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与男子气概：民族主义的故事还没结束——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故事
第三章 民族主义与男子气概：民族主义的故事还没结束——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故事
在银行业崩溃后的最困难时期，加泰罗尼亚人走上了巴塞罗那街头。各个年龄阶层的男女、失业青年、仍有工作但工资被削减的公职人员，以及养老金发不下来的老年人，都加入了加泰罗尼亚人的喊叫和歌唱。2008年的国际银行破产引发了整个西班牙的经济危机，但是在这个阳光明媚的5月夜晚，前来巴塞罗那市中心游行的加泰罗尼亚人是西班牙多种族社会中一个充满自豪感的地区性种族。游行者高举的最显眼的横幅上是那些使他们陷入困境的所谓“三驾马车”：欧盟委员会、欧洲中央银行和德国总理安杰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领导的德国政府，之所以有德国政府是因为德国人在欧盟成员国中非常固执地坚持让西班牙（以及爱尔兰、希腊和葡萄牙）大幅削减公共开支以重新平衡预算。经济危机影响了所有西班牙人的生活，但是对于这些游行者中的许多人来说，这重新点燃了他们对自己加泰罗尼亚民族身份的强烈认同感。加泰罗尼亚民选官员承诺给他们地区的公民一个机会，在即将举行的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中投票。
在北部，执政的苏格兰国家党政治家们向伦敦施压，要求允许苏格兰公民投票支持苏格兰从英国独立出来。苏格兰国家党领导人深信，独立的苏格兰而不是苏格兰岛将保有其在35个欧盟成员国中的资格，尽管布鲁塞尔的欧盟官员提醒说，独立的苏格兰必须申请欧盟成员资格。这种不确定性让一些早先倾向苏格兰独立的选民暂停投票。
在大西洋彼岸，魁北克选民近年来两次投票决定继续作为多民族加拿大的一个省。但是获胜的余地很小，并且很可能不久，魁北克民族主义者就会要求就魁北克独立问题举行另一次全民公决。
在非洲，经过多年的残酷斗争，南苏丹已经脱离了苏丹，成为世界上最新承认的主权国家之一。
回到欧洲，由于1992—1995年的一场多党派暴力内战，南斯拉夫已经分裂成了五个小的民族国家。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变成了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苏联在20世纪90年代初没有经历战争就解体了，留下了一个仍然种族多元化但以俄罗斯为主导的俄罗斯国家，现在其边界上有几十个按种族划分的（尽管不是同一种族的）新国家，其中包括波罗的海沿岸的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欧洲边界上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以及西亚边境上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莫斯科正在发动一场残酷的战争，使车臣这个种族独特的地区不从俄罗斯版图中分离出去。
制图员一直很忙。
19世纪中叶，国际政治舞台上产生了民族主义，也带来了分裂帝国的政治力量：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帝国、俄国、英国、法国、荷兰、西班牙、葡萄牙、丹麦、日本和美国。具有十三个殖民地的美国人和南面的拉美人，是首先运用民族主义思想有效抗衡西班牙、葡萄牙和大英帝国统治的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场如此可怕的战争，以至于（乐观地）被看成是一场“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但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似乎更有力地代表了民族主义思想。1919年在凡尔赛举行的会议上，战胜国保护了他们自己多民族、多种族帝国的完整性，但是战败国奥斯曼帝国和哈布斯堡帝国则被男性精英领导者分裂了，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人是具有“国家主权”的民族。第二次世界大战、盛行的反殖民运动和暴力武装冲突相继发生，迫使残存的帝国统治者承认他们统治的大多数人也享有国家主权的权利。
但是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立陶宛人、斯洛伐克人、加泰罗尼亚人、魁北克人和苏格兰人——以及冲绳人、车臣人，居住在伊拉克、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朗的库尔德人，以及斯里兰卡的泰米尔少数民族——已经清楚地表明，民族主义的故事还远未结束，这仍是一个复杂而受到激烈争论的故事。
此外，在21世纪，民族主义既在种族分离主义运动中发挥影响，又影响了诸多强大中央政府的外交政策。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决意镇压车臣民族叛乱，并狭隘地定义了所谓“真正的”俄罗斯民族，以压制俄罗斯同性恋。土耳其政治精英运用民族主义观念否认现代土耳其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日本民族主义者重新充满了信心，也重新发挥了选举影响，部分是为了回应中国政府的行为。美国官员继续宣称美国对加勒比和南太平洋的许多岛屿拥有统治权，从波多黎各到美属萨摩亚和关岛，同时也利用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言论为远离美国既定边界的战争和无人机袭击辩护。1
民众运动利用民族主义观点和概念对全球化的同质效应进行深刻揭露。星巴克在全球开了更多分店，好莱坞炮制了制片厂导演认为是动作片的“全球电影”，政府之间达成了多边协议，使沃尔玛和其他大型企业将规模较小的地区性企业驱逐出市场；大型渔业公司大量捕捞加拿大和冰岛海岸的鱼类。全球化商业的每一种表现形式似乎不仅威胁到对手的企业，而且威胁着国家认同的本质。2
所有这些故事，过去的、现在的，以及预示未来的，通常都会被说成与性别无涉。正如这些传统叙事所表明的那样，重要的是哪些人把自己当作苏格兰人——或者冰岛人、加泰罗尼亚人、车臣人或者冲绳人——以及他们如何对待这种情感。讲故事的人经常编造他们的故事——羞辱、动员、斗争、胜利和失败——好像民族主义是男人和女人都有的同样经历，以及他们在界定和批判民族主义目标方面扮演着同样的角色一样。从这些存疑的概念可以进一步假设——通常也是未经检验的假设——民族主义运动是在没有考虑到男性和女性特质的情况下产生的，并消除其后果的。
结果证明，依据这三个假设理解我们的世界并不靠谱。
女性与民族主义的关系明显不稳定。一方面，成千上万的妇女在民族主义运动中塑造了一种新的公众形象，并开始进行政治参与。女性自认为是国家的一分子（也被其他人这样认为），这赋予了这些女性一个比作为母亲和婚姻中的身份更大的身份。另一方面，即使她们受到了民族主义的激励，许多妇女发现，在实践中，女性还是会经常被男性民族主义领导人和知识分子简单视为国家的一种象征——受到父权制的约束。女性已成为受侵犯的国家、民族、受苦受难、民族自我繁殖和民族最纯洁的象征。沦为一种象征意味着，在为结束殖民主义、种族统治、种族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剥削而组织的民族主义运动中，妇女并没有被当作真正的参与者（有自己的想法、目标和技能）。3
此外，因为一个国家被建构为“我们”，所以它重视归属。它也很可能排外，甚至仇外。活跃在少数民族社区，特别是新移民社区的女性对民族主义的排外倾向持谨慎态度。非洲加勒比海地区的苏格兰人、阿尔及利亚加泰罗尼亚人、海地魁北克人、韩裔日本人、波兰裔爱尔兰人、伊拉克裔美国人、土耳其裔德国人、摩洛哥裔法国人、库尔德土耳其人——当人们谈论的主要话题是民族主义时，这些社区的成员都会警惕起来。对当今的许多女性主义者来说，以极其谨慎的态度看待民族主义是必要的，因为她们认为，在她们国家的所有族裔和种族社区中，女性主义者建立联盟对于活跃、可持续的妇女运动至关重要。
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女性主义思想和女性主义组织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妇女公开反对民族主义领导人将她们视为国家象征的行为。她们寻求支持来开展民族主义运动，在这些运动中，她们对两性平等提出了更多要求。这些女性主义者提出的要求并非都受欢迎。因此，妇女与民族主义运动的政治关系非常复杂，而且常常令人担忧。不管是在历史书上、在国家节日庆典上还是在国家博物馆展览中，人们都避而不谈这些复杂的故事。毕竟，作家、活动组织者和负责人，如果使任何民族主义运动带有性别色彩，那么就可能会削弱这些运动——以及“国家”这个概念——的一些魅力。
然而，任何不关心女性经历、想法和行为的评论家都会描绘出一幅民族主义和过于简单的民族主义运动的画面。绘制简单化的民族主义运动画面也会使国际政治看起来比事实上简单。
