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红火的香蕉贸易！香蕉贸易的国际政治中，女性何在？

香蕉战争、飓风和季风、现代性、资本主义扩张、专制政权、农药污染、工人组织起来了、民族主义、好莱坞……香蕉贸易是一项巨大的全球化业务。

今天，世界上生产香蕉最多的国家是印度，但是厄瓜多尔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大香蕉出口国。排名第二、第三和第四的是哥斯达黎加、哥伦比亚和菲律宾。

全球香蕉产业中最大的三家生产/销售公司——都乐（Dole）、金吉达（Chiquita)和地扪（Del Monte）——都是美国公司。¹这三大公司控制着世界香蕉市场的三分之二。全球香蕉贸易排名第四的是法夫斯（Fyffes），一家总部设在爱尔兰的全球食品公司。全球香蕉贸易公司中发展最快的是诺博亚（Noboa），它归厄瓜多尔巨头阿尔瓦罗·诺博亚（Alvero Noboa）所有，使用的标签名是“博尼塔”（Bonita）。虽然不太为人所知，但发展迅速的诺博亚如今是大型种植园公司之一，并被严厉指责滥用劳动力。²这五家公司在华盛顿、中美洲和拉美洲的首都以及世界贸易组织总部日内瓦都有影响力。

在消费香蕉的国家中，美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香蕉进口国。位居第二的是欧盟国家。虽然香蕉种植园企业可能比零售食品巨头更为国际观察家所熟悉，但正在遍布全球的连锁超市已经成为全球食品行业中越来越有影响力的参与者。香蕉是超市中获利最多的产品：每售出一美元的香蕉，34美分进入市场，只有5美分进入生产者手中（香蕉公司经理和工人）。随着超市和批发食品连锁店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合并和开设分店，它们的高管们已经能够向香蕉供应商施压，要求他们保持香蕉的低价，据称是为了消费者的利益。2013年，全球五大食品零售商/批发超市如下：

1. 沃尔玛（Walmart，美国所有)

2. 乐购（Tesco，英国所有)

3. 家乐福（Carrefour，法国所有)

4. 好市多（Costco，美国所有)

5. 克罗格（Kroger，美国所有)³

是否在杂货店的新鲜农产品区驻足，决定了人们买传统香蕉还是有机香蕉；或者在早餐麦片上加入香蕉切片；或者烘烤香蕉面包进行义卖，这些都在全球香蕉政治学中扮演自己的角色。香蕉政治学是性别化的。在香蕉生产中，女性扮演的角色与男性不同，影响也不同。男性和女性的观念已经在香蕉的全球生产和销售中得到运用。重视女性能让人们更现实地分析香蕉——以及茶、咖啡、花椰菜和芒果——的国际政治。

卡门·米兰达、好莱坞和水果

今天，大多数人已经忘记了卡门·米兰达（Carmen Miranda）。如果认识她，也是因为那些现在出现在变装派对或YouTube视频网站上的大量模仿者。卡门·米兰达已经成为活在漫画中的拉丁美洲明星。

然而，在她鼎盛时期，卡门·米兰达打破了国际文化壁垒。20世纪40年代，当她开始出现在美国电影银幕上时，她迅速为人熟知。卡门·米兰达穿着夸张的服装，头上戴着装饰着香蕉和其他热带水果的帽子，又唱又跳，最终成为好莱坞明星。她很少塑造浪漫的角色。相反，导演们充分利用了她生动的幽默表演。她给电影增添了情趣和活力。但是卡门·米兰达也在一场严肃的政治戏剧——美国在西半球的权力重组——中扮演过一个角色。20世纪40年代，当美帝国主义受到更广泛的批评时，她的电影一度帮助美国香蕉公司保护了其在拉丁美洲产业的安全。

在1880年至1930年间，美国殖民/入侵夏威夷、菲律宾、波多黎各、多米尼加共和国、古巴和尼加拉瓜。对于种植园的收益而言，这些地区中的每一个都具有战略价值。英国、法国和荷兰的种植园殖民地生产橡胶、茶叶、咖啡、棕榈油、椰子、烟草、剑麻、棉花、黄麻、大米，当然还有最主要的种植园作物——糖。香蕉、糖、咖啡、菠萝——每一种都成为了一些美国人愿意为之厮杀的国际商品。但是当富兰克林·罗斯福1933年就职时，派遣海军陆战队开始失去其政治价值；这种行为对诸多潜在的地区盟友而言不那么友好。所以，必须找到新的、不那么直接的手段来保证美国对拉丁美洲的控制。大众文化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接下来将服务于外交政策。

卡门·米兰达1909年出生于里斯本，但在童年时期，她和父母移民到了巴西，其父在那里办了一家水果批发企业。尽管父母希望他们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儿长大后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年轻女性，但她还是偷偷参加了里约热内卢电台的试镜，并得到了一个固定的职位。她成了热门人物，并很快成为当地夜总会巡回演出中最具吸引力的形象。到1939年，卡门·米兰达已经录制了300多首单曲，演了4部巴西电影，并被国人看成国家形象。在她职业生涯的这个阶段，百老汇戏剧制片人李·舒伯特（Lee Shubert）观看了卡门·米兰达的演出，并与其签约，邀其赴美。1939年5月4日，当她下船登陆纽约时，舒伯特已经安排好了记者团迎接他的新“巴西重磅炸弹”。她戴着夸张的帽子，说着有限而花哨的英语 （而且经常故意说错）（她还会说法语、西班牙语以及葡萄牙语），她正在转变成为20世纪40年代美国对拉丁美洲女性的刻板印象。在回答记者的问题时，米兰达一直说“钱，钱，钱……热狗。我说的是对，不对，我说的是钱，钱，钱，我说的是火鸡三明治，我说的是葡萄汁”⁴。

卡门·米兰达是一名欧洲裔巴西人。但是她从巴西的非洲传统中获得了音乐灵感。她的水果帽灵感来自巴西东北部巴伊亚州非裔巴西市场女性戴的帽子。她不仅演唱了源自非裔巴西文化的歌曲，还选择了巴西黑人作为她的乐队成员。米兰达的新美国制片人希望她把她的黑人乐队音乐家留在巴西。但是她坚持要他们和她一起去美国。也就是说，米兰达愿意在舞台和银幕上扮演愚蠢的拉丁美洲女人，但她很有自己的想法。⁵

1939年夏天，当卡门·米兰达抵达纽约时，世界博览会正吸引着大批人来到城外的桑肯草原州立公园。尽管如此，米兰达仍然设法使舒伯特的节目《巴黎的街道》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生活》杂志的评论员指出：“部分是因为他们不同寻常的旋律和浓重的重音节奏不同于以前在曼哈顿戏剧中听到的任何东西，部分是因为除了卡门·米兰达那双影射的眼睛欢快地转动之外，没有任何线索能知道他们的意思，这些歌曲和米兰达本人是节目的亮点。”⁶

1940年，好莱坞电影制片厂的导演们也开始关注拉丁美洲的时尚。像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的负责人达里尔·扎努克（Darryl Zanuck）这样的人，与华盛顿的政治家们建立了长久的友谊。这是克服许多电影业巨头面临的反犹太主义壁垒的一种方式。因此，当罗斯福总统推出他的拉丁美洲“睦邻政策”时，掌管好莱坞的人愿意帮助政府以更“合作”的战略取代军国主义、帝国主义的美国-拉丁美洲外交。罗斯福和他的顾问们确信“炮舰外交”引起了拉丁美洲政府大量的敌对，如果美国要走出大萧条，美国商人就必须与这些政府搞好关系。他们花钱制作了鲜艳的旅游宣传册。泛美航空公司载着度假者飞往哈瓦那和马那瓜。泛美公路的建设也已经开始。虽然尼加拉瓜的阿纳斯塔西奥·索莫扎（Anastasio Somoza）在组建专制政府，但被邀请参加1939年的纽约世界博览会，庆祝该地区的民主和进步。拉丁美洲电影明星取代海军陆战队成为地区和谐的保障者。⁷

