更多人受伤。此外，塔兹林悲剧不会是孟加拉国女性服装工人的最后悲剧，还会有诸如此类的事件出现在世界晚间新闻上。

对许多人来说，时间似乎倒流了。女工们被锁在燃烧的工厂里，从楼上的窗户跳下，遭受业主虐待而致死（这些事情在过去都发生过），难道1911年3月21日曾经发生的事又发生了？那是曼哈顿下城臭名昭著的纽约三角内衣工厂火灾的日子，在那里有很多的犹太人、爱尔兰人和意大利年轻男女丧生：129名女性和17名男性。2011年3月，在三角大火一百周年之际，女性主义劳动历史学家提醒我们，这场致命的大火唤醒了美国公众，使其认识到该国服装业赖以发展的剥削性和不安全的工作条件，并迫使当时的全男性立法机构通过了该国第一部有意义的劳动安全法。³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我们都没有吸取任何教训吗？为什么我们都还穿着受剥削女工缝制的衣服？

2012年孟加拉国服装厂火灾后的几周，人们纷纷揭露真相并呼吁改革。我们了解到，近年来沃尔玛、汤米·席尔菲格、贝纳通（Benetton）、海恩斯莫里斯服饰（H&M）、扎拉服饰（Zara）、西尔斯（Sears）、芒果（Mango）和盖普在他们和女工之间又增设了一类代理人：供应商。全球的公司都会雇用当地供应商，如远大服饰公司（Success Apparel）雇用了当地的工厂承包商。那些工厂承包商，比如塔兹林时装公司的老板，就是那些转而雇用下水道工人、印刷工和切割机工人的人。这些人——工厂主以及供应商和承包商的管理者——与孟加拉国当地有影响力的官员建立了政治联系，以确保他们不会因违反安全规定而被罚款，并获得不正当的分区许可证。一些服装厂主甚至在孟加拉国议会中占有席位。全球品牌公司的利润取决于那些当地男性化的政治关系——他们信任谁、贿赂谁、招待谁。

随着火灾死亡人数的增加，一些跨国公司高管担心自己的全球声誉受损，起初否认与塔兹林时装厂合作。然而，当孟加拉国劳工支持者展示他们品牌的标签和将他们命名为塔兹林顾客的文件时，他们就不得不承认了。事实上，孟加拉国劳工支持者采取了一种高风险的激进主义形式，冲进燃烧的工厂大楼，拿出公司标签和服装订单，因为他们猜测全球公司高管灾后可能会不认账。⁴

21世纪初，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关注工人权益。作为回应，美国海军陆战队和美国空军等为军事基地储备低成本外包服装的政府机构，同耐克、苹果、迪士尼、沃尔玛（均为美国所有）、劳伯劳斯（Loblaws）（加拿大品牌）、扎拉和芒果（西班牙品牌）、卡尔文·克莱因（Calvin Klein）和汤米·席尔菲格（均为德国公司PVH所有）、海恩斯莫里斯服饰（瑞典品牌）、盖普（也拥有香蕉共和国和老海军的美国公司）等企业争相制定其实变动并不大的商业模式，这种模式允许企业同时做两件事：（a）继续寻找世界上成本最低的服装制造商；（b）向北美和欧洲的消费者保证，他们会对分包员工的安全和权利负责。当两者发生冲突时，第一件事优先。⁵

公司的战略就是在不损害企业利润的情况下减轻那些注重权利的消费者的担忧，它们设计了一个与“独立”认证监察员签订合同的工作场所监督系统。因此，当塔兹林大火仍未完全扑灭时，一些企业高管声称，他们的公司雇用了监察员来监督分包商在遥远地区的工厂，塔兹林曾达到了监察员的安全与公平标准。然而，高管们忽略了一点，那就是那些据称独立的监管机构在财务上依赖企业客户获取收入。此外，一些监察员例行将其安全检查工作分包给当地监察员，他们要求当地监察员的质量标准只要达到了最低限度即可。⁶

当全球品牌声称他们一直致力于国际工人的安全，塔兹林和其他分包制造商也符合了安全标准时，孟加拉国女性服装工人权利倡导者卡尔彭娜·阿克特（Kalpona Akter）和孟加拉国工人团结中心的负责人——她12岁时就开始在一家服装厂工作——反问道：“在这家工厂里，织物和纱线堆压储存在一楼，如果着火了，工人们就无法通过楼梯疏散。这是哪门子的符合标准？”⁷

在会议室和低收入女工的工作车间之间保持地理和政治上的距离，一直是当代公司的核心全球化商业战略之一。然而现在，劳工权利倡导者，如孟加拉国的那些人，不仅跑进燃烧的大楼里，还（与总部设在阿姆斯特丹的“干净衣服运动”和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工人权利联盟”：代表反血汗工厂联盟）结成国际联盟以实现企业责任的全球化。⁸但这谈何容易。

到2012年，孟加拉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服装出口国（中国第一）。在1971年，当孟加拉国人为了要脱离巴基斯坦而发动独立战争时，孟加拉国还没有制衣厂。但是新独立的孟加拉国企业家和决策者很快就意识到，世界上迅速全球化的服装业正为他们的国家提供契机，服装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孟加拉国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低薪工人。到2004年，孟加拉国开了3 300家服装厂。他们总共雇用了170万名工人：132万名妇女和38万名男子。⁹到2012年，即塔兹林发生大火那年，服装厂的数量增加到了4 500家，工人多达300多万——也就是说，服装工人与阿尔巴尼亚全国人口一样多。尽管海外男性企业家也正在进入孟加拉国利润丰厚的服装制造业，但许多工厂主仍是孟加拉国男性。最大的工厂之一是永安，由韩国商人金学成担任主席。截至2012年，永安在孟加拉国拥有17家工厂，也为耐克和北脸（North Face）等全球品牌公司生产户外服装。¹⁰

在孟加拉国，服装生产现在不仅仅是大生意，也是大政治。当地商人试图影响市长、分区委员会、政党、监管者和议会。工人们开始成立工会。当政府支持工厂主，压制工人组织时，工人们开始自发罢工。在罢工工人和武装警察之间发生了特别激烈的冲突后，孟加拉国总理谢赫·哈西娜（Sheikh Hasina）（一名女性，但却是一个男性化执政党人民联盟的领导人，与男性服装业业主关系密切）同意将该国的最低月工资从21美元提高到37美元。¹¹尽管如此，孟加拉国仍然是全球服装公司生产服装最便宜的地方，所以名牌公司不断涌现，供应商和承包商的业务不断扩大。全球品牌缝制品的成本和消费者服装的零售价都保持在较低水平，这不仅是因为付给孟加拉国工人的工资较低，也因为工厂主缺乏对工厂安全和健康措施的投资，以及全球公司不服从安全和健康措施。

配额设定多纤维协议是一项旨在保护北美和欧洲服装工人工作的国际协议，2005年该项协议的结束使得孟加拉国的服装工厂对于不断寻找低成本承包商的跨国品牌公司更具吸引力。当总部设在日内瓦的世界贸易组织裁定发达国家享有最惠国待遇这种不公平的优势时，洛杉矶和纽约的服装工人失去了数千份工作（其中许多由移民妇女担任），而全球服装公司则更加自由地在世界各地寻找低成本的生产。¹²

在21世纪初，中国服装女工提高工资的要求实现了。这一发展为孟加拉国的低成本制造业增添了动力。在这个性别化的历史时刻，塔兹林时装公司的工厂着火了。

性别很重要

讲述全球化服装、金钱和死亡的故事很容易，仿佛性别政治无关紧要似的。对于许多评论家来说，讲述塔兹林工厂火灾——以及随后不久其他工厂发生的灾难（不仅仅是在孟加拉国，还有巴基斯坦、柬埔寨、韩国和墨西哥）——就好像因为大多数死伤者是女性所以并不重要一样，太简单了。女性可能被提及，她们可能被拍照和录像，但主流记者很少采访她们作为工厂女工的复杂经历。同样，观察人士常常精心解释和提议改革，似乎探索全球和国家商业和政治精英高层的男性行为毫无益处。记者更愿意采访男性，但不会调查他们发展男性化商业和政治关系的经历。

这种与性别无涉的讲述方式和巧妙的解释是有风险的。

仅批判利润最大化、个人主义、宽松监管、抑制成本的全球资本主义商业，以及驱使它们的世界观——被评论家称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来描述和解释（从而防止）未来服装厂灾难是不可靠的。为了对当今的国际服装业提供一种替代的、更现实的政治分析，我们必须关注新自由主义模式，必须对不同妇女的生活以及认为妇女是低薪工人的种族化、阶级化观念变得更加好奇。此外，让人们了解服装女工也会使作为工厂主、全球企业高管、公务员、工会组织者和政治家的男性为人所知。¹³

被困在塔兹林大火中的大多数人——以及如今在世界各地如此普遍的大多数服装厂灾难中的人——不仅仅是“工人”，他们还是女工。那些不能解释女性劳动力是如何以及为何变得廉价的记者、学者、其他活动人士和公民对这些女性的经历漠不关心。

没有劳动力会自动变得廉价。这种廉价是被建构的。正是通过故意操纵女孩和妇女的观念以及女性气质的概念，才赋予了那些试图贬低妇女劳动的人以权力。

乔比·马哈茂德（Chobi Mahmud）在孟加拉国北部的坦盖尔市长大。她十几岁时从家里的农村搬了出来。随着该国服装业的扩张，更多女性参与了生产。乔比在孟加拉国服装业女性化取得显著进展的时候加入了全球化的服装劳动力队伍。母亲没有得到的机会，乔比得到了。1990年，妇女仅占孟加拉国所有服装工人的28%。但是到了2002年，19岁的乔比接受记者采访时，这一比例就已经增长到了惊人的85%。¹⁴

也就是说，21世纪在孟加拉国服装厂工作的女性比例如此之高，并不是“自然形成的”。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男性工厂主意识到，如果他们开始雇用女工，从贫穷的农村雇用更多的年轻女性，就可以保持低工资——从而保持工厂对耐克、北脸、沃尔玛、芒果、海恩斯莫里斯和汤米·席尔菲格高管的全球吸引力。

但是，这种性别化的模式需要再作调整才能奏效：这些村庄里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需要改变自己对生活的认识，说服父母让她们离家工作。如果不能重新有效定义少女和女性尊严，全球品牌公司就不会迁到孟加拉国。

乔比和大多数年轻的女工一样，在城市工厂工作时尚未成家。她和她的缝纫伙伴开始工作挣工资。当把钱寄给父母时，她们觉得自己很重要，她们的父母也很快意识到女儿比儿子更有可能从城市中寄钱回家。这样，父母就不太可能为女儿包办婚姻并以此评判女儿是否孝顺。工厂女工不仅推迟结婚，而且当她们结婚时，还经常设法与丈夫协商家务分工。如果她们结婚后继续工作并往家带钱，乔比所在工厂的许多女性朋友就能说服丈夫分担更多的家务。总部设在达卡的妇女倡导团体纳里·乌杜格·肯德拉（Nari Uddug Kendra）（妇女倡议中心）负责人马舒达·谢法利·可敦（Mashuda Shefali Khatun）称，研究显示，如果男性聚了能挣工资的女性，那么他做家务的时间就比那些妻子不能挣钱的男性多。¹⁵

许多孟加拉国服装女工开始敏锐地意识到她们是在不合理甚至危险的条件下缝纫接缝、下摆和口袋的——厕所不干净、工作时间长、通风不良、楼梯堵塞。在决定是否冒险组织与参加抗议活动时，每位服装女工都必须在保有工厂带薪工作的性别优势和对一系列男性之间剥削性勾结日益增长的挫折感之间进行权衡：全球公司、工厂所有者和当地政客故意压榨工资，阻碍了她的组织工作，危害她的健康。这种性别上的压榨令人担忧。

