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基地女人

军事基地内外的女人呢？她们是怎么到那儿的？谁从其中受益？每个女人对自己生活在基地或附近是怎么想的？

从基地洗衣店开始说起。她很可能是基地指挥部直接雇用或是私人国防承包商间接雇用的平民。她可能和她清洗的制服、床单的主人——士兵大多来自同一个国家。或者她可能来自当地社区，但具有别国国籍。她甚至可能来自一个遥远的国家，一个私人承包商更愿意雇用女性员工的地方。在基地的大洗衣店工作时，她对基地军事人员使用致命武器开展的行动有自己的想法，但会小心谨慎地不大声表露她的政治思想。她可能很重视这份工作，因为这使她能供给孩子或寄钱给家里的父母。或者，她可能发现自己在工作中受到了剥削，但觉得无论是基层指挥系统的官员，还是对利润斤斤计较的承包商，都不会听她的。她知道基地上还有其他女人——女兵、女飞行员或女水手；男军官和士兵们的妻子；以及偷偷来到基地卖淫的女人。但是她认为这些女人并不是她的天然盟友。¹

军事基地是一个复杂的微观世界，依赖于不同的女性：（a）生活在基地的女性，（b）在基地工作但晚上回家的女性，（c）生活在围墙外但与围墙内发生的事情以及当军队里的男女外出娱乐时他们所做的事情不可分割的女性，（d）可能生活在基地的千里之外，但几乎每天都通过互联网与基地内的男子联系的女性。关注所有这些女性会让人们对军事基地的国际政治更加了解。

当今，美国在国界之外拥有的军事基地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²许多其他国家的人认为美国有资格成为“帝国”的原因之一是它的全球军事基地网络。³此外，“在自己国界之外”的规范忽略了美国控制的岛屿上的军事基地，这些地方的居民在国会没有自己的投票委员，也没有权利在美国总统选举中投票。其他人可能称这些岛屿为殖民地。拿出地图或者旋转地球仪找找关岛。关岛这个太平洋岛屿正迅速成为星球上军事化程度最高的地方之一，这是由于21世纪美国军队集结在那里。但是，大多数美国大陆人将很难在地图上找到关岛，而且很少考虑住在关岛的男女，这一事实只突出了大多数军事基地具有的性别化的国际政治现实：他们的行动依赖于男女之间特定的互动模式，并且大多数行动被界定为平民监督的“禁区”。⁴

20世纪后期，海外军事基地的扩张创下了新高。苏联在东德、波兰以及整个波罗的海和西亚地区都有大量基地。法国和英国在它们的殖民地和前殖民地也有基地。美国控制了它在19世纪末殖民的许多太平洋和加勒比领地，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从日本手中夺取的领土，尤其是冲绳。与此同时，它与苏联的冷战成为美国军方在国会支持下扩大其在冰岛、西欧、中美洲、土耳其、韩国、菲律宾和日本基地的理由。

25年后，在21世纪初，苏联不复存在，其波罗的海和东欧的大部分基地已经关闭。然而今天，俄罗斯军方与叙利亚政府和一些苏联国家达成协议，在它们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例如，乌克兰塞瓦斯托波尔的大型俄罗斯海军基地，以及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俄罗斯基地。法国政府已经失去了其帝国统治权，但它仍然在几个非洲前殖民地保有军事基地，如加蓬和塞内加尔，并在马里开设了一个新基地。大英帝国已经缩小到维多利亚时代的规模，注重缩减成本的英国政府陆续关闭了诸多海外基地。2010年英国军方关闭了其在伯利兹的训练基地，而其在德国的基地将于2019年完全关闭。⁵

偶尔，一个不断缩小的帝国只是简单地把它的旧基地移交给了一个新的全球大国。因此，在2001年，美国人接管并扩大了位于非洲之角吉布提的一个前法国军事基地莱蒙尼尔营。⁶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以华盛顿官员所说的“反恐战”为借口，国防部为了便于其在非洲肯尼亚、中非共和国、南苏丹和埃塞俄比亚开展行动，建立了非洲司令部，这是一个新的军事指挥机构 （总部设在意大利）。⁷其刚成立的一个基地是尼日尔的无人机基地。⁸美国在非洲的这些基地中，有些是精心设计的大型基地，另一些是临时搭建的。每个基地都依托于美国与东道国现政府的正式协议，但有些政府在政治上软弱无力；允许美军在他们的土地上开展可能会危及政府合法性的行动，虽然这个政府已经风雨飘摇。

同样，五角大楼接管并扩大了位于印度洋领地迪戈加西亚的前大英帝国基地，迫使当地居民背井离乡。⁹在波斯湾，美国军队在巴林、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设有基地。与这三个君主专制国保持友好关系意味着，美国当局对这些国家的“阿拉伯之春”情绪和亲民主运动只表示不冷不热的支持。

所有这些基地都已经或连续被性别化了。大多数基地上都有穿制服的男女。有承包商：小基地上大部分是男性合同工，但大型基地上也有女性合同工。分配到每个基地的男女——平民和军人——都与基地之外有联系，这种联系因互联网的存在变得更加密切，这影响到了那个人（男或女）对他/她在基地上的行为的看法。即使是那些特意远离当地城镇的基地也会激起社会文化的涟漪，塑造当地人对国家、现代化、安全和公民身份的性别化理解。

也就是说，每个基地的运作和影响都是由男女的观念和行为以及不同男女之间的特定关系（有意和无意）所构建的。在首都——华盛顿、莫斯科、伦敦、巴黎——每一个基地的指挥官和他的（几乎总是男性）上级都制定了一些规则，旨在加强某些重视男子气概和理想女性气质的观念，并管理男女之间的大量日常交往行为。

任何基地——无论是外国军队还是当地军队的基地——都是军事化的，不仅仅是因为它有士兵；由于大多数决定都是根据一个基本准则来判断的，所以它是军事化的：拟议中的规则或惯例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军方的优先事项，而不是环境的优先事项、平民民主的优先事项、种族正义的优先事项、国家发展的优先事项以及妇女权利的优先事项。每一个军事化的仪式、规则和安排都以该国军队的有效运作为首要目标，包括士兵、水手和飞行员操作的设备的良性运转。

军事基地不需要完全军事化。任何基地都有可能被民政当局督促实现其他非军事目标。但这需要那些文职官员——以及投票站里的平民——抵制军事化价值观、军事化给百姓带来工作以及财富的吸引力。许多百姓则接触不到这些军事化的诱惑。只要文职官员和平民选民被军事化，他们就会将军事基地的首要任务视为符合他们自己利益的事情。¹⁰

因此，每一项旨在维持军事基地的基本政策都需要考虑到女性主义。这反过来又需要探求每项政策的性别意图及其引起的性别影响：

● 住房政策

● 宵禁政策

● 文职雇用政策

● 商业政策

● 卖淫政策

● 性传染病政策

● 婚姻政策

● 性政策

● 种族政策

这只是军事政策决定的一部分，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塑造男性气概和女性气质，以及精心安排军事基地内外的男女互动。还有更多：

● 环境政策

● 警务政策

● 司法政策

● 性侵犯政策

● 医疗保健政策

● 娱乐政策

● 酒政策

● 道德政策

● 儿童保育政策

● 家庭暴力政策

● 牧师政策

● 离婚政策

如果列下来的话这个清单会很长，因为管理军事基地需要管理大量关于性别、种族、等级和民族的关系。这些军事政策中的每一项都确保了不同的女性群体在理想状态下的军事中应处的位置。然而，任何军事基地内外的妇女都不能被视为同一类。从指挥官和文职官员的角度看，必须对管理妇女的政策进行调整，将她们的多样性考虑进来。与军事基地相关的女性类别很复杂并且叠加在一起：年轻人、单身、白人、亚洲人、黑人、拉丁美洲人（按照美国军队的分类）、老人、嫁给军官的人、嫁给士兵的人、单亲家庭、父母俱在、有薪、无薪、军官、士兵、平民、护理人员、穿制服的、基地内的、基地外的、值得尊敬的、不值得尊敬的。一些基地政策的目的是确保不同的妇女从事不同的工作。那些政策经常是有效的。

然而，军事基地的性别政策不管是在地理上或是在历史上都不是固定的。随着女性在不同群体间的流动，以及对从军、男子气概、微妙的国家间联盟的认识发生了改变，军事官员（穿军装的和文职的）也改变了他们性别化的做事方式。当一些妇女彻底改变了对自身、权利、利益和政治能力的理解时，政府官员和指挥官为了适应这种变化，重新设计或简单调整了相关政策。如今，将军们的前妻能像30年前那样轻易地被军队不屑一顾吗？基地指挥官能继续认为在基地附近迪斯科舞厅工作的女性永远不会与该国的中产阶级女性主义者联合吗？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性别政治中，没有一个军事基地是稳定的，即使是那些被栅栏和围墙围起来的几十年来似乎一直顽固不变的军事基地。以女性主义的观点对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军事基地进行分析，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性别的视角观察它，即寻找坚持不懈的信念，寻找新的含义，寻找困惑。¹¹

永不沉没的航母上的种族和性

大多数基地已经设法融入了附近社区的日常生活。甚至被另一个国家的士兵控制的军事基地，即使它经营和看世界的方式逐渐融入了一个社区的就业市场、学校、消费者品位、住房模式、儿童游戏、成年人的友谊、流言蜚语以及自豪感和安全感，在政治上也不那么重要。

因此，在任何特定的一天，世界各地散布的数十个基地中只有少数几个是争议的对象。大多数都伪装成了常态。房地产经纪人、镇官员、慈善志愿者、酒吧服务员、学童、当地警察、当地记者、宗教神职人员、建筑承包商、企业主、犯罪集团、旅游公司——他们都把基地、基地上的士兵以及（如果基地很大的话）其平民配偶和子女看得不起眼。他们甚至可能认为这些人是有价值的，对他们自己的幸福有益。当五角大楼决定扩大其在吉布提的莱蒙尼尔营地基地时，600名当地文职人员（主要是男性）被雇用从事基地建设和其他扩建业务。¹²

同样，基地关闭的传言——在伊拉克、阿富汗、德国或伯利兹——可能是当地民族主义者庆祝的原因。然而，与此同时，预期关闭基地可能会引发一个平民社区的经济恐慌，这个社区的人已经开始依赖基地工作和士兵消费来维持自己的生活水平。例如，2008年在厄瓜多尔，当一个民族主义人民运动和新当选的民族主义总统拉斐尔·科雷亚（Rafael Correa）迫使美国空军关闭其在曼塔的基地时，当地出现了复杂的反应。一些居民非常激动，认为外国基地的关闭是非军事化和厄瓜多尔主权的胜利；但其他厄瓜多尔人担心基地450名人员和美国军费开支带来的经济福利和安全感是否会因此轻易地失去了。¹³也就是说，当任何一个基地关闭时，从政治倾向和经济地位上看，人们会好奇当地人中谁会被证明是正确的，谁会感到焦虑。