妇女、殖民主义和反殖民主义
殖民主义对明信片生意有好处。殖民管理者、士兵、定居者和游客都在寻找方法，把他们治理的社会的图片寄回家，这些图片很吸引人，但也清楚地表明，这些外来社会需要所谓文明治理，而只有白人才能做到。殖民时期的明信片经常被色情化，也非常标准化——一名来自南部非洲的祖鲁族妇女和一名来自新西兰的毛利族妇女被要求为大英帝国的“统治者”摆出类似的姿势。
法国殖民者也寄明信片回家，他们会选择北非殖民地阿拉伯妇女的照片。一些妇女蒙着面纱，另一些没有。一些是摄影师工作室里的摆拍，另一些显然是抓拍。4这些明信片有许多传达了关于性的信息。“爱查和佐拉”（Aicha and Zorah）是两张阿尔及利亚年轻女性照片的标题，她们没戴面纱，直视着摄影师——也直视着明信片的购买者和最终收到明信片的人。这两个女人坐在装饰华丽的铁格子后面的窗台上。另一张卡片标题为“摩尔女人”——好像代表了所有的阿拉伯女人——上面是一位既不戴面纱也不穿长袍遮住乳房的女人。她也靠在一个窗户格栅上，从里面看过去，看得到但碰不到。
马利克·阿洛拉（Malek Alloula）是这些法国殖民地明信片的收藏家。他是一名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这些明信片向他展示了殖民文化的蜉蝣，代表了男性冒险和“异国情调”的帝国观念，这些观念对法国殖民统治和外国军团一样至关重要。欧洲的“东方主义”精神使他们欣赏这些文化，同时以“文明”之名为欧洲的统治进行辩护。这个戴着面纱的诱人的穆斯林妇女形象是这种东方主义思想及其所支持的帝国结构的基石。5
马利克·阿洛拉利用这些图片来探索自己作为男性民族主义者的身份：对于一个男人而言，被征服就意味着让他的女人成为帝国主义明信片的素材。作为一名民族主义者应该要男人抵制外国人对他女人的利用和虐待。但是女人自己呢？爱查和佐拉对于不戴面纱站在格栅后面摆拍的行为一定有她们自己的想法——正如英国摄影师让毛利妇女和祖鲁妇女所做的那样。也许她们后来在酒店附近看到了出售的明信片。她们或许会自鸣得意，或许会羞愧难当。首先，她们是如何被说服为摄影师摆拍的？她们得到报酬了吗？谁拿到了钱？马利克·阿洛拉和其他男性民族主义者似乎对受虐妇女自己的想法——对她们可能被赋予外国征服的意义——漠不关心。
殖民地的妇女充当的是外国男人的性对象。其中一些人嫁给了外国男人，从而促进了外国政府和公司之间的结合，征服了人民。6其他人则为这些外国男人的妻子做厨师和保姆。在干活养家糊口的过程中，她们可能在不经意间接受了白人的宗教和社会教育，增强了白人女性的道德优越感。与此同时，许多生活在殖民统治下的女性支持她们社区中的男性，因为这些男性的自尊受到了殖民者的蔑视和傲慢的打击。妇女们在小块土地上种植玉米、番薯和大米来养家糊口，这样她们的丈夫就可以被招募到几英里外的外资矿场或种植园工作。妇女作为象征、工人、养育者，对整个殖民事业至关重要。7
多亏了女性主义历史学家，我们现在得以了解更多生活在殖民统治下的女性的复杂想法和策略。例如，在20世纪头二三十年间，生活在日本统治下的一些韩国都市女性为自己塑造了现代新女性的新身份。她们甚至去东京学习并与日本第一代直言不讳的女性主义作家和艺术家一起工作。这些韩国妇女不是殖民统治者的棋子，她们摒弃了部分韩国民族主义男人所想象的韩国传统女性应该有的样子。当民族主义情绪在政治上十分明显之时，试图在殖民统治时代创造一个自主女性的形象是有危险的。好像几乎没有可以自由站立、说话或呼吸的文化空间。这些韩国新女性是谁？她们代表什么？她们应该如何被记住？她们应该被视为“忠诚者”还是“叛徒”？这些仍然是当今韩国女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激烈争论的问题。8
对韩国女性主义者来说，这些基于性别的民族主义历史调查在今天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随着韩国人继续决定让美国的大型军事基地驻扎在韩国，他们建立自己的国家武装，韩国对全球政治经济的参与越来越深，与朝鲜的统一前景越来越渺茫，以及游客、学生和企业高管移民出国，越来越多的韩国人在美国形成了大量的韩国侨民。9
那些为占领法国的纳粹分子、占领东德的苏联人或占领伊拉克的美国人工作或存在为其工作理由的女性呢？当今使用的是什么标准？由谁来确定这些妇女现在是否应该被视为法国人、德国人、伊拉克爱国者或贱民？在多年被外国占领期间，以及在不断发展的民族主义事业中，女性——以及关于女性特质的观点非常引人注目，这使得女性主义历史的写作在政治上变得如此艰辛，也如此的必要。
民族主义运动很少把妇女的经历作为理解一个民族如何被殖民化或如何摆脱物质和心理统治的起点。相反，民族主义通常源于男性化的记忆、耻辱和希望。
“我们不仅不能代表女性说话，也不能代表她们思考或追求不同的命运。我们被剥夺了梦想，因为我们被迫相信，过上自己的生活是成为一名优秀的阿尔及利亚人的唯一途径。”10阿尔及利亚女性主义者发言人玛丽-埃梅·埃莱-卢卡斯（Marie-Aimée Hélie-Lucas）描述了她的后殖民民族主义政府——她为之奋斗的福利政府——在何种条件下为其新法寻找合理性，虽然妇女们积极参与了本国的反殖民战争，但这些新法限制了妇女的社会和政治参与。然而，她很快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提醒聚集在赫尔辛基的女性主义听众：“出席本次研讨会的大多数女性可能理所当然地认为她们属于一个国家，一个无需证明其存在的国家；允许存在超越国家的概念，并批评它。但我们不允许这样做［；]……这不适合仍处于殖民状态的国家或面临帝国主义战争的国家的许多人……［在这种情况下］，更难批评这个国家，甚至批评那个假装代表国家的国家也困难得多。”11
玛丽-埃梅·埃莱-卢卡斯接着与其他人共同创办了“穆斯林法律下的妇女”，这是当今研究跨国女性主义资料非常有价值的来源之一。12或许不足为奇的是，“穆斯林法律下的妇女”将埃及、苏丹、波斯尼亚、突尼斯、巴基斯坦和马来西亚等不同国家的女性主义者集中在这个跨国网络中，对任何剥夺妇女权利或限制妇女公共组织的民族主义言论都持尖锐的批评态度。
“国家”是一种观念，一种强有力的观念。这个观念的核心是一群人的形象，他们开始相信他们有共同的经历，也注定会有共同的未来。这种信念通常产生于（尽管并非必然）共同语言和一种与周围群体的差异感。民族主义是一整套相互交织的观念和价值观，其中之一就是致力于培养这些信仰，促进那些让国家保持凝聚力并掌控自己命运的政策。殖民统治为民族主义思想提供了极其肥沃的土壤，因为它让不同民族都产生了被外国统治的强烈共同体验。被外国统治的经历可以跨越不同阶层、不同肤色、不同地缘联系，甚至不同宗教和种族之间的差异。
国家可能会扩展。在这个美好的愿景中，多种族、宗教宽容（有时与世俗国家有关）和区域多样性被有意识地接受，这些并不被视为是对国家的威胁，而是多元国家的显著特征。南斯拉夫的铁托试图将这种国家形式制度化，甘地（Gandhi）以及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复兴党、加拿大的皮埃尔·特鲁多（Pierre Trudeau）和南非的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也想这样做。这些国家民族主义者中的一些人追求民主政治，而另一些人则通过军事威权主义实现他们的愿景。尽管如此，许多信奉民族主义的人对这个国家的宏伟蓝图持怀疑态度。他们选择建立一个“更纯粹”的国家，一个紧密“凝聚在一起”的国家。从这个狭隘的角度讲，国家实力被认为源自社会和文化的同质性。所有女性在生活中支持或必须应对的民族主义——包容的或狭隘的——都会对她个人和政治选择产生影响。
实际上，国家开放还是封闭的主要区别之一是官方对异族婚姻的态度。民族主义政府是否允许占支配地位（或统治地位）的女性较容易或较难地嫁给统治阶级以外的男性？如果一个女人嫁给了一个与其宗教、种族或语言传统都不同的男人，她会被视为巩固国家还是背叛国家？举个例子，随着复兴党人塑造的多种族、宗教多元化的伊拉克（然后由该国最后一位复兴党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统治，更为专制）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暴力瓦解，异族婚姻和异派婚姻的数量急剧下降，越来越不为大众接受。对一些伊拉克人来说，这种下降被视为一种迹象，表明他们因独裁统治、美国主导的军事入侵以及战后宗派政权的出现而损失了很多。随着异族通婚越来越遭到反对，这些伊拉克人觉得他们已经失去了他们所认识和珍视的那个宽容国家。13
当一个人开始意识到与自己不认识的人、家庭和城镇以外的人有共同的经历和未来时，他就会成为一个宽容国家或者狭隘国家的民族主义者。但是，妇女过去的经历、当下的现实和未来的战略并不是她们敦促支持的民族主义主流理解的基础。然而，正如阿尔及利亚女性主义者提醒的那样，如果一名妇女批评那些声称代表自己国家的运动或以该国名义行使权力的政权，那么她就处于危险之中。作为一名民族主义的女性主义者，生活是当今世界最困难的政治议题之一。
性别殖民主义
许多来自帝国的女性通过在州立和教会学校教书为自己的政府服务。一名年轻的美国白人妇女回忆起1901年她作为第一批帮助美国统治菲律宾的教师之一航行到马尼拉时的激动心情。帕蒂·帕克斯顿（Pattie Paxton）被招募进了美国陆军。当她坐的船驶出旧金山湾时，美国士兵仍在进行镇压菲律宾反殖民叛乱分子的运动，这些叛乱分子曾以民族主义的名义与前西班牙统治者作战。