塔兹林大火是在性别化的地方和国际历史的特定时刻爆发的。正如1911年的纽约三角内衣工厂火灾发生在妇女国际移民历史和美国妇女选举权组织历史的特定时刻一样，2012年的塔兹林大火也发生在跨国妇女政治和孟加拉国妇女自己组织的节点。一个流行的种族化神话使全球公司及其当地盟友降低了女性劳动力的价格，它认为富国中社会边缘的妇女和生活在穷国的妇女不太能意识到也不太需要自己的权利——或者只有在更有特权的男女的指导和领导下，她们才会追求自己的权利。

事实上，到2012年，孟加拉国妇女的政治思维和组织已经变得很精细和复杂了。孟加拉国的女性活动家们已经点名、揭露并发起了反对当地男性旨在诋毁妇女和女孩的泼酸运动。其他妇女活动家不仅参加了小额信贷计划，而且也开始揭露这些虽是旨在增强贫穷妇女经济权能的计划反倒增强了男性的权能，并让妇女参与者背负债务。一些妇女也开始挑战孟加拉国男性主导的政党和宗教神职人员。当地女性主义者支持那些孟加拉国妇女，她们在沉默了几十年后，公然讲述了自己在1971年独立战争中被强奸后幸存的故事，这挑战了强大的民族自豪感和女性羞耻观。¹⁶

婚姻政治、养育政治、女儿政治、女性友谊政治、有偿劳动和无偿劳动的性别分工政治、女性组织政治、女性化的性行为和沉默政治——这些政治都是性别化的。也就是说，每种政治都是通过接受或抵制某些关于女性和男性的观念而形成的。这些想法是政治性的，因为它们不仅有权合法化和维持，而且有权转变或揭穿真相。

这些想法和它们催生的连锁性别政治不是永恒存在的。它们可以被改变，有时只是表面的，有时是深刻的。这些深刻性别化的政治中的每一个都是并将继续是牛仔裤、比基尼、连衣裙、运动衫和背心等跨国政治和经济的支柱。关注女性对于真实理解建构廉价女性劳动力的国际政治至关重要。

女性劳动力如何变得廉价？

谈论“廉价女性劳动力”是司空见惯的事。公共政策讨论时会用到这个词，好像廉价是妇女工作固有的特征一样——特别是那些被推到社会和国际边缘的妇女的工作。

现实却大不相同：女性的工作要么是无偿的，要么是低薪的。

女性主义研究者总是盯着决策——以及作出和执行这些决策的人。国际政治经济按照这种方式运行，部分是因为这些决策降低了妇女工作的价值，使其要么无偿工作，要么低薪工作。然而，当这些决策被认为根本不是决策，而仅仅是“自然”生成的结果时，这些决策就销声匿迹了。把任何事物想象成“自然的”都会使它脱离政治领域。国际政治中发生的许多事情没有得到充分的审视，因为人们错误地认为这是自然形成的。非女性主义者对国际政治评论的特征之一是他们低估了权力作用。

组织工厂工作、设计机器和执行工厂规则以保持女性的生产力和劳动力女性化——这些都是企业家和持支持态度的政府官员为发动欧洲19世纪工业革命而制定的重要策略。工业化的纺织品生产和服装制造是英国崛起为全球强国的核心。工业中的男性企业家故意将劳动力女性化，以使其有利可图并具有国际竞争力。其他国家的投资者和官员吸取了英国的教训，以便在新兴的全球政治经济中展开竞争，并避开外国控制。也就是说，产业劳动力女性化的启示传播到了世界范围。事实证明，“工厂女工”的诞生（后来专门成立了一个网站，叫19世纪的纺织工厂女工）不仅对帝国主义，而且对反帝国主义都至关重要。美国男性纺织投资者，即后殖民时期的商人，19世纪初从波士顿来到英国的纺织厂，学习性别化的工业化模式。¹⁷日本男性企业家在决心抵制西方殖民的明治维新派的支持下，也选择年轻的农村妇女作为他们的第一批工人。¹⁸在工业化的沙皇俄国，新纺织厂的所有者在政府的批准下稳步增加了女工的比例。半个世纪和革命之后，在20世纪70年代，妇女仍然占苏联所有缝纫机操作者的93%。¹⁹

然而，由于缺乏对性别的好奇心，实现工厂劳动力的女性化并不像主流历史学家研究问题那样容易持续，而主流历史学家又由于对性别的好奇心，所以其研究受到了限制。母亲和父亲不得不被说服让女儿离家，推迟结婚。纺织女工和服装工人经常很难管理，对雇主给她们的关于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礼仪的宣讲不屑一顾，甚至嘲笑。²⁰有时，不管男性工会领导人是否提出建议，妇女都会参与罢工。管理者、父母和官员的威胁、胁迫、诱惑和修改后的法律结构遭到了工厂女工的一致反对。此外，工业生产率和利润最大化目标经常与盛行的女性文化规范相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经济战略家、实业家、技术工程师和他们的媒体支持者不得不找到拒绝或至少化解性别意识形态尴尬的方法。例如，在19世纪中叶，作为服装制造工业化核心的缝纫机，引发了被解放妇女的欢呼和性别化父权制的惊恐。

缝纫机最初受到女性主义者的赞扬。当在1851年伦敦博览会和1855年巴黎博览会上展出时，它吸引了大批观众。²¹托马斯·库克（Thomas Cook）的游客也听说了缝纫机预示着解放妇女的说法。它象征着进步：技术是解放者。妇女可以使用缝纫机的国家庆幸本国妇女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这种体力劳动是帝国底层愚昧的社会特征。

虽然鼓励妇女将缝纫机视为一种解放劳动的家用电器，但男性企业家正在为将在工厂工作的妇女大量购买缝纫机。缝纫机允许公司所有者将制作一件衣服或一条裤子的过程分解成不同的独立的操作，从而就将一个貌似合理化的工厂制度应用在女裁缝身上：每个女人只能缝制衣服的一小部分——袖子、褶裥、后口袋。服装厂老板可以按件支付员工工资，而不是按小时或按整个成品支付。这反过来又使制造商转变了服装的制造者：他们不再被视为熟练的工匠；从今以后，他们仅仅是可以被更换的雇员。这使得男性工厂主可以不受技工的束缚，后者认为自己的劳动值得更多的补偿，并且他们也不太接受监管。也就是说，工业化服装和纺织工厂的崛起需要贬低某些男性：男技工的重要性。此外，女性化工厂实行的计件工资制度提高了女工之间的竞争力，削弱了她们的团结意识，从而增强了工厂管理者对整个生产过程的控制。

然而，也有人不喜欢缝纫机。就像自行车一样，缝纫机是服装制造工业化的核心，许多人认为它危害了女性的性纯洁。在法国城镇，19世纪60年代在缝纫机旁工作的大量妇女抱怨自己会感到疲劳和健康不佳。巴黎男物理学家尤金·吉布特（Eugene Guibout）于1866年向医院医学协会报告说，长期使用机器会使女性产生大量阴道分泌物，有时会出血，以及极度的生殖器兴奋，这是由于在操作双踏板过程中会摩擦女性大腿，但是双踏板为工业生产中的机器提供了动力。这场辩论蔓延到了德国和意大利。一些男科学家没有吉布特博士那么焦虑，但他们也对双踏板缝纫机潜在的自慰效应感到吃惊。当引进了单踏板机器时，国际医学界明显松了一口气。然而，直到下个世纪出现了电动缝纫机，关于缝纫机的性影响的争议才得以平息。²²

蓝色牛仔裤具有历史性：看看你的衣橱就知道了

任何一件衣服都有自己的性别化国际政治历史。

牛仔裤的故事好像与性别无关，虽然参与者全是男性，但讲述的时候不觉得男性气质和女性生活有什么奇怪。例如，旧金山批发商品商人列维·斯特劳斯和他的合伙人雅各布·戴维斯 （Jacob Davis） 裁缝于1873年发明了牛仔裤（这一术语源自意大利热那亚首次制成的一种棉材料），方法是使用坚韧的牛仔布棉（法国尼姆特克斯瓷砖制造商制造的热那亚材料的一种改进，因此称为“来自尼姆”［de Nîmes］，并添加了个性的铜铆钉来加固裤缝。最早的牛仔裤是由裁缝缝制的，他们被认为是技工。很快牛仔裤就成了加州及其他地方劳动者的流行服装。为了满足需求和实现利润最大化，牛仔布成为工厂产品，李维斯（Levi Strauss）成为全球化服装业的巨鳄。²³

或者，讲述更加现实的、性别化的、正在进行的全球化蓝色牛仔裤的故事，可以让金矿工人和手工裁缝的男性气质、工业女工的女性气质以及女性的体面更加明显。性别化的政治故事也让男性控制女性劳动力变得更加重要。随着李维斯蓝色牛仔裤从手工制品转变为工业产品，该公司的缝纫劳动力变得女性化。商业成功越来越少地依赖男性的手工技能，而更多地依赖廉价的女性计件劳动。

你可以打开自己的衣橱，开始国际性、性别化的蓝色牛仔裤历史研究。拿出所有的蓝色牛仔裤（也包括黑色牛仔裤），根据生产年份把它们分类。从膝盖都磨损的旧牛仔裤到还未磨损的新牛仔裤，都是100%纯棉的吗？如今，中国、印度、美国、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巴西是最大的原棉生产国，人们不禁要问，在这些国家的棉花种植中，男女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²⁴现在看看你牛仔裤里面的标签：列出缝制牛仔裤的国家。试着记住你是哪一年买的每一条牛仔裤。你正在绘制蓝色牛仔裤的历史和国际政治性别模式。

李维斯在美国开工厂的时间比许多大型名牌服装公司都长。与许多竞争对手相比，该公司长时间抵制将生产外包给承包商，并且这种抵制时间更长。然而，与此同时，李维斯的高级管理人员对工人加入独立工会持敌视态度。在跟随其他服装公司将业务转移到海外之前，该公司将工厂转移到美国南部和西南部，因为这些地区保守的州议员使得工人很难组建工会。到20世纪80年代初，艾尔帕索（得克萨斯州）已经被当地称为“世界牛仔裤之都”。

20世纪80年代，大多数用橙色线缝制李维斯牛仔裤的美国工人是拉美裔妇女，她们当时在美国社会中被政治边缘化，在联邦政治中也没有发言权。²⁵海外工人正在逐步取代她们。事实证明，该公司女性化、种族化的美国生产模式无法满足李维斯高管的利润预期。到2004年，李维斯已将其所有制造业移出美国——移至菲律宾、中国、印度尼西亚和土耳其——关闭了位于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的最后一家美国工厂。²⁶生产地点发生了变化，工人的种族和民族也改变了；但是李维斯的高管们仍然更喜欢女性作为制造业劳动力的骨干。

因此，以女性主义者的视角审视自己衣橱的第一步就是，看看缝制在衣服里的标签，看看它们的生产国是有用的。但是标签不会显示那些设计、裁剪、缝纫、熨烫、包装和销售这条牛仔裤的人的性别和种族——或者这些工人中的哪一个拿的是最低生活工资。此外，这个标签也不会明确说明哪些国家的或国际的男性联盟是为了维持裁缝的低工资而建立的，或者每个缝纫工对自己的低工资有什么看法。标签也不会告诉你工厂车间的门是否只能在内部打开。对于所有这些至关重要的信息，你必须深入挖掘。