维持当地军事基地的常态是建立在对男女观念的精细调整之上的。如果本地男性和外国男性、本地女性和外国女性合不来了，基地可能会丢掉常态的伪装。它可能成为民族主义怨恨的目标，这种怨恨可能会颠覆国际军事联盟的结构。另外，当一个基地似乎没有引起争议时，性别政治就在起作用以保持风平浪静。也就是说，由性侵、发现水污染、不断升级的噪音引发的争议，可以拉开伪装的帷幕，揭示通常看不见的性别动态。然而，人们不必等到争议爆发后才探究这些动力。¹⁴当日常事务占主导地位时，人们可以对基地进行女性主义的性别分析。女性主义者总是对常态感兴趣。

许多英国人认为，他们的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友好的、无可置疑的、地理上便利的但却是无足轻重的军事力量的发射点”。¹⁵他们觉得，他们的国家曾经是一个全球大国，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主权国家，而是美国冷战时期武装部队的陆基“航空母舰”。从1948年美国军队重新将军事力量部署在战后的英国到1986年，美国军队在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建立了大约130个基地和设施。他们这样做是在英国政府——通常是秘密的——默许下进行的。¹⁶其中一些设施只是办公室，不经意的路人很难注意到。其他的，像格林汉公地皇家空军基地、莫勒斯沃斯、米尔霍尔和圣洛克，都是成熟的社区，拥有精心设计的设施、重型武器和大量劳动力。

英国大部分较大的基地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美国建立的。这些在冷战期间更容易被重建，因为它们在20世纪40年代初已经成为英国生活中熟悉的一部分。但是即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当地就接受它们了。政策制定者必须制定种族化和性别化的政策，让进来的数千名外国士兵对当地平民来说既是可以接受的，又不会冒犯本国国内的选民。在20世纪40年代的英国，这意味着可以确保英国和美国的男人可以以盟友而不是情敌的身份在一起工作。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美军官之间政策辩论的一个极容易引起争论的话题是如何管理非裔美国男士兵和英国白人妇女之间的关系。¹⁷战争期间，13万名美国黑人士兵驻扎在英国。尽管他们只代表了驻扎在那里的所有美国军队的一小部分，但却成了乡村酒吧、媒体、议会和作战室里激烈争论的焦点。当第一批士兵在1942年到达时，美国军队是一个隔离的机构。然而，黑人已经成为美国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民主党政府就职时，感谢北方城市数千名黑人选民，他们的支持从共和党转向了民主党。

1942年的英国社会绝大多数（虽然不是全部）是白人，他们在其统治之下的亚洲人和非洲人民面前，充满了帝国优越感。英国武装部队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印度、非洲和西印度群岛都动员了军队。¹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英国白人男性官员试图以种族和性别来发动那场早期的战争时，他们从性方面考虑过；他们一直努力通过卖淫政策补偿那场所谓“伟大战争”。¹⁹20年后，在20世纪40年代初，无论是英国政府还是美国政府，当他们坐下来讨论如何确保驻扎在英国的非裔美国男子与英国白人妇女的关系能够加强联合作战时，男性主导的政府都准备好了一套种族上的说辞。

然而，英国白人女性有自己的想法。当她们和美国黑人士兵约会时，她们把非裔美国男性和英国白人男性进行了比较。英国女性经常发现前者更有礼貌，更好相处，或许更具“异国情调”。到1943年，一些英国白人妇女生下了非裔美国人的孩子。一些人选择和她们的美国黑人男朋友结婚。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内阁的某些男性成员感到惊恐，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趋势。

高层讨论已于1942年开始。在全白人、全男性的内阁会议上提出了三种可能的解决方案：（1）阻止美国政府向英国派遣任何黑人男性士兵；（2）如果不可能，将非裔美国士兵限制在英国的某些沿海基地；或者（3）如果所有措施都不奏效的话，就敦促美国武装部队向英国派遣更多的非裔美国女性士兵和红十字会志愿者，这样黑人男性士兵就不必只指望找英国白人女性为女伴了。²⁰

事实证明，这些建议都不可行。盟军的战争过于依赖人力资源的最佳利用，以至于10万以上的美国军队无法进入英国，只能藏身于沿海城镇。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许多英国白人反对那些曾在利物浦港当过海事工人的西印度群岛黑人，这种战后经历表明海岸隔离并不能防止种族敌意。最后，美国政府拒绝向英国派遣数千名非裔美国妇女。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的领导人向罗斯福政府明确表示，他们认为这样的计划没有尊重黑人女性：黑人女性自愿为美国陆军当兵，而不是做性伴侣。此外，一些英国人认为这个计划不明智；英国白人男性可能开始和美国黑人女性约会。最终，只有800名非裔美国军队女性被派往英国，而其他人直到1945年才被派往英国；他们是历史上第6888中央邮政编码营的成员。²¹

与此同时，英国和美国官员正在为战时英国的种族化性别关系制定复杂的政策，同盟国的其他男性官员也在制定政策，允许英国政府招募西印度群岛非裔加勒比人和印度妇女加入英国军队，而不需要他们的部署来打破华盛顿特区组织工作和社会生活的根深蒂固的种族隔离。²²

在英国，为了阻止英国白人女性与黑人士兵约会，采取了针对当地白人女性的官方和非官方警告等多种形式。与驻扎在附近基地的非裔美国人约会的英国女性被警告说，她们更有可能患上性病。与黑人士兵约会的女性被贴上“放荡”甚至背叛英国的标签。每当一名非裔美国士兵违反纪律时，媒体很可能会具体说明他的种族。当地英国报纸称，如果父母允许自己的女儿跟黑人军事人员（Black GIs）玩的话，那么他们就是不负责任的。

在战争初期，英国报纸和国会议员普遍怀疑，美国黑人士兵比白人士兵更有可能因强奸等性犯罪受到指控，如果罪名成立，他们会受到更严厉的判决。到1945年，虽然黑人（其中绝大多数是男性）仅占驻扎在欧洲的美国军队的8％，但他们却占所有被判有罪的美国军人的21％。当刑事定罪按类别细分时，差异甚至更令人吃惊：黑人士兵占性犯罪罪犯的42％。²³尽管如此，1942年8月，英国议会通过了《美利坚合众国（驻军）法》，该法赋予美国当局审判在英国领土上犯罪的美国士兵的权利。这是向允许美国人保持他们的种族-性别体系迈进的一步，尽管战争时期的情况不同寻常。

许多美国白人担心，如果战时的英国允许黑人男性和白人女性之间发生性关系，那么在战后美国，将更难继续进行性别隔离。然而，政府和媒体的告诫并没有取得巨大成效。1943年8月进行的一项英国战时民意调查——大众观察调查显示，接受调查的英国人中只有七分之一不赞成黑人和白人结婚；25％的受访者告诉采访者，他们之所以对黑人更加友好，部分是因为他们见到的是非裔美国士兵。²⁴然而直到战争结束，尤其是英国白人妇女和黑人士兵生下第一批婴儿之后，一名年轻的英国白人妇女和一名黑人士兵一起去当地的酒吧还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

在这些种族化的战时性别辩论中，美国军事指挥官不是被动的。美国驻欧洲高级指挥官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接受“黑白约会”，因为他认为，如果美国白人军官将他们的种族隔离主义的歧视黑人习俗强加给英国人的话，美英联盟就可能会受到损害。然而，其他美国男性军官认为，布里斯托尔和莱斯特的白人和非裔美国士兵之间的冲突是由于白人男性士兵对黑人军队“用尽”当地有限的白人女性资源的行为不满。一些美国官员也坚决反对“跨种族”婚姻，并利用权力禁止其管辖内的男性与英国女性结婚。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至少有六万名英国妇女向美国官员申请移民美国，因为她们是战时新娘。²⁵丈夫是黑人的女性极少有被当局接受的。英美中层白人男性官员之间似乎达成了某种“君子协定”，禁止黑人军事人员和英国白人女性结婚。打算结婚的黑人士兵会被调走，上司会跟他进行严肃的谈话；也会派一名美国军官或从事救济事业的英国官员规劝该女性。²⁶

驻扎在海外基地的男士兵会和谁约会，他们会娶谁，这仍然是美国军事战略家们心中的问题。他们的担心主要源于对当地妇女动机的不信任。想和韩国、日本、越南、泰国、冲绳、菲律宾和德国女性结婚的美国男性士兵通常都会受到指挥官或军队牧师的劝阻。尽管如此，那些嫁给美国男性士兵并成为美国军人妻子的女性发现，除了接受作为军人妻子带来的压力并遵循这些规则之外，还必须应付美国白人公民对她们的态度，并且她们在美国的侨民同胞往往也不太欢迎她们。在这两种情况下，外人所有的反应都是基于一个共同的假设，即这些妇女一定是在美国海外基地附近的迪斯科舞厅或按摩院工作时遇到了她们的军人丈夫。²⁷

换句话说，婚姻已经成为国际安全政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主要是那些军事战略家——军人和平民、美国人、加拿大人、英国人、俄罗斯人、土耳其人、日本人——持这一观点，他们认为，只有与特定工作的女性结合的某种军事化婚姻，才能确保国家军事行动的顺利进行。不认真对待婚姻政治——以及代表婚姻政治行使的权力——会让人无法完全理解国际政治。认真对待军事婚姻的国际政治反过来需要对嫁给男性士兵的不同女性的生活和思想有真正的好奇心。

军嫂的“问题”

到20世纪60年代末，艾芬汉姆（Effingham）的美国军事基地已经成为附近的朗克伦顿（Long Crendon）社会和经济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朗克伦顿是埃塞克斯一个不大的英国村庄。该基地在20世纪50年代的扩张给市民的生活带来了细微但重要的变化。美国人开始雇用当地的男性和女性，并很快成为该地区的主要雇主之一。随着更多美国士兵的到来，更多的妻子和孩子也出现了。伴随着这些家庭而来的是美国式的消费：“到艾芬汉姆的飞机上装满了冷藏器、洗衣机、高压锅和微波炉、音响设备、吸尘器、电子配件，甚至波斯地毯。”²⁸一些电器进入了当地繁荣的二手市场。因为美国国防部为基地配备了一切设施，让士兵们感觉似乎从未离开过家一样，所以已婚士兵更喜欢待在基地，这一点受到了美式家庭生活所产生的意识形态上的影响。

随着美国海外基地在冷战期间成倍增加，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这继续成为基地建设的模板：郊区有家庭住宅，可以割草，男人被雇为士兵，平民妇女成为无偿的家庭主妇。²⁹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是一名女性主义者，她狠狠批判了对美国白人郊区妇女的诱捕行为，她本可以立即看出五角大楼的性别化社区模式。³⁰

美国军事战略家的冷战和后冷战思维是这样的：在外国基地上，让已婚士兵开心就需要让他的妻子开心，如果做不到的话，就需要默默地忍受。一个世纪以来，英国和美国的军事指挥官都在权衡允许士兵结婚的利弊。这种计算有时会令人困惑。一方面，他们发现，婚姻提高了男性军队的道德水准，减少了他们酗酒、负债和患性病的情况。另一方面，在军事化的情况下，婚姻可能会削弱士兵的忠诚，使他们动员起来更慢，同时让士兵承担住房贷款、医疗保健和家庭和谐的责任。当今，关于军事婚姻仍然没有定论，不仅在美国，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这些国家的政府依靠已婚男性士兵来执行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并让这些男性士兵的妻子遵循“好军嫂”的要求。³¹