帕蒂·帕克斯顿不怎么符合帝国主义者的传统形象。她刚刚大学毕业，对于20世纪初的美国年轻女性来说，这是一项罕见的成就。一位同学告诉她“菲律宾群岛上有有趣的植物，有兰花，有宜人的尼帕小屋(1)（Nipa house），还有他见过的表现最好的孩子”，同时向帕蒂保证，军队不会派老师们去“危险的地方”，帕蒂后来回忆说，她看到自己“在这场伟大的冒险中扮演的小角色”，看到了“美国以外的世界”，当她得知她的大学朋友斯特拉（Stella）也要去，并且她们可以沿途作伴时，她下定了决心参与进来。在船上，她们遇到了其他未婚年轻女教师，以及刚从加州大学毕业的男生。这些女性在其中一个客舱里“阅读和闲聊”，并和年轻男性一起“在甲板上唱歌，大部分是校园歌曲，她们度过了愉快的夜晚”。14
很少有美国妇女提出抗议这次航行。尽管苏珊·安东尼（Susan B. Anthony）领导了新兴的美国参政运动，但是当她在1900年向麦金利总统抗议称，吞并夏威夷和在加勒比海及太平洋地区的殖民扩张只不过是延续了美国式的对妇女的征服，此时她发现她几乎没什么追随者。事实上，美国和欧洲的一些主张妇女参政的人反对安东尼的观点，他们甚至认为，这些女性为其帝国的服务证明了他们作为选民的可靠性。15
在马尼拉和伊洛伊洛待了几个星期后，帕蒂和斯特拉像游客一样生活，好像没有给美国士兵带来什么改变，后来他们被送到了美国第六步兵团总部巴科洛德省的城镇。在巴科洛德，曾接待过西班牙殖民者中著名菲律宾家庭的几代人正试图接纳该国最新的外国占领者。帕蒂和斯特拉的寄宿屋主人萨拜娜（Sabina）竭力将这两位年轻女性介绍给她的亲戚和朋友。终于，这两位美国女性获得了第一份教学任务。她们被送到内格罗斯山的一个村庄，在那里，菲律宾的反帝叛乱仍然活跃。帕蒂和斯特拉似乎并没有感到不安，这是她们一直渴望的冒险。她们立即着手改造该村现存的两所学校，一所男校，一所女校。每一所都反映了早期西班牙殖民者的学习方式：一起学习宗教经文并将其背诵下来。“在这个的基础上，”帕克斯顿回忆道，“我们要建立美国学校，也正是在此基础上，我们意识到至少有三个强项：训练有素的团队、求知欲和追求卓越的欲望。”此外，她充满感激地回忆道：“我们发现老师们乐于学习我们的语言和教学方法。”
帕蒂在菲律宾教了四年书。她最沮丧的时刻是她无法说服菲律宾当地官员鼓励小女孩上学。她也因缺乏合适的资料而苦恼。但是她做到了，教词汇和数字，学习当地歌曲，帮助她的学生制作手工艺品。生活并不都是工作，有时也要和美国士兵一起参加野餐和节日庆祝活动。
帕蒂·帕克斯顿没有明显的种族歧视。她对美国陆军上校的“白人的责任”晚餐演讲和他妻子的傲慢感到恶心。尽管如此，帕克斯顿和其他来到菲律宾教书的年轻女性在美国殖民统治时期帮助当地建立了价值观和制度，80年后这些内容成为了菲律宾民族主义激烈争论的话题。科拉松·阿基诺（Corazon Aquino）于1986年在民主化的民族主义浪潮中成为了菲律宾总统，但她本人毕业于美国大学。像今天的许多菲律宾人一样，她仍然在民族主义者的骄傲和对美国价值观的崇拜之间徘徊，美国价值观是帕蒂、斯特拉和其他在为殖民主义服务的女性的遗产。
欧洲和美国妇女在她们国家的殖民地不仅教授字母和数字，她们还教授体面的概念。她们作为移居者、探险者和传教士来到殖民地社会。她们作为士兵、种植园主、传教士和行政人员的妻子无偿为殖民政府服务。欧洲和美国妇女自愿做护士、家庭教师和学校教师。男性化的殖民政府期望女性在这些角色中树立淑女行为的标准。人们认为，维多利亚时代女性体面的准则将为其殖民地女性树立积极的榜样。殖民地的男性管理者也希望这样的准则能使少数白人女性和大量当地男性之间保持适当的距离。人们对殖民地男性和当地女性的性关系视而不见，但如果殖民地妇女和当地男子发生性关系就会被认为是对帝国秩序的威胁。16
淑女行为是帝国文明的支柱。像卫生和基督教一样，这种体现女性尊严的方式旨在让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相信外国征服是正当和必要的。17淑女行为也是为了振奋男性殖民者：这会鼓励他们按照维多利亚时代的男子气概标准行事，这被认为对殖民秩序至关重要。建立帝国的男子气概的一个表现是保护尊贵的淑女。她代表着文明的使命，反过来也为殖民愚昧民族提供了辩护。
“在粗鲁的人中，女性通常是堕落的，在文明的人中，女性是高贵的。”詹姆斯·米尔（James Mill）写道，他是19世纪英国殖民主义最受欢迎的倡导者之一。18英国殖民当局将贬低女性行为归咎于殖民社会中现存的男性观，如果男子气概不包括对女人的尊重，那么就不能允许他们管理自己的社会。因此，在印度，英国评论家用“娘娘腔”这个词指责孟加拉男人，因为他们不够阳刚，没有意识到自己有责任保护和尊重女性。19英国官员在印度以推进文明之名通过了改善女性继承权的法案（1874年、1929年、1937年），禁止焚烧寡妇（1829年），并允许寡妇再婚（1856年）。与此同时，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允许这些英国官员颁布法律，对拒绝履行对丈夫性义务的妻子处以监禁，并实施卖淫制度，让印度妇女为驻扎在印度的英国士兵提供性服务。如果人们认为英国男性化的帝国主义不是一场废除男性统治女性的运动，而是建立欧洲男性化统治亚非男性的运动，那么这两个相互矛盾的殖民政策之谜就会解开。20
20世纪初，男子气概——其对国家的重要性以及对国家安康的威胁——是几个帝国激烈、甚至紧张辩论的政治主题。克里米亚战争之后的布尔战争动摇了英国人的信心，过去他们认为本国的男人们足够阳刚来保卫帝国。罗伯特·巴登-鲍威尔（Robert Baden-Powell）于1908年创立了童子军，以预防性病、种族通婚和出生率下降，因为这些被认为危及了英国国际力量的维持。巴登-鲍威尔和其他大英帝国主义者认为，体育精神和对体面女性的尊重是大英帝国成功的根基。虽然世界各地都相继创立了童子军，但巴登的初衷是重振白人男孩的自控能力：因为帝国的未来掌握在他们手中。为了确保他的追随者不会误解他的意思，巴登对比了“白人”和“男人”的形象。在他的游览指南中，后者被描绘成又矮又黑、戴着礼帽、穿着皱巴巴外套的形象。这种形象不是童子军所渴望的。他想赶上站在旁边的“白人”：身材高大，肌肉发达，眼睛直视前方，身体立正。21
这个“白人”优于这个黑人，不仅因为他学会了如何预防蛀牙，走路时不会无精打采，恰当地背着他的帆布背包，还因为他懂得尊重女性很重要，尤其是母亲和“那个她”。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找到“那个她”的最可靠的方法是娶一位女童子军成员。一个童子军学会了在穿越急流时如何娴熟地驾驭独木舟，追女孩子也需要同样的技巧：
我希望，从我这段摇滚中，你会发现，“呵，女人”对女人和男人都是个危险的生物。但如果你只是正确地操纵你的独木舟，它也有其光鲜的一面。
此桨代表了骑士精神。22
民族主义和面纱
在2011—2013年中东“阿拉伯之春”爆发期间，妇女们穿着各式各样的服装出现在公共场所，游行反对独裁统治者和主张民主化。巴林的女性抗议者在市中心建立了一个妇女专用营地，要求她们国家的君主制进行政治改革。大多数巴林女性抗议者穿着黑色长袍，头戴面纱。虽然她们表面上还是穿着单色的传统服装，但这并没有妨碍她们主张新政治理念或实施新形式的公共活动。相比之下，在2011年至2012年期间，埃及妇女参与到了开罗解放广场的男性抗议者之中，她们先是抗议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的统治，继而反对穆巴拉克当选后政府利用性骚扰来抑制妇女参与公共政治活动，这些女性穿着各式服装，引人注目：一些人戴着头巾，一些人露出头发。2013年，在伊斯坦布尔最世俗的多种族城市社区的中心塔克西姆广场，数千名土耳其妇女和土耳其男人一起抗议总理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政府的独裁政策，即拔掉树木，在这些地方建造新购物中心和人造奥斯曼军营。许多抗议的土耳其妇女没有戴头巾，但有些人戴着。
中东许多政治活跃的妇女都在有意识地定义新的性别化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信教和不信教的妇女都会将对方视为相互尊重的伙伴，在这个国家里，无论女性选择怎么穿衣服都不会被用作将她纳入或排除在国家之外的标准。23
在民族主义者中，没有什么比面纱问题更激烈的争论了：穆斯林妇女应该戴面纱或头巾，还是摘下面纱、不遮盖头发来表明她对民族主义事业的忠诚？阿尔及利亚、埃及、伊拉克、伊朗、伊朗、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男女各执己见。男性民族主义精英们利用女性的头巾和面纱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在父权制民族主义社会的一端，伊朗具革命精神的男性精英在1979年沙阿·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倒台后，将妇女的头巾、藏发的围巾和长罩袍作为他们改革伊朗性别意义运动的重要部分。他们认为，这个国家的荣誉取决于女性的荣誉，正如女性藏发那样，可能因为女性的这种行为对伊朗男性而言太有吸引力了。