达里尔·扎努克诱使卡门·米兰达离开百老汇，让其为他的工作室服务，迎合“睦邻政策”。她出演了1940年由贝蒂·格莱伯（Betty Grable）和唐·阿米契（Don Ameche）主演的电影《阿根廷游记》（Down Argentine Way）。米兰达演唱了《南美之路》（South American Way），这首歌很受欢迎。她使得松糕鞋广受欢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的电影事业突飞猛进，当时的华盛顿官员认为，让拉丁美洲政府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远离敌人的轴心联盟在外交上至关重要。宣传和审查机构敦促娱乐业推广拉美演员和拉美音乐。⁸

也许米兰达最奢华的电影是巴斯比·伯克利（Busby Berkeley）的《高朋满座》（The Gang's All Here），其布景装饰着巨大的香蕉和草莓。虽然她掌握了英语，但在表演中还是会小心翼翼地保持着浓重的口音，这暗示着女性的天真。这种天真，加上电影公司坚持不让她出演浪漫的角色，意味着银幕上的米兰达非常有限和狭隘地诠释着拉丁美洲的女性。对许多美国人来说，她成了拉美文化的导向。好莱坞的拉美男演员刻板地扮演忠诚但不太聪明的形象，比如唐老鸭的鹦鹉朋友乔奥·卡里奥卡（José Carioca），米兰达代表着一种充满热情和魅力的文化，没有强烈的情感或政治矛盾。就像她帽子上装饰的香蕉一样，米兰达很有异国情调，但也有点滑稽。⁹

“卡门·米兰达是巴西输出的重要人物。接下来是咖啡。”乌拉圭历史学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回忆道。¹⁰许多巴西人为米兰达在好莱坞的成功感到骄傲，但对她不太受人尊敬的女性气质却心情矛盾。1955年，当她突然死于心脏病时，她的遗体和财产被运回里约热内卢，那里的人们公开歌颂她。巴西总统儒塞利诺·库比契克（Juscelino Kubitschek）宣布这是全国哀悼日。今天，里约的一个博物馆专门纪念卡门·米兰达，这个博物馆主要宣传她的人生和文化贡献。

我是金吉达香蕉公司，我有话说

香蕉有一段历史，一段充满性别色彩的历史。香蕉源于印度，由贸易商向西运输。到15世纪，它们已经成为现在冈比亚、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海岸的非洲人的日常食物。葡萄牙商人将香蕉移植到加那利群岛。当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奴隶贩子开始袭击海岸，强迫非洲人到殖民地当劳工时，他们随船载着香蕉作为食物；香蕉在当地就可获得，并且还很廉价。这些是红香蕉，在西印度群岛和非洲仍然很受欢迎。¹¹

如今欧洲、日本、波斯湾和北美的消费者所熟知的黄香蕉——卡文迪什（Cavendish）——是67种香蕉中的一种。卡文迪什实现了香蕉的工业化，旨在促进全球贸易，实现利润最大化。直到19世纪，它才作为一种独特的品种发展起来。人们认为卡文迪什不适合奴隶而适合富人口味。关于从哈瓦那运到纽约的香蕉的最早记录是从1804年开始的。但是在1875年，当黄香蕉在富裕的波士顿人家中被当作异国美食时，它才作为一种国际商品开始流行起来。1876年，香蕉在费城的美国百年纪念展上亮相。黄香蕉象征着美国新的全球影响力。¹²香蕉正在成为现代化的标志，尤其是现代化繁荣的标志。

男性和女性的观念被用来塑造香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香蕉种植园是在中美洲、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非洲和菲律宾发展起来的，这是利益不同但互补的人结成的联盟：一方是进口国的商人和男性官员，另一方是出口国的男性大地主和政府官员。为了清理土地和收获香蕉，这些男性香蕉产业者认为他们需要一个男性劳工队伍，而妓女、母亲和妻子在别处为这些男劳动力提供应援。

然而，公司高管与其说从他们广阔的种植园中获得了男性自豪感，不如说是从他们开发的将易腐的热带水果运输到遥远市场的尖端设备和技术——铁路、电线服务和冷藏船船队——中获得了这种感受。公司官员仍然特别满意地描述他们由复杂的国际通信网络指挥的环绕全球的大型冷藏船，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确保以绿色吨位离开哥斯达黎加或菲律宾的香蕉完好无损地抵达纽约、利物浦或多哈，为催熟厂作好准备。¹³

这些公司设想他们的顾客是女性，即母亲和家庭主妇，她们关心家庭的营养并寻找可靠的食物。维系家庭主妇对特定公司忠诚的最成功方式是创造一个想象中的市场女性。

联合果品公司——后来更名为联合品牌，然后更名为金吉达品牌公司——在20世纪上半叶成为香蕉的最大商业种植者和营销者。它为美国政府的“睦邻政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1943年，该公司成立了一个中美信息局，以促进“相互了解和相互理解”。该局撰写并分发了一些材料，强调了硬木、咖啡、香料和水果等中美洲产品对美国战争的贡献。它的目标群体是学童和家庭主妇：吃香蕉的人和买香蕉的人。《尼加拉瓜的故事与景象》是由一家公司设计的学校课本，以庆祝外国资助的铁路和进口拖拉机给尼加拉瓜带来的进步。《北美妇女对中美洲的五十个问题》和《中美洲和一个女人世界》向联合果品公司的主顾——北美家庭主妇——解释了发生在亚洲的战争是如何影响她的家庭预算的：它解释说，日本入侵英属马来亚使得从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进口的食品对她自己的战时安全更加重要。¹⁴

然而在这几十年里，联合果品公司对美国文化的最大贡献是“金吉达香蕉”。1944年，当卡门·米兰达在电影院大放异彩、美国军队登陆亚洲和欧洲海滩时，联合果品公司的广告主管创造了半香蕉、半女人的卡通人物。金吉达香蕉公司之后很快就与唐老鸭展开了市场竞争。这个装扮成米兰达风格的市场女人，唱着她的卡里普索歌曲从一个海岸到另一个海岸。金吉达香蕉公司帮助建立了一种20世纪的艺术形式——歌唱商业。在全国范围内，每天可以在广播电台听到376次对金吉达香蕉公司的赞美。

现在60多岁的美国人仍然可以演唱她那首令人难忘的歌曲：

我是金吉达香蕉公司

我有话说

香蕉必须要以某种方式成熟。

当它们有棕色斑点并有金色光泽时

香蕉的味道最好

对你来说是最好的。

你可以把它们放在沙拉里

你可以把它们放在馅饼里——是的

无论你想怎么吃

它们都百搭。

但是香蕉喜欢的犹如热带赤道般的气候。

所以别把香蕉放在冰箱里

千万别……。¹⁵

联合果品公司的销售策略师在20世纪40年代着手做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在美国家庭主妇中为一种普通水果创造品牌忠诚度。他们希望女性去杂货店买香蕉时能想到“金吉达”。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睦邻政策”和卡门·米兰达在好莱坞的成功为此奠定了基础；剩下的是动画片和广告旋律。在女性消费者和水果之间，现在只有一家公司对富有活力的拉美市场女性保持友好态度。75年后，联合果品公司成为金吉达品牌。如今，该公司不仅给美国消费者带来了香蕉，还带来了甜瓜、芒果和木瓜。金吉达的最新卡通版本依然出现在它的蓝黄色水果贴纸和公司网页上。¹⁶她不再是一个半女人半香蕉的形象，而是已经成为一个丰满的女人，苗条而迷人。

如今，几乎每个富裕国家都从贫穷的农业国进口香蕉。每个消费性的社会都会从一家大型农业企业得到香蕉，该企业要么拥有自己的大型种植园，要么控制着小种植者销售水果的营销系统。自从1944年联合果品公司的广告出现以后，它的竞争对手也纷纷效仿，为自己的香蕉设计贴纸。在欧洲、北美、中东或日本，消费者可以找到带有公司标志的贴纸，通常还有原产国的信息。在伦敦和都柏林，人们可以找到法夫斯。在底特律或多伦多，购物者更有可能看到都乐、金吉达、地扪或博尼塔牌的香蕉。在东京，住友的香蕉会更常见。