20世纪70年代末，许多国家新兴的妇女运动正在改变妇女对“女性化”和“体面”的观念。所有社会阶层的美国和欧洲女性都开始穿牛仔裤——她们穿的是“专门设计的牛仔裤”，以区别于男矿工和码头工人穿的牛仔裤。最受欢迎的蓝色牛仔裤是全棉牛仔布。女性消费者重新定义了女性的体面，而此时服装公司正在更远的地方寻找可能更廉价的劳动力。

在1970年到1986年间，当时美国服装业的两大工会之一国际女装工人联合会，失去了20多万名会员。原因很容易发现，美国妇女和儿童服装的产量下降了50%以上。尽管如此，成千上万男女工人仍在纽约都会区的工厂工作。截至1986年，该工会主要由男性领导，绝大多数成员为女性，共有75 400名纽约成员。²⁷

“去工业化”是政治焦虑的根源，因为工业衰退意味着钢铁和汽车城如匹兹堡、伯明翰和底特律的工厂男工会被解雇——大概是因为在许多当选的男性官员的心目中，只有男性高失业率才可能造成社会危机。相比之下，美国服装工人早期的经济困难和他们所反映的国际变革更容易被官员忽视，因为大多数服装工人是女性，其中许多是移民到城市或贫穷的农村妇女。此外，对于这些男性决策者而言，女性对高薪的要求类似于一种社会的失常。对政策制定者来说，丢掉工作的妇女并不是引起政治恐慌的原因。

贝纳通模式：20世纪80年代家庭作业全球化

随着李维斯和其他美国服装公司将工厂迁往南方，并雇用更多的农村白人妇女、非裔美国人和拉丁裔妇女来缝制衣服，英国公司把目光投向了黑人和亚裔英国妇女。这些妇女中有许多是最近从加勒比、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来到这里的，经常只能从事低工资、最低福利和最大健康危害的季节性工作。像玛莎百货（Marks and Spencer）这样的大型英国零售商，20世纪80年代其销售额占了英国服装销售的五分之一，决定成为“没有工厂的制造商”。他们的管理者开始将合同外包给较小的服装生产商，这些生产商反过来雇用工人或雇用别的分包商。他们中的许多人雇用妇女在自己家里缝纫。工业家庭佣工并不新鲜，但现在它变得全球化了。²⁸

尽管女性家庭佣工工资低，几乎没有医疗或养老金福利，而且必须支付自己的电费，但这些新的家庭工作安排往往会吸引那些需要照顾自己年幼子女的妇女。从事缝纫工作意味着女性不必在看孩子和工作之间二者取其一，其父亲或丈夫也发现这种工作安排比较令人放心，因为他们的妻子和女儿可以免受英国工业社会严酷的种族主义现实——或许这些男人想象的是不道德的诱惑——的影响。玛莎百货的衬衫中蕴含着后帝国时代英国移民的性政治和种族政治。20世纪80年代，一名亚裔英国女性家庭佣工解释说：

姐妹，如果你住在伦敦东区的纽汉时，你将别无选择。烧毁一座亚裔的房屋甚至不再成为新闻……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能在我家外面找工作呢？我想保持隐形，真的。

还有，姐妹，我是寡妇，我真的不知道我的法律地位是什么……目前，我叔叔把机械加工工作带到我家。结果是每小时50便士，不太好！但是我挣钱了，并且能养活我的孩子。最重要的是，在这个白人世界里，我不必担心受到种族虐待。²⁹

然而，到2010年，玛莎百货已经减少了对英国亚裔家庭佣工的依赖，而是与其他大型名牌服装零售商一起将许多生产业务转移到孟加拉国。

贝纳通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一家时尚的、受人钦佩的、全球成功的服装公司。其总部位于意大利北部，这是一个由农场和小城镇组成的地区，那里繁荣的工业公司为其赢得了“第三意大利”的绰号：“（卢西亚诺）贝纳通穿着他通常穿的休闲服：宽松的卡其布裤子、棕色莱昂·莱昂伍德·比恩（L.L. Bean）风格的牛津、粗花呢夹克和一件有纽扣衣领的衬衫，贝纳通卷曲的灰棕色头发和角质框眼镜为数百万意大利人所熟悉……他正在去做一件让他兴奋不已的事情：在世界上一个‘遥远的、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方开了一家贝纳通商店。那天早上我们要去布拉格参加贝纳通的开幕式。”³⁰

贝纳通因其时尚的设计、大胆的跨种族广告形象以及随着善变的消费者改变口味而迅速改变时尚的能力而受到赞赏。这种企业模式依赖灵活性：贝纳通必须能够利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一接到订单就立即重新设计版式。与此同时，最大限度地提高灵活性意味着贝纳通的高管必须能够召集当地小缝纫车间，以比大多数大公司更快的速度生产产品，同时保持足够低的价格，使贝纳通能够比大型零售商占优势。

解决办法：意大利家庭分包商雇用意大利妇女在家中或小型、无工会组织的车间工作。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贝纳通在意大利北部有8家工厂，该公司有8 000名服装工人，但正式雇用的工人只有2 000名。当时依靠贝纳通谋生的大多数意大利女性并不直接为该公司工作。这是一个成功的——即盈利的——最大限度提高灵活性的企业模式秘密。尽管小分包商完成了贝纳通40%左右的纺织和60%的服装组装工作，但当公司引导来访记者进行参观时，并不会带他们去贝纳通新工厂周围聚集的这些无工会组织的小作坊。今天，如果你去意大利北部的一家服装厂参观，你会路过一家工厂，那里大部分低收入、无工会组织的缝纫工和裁剪工都不是意大利人；如今，她们是中国移民。³¹

到20世纪80年代，已经成为主要消费人群的青春期少女开始按照“贝纳通样子”来打扮。贝纳通的高管们凭借其明显的后民族主义风格：“世界的色彩”广告活动，着手打造了一种可以不限国界的风格。贝纳通正在让欧洲青少年适应欧盟的扩大。这一明显的全球化、后民族主义的消费运动依靠的是本土化、孤立的和女性化的劳动力。

然而，到2013年，贝纳通的高管们已经将公司的部分生产转包给孟加拉国的工厂，这些工厂的女工也在为玛莎百货、扎拉百货、沃尔玛和盖普缝制衣服。

银行家和女裁缝

耐克是最早不依赖工厂生产的品牌。当俄勒冈州的耐克男性高管决定依靠海外分包商工厂主时，他们选择了韩国。因为韩国政府很友好。20世纪70年代，韩国政府高度军事化；美韩军事联盟使得韩国依附于美国；韩国有几十个美国军事基地，驻扎着五万美军。对耐克高管来说，这种冷战背景下的安排让韩国变成了一个看起来很好的投资对象。但随后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韩国举行了成功的大众民主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女大学生和工厂女工扮演了至关重要的政治角色。当韩国新的文官民主政治制度取代军政权时，当地的妇女运动和工会变得更有影响力了，耐克的高管们也随即终止了与韩国工厂的合同，并与他们在朝鲜的分包商一起搬到了印度尼西亚和其他地方。此后，印度尼西亚的农村妇女、移民女性和年轻女性为耐克、彪马、阿迪达斯和锐步获得全球利润发挥了重要作用。³²

21世纪伊始，虽然有些国家政治体制不同，但服装厂已经成为这些国家的一部分。每条牛仔裤、每件衬衫或比基尼都是用特殊性别政治色彩的线缝制的。例如，在种族隔离制度下，白人占主导地位的南非政府官员鼓励外国公司在班图斯坦开店，这是一个旨在支持种族隔离和自给自足的黑人“家园”的国家规划。以色列的公司接受了比勒陀利亚的邀请。³³1986年，越南共产党政府官员采取了一项名为“革新开放”（Doi Moi）的新商业政策，以实现战后国家经济的腾飞。几十年内，这些由政府主导的体制使得“越南制造业成了普遍不透明的世界，有层层承包商和分包商”，为国际市场生产了服装和运动鞋。³⁴与此同时，在斐济，政府通过旨在削弱斐济亚洲邻国的特别报价，诱使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服装公司建厂，从而弥补了世界糖价长期下跌和旅游收入骤降造成的损失。斐济官员希望该国妇女的缝纫能掩盖种植园经济疲软、种族冲突和军事化带来的问题。³⁵

服装所体现的国际政治连接了在缝纫机上缝制蓝色牛仔裤裤腿缝的女人与在会议室和部长办公室起草贷款、投资备忘录的男人。私人银行以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银行机构的银行家，一直是服装业全球化及有意依赖低薪女劳动力的主要推动者。然而，银行家与女缝纫工没有过交流，更不用说两者达成什么协议了。银行家与企业高管和政府官员打交道，尤其是那些主宰本国财政的人。

这些交易是秘密进行的，通常很紧张，而且也通常由男性参与。我们对不同男性行为如何塑造这些重要的金融交易知之甚少。但我们知道，他们的交易不仅决定了妇女的生活，而且还依赖对妇女生活的控制。银行家将政府和公司贷款与借款人促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服装出口能力挂钩。事实证明，如果政府官员和制造业高管不采取深思熟虑的措施来降低制造业劳动力——女性劳动力——的成本，就很难贷到款。

借贷和缝纫——这两项活动在全球范围内相互依存。每一项都支持性别假定和性别关系：虽然在出口服装工厂里基本都是女工，但国际贷款机构的董事会仍然由男人把控。³⁶

冒险一直是银行业中男性化概念的核心。正如去“异国”旅行曾经被认为是一种冒险，因此是一种特别男性化的形式一样，如今，许多金融家认为冒险是全球金融业和银行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此外，自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起，各国政府急切放松银行业监管，风险承担的价值变得更大。在全球范围内解除对银行的管制使得一种明显的美国式的、男性化的银行运行模式在英国、爱尔兰、冰岛、西班牙、希腊和日本更受欢迎。这种跨国男性化的银行模式也有助于维持竞争激烈的男性银行家之间的合作关系。这是一种共同的男性化冒险模式，造就了男人们的“世界”。这也有助于将女性控制在这个“不断竞争”的金融世界的边缘，据称女性比“有男子气概的男性”更厌恶风险。

如今，成千上万的女性在全球银行业工作。她们为银行提供了关键的支持服务；但是只在极少情况下，女性才会晋升到仍然男性化的高级职位。例如，在美国，女性仅占所有银行高管的16%。那些想要获得银行高级职位的女性如果履行对企业的承诺，就要长时间工作和不断出差，但顽固的传统婚姻政治和母性政治强化了行政系统的男性化特征。³⁷

银行业中男性化的结构和文化将持续到2008年灾难性的金融危机，甚至在那之后。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后期，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从事金融工作，有些人甚至晋升为中层管理人员。尽管如此，到2013年，还没有女性担任过欧盟中央银行行长、世界银行行长、美国财政部长和英国财政大臣。直到2011年，第一位女性——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才被选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负责人。直到2014年，第一位女性——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才被任命担任美联储主席这一重要职务。这些突破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对政治压力的回应。但就其本身而言，它们并不能证明全球银行业的父权制传统已经被彻底颠覆了。³⁸

国际银行业的男性化在政治上代价高昂。它动摇了政府，改变了公共优先事项，破坏了包容性民主，扩大了贫富差距。许多欧洲和发展中国家背负着巨额国际债务，几乎无法支付外国债权人的天文债务利息，更不用说偿还本金了。但日本、英国、德国、美国和其他大型贷款机构及其政府担心，全球范围内的违约行为会颠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精心建立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因此贷方和它们的盟友向债务国政府施压，要求它们偿还巨额债务。最受欢迎的一揽子贷款条件——“结构调整”——将削减债务国政府在“非生产性”公共服务（运输和食品补贴、医疗服务和教育）上的支出与扩大出口（当地开采的原材料、当地种植的作物或当地制造的商品）结合起来，后者包括服装业。除非它们在服装出口方面保持全球竞争力，否则许多负债的政府将无法偿还国际债务。