在同样保留父权制民族主义的另一端，20世纪20年代土耳其最具长久影响力的民族主义者凯末尔·阿塔图尔克（Kemal Ataturk）以实现后奥斯曼土耳其的现代化和世俗化为名，既禁止男性戴流行的红色毡帽，也禁止女性戴头巾。24如果土耳其没能力再统治一个庞大的帝国的话，它将只能依赖一个更加同质化、现代化的民族共同体。阿塔图尔克生活在后帝国主义的现代化民族主义时期，他一方面禁止女性戴头巾，另一方面“赋予”妇女投票权。他自己的妻子不能戴头巾，根据凯末尔的命令，他任何军官的妻子也不能戴。继续（自愿或父母强迫）戴头巾的土耳其女孩不能在国立大学念书，也不能被录用为政府公务员或被选入议会。正是因为这种带有性别色彩的土耳其民族主义形式，21世纪早期埃尔多安总理领导的伊斯兰主义政府受到了挑战，后者提倡土耳其妇女戴头巾，允许戴头巾的年轻妇女进入国立大学——这是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首次挑战。2013年，当女性抗议者聚集在伊斯坦布尔塔克西姆广场时，她们在不戴头巾和戴面纱的女性之间建立政治民主化联盟，含蓄地拒绝阿塔图尔克和埃尔多安大男子主义式的性别民族主义模式。25
早些时候，欧洲殖民官员和来自殖民社会的男女也施加了道德和强制压力，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使争论倾向于戴面纱。殖民主义者越是以西方文明化使命的名义推动反面纱运动，殖民地（或新被殖民）国家的穆斯林妇女就越难掌控这场争论。因为如果殖民地的男性行政人员和进步的欧洲女性采取明显的公开立场反对妇女戴头巾或面纱，而这样做时又没有像往常那样与当地妇女结成真正的联盟，她们就能确信不让戴面纱是符合殖民统治的。在阿尔及利亚，法国行政人员将抵制女性戴面纱视为法国“文明使命”的一部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埃及女性主义者在引导舆论方面取得了更大的进步，但是当她们走出来，在公共场所未戴面纱时，也可能会被认为是反民族主义分子。像许多人一样，持反面纱主张的当地上层阶级妇女虽然享有特权，但也只有部分人不被嘲笑。26当被动员起来参加2011—2013年的“阿拉伯之春”时，妇女们开始对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埃及妇女的争论产生了新的兴趣。有一些性别化的政治规则需要制定和应用，这样妇女就不会再参与到民族主义运动中，也不会被后革命时代边缘化。27
殖民时期埃及的欧洲妇女通常对头巾和面纱表达强烈的意见。她们认为这两者代表穆斯林妇女压抑的隔离生活，并将其与一夫多妻制联系在一起。许多欧洲妇女撰写面纱的故事，主要不是出于对埃及妇女生活和思想的真正好奇，而是这让她们觉得自己作为欧洲妇女是多么幸福：正如梅瓦特·哈特姆（Mervat Hatem）指出的那样：“跟埃及女性相比，西方女性认为自己强大而自由，在家里可以不用感到软弱无力，也不用遭受性别压迫。”28情况经常是，那些到埃及旅行和留下来当教师和家庭教师的欧洲女性，有时也会变成埃及男人的妻子，都很不愿意解释为什么她们在“东方”感觉如此自由。
许多共同体的男性似乎重视其内部女性的着装和性纯洁，因为他们认为女性：（1）是社区（community）(2)——或国家——最有价值的财产；（2）是将整个国家的价值观代代传承下去的重要工具；（3）是共同体后代——或笼统地说，是民族主义发源地——的承载者；（4）是最容易被暴虐的统治者玷污和利用的对象；以及（5）是最容易被阴险的外来者同化和选定的人。所有这五种观点都使得民族主义者认为女性的行为很重要。但是，这些观点并不一定能确保将女性视为美国新政治主张的积极创造者。这些观念也不能保证在该国衍生出的新独立国家中能有效挑战男性特权。29
民族主义运动中的父权制
斯里兰卡贾夫纳市的妇女在20世纪80年代末成立了一个研究团队，在这个过程中，她们不知道内战将会持续25年之久。她们的目标是精确地分析她们作为女性受到的压迫与她们作为泰米尔人在一个由僧伽罗人统治的斯里兰卡国家里受到的压迫之间有什么样的因果关系。一些妇女变得有政治自觉性，因为泰米尔民族主义运动使她们意识到，泰米尔人的身份影响了她们在斯里兰卡接受教育和获得经济发展的机会。只是通过民族主义进行的初步政治化之后，她们才意识到，在泰米尔游击队、政府军和印度占领军之间不断升级的暴力事件中，女人和男人扮演着截然不同的角色。种族动员和暴力升级带来的变化促使这些泰米尔妇女聚集在一个研究团队中。然而，不能保证她们对泰米尔和斯里兰卡社会中妇女状况的调查会让她们对民族主义运动感到更欣慰，因为民族主义运动在不断发展，变得更加军事化。她们的讨论甚至有可能促使一些妇女将僧伽罗的女性主义者视为潜在的伙伴。30反过来，在日益被围困的泰米尔地区，这可能会威胁到她们以往被信任的地位。
如今，在政府军彻底击败泰米尔游击队并暴力夺回该国北部地区之后，斯里兰卡泰米尔妇女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因为她们在长期的两军对峙中目睹了军国主义和憎恶女性的行为。除此之外，新的斯里兰卡妇女活动家团体（如受战争影响的妇女协会）已经向政府和国际组织施压，让他们意识到妇女充分参与当前国家战后重建的重要性，妇女们的这些努力将在未来几十年内塑造女人与男人、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经历了这么多，许多女性主义者开始对与民族主义经常相伴而生的军事化很警觉。31
许多试图维护自己民族认同感的妇女发现，接受自己是共同体记忆的传承者和后代的养育者所影响的民族主义运动会让她们变得更强大。民族主义运动中的男人会称赞女人多生孩子并把孩子培养成忠诚的民族主义者的行为，这种称赞不会让女性觉得被高看了或被边缘化了，但却会提升女性的信心。然而，如果一名妇女晚上出门参加民族主义会议，说是为她的孩子争取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也可能会遭到丈夫的强烈阻挠。他可能会指责她忽视了家庭责任，忽略了丈夫的性需求，让他在其他男人眼里看起来像个傻瓜，也可能会嘲讽他连自己的妻子都管不了。他从未想到支持民族主义运动会失去对妻子的控制。他甚至可能打她以限制她参加新的民族主义活动。
这使得家庭暴力成为一些民族主义运动中妇女的政治问题。当她们第一次参与民族主义活动时，她们可能没有想到对外国统治、外国军事基地、外国投资或当地独裁统治的批判会牵扯上夫妻关系。实际上，许多女性成为了贤妻良母。直到后来，她们才得出结论，如果要全身心投入运动中，就必须克服来自家中和邻里男性的阻力。一位积极抵制本国政府与外国银行家、公司和军队结盟的菲律宾民族主义者描述了民族主义组织的新进展：
我们有一个论坛，被称为“妇女晚会”，我们邀请参与运动的妇女，并鼓励她们带上丈夫……一天晚上，我们的话题是“女性主义和婚姻——它们是相互交叉的吗？”我们继而讨论家庭，有些人因为家庭对女性的压迫，甚至质疑家庭的意义。然后，一些男人开始诉苦，比如，自从他们的妻子加入这个运动后，她们不再关心孩子的需求了……这是一次非常良性的交流，也是一种非常不同的对话，因为这不仅仅是夫妻之间的集体对话。32
积极参与菲律宾、爱尔兰、南非、加拿大、斯里兰卡、韩国、墨西哥和尼加拉瓜民族主义运动的女性开始研究女性气质、男性气质、婚姻、“家庭”和国际体系是如何相互联系在一起的。33她们这样做就已经远胜于那些几乎不问政治关联的工业化国家的女性。将这些强势想法联系在一起的不仅是全球化的消费者广告和军火贸易，还有男女之间的家庭关系。她们认为，女性作为料理家的人，如果被爱人或父亲或丈夫边缘化的话，那么阻止外资入侵、终止不公平的军事基地条约或追究跨国公司雇主责任的可能性将会很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外国基地指挥官和资本家可能依赖于家庭暴力及其对女性公共行动主义的限制，就像他们依赖于与当地精英中的男性结成联盟一样。34
另外，在一场被围追堵截的民族主义运动中，女性很难提出这类“女性问题”，因为它们实际上是关于男性权力的问题。敌对势力——外国势力或当地政府警察——构成的威胁越是迫在眉睫，越是高压强制，社区中的成功男性就越有可能说服女性活动家保持沉默、忍气吞声、压制自己的观点。当任何民族主义运动军国主义化时，无论是在其领导人的倡议下，还是为了应对外部恐吓，社区内的男性特权可能会变得更加根深蒂固。
除了这种沉默之外，当外国政府介入保护一个种族免受其他外部势力攻击，从而使他们的介入合法化时，当地的男性特权就获得了巩固。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阿富汗发生的事情。在最近一次美国领导的阿富汗军事行动之前20年，美国政府及其盟友将阿富汗战争说成是传统意义上的冷战：苏联入侵了一个邻国，扶植了缺乏群众基础的傀儡政权；因此，反政府叛乱分子代表的是真正的国家，他们勇敢的抵抗值得自由世界的道义和军事援助。然而，当人们站在阿富汗妇女的角度看时，这种说法就很可疑。“圣战者”之所以叛乱是因为传统农村宗族生活方式是突出的父权制。在喀布尔，苏联支持的政府推行了一项疏离男性宗族首领的政策——扩大阿富汗妇女的经济和受教育机会。虽然没有什么证据表明苏联支持的喀布尔政权享有广泛的公共合法性，但外部观察家报告称，这对大部分城市女性有利，因为她们能享受该政策的福利。当美国官员在考虑回应阿富汗内战的措辞时，根本就没有考虑女性因素。35