然而，香蕉在世界热带地区的种植和出口并不均衡。美国食品公司占主导地位的拉丁美洲，占世界香蕉出口总额的82%，这很惊人。相比之下，非洲国家出口总额仅占世界总量的4%，而加勒比香蕉出口仅占世界出口香蕉总量的0.3%。¹⁷

在一些区域内，某些国家已经成为香蕉重镇。例如，世界上最大、单一的香蕉出口国厄瓜多尔生产的数量占拉丁美洲出口香蕉总量的43%，而同样是全球香蕉贸易主要参与者的哥斯达黎加、哥伦比亚和危地马拉，其香蕉的生产量分别占拉丁美洲出口总量的15%、 15%和13%。在加勒比地区，小向风群岛——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是该地区主要的香蕉出口国。在非洲国家中，前法国殖民地喀麦隆、塞内加尔和科特迪瓦已经成为该地区主要的香蕉出口国。在亚洲，菲律宾几十年来一直是该地区主要的香蕉出口国，吸引了日本和美国大公司的农业综合企业投资。¹⁸

还有一点，一个国家的香蕉出口在世界舞台上可能微不足道，但对其政府的收支平衡和农民、农业工人以及当地市场供应商的经济福祉仍然至关重要。因此，虽然西非国家科特迪瓦是一个香蕉生产小国，但当地香蕉企业养活了该国1.2万农村和城市工人，包括阿比让主要市场的女性水果商。此外，像伊莎贝尔·卢·库赫鲁（Isabelle Lou Kouhelou）这样的市场女性会从国际的角度考虑她们的香蕉。她们担心世界贸易组织的裁决会进一步向出售拉丁美洲香蕉的美国大公司开放全球市场。伊莎贝尔·卢·库赫鲁还计算出，如果她的政府官员能够在公路和铁路发展方面加大投资，她可以在邻近的非洲国家销售更多的科特迪瓦本地香蕉。¹⁹

香蕉共和国的女人们

已经有很多被嘲笑为“香蕉共和国”国家的报道。这个词是在1935年被创造出来的，用来描述那些土地和人民都在外国公司控制之下的国家，这些公司得到了当地政府强制性政治的支持。²⁰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由于剥削性的外资、地方腐败和独裁统治的特殊混合而成为“香蕉共和国”。“香蕉共和国”的国家主权受到了彻底的损害，以至于它成了笑柄，而不受人尊敬。它有一个政府，但这个政府的工作人员都是通过海外公司及其政治盟友的投标来捞钱的。因为这些妥协的统治者不可能赢得自己公民的支持，公民中的许多人在种植园中受剥削，所以政府依赖枪支和监狱，而不是选票和民族自豪感来维持统治。

典型的“香蕉共和国”是那些中美洲国家，这些国家被联合果品公司的单一文化、美国海军陆战队和他们精心挑选的独裁者所统治。这些国家的政权得到了美国总统的支持，也受到了伍迪·艾伦的嘲笑，并被民族游击队推翻。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香蕉共和国”处于全盛时期。

人们讨论这些腐败的政治制度，以及支撑这些制度的国际关系时，好像没有女性什么事似的。传统评论家把所有的主要行为体都看成男性，好像这不值得一提。这使得尽管同为男性但存在竞争关系的男子气概没有受到审视，这种男子气概使得农业综合企业的企业家可以与他们自己外交使团中的男子以及尼加拉瓜、危地马拉或洪都拉斯社会中的男子结成联盟。男人们晚饭后一起享用古巴雪茄，而妻子和情人则在鼻子上搽粉，这是一幅踌躇满志的景象，并不具有性别政治的色彩。同样，“香蕉共和国”的军事化精神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没有深入研究军国主义是如何依靠男性价值观来维持的。大多数海军陆战队队员、外交官、公司经理和军事独裁者可能都是男性，但他们像当代社会腐败堕落的男人一样，需要女性“她者”来保持自信。

“香蕉共和国”中没有女性什么事，出现这种观点的一个原因就是香蕉种植园被认为是男性化的。全球香蕉公司的高管们设想，在他们的大型种植园中，大部分工作只能由男性完成。香蕉种植园中长满了林木。清理灌木丛需要工人会使用弯刀，住在简陋的营房里，一旦种植园的树木结了果，他们就能砍掉一大捆香蕉，将其运到中心装载区，然后从那里成吨地运到码头，装载到冷藏船上。这是“男人的工作”。

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种植园工作都被男性化了。一般来说，需要使用弯刀——也可用作武器——的作物是由大量男性劳动力投入生产的：香蕉、糖、棕榈油。另外，需要大量除草、收割和采摘的农作物——茶、咖啡、橡胶也雇用了很多女性，她们有时构成种植园工人的大多数。也就是说，尽管如今茶叶、咖啡、香蕉和橡胶贸易已经全球化，并主要在大型外资或国有种植园中出口，但它们的性别化国际政治却不尽相同。

任何一个种植园的性别化劳动方式都不是固定的。如果男性劳动力变得过于昂贵的话，或者如果他们的联盟变得危险，或者如果国际农作物市场价格下跌，需要采取削减成本的措施，如雇用更多的临时工；或者新技术允许体力较弱的工人完成一些体力要求较高的任务，那些曾非常依赖男性工人的种植园管理者可能会雇用更多的女性。如今，种植园公司生产糖和橡胶的女工要比50年前多。²¹然而，国际公司一直认为自己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取决于对男性和女性的操纵。性别被注入每一片布鲁克邦德（Brooke Bond）或立顿（Lipton）茶叶、每一颗联合利华或朗诺棕榈油坚果、每一桶邓洛普或米其林乳胶、每一根泰特和莱尔甘蔗茎、每一束都乐或金吉达香蕉中。

像所有种植园的管理者一样，香蕉公司的高管在雇用他们认为最有技能、成本最低、最顺从的员工时，既考虑种族，又考虑性别。因此，尽管大多数香蕉工人是男性，还是会根据种族对他们进行划分。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哥斯达黎加和巴拿马的联合品牌种植园，管理者从圭米人和库纳社区招募美洲印第安人，以及西印第安黑人和西班牙裔拉迪诺人（美洲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的混血）。他们将其安排在不同的、收入不平等的工作岗位上，拉迪诺人地位最高（低于白人男性管理者），美洲印第安人地位低下。他们会安排美洲印第安人从事一些卑微的工作，比如割草和清理杂草丛生的灌木丛，从而确保拉迪诺人对美洲印第安人的负面刻板印象——乔洛人、没有技能、没有文化的土著人——得以延续。这些刻板印象对公司很有价值，因为迪诺、黑人和美洲印第安人都对此心生怨愤，但这种区隔会防止他们结成潜在的联盟。例如，学者菲利普·布格瓦记录了在中美洲一个香蕉种植园工作的人提供的这些揭露真相的对话：²²

管理者：和乔洛人一起工作更容易。他们没那么聪明，也不会说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即使他们是对的，他们也不能反驳你……真的，你可以让乔洛人做任何事。

拉迪诺·福尔曼（Ladino Foreman）：我的工人是（不是）乔洛人……这有区别。我当然可以去督促他们[拉迪诺人和黑人男性工人]，让他们工作得更快；但是报应明天就会来。我们不是这里的乔洛人……明白吗？

瓜伊米工人：他们过去常常让多达200人挤进棚屋，吃空煤油罐里煮的香蕉。²³

因此，认为香蕉种植园男性化并不是说男性化足以形成政治团结，即使与社会阶层一起考虑也是如此。另外，认为香蕉种植园是男人的场域这种观点确实影响了那些试图改善工人条件或改变权力关系运动的政治——这些关系构成了“香蕉共和国”。

20世纪20年代，洪都拉斯是该半球最大的香蕉出口国，联合果品公司主导了全球香蕉产业，中美洲香蕉工人开始组织和进行罢工，以至于美国政府和当地精英都不得不关注这些罢工。香蕉工人的要求超出了政治结构的工作安排——从低薪和危险的杀虫剂到政治胁迫和国家主权。这些工人的抗议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外国种植园公司以及与其串通一气的当地政府都是他们讨伐的对象。但是，只要香蕉种植园的工作被认为是男人的工作，只要香蕉工人工会被组织成男性组织，那么更广泛的民族主义事业也会被男性化。“香蕉共和国”可能会垮台，但父权制会继续存在。