尽管指挥官们有矛盾心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军事基地中军嫂和孩子的数量不断增加，这一需求改变了军事基地的性质。军嫂再也不像几个世纪前那样容易被边缘化，被视为下等的“营地追随者”，依靠为军事行动提供服务，为丈夫做饭、洗衣服以换取微薄的口粮。这样的女性太多了。她们是“可敬的”女人。由于英国、加拿大和美国的武装部队而今不得不招募——并给养——大量训练有素的男性志愿者，而不需要义务兵役制，所以对于这些国家的部队来讲，平民妻子对军事生活的不满可能导致令人担忧的人力短缺。心怀不满的妻子会敦促丈夫不要重新登记注册。20世纪60年代，流入美国艾芬汉姆基地的洗衣机和电子设备表明，美国军队不仅在取悦男性士兵，也在取悦士兵的妻子。

到2010年，有70万美国平民妇女与现役美国男性军人结婚。有些住在海外基地。生活在美国国内基地之上或附近的人很多。到21世纪初，美国军队已经成为该国历史上结婚最多的军队：58.7％的现役军人已婚。已婚人员比例最高的是陆军，最低的是海军。在所有美国现役军人的异性婚姻中，娶女军人的男性占6.3％；而嫁给男性士兵的女性占了93.7％。³²在禁止公开男女同性恋军事人员的“不问，不说”禁令结束后（2011年），五角大楼试图调整策略，它还必须应对一个个同性婚姻中更多的平民已婚伴侣要求获得与军事人员异性配偶相同的福利。³³

许多军嫂对军事基地生活提供的特殊权益感到满意：住房成本低、购物打折、医保、共同价值观，并且对许多非裔美国军人妻子来说，相较于基地之外的生活，她们在这里受到明显的种族歧视更少。许多嫁给美国男性士兵的女性也将自己视为具有牺牲精神的女性爱国主义典范，因为她们需要忍受军队规则的约束，不断搬家、实质上的单亲家庭、夫妻长期分居以及战时对丈夫安全的担忧。一些和丈夫一起被派往美国大型海外基地的女性——例如英国、德国、韩国和日本——也扮演了非正式美国大使的角色，因为她们在国外生活，就想通过自身把她们认为的美国最佳价值观体现出来。她们的行为在东道国受到各种不同的解读，一些当地人欣赏这种行为，但对其他人来说，这似乎只是旧帝国主义的现代化女性化版本。³⁴

对于那些在基地生活中获得了政治使命感、共同体意识、安全感和舒适感的军嫂来说，这是要付出代价的：遵守军队对女性特质、美满婚姻和等级礼仪的性别设定。其中的关键是官方的认识，平民妻子会把她对军人丈夫的忠诚与她对丈夫所服务的政府不加批判的忠诚结合起来：军队的敌人就是她的敌人，她丈夫的级别将决定她自己的和她孩子的友谊等级。不辜负“好军嫂”的荣誉也意味着放弃对自己的事业心，尤其是如果嫁给军官，并全力支持他晋升的话，这个女性就需要从事几个小时的无偿志愿服务。军嫂的无偿劳动将许多基地变成了工作“社区”。当妇女跟随丈夫去海外基地时，这种女性化的、适合妻子做的志愿工作发挥了更加突出的作用，因为军嫂在海外获得有偿就业和追求自己职业生涯的机会特别渺茫。³⁵

从冷战初期到美国主导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军事基地指挥官和他们的文职上司都指望大多数女性认为，做一名无偿、忠诚的军嫂的满足感超过了挫败感。³⁶

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一群美国男性军官的妻子和前妻开始组织起来，她们政治经验丰富，公开谈论她们所认为的五角大楼性别政治婚姻制度的不公平，这既让外界觉得诧异，又不愿接受。这些女性在国会中找到了支持者，特别是来自丹佛的民主党众议员帕特里夏·施罗德（Patricia Schroeder）。这些军嫂避而不谈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她们谈论配偶福利和离婚规则。

早期的积极分子中有达成“好军嫂”标准的老年妇女，其中许多人在数不清的基地从事无偿工作长达20年之久，当她们的军官丈夫晋升时，这被认为是一种加分项。这些妇女发现，当丈夫为了娶一个年轻女性而申请离婚时，她们不仅会失去婚姻，还会失去住房、医保福利和商店折扣。五角大楼的官员认为，申请离婚的丈夫在计算离婚赡养费时不必计算这些女性在基地上享受的福利。起初，根据一位政治上比较活跃的军嫂卡罗琳·贝克拉夫特（Carolyn Becraft）所说，离婚妇女的愤怒主要集中在即将嫁给其军官丈夫的年轻女性身上。但是，当她们聚在一起分析情况和政治信息时，她们意识到新妻子不是问题所在，而是五角大楼的官员。这些女性总结说，这些官员更关心男性军官的经济安全，而不是其平民妻子的经济安全。她们游说的结果是国会命令改变五角大楼给予军人配偶和前配偶的福利。³⁷

不久之后，在美国军方的性别政治婚姻历史中，那些在美国国内外的基地从事志愿工作的妇女开始公开谈论家庭暴力，谈论男性士兵丈夫殴打妻子。尽管这些女性中很少有人自称为女性主义者，但许多人充分意识到了美国正在兴起的受虐妇女运动。她们吸取了教训，被虐待不是女人应该感到羞耻或默默忍受的事情。然而，军事基地是一个很难发生改变的环境，在这里，通常会把这种类型的暴力合法化。³⁸首先，大多数基地指挥官——以及他们在华盛顿的上级——都不想听到这种事。他们还有许多其他优先要考虑和解决的事。他们期望军嫂们能应付得来。其次，还是这些官员，他们通常认为男性士兵只是出于压力才那么做的，而压力就是当兵的全部。再次，在基地公开家庭暴力会玷污基地的声誉，这将损害基地指挥官下一次晋升的机会。最后，也是重要的一点是，允许士兵家庭暴力成为公共事件，可能会引发一个一直以来很棘手的问题，即军队中所滋生的暴力文化。这当然不是高官希望在更广泛的公共领域探索的问题。

试图打破掩盖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沉默始终是一项挑战。在军事基地打破性别沉默的文化更难。很明显，女性的沉默是美国国家安全的支柱。

尽管障碍重重，但与军嫂一起工作的妇女在20世纪90年代成功地让国会武装部队委员会成员，特别是国会中的妇女，向国防部施压，要求其承认男性士兵实施家庭暴力的事实。另外，正如活动家将会发现的那样，十年后，当她们试图让高级军官承认在男士兵对女兵同志实施性暴力的事件中，这些军官是共谋时，军方仍然顽固地将男士兵的价值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并希望女性保持沉默。

如今，成千上万名与男性士兵结婚的女性生活在美国国防部众多国内外的基地上。其中最大的基地包括加利福尼亚彭德尔顿营地、肯塔基州坎贝尔堡、华盛顿刘易斯堡-麦克霍尔德、得克萨斯州胡德堡、弗吉尼亚州海军航空站、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科罗拉多州卡森堡。这些基地的性别特征和美国在韩国、土耳其、日本、关岛、吉布提和德国的基地一样。政府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发动的长期战争带来了灾难，以军嫂身份生活在这些国内基地或周边的妇女经常感到很难对此保持沉默，因为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基地不是为了给军人配偶和子女提供住所而建立的。这些妇女中有许多人参加妻子协会，但她们的活动往往是由高级军官的妻子的警示性影响和基地指挥官的期望建构的；他们清楚地表明妻子协会的主要工作是帮助军嫂处理问题，并不是改变基地的运作方式。

在当前的政治时代，生活在国内基地或周边的美国军人妻子尽管面临着这些压力，但仍然公开发表意见，其中包括一些妇女，她们的丈夫参加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身体和精神都受到了重创。这些平民妇女已经成为许多国内军事基地的代言人，要求基地指挥官在处理事情时透明化、对女性厚待、给予女性资源以及要有坦诚的态度。这些妇女打破了人们对军嫂保持沉默的期待，不仅更清楚地表明了这两场战争的实际代价，而且揭露了她们通过将这些代价转嫁给军人的平民家庭成员来掩盖它的非正义性。³⁹

“9·11”后，在布什总统执政期间，美国海外基地上发展了一个新概念——“睡莲”（the lily pad）。“睡莲基地”是指影响力不大的海外基地，仍然需要与当地东道国政府达成正式协议，但社会和文化影响的“覆盖面”较小。⁴⁰没有郊区住宅，没有草坪，没有保龄球联盟，没有高尔夫球场，大门外没有迪斯科舞厅，也没有妻子。

对于生活在美国海外基地周围的许多当地人来说，他们似乎喜欢这种“睡莲基地”模式的改变。基地的社会文化影响包袱会减轻。“睡莲基地”外没有不正派的娱乐区吸引下班后的男性士兵。在平民城镇繁忙的街道上奔驰的美国装甲车也会更少。但五角大楼的动机似乎与其说是对当地问题的敏感，不如说是摆脱了冷战时期大型基地女性化的向度。同时，“睡莲基地”不大可能成为当地反基地抗议的主要目标。对于成千上万嫁给美国士兵的那些女性而言，五角大楼采取“睡莲基地”战略的一个结果是，将有更多的丈夫更久地被派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实际上已经忍受单亲妈妈模式的军嫂要承受的将会更多。

政治弱点阻碍了那些试图改变军事基地生活中性别歧视政策的军嫂，其中一个原因是军事基地中女性角色的分化，有的是军嫂、平民基地工作者、军事人员，还有的是在军事基地周围的卖淫女。男性军事精英将这四类女性区别对待，她们通常对自己也有相同的区分。发起二十一世纪运动以使性侵女兵成为全国性问题的女兵，可以通过求助于积极的军嫂和军妓来获得分析和战略建议，从而学到很多东西。

军事基地对女兵来说是安全之地吗？

任何军事基地——无论是国内的还是海外的——都是培养和奖励某种形式的男子气概、贬低或惩罚其他形式的地方。教官通常是理想的军事化男子气概的主要塑造者和执行者——也就是说，这是一种表现一个人男子气概的方式，这种方式使得军人生活，尤其是作战生活，不管是真实的还是幻想的，成为判断一个人的行为和态度的主要标准。这种特别的方式通常优先考虑韧性、格斗的熟练技巧、对敌人的假设、男性同志情谊、压抑自己的情绪和纪律（受纪律约束并要求他人这样做）。除了教官，基地里的许多不同角色在塑造和鼓励某些军事化的男性态度和行为方面也发挥了自己的作用：牧师、精神病医生、指挥官、中层军官，甚至妻子。基地外的行为体也颂扬某些形式的男子气概，同时嘲笑其他形式：父亲、立法者、媒体评论员、艺人。

军事化男子气概的特权形式也不是单一的。军事化男子气概的培养和奖励形式因国而异，有些国家的军事化男子气概是为了服务于国际维和而制定的，有些是为了完成人道主义任务，还有一些是为了增强战斗能力。如今我们知道，需要调查这些差异以及共性，例如，在爱尔兰、日本、尼日利亚、瑞典、英国、美国、韩国、巴西、以色列、孟加拉国、斐济和加拿大军队中享有特权和颂扬的不同男性特征。这些军事化男性规范中的每一个都在特定的国内外行动中得到运用。⁴¹