银行家出口战略的核心是出口加工区。经济学家鼓励负债的政府专门为生产国际市场商品的工厂留出土地。政府将通过向海外公司提供电力、港口和跑道以及低成本工人，并提供免税期和警察保护，来吸引海外公司将工厂迁至这些地区。最有吸引力的是政府承诺提供“廉价劳动力”。不足为奇的是，在大多数出口加工区——斯里兰卡、菲律宾、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和巴拿马——至少70%的工人是女性。

敢于冒险的全球化银行家需要有责任感的女裁缝来为其服务。当地有声望的政治学家和他的金融顾问需要女裁缝的工作来使银行家放心。如果女裁缝反叛，那么全面考虑一下，这对一个靠缝纫为生的女工到底意味着什么，她的母国可能就会出现在银行家的“不良投资”名单上。

父权制还在

服装公司的管理者继续依靠四种父权制的认知来为他们给女工低工资辩护。第一，他们将缝纫定义为少女和妇女“天然的”或“传统的”任务。一个人“天然”就能做的事不算是一种“技能”，因为技能是一个人必须接受训练才能完成的，并为此应得到奖赏。事实上，许多女学生在家政课上一直在努力尝试做裙子或围裙，但还是做不成。一名服装厂的管理者解释说，他更喜欢雇用不会缝纫的菲律宾年轻女性，这样“我们就不必改掉她们以前的坏习惯”。³⁹但是，妇女生下来就是缝纫工的神话仍然存在，工厂管理者利用这种说法来贬低女工的实际技能，从而降低她们的工资。女缝纫工罢工，迫使公司高管将自己的工作归类为“技术性的”工作。⁴⁰

第二，通过宣称需要技能的工作是男性做的而将女性的劳动当作廉价的，并一直这么认为。女人是天生的缝纫工，应该在缝纫机旁工作；管理者雇用男人来做裁剪师和印刷师，并使用专门的设备，如拉链安装器。裁剪、按压织物和安装拉链的工人的工资比缝纫工人高。管理人员认为，操作专门的机器和按压工作只有男人才有体力做得到，也只有男人才能掌握这些技能，这种观点忽视了现有的技术水平以及家务和农业对女性的身体要求，同时也很容易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一些男性比一些女性学习能力更弱、学习速度更慢。

第三，工厂主和管理者认为女性为家庭收入做的贡献不大，从而证明付给女工的工资低于男性，低于最低生活工资是合理的。他们不会理会（大多数时候）这样一个现实，即年轻女性员工的农村父母已经开始依赖这些“孝顺的女儿”给家寄钱。然而，与此同时，当管理者试图劝说妇女们不要罢工，会危及工作时，他们已经通过这种战略手段操控了这些女工。即传统观念认为，男人——父亲和丈夫——仍然是养家糊口的人，全球服装公司的高管们对此观点感到欣慰。20世纪90年代，在内部工作与在外部强大的国际机构游说的女性主义者，说服了他们的经济学家和发展专家，使他们认识到“男人养家糊口”的观念与经济现实脱节。⁴¹男人养家糊口的假设对几代服装厂管理者来说都是福音。直到今天，这仍然是一个错误的认识，即要求管理者为女工支付工资找借口，就好像这些女性在家里需要男性在经济上养活一样。

事实上，离婚、遗弃、经济衰退、艾滋病、战争和分居导致靠自己（通常是只有自己）赚钱养家的女性人数显著增加。她们不仅供养自己的孩子，还要养亲戚的孩子，以及年迈或贫困的父母。2006年，除西欧和北美以外，在越南、莱索托、纳米比亚、津巴布韦、肯尼亚、布隆迪、坦桑尼亚、巴西、秘鲁、委内瑞拉、哥伦比亚、萨尔瓦多、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仅举几个例子，在25%甚至更多的家庭中，妇女是主力。⁴²

工厂主和全球客户第四个自私的认识是，每天在机器前工作11小时，一周工作6天的单身女性算不上“正规的”的劳动力，因为她工作的目的是找一个丈夫“安定下来”，然后靠丈夫养活。因此，现代婚姻管理思想认为，单身女性雇员不需要像职业工人一样获得报酬：当她为盖普缝制衣领或为李维斯缝制后口袋时，她只是流水线上的一环而已。当男性工会领导人也持同样的观点时——女性主要的、永恒的使命是做一个好妻子——女性集体行动的前景就变得更加惨淡了。

因此，维持廉价的女性劳动力需要父权制的力量。贬低女性劳动力需要联盟、警惕和日常努力。这一努力是今天所谓“国际政治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单靠工厂管理者无法保持廉价的女性劳动力：还需要一群愿意帮忙的盟友——父亲、丈夫、媒体制片人、地方和国家官员、警察、全球高管、劳工活动家——来持有和推广父权思想。也就是说，企业和政府所获得的利润和税收依赖于延续技能、婚姻、孝顺的女儿、儿童保育、女性尊严和时尚的某些观念。全球服装业的政治是由这些父权制观念支撑的，这些观念在家庭内部、社区内部、政府内部和政府之间以及工厂车间里维持着性别关系。

要从女性主义的视角理解银行家和蓝色牛仔裤——以及连衣裙、运动鞋、运动衫和足球服——所蕴含的国际政治，需要调查各种关联的性别思维模式和多个政治场域，还要找出谁在从这些特定信仰的延续中获益。

轻工业、重工业：女人何在？男人何在？

劳动力密集型公司的管理者最希望劳动力成本低。公司越不那么依赖劳动力，管理者就越可能不会在削减劳动力成本上下功夫。如今劳动密集型产业被称为“轻工业”，劳动简约型产业被称为“重工业”。轻工业和重工业在各自的人力和资本设备组合上也有所不同——熔炉、涡轮机、计算机、机器人、织机、缝纫机——每个都需要生产出能获利的产品。

因为轻工业需要的劳动力更多，对大量资本的依赖程度更低，所以它也不太可能集中在少数所有者手中：任何轻工业市场的参与者都比重工业市场的参与者多。这使得轻工业更加分散，在全球的竞争也更加激烈。这还使得服装的性别化国际政治不同于钢铁的性别化国际政治。

在轻工业行业内，全球竞争的激烈程度更促使了所有者和管理者要保持劳动力成本尽可能低。削减劳动力成本被视为击败竞争对手的主要策略之一。全球服装行业的权力下放——尤其是全球“供应链”包括供应商和分包商——使得劳工维护者很难监管公司的侵权行为，甚至一个正派的政府也很难有效实施工人安全法。隐瞒非法服装厂比隐瞒非法汽车厂容易得多。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索尼娅·索托马约尔是第一位被任命为该国最高法院法官的拉丁美洲人，她最近回忆起她20世纪50年代去纽约市布朗克斯区奥罗拉姑妈的服装缝纫车间的童年经历。年轻的索尼娅看到，在夏天，即使车间里“热气腾腾、漆黑一片、空气不流通”，但“窗户还是被漆成黑色，门关得很紧”，她对此很困惑。她天真地问为什么姑妈和她的波多黎各女同事没有抱怨，人们告诉她不要好奇，这是必须的。她的姑妈和同事就是受雇于一家非法的“账外”工厂，她们属于低薪裁缝。⁴³

“轻工业”是最女性化的行业，而“重工业”是最男性化的行业。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男人在服装厂工作——他们也在那工作，比如裁缝师、拉链机操作员、印刷工、包装工和监工。也不意味着没有女性在汽车制造或造船等重工业工作。她们也会在那工作。但是，将轻工业描述为“女性化的”是说管理层更愿意大多数工人是女工，传统女性特质的父权制思想塑造了劳资关系。同样，说重工业“男性化”也就是说，管理者认为该行业的大部分工作最好由男性来做，男子气概的父权制思想形成了其劳资关系中的主导文化。因此，我们可以对国际汽车、钢铁和造船行业进行女性主义视角的分析，就像我们可以对全球服装、玩具或电子行业进行女性主义视角的调查一样。以下是当今被普遍认为属于两大类别之一的一些行业：

轻工业　重工业

纺织品　钢铁

服装　铝

食品加工　汽车（包括装甲车）

香烟　化学品和石油化工产品

玩具　机械制造

鞋　采矿

电子　石化产品

数据输入（例如保险、航空订票）　飞机和航空航天

轻武器（例如手枪、步枪、榴弹发射器）　造船

除了简单地比较轻工业和重工业，我们还需要描绘出它们之间的政治关系。这些政治关系具有性别色彩，决定了男女各自在国家事务中的影响力。巴西今天既有重工业又有轻工业；印度、中国、美国、英国、加拿大、南非、瑞典、日本、俄罗斯、法国、波兰和韩国也是如此。如果人们普遍认为女性只能做母亲、临时工或兼职雇员或者非熟练工人，如果女性在据称代表她们利益的工会中没有影响力——或者如果她们根本没有工会——如果政府部委或政党中的男人不把女人看作正式的盟友或反对者，那么轻工业中的女性在政治舞台上获得自己的地位将特别困难。换句话说，在采矿、造船、航空航天、汽车、钢铁或石化行业工作的非精英人士对其国家政治制度的影响不仅赋予重工业特权，而且赋予男性特权。这种男性化的政治影响损害了集聚在轻工业中的女工。

据说从服装到钢铁的划分提升了一个国家的全球地位。发展国家自己重型的——男性化的——工业使得国家及其官员都获得了一种尊严：这样的话这个国家就被认为“实现了”这一目标：官员们就能加入“兄弟帮”。他们可以加入二十国集团，甚至更高级别的八国集团。韩国和墨西哥的政府官员，以及最近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被称为金砖国家——都发展了男性化的重工业，他们对其国际地位的提高表示自豪。与此同时，美国、英国、日本和法国等“老牌”国家的官员们担心，由于本国的钢铁、造船、飞机和汽车行业地位相对衰落了，他们正在失去对男性化的全球精英地位的掌控。

当政治评论家们担心国家的钢铁、飞机或汽车公司会影响“国家安全”时，他们就进一步加剧了女性有偿工作的边缘化和国际政治的男性化。

这些是一般的性别模式，它们意义重大，有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原因和影响。然而，每个服装厂的老板和在里面工作的女性，都存在于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历史之外，在地球上没有制衣厂，也没有女缝纫工。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历史中，我们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思考和行动。对任何服装厂进行女性主义视角的调查都要求我们考虑这些一般模式以及时间和地点。空想永远不够。

韩国：谁来为成为“亚洲四小虎”买单？

1982年，当韩国政府官员为了获得1988年奥运会举办权而提升国家形象时，有些评论家在谈论“朝韩两国”。他们不是指朝鲜和韩国。他们指的是大型资本化重工业的韩国，以及小型服装、运动鞋和电子装配厂的韩国。(https://www.daowen.com)

韩国妇女早在1910年就开始在工厂工作。⁴⁴但在1970年，军事统治者朴正熙及其男性化的军事政权蓄意发起了一场运动，劝说父母们让女儿离家、推迟结婚，到韩国出口工厂工作，声称这不仅有利于她们的家庭，也有利于国家。⁴⁵到20世纪80年代，在“第二代领导人统治下的”韩国，女工占了三分之二左右。她们每周工作的时间比男性多，做的家务也更多，但是平均工资却比男性低三分之一。

生产服装、电子产品和鞋子的女性使韩国商人积累了足够的资本来创办自己的重工企业，韩国在全球范围内也被公认为新兴的“亚洲四小虎”。也就是说，廉价的女性轻工业劳动力扶持了该国更重要的重工业——也增强了精英们成功申办奥运会的信心。