因此，20世纪80年代在反对剥削性的外国农业企业和腐败的地方精英的双管齐下的抗议活动中，妇女作为活动家的出现——在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萨尔瓦多，以及暴力程度较轻的哥斯达黎加——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她们的行动表明，妇女与当地和国际香蕉政治利害攸关，同时，她们参与的反政权运动改变了民族和民族主义运动议程的概念。²⁴

女人种植食物和洗香蕉

香蕉种植园从来没有像大众想象的那样完全是男性的。女性也付出了有偿和无偿的劳动，才把香蕉带到了世界人们的早餐桌上。目前，香蕉种植园的所有雇员中大约有8%是女性。尽管她们在所有香蕉工人中所占的比例很小，但仅在拉丁美洲，这一数字差不多就达到了50万。然而，这8%是一个全新的、比20年前更低的种植园工人比例。这标志着种植园公司高管在减少女工数量方面的成就。这些香蕉公司的高管们认为，尽管工资低，女性仍是“高成本”工人。²⁵

香蕉种植园最接近于开始时的男人聚居地，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推土和清理土地进行种植。但即使在这一阶段，公司也会依赖女性——以及男性员工——来发挥各自的作用。就像从智利到南非再到印度尼西亚的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矿业城镇一样，只有当有人在家照顾家人并种地时，公司才能招募到男性使其离家居住。“农业女性化”——即把小规模农业生产留给妇女——一直是矿业和香蕉种植园男性化的重要条件。²⁶男性劳动者私下安排好妻子、母亲或姐妹，以便等男性们的合同到期时，或受够了监管者的轻蔑待遇，或因为世界价格暴跌而被解雇时有一个地方可以回去。因此，在每一个男性主导的香蕉种植园背后，都有数十名妇女——妻子、女儿和母亲——从事无偿的家务和农场劳动。

在21世纪，农业女性化正慢慢被视为整个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绊脚石。问题不在于女性在农业劳作方面多么无能。2013年，联合国食物权利问题特别报告员发布了一份报告，指出了妇女经营的小农场生产率低下的真正原因——性别歧视：“歧视剥夺了小规模女性农民与男子一样获得化肥、种子、信贷、合作社和工会成员资格以及技术援助的机会。”²⁷

联合国的报告指控社会各阶层都存在性别歧视态度，也都在实行性别歧视政策，这阻碍女性农民的生产力：让妇女承担起家庭的所有育儿和家务重担；认为妇女不值得农业推广官员的关注；并将妇女排除在家庭和国家政府的农业决策之外。²⁸在基础层面上，女性农民被剥夺了对其耕种土地的合法所有权。例如，孟加拉国只有3%的农业用地为妇女所有；埃及只有8%的农业用地为女性所有。在巴西，这个数字是11%，在尼加拉瓜是16%，在法国是15%，在挪威和美国，只有区区9%。²⁹

香蕉公司的高管、工会发言人和出口驱动型的政府官员都不考虑种植园外男性工人的妻子和母亲的农业责任。但是无偿的妇女耕作实际上是香蕉种植园得以生存的一部分，因为没有它，这些企业将无法雇用香蕉生产所需的所有男性工人。

一旦种了香蕉树并开始结果，更多的妇女成为种植园本身的居民和工人。在20世纪60年代，公司战略家引入了现场包装厂，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新的集装箱运输流程的优势。他们雇用妇女作为主要工人，认为这是女性的工作。香蕉清洗和包装的工棚成为香蕉种植园最女性化的工作场所。

就像一条蓝色牛仔裤从工厂到零售店一样，一串香蕉也是沿着全球供应链从种植园到超市的。人们也可以顺着供应链一步一步地追踪其他现在全球化的食物和植物：花椰菜、茶叶、巧克力、西红柿、芒果、花。在每一步，关于女人和男人的观念都被付诸实践。通常，这些性别观念是由公司和政府决策者塑造和实施的。³⁰

在香蕉工厂的长流水线中，在公司的码头上，在公司的冷藏船上，在目的港的卡车上，男人们在做公司管理者所认为的“男人的工作”。然而，在香蕉包装室内，人们发现妇女们从粗茎上切下一串串仍未成熟的香蕉，这一操作必须小心谨慎（有人可能会说这需要很有技巧），以免香蕉毁损。然后，妇女们在放满化学溶液的水槽中清洗香蕉上的农药。妇女挑出不好的香蕉，这相当于田间采摘的香蕉的一半。公司经常将不合格的香蕉倒在附近的溪流中，产生污染，使得当地的鱼死亡。女人给香蕉称重，在每根香蕉上贴上公司的警示标签，然后包装好再运走。这些打包房的妇女计件获得报酬，通常也没有加班费。领班希望她们能高速工作以满足超市的需求。她们的工作很不稳定，因为在两次香蕉收成之间，妇女几乎没有带薪工作。³¹

苔丝（Tess）是一名菲律宾妇女，为联合品牌公司/菲律宾金吉达品牌公司的子公司塔古姆农业公司（TADECO）工作。她受雇于该国南部岛屿棉兰老岛的一个种植园。政府军和当地穆斯林团体在棉兰老岛进行了长达20年的战争，抗议将大片土地出租给多国菠萝和香蕉公司或富裕的菲律宾土地所有者，后者随后与这些公司签订了利润丰厚的合同。苔丝本人就是一个菲律宾基督徒。她和成千上万的其他男女一样，在政府的鼓励下，在棉兰老岛一度占主导地位的制糖业摆脱低谷时，从其他岛屿移民到这里寻找工作。她和种植园包装厂的其他年轻女性一起工作，为日本和美国进口公司运往日本的香蕉业务服务。她每天的工资大约是一美元，加上额外的生活津贴，苔丝每月可以挣45美元。她把其中三分之一寄给了她家乡米沙鄢语的家人。

苔丝用化学溶液清洗香蕉。她的腿上有一个红色的大斑点，是不小心将一些化学物质溅到了这里。一天下来，苔丝连续站了数小时，她和100个其他女人一起住，24个女人睡在一个房间里，她们睡在八套三层的铺位上。³²

许多在香蕉种植园打包房工作的妇女是一家之主，她们从事剥削性的工作来养活自己的孩子；其他女性认为工作也让她们尽到了作为女儿的孝心，因为她们会把微薄收入的一部分寄给父母，父母可能会因为贪婪的农业企业扩张而失去自己的农田。³³在种植园工作的男女——生产香蕉、茶叶、橡胶、糖、菠萝、棕榈油或咖啡供出口——都不仅仅是“工人”。这些香蕉工人也是妻子、丈夫、女儿、儿子、母亲和父亲。每个角色都有其政治意义。那种特定的角色和社会期望可以塑造他们对香蕉工作的看法。“孝顺的女儿”“负责任的母亲”和“忠诚的妻子”是国际香蕉产业赖以生存的理念。

妓院和香蕉

女性主义者已经学会了总是询问卖淫问题。这并不是说一个人知道自己会发现什么，而是说无论发现什么，都有可能会揭示出更大的性别政治体系在起作用。香蕉一直是色情笑话和典故的对象。当艾滋病预防教育运动用香蕉来展示男人应该如何戴避孕套时，就收到了公司的投诉。但是香蕉产业——而不是香蕉本身——体现的性要多得多。性骚扰有助于管理在种植园包装厂工作的妇女，为了管理大量的男性种植园劳动力，男性管理者允许卖淫。

历史上，种植园一直是自给自足的世界。工人、管理者、家庭成员和他们种植的庄稼生活在一起，他们的互动受到严格的空间等级制度的制约。种植园看起来像军事基地。男性管理者和妻子住在舒适的房子里，花园和厨房由当地雇员维护；这些居民经常可以进入他们自己的俱乐部，那里有储备充足的酒吧和清爽的游泳池。工头和他们的家人住在更简朴的房子里，也有某些特权。工人们则住在简陋的、性别隔离的住所里，这些住所往往缺乏最起码的卫生设施。有些种植园比其他种植园装备好一点。总部喜欢谈论他们提供的诊所和学校。而很少谈论公司员工长期与外界隔离，或承受的瘫痪债务。一些公司不得不为工人提供基本必需品，以便从地方政府获得土地权和税务优惠。