无论是在得克萨斯州还是巴林，一名军队女性在记录和理解哪种男性气概模式是她所在基地上最受青睐的模式方面有着个人的利害考虑。知道这一点会让她的生活变得有意义和安全，不知道这一点会危及她的事业和人身安全。

军队妇女实际上总是在国家军事基地的所有军警人员中占少数，有时是非常小的一部分。随着冷战的结束，许多政府逐渐结束征召男性入伍（美国人称之为“征兵”），国防战略家和他们的立法伙伴不得不想方设法在不损害军队作为一个男人可以证明其男子气概的地方的宝贵形象下，增加招募女性的人数到政府部队工作。2013年，军队中女性比例最高的是乌克兰、拉脱维亚、新西兰、加拿大、澳大利亚、以色列、南非和美国。要理解每个军队——女性比例高的军队和比例最低的军队（如俄罗斯、日本、中国和土耳其）——不仅需要研究穿军装的女性是如何表现骄傲、爱国主义和同志情谊的，还需要研究她们是如何遭受性骚扰和性侵的。

在美国，女性在现役军人中所占的比例从20世纪70年代越南战争期间的2％上升到2011年从伊拉克撤军时的14.5％。现役女性比例最高的军种是空军（这一军种主要依靠女兵执行任务），占19％。比例最低的部门（也是最抵制女性参军的部门）是海军陆战队，只有6.8％。

对于属于不同社会阶层、族裔群体或种族群体的女兵来说，任何军队的性别政治都会有很大不同。在现任美国军方的女性中，非裔美国女性的数量非常突出：虽然非裔美国女性仅占全国女性总数的12％，但在2011年，她们在现役军官中占17.2％，在现役士兵中占29.6％。尤其是进一步来看军事部门之间的差异，人们注意到，在同一年，现役士兵中39.1％的女性是非裔美国女性，这令人很惊讶。这是妇女在该国平民人口中所占比例的三倍多。⁴²

相比之下，西班牙裔女性，约占美国总人口的15％，在志愿参军时似乎更可能选择其他部门。西班牙裔女性在所有现役女性中的比例自1990年以来一直稳步增加，这是五角大楼特意招募的结果，在海军陆战队士兵中达到了最高比例：19.6％。2011年，亚裔和太平洋岛民美国妇女仅占美国女性总人口的4％，但她们却占海军士兵总数的20％。⁴³

由于30年来美国军队女性的游说，尤其是海军飞行员罗斯玛丽·马里纳（Rosemary Mariner）等女军官与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女议员合作，国防部逐渐（通常是不情愿地）向女性开放了越来越多的军事职位。⁴⁴美国平民女性主义者常常对将有限资源投资到挑战军队内部的性别歧视持矛盾态度，因为他们优先考虑的是反战运动，担心将女兵提升为“一等公民”会使已经强大的军国主义的根源更深地扎根于他们国家的文化土壤中。尽管如此，自1990年以来，对女性军事训练和部署的一个又一个障碍已经被拆除；最近的变化是2013年五角大楼解除了对女性战斗角色的禁令。美国军方没有带头。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军队在结束五角大楼归类（改变主意，然后重新归类）为“战斗”的工作中对女兵的性别歧视禁令方面领先于美国，究竟如何在美国实践对妇女开放战斗角色还有待观察。改变任何制度的正式规则仅仅是其性别转变的开始，本身并不能保证会明显减轻制度文化的父权制色彩。

在有组织的性别歧视壁垒降低的同时，据报道，美国男性军人对女军人和男军人实施性侵的事件激增。一些女性主义分析人士大声质疑，美国军队中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报道增加，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因为女兵比例的增加，以及她们逐渐晋升到军队中最男性化的职业。正如在诸多社会的其他领域一样，一些男性通过攻击女性为“入侵者”，来表达他们对女性在此领域不断晋升的不满，因为在此之前，这些高级领域一直稳稳地掌握在男性手中。其他女性主义者警告说，性侵报告的激增应该与实际发生率区别对待。他们说，在过去，许多女兵默默地忍受着强奸和强奸未遂，认为把性侵讲出来让主管部门记录在案是不安全的，也没有什么用。在国际政治的任何领域，密切关注沉默都是一项至关重要的调查策略。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反对暴力侵害妇女是女性倡导者的一个核心问题，即使是那些谨慎的为妇女军事平等而努力的女性主义和平活动分子，当军队中发生此类事件时也毫不含糊。这不仅仅是军事化职业或晋升的问题。因此，到2013年，由妇女活动家组织的一场全国性运动将女军人、平民女性主义者、记者、纪录片制作者和在国会工作的妇女聚集在一起，挑战国防部和整个指挥系统。⁴⁵同时，他们把焦点放在军事院校和特定军事基地（例如，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的拉克兰空军基地）。他们迫使退伍军人管理局大大拓宽了自我认知，退伍军人管理局是一个大型联邦机构，在过去，数代管理人员都认为他们只是为男性退伍军人服务的。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中期，女性退伍军人被视为战时性侵后遗症患者，并且人数越来越多，为了应付这种情况，退伍军人事务部的健康专业人员争相发展一种新的医疗理念。他们最终决定称之为“军事性创伤”。退伍军人事务部随后在全国各地设立了专门诊所，专门为遭受“军事性创伤”（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群体）的女性退伍军人提供护理。据这些医疗专业人员说，“军事性创伤”是因一名男士兵同伴强奸造成的。⁴⁶

随着美国军队内部性暴力政治活动的加剧，国防部被迫发布了一份报告，既报告性侵的发生率，又公布那些评估实际性侵发生率的调查结果。据估计，被报道出来的性侵只是冰山一角，仅在2011财政年度（即2010年10月1日至2011年9月30日），就有19 000名军事人员遭到他们的美国军事同事的性侵。2012财年，这一数字跃升至2.6万。这些美国军事人员中的大多数人说，他们受到过男性军人的侵犯，通常是他们的上级。在这个时代，男性占现役总人数的85％。女性虽然只占美国现役军人的15％，但遭到侵犯的人数比例远超于此。因此，军队中的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成为军人施暴的目标。大多数遭受性侵的女性和男性没有报告这种事。男性受害者告诉记者，正是女性站出来讲述强奸事件，才给了他们勇气克服这种耻辱感，将自己的经历公开讲出来。⁴⁷

驻军妇女讲述了她们在晚上去厕所时、在自己军营睡觉时、在办公室会见上级军官时遭到性侵的经历，这些事件有的记录在案，有的没有记录。稍后，围绕着美国军官长期珍视的理念展开了争论，即军队的等级制度本身——而不是平民刑事司法当局——最有能力调查、起诉、审判和惩罚自己的人员。然而实际上，“指挥链”已经在被隔离的军事基地周围竖起了另一堵不太显眼的屏障。许多被强奸的女性幸存者认为这是一道双重屏障，危及了她们的安全。

前陆军中士丽贝卡·哈维利拉（Rebekah Havrilla）在2013年3月告诉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她在2007年被派往阿富汗时被她的男上司强奸。她没有举报他：“我什么都不举报，因为我对自己的指挥系统没有信心。”但是，哈维利拉中士跟其基地的军队牧师商讨了此事。他回答说：“强奸是上帝的旨意。”他让她去教堂。⁴⁸

在如何有效防止和起诉美国军内的性暴力的辩论中，有两个相关的问题经常讨论不到。第一，军队内部男性对女性实施的性暴力与美国男性军人对生活在美国国内外军事基地周围的平民妇女实施的性暴力，两者之间有什么因果联系（如果有的话）？第二，军队中不同的男性究竟是如何理解女性是可供男性支配的财产这种男性化认识的，据称他们这样想是肯定自己的男子气概，同时在某些机构中保持男性的优越性。

这两个问题是相关的：回答其中一个问题将有助于回答另一个问题。未能提出——也未能回答——这两个相关的女性主义问题意味着男性政治已经被军事化了。这也意味着，美国驻军女性没有与其他国家的女性联合起来，这些其他国家的女性因为美国士兵驻扎在国外而遭受虐待。在大多数情况下，军队内部的性暴力仅仅被视为国内问题。事实上，这是国际政治的一个变化。

国家安全中的卖淫行为、卖淫女和国际性别政治

至少在过去两个世纪里，男性军人与女性的性关系——其他男性试图控制这种关系——一直是贯穿国际政治的一条主线。这些性关系包括交友、约会、结婚、买春和强迫性行为。这五种不同关系之间的界线经常模糊不清，但在其他情况下它们是备受重视的。奇怪的是，国际政治的主流调查者很少探究这个多面向的话题，只有当它爆发成“丑闻”时才成为头条新闻。然而，仅仅那些被视为丑闻的话题很少会改变人们对什么是“国际”和什么是“政治”的传统理解。

军事基地和卖淫女被认为是相互联系的，是“天然的”的一对儿，因此不值得进行政治调查。事实上，军事基地已经采取了深思熟虑的政策来维持这种所谓的契合：塑造男性的性取向、确保战备状态、规范商业行为、为女性创造经济机会、影响军嫂、使女兵社会化，以及设计警务、娱乐和公共卫生系统的政策。令人震惊的是，这些政策在大多数基地，特别是美国境内的基地，都被成功地遮蔽了。⁴⁹

直到19世纪晚期，英国政府将部队部署到了全球各个角落以维持其帝国荣耀。⁵⁰这些军队不太可能像寻求与在印度的印度妇女、在埃及的埃及妇女的性关系那样寻求与工人阶级白人妇女的性关系。英国官员试图控制白人工人阶级女性与英国军人的联系，但遭到了阻挠。19世纪60年代，在克里米亚灾难性战争后，在英国将军和海军上将的要求下，议会中的男人以保护男性士兵和水手的名义通过了传染病法案。这些军事化的法律，作为一种国家安全政策，动员了英国当地文职警察逮捕那些被警察怀疑为妓女的陆军基地城镇和海军港口城镇中的工人阶级妇女。实际上，任何一个工人阶级的女人晚上都可能会独自外出。用特别简陋的仪器给被怀疑的妇女进行阴道检查。正是由英国全国妇女联盟的女性主义者领导的反传染病法案运动（尽管妇女被剥夺了投票权），在他们游说20年之后才说服了全是男性的议会相信传染病法案的不公平并废除它。⁵¹

然而，英国军官决定不能失去对英国殖民妇女的控制。首先，在考虑是否允许英国士兵与印度女性结婚时，他们重新制定了士兵的婚姻政策，他们考虑的是这样的婚姻会损害或增强军备和白人士兵的斗志吗？一些官员认为，如果允许英国士兵与印度妇女结婚的话，士兵就不太可能经常去嫖娼，因此，大概也不太可能染上性病。另外，这些人推断，这种鼓励跨种族婚姻的政策可能会损害英国男人的种族优越感。其次，即使在19世纪80年代，国内已经废除了传染病法案，但殖民地官员仍继续在英国境外实施相当于此法案的政策，这些被称为《驻扎法》的法律允许殖民地警察部门对帝国军事基地周边的平民妇女进行强制性阴道检查，以便海外的英国士兵与殖民地妇女发生性关系，而不必担心染上性病。