正是一场工厂大火才凸显了国家这种发展战略的代价。1988年3月，楼梯门仍然锁着，出口被一堆堆刚完成的毛衣堵住了，一场大火弥漫了青山纺织公司（Green Hill Textile）。它的小工厂被挤在首尔郊外宿舍区的台球室、餐厅和教堂之间。灰烬中有烧焦的缝纫机、烟熏黑的木材和煤渣堆，以及曾在那工作并去世的妇女的几样遗物：一张小女孩在红花田里微笑的快照，一本关于一位流行歌手的杂志剪报，一封来自一位年轻军人的信。22名年轻女性失去了生命。⁴⁶

44岁的青山工厂老板李浦源（Lee Pung Won）是日本和欧洲电子公司的分包商，人们称他是一个好雇主，他把自己的工人当成家人一样。他的大多数员工都是年轻的单身韩国女性，她们从农村来到城市，希望找到一份带薪工作。李浦源给她们的工资约为每小时1.75美元，他希望她们每周工作57小时。在这方面，她们的生活类似于在附近生产出口鞋和电视机的其他韩国妇女。当工厂收到一个全球客户的大订单时，就像季节性服装贸易中经常发生的那样，李浦源会延长这些女性的工作时间。全球企业客户并不关心他们的订单是如何按时完成的。⁴⁷

在20世纪80年代，许多韩国女工加入中产阶级民主大学生的罢工行列。她们一起推翻了独裁的军政府（一个与美国有着密切军事同盟关系的政府）；正是这个政权在热情地试图改变“孝顺女儿”的民族主义观念。女工们知道，她们参与了这场反叛的民主行动，会危及她们的工作和她们作为可敬的、适婚的年轻女性的声誉。⁴⁸今天，在青山纺织厂大火和军政权倒台25年后，韩国妇女运动通过将中产阶级妇女活动家和工厂妇女活动家聚集在一起，争取一种性别公平的民主化形式，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她们成功推动了立法改革，以消除家庭法和劳动法中最具父权制色彩的影响。

但是韩国妇女运动的影响最近受到了该国轻工业衰落（在韩国军政权倒台后，许多韩国企业家将分包工厂迁至印度尼西亚、越南、孟加拉国和中国）的威胁，也受到了由经济衰退引发的支持父权制的民族主义的威胁，还重新引起了公众对该国军事化国家安全的关注。2013年朴槿惠（Park Geun-hye）当选韩国第一位女总统，她是一个保守党领袖，也是该国最后一位军事统治者的女儿，但她几乎没有赋予韩国女性主义者或该国工厂女工什么权利。⁴⁹

墨西哥：地震只是开始

1985年9月19日早上7点19分，墨西哥城经历了北美最严重的一场地震。它使成千上万的人无家可归，现代办公楼倒塌，变成废墟，长期执政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俗称“PRI”）受到严重打击。对于聚集在圣安东尼奥阿巴德附近工厂工作的女裁缝来说，地震标志着政治和个人的转折。那天早上，它摧毁了墨西哥城大约800家小型服装厂，造成1 000多名服装工人死亡，另有4万人失业。⁵⁰

地震震动墨西哥城时，刚刚到达工作地点的妇女站在那里眼睁睁地看着一小时前还是她们生计来源的地方。那是一个星期四，也是发工资的日子。她们中的许多人是单身母亲。然而，站在外面，她们首先想到的是那些从早上7点就开始工作的女人，她们现在被困在被夷为平地的建筑里。管理者通常会关上工厂的窗户，锁上门来阻止妇女休息或偷材料，所以里面的工人没什么机会逃跑。一些建筑容纳了多达50家不同的服装公司，每层有几家。尽管政府监察员从未投诉过，但地板和天花板的水泥柱子很难承受沉重的缝纫机和数吨布料的重量。大多数公司都是小型分包商，客户对象都是国际公司。虽然不像美国和墨西哥边境上更显眼的边境加工厂那样出名，但这些墨西哥公司是墨西哥政府政策的一部分，政府不仅利用近海石油，而且利用旅游业和轻工业出口来偿还不断攀升的国际债务。到1986年，像那些挤在的圣安东尼奥阿巴德社区的工厂一样，外资和合资工厂已经取代旅游业成为该国第二大外汇来源。⁵¹

当妇女试图爬过废墟去营救被困在里面的同事时，被紧急动员的政府士兵将她们推了回去。起重机和士兵遵照公司老板的指示，开始移走成堆倒下的水泥，以便回收工厂的机器。员工们仍然站在绳索的另一边，愤怒地看着他们的老板和士兵没有先营救女工，而是先打捞缝纫机。

过去，那些想要组织工会的墨西哥女工被解雇了，而其他妇女则避开工会，因为害怕这会危及她们家庭赖以生存的工资。那些愿意冒被解雇风险的女性活动家也不得不面对愤愤不平的男伴，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女性下班后会留下来参加会议。那时，左翼反对党也很少关注在小血汗工厂工作的妇女；这些男性工会会员想让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的男性石油工人入会。墨西哥女性主义者很活跃，但她们大多是中产阶级，几乎不了解只有小学教育程度的贫困妇女需要优先解决什么问题。

现在，站在倒塌的厂房外面，她们对所目睹的事情越来越生气，女人们开始发声和行动。一些妇女自发地行动起来，阻止将要运走老板珍贵机器的卡车。其他妇女向业主索要工资。当男老板耸耸肩时，女人开始大喊：“补偿！补偿！”几十名妇女决定在现场过夜，以防止军用卡车移动或老板离开。过夜意味着她们要忽视在家期待她们的男伴和孩子。

大约在这个时候，来自墨西哥女权组织的中产阶级妇女来到倒塌的建筑现场提供帮助。后来，回过头看，一些制衣工人想起当时女性主义者似乎在敦促女工组织工会。但是服装工人们认为，如果她们真的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工会，一个不隶属于执政的革命制度党强大的劳工联合会的工会，也许政府会报复，对她们的老板不友好，那么她们就永远得不到应得的钱了。她们的同伴，她们的男性伴侣呢？如果妇女开始认真地对待工作条件，他们会感到威胁吗？女性主义者妥协了，而是捐赠打字机，并利用她们与城市媒体的联系来宣传女工的诉求。

墨西哥服装工人确实决定建立自己的工会，使其独立于所有政党，并将其命名为“9·19服装工人工会”。活动家建立了儿童保育中心，首次公开讨论家庭暴力问题，并试图说服她们的男伴，让他们认识到女性花些时间加入工会并不是不忠。到1987年，工会已经获得了12家工厂工人的支持和官方认可。然而，很难帮助远在北方华雷斯或南方尤卡坦半岛的工厂女工。因为公共汽车票价很贵。在1988年墨西哥第一次总统竞选中，关于他们的政治独立到底意味着什么的争论，在脆弱的联邦内部造成了紧张态势。虽然在记者报道服装工人的故事期间，政府表现得很宽容，但一旦记者离开，公众注意力分散，政府就重新调整了与服装公司的联盟，也撤销了其官方认证。青少年男性暴徒被派往工厂向女性活动家投掷石块。一些男伴禁止他们的妻子和伴侣参加这种有身体危险的活动。

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墨西哥、美国和加拿大政府之间签订的新自由主义条约——通过后，“9·19”联盟没有幸存下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不仅使总部设在美国的公司更容易获得墨西哥劳动力和消费者，而且还使墨西哥农民遇到了美国大量进口玉米和豆类的问题，这迫使他们中的许多人离开农场，到墨西哥已经很拥挤的轻工业加工厂寻找工作，或者以移民农业和家政工人身份跨境寻找工作。⁵²

墨西哥妇女运动今天在政治上依然很活跃，它们动员支持女性享有生育权利，并制止暴力侵害妇女的行为。中产阶级女性活动家和工人阶级女性之间的联盟仍然脆弱，需要不断培养。尽管挑战曾占主导地位的革命制度党的政党是支持商业的国家行动党，但墨西哥的政党已经变得很有竞争力了。墨西哥政府男性高级官员对服装的女性化政治越来越不关心，而更关注毒品卡特尔和石油出口的男性化政治。

中国：四处奔波的女性

看看当今中国的社会地图集，人们会被中国沿海省份和内陆省份之间的巨大差异所震惊，其中许多是性别差异。自从邓小平20世纪70年代发起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和内陆之间的经济差距已经扩大了。⁵³除了地理上的不平等之外，城市和农村之间以及超级富豪和其他人之间的差距也在不断拉大。⁵⁴

到2005年，仅南部沿海省份广东就已成为世界第三大服装出口地。⁵⁵成千上万的中国年轻女性从贫困的农村移到沿海城市，并将钱汇回家给贫困的农村父母。如果没有她们汇回家的钱，城市居民和农村人之间的差距会更大。年轻女性也占据了中国快速发展的轻工业的大部分工作岗位：电子、纺织品、运动鞋和服装。1970年后的这一代年轻女性变得有文化，离开家，结婚晚，把钱汇回家给苦苦挣扎的农村父母，在这个过程中，父母认为女儿更有价值了。⁵⁶

前几代中国妇女要求自己不能仅仅被看成是女儿、妻子、母亲和婆婆。这些妇女大多来自城市。自20世纪初以来，中国妇女一直是作家、改革者和争取投票权的活动家；成千上万的人加入了群众运动，抵制欧洲、美国和日本的帝国入侵和军事占领。农村和城市妇女为中国共产党1949年战胜地主的剥削及其政治盟友的革命胜利作出了贡献。⁵⁷

然而，在最近的一个时代——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那些从农村移到出口工厂工作的年轻女性似乎至少在表面上符合中国工厂女工女性化的模式。这种模式被由四组行为体——驱动经济增长的中国政府官员、富有的地方官员、中国台湾分包商以及外国品牌公司的高管——组成的男性化网络随意传播。在这一模式下，女工人数众多，因此可以被替代；她们工作努力，没有组织性；想要存足够的钱回家结婚；当结婚时，她们会很高兴放弃在工厂的老资历，为妹妹们在装配线上工作让路。

事实上，这些年轻女性有抱负，会评估和权衡，有烦恼和沮丧。即使她们意识到女工的策略能力，但当中国和外国的男性精英们看到这种情况时还是会觉得不用担心——当他们在奢华的宴会和酒后卡拉OK上建立男性友谊时——这些年轻的工厂女工已经接受了新自由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她们已经将她们的不满当成私事了：打电话给电台咨询热线，与朋友交换意见，并调整她们在工作中的策略。⁵⁸这些女性的口头禅是：“你唯一可以信任的人是你自己。”⁵⁹

然而，事实证明，中国女性并不“天生”顺从或自私。她们逐渐重新评估了自己作为中国公民的权利，并发展了集体行动的能力。她们开始公开抱怨恶劣的工作条件，令耐克、李维斯、苹果和其他全球品牌尴尬，这些品牌的产品都是由承包商所有的工厂生产的，比如中国台湾制造业巨头富士康（Foxconn）。⁶⁰她们意识到自己所处的环境一直很严峻。一名记者描述了苹果美国总部和工业化中心郑州工厂区之间的对比。在郑州工厂区，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为苹果组装产品：“与苹果在库比蒂诺（加利福尼亚州）现代化的新园区不同，这里被杏树包围着，就像罪犯流放地一样。”⁶¹

中国互联网微博网站（新浪微博）和智能手机能让更多的中国女性和男性分享关于中国精英的巨额财富以及这些商业和政治男性精英腐败的男性化行为（包情妇、开宝马、在专属俱乐部打高尔夫）的信息。因此，年轻的工厂妇女开始对那种仅仅为了自己和国家而努力工作的想法的合理性产生怀疑。⁶²