鉴于这一情况，在21世纪，当美国军事同盟从阿富汗撤军，华盛顿也制定了自己的撤军时间表时，阿富汗妇女倡导者，如阿富汗妇女网中的那些人，对此持怀疑态度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预测，当各方人物坐下来讨论国家的政治未来时，妇女权利会再次沦为谈判桌上的筹码。36
的确，军事动员可能会使男性觉得有必要允许女性掌握新技能并承担新的责任。但与此同时，军事化以国家生存的名义将公共团结置于优先地位，这可以让批评父权制行为和态度的女性保持沉默；民族主义军事化即使号召女性作出贡献，还是会让男性享有特权。
20世纪80年代第一次起义期间的军事化为年轻的巴勒斯坦男性提供了新的机会来证明他们的男子汉气概，这往往不仅无视以色列男子的权威，也枉顾许多人认识到的父权制陈腐权威。另外，正如一名巴勒斯坦人在1988年对记者所说的那样：“妇女在起义中首当其冲。”以色列政府利用士兵实施了严格的宵禁，并逮捕了大约6 000名巴勒斯坦男子，这将妇女的家务提升到了国家使命的高度：“她们必须管钱，承担所有的家务，自己做面包、种菜、养鸡羊。这些传统活计现在更显重要。” 巴勒斯坦妇女纳瓦·吉德尔（Najwa Jardali）长期积极倡导为被占区妇女提供日托和保健诊所运动，提醒西方妇女不要认为日托只是一个女性问题。随着军事化的发展，这成为了全国关注的焦点：“大多数西方女性主义者认为幼儿园不重要［，］……但对我们来说，这非常重要。军政府不允许我们的孩子上幼儿园，日托使妇女能够参与其他活动。”之所以以色列军方骚扰女教师并强迫关闭这些日托中心，是因为日托中心具有国家重要性。37
在此之前，巴勒斯坦民族的基本形象一直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年轻男性街头战士。他头戴方格围巾，手拿石头，充满挑衅和警惕，这是整个国家的形象。巴勒斯坦妇女仍然活在阴影中。她们沦落为受保护者，或者不受保护者。但是在1988年，巴勒斯坦妇女开始在被占区举行她们自己的游行活动，抗议以色列政府的“铁拳”政策。她们用“我们是人，我们是女人。我们绝不屈服。我们绝不自伤自怜”的口号来反抗全副武装的士兵。该区的领导委员会——因提法达全国统一指挥部，开始在其公文中处理妇女和男子的关切。以色列的军事政策迫使巴勒斯坦人发明了一种新的组织方式，一种较少依赖外援，更多依赖小型邻里互助组，这是更不易受到警察和军事干扰的方式。在这种类型的组织中，尤其是在更激烈的投石抗议之后，许多男人和男孩被监禁，妇女开始变成自己的政治行为体。邻里互助组的妇女挨家挨户地招募更多成员，为被围困者筹集资金和食物，要求懂得医疗保健的人提供医疗服务，并敦促他们参加示威游行。38这种军事化措施会引起巴勒斯坦民族内部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的重要性发生持久变化吗？(https://www.daowen.com)
另一种怀旧情绪
民族历史记载了围绕男性权力以及男女关系之间广泛的民族主义辩论，这一惯常行为赋予了未来民族主义男性领导人过大的权力：他们可以明确地宣称自己是集体团结的表征。事实上，他们可能是一代人之前在共同体中赢得父权制胜利的后继者。任何民族主义运动的历史几乎都是饱含性别辩论的历史。如果10年或100年后没有关于妇女与占统治地位的男子以及本种族内部男子之间关系的争论和困惑，那可能只是证明了这个民族历史上追忆父权制的举措暂时取得了胜利。
如果这个国家羸弱不堪，且面临着可怕的外部威胁，那么获胜或被击败的影响在当时很难计算。例如，越南女性主义历史学家顺化谭和泰（Hue-Tam HoTai）描述了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插曲，其中在民族主义辩论中，父权制一方朝着胜利又迈进了一步。3920世纪30年代，在法国统治的越南爆发了一场重要的女性运动，它提出了识字、婚姻状况和公众参与的问题。早期民族主义运动中的男性知识分子也开始公开反对父权制价值观和习俗，他们说，这些价值观和习俗剥夺了越南妇女的才华和活力，而这两者都是摆脱法国殖民主义所必需的。40越南妇女受到男女民族主义者的鼓励，开始学习读写。妇女开始加入印度支那共产党和其他民族主义团体。在这一过程中，与复杂的民族主义组织相比，早期妇女团体黯然失色。随着民族主义运动的蔓延，法国殖民统治变得越来越严酷，争取妇女权利越来越被视为建构越南民族意识的一部分，而这对挑战法国殖民统治至关重要。在20世纪30年代，倡导妇女权利和争取民族权利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冲突：两者相辅相成。
后来，一些女性活动家开始审视民族主义运动中的男女关系。在20世纪30年代的一次共产党会议上，民族主义领导人告诫女性代表，不要在公开报告中提及夫妻问题。她们被警告说，在这个受到法国警方逮捕威胁的时代，在民族主义运动中提及这种问题只会引发敌意。妇女们从她们的报告中删去了这些部分。只有那些被视为阻碍民族团结的问题才被认为是合理的，如果某个问题让这个国家的男人感到焦虑，那么这个问题通常会被无视。
为了搞清楚法兰西帝国的衰落，我们必须理解女性如何看待她们在发动一个有效的越南民族主义运动的每个不确定的阶段所面临的选择。在接下来的四十年战争中，许多越南妇女正是通过参与民族主义斗争才找到了优势和意义。41后来，妇女可能没有做同样的选择。但是每当女性屈服于压力，对民族主义组织中的男性问题保持沉默时，民族主义就变得更加男性化。在统一后的国家党和政府的高层几乎没有女性身影： 1979年，在美国军队被驱逐五年后，妇女仅占越南共产党党员的17％；民族主义胜利十年后，党的政治局——最强大的决策机构——是一个全男性的部门。妇女甚至失去了战争期间在乡村和集体农场理事会中获得的一些影响力。42
21世纪初的越南妇女开始挑战公共生活的男性化。越南的国际关系正在扩大：越南已经成为一个受外国游客欢迎的圣地，耐克等大型跨国公司已经与越南工厂签约生产用于出口的商品。此外，越来越多的越南公民目睹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公开批评本国精英阶层的傲慢和腐败。这也是越南女性主义学者与其他国家研究女性的学者建立更广泛联系的时期。43越南女性主义者没有注意到的是，2013年，男性领导任命的政治局16名成员中，只有两名女性。因此，如果认识不到民族主义运动在过去根本就不包含男女关系，那么越南妇女倡导者的工作可能会很难向前推进。
民族主义高度重视本土的东西。因此，斯里兰卡女性主义学者库马里·贾亚瓦德纳（Kumari Jayawardena）解释说：“那些想继续让我们国家的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的人发现，不把女性主义视为外国意识形态更便于开展活动。”44有时这种否认与仇视同性恋的攻击结合在一起。那些敦促他们自己的民族主义运动重新思考妇女在政治中的角色、重新评估激进暴力对共同体中男女的影响的女性主义者被批评家们贴上了女同性恋的标签。在1992—1995年的战争年代，南斯拉夫前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sevic）入侵波斯尼亚的支持者是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他们像仇视同性恋那样嘲笑塞尔维亚反军事主义的女性主义者。就好像异性恋是当地社区唯一的土著习俗一样，称呼女性为女同性恋是为了消除女性主义者被外来思想玷污，也为了排斥堕落妇女的女性主义思想。45
民族主义女性主义者精心策划了一些批评前殖民文化和殖民文化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如果他们的国家在外国殖民统治之前摆脱了父权制，那么任务就相对简单了：通过与男人一起击退外国统治，恢复前殖民价值观，他们可以恢复共同体内部的男女平等。然而，如果妇女发现父权制价值观和习俗在殖民统治之前就存在了，并且如果这些价值观和习俗随后被殖民主义者利用和重视，那么即使重新获得了对这个社会的控制权，女性也不可能获得解放。在土耳其、菲律宾、韩国和越南，女性倡导者对称赞前殖民时代的民族主义发言人变得警惕起来。当女战士和女王证明了女性过去对土地和性有真正影响时，她们很不自在。然而，必须谨慎地进行这些历史探索，因为她们知道局外人可能会利用她们的发现来诋毁她们试图扭转的民族主义。46
结论
民族主义为数百万妇女提供了参与国际行为的平台。了解自己的文化充满知识和艺术财富、了解到自己的文化饱含知识和艺术财富，明了外人施加影响时依靠的是胁迫而非先天的优势，认识到以前只是阶级、地区和党派障碍的共同体也具有纽带的作用，发现一个人在家庭和亲属领域之外也很重要——所有这些认识都使得万千男女更为强大。民族意识已经促使许多妇女有足够的信心跨出人生的第一步，去参与公共组织和公共辩论。此外，民族主义超出许多其他意识形态的是，它顾及了女性，民族主义者认为有两项活动至关重要，分别是传播文化和生养子女，如果没有这些的话，任何民族都不能延续下去。
顾名思义，民族主义是一套能加深“我们”和“他们”之间区别的思想。此外，它还提供了分析工具来解释“我们”和“他们”之间是如何产生不平等的。一个被民族主义政治化的女人可能认为她与自己共同体内的男人有着共同的命运，而不大可能觉得自己与另一个共同体的女人有共同的未来，尤其是如果这些女性，无论她们的政治立场如何，都来自一个曾经嘲笑过自己的共同体，情况更是如此。