1888年，英国全国妇女联盟在政治上起到了作用，其创始人约瑟芬·巴特勒（Josephine Butler）发起了一场国际运动，呼吁废除《驻扎法》。她的新杂志《黎明报》批判了英国男性当局的双重标准：控制女性所谓不道德性行为，以保护男性士兵所谓必要的快感。⁵²巴特勒发起的运动在理论上比实际的组织更体现女性主义精神。其主要持废除主义观点的盟友似乎是被殖民社会中的英国人和受过教育的人。1891年的一项研究发现，殖民地妇女中90％的军妓是贫穷的当地寡妇，大多数主张废除卖淫活动的人把她们视为受害者，而很少视她们为拥有自己政治思想和资源的组织盟友。⁵³

反《驻扎法》活动家是跨国活动家，但他们从帝国的角度看待这些政策：如果这种法规在印度得以持续，他们将为其他英国殖民地甚至敌对帝国势力的殖民地的军事当局提供经验教训，比如荷兰，也需要在国外派驻士兵，并为他们提供与殖民地妇女的性接触，同时确保士兵身体健康，足以为帝国履行军事职责。1888年，她在印度尼西亚（当时在荷兰殖民统治下）的一名荷兰战地记者给巴特勒写了一封信，描绘了国际流动军队的卖淫策略：

一位官员缓缓地说，他们考虑将得到允许住在单独帐篷的妇女这样的英印体系引入营地。目前，在晚上的固定时间，军营的大门是敞开的，以便接纳一定数量的贫困受害者。我不能把经历的一切都记下来。军营生活是不道德的……

这里陈述的事实表明，英国政府在印度树立的坏榜样正在影响爪哇，毫无疑问也传播到了其他国家的其他殖民地，从而更加促使我们废除骇人听闻的印度法令和《驻扎法》。⁵⁴

到1895年，巴特勒和她的其他活动者已经说服了英国政府废除《驻扎法》。然而，她在殖民地的线人报告说，尽管此法被废除，但对当地妇女的强制体检并没有停止。《黎明报》刊登了英国军官的来信，讲述了官方的普遍观点，他们认为这种做法仍然是必要的。据称，这对英国士兵（而不是印度士兵，他们的性病发病率似乎低得惊人，这让他们的英国指挥官感到困惑） 很重要，也对大英帝国的福祉至关重要。约瑟芬·巴特勒在报纸上发表评论反驳道：“我们忽视了一点，充当官妓的被征服地区的妇女，构成了我们伟大帝国的一个堡垒！”⁵⁵(https://www.daowen.com)

在20世纪，法国、日本、英国、俄罗斯、美国和加拿大的政府都试图通过军事和平民举措对女性进行性控制，在确保男性士兵斗志和健康的同时，维持军队的合法性。⁵⁶日本皇军强迫朝鲜/韩国、菲律宾、中国台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妇女在其军队的“慰安所”从事性服务，据称是为了提高男性士兵的斗志，这也许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著名的强迫卖淫制度。⁵⁷

同时正是这种“二战”制度才产生了“性奴役”的概念，这是韩国女性主义者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一个概念。他们认为这种军事化的强迫卖淫应被视为战争罪，他们也成功了。此后不久，“性奴役”概念对那些致力于揭露特定类型的性军事虐待的跨国女性主义者至关重要，这种虐待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战争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被强迫成为战士的“妻子”并遭受不断性侵的女性不是其妻子，也不是妓女，她们是“性奴役”的受害者。同样是这些女性主义政治和法律活动家继续宣传，说服各国政府在国际上承认“性奴役”是一种可被起诉和应受惩罚的战争罪。正是他们的概念化和说服使得“性奴役”被明确列为海牙新成立的国际战争罪法院可被起诉的战争罪之一。

然而，臭名昭著的日本帝国“慰安妇”制度当然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建立其战后政治占领体系的唯一卖淫制度。⁵⁸但是，直到现在，仍被美国人称为“正义之战”的那场战争结束60年后，我们才开始了解美国官员使卖淫和卖淫女服务于战争和战后占领所做的工作。承认美国官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也存在卖淫政策不应该淡化对日本皇军“慰安妇”制度的谴责。相反，它应该促进对任何战争中的性政治进行敏锐的、熟知女性主义者的、跨国的、比较性的调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官员试图建立种族化的军事卖淫制度，其中包括在战后德国、战后韩国和战后日本的美国军事基地周围，竭尽全力为非裔美国男性士兵建立妓院，与为白人男性士兵指定的妓院分开——战时夏威夷著名的旅馆街。⁵⁹同样，女性主义历史学家玛丽·路易斯·罗伯茨（Mary Louise Roberts）也发现了证据，表明在入侵法国诺曼底后，美国男性士兵和他们的上司让大家认为法国是一个自私自利的、滥情的国家，并随之建立了一个种族隔离的妓院。其中最具破坏性的政治后果是：许多战后法国妇女由于其性别而处于一种不安全状态，而她们正是美国男人所谓要“解放”的。⁶⁰也就是说，华盛顿官方认为，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晚期的美国军事占领时代，是解放和民主化的时代，实际上也是美国积极制定种族化卖淫政策的时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并不标志着美国军方卖淫制度的终结。韩国、冲绳和菲律宾的女性主义活动家兼研究者一直在告诉我们，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以及后“9·11”时代的全球“反恐”战争中，卖淫是如何在美国的军队中不断种族化的。⁶¹许多男性军事指挥官一直坚定地认为，军方容忍的、有组织的卖淫活动是在保护“体面”的妇女。高扎托·苏祖约（Takazato Suzuyo）和创建女性主义团体“冲绳妇女反军事暴力”的同伴花了数年时间记录美国军事人员对平民妇女和女孩的暴力行为，试图打破这种自私自利的军事神话。⁶²

关闭苏比克：反基地运动的胜利

5号，周二——一整天都在下雨。

6号，周三——下了一会雨，发薪水了。

7号，周四——又下了一整天。⁶³

一名美国军官的妻子杰西·安格罗姆（Jessie Anglum）在日记中写道，她不喜欢待在菲律宾。那是1901年。麦金利总统派兵镇压菲律宾叛乱。菲律宾民族主义者刚开始与西班牙殖民者作战，然后抵制美国人强加给他们的殖民统治计划。安格罗姆在镇压菲律宾叛乱中发挥了自己微弱的作用。她是第一批远航去菲律宾与丈夫团聚的美国军人妻子之一。一下船，她就被安置在马尼拉的一家旅馆里。当时正值雨季，百叶窗外面一直下着倾盆大雨，她感到很无聊。她丈夫大部分时间都在对付叛乱分子。她偶尔坐车和当时在马尼拉的少数几个美国女人一起喝茶。但是她不想待在菲律宾。她乘船去亚洲只是为了履行妻子的责任。她一直在数日子，直到她丈夫打仗结束。当她能重新打包行李，坐船回家时，她很开心。

当杰西·安格罗姆在潮湿的旅馆挨日子时，并没有设施齐全的美国基地。但是在她之后的一个世纪里，美国政府弥补了这一不足。到20世纪80年代，现在独立的菲律宾拥有20种美国军事设施。苏比克湾海军基地和克拉克空军基地都位于吕宋岛，不仅最大，还被五角大楼的战略家认为是美国全球防御中最重要的基地。这两个基地是美国在越南战争时的发射台，也是冷战期间抵御苏联力量的堡垒。苏比克和克拉克与美国在夏威夷、关岛、韩国和冲绳的太平洋基地协调行动。

五角大楼的泛太平洋愿景在20世纪90年代激励了这五个太平洋地区的女性活动家们建立新的政治纽带。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联合国妇女大会上，她们开始交流信息、经验和战略。她们拼凑并刻画了美国军事基地对平民妇女的影响：卖淫、暴力、警察骚扰和环境退化。在接下来的20年里举行的会议上，这些反基地组织的女性活动家彼此建立了友谊，并对安全、军事化、不稳定、和平、暴力和父权制进行了分析。成员之间交流的团体包括加布里埃拉：菲律宾妇女联盟、冲绳反军事暴力妇女法案、亚洲-日本妇女资源中心和争取妇女真正安全的跨国女性主义网络。⁶⁴她们的成员将教育美国本土公民了解基地对必须与这些基地生活在一起的妇女的影响作为主要目标之一。鉴于大多数本土美国人对海外军事基地或太平洋岛屿领土和亚洲盟友关注甚少，这是一个挑战。

在冷战和越战期间，苏比克湾海军基地是美国太平洋基地中最大的。它统治了菲律宾的奥隆阿波镇。奥隆阿波市长在制定城镇政策时，将苏比克湾基地指挥官作为他的主要顾问之一。美国海军基地是驻扎在菲律宾的15 000名美国军事人员及其家人的家园。当一艘航空母舰靠岸时，又会有18 000人涌入城镇。该基地依靠菲律宾平民劳动力维持运转。工人的工资比在韩国或日本的美国基地的工人低，但对许多菲律宾人来说，这些基地工作为他们提供了生计。到1985年，美国军方已成为菲律宾第二大雇主，雇用了40 000多名菲律宾人：20 581名全职工人、14 249名合同工、5 064名家政工人和1 746名特许工人。⁶⁵

吸引大部分菲律宾女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注意力的美国基地产生的社会问题是卖淫。许多菲律宾人开始相信，美国军事基地是制造或加剧卖淫的罪魁祸首。卖淫、暴力侵害妇女、军国主义（美国和菲律宾的变种）和菲律宾在国家主权方面的妥协似乎交织在一起。1987年，艾滋病在菲律宾出现，这加剧了民族主义者的意识，即美国-菲律宾政府间的协议——被称为“部队地位协议”（the Status of Forces Agreement,通常通俗地用首字母来表示，SOFA），这一协议危害了而非巩固了菲律宾的国家安全。

在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随着菲律宾民主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包括天主教修女在内的当地菲律宾妇女活动家记录了美国大基地周围妇女的生活状况，并为卖淫妇女提供无私的支持。活跃的研究人员估计，有6 000到9 000名女性在基地的娱乐企业工作，当一艘美国航空母舰进港，数千名男性水手获准休假时，这个数字可能会飙升至2万。他们写道，性俱乐部和按摩院的大多数女性都是从菲律宾贫穷的农村地区来到奥隆阿波的。他们报道了酒吧老板利用“卖酒女”制度向女性员工施压，要求她们说服下班的军人购买更多的酒，同时为女性购买昂贵的水果饮料。他们解释了“酒吧罚款”制度，根据这一制度，男性顾客向酒吧老板支付钱，以获得允许带一名女性到俱乐部外发生性关系。

这些活跃的研究人员也关注美国军人父亲和菲律宾平民母亲所生的孩子。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菲律宾母亲和美国父亲所生的孩子数量每年达30 000人，这些活跃的研究人员发现，大约有1万名孩子变成了街头儿童，其中许多人为美国男性恋童癖者提供服务。与美国在越南战争期间由美国父亲和越南母亲所生的孩子不同——当时卖淫猖獗，美国国会没有根据越南战争后的特殊“家庭团聚”计划向这些菲律宾裔美国儿童发放移民美国的签证。⁶⁶