当中国工厂女性开始提出集体要求时，此时正是北京政府的独生子女政策使得简单地将年轻女工视为永远可以被替代者变得更加困难的时候。当欧洲、北美和日本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意识到——并被干扰——是谁在制造他们的衣服和电子设备，以及在什么样的危险和剥削条件下——的时候，这些女工也有了新的集体影响力。

为了让不安分的女工继续工作，减轻那些非常关注全球声誉的企业客户的焦虑，中国的工厂管理者被迫解决一些工人的诉求，并提高工厂女工的工资。⁶³到2010年，这两项举措一起降低了中国在全球资本家寻找廉价劳动力的持续竞争中的竞争力。越来越明显的是，注重婚姻、尽职尽责、顺从和自我专注的中国工厂女性从来就不是“天生如此的”；她是决策和一系列历史性别条件的产物。可能是短视的决策；性别条件也可以改变。

到2010年，总部位于中国的服装分包商和他们的全球知名企业客户开始再次做他们几十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他们寻找新的国家来安置他们的电子产品、运动鞋和服装厂，这些国家的政府官员掌握着独裁权力，渴望向国际出口商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当地企业家渴望成为最新的供应商和分包商；他们的年轻女性似乎在政治上很天真，只是想寻找代替乡村生活、早婚、无偿农活和无偿家务的途径。孟加拉国看起来很有戏。柬埔寨也是如此。到2014年初，柬埔寨正在失去对企业高管的吸引力，数百名柬埔寨服装工人走上街头，不仅抗议他们的低月工资微博（平均每月80美元），还抗议首相洪森的独裁政权，后者强制实施这些低工资政策。⁶⁴

结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很重要。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和旨在促进这一模式的结构调整模式很重要。李维·史特劳斯（Levi Strauss）、朴正熙（Chung Hee Park）和谢赫·哈西娜（Sheikh Hasina）很重要。革命制度党、人民联盟和共产党等政党很重要。沃尔玛、耐克、汤米·席尔菲格、海恩斯莫里斯、玛莎百货、芒果、北脸、扎拉、贝纳通和盖普都很重要。银行家很重要。诸多不太知名的供应商、分包商、安全监控器和零售商也都很重要。母亲、父亲和丈夫很重要。工会很重要。消费者——那些全神贯注于不断变化的时尚和人为压低价格的人，以及那些关心工人生活的人——也很重要。在我们的服装如何实现全球化的故事中，每个人都扮演着她、他或它自己的角色——代价是什么，对谁有利。

每个行为体都具有性别色彩。

也就是说，每个行为体——世界贸易组织、沃尔玛、承包商、银行家、政党、父母、消费者、工会——都是由男女观念在他们日常的运用方式塑造的。这些相互关联的性别特征加在一起，促发了一个强有力的观念，即女性天生就是全球化服装中的缝纫工。这些一起使女工的劳动力变得廉价。

如果我们忽视——仍然不关心——这些行为者群体内部和之间的男女互动模式，就将无法合理解释服装业是如何支撑政府，并使一些人在全球获利，而另一些人被剥削。

关注女性会让我们留心性别中的多层次政治。对性别保持敏感和好奇意味着也会认真对待沙赫娜·阿赫塔尔（Shaheena Akhtar）短暂的一生。

五家服装厂租用了拉纳广场内的空间。拉纳广场是一栋八层楼的建筑，由有政治关系的企业家索赫尔·拉纳（Sohel Rana）随意建造。沙赫娜离开孟加拉国的一个贫困农村，来到达卡的工业郊区萨瓦，在拉纳广场的一家服装厂工作，做全球品牌服装的缝纫工。⁶⁵在她32岁时，她离开了虐待她的丈夫，成了儿子罗宾的单身母亲。沙赫娜生下罗宾前还在工厂工作了几个小时，两个月后她又回到了工厂。离婚后她重新掌握了自己的生活，还给自己选了一个新的姓氏——阿赫塔尔（Akhtar）。对于一个低收入的服装女工来说，唯一能掌控的是选择自己的名字，并与儿子和其他五个人共用两个小房间。室友们一起支付每月56美元的房租。

工厂工资很低，只有去上班，才会来钱。当女工们注意到拉纳广场的墙壁出现裂缝时，沙赫娜的朋友们敦促她第二天，即4月24日，不要去上班。但是，尽管出现了令人担忧的裂缝，拉纳广场工厂的老板仍然坚持让员工来工作。他们要赶一个外国公司的订单。沙赫娜告诉朋友，她必须去上班。她们七个人想一起搬进更大的公寓，需要每人每月支付25美元的房租，如果她不去上班，就没办法攒钱付房租了。她的姐姐杰斯明回忆起沙赫娜在4月23日说的话：“如果我明天不去上班，我就旷工了，我那天也不会得到报酬……（老板）可能会迟发我一个月的工资。我需要给我儿子买牛奶。”⁶⁶

在2013年4月24日的早班期间，大楼开始垮塌。沙赫娜和其他人没有时间逃跑，后来她们被压在了里面。拉纳广场坍塌仅仅发生在致命的塔兹林工厂火灾之后的五个月。总共有1 127名孟加拉国男女死在曾经是拉纳广场的残破横梁和碎水泥下。沙赫娜和她的同事在这座不安全的大楼里为全球很多公司缝制衣服，有卡托时装公司、劳伯劳斯公司、芒果公司、儿童之家、杰西潘尼公司（JCPenney）和沃尔玛公司。⁶⁷

在孟加拉国工厂火灾之后，全球企业争相碰头并采取联合行动。在保护消费者眼中的全球声誉和维持全球利润之间，高管们无法达成一致。当孟加拉国救援人员仍在努力从拉纳广场的废墟中挖掘尸体时，瑞典零售商海恩斯莫里斯、法国大型零售商家乐福、英国最著名的百货公司玛莎百货、西班牙全球零售商扎拉与芒果和几个德国零售商在德国政府的压力下都签署了协议：《孟加拉国消防和建筑安全协议》。它正式要求签署协议的每家公司要实行更严格的安全检查，也要使孟加拉国工人享有组织独立工会的权利。⁶⁸

然而在美国，沃尔玛、塔吉特和盖普的高管以及联邦机构的官员总是迟疑不决，他们的制服是孟加拉国工厂生产的，他们在军事基地仓库储备的服装是这些工厂生产的。美国劳工部官员希望美国公司为有效的改革担起责任。他们在国务院的同事担心向孟加拉国官员施压会危及双边反恐联盟。这次，劳工部和他们的劳工维护者盟友获胜了。2013年6月，奥巴马政府宣布，将暂停孟加拉国的贸易特权，直到该国决策者承诺真正改善孟加拉国服装工人的安全条件。⁶⁹

孟加拉国政治家承诺将雇用更多的工厂监察员，并停止镇压当地工会。议会通过了一项新法律，保障工人的组织权利，并禁止劳动和就业部像以往一样向工厂老板提供那些投票支持在工厂建工会的工人姓名。但是劳工维护者担心，尽管有了新的法律，官员与有政治影响力的工厂老板依然会勾结，工厂老板会继续解雇那些支持工会的员工。服装厂主协会——孟加拉国服装制造及出口商协会（BGMEA）——常常对政府的所有工业规章起决定性的影响。孟加拉国议会重视商业，60%的席位由商业高管占据；仅服装厂主就占立法席位总数的10%。⁷⁰

此外，孟加拉国官员仍不追究任何男性工厂主的责任；只有偶尔地当他们的下属（即工厂经理）忽视不安全的条件时才被逮捕，这些不安全的条件曾导致过火灾的发生，并导致了数十名工人死亡。⁷¹尽管工厂向附近的溪流倒了大量有毒染料，使其变成亮蓝色，但也几乎没有任何工厂主被指控破坏环境。⁷²此外，政府雇用的合格监察员太少了，无法监察数以千计的服装厂；还要求这些监察员迅速视察，同时受到种种莫名其妙的权力阻碍。⁷³

迪士尼高管宣布，他们将把签过协议的服装生产从孟加拉国撤出。卡尔彭纳·阿克特尔等孟加拉国劳工活动家和他们的国际盟友请求迪士尼和其他全球性公司不要迁到另一个能提供廉价劳动力的国家，而是留下来享受真正的改革。⁷⁴

承诺改革并不新鲜。在孟加拉国、墨西哥、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柬埔寨、尼加拉瓜、危地马拉和韩国，政府官员、当地商人和全球品牌公司的高管都曾做出过这样信誓旦旦的承诺。但是，在媒体和消费者的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地方之后，这些最新承诺的执行情况是否会受到长期监控仍是问题。五年内，国际服装政治核心的妇女的状况会真正得到改善吗？

乔比、苏米和沙赫娜幸存的妹妹呢？幸存下来的孟加拉国妇女，现在在夜里尖叫着醒来，以为自己仍被困在水泥梁下，这是怎么回事？失去女儿的妇女和失去双腿的年轻女人呢？⁷⁵在全球服装厂工作的所有这些女性同胞呢？

尽管有各种新闻报道、愤怒的表达和政治忏悔的姿态，但很少有人谈论什么样的组织对真正缝制这些全球化服装、创造这些公司利润和确保政府收入的女性来说最重要。人们谈论防火规范、企业声誉、金钱捐赠和利润率，但很少有人认真谈论当今服装女工的复杂生活。也没有讨论那些继续让女性劳动力继续廉价的男性行为。

灰烬冷却了，瓦砾清理了，但性别政治没有被触及。

注释

1. 对2012年11月24日孟加拉国塔兹林时装厂火灾及其影响的描述源于以下资料:Vikas Bajaj, “Fire Ravages Bangladesh Factory”,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November 26, 2012; Julfikar Ali Manik and Jim Yardley, “Garment Workers Stage Angry Protest after Bangladesh Fir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7, 2012; Steven Greenhouse, “Documents Indicate Walmart Blocked Safety Push in Bangladesh,”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6, 2012; Associated Press, “Factory in Bangladesh Lost Fire Clearance before Blaz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8, 2012; “Fire Safety in Garment Factories,” editorial,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0, 2012; Steven Greenhouse, “2nd Supplier for Walmart at Factory That Burned,”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1, 2012; Julfikar Ali Manik and Jim Yardley, “Bangladesh Finds Gross Negligence in Factory Fir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8, 2012; Amy Goodman, “Survivor of Bangladesh's Tazreen Factory Fire Urges U.S. Retailers to Stop Blocking Worker Safety,” an interview with Sumi Abedin, Democracy Now, April 25, 2013, www.democracynow.org/2013/14/25/survivor_of_bangladeshs_tazreen_factory_fire。

2. Goodman, “Survivor of Bangladesh's Tazreen Factory Fire.”

3. 可参见例如The Remember the Triangle Fire Coalition Website Created by Feminist Historians and Devoted to the History—and Lessons—of the 1911 Triangle Shirtwaist fire: www.rememberthetrianglefire.org;另请参见两部描述三角大火的纪录片Jamila Wignot, dir., Triangle Fire, American Experience, PBS, 2011; and Daphne Pinkerton, dir., Triangle, HBO, 2011。

4. Greenhouse, “Documents Indicate Walmart Blocked Safety Push in Bangladesh”; Priyanka Borpujari, “Deadly Savings,” Boston Globe, January 2, 2013.