但是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许多重构世界政治格局的民族主义都是父权制民族主义。他们的发言人——历史学家、小说家、诗人、艺术家、将军、政治组织者——认为所有排斥或压迫妇女的力量都是由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或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动力产生的。因此，前殖民社会、前全球化社会是妇女享有尊重和安全的社会。按照这种非女性主义的分析模式，单单恢复国家的独立就能确保妇女获得解放。许多民族主义者也认为，共同体内的妇女被外国男子强奸或拍摄低俗照片的意义在于共同体内男子的荣誉受到了侵犯——然而，一些战时被强奸的女性幸存者，如在孟加拉国，由于被男性民族主义者强奸而背受污名，这些妇女会因为这个因素而沉默多年。47民族主义者经常敦促妇女在民族主义运动中发挥积极作用，但仅限于扮演自怜自爱的女朋友、坚忍的妻子或养育母亲的角色。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男性民族主义组织者不断地将共同体团结提升到重要的政治地位，以至于任何对运动或共同体内男女关系的质疑都可能被认为是分裂甚至背叛。在运动、工作场所和家庭中呼吁两性更加真正平等的妇女被告知，现在还不是时候，国家积贫积弱，外敌虎视眈眈。妇女们必须有耐心，必须等到民族主义目标实现的那天；那时，也只有那时，才能解决男女关系问题。“现在不行，以后再说”，这是男性喋喋劝告许多民族主义女性的话。
“现在不行，以后再说”具有重要意义。它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无须考虑男女之间的权力关系，新生民族共同体面临的最可怕的问题也是可以解释和解决的。也就是说，可以搞清楚外国投资和债务的前因后果，而不必认真对待妇女的遭遇；外国军事基地和农业商业化导致的失地现象会受到挑战，而不必认真对待它们对妇女劳动和隐忍的依赖；不用考虑男性的骄傲和欲望，就可以看清楚文化全球化的微妙诱惑。这些假设在政治上都显得很浅薄。
此外，“现在不行，以后再说”意味着，在民族主义运动期间发生的事情不会使未来改变排斥女性、厚待男性的情况变得更难。它还基于这样一种预测，在民族主义胜利后所产生的政治机构将至少像在民族主义运动中所创建的机构一样，能够接受妇女的观点和诉求。这两个假设都有问题。
民族主义运动的经历——无论是在魁北克、苏格兰和加泰罗尼亚的投票中；还是在首尔、伊斯坦布尔、贝尔格莱德、海法和贾夫纳的街道上；或者是在越南和阿尔及利亚的山区——经常强化男性的政治特权。比如让男性在运动中担任大部分决策的角色，或者他们因被捕入狱而获得英雄身份，并学习公共技能，所有这些都将使他们在竞选获胜后获得权力，这些情况都会加强男性的政治特权。如果女性只能扮演民族主义者的妻子、护士、搬运工、女朋友或母亲——尽管她们对民族主义运动的成功作出了突出贡献——她们不太可能获得日后行使共同体权力所必需的政治技能或声望。最理想的“国家”是什么——是它最统一、最无私的时候——这也是女性为了男性领导的集体而牺牲自己欲望的社会。尽管民族主义运动在男女不平等问题之下发起动员会有风险，但这样做比等到虚构的“以后”更有可能带来持久的变化。
民族主义女性在民众动员中挑战男性特权的历史由来已久。将这些妇女的努力从民族主义的编年史中抹去，会使当代妇女更难说这些批评是合法的。因此，如今在越南、巴勒斯坦、土耳其、孟加拉国、印度、埃及、叙利亚、斯里兰卡和牙买加等国，民族主义女性主义者已经开始致力于恢复当地妇女的民族主义历史。牙买加女性主义戏剧团体西斯伦的福特·史密斯回忆说，
我们所知道的是，大量半开玩笑的报纸和电视报道将欧洲和北美的白人女性主义者描绘成歇斯底里的变态“妇女解放者”……
我们不知道1898年至1944年间妇女争取教育和政治权利的斗争。我们也不知道早期黑人女性主义者的名字。48
当运动中的妇女没有机会自信地交谈彼此的经历以及如何决定先做什么的时候，挑战就变得难以应对。那些生活在被压迫或被殖民地区的妇女通常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因此她们与外国势力或被指派的统治精英的关系是不同的。也不是全国所有女性都与男性或其他女性有相同的性经历。没有机会一起讨论他们之间的差异和焦虑的女性更难承受本国男性对同性恋或仇外心理的指控。
在民族主义运动中，妇女重新定义国家的努力遭受了挫折，因为外部潜在的持支持态度的妇女不能理解不用被迫在民族主义和女性主义之间做选择对于团体内的妇女而言是多么重要。女性民族主义者的生活压力很大，放弃自己的民族身份可能意味着融入由富裕社会中产阶级妇女领导的国际妇女运动。这是菲律宾民族主义女性主义者迪莉娅·阿吉拉尔（Delia Aguilar）发出的警告：“今天，当女性主义团结的联系在全球范围内被提议和推广时，如果没有坚定的民族、种族和阶级认同感，我们就可能会屈服于工业化的西方白人中产阶级妇女设计的女性主义模式，并不加批判地将其作为我们自己的模式。”49
虽然许多民族主义运动成功推翻了帝国，建立了新的国家，并扰乱了现在的国家，但令人惊讶的是，国际政治体系并没有发生彻底改变。但是，以男性记忆为基础的民族主义运动，充满了男性主义的自豪感，并认为这个新的民族国家应是实行父权制；在一个未转型的国际舞台上，这场运动很可能会再建构一个国家。十几个新的父权制民族国家可能会让国际谈判桌变得更加拥挤，但这不会改变谈判桌上的国际博弈。
因此，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更多的民族主义运动从妇女的不同压迫经历中获得灵感，国际政治将会发生什么？如果更多的民族国家诞生于女性主义民族主义者的思想和经历，那么国际政治体系中的共同体身份可能会被跨国身份所调和。解决国家间冲突将更持久，因为会直接考虑妇女对这些冲突的重要性。妇女的经历和想法不会因为微不足道而不能成为国家间严肃谈判的主题。
注释
1. 要了解当今的美帝国版图，参见Cynthia Enloe and Joni Seager, The Real State of America: Mapping the Myths and Truths of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11), 18—19;也可参见Stephen Burman, The State of the American Empire（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2. 要了解可口可乐、沃尔玛、星巴克、全球电影和芭比娃娃的传播路线，参见Enloe and Seager, The Real State of Americas, 102—103。
3. 在揭露妇女和民族主义之间不稳定——通常是紧张——关系方面，最有影响力的研究包括Nira Yuval-Davis and Floya Anthias, Woman, Nation, State（London: Macmillan, 1990)。也可参见Sita Ranchod-Nilsson and Mary Ann Tetreault, eds., Women, States, and Nationalism（London: Routledge, 2000); Jenny White, Muslim Nationalism and the New Turks（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4. 在芭芭拉·哈洛（Barbara Harlow）的推荐下，关于北非殖民地的明信片在Malek Alloula， The Colonial Harem（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6)中得以展示和分析。
5. Rana Kabbani, Europe's Myths of the Orient（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reprint, London: Pandora Press, 1988).亦可参见Sarah Graham-Brown, Images of Women in Photography of the Middle East, 1860—1950（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爱德华（Edward）在Race and Class 27, no.2（1985)中曾说过“反思东方主义”。
6. Sylvia Van Kirk, Many Tender Ties: Women in Fur-Trade Society, 1670—1870（Winnipeg: Watson and Dwyer, 1980; reprint,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83); Jennifer S.H. Brown, Strangers in Blood: Fur Trade Company Families in Indian Country（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1980).