菲律宾研究人员还记录了美国基地指挥官的政策，该政策要求菲律宾公共卫生诊所为周围娱乐行业的妇女进行性病和艾滋病检查。没有进行检查或没有通过检查的妇女就不能在娱乐场所工作。美国军人不需要为了在基地之外和当地菲律宾妇女发生性关系而接受这样的检查。官方认为，是菲律宾妇女感染了美国军人，而不是相反。⁶⁷

一场复杂的菲律宾反基地运动成功地说服了菲律宾参议院投票反对延长与美国的双边部队地位协定。1992年，苏比克湾海军基地和克拉克空军基地关闭。

然而，20年后，诸如加布里埃拉等团体中的菲律宾女性主义者报告说，军事化的卖淫活动再次增加，美国军人虐待当地妇女的情况也增加了。即使没有庞大的苏比克湾和克拉克永久基地，通过与马尼拉官员协调，美国国防部还是不断在菲律宾建立它的军事基地。不再是由于苏联的威胁和冷战，而是中国和“全球反恐战争”。一家美国私人国防承包商在整修苏比克湾，以便容纳更多美国海军船只。更多美国士兵被派往菲律宾执行所谓“训练”任务。华盛顿和马尼拉的新军事协议称这些部署为“临时轮换”。这种模式意味着政府间协议中的双方都可以不用承认美国正在菲律宾建立新基地，如果承认的话会在当地引发争论。⁶⁸

卖淫从来都不是一直存在的。它不是静态的“最古老的职业”。卖淫女、反对卖淫业的妇女、从卖淫中获利的男子、资助卖淫女的男子，以及制定军事政策来让卖淫满足军中男子的需求——这五类行为体都处于历史中。不管其中有些人看起来多么无权无势，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促进重塑了当地和国际卖淫政治，从而重构了军事基地重视的男性观念和做法。

因此，当今我们必须对变化保持警惕。例如，人们肯定对菲律宾和苏联的妇女感到好奇，她们自愿或不情愿地离开自己的国家，在美国驻韩国、关岛和冲绳基地内外为美国军人服务。⁶⁹人们还必须了解，在为限制或关闭外国基地而努力的运动中，当地女性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是如何互动的：卖淫女被非女性民族主义者仅仅当成“民族的耻辱”，还是欢迎她们成为反基地运动的积极伙伴？为了非女性民族主义者认定的国家概念，女性主义者是否必须升华他们的需求？同样，人们必须深入研究那些美国海外基地中不可或缺的性政治，在这些基地里，军人被禁止“亲善”——也就是说，不得与当地的平民妇女建立社会关系。五角大楼规定许多美国基地上的士兵和水手，让他们不要和外人深交，例如在阿富汗、吉布提、巴林和尼日尔的基地。女人、平民女人、穿制服的女人在哪儿呢？

结论

菲律宾苏比克湾和克拉克基地的关闭并不是当地民众运动说服政府终止与美国基地协议的唯一情况。反基地运动在厄瓜多尔的曼塔和波多黎各的别克斯岛也都取得了成功。⁷⁰这些成功的反基地运动中的性别政治各不相同。在每次运动中，女性活动家对于动员和反美国基地都至关重要。但并非每场反基地运动都将女性主义对性别歧视的理解作为其战略和目标的核心。在每场运动，以及在韩国和冲绳的运动中——后两次运动未能成功说服其政府终止与美国的“部队地位协议”——当地女性主义反基地活动家必须不断努力，以确保民族主义思想不会超出女性主义思想。探索任何国家反基地组织辩论中的这些情况都有助于阐明军事联盟国际政治中的性别观念的复杂运作。

也许在冷战的最后几年，女性主义已经成为最重要的思想——关于男性化政治和替代性安全措施——包含这些思想的反基地民众运动是在英格兰南部的“格林汉公地妇女和平营”（Greenham Common Women's Peace Camp）。⁷¹从1981年到1989年，一个英国妇女和平营在美国空军基地外的格林汉公地（Greenham Common）产生。决定在格林汉公地皇家空军基地外露营的女性引发了英国人对美国和英国不平等联盟以及核时代安全的含义的全国性辩论。直到今天，人们仍然可以见到这样的英国女性，对她们来说，“格林汉”是其政治生活的转折点。她们详细描述在寒冷的冬泥中露营，在法庭传讯时唱歌，坐在一起几个小时辩论和平与父权制、家庭、母性和性的意义。她们复述在1983年的新年之夜，支起梯子爬过基地围栏，在美国核导弹发射井顶上跳舞，然后逃脱而没被抓住的故事。

在格林汉扎营的妇女还会想起当听到警察和一些当地人称她们为“同性恋”和“妓女”时的痛苦。她们讲述数千名来自英国和爱尔兰的女性来到格林汉，绕着美国基地周边围成一条9英里长的人墙的激动之情。一位从都柏林来到格林汉的爱尔兰妇女回忆道：“我们手拉手，开始唱歌……喊着：我们会用爱的拥抱来面对你的暴力，因为这是化解暴力的最可靠的方法。当我加入其中高喊‘自由’时，当遥远的回声飘过基地时，我感到自己很强大。”⁷²

记者比特丽克斯·坎贝尔（Beatrix Campbell）采访了一位自认为是保守党的英国妇女，这是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政党，撒切尔是美国基地及其核导弹的主要支持者。但是当这位妇女开始思考格林汉公地妇女和平营时，她回忆说自己已经形成了另一种政治认识。她剪短了头发，向丈夫和儿子们表明自己属于格林汉姆妇女的身份：

“在格林汉之前，我不知道美国人在这里装置了导弹。稍后我就知道了。真不好意思！格林汉公地皇家空军基地的妇女的焦虑让我意识到……这栋房子里的男人（她的丈夫和两个儿子）认为他们是男人婆、酷儿。”她是吗？她想了一会儿。“不是。”如果他们是男人婆或者女同性恋，这会让她感到困扰吗？她又想了想。“也不会。”不管怎样，女人都会激怒她的男人，她说，并非没有感情。“他们永远都在谈论越野车和自行车，而且他们还没有吃完饭就要喝茶。”⁷³

英国政府决定，当美国人离开格林汉时，这块地不应该给英国军队，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格林汉公地妇女和平营的激进行为，而不仅仅是冷战的结束。相反，它应该归还给当地人民，重新将其变成公共农业用地。⁷⁴

经营任何军事基地——当地的或外国的、该国境内的或远离该国的、北约、非盟或联合国维和基地、私营军事公司的基地——都是一个复杂的问题。⁷⁵此外，由于它们在位置、女性、男性和军事化目的上的相似的紧密联系，许多通常不被称为“军事基地”的部门，也需要进行富有成效的研究：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橡树岭（田纳西州）的营地，那里的男女、白人和非裔美国人在种族化和性别化的私密环境中工作和生活，这为第一颗原子弹的产生创造了条件。⁷⁶

每个军事基地的运作都依赖于那些在社会上发挥作用的妇女，她们扮演着完全不同的角色。为了搞清楚、弄明白这个性别化的基地体系，人们必须好好研究以下这些人的生活和想法：军事基地上的洗衣工、军嫂、在大门外迪斯科舞厅卖淫的妇女、被雇来偷偷潜入基地与男士兵发生性关系的妇女、应征入伍的妇女和女军官，以及公开批评基地的妇女。她们不是天生的盟友。这些女性中的许多人可能不同意其他人的观点，她们可能彼此不信任。但是她们都有有趣的基地故事要讲。此外，基地的运转靠的也是她们之间的相互隔离。

如果分析任何基地时，只是把它当成预算、设备、土地、指挥链、法律基础和任务的总和的话，那就严重低估了所有管理它的力量、所有为支撑它而设计的思想，以及所有为保持它平稳运行而实施的政策。“平稳”是指挥官及其军警和文职上级以及当地平民眼中的一种成功标准——市长、警官、商业经营者、雇员——认为该基地有利于他们自己的安全和福祉。“平稳”不会自动转化成性别平等或增强妇女权能。“平稳”通常有助于延续父权制国际关系。

数百个军事基地运行顺利。它们的运作每天都很单调乏味。它们不会成为头条新闻。默默无闻的基地与因丑闻而突然显现的基地一样都值得女性主义者对其进行性别分析。国际政治不仅仅由危机和丑闻组成。国际政治可以是单调乏味的，权力在悄无声息和非竞争性中转移。这种乏味具有政治性。这种单调具有性别化。

注释

1. 新西兰维多利亚大学太平洋研究中心的主任是斐济女性主义者研究员特雷西亚·蒂瓦（Teresia Teaiwa），她提醒我注意到了私营国防承包企业招募斐济妇女为伊拉克的美国军事基地做盥洗女工的事件，参见Teresia Teaiwa, ed., “Militarism and Gender in the Western Pacific,” special issue, Asia Pacific Viewpoint 52, no.1（2011):1—55。

2. 关于美国海外军事基地与当地居民对这些基地反应的跨国比较研究有Joseph Gerson and Bruce Bichard, eds., The Sun Never Sets（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91); John Lindsay-Poland, ed., “Closing Bases: Supporting Communities,” special issue, Fellowship（magazine of the Fellowship of Reconciliation), 71, nos.1—3（Winter 2007); Catherine Lutz, ed., The Bases of Empire: The Global Struggle against Military Posts（London: Pluto Press, 2009)。

3. 也许最有影响力的美国分析家是已故的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他认为美国军事基地遍布全球，这使美国有资格被当作“帝国”。看他的三部曲Sorrows of Empire（2004)、 Blowback（2004) and Nemesis（2006),这三部著作都是由纽约的大都会图书公司出版的。

4. 如果准备了解关岛的性别军事化情况，可阅读Keith Camacho, Cultures of Commemoration: The Politics of War, Memory, and History in the Mariana Islands（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3); Setsu Shigematsu and Keith Camacho, eds., Militarized Currents: Toward a Decolonized Future in Asia and the Pacific（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0); Catherine Lutz, “Introduction: Bases, Empire, and Global Response,” in Lutz, Bases of Empire, 1—44。

5. 参见，例如David Cronin, “France's Power Games in Africa,” New Europe, January 21, 2013, www.neueurope.eu/article/frances-power-games-in-africa; Nick Hopkins, “UK to Withdraw 11,000 Troops from Germany by 2016,” The Guardian, March 4, 2013, www.guardian.co.uk/2013/mar/05/uk-withdrawal-troops-germany-2016; Dan Smith, The State of War and Peace Atlas（New York: Penguin, 1997)。

6. “Camp Le Monier/Lemonier/Lemonnier, Djibouti（CLDJ),” GlobalSecurity.org, October 26, 2012, www.globalsecurity.org /military/facility/camp-lemonier.htm.