加勒比地区批评其国家过去依赖新自由主义资本单一文化的人创造了“种植园经济”一词：外国农业综合企业巨头主宰了整个社会，以至于这些社会沦为依赖者，其文化充满了霸道色彩。³⁴在历史上，卖淫与种植园的依赖性和父权制交织在一起。

当调查20世纪初殖民时期在印度尼西亚的荷属剑麻、茶叶、橡胶和棕榈油种植园的生活时，女性主义历史学家安·劳拉·斯托尔（Ann Laura Stoler）调查了性政治。³⁵她发现卖淫是荷兰男性管理者从几个不同的印度尼西亚族裔群体招募和管理男性工人的重要内容。在这些庄园里，男人比女人多得多。女性的工资是男性的一半，不足以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大多数是通过签合同雇用的单身爪哇妇女，她们住在离家很远的地方。为了维持生计，这些妇女中的许多人向居住在种植园兵营的中国男性工人提供性服务。一些年轻妇女在她们的包装厂被领班性骚扰而被迫卖淫。白人男性种植园管理者享有从刚来的女性中选择性伴侣的特权。

卖淫成了许多种植园的常态，这不是偶然的。公司记录显示，男性管理者就卖淫对公司的利弊进行了辩论。这些辩论似曾相识：是否应在其基地周围主张卖淫以及存在哪些利弊，男性军官也进行过类似的辩论。20世纪初，一些荷兰殖民评论家对男性种植园工人中性病的高发率感到震惊，并开始指责妓女。其他荷兰批评家指出，白人男性监工受到爪哇男性工人的攻击，后者认为自己的女儿是被引诱卖淫的。但是，管理者的普遍观点是，如果不向男性工人提供性服务，就很难招募到男性工人从事种植园工作。此外，在许多种植园管理者看来，相对于失去女性伴侣的男性工人之间的同性恋关系而言，卖淫似乎不那么令人讨厌。最后，将相当大一部分工资用于嫖娼使许多男性工人负债累累，这使他们在合同到期后更难放弃种植园的工作。(https://www.daowen.com)

在将近一个世纪后，妓院在中美洲的联合品牌/金吉达种植园变得司空见惯。这一次，从性的角度进行权衡的是美国男性管理者，而不是荷兰男性管理者。妓院就在香蕉种植园的大门外。这些香蕉种植园里的男性有美洲印第安人、黑人和拉迪诺人，而妓院的女性绝大多数是拉迪诺人。据有限的信息显示，大多数为香蕉工人服务的妇女在成为妓女之前似乎都做过其他工作。许多妇女是唯一能供养自己孩子的人。在中美洲的香蕉种植园妓院中也存在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卖淫政治也是如此。拉迪诺卖淫妇女告诉一名研究人员，她们更喜欢美洲印第安男性顾客，因为她们说，这些男人太害羞了，不敢脱光衣服，并且很快就结束了做爱。这不一定是对美洲印第安人男子的赞美，并可能还会巩固了对拉迪诺和黑人男性工人的负面成见。³⁶

女种植工人和“香蕉之战”

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是“香蕉之战”的时期。这些国际冲突是在没有枪支的情况下进行的，但却很激烈。这关系到很多事情，因为很多事情都与香蕉利害相关。全球的香蕉公司彼此竞争。针对这个问题的国际争端是：欧盟能否继续对从拉美运往欧洲的香蕉征收高额进口关税，以便从西非和加勒比地区进口香蕉？

在这些激烈的国际“香蕉之战”中，有几个故事正在上演。加勒比香蕉主要来自向风群岛中的圣文森特和圣卢西亚区两个小岛，而西非香蕉则来自塞内加尔、喀麦隆和科特迪瓦；这两个地区的香蕉都是由小农种植的。相比之下，欧盟委员们想要征收高额关税的大多数拉丁美洲香蕉都是在大型种植园种植的。

这似乎是让小种植者与种植园巨鳄竞争：一个搞笑的大卫与一个搞笑的歌利亚。然而，和任何神话故事一样，表面之下隐藏着复杂性。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香蕉公司都乐于2009年收购了法国公司联合水果公司（Compagnie Proceuti），有意控制其西非小农种植的香蕉，从而利用欧盟的关税制度。³⁷

还有其他更深层的意义和利益在塑造这场全球贸易竞赛：向风海岸和西非的种植者——以及受益于欧洲香蕉市场优惠准入规则的地方政府——是前英国和法国殖民地殖民的对象，伦敦和巴黎的贸易官员还想以专断的管理方式继续管理这些人。另外，拉丁美洲的香蕉种植园归美国重要的公司所有——都乐、金吉达和地扪。尽管他们的香蕉是拉丁美洲的，但华盛顿官员认为这些公司是他们重要的国内政治盟友。

这场战争的最后一层：对当前全球政治经济的影响，世界贸易组织是这场重要的香蕉竞赛的舞台。世界贸易组织由各国政府组成，目的是为相互竞争而又相互依赖的政府提供谈判的解决方案，以保持当今新自由主义全球经济的平稳运转，尤其是避免不断升级的贸易战。

解决“香蕉之战”花了20年时间。最终，拉丁美洲公司及其华盛顿盟友获胜。总部设在日内瓦的世界贸易组织官员得出结论，欧盟的关税及其逻辑的依据是保护主义。保护主义与新的全球经济秩序背道而驰。世界贸易组织首脑帕斯卡尔·拉米（Pascal Lamy）宣布该决议是“真正的历史性时刻”。加勒比海和西非的小种植者有几年时间来适应新的不受约束的全球竞争，来争夺欧洲市场份额，但他们不得不进行调整。³⁸这说明了为什么科特迪瓦的市场销售者伊莎贝尔·卢·库赫卢（Isabelle Lou Kouhelou）同时关注世贸组织和她自己潜在的邻近市场。在市场中工作的女性通过深思熟虑精准把握了那些被迫采取调整政策的本质。

除了在市场中工作的女性之外——激励卡门·米兰达和金吉达香蕉公司创始人的当地香蕉商贩——还有其他妇女，她们的生计受到欧盟关税制度和华盛顿/都乐/地扪/金吉达对后殖民制度正面挑战的束缚。这些是风向群岛和西非的妇女，她们自己也是香蕉的小种植者。如果一个人拿着法夫斯公司来自向风群岛的香蕉和都乐公司来自厄瓜多尔的香蕉，那么他就是拿着两个性别色彩完全不同的香蕉。

小农男女将香蕉卖给当地有影响力的种植者合作社，后者再将香蕉卖给法夫斯等国际香蕉营销公司。虽然香蕉小农比种植园工人有更多的自主权，但他们的经济命运与种植者合作社和全球营销商的经济命运息息相关。近年来，甚至一些主要的种植园公司也发现小农制度很有吸引力：于是他们放弃自己的大种植园，转而从小农和小种植园供应商那里购买香蕉，这样他们就可以摆脱直接雇用工人的社会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香蕉公司正在跟随全球服装公司的脚步，后者正在调整合同外包业务。

因此，人们应该抵制将香蕉小农场传奇化。它们也是性别化的。虽然男性小农很可能会结婚，多了一个成年人在农场帮忙和分担家庭工作，但许多女性香蕉农民都是单身母亲。此外，相对于男性农民而言，女性农民不太可能拥有其耕种土地的产权。例如，在向风群岛圣卢西亚，它是许多加勒比香蕉的出口地，只有25%的农业土地所有者是女性，75%的是男性。³⁹

此外，有影响力的当地种植合作社和向其出售香蕉的全球营销公司都是由男性主导的。在向风群岛农民协会（Wind ward Islands Farmers Association）自己的网站上出现了女性农民在当地香蕉政治中被边缘化的一个明显迹象。在协会的“主要目标”中，其领导人列出了“将性别相关问题纳入所有向风群岛农民协会（WINFA）项目的主流”。这意味着性别平等主流化仍是协会考虑的问题，但远未实现。为了强调尚未实现的农民协会男性化的内部文化的倒退，该组织后来在“向风群岛农民协会的努力”中指出：“鼓励妇女积极参与集会和交流”。⁴⁰