7. Mona Etiene and Eleanor Leacock, eds., Women and Colonization（New York: Praeger, 1980); Esther Boserup, Women's Rol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0); E. Frances White, Sierra Leone's Settler Women Traders: Women on the Afro-European Frontier（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7).
8. 我非常感谢韩国女性主义学者伊索琨（Insook Kwon）向我介绍了这些早期韩国新女性的生活和她们所承担的风险，以及围绕她们所展开的讨论，参见Insook Kwon, “The ‘New Women's Movement’ in 1920s Korea: Rethink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mperialism and Women,” in “Feminisms and Internationalism,” ed. Mrinalini Sinha, Donna J. Guy, and Angela Woollacott, special issue, Gender and History 10, no.3（November 1998):381—405。之后，伊索琨继续研究这个具有争议性的性别政治话题，写了“Feminists Navigating the Shoals of Nationalism and Collaboration: The Post-Colonial Korean Debate over How to Remember Kim Hwallan,” Frontiers 27, no.1（2006):39—66。亦可参见Ruri Ito, “The ‘Modern Girl’ Question in the Periphery of Empire: Colonial Modernity and Mobility among Okinawan Women in the 1920s and 1930s,” in The Modern Girl around the World: Consumption, Modernity, and Globalization, ed. Alys Eve Weinbaum et al.（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8), 240—262。另一项关于当地妇女的调查见于Norman Smith, Resisting Manchukuo: Chinese Women Writers and the Japanese Occupation（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07)，它试图弄清楚日本占领地的危险和机遇。
9. 从女性主义研究当前韩国民族主义的资料中，有两本书最深刻，它们是Elaine H. Kim and Chungmoo Choi, eds., Dangerous Women: Gender and Korean Nationalism（New York: Routledge, 1998); Katherine H.S. Moon, Protesting America: Democracy and the U.S.-Korea Alliance（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2)。
10. Marie-Aimée Hélie-Lucas, “The Role of Women during the Algerian Struggle and After: Nationalism as a Concept and a Practice Towards Both the Power of the Army and the Militarization of the People,” in Women and the Military System, ed. Eva Isaksson（London: Wheatsheaf;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8), 186.亦可参见Marie-Aimée Hélie-Lucas, “Against Nationalism: The Betrayal of Algerian Women” Trouble and Strife, no.11（Summer 1987):27—31。阿尔及利亚女性主义者写了一部揭露性小说：Fettouma Touati, Desperate Spring（London: Women's Press, 1987)，亦可参见Peter R. Knauss, The Persistence of Patriarchy: Class, Gender and Ideology in Twentieth Century Algeria（New York: Praeger, 1987)。
11. Hélie-Lucas, “Role of Women during the Algerian Struggle and After,” 176.
12. Women Living Under Muslim Laws, www.wluml.org.
13. 我想要在Nimo's War, Emma's War: Making Feminist Sense of the Iraq War（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0)追踪这种婚姻趋势以及伊拉克人对它的解读。亦可参见Nadje Al-Ali, Iraqi Women（London: Zed Books, 2007); Nadje Al-Ali and Nicola Pratt, What Kind of Liberation? Women and the Occupation of Iraq（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0); Deborah Amos, Eclipse of the Sunnis（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10)。关于民族通婚的国际政治，可参见Joyce Kauffman and Kristen Williams, Women at War, Women Building Peace（Boulder, CO: Kumarian Press, 2004)。
14. 这些节选摘自帕蒂（帕克斯顿）·休伊特（Pattie［Paxton］ Hewitt）未注明日期的手稿，由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学院施莱辛格美国妇女史图书馆保存。
15. Kathleen Barry, Susan B. Anthony: A Biography of a Singular Feminist（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8）, 327—328. 安妮·萨默斯（Anne Summers）对于英国军队女护士的历史研究表明，女性主义者在英帝国主义问题上也存在一些类似的分歧，因为证明女性对帝国有价值是说服那些反对女性选举权的男性官员的一项巧妙策略。Angels and Citizens: British Women as Military Nurses, 1854—1914（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8）, 182—183。
16. 女性在德国、美国、苏联和英国的帝国企业中扮演着不同角色，关于这方面的历史可见Clare Midgley, ed., Gender and Imperialism（Manchester, U.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8); Lora Wildenthal, German Women for Empire, 1884—1945（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1); Laura Briggs, Reproducing Empire: Race, Sex, Science, and U.S. Imperialism in Puerto Rico（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17. 美国和欧洲妇女在政府殖民大业中扮演着各式各样复杂的角色，关于这方面的分析可参见Margaret Strobel and Nupur Chaudhuri, eds., “Western Women and Imperialism,” special issue,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13, no.2（1990); Helen Callaway, Gender, Culture and Empire: European Women in Colonial Nigeria（London: Macmill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7); Jane Hunter, The Gospel of Gentility: American Women Missionaries in Turn of the Century China（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Elisabeth Croll, Wise Daughters from Foreign Lands: The Writings of European Women on China（London: Pandora Press, 1989); Claudia Knapman, White Women in Fiji（London: Unwin Hyman, 1989); Margaret Strobel, “Gender and Race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y British Empire,” in Becoming Visible: Women in European History, ed. Renate Bridenthal and Claudia Koonz, rev. ed.（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7); Margaret Strobel, European Women and the Second British Empire（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1); Patricia R. Hill, The World Their Household: The American Women's Foreign Mission Movement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1870—1920（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8); Helen M. Bannan, “Womanhood on the Reservation: Field Matr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dian Service”（working paper no.18, Southwest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Women, University of Arizona, Tucson, 1984); Luis Martin, Daughters of the Conquistadors: Women of the Viceroy of Peru（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1983); Susan Bailey, Women and the British Empire: An Annotated Guide to Sources（New York: Garland, 1987); Margaret Macmillan, Women of the Raj（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8); Joanna Trollope, Britannia's Daughters: Women of the British Empire（London: Hutchinson, 1983)。
18. James Mills, History of India,引自Mrinalini Sinha, “Gender and Imperialism: Colonial Policy and the Ideology of Moral Imperialism in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Bengal,” in Changing Men: New Directions in Research on Men and Masculinity, ed. Michael S. Kimmel（Newbury Park, CA: Sage, 1987), 218。
19. Sinha, “Gender and Imperialism,” 218—219.
20. Joanna Liddle and Rama Joshi, “Gender and Imperialism in British India,” in “Review of Women's Studies ［in India］,” supplement,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New Delhi), 20, no.43（October 26, 1985): WS72—WS78. 亦可参见Joanna Liddle and Rama Joshi, Daughters of Independence: Gender, Caste and Class in India（New Delhi: Kali for Women; London: Zed Books, 1986); Kumkum Sangari and Sudesh Vaid, eds., Recasting Women: Essays in Colonial History（New Delhi: Kali for Women, 1988); Dagmar Engles, “The Limits of Gender Ideology: Bengali Women, the Colonial State and the Private Sphere, 1890—1930,”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12, no.4（1989)。
21. Robert Baden-Powell, Rovering to Success（London: Herbert Jenkins, 1922), 120.
22. Ibid., 109—110. 亦可参见Michael Rosenthal, The Character Factory: Baden-Powell's Boy Scouts and the Imperatives of Empire（New York: Pantheon, 1986); Raphael Samuel, “Patriotic Fantasy,” New Statesman, July 18, 1986, 20—22; Simon Schama, The Embarrassment of Riches: An Interpretation of Dutch Culture（New York: Knopf, 1987)。我很感谢帕特里克·米勒（Patrick Miller）对世纪之交美国学界关于男子气概和帝国主义关系的讨论的洞察力；他的论文是“College Sports and American Culture”（Department of History, Rutgers University, New Brunswick, 1988)，关于男性气概和国家的新批判性思考，可参见Robert W. Connell, Gender and Power（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23. 我很感谢伊斯坦布尔萨班齐大学的一位朋友兼文化研究教授艾瑟·古尔·阿尔蒂奈（Ayse Gul Altinay)，她与我就当代土耳其女性着装的政治进行了长时间的交流。参见Ayse Gul Altinay, The Myth of the Military-Nation: Militarism, Gender, and Education in Turkey（London: Palgrave and Macmillan, 2004)。
24. 在阿塔图尔克的各个现代城镇，都禁止男性戴红色非斯帽，许多土耳其男性抵制这一禁令，相关研究可参见Jeremy Seal, A Fez of the Heart（New York: Harcourt, 1995)。
25. 我特别感谢土耳其女性主义者和人类学家艾瑟·古尔·阿尔蒂奈（Ayse Gul Altinay）分享了她对塔克西姆广场示威和政府暴力反应的目击者描述。2013年6月至8月间，我与作者通过电子邮件通信。
26. Altinay, Myth of the Military-Nation, 2004; Margot Badran, Feminists, Islam and Nation: Gender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Egypt（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Douglas Northrop, Veiled Empire: Gender and Power in Stalinist Central Asia（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 Hélie-Lucas, “Role of Women during the Algerian Struggle and After”; Cynthia Nelson, “Akram Khater, ‘al-Harakah al-Nisa’eyya: The Women's Movement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Modern Egypt,”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11, no.5（1988); Selma Botman, “The Experience of Women in the Egyptian Communist Movement, 1939—1954,”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11, no.2（1988); Graham-Brown, Images of Women in Photography of the Middle East; Margot Badran, “Dual Liberation: Feminism and Nationalism in Egypt, 1870—1925,” Feminist Issues 8, no.1（Spring 1988); Huda Shaarawi, Harem Years: The Memories of an Egyptian Feminist（London: Virago, 1986); Mervat Hatem,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 and Gender in Segregated Patriarchal Systems: The Case of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y Egypt,” Feminist Studies 12, no.2（Summer 1986); Elizabeth Sanasarian, The Women's Rights Movement in Iran（New York: Praeger, 1983).