7. Nick Turse, “The Increasing US Shadow Wars in Africa,” Mother Jones, July 12, 2012, www.motherjones.com/politics/2012/07/usshadow-wars-africa; Eric Schmitt, “In a First, the U.S. Army Houses an Antiterror Strategy for Africa, in Kansas,”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0, 2013.有关国防部如何重组和扩大其在意大利的基地以支持其在非洲行动的分析，请参见David Vine, “The Italian Job: How the Pentagon Is Using Your Tax Dollars to Turn Italy into a Launching Pad for the Wars of Today and Tomorrow,” TomDispatch.com, October 3, 2013, www.tomdispatch.com/blog/175755/。

8. Eric Schmitt, “Drones in Niger Reflect New U.S. Tack on Terrorism,” New York Times, July 11, 2013; Eric Schmitt and Scott Sayre, “U.S. Troops at Drone Base in West Africa,”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3, 2013.

9. 一项详细的民族志研究了美军基地接管迪戈加西亚的土地对流离失所的当地人的意义，参见David Vine, Island of Shame: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U.S. Military Base on Diego Garcia（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戴维·温（David Vine）在一项新的跨国研究中继续他对美国军事基地的人类学调查：Base Nation（还未出版）。

10. 针对莱恩斯州众多美国平民支持在他们的社区建立地下核导弹基地进行了一项煽动性的研究，参见Gretchen Heefner, The Missile Next Door: The Minuteman in the American Heartland（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11. 人类学家凯瑟琳·卢茨（Catherine Lutz）对位于北卡罗来纳州费耶特维尔的美国陆军基地布拉格堡的详细描述是对军事基地进行的历史上最丰富和人类学上最微妙的研究：Homefront: A Military City and the American Twentieth Century（Boston: Beacon Press, 2002)。

12. “Camp Le Monier/Lemonier/Lemonnier, Djibouti（CLDJ).”

13. 关于厄瓜多尔曼塔平民如何看待城市中的美国基地，学者进行了一项人类学的研究，参见Erin Fitz-Henry, “Distant, Allies, Proximate Enemies: Rethinking the Scales of the Anti-Base Movement in Ecuador,” American Ethnologist 38, no.2（May 2011):323—337。也可参见Luis Angel Saavedra, “The Manta Base: A U.S. Military Fort in Ecuador,” Fellowship 73, no.1—3（Winter 2007):20—21; John Lindsey-Poland, “U.S. Military Bases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in Lutz, Bases of Empire, 71—95; Joshua Partlow, “Ecuador Giving U.S. Air Base the Boot,”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4, 2008, 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8/09/03/AR2008090303289.html。

14. 女性主义环境研究员琼斯·艾格（Joni Seager）讲述了美国平民家庭主妇抗议基地排放而造成的社区供水污染问题，以及由此抗议暴露出来的美国军事基地指挥官对女性怀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歧视态度：Earth Follies: Feminism, Politics and the Environment（New York: Routledge, 1993)。

15. Duncan Campbell, The Unsinkable Aircraft Carrier: American Military Power in Britain（London: Paladin Books, 1986).

16. Ibid., 16.

17. 内容引自Graham Smith,When Jim Crow Met John Bull: Black American Soldiers in World War II Britain（London: I.B. Tauris, 1987; reprint,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8)。也可参见Mary Penick Motley, ed., The Invincible Soldier: The Experience of the Black Soldier, World War II（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7)。

18. Cynthia H. Enloe, Ethnic Soldiers: State Security in Divided Societies（London: Penguin, 1980)描述了十几个不同武装部队的种族政策。

19. 菲利帕·莱文（Philippa Levine）是女性主义历史学家，她对英帝国军事化卖淫政策进行了最彻底的跨国调查，可参见Prostitution, Race and Politics: Policing Venereal Disease in the British Empire（New York: Routledge, 2003)。

20. Smith, When Jim Crow Met John Bull, 188.

21. Ibid., 192—193，美国陆军开创性的第6888中央邮政编码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部署在海外的唯一一个非裔美国妇女单位，如想了解在该营服役的非裔美国妇女的历史，请参见Brenda L. Moore, To Serve My Country, to Serve My Race（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6)。

22. Ben Bousquet and Colin Douglas, West Indian Women at War: British Racism in World War II（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91).该作者的母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英国军队服役的西印度群岛女性之一。

23. Smith, When Jim Crow Met John Bull, 186.

24. Ibid., 200.

25. John Costello, Virtue under Fire: How World War II Changed Our Social and Sexual Attitudes（Boston: Little, Brown, 1985), 254.关于英国妇女嫁给加拿大士兵的历史，可参见Joyce Hibbert, War Brides（Toronto: New American Library of Canada, 1980)。

26. Smith, When Jim Crow Met John Bull, 206.

27. Susan Zeiger, Entangling Alliances: Foreign War Brides and American Soldier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0); Maria Hohn and Seungsook Moon, eds., Over There: Living with the U.S. Military Empire from World War Two to the Present（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

28. Norman Lewis, “Essex,” Granta, no.23（Spring 1988):112.

29. Mark L. Gillem, America Town: Building the Outposts of Empire（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7).

30. Betty Friedman, The Feminine Mystique（New York: Dell, 1964).

31. 在军嫂的安置方面，男性战略家们进行了长久的争论——妇女也对这些争论发表了看法——参见Myna Trustram, Women of the Regiment: Marriage and the Victorian Arm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Cynthia Enloe, Maneuvers: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Militarizing Women's Lives（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关于驻军英国的士兵妻子的生活和想法的研究，请参见Vron Ware, Military Migrants: Fighting for Your Country（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2)。有一项人类学研究，讲述的是在2011年到2012年间，英国妇女嫁给了英国士兵，在丈夫被派往阿富汗之际，她们住在德国的英国基地上的情况，具体可参见Alexandra Hyde, “Insecure Sovereignties: The Transnational Subjectivities of Military Wives on a British Army Base Overseas”（paper presented at the Gender Institut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June 13, 2013)。也可参见Deborah Harrison and Lucy LaLiberte, No Life Like It: Military Wives in Canada（Toronto: Lorimer, 1994); Mona Macmillan, “Campfollower: A Note on Wives in the Armed Forces,” in The Incorporated Wife, ed. Hilary Callan and Shirley Ardener（London: Croom Helm, 1984); Rosemary McKechnie, “Living with Images of a Fighting Elite: Women and the Foreign Legion,” in Images of Women in Peace and War（London: Macmillan, 1987; reprint,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8), 122—147; Ximena Bunster, “Watch Out for the Little Nazi Man That All of Us Have Inside: The Mobilization and Demobilization of Women in Militarized Chile,”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11, no.5（1988):21—27。

32. 美国国防部公布了一项报告Demographics 2010: Profile of the Military Community（Washington, DC, 2010), www.ncdsv.org/images/DOD_DemographicsProfileOfTheMilitaryCommunity_2010.pdf。

33. Rachel L. Swarns, “Military Rules Leave Gay Spouses Out in the Cold,”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0, 2013.在要求美国国防部承认与美国军人同性婚姻的组织中，其中一个就是服役人员法定保护网（www.outservesldn.org），其总部设在华盛顿特区，2013年8月，美国国防部正式将配偶福利扩大到同性婚姻军人夫妇，虽然这只扩大到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十三个州之一的已婚者。Emmarie Huetteman, “Gay Spouses of Members of Military Get Benefits,” New York Times, August 15, 2013.

34. Donna Alvah, Unofficial Ambassadors: American Military Families Overseas and the Cold War, 1946—1965（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7).

35. 有一部著作生动描绘了七位女性嫁给美国第一代男性宇航员的故事，这七名女性中的大部分毕生都扮演着军嫂的角色，具体可参见Lily Koppel, The Astronaut Wives Club（New York: Grand Central, 2013)。

36. 我自己尝试研究2003年至2010年间与美国男性士兵结婚的女性的经历和想法，详见Nimo's War, Emma's War: Making Feminist Sense of the Iraq War（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0)。关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军人儿女在美国军事基地的生活经历，可参见Mary Wertsch, Military Brats: Legacies of Childhood Inside the Fortress（St. Louis: Brightwell, 2011)。

37. Enloe, Maneuvers是一篇讲述了关于军嫂政治组织的长篇故事。我很感激卡罗琳·贝克拉夫特（Carolyn Becraft）与我分享她的政治经历和认识。

38. 有关军队家庭暴力的政治的更全面描述，请参见Enloe, Maneuvers; Enloe, Nimo's War, Emma's War。

39. 对美国一个大型基地及其周围社区（卡森堡和科罗拉多州科罗拉多斯普林斯）进行了性别明确的研究，这是一项新的人类学研究，该研究讲述的是创伤后精神紧张症和创伤性脑损伤的代价，详见Jean Scandlyn and Sarah Hautzinger, Beyond Post-Traumatic Stress: Homefront Struggles with the Wars on Terror（San Francisco: Left Coast Press, 2013）。也可参见Enloe, Nimo's War, Emma's War, 2010。

40. David Vine, “The Lily-Pad Strategy: How the Pentagon Is Quietly Transforming Its Overseas Base Empire and Creating a Dangerous New Way of War,” TomDispatch.com, July 15, 2012, www. tomdispatch.com/archive/175568.

41. 一些资料开始比较当代军队中军事化的男性特征，关于英国的可参见Ware, Military Migrants; Victoria Basham, War, Identity and the Liberal State: Everyday Experiences of the Geopolitical in the Armed Forces（London: Taylor and Francis, 2013); Claire Duncanson, “Narratives of Military Masculinity i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International Feminist Journal of Politics 11, no.1（March 2009):63—80。关于瑞典的可参见Annica Kronsell, Gender, Sex and the Postnational Defense: Militarism and Peacekeeping（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关于加拿大的可参见Sandra Whitworth, Men, Militarism and UN Peacekeeping（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2004)。关于日本的可参见Sabine Frustuck, Uneasy Warriors: Gender, Memory, and Popular Culture in the Japanese Army（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关于俄罗斯的可参见Maya Eichler, Militarizing Men: Gender, Conscription, and War in Post-Soviet Russia（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关于土耳其的可参见Nadire Mater, Voices from the Front: Turkish Soldiers on the War with the Kurdish Guerrillas（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Ozgur Heval Cinar and Coskun Usterci, eds., Conscientious Objection: Resisting Militarized Society（London: Zed Books, 2009)。关于韩国的可参见Insook Kwon, “Sexual Violence among Men in the Military in South Korea,”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22, no.8（August 2007):1024—1042。关于美国的可参见Aaron Belkin, Bring Me Men: Military Masculinity and the Benign Façade of American Empire, 1899—2012（New York: Colo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关于私人国防承包商部队中的男子气概，请参见Paul Higate, “Cowboys and Professionals: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Work in the Private and Military Security Company,”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40, no.2（2012): 321—341。

42. 这些数据来自Lory Manning, Women in the Military: Where We Stand, 8th ed.（Washington, DC: Women's Research and Education Institute, February 2013）。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无党派组织妇女研究和教育研究所（www.wrei.org）每三年就编写一份有价值的报告，这也是其中之一。该研究所的女性与军事研究项目声称代表美国军队中的妇女进行监督和宣传，收集数据，培训实习生，在国会作证，并在美国军队中的妇女和其他国家军队中的妇女以及消防部门和警察部门的妇女之间建立联系。该研究所的女性与军事研究项目于2013年被叫停。