在最近的“香蕉之战”中，对妇女的关注揭示了这些激烈的经济冲突是如何被全球化贸易各个层面的男性竞争所助长的，而这些竞争又是如何进一步边缘化妇女的。

香蕉之家：女性香蕉工人组织起来了

香蕉工人已经组织了几十年。因为香蕉种植园一直是强大的全球公司与当地精英合作的场所，香蕉工人工会带头发起民族主义运动，同时挑战外国剥削和本国政府的政治压迫。

在动荡的几十年中，当地和海外的观察家似乎并没有注意到或在意这些工会本身是由男性主导的。对有同情心的劳工观察家来说，阶级和资本才是重要的。少数几个包装女工迫使他们关注妇女和香蕉工会内部的性别政治。

她们自称“香蕉女郎”（bananeras）。这些妇女在潮湿、充满杀虫剂的种植园包装房里长时间从事着低薪工作。她们没有挥舞弯刀。她们不上镜。她们也不符合民族英雄的惯常形象。⁴¹

洪都拉斯妇女是首次大声质问为什么男性垄断工会领导权的香蕉女工。她们的故事始于1985年，地点在拉利马，一个古老的联合果品（后来的金吉达）种植园城镇。她们是工会成员，来自拉利马农村合作社（Sindicato de Trabajadores de la Tela Railroad Company），这是以香蕉公司的运输子公司命名的。拉力马农村合作社诞生于1954年冷战最紧张时期的大规模工人罢工，当时工人组织被认为具有颠覆性。20世纪50年代也是香蕉种植园性别化历史上的一个时期，当时妇女在生产中仅仅是男性工人的不能挣工资的妻子。此时离种植园包装厂的引进还有十年时间。工会最终赢得了与企业管理层谈判的权利，并在谈判中签署了一些合同，这些合同给香蕉工人的工作带来了一点保障，其他敌视工会的种植园工人缺乏的就是这种工作稳定性。30年后，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军事政变推翻了拉丁美洲历届政府，妇女加入了危地马拉、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的反政府游击队运动中。同年，拉丁美洲女权运动活跃起来。这是一场跨国运动，从中产生了对军国主义、民族主义、资本主义、种族主义、贫困和父权制的分析和反对。⁴²这是令人兴奋的岁月。但是在种植园和工会内部，妇女的领导潜力很难被认可，也很难认真对待女工的具体问题。

“那些人认为我们疯了。”1986年，格拉迪斯·瓦莱（Gladys Valle）和玛丽亚·特蕾莎·阿吉拉尔（Maria Teresa Aguilar）在拉力马农村合作社会议上提出了一项动议，要求成立一个拥有自己地位和自己领导的妇女委员会，这就是工会积极分子对其男性同事和工会同志的最初回应。男人们“在嘲笑我们”。这项动议被否决了。⁴³

男人们的反对和嘲笑反倒激励了这些妇女。她们开始聚在一起讲述她们在包装房的经历。但是很快她们意识到不能仅仅把问题局限于工作中的经历。她们在家庭中的责任——作为单身母亲或与她们的配偶——与她们在的、能得到报酬的工作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杀虫剂渗进她们的手套里，诱发了皮疹，这与拉丁美洲女性主义者称之为“双重生活”（double day）的工作——有偿工作和无偿工作——是不能分开的。她们是女性相同政治生活经历的一部分，但男性同志并没有认真对待这一点。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洪都拉斯种植园的女性开始在联盟中寻找联盟，选择那些看起来非常平易近人的男性，这些人至少没有公开嘲笑女性的想法。与此同时，当工会领导号召种植园罢工时，妇女们确信她们的男性同事看到了她们对种植园的支持作用，并意识到这对于任何工会运动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工会运动可以为每个人赢得更好的工作条件。1988年，这些妇女再次提出了她们的动议。这次动议通过了。只有8名妇女可以投票。但是她们已经获得了120名男性投票者的支持。工会的妇女委员会成立了。

随着“香蕉女郎”们不断召开会议、交流想法和经验，她们决定举办培训研讨会。该研讨会是拉美中产阶级女性主义者发展的女性主义技能培养技巧。研讨会将十几个或更多的女性聚在一起，有时只是几个小时，有时是两天，来分享乐趣、同志情谊和教育。妇女组织者认识到，让更多妇女担任工会领导职务的主要障碍是妇女没有机会培养领导才能。这种领导力是一种技能，而不是男人天生就具备的，它本身也是理解这些女性新性别政治的一部分。但是参加一个研讨会——就像参加和平营一样——意味着从家庭中抽出时间。其他人就需要照看孩子，准备饭。因此，参加研讨会本身就给家庭内部性别分工提出了问题，以及当女人们不在家时，男人们会不信任她们。

20世纪90年代，香蕉工会受到了来自许多方面的冲击。大型香蕉公司削减了种植园劳动力，米奇飓风摧毁了中美洲的香蕉树，政府继续压迫劳工活动家。在厄瓜多尔，新的诺博亚香蕉公司全面禁止工会组织。暴力、失业、健康不佳、压力和过度工作持续了多年。尽管如此，通过分享她们的经历，不同种植园工作的妇女间建立了友谊，有些种植园归都乐所有，有些由联合果品/联合品牌/金吉达所有，还有一些由地扪所有。跨国种植园女工相互传递信息、战略，相互扶持和鼓励，特别是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和哥伦比亚的妇女们更是这样。越来越多的妇女竞选低级工会职位并获胜。女工变得更加自信，为这些女性官员提供了一种现实的“双重生活”感觉，积累了知识。妇女们开始比较种植园、工会和家庭中男性气概的体现方式。

到2002年，已经有女性当选了香蕉工会的高级职位。女性参加工会年度会议不再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但是“香蕉女郎”们仍然在组织研讨会，以增强新一代香蕉女工的能力。年长、具有开拓性的香蕉女郎意识到，香蕉公司现在有意避免雇用年长妇女——即30岁以上的妇女——而只雇用年轻女性，有些甚至只有17岁。⁴⁴其中一次研讨会在危地马拉举行，由年长、经验丰富的妇女活动家领导，她们乘坐一辆皮卡从洪都拉斯越境来参加会议。这次的主题是家庭暴力。香蕉和家庭暴力，经过了多年的思考，以及妇女们的分享才将这两者联系起来。研讨会像往常一样开始，小组中的每一位年轻女性都说她希望从这次聚会中学到点东西：

“我想学习，然后展示给别人看。”

“我想学习如何保护自己免受任何想要折磨我的人的伤害，不管是我的丈夫、我的工会还是我的老板。”⁴⁵

受雇于全球香蕉公司部门的男女不仅跨越国界和性别界限，而且在地理区域之间建立了联盟。他们努力将菲律宾和拉丁美洲的种植园工人与经营小型香蕉农场的男女工人聚集在一起。他们认为，为了解决全球香蕉业的问题，该行业最底层的人必须使他们自己的关系全球化。与此同时，在那些推动富国公平贸易和可持续农业运动的新跨国集团的支持下，如香蕉链接和公平食物网，工人的支持者向大型香蕉生产和销售公司施加压力，要求它们加入新的世界香蕉论坛（World Banana Forum）。⁴⁶该论坛是一次聚会，在会上，世界所有主要香蕉贸易参与者可以讨论各种经济和社会正义问题。第一次世界香蕉论坛会议在2009年举行。⁴⁷如果没有女性的积极行动，这将是那种男性影响正常化的国际经济论坛。