27. 在Seriously! Investigating Crashes and Crises as If Women Mattered（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3)中，我试图探索今天的埃及女性主义者对这些问题的讨论。
28. Mervat Hatem, “Through Each Other's Eyes: Egyptian, Levantine-Egyptian and European Women's Images of Themselves and of Each Other, 1862—1920,”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12, no.2（March 1989).
29. 关于这种紧张关系的进一步研究，可参见Yuval-Davis and Anthias, Woman, Nation, State; Floya Anthias, Nira Yuval-Davis, and Harriet Cain, Resistance and Control: Racism and “The Community”（London: Routledge, 1989)。
30. “A Letter from the Women's Study Circle of Jaffna,”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12, no.1（1989)，这一观点在斯里兰卡女性主义者安妮塔·奈西亚（Anita Nesiah）的报告Clark University, Worcester, MA, November 7, 1988中得以证实。
31. Malathi de Alwis, Julie Mertus, and Tazreena Sajjed, “Women and Peace Processes,” in Women and Wars, ed. Carol Cohn（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2013), 169—193. 亦可参见“Team 1325 Sri Lanka,” International Civil Society Action Network, www.icanpeacework.org/team-1325-sri-lanka, accessed June 17, 2013。
32. “Philippine Women Say Repression Is Worsening,” Listen Real Loud（American Friends Service Committee, Philadelphia), 9, no.1（1988):7.
33. 例如参见Sandra McEvoy, “Loyalist Women Paramilitaries in Northern Ireland,” in Gender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ed. Laura Sjoberg（New York: Routledge, 2009); Vina A. Lanzona, Amazons of the Huk Rebellion: Gender, Sex, and Revolution in the Philippines（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09)。
34. 例如参见“Nicaragua: Working Women in a Women's Brigade,” Off Our Backs（June 1988):12—13; Ailbhe Smyth, guest ed., “Feminism in Ireland,” special issue,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11, no.4（1988); Eileen Fairweather, Roissin McDonough, and Melanie McFaryean, Only the Rivers Run Free—Northern Ireland: The Women's War（London: Pluto Press, 1984); Ailbhe Smyth, Pauline Jackson, Caroline McCamley, and Ann Speed, “States of Emergence,” Trouble and Strife, no.14（Autumn 1988): 46—52; Clio Collective, Quebec Women: A History（Toronto: Women's Press, 1987); Stephanie Urdang, And Still They Dance: Women, War and the Struggle for Change in Mozambique（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9)。
35. Henry Kamm,“Afghan Peace Could Herald War of Sexes,”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2, 1988.
36. Afghan Women's Network, UNSCR1325 Implementation in Afghanistan（Kabul: Afghan Women's Network, 2011).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1325号决议于2000年10月通过，要求所有联合国会员国和所有联合国机构将妇女作为正式参与者纳入所有和平谈判以及战后民族和解和国家重建项目的规划中。
37. Curtis Wilkie, “Roles Change for Palestinian Women,” Boston Globe, May 17, 1988.
38. Ellen Cantarow, “Palestinian Women Resisting Occupation,” Sojourner（April 1988): 19.亦可参见Beata Lipman, Israel—the Embattled Land: Jewish and Palestinian Women Talk about Their Lives（London: Pan-dora Press, 1988); Hamida Kazi, “Palestinian Women and the 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 in Women in the Middle East, ed. Mageda Salman（London: Zed Books, 1987)。亦可参见Rhoda Ann Kanaaneh and Isis Nusair, eds., Displaced at Home: Ethnicity and Gender among Palestinians in Israel（Albany: SUNY Press, 2010); Ellen Freishmann, The Nation and Its “New” Women: The Palestinian Women's Movement, 1920—1948（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Simona Sharoni, Gender and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4)。
39. Hue-Tam Ho-Tai, lecture, Clark University, Worcester, MA, October 25, 1987. 亦可参见Tai's gender-curious studies of the Vietnamese revolution: Radicalism and the Origins of the Vietnamese Revolution（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assion, Betrayal, and Revolution in Colonial Saigon: The Memoirs of Bao Luong（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0)。
40. David Marr, Vietnamese Tradition on Trial, 1920—1945（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Kumari Jayawardena, Feminism and Nationalism in the Third World（London: Zed Books; New Delhi, Kali for Women, 1986), 196—212.
41. 我很感谢康奈尔大学的克里斯汀·怀特（Christine White）向我讲述了两个越南妇女在民族主义运动中作为游击队员作战的故事：Nguyen Thi Dinh, No Other Road to Take, trans. Mai V. Elliott, data paper no.102（Ithaca, NY: Southeast Asia Program, Cornell University, June 1976); Phan Thi Nhu Bang, Ta Thi Kieu: An Heroic Girl of Bentre（Ho Chi Minh City: Liberation Editions, 1966)。
42. Sophie Quinn Judge, “Vietnamese Women: Neglected Promises,” Indochinese Issues, no.42（December 1983). 亦可参见Christine White, “On Promissory Notes,” and “Vietnamese Soci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Gender Relations,” both in Promissory Notes: Women in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ed. Sonia Kraks, Rayna Rapp, Marilyn Young（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9)。
43. 在目前最活跃的两个妇女研究机构中，其中一个在胡志明市的和森大学。其性别和社会研究中心的网络版有越南语、法语和英语三种形式：Gender and Society Newsletter（www.hoasen.edu.vn)。
44. Jayawardena, Feminism and Nationalism in the Third World, 1.
45. 1988年3月，与斯里兰卡女性主义者安妮塔·奈西亚（Anita Nesiah）和剑桥的硕士生库马瑞·贾亚瓦迪纳（Kumari Jayawadena）的谈话。美国的南亚女同性恋者发布了一篇时事通讯，试图解决一些同样的问题：Anamika（Brooklyn, NY). In Anamika 1, no.2（March 1986)。一名斯里兰卡女同性恋者认为斯里兰卡社会在允许同性恋妇女之间有相当程度的亲密关系这一问题上持宽容态度和/或矛盾心理。但是同性恋女性结婚需要面临的压力很大，而且这位作者所知道的唯一女同性恋者结婚发生在首都科伦坡的上流社会女性中。20世纪80年代的牙买加女性主义者也被嘲讽为“女同性恋”。Sistren, with Honor Ford Smith, Lionheart Gal（London: Women's Press, 1986), xxvi. Out for Ourselves: The Lives of Irish Lesbians and Gay Men（Dublin: Dublin Lesbian and Gay Men's Collective and Women's Community Press, 1986)讨论了爱尔兰女同性恋者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另一篇文章Carmen, Shaila, Pratibha, “Becoming Visible: Black Lesbians Discuss Feminism,” special issue, Feminist Review, no.17（Autumn 1984)也有助于理解这一话题。关于塞尔维亚黑人妇女在南斯拉夫战争期间被民族主义者嘲笑的事件，可参见Cynthia Cockburn, From Where We Stand（London: Zed Books, 2007)。
46. E.Frances White, “Africa on My Mind”（lecture, Clark University, Worcester, MA, March 31, 1988).亦可参见Ayesha Mei-Tje Imam, “The Presentation of African Women in Historical Writing,” in Retrieving Women's History, ed. S. Jay Kleinberg（Oxford: Berg, 1988)。
47. Yasmin Saikia, Women, War, and the Making of Bangladesh: Remembering 1971（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
48. Sistren, with Honor Ford Smith, Lionheart Gal, xxiii.
49. Delia Aguilar, “On the Women's Movement Today,” Midweek（Manila), November 9, 1988.
(1)尼帕小屋是菲律宾原住民所特有的一种高跷房屋，最早兴建于菲律宾前殖民时代，主要是由竹子等材料搭建的临时住所。在今天，菲律宾仍有尼帕小屋。——译者注
(2)此处将community译为“社区”，而非“共同体”，是因为相对于后面的“国家”，对应翻译为“社区”更为恰当，否则无法解释国家的共同体属性。——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