5. Lynda Yanz, “Gap Pulls Out of Bangladesh Fire Safety Program,” Maquila Solidarity Update 17, no.3（December 2012):1—8, Maquila Solidarity Network, http://en.maquilasolidarity.org/sites/maquilas-olidarity.org/files/MSN-Update-Dec-2012.pdf.包括国防部在内的美国联邦机构利用孟加拉国、海地、巴基斯坦、墨西哥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服装厂分包商为联邦非军事工作人员生产低成本服装，也为美国军事基地商店生产销售的服装，对这一过程的详细描述请参见Ian Urbina, “Buying Overseas Clothing, U.S. Flouts Its Own Advic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3, 2013。西班牙全球零售商曼戈（Mango）为了给世界各地的曼戈商店提供快速更新的新款式，利用位于西班牙的新分销技术，让孟加拉国工厂在越来越短的生产期限内进行生产，想要了解它是如何运作的，请参见Jim Yardley, “Clothing Brands Sidestep Blame for Safety Lapses,”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31, 2013。

6. 我很感激杰夫·巴林杰（Jeff Ballinger），他是一位跨国劳工倡导者和全球公司工作场所监视器的密切观察者，多年来他一直引领我了解这些公司服务系统的缺陷。

7. Manik and Yardley, “Garment Workers Stage Angry Protest after Bangladesh Fire.”文章中讲到了卡尔波纳·阿克特（Kalpona Akter）。如果想了解更多阿克特在劳工方面的倡导工作，可参见James North, “Bangladeshi Garment Workers Fight Back,” The Nation, November 15, 2013, www.thenation.com/article/177181/bangladeshi-garment-workers-fight-back。

8. Clean Clothes Campaign, www.cleanclothes.org; Workers Rights Consortium, www.workersrights.org.

9. National Garments Workers Federation, Activity Reports, 1999—2004, Dhaka, 2004, www.nadir.org/initiativ/agp/s26/banglad/.

10. “Young One Workers in Bangladesh Clash with Police, Killing 4,” Korea Times, December 13, 2010, http://koreatimes.co.kr/www/news/nation/2010/12/113_77916.html.

11. Jim Yardley, “Fighting for Bangladesh Labor, and Ending Up in Pauper's Grav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0, 2012.

12. 有关服装贸易协定所体现的政治以及这些协定对美国和发展中国家服装工人的影响的更多内容，请参见Ethel Brooks, Unraveling the Garment Industry（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7); Edna Bonacich and Richard Appelbaum, Behind the Label: Inequality in the Los Angeles Apparel Industry（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Elizabeth L. Cline, Overdressed: The Shockingly High Cost of Cheap Fashion（New York: Penguin, 2012); Ellen Israel Rosen, Making Sweatshops: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U.S. Apparel Industry（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Robert Ross, Slaves to Fashion: Poverty and Abuse in the New Sweatshops（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4)。

13. 当代新自由资本主义的商业世界培养了一种特别具有男子气概的品质，有一项研究对其进行了引人入胜的描述，详见Charlotte Hooper, Manly States: Masculinitie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Gender Politics（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14. Swapna Majumdar, “Bangladesh Garment Workers Have Taste of Freedom,” Women's eNews, July 15, 2002, http://womensenews.org/story/labor/020715/bangladeshgarment-workers-have-taste-of-freedom中描述了这一报道，这里引用的按性别分列的就业数据是由达卡孟加拉国发展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收集的。

15. Ibid.

16. 有关当代孟加拉国妇女组织的政治，以及该组织如何与何时挑战孟加拉国妇女的国际固有观念的内容，请参见Elora Halim Chowdhury, Transnationalism Reversed: Women Organizing against Gendered Violence in Bangladesh（Albany, NY: SUNY Press, 2011); Elora Shehabuddin, Reshaping the Holy: Democracy, Development and Muslim Women in Bangladesh（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Lamia Karim, Microfinance and Its Discontents: Women in Debt in Bangladesh（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1); Yasmin Saika, Women, War and the Making of Bangladesh: Remembering 1971（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

17. Judy Lown, Women and Industrialization: Gender at Work in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0).

18. Mikiso Hane, Peasants, Rebels and Outcasts: The Underside of Modern Japan（New York: Pantheon, 1982).

19. Maggie Mc Andrew and Jo Peers， The New Soviet Women: Model or Myth? International Reports on Women, no.3（London: Change, 1981), 26.苏联的打字员和秘书中女性占99%，护士中女性占98%。

20. Lown, Women and Industrialization.

21. Karen Offen, “‘Powered by a Woman's Foot’—a Documentary Introduction to the Sexual Politics of the Sewing Machine in Nineteenth Century France,”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11, no.2（1988):93.　想要了解更多关于辛格缝纫机的全球史，可参见Mona Domosh, American Commodities in an Age of Empire（New York: Routledge, 2006)。

22. Offen, “Powered by a Woman's Foot.”

23. James Sullivan, Jeans: A Cultural History of an American Icon（New York: Gotham Books, 2007).

24. 美国国家棉花理事会是一个工业贸易协会，收集全国棉花生产商、棉花出口商和棉花进口商的国际比较排名数据。详见www.cotton.org/econ/cropinfo/cropdata/rankings.cfm, accessed March 28, 2013。如果想了解一个专制国家的棉花政治，可参见Mansur Mirovalev and Andrew E. Kramer, “In Uzbekistan, the Practice of Forced Labor Lives on during the Cotton Harvest,”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8, 2013。

25. Patricia Marin and Cecilia Rodriguez, “Working on Racism: Centero Obrero, El Paso,” in Of Common Cloth: Women in the Global Textile Industry, ed. Wendy Chapkis and Cynthia Enloe（Amsterdam: Transnational Institute, 1983), 81—85.

26. Cline, Overdressed, 54.　一部关于李维斯在菲律宾、土耳其和印度尼西亚工厂的纪录片是Marie France Collard, dir., Working Women of the World, produced by Icarus Films, 2002, 53 min., www.icarusfilms.com/new2002/www.html。

27. Alexander Reid， “In Hard Times， Garment Union Places Hopes in New Leadership,” New York Times, June 3, 1986.

28. Liz Bisset and Ursula Huws, Sweated Labour: Homeworking in Britain Today（London: Low Pay Unit, 1984); Amy Gamerman, “Homeworkers: Bottom of the Rag Trade Heap,” New Statesman, May 3, 1988.

29. 史瓦斯蒂·密特（Swasti Mitter）采访了亚裔英国妇女，并将采访记录引用在了Common Fate, Common Bond（London: Pluto Press, 1986), 130。对英国移民工厂女性的早期女权主义研究包括Sallie Westwood, All the Live Long Day（London: Pluto Press, 1984); Barbro Hoel, “Company Clothing Sweatshops, Asian Female Labor and Collective Organization,” in Women, Work and the Labor Market, ed. Jackie West（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2); Sally Westwood and Parminder Bhachu, eds., Enterprising Women: Ethnicity, Economy and Gender（London: Routledge, 1988); Annie Phizacklea, One Way Ticket: Migration and Female Labor（New York: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3)。 Wendy Chapkis and Cynthia Enloe, Of Common Cloth: Women in the Global Textile Industry（Amsterdam: Transnational Institute, 1983)中描述了家庭做工系统的情况。Lourdes Beneria and Martha Roldan, The Crossroads of Class and Gender: Industrial Homework, Subcontracting and Household Dynamics in Mexico City（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文章中也对墨西哥家庭佣工的情况进行了巧妙的描述。还可参见Alison Lever, “Capital, Gender and Skill: Women Homeworkers in Rural Spain,” Feminist Review, no.30（Autumn 1988):3—24; Laura C. Johnson, The Seam Allowance: Industrial Home Sewing in Canada（Toronto: Women's Press, 1982); Joan McGrath, “Home Is Where the Work Is,” In These Times, October 14, 1987, 12—13。

30. Andrea Lee, “Profiles: Being Everywhere,” New Yorker Magazine, November 10, 1986, 53.

31. Ibid.最开始是史瓦斯蒂·密特使我注意到了“贝纳通模式”。一份报告研究了意大利服装厂目前越来越多地雇用中国移民做工，即Elisabetta Povoledo, “Deadly Factory Fire Bares Racial Tensions in Italy,”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8, 2013。

32. 想要了解耐克公司首先与韩国人，然后与印度尼西亚工厂女工的更多关系，请参见Cynthia Enloe, The Curious Feminist（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33. 我非常感激安·赛德曼（Ann Seidman），她是一位研究南非外国投资的专家。1988年4月21日在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克拉克大学与作者进行了访谈。

34. Thomas Fuller, “Vietnam Accused of Abusing Drug Addicts,”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8, 2011.也可见Murray Hiebert, “Hanoi Courts Capitalist Investment,” Indochina Issues, no.67（July 1986):3—4。针对目前越南政府批准的劳工组织有一本没什么批判性的文献，即Kent Wong and An Le, Organizing on Separate Shores: Vietnamese and Vietnamese Union Organizers（Los Angeles: UCLA Center for Labor Research and Education, 2009)。

35. Anthony B. Van Fossen, “Two Military Coups in Fiji,”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19（November 4, 1988):29;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March 3, 1988):49.

36. 有关全球化银行业中男性政治的调查，请参见Cynthia Enloe, Seriously! Investigating Crashes and Crises as If Women Mattered（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3)。

37. Ibid.　有一篇报告研究了带孩子的已婚妇女在美国银行从事高层工作，但是在婚姻家庭中的很多问题使得她们必须私下协商解决，所以她们就不得不依赖待在家没有任何收入的丈夫，这样也会使得银行内部的男性文化没有发生任何改变，详见Jodi Kantor and Jessica Silver-Greenberg, “Wall Street Mothers, Stay-Home Fathers,”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8, 2013。

38. Lynn Ashburner, “Women Inside the Counting House: Women in Finance,” in Women and Work, ed. Angela Coyle and Jane Skinner（London: Macmilla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8), 130—151.也可参见Penny Pox, “Sisters in the City,” Observer, May 24, 1987. On women as American stockbrokers, see Nancy Nichols, “Up Against the Wall Street,” Ms. Magazine, November 1988, 66—69。关于当前研究女性和银行业的数据，可参见Counting Women In, Sex and Power 2013: Who Runs Britain?（London: Counting Women In, 2013), www.scribd.com/doc/177808034/Sex-and-Power-2013-FINALv2-PDF; Yvonne Roberts, “Revealed: Shocking Absence of Women from Public Life,” The Observer, February 24, 2013; Jill Treanor, “The Women Changing the Face of the Bank of England with Focus on Financial Stability,” The Guardian, February 28, 2013。

39. 源于1980年3月作者在马尼拉对李维斯工厂经历的一次采访。也可参见Noeleen Heyzer, Daughters in Industry: Work, Skills, and Consciousness of Women Workers in Asia（Kuala Lumpur, Malaysia: Women's Program, Asian and Pacific Development Centre, 1988)。

40. 关于缝纫是否一项技术性工作有一场最著名的女性劳工罢工，这发生在1968年6月的英国。当时在英国达格南福特公司汽车工厂工作的187名女缝纫师——缝纫汽车和货车的座椅——走出工厂要求福特公司的高管将她们的工作描述从“非技术性的”变成“技术性的”，因为“非技术性的”工人的工资低于“技术性的”工人。工厂里大多数从事“技术性”工作的雇员都是男性。尽管达格南福特的女罢工者为英国历史性的《同酬法》提供了准备，但该公司直到1984年第二次妇女罢工才改变她们的工作性质。参见Simon Godfrey, “Women Who Took on Ford in Equal Pay Fight,” The Guardian, June 7, 2013。当时报道福特工厂女工罢工并继续追踪其影响的英国女性主义记者是比特丽克斯·坎贝尔,http://beatrixcampbell.co.uk/media。

41. 早期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批判这种官僚做法的报告，请参见Barbara Rogers, The Domestication of Women: Discrimination in Developing Societies（London: Kogan Page, 1980)。有关各国妇女结婚率和户主身份的图示，请参见Joni Seager, The Penguin Atlas of Women in the World, 4th ed.（New York: Penguin, 2009), 22—25。

42. Seager, Penguin Atlas, 22—23.

43. Sonia Sotomayor, My Beloved World（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3), 96.

44. Janice C.H. Kim, To Live to Work: Factory Women in Colonial Korea, 1910—1945（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45. 关于朴正熙时期性别转换运动的详细描述可参见Seung-kyung Kim, Class Struggle or Family Struggle?: The Lives of 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South Korea（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46. Susan Chira, “Anyang Journal: Near Seoul, a Dream Turns to Ashes,” New York Times, April 6, 1988.