新的世界香蕉论坛的主要支持者是柯西巴（COLSIBA），它是拉丁美洲香蕉和农工协调机构，也属于工会联合会。柯西巴的成员之一是洪都拉斯香蕉工人工会，早期的香蕉女郎属于该工会。当世界香蕉论坛2012年在厄瓜多尔瓜亚基尔召开会议时，柯西巴的代表是艾里斯·穆吉亚（Iris Munguia），她是第一位当选联邦高级协调员的女性。早在1985年，作为一名包装房工人，穆吉亚是最早的年轻女性种植园工人之一，她曾提议在男性主导的工会中成立一个妇女委员会。2012年，穆吉亚帮助发起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全球香蕉女工和香蕉小农会议。在世界香蕉论坛正式开会的前夕，来自香蕉种植世界各地的妇女聚集在一起，就恶劣的劳动条件、市场压力和塑造她们生活的“双重生活”相互分享感受并制定战略。⁴⁸

在随后的世界香蕉论坛会议上，艾里斯·穆吉亚直接与金吉达讨价还价。在关于公平贸易、有机农业、可持续性和工会组织的讨论中，穆吉亚提出了性骚扰问题。在她的推动下，金吉达的公司高管首次同意认真对待种植园男性管理者对女工的性骚扰。正如穆吉亚所言：“这可以作为其他公司的一个典范，比如都乐和地扪。”⁴⁹妇女对工人问题的认识现在也被列入国际经济议程的内容。

结论

对于厌烦了糖衣松饼和薯片袋的旅行者来说，新鲜的香蕉会很受欢迎。在机场和火车站，香蕉通常像收银台附近的营养灯塔一样显眼。外面只裹着一层鲜黄色的皮。最后，在所有的人造食品中，香蕉是天然食物。

然而，其果皮是令人放心的黄色，因为香蕉树被喷洒了杀虫剂。疲惫的旅行者可以毫无顾虑地剥香蕉，因为女工们已经在潮湿的种植园棚子里花了几个小时洗去农药。

任何经过数英里而远离其生长或组装地的产品都是源于对男子气概和女性气质的多重操控。男人砍，女人洗。男人装船，女人照顾孩子。男人开拓，女人忠诚跟随。理解任何产品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国际政治都需要具备女性主义者的好奇心，用怀疑的眼光看待任何被放心地贴上“天然的”标签的东西。

新英格兰的一所小型文科学院——康涅狄格学院的学生们决定更多地了解他们在校园自助餐厅里吃的东西。他们选择研究香蕉。它以一种看似完整的形式出现在他们的餐厅里，不像大多数食物，是经过全面或部分加工的。他们很快就成为全球化香蕉公司的热门。他们利用几个月的研究结果，说服校园管理者和餐厅特许经营者选购那些公平贸易认证的香蕉（由一家进口公司进口到美国的，这家进口公司从哥伦比亚的小农手中购买香蕉，这些小农在多年的游击战中幸存下来），而不是企业的香蕉。⁵⁰

然而，即使是一家经过公平贸易认证的香蕉公司也应该调查其性别政治：在公司网站上谁被描绘成“农民”？女性和男性一样拥有当地香蕉农场的合法所有权吗？这只是开始。熟知女性主义的性别调查员将深入当地社区的决策过程，出口公司的行政人员的招聘，每个小农家庭的资金控制情况。这些哥伦比亚小农户香蕉种植家庭的妇女参加了2012年国际香蕉女工和农民会议吗？回到校园餐厅，也应该睁大眼睛关注其中的性别特征。

全球化的香蕉不是静止的。即使它看起来仍然像卡门·米兰达和金吉达香蕉公司出名的水果，其蕴含的政治学仍在不断发挥作用。这种政治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企业男性高管如何与当地男性政治精英建立联系形成的。与此同时，这些正在进行的政治行动是由香蕉公司决策者如何看待女性劳动力的效用而形成的。这一政治动议还取决于男性工人是否认识到女性无偿工作的价值，或者他们是否抵制女性同事在当地和国际香蕉工会中立足的努力。

今天全球化香蕉业的每一个参与者都值得进行性别分析。直到我们对金吉达、都乐、地扪、法夫斯和诺博亚进行了性别分析，直到我们对沃尔玛、乐购、好市多和家乐福进行了性别分析，直到我们对柯西巴和世界香蕉论坛进行了性别分析，直到我们对香蕉链接和公平食物网进行了性别分析，当然，直到我们对世界贸易组织进行了性别分析，我们才会知道香蕉的全部性别故事。

踩在香蕉皮上滑倒可能不仅仅是歌舞喜剧。它也可能是天真的政治假设，即香蕉与其他无涉。

注释

1. 这些贸易数字是2009年的。Edward Evans and Fredy Ballen, “Banana Market,” University of Florida, IFAS Extension, Electronic Data Information Source, 2009, http://edis.ifas.ufl.edu/fe901.

2. “Grupo Noboa S.A., Guayaquil, Ecuador,” Banana Link, 2010, www.bananalink.org.uk/grupo-noboa-sa-guayaquil-ecuador.香蕉链接是一个独立的维护劳工权利和倡导可持续公平贸易的组织，总部设在英国诺里奇，监督全球香蕉和菠萝产业。

3. “Top 25 Global Food Retailers 2013,” Supermarket News, 2013, www.supermarketnews.com/top-25-global-food-retailers-2013.也可参见“The Truth on Your Table: Facts about Women Workers in the Banana Industry,” STITCH: “Supporting Women Workers in the US and Central America,” 2006, http://stitchonline.org/archives/Stitch-BananaFactSheet.pdf。缝织组织（STITCH）是一个独立的女工倡导组织，总部设在华盛顿特区。

4. James Robert Parish, The Fox Girls（New Rochelle, NY: Arlington House, 1972), 499—528.

5. 巴西电影制作人海伦娜·索尔伯格（Helena Solberg）制作了一部纪录片（英语版本和葡萄牙语版本），讲述了卡门·米兰达（Carmen Miranda）复杂的职业生涯，以及巴西人和美国人对这部纪录片的解读。Helena Solberg, dir., Carmen Miranda: Bananas Is My Business, International Cinema, 1994, 91 min.

6. Parish, Fox Girls, 504.

7. George Black, The Good Neighbor: How the United States Wrote the History of Central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New York: Pantheon, 1988), 68—71.也可参见Neal Gabler, An Empire of Their Own: How the Jews Invented Hollywood（New York: Crown, 1988)。

8. 想更多了解好莱坞电影公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角色，可参见例如，Thomas Patrick Doherty, Projections of War: Hollywood, American Culture, and World War II, rev. ed.（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9. 更多关于美国电影如何塑造和固化拉丁美洲妇女的形象，可参见Lester Friedman, ed., Unspeakable Images: Ethnicity and the American Cinema（Champaig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1)。

10. Eduardo Galeano, Century of the Wind（New York: Pantheon, 1988), 131.盖来诺（Galeano）对20世纪40年代好莱坞拉丁美洲男性刻板印象的描述见第114页。

11. Virginia Scott Jenkins, Bananas: The American History（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2000).

12. Claire Shaver Houghton, Green Immigrants: The Plants That Transformed America（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8), 30—35.也可参见People Like Bananas（Boston: United Fruit Company, 1968)。

13. People　Like　Bananas. 20世纪80年代，当时是联合品牌（前身为联合水果）子公司的金吉达（Chiquita Brands）出版了一份《金吉达季刊》（Chiquita Quarterly）定期提到该公司的船队，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冷藏船队，金吉达冷藏船队数量占20世纪80年代全球总量的12%。

14. Black, Good Neighbor, 77—78.有关美国香蕉公司在中美洲政治角色的批判性评价，请参见Stephen Schlesinger, Bitter Fruit: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American Coup in Guatemala（New York: Doubleday, 1982)。

15. 我感谢联合品牌的贝丝·施瓦茨（Beth C. Schwartz）提供了金吉达香蕉歌曲的原创歌词。

16. 金吉达官网是www.chiquita.com。

17. Trade and Market Division, FAO, Banana Statistics, 2011（Rome: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2011), www.fao.org/docrep/meeting/022/AM480T.pdf.

18. Ibid.

19. Salif D. Cheickna, “Cote d’Ivoire: Banana Producers Turn to Regional Markets,” Inter Press Service, January 25, 2010, www.ipsnews.net/2010/01/cote-divoire-banana-producers-turn-to-regional-markets.