43. 这些数据也来源于上述机构。

44. 有学者就美国军事女性游说反对五角大楼父权规范和规则与美国修女挑战美国天主教会制度性别歧视进行了创新性比较研究，如下Mary Fainsod Katzenstein, Faithful and Fearless: Moving Feminist Protest inside the Church and Military（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45. 获得奥斯卡奖提名的一部纪录片吸引了公众和官方的广泛关注，该片讲述了五名在不同部门服役的美国军队女性被性侵的故事，详见Kirby Dick, dir., The Invisible War, 2012, 97 min., http://kirbydick.com/invisiblewar.html。

46. 在妇女抗议组织中，其中起引领作用的是将军队间性暴力作为公共问题的抗议活动，即服役女性行动网（www.servicewomen.org），女性主义者就这一问题写了两篇文章，明确分析了美国军队内部军人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与他们对生活在美国军事基地周围的妇女的暴力行为之间的联系，可参见Lucinda Marshall, “Sexual Violence in the Ranks and the Gendered Impact of Militarism,” Feminist Peace Network, 2013, www.feministpeacenetwork.org/2013/06/09/sexual-violencein-the-ranks-and-the-gendered-impact-of-militarism; Annie Isabel Fukishima and Gwyn Kirk, “Military Sexual Violence: From Frontline to Fenceline,” Foreign Policy in Focus（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Washington, DC), June 17, 2013, www.fpif.org/articles/military_sexual_violence_from_frontline_to_fenceline。

47. 美国国防部Department of Defense Annual Report on Sexual Assault in the Military, Fiscal Year 2012（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May 2013), http://sapr.mil/media/pdf/reports/FY12_DoD_SAPRO_Annual_Report_on_Sexual_Assault-Volume-ONE.pdf。也可参见James Dao, “When Victims of Military Sex Assaults Are Men,” New York Times, June 24, 2013。

48. Jennifer Steinhauer, “Veterans Testify on Rapes and Scant Hope of Justice,” New York Times, March 14, 2013.

49. 针对美国大陆上美国军事基地周围卖淫现象的研究不多，但在这为数不多的研究之中，有一项是对北卡罗来纳州费耶特维尔布拉格堡进行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即Catherine Lutz, Homefront。

50. 对英国政府帝国卖淫政策最详细的历史记载见于Philippa Levine, Prostitution, Race and Politics: Policing Venereal Disease in the British Empire（New York: Routledge, 2003)。

51. 关于英国抗传染病法案运动的分析，可见上述资料。也可参见Judith R. Walkowitz, Prostitution and Victorian Societ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52. 人们可以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妇女图书馆阅读《黎明》（The Dawn），也可以在网上阅读其中一些资料，www.lse.ac.uk/library/newsandinformation/womenslibraryatLSE/Accessing-the-Womens-Library-@-LSE-collections.aspx。

53. Joanna Liddle and Rama Joshi, “Gender and Imperialism in British India,” in “Review of Women's Studies［in India］,” supplement,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New Delhi), 20, no.43（October 26, 1985): WS—74.也可参见Kenneth Ballhatchet, Race and Sex and Class under the Raj（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80)。

54. The Dawn, no.1（May 1888):5.关于约瑟芬·巴特勒（Josephine Butler）以女性主义的视角分析帝国主义，参见Antoinette Burton, “The White Woman's Burden: British Feminists and ‘the Indian Woman,’ 1865—1915,” in Margaret Strobel and Nupur Chaudhuri, eds., “Western Women and Imperialism,” special issue,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13, no.2（1990)。

55. The Dawn, no.27（May 1895):1—2.

56. 关于20世纪90年代前几十年美国的军事卖淫辩论，参见Allan Brandt, No Magic Bullet（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Katherine Bushnell, Plain Words to Plain People,这是一本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未标注日期的小册子，由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学院施莱辛格美国妇女历史图书馆收藏；Enloe, Maneuvers。在加拿大进行的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士兵的性行为在Ruth Roach Pierson, “They’re Still Women after All”: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Canadian Womanhood（Toronto: McClelland and Stewart, 1986)得以详细讨论。

57. 2013年，日本帝国军队的“慰安妇”问题再次成为头条新闻，日本第二大城市——大阪的保守派市长声称：“士兵冒着生命危险穿越枪林弹雨，如果你想让这些情绪激动的士兵在某个地方休息一下，很明显需要建立一个完善的慰安妇体制。”市长桥本彻继续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皇军的“女性堡垒”系统的经验证明，如今为冲绳美军基地服务的卖淫现象是正当的，这也是冲绳女性主义者所抗议的。日本民众非常蔑视第二次世界大战体系中的慰安妇政策，所以市长的声明受到了普通日本人和日本精英的大量反对，详见Hiroko Tabuchi, “Women Sent to Brothels Aided Japan, Mayor Says,” New York Times, May 14, 2013; Mari Yamaguchi, “Osaka Mayor Defends ‘Comfort Women’ Remark,” Boston Globe, May 17, 2013。

58.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迫成为日本皇军“慰安所”卖淫系统性奴的人数每年都在增长。请参见Yuki Tanaka, Japan's Comfort Women: Sexual Slavery and Prostitution during World War II and the U.S. Occupation（New York: Routledge, 2001)。一个日本女性主义团体在东京创建了一个小博物馆，名为“战争与和平妇女博物馆”，致力于让人们了解那些在帝国军队“慰安妇”制度下幸存下来的亚洲妇女的生活和思想：www.wam-peace.org。

59. 参见Beth Bailey and David Farber, The First Strange Place: The Alchemy of Race and Sex in World War II Hawaii（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John Willoughby, “The Sexual Behavior of American G.I.s during the Early Years of the Occupation of Germany,”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no.62（January 1998): 155—174; Na Young Lee, “The Construction of Military Prostitution in South Korea during the U.S. Military Rule, 1945—1948,” Feminist Studies 33, no.3（Fall 2007):453—481。

60. Mary Louise Roberts, What Soldiers Do: Sex and the American GI in World War II France（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2013).

61. 冷战时期对美国军事卖淫制度调查最彻底的一项研究可见Katherine Moon, Sex among Allies: Military Prostitution in U.S.-Korea Relations（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要继续探究美国军事基地是否是后冷战时期韩国性别民族主义的关键因素之一，请参见Katherine Moon, Protesting America: Democracy and the U.S.-Korea Alliance（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3)。

62. 有关冲绳妇女反军事暴力法的信息，请参见Women for Genuine Security, www.genuinesecurity.org/partners/okinawa.html。更多关于冲绳女性主义者反军事思想和行动的信息，请参见Enloe, Maneuvers; Cynthia Cockburn, Antimilitarism: Political and Gender Dynamics of Peace Movements（London: Palgrave, 2012）。要了解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为了给冲绳的美国军事基地提供民众支持，如何招募与安排在冲绳的美国军嫂和美国家政学女教授（尤其是来自密歇根州立大学和夏威夷大学），然后让她们与冲绳女性建立友好关系，请参见Mire Koikari, Making Homes, Building Bases: Women, Militarism, and the Cold War Transnationalism in the U.S. Occupation of Okinawa（forthcoming）。

63. 来自杰西·安格罗姆未出版的日记，1901—1902年，由施莱辛格美国妇女史图书馆、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学院收藏。

64. Gabriela: Alliance of Filipino Women, www.gabrielaph.com； Women for Genuine Security, www.genuinesecurity.org.我要感谢冲绳反军事暴力妇女法案的核心领导人之一苏祖约·高扎托（Suzuyo Takazato），她记录并批判了美国军事基地对当地妇女的负面影响。她教会了我反基地运动中民族主义和女性主义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以及过去二十年来，在冲绳美国基地的运作和未来的激烈辩论中，为了让人们听到女性的声音，女性主义采取了多种形式。一个重要的日本女性组织是亚洲日本妇女资源中心，该组织寻求支持奥莱亚美湾妇女的反激进主义。例如，他们的研究参见“Women in Okinawa: Resisting Colonialism and Militarism,” special issue, Voices from Japan, no.27（March 2013）。关于中心的后续工作，参见www.ajwrc.org。

65. Alexander R. Magno, “Cornucopia or Curse: The Internal Debate on the US Bases in the Philippines,” Kasarinlan（Third World Studies Program,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Quezon City), 3, no.3（1988):9—12; Pilar Ramos-Jimenez and Elena Chiong-Javier, Social Benefits and Costs: People's Perceptions of the U.S. Military Bases in the Philippines（Manila: Research Center, De La Salle University, 1987), 9—10; Philippine Resource Center Monitor, no.3（August 12, 1988).

66. Christopher M. Lapinig, “The Forgotten Amerasians,” op-ed, New York Times, May 28, 2013.

67. 主要见于Sandra Sturdevant and Brenda Stoltzfus, Let the Good Times Roll: Prostitution and the U.S. Military in Asia（New York: New Press, 1992)。

68. Floyd Whaley, “U.S. Seeks Expanded Role for Military in Philippines,” New York Times, July 13, 2013.

69. 在韩国妇女占卖淫妇女的大多数之际，关于在韩的美国基地周围卖淫情况最详细的描述是:Moon, Sex among Allies。有一部纪录片探索了21世纪美国驻韩国军事基地内外卖淫和性交易动态，参见David Goodman, dir., “Singers” in the Band: Prostitution, Global Sex Trafficking and the U.S. Military, 即将上映（这部纪录片在2014年7月17日上映，此时作者的书已出）。

70. 抗议基地运动的国别研究可参见Lutz, Bases of Empire; John Lindsey-Poland, “Closing Bases”。

71. 参见Gwyn Kirk and Alice Cook, Greenham Women Everywhere（London: Pluto Press, 1983); Jill Liddington, Road to Greenham Common: Feminism and Anti-Militarism in Britain since 1820（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89)。美国大平原州是一个据称非常保守和支持军事活动的地区，要想了解这个地区发展起来的不太可能的反法西斯运动进行的精彩分析，请参见Gretchen Heefner, Missile Next Door。

72. 引自Anna Coote and Beatrix Campbell, Sweet Freedom: The Struggle for Women's Liberation, 2nd ed.（Oxford: Basil Blackwood, 1987), 49。

73. Beatrix Campbell, The Iron Ladies: Why Do Women Vote Tory?（London: Virago, 1987), 126.

74. Jean Stead, “The Greenham Common Peace Camp and Its Legacy,” The Guardian, September 5, 2006, www.guardian.co.uk/uk/2006/sep/05/greenham5.也可参见Beeban Kidron, “Common People,” The Guardian, September 3, 2013。

75.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有一连串关于在一些国家的国际维和基地周围发生性虐待的报告，这些国家的男女因多年的地方武装冲突而变得特别脆弱。对战后波斯尼亚涉及联合国与北约维和男性人员和美国警察承包商的性虐待描述最详细的是：Kathryn Bolkovac, with Cari Lynn, The Whistleblower: Sex Trafficking, Military Contractors, and One Woman's Fight for Justice（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下面这部电影是根据博尔科瓦奇（Bolkovac）的书改编的，电影是:Larysa Kondracki, dir., The Whistleblower, 2011, 112 min。

76. Denise Kiernan, The Girls of Atomic City: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Women Who Helped Win World War II（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13). 又参见Hugh Gusterson, Nuclear Rites: A Weapons Laboratory at the End of the Cold War（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Gretchen Heefner, Missile Next Do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