47. Ibid.如若了解更多关于20世纪80年代韩国女性劳工的资料，可参见Bernard Stephens, “Defiant Tiger,” New Statesman and Society, September 11, 1988, 18; Jim Woodward, “Korean Workers Consolidating Unions,” Labor Notes（November 1988):8—9。

48. Kim, Class Struggle or Family Struggle?

49. Ibid.也可参见Seungsook Moon, Militarized Modernity and Gendered Citizenship in South Korea（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50. 该叙述基于以下资料来源:1988年4月18日，服装工人工会代表艾丽西娅·塞万提斯（Alicia Cervantes）和格洛丽亚·胡安迭戈（Gloria Juandiego）在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市克拉克大学进行的9月19日前谈话；1986年9月5日，工会代表在墨西哥城工会总部与一群来访的美国女性主义者进行的讨论；Marta Lamas, “The Women Garment Workers’ Movement: Notes for a Feminist Reflection,” transl. Elaine Burns, Fem（Mexico City),（March 1986); Rachel Kamel, “September 19th Garment Workers Fight Government, Owners,” Listen Real Loud, newsletter of the Women's Project, American Friends Service Committee（Philadelphia), 9, no.1（1988); Rebecca Ratcliffe, “Women United Across Borders,” Sojourner（1987); Correspondencia, newsletter of Mujer a Mujer（Mexico City), 1987 and 1988 issues。

51. David Brooks, “The Future:Who Will Manage It?” special issue on Mexico, NACLA: Report on the Americas 21, no.5 and 6（September-December 1987):23—24.对美墨边境加工厂女工的两项出色研究是Vicki L. Ruiz and Susan Tiano, eds., Women on the US-Mexican Border: Responses to Change（Bost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87); Patricia Fernandez-Kelly, For We Are Sold, I and My People: Women and Industry on Mexico's Frontier（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3)。

52. 例如，可参见Altha J. Cravey, Women and Work in Mexico's Maquiladoras（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1998); Deborah Barndt, ed., Women Working the NAFTA Food Chain: Women, Food and Globalization（Toronto: Second Story Press, 1999)。

53. 生动、形象、多面向描述当代中国及其地区差异的资料可参见Stephanie Hemelryk Donald and Robert Benewick, The State of China Atlas（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54. Ibid.

55. Chinese Ministry of Commerce, “Doing Business in Guangdong Province of China,” http://english.mofcom.gov.cn/aroundchina/Guangdong.shtml, accessed January 5, 2014.

56. Anita Chan, Richard Madsen, and Jonathan Unger, Chen Village: Revolution to Globalization（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Ellen Oxfeld, Drink Water, but Remember the Source: Moral Discourse in a Chinese Village（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0).

57. 例如，可参见Gail Hershatter, Women in China's Long Twentieth Century（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Paul S. Ropp, China in World History（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Tani Barlow, The Question of Women in Chinese Feminism（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4); Louise Edwards, Gender, Politics and Democracy: Women's Suffrage in China（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58. 关于富裕的中国男性企业家如何利用宴会和卡拉OK唱歌来与其他男性在商业和政治领域建立感情、道义上的责任和相互利用的利益的人类学调查，请参见John Osburg, Anxious Wealth: Money and Morality among China's New Rich（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要了解卡拉OK俱乐部的用途——以及在那里当服务员的女性——在日本商人之间联系男性的纽带，请参见Anne Allison, Nightwork: Sexuality, Pleasure and Corporate Masculinity in a Tokyo Hostess Club（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59. 想要了解中国移民女性自己的想法，可参见Xinran Xue and Ran Xin, The Good Women of China（London: Vintage, 2003); Leslie T. Chang, Factory Girls: From Village to City in a Changing China（New York: Spiegel and Grau, 2009); Ngai Pun, Made in China: 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有一部纪录片讲述了两名在蓝色牛仔裤厂工作的中国年轻女性的生活，即Micha X. Peled, dir., China Blue, Teddy Bear Films and Bullfrog Films, 2007, 88 min., www.bullfrogfilms.com。

60. 《纽约时报》对台资富士康与其中国大陆员工以及苹果和惠普等主要企业客户的关系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报道，包括David Barboza, “After Suicides, Scrutiny of China's Grim Factories,” New York Times, June 7, 2010; Charles Duhigg and Nick Wingfield, “Apple, in Shift, Pushes an Audit of Sites in China,”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4, 2012; Steven Greenhouse, “Early Praise for Inspection at Foxconn Brings Doubt,”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7, 2012; David Barboza, “Foxconn Plans to Sharply Lift Workers’ Pay,”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9, 2012; David Barboza and Charles Duhigg, “Pressure, Chinese and Foreign, Drives Changes at Foxconn,”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0, 2012; Nick Wingfield, “New Chief Presses Factories to Improve Working Conditions,” New York Times, April 2, 2012; David Barboza and Charles Duhigg, “China Plant Again Faces Labor Issues on iPhones,”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1, 2012; David Barboza and Keith Bradsher, “Foxconn Shuts Plant in Wake of Worker Riot,” New York Times, global ed., September 25, 2012。关于2012年富士康劳工条件及苹果公司的回应的背景研究，可参见Jenny Chan and Ngai Pun, “Suicide as Protest for the New Generation of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Foxconn, Global Capital, and the State,” Asia-Pacific Journal, 2010, http://japanfocus.org/-jenny-chan/3048; Vindu Goel, “Foxconn Audit Finds a Workweek Still Too Long,” New York Times, May 17, 2013。

61. Dan Levin, “The Demanding Off-Hour Escapes of China's High-Tech Workers,” New York Times, July 17, 2013.

62. Osburg, Anxious Wealth.另参见Andrew Jacobs, “For Prostitutes Jailed in China, Forced Labor with No Resources,”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 2014。

63. Keith Bradsher, “As China's Workers Get a Raise, Companies and Consumers Face Higher Prices,” New York Times, June 1, 2011; Neil Gough, “Chinese Apparel Firm Addresses Falling Profits,” New York Times, July 6, 2012; Keith Bradsher and Charles Duhigg, “Signs of Changes Taking Hold in Electronics Factories in China,”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012.

64. Keith Bradsher, “Hello, Cambodia: Wary of Events in China, Foreign Investors Head to the South,” New York Times, April 9, 2013; Thomas Fuller and Keith Bradsher, “Deadly Collapse in Cambodia Renews Safety Concerns,” New York Times, May 17, 2013; Gerry Mullany, “Workers Face Police Gunfire amid Unrest in Cambodia,” New York Times, January 4, 2014. 当今国际服装业的主要参与者是被称为“采购和物流公司”的公司，但是它们鲜为人知。它们的代理人充当全球品牌公司和当地服装厂主之间的中间人。它们的目标是在任何国家找到能以最低成本生产服装的工厂。如果一个全球品牌为了将生产转移到孟加拉国而终止与中国工厂的合同，或者为了将生产转移到柬埔寨、委内瑞拉或博茨瓦纳而终止其在孟加拉国的合同，这通常是因为采纳了采购公司的建议和得益于它们的帮助。这些全球化的采购公司中最大、最有影响力的是总部位于香港的利丰。Ian Urbina and Keith Bradsher, “Linking Factories to the Malls Middleman Pushes Low Costs,” New York Times, August 8, 2013.

65. Jim Yardley, “Last Hope in the Ruins: Bangladesh's Race to Save Shaheena,” New York Times, May 6, 2013. 这个文献中沙赫娜·阿赫塔尔的故事。

66. Ibid.　她的姐姐简敏（Jesmine）也提到了沙赫娜·阿赫塔尔。

67. 对2013年拉纳广场倒塌及其复杂的全球化影响的报道有Julfikar Ali Manik, Jim Yardley, “Building Collapse in Bangladesh Kills Scores of Garment Workers,” New York Times, April 25, 2013; Julfikar Ali Manik, Steven Greenhouse, and Jim Yardley, “Outrage Builds after Collapse in Bangladesh,” New York Times, April 26, 2013; Jim Yardley, “The Most Hated Bangladeshi, Toppled from a Shady Empire,” New York Times, May 1, 2013; Steven Greenhouse, “Retailers Split on Contrition after Collapse of Factories,” New York Times, May 1, 2013; Steven Greenhouse, “Wal-Mart Sets a Safety Plan in Bangladesh,” New York Times, May 15, 2013; Jason Motlagh and Susie Taylor, “From the Ashes of Rana Plaza,” Ms. Magazine, Summer 2013, 2—31; Stephanie Clifford and Steven Greenhouse, “Fast and Flawed Inspections of Factories Abroad,”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 2013; Mehul Srivastava, “In Bangladesh, Inspections at Factories Have Not Begun,” Boston Globe, October 25, 2013; Lucy Siegle, “Never Again?” Observer Magazine, November 6, 2013, 32—35; Steven Greenhouse, “U.S. Retailers Decline to Aid Factory Victims in Bangladesh,”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3, 2013; Jim Yardley, “After Collapse, Bleak Struggl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9, 2013。

68. Steven Greenhouse, “Clothiers Act to Inspect Bangladeshi Factories,” New York Times, July 8, 2013.

69. Ian Urbina, “U.S. Conflicted on Overseas Labor Responsibility,”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May 31, 2013; Steven Greenhouse, “U.S. to Suspend Trade Privileges with Bangladesh,” New York Times, June 28, 2013.

70. Steven Greenhouse，“Under Pressure，Bangladesh Adopts New Labor Law,” New York Times, July 17, 2013; Jim Yardley “Garment Trade Wields Power in Bangladesh,” New York Times, July 25, 2013.

71. Jim Yardley, “Justice Elusive in a Bangladesh Factory Disaster,” New York Times, June 30, 2013.

72. Jim Yardley,“Bangladesh Pollution, Told in Colors and Smells,” New York Times, July 15, 2013.

73. Jim Yardley, “After Disaster, Bangladesh Lags in Policing Its Maze of Factories,” New York Times, July 3, 2013.

74. Steven Greenhouse, “Some Retailers Rethink Roles in Bangladesh,” New York Times, May 2, 2013; Steven Greenhouse, “Factory Owners in Bangladesh Fear Apparel Firms Will Leave,” New York Times, May 3, 2013.塔兹林大火后，这种“不走就留”的策略也得到了杰夫·巴林杰（Jeff Ballinger）和斯科特·诺瓦（Scott Nova）的支持，他们是著名的美国跨国劳工权利活动家和研究人员，与孟加拉国当地劳工权利倡导者合作:2012年12月12日与作者的电子邮件通信；Steven Greenhouse and Jim Yardley, “Global Retailers Join Safety Plan for Bangladesh,” New York Times, May 14, 2013; Liz Alderman, “After Collapse, a Breakthrough,” New York Times, May 20, 2013; Steven Greenhouse, “U.S. Retailers See Big Risk in Safety Plan for Factories,” New York Times, May 23, 2013; Steven Greenhouse, “＄40 Million in Aid Set for Bangladesh Garment Workers,”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4, 2013。

75. Jason Burke, “Alive but Alone: Survivors of Factory Disaster Stitch Together Broken Lives,” The Guardian, June 7,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