20. Jenkins, Bananas, 20.

21. 分析种植园农业的性别发展的书籍和文章包括Piya Chatterjee, A Time for Tea: Women, Labor, and Post-colonial Politics on an Indian Plantation（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1); Shobhita Jain and Rhoda Reddock, eds., Women Plantation Workers（Oxford: Berg, 1998); Angela Davis, “Reflections on the Black Women's Role in the Community of Slaves,” Black Scholar, no.3（December, 1971); Rhoda Reddock, “Women and the Slave Plantation Economy in the Caribbean,” in Retrieving Women's History, ed. S. Jay Kleinberg（Oxford: Berg, 1988), 105—132; Jacqueline Jones, Labor of Love, Labor of Sorrow: Black Women, Work and the Family from Slavery to the Present（New York: Vintage, 1986); Elizabeth Fox-Genovese, Within the Plantation Household: Black and White Women of the Old South（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1988); Ronald Takaki, Pau Hana: Plantation Life and Labor in Hawaii（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3); Belinda Coote, The Hunger Crop: Poverty and the Sugar Industry（Oxford: Oxfam, 1987); Shaista Shameen, “Gender, Class and Race Dynamics: Indian Women in Sugar Production in Fiji,” in “Women and Work in the Pacific,” special issue, Journal of Pacific Studies　13（1987): 10—35; Sidney Mintz, Worker in the Cane: A Puerto Rican Life History（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0); Laurel Herbener Lessen, The Re-division of Labor: Women and Economic Choice in Four Guatemalan Communities（Albany: SUNY Press, 1984); Ravinda K. Jain, South Indians on the Plantation Frontier in Malaya（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0); Ann Laura Stoler, Capitalism and Confrontation in Sumatra's Plantation Belt, 1870—1979（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Rachel Kurian, Women Workers in the Sri Lanka Plantation Belt（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1982); Rachel Kurian, Ethnicity, Patriarchy and Labor Control: Tamil Women in Plantation Production（The Hague: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s, 1986); Dan Jones, Tea and Justice: British Tea Companies and the Tea Workers of Bangladesh（London: Bangladesh International Action Group, 1986); Stella Hillier and Lynne Gerlach, Whose Paradise? Tea and the Plantation Tamils in Sri Lanka（London: Minority Rights Group, 1987)。

22. Philippe Bourgois, Ethnic Diversity on a Corporate Plantation（Cambridge, MA: Cultural Survival, 1986).

23. Ibid., 10—11. 也可参见Trevor W. Purcell, Banana Fallout: Class, Color, and Culture among West Indians in Costa Rica（Los Angeles: Center for Afro-Ame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3)。

24. 想要了解更多关于20世纪80年代中美洲叛乱和民族主义运动中妇女扮演各种角色的内容，请参见Karen Kampwirth, Women and Guerrilla Movements: Nicaragua, El Salvador, Chiapas, Cuba（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2); Karen Kampwirth, Feminism and the Legacy of Revolution: Nicaragua, El Salvador, Chiapas（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04)。

25. “First Ever Global Meeting of Women Banana Workers!” Banana Link, 2013, www.bananalink.org.uk/first-ever-global-meeting-women-banana-workers.

26. 关于农业女性化及其发展影响，参见Esther Boserup, Women's Rol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70); Barbara Rogers, The Domestication of Women: Discrimination in Developing Societies（London: Kogan Page, 1980)。若想了解支持跨国矿业公司在印度尼西亚运营的性别和种族等级制度，请参见Kathryn M. Robinson, Stepchildren of Progress（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6)。

27. Olivier De Schutter, United Nations 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right to food, “The Feminization of Farming,” New York Times, March 4, 2013.

28. Olivier De Schutter, Gender and the Right to Food: Executive Summary（Geneva: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 for Human Rights, February 2013), www.ohchr.org/Documents/Issues/Food/20130304_gender_execsummary_en.pdf.

29. Joni Seager, The Penguin Atlas of Women in the World（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9), 86—87.

30. 想要研究农产品环节中所体现的全球、性别、供应链，可以从下面这些研究开始：Deborah Barndt, ed., Women Working the NAFTA Food Chain: Women, Food and Globalization（Toronto: Second Story Press, 1999); Edward F. Fischer and Peter Benson, Broccoli and Desire: Global Connections and Maya Struggles in Post-war Guatemala（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Emma Robertson, Chocolate, Women and Empire（Manchester, U.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9); Orla Ryan, Chocolate Nations: Living and Dying for Cocoa in West Africa（London: Zed Press, 2012); Catherine Ziegler, Favored Flowers: Culture and Economy in a Global System（Durham, NC: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 Heidi Tinsman, Buying into the Regime: Gender and Consumption in Cold War Chile and the United States（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3)。

31. STITCH: Supporting Women Workers in the US and Central America, “The Truth on Your Table: Facts about Women in the Banana Industry,” 2006, http://stitchonline.org/archives/Stitch BananaFactSheet.pdf.也可参见Elizabeth U. Eviota, “The Articulation of Gender and Class in the Philippines,” in Women's Work, ed. Eleanor Leacock, Helen I. Safa, and contributors（South Hadley, MA: Bergin and Garvey, 1986), 199; Philippe Bourgois, correspondence with the author, October 2, 1986。关于在食品加工业做工的妇女情况，可参见Lourdes Arizpe and Josephina Aranda, “Women Workers in the Strawberry Agribusiness in Mexico,” in Leacock and Safa, Women's Work, 174—193; Vicki Ruiz, Cannery Women, Cannery Lives（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1987); Patricia Zavella, Women's Work and Chicano Families（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32. Mary Soledad Perpinan, “Women and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The Philippines Experience,” in The Philippines Reader, ed. Daniel Schirmer and Stephen R. Shalom（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7), 243.

33. Lorenzo Cotula, The Great African Land Grab: Agricultural Investments in the Global Food System（London: Zed Books, 2013).

34. Clive Thomas, Plantations, Peasants and the State（Los Angeles: Center for Afro-American Studies, UCLA, 1984).

35. Stoler, Capitalism and Confrontation in Sumatra's Plantation Belt, 30—34.

36. 菲利普·布格瓦（Philippe Bourgois）与作者的通信，1986年10月2日。

37. Banana Link et al., Dole: Behind the Smoke Screen（Norwich, U.K.: Banana Link, 2009), www.bananalink.uk.org/bananalink/sites/bananalink.neontribe.co.uk/files/documents/Companies/NewDolereport07Oct09.Eng.pdf.

38. “Banana War End safter 20 Years,” BBC News, November 8, 2012, www.bbc.co.uk/news/business-20263308.

39. Seager, Penguin Atlas of Women in the World, 86—87.

40. “Windward Islands Farmers Association（WINFA),” Caribbean Agribusiness, www.agricarib.org/windward-islands-farmersassociation, accessed July 2, 2013.

41. 关于香蕉女工组织的历史依赖于加州大学洪都拉斯政治学家达纳·弗兰克（Dana Frank）对这些女性工会积极分子进行的精彩的第一手采访，详见Santa Cruz. Frank, Bananeras: Women Transforming the Banana Unions of Latin America（Boston: South End Press, 2005)。

42. 对拉丁美洲女性主义思想和行动主义形成时期的研究，请参见Jane Jaquette, The Women's Movement in Latin America（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4); Sonia Alvarez, Evelina Dagnino, and Arturo Escobar, eds., Cultures of Politics, Politics of Culture: Re-Visioning Latin America Social Movements（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8); Nikki Craska and Maxine Molyneux, eds., Gender and Politics of Rights and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London: Palgrave, 2002)。

43. Frank, Bananeras, 25，介绍了女性工会积极分子。

44. STITCH, “The Truth on Your Table: Facts about Women Workers in the Banana Industry.”

45. Frank, Bananeras, 4，介绍了女工。

46. Banana Link, www.bananalink.org; Fair Food Network, www.fairfoodnetwork.org.

47. World Banana Forum, www.fao/wfb/en.

48. “First Ever Global Meeting of Women Banana Workers!”

49. “Voices from the Field,” Fair Food International, February 18, 2013, www.fairfood.org/2013/02/voices-from-the-field.

50. Katherine Sartiano, “Going Bananas over Chiquita,” College Voice（Connecticut College, New London）, October 3,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