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从事外交工作的妻子与其他妻子

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ine Albright）、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和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这是三位有影响力的美国国务卿。她们被任命到当代世界上最有权力的外交职位上，父权制似乎在这里没有发挥作用，因为父权制认为国际外交自然地——理所当然地——是男人的游戏。

事实上，这三位女性在外交影响力上的提升已经产生了性别影响。一些男性政府首脑开始任命女性为驻华盛顿大使，尤其是在希拉里·克林顿担任国务卿期间（2009—2013年）。克林顿在国务院任职期间，莫桑比克驻美国大使阿米莉亚·马托斯·萨姆巴纳（Amelia Matos Sumbana）说：“希拉里·克林顿是如此引人注目……所以她让元首们更倾向于为华盛顿挑选一名女大使。”¹

事实上，到2010年，在派驻华盛顿的大使中，有25名是女性。这是有史以来女大使占比最高的。然而，在此背景下，这似乎也还没有那么具有变革性：在华盛顿任职的182名大使中，有25名是女性。此外，这25名女性在地理上分布不均。11名由非洲政府任命，4名由加勒比各国政府任命。²

阿曼是第一个任命女性为驻华盛顿大使的阿拉伯国家。2005年，在纽约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并在国际贸易和投资方面为政府提供多年咨询的胡奈纳·苏丹·穆加里（Hunaina Sultan Al-Mughairy）成为阿曼驻美国大使。

然而，重要的是要长期保持自己的性别优势。“希拉里效应”——甚至奥尔布赖特-赖斯-克林顿效应——是一个历史性插曲还是政治上可持续的转变？尽管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在希拉里·克林顿辞职后不久就任命了苏珊·赖斯（Susan Rice）和萨曼莎·鲍尔斯（Samantha Powers）这两位外交政策的行家里手担任高级职务，但他任命约翰·克里（John Kerry）参议员接替希拉里担任国务卿的做法似乎使国际精英俱乐部恢复了其早期男性化的模式。2013年4月，在克里被任命后不久，八国集团的外交部长在伦敦举行了会议。他们的议程包括为叙利亚内战以及伊朗和朝鲜的核集结等紧迫的国际问题制定一个共同的解决方案。这八位外交部长的集体照所反映出来的性别问题让人们意识到，这与八国集团政府首脑的照片惊人地相似：照片中仅有的一位女性让人们突然注意到所有其他高级官员都是男性。

不只是富裕的八国集团国家外交部长大多是男性，其他国家也是这样。2013年，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新成立的东亚-拉丁美洲合作论坛外交部长会议上，38名外交部长中只有8名是女性。³在此会议一年前，中国召集了一个新的区域国家间集团——上海合作组织——的外交部长会议。当这八位外交部长聚在一起时，其中没有任何一名女性在场，这让人们意识到其中存在性别上的问题。

婚姻的政治历史在为女性开启或关闭外交之门方面起着决定性影响。只要女性——被政治家、职业外交官、媒体编辑和其他女性——首先被视为妻子，性别歧视就会一直占主导，男性化外交的范式也会根深蒂固。在最近五位最著名的美国女性高级外交政策官员——奥尔布赖特、康多莉扎·赖斯、希拉里·克林顿、苏珊·赖斯和鲍尔斯——中，两人未婚，三人——希拉里、苏珊·赖斯和鲍尔斯——在担任高级职务期间结婚。她们的配偶都有自己的职业，人们不会期望他们成为这些女性政治上杰出的附属品。

对大多数妇女来说，婚姻不仅仅是将其排除在外交政策影响之外的障碍。它也是政府的工具。政府间国际关系的运作需要女性扮演妻子的角色。结婚不仅是家事，也是国事、天下事。婚姻的性别政治影响着国际关系的性别政治。

帝国婚姻外交

“可悲的是，在全国范围内我们与印第安人发生的每一次分歧都可能是因为我们侵扰了他们的妇女或者他们与基地妇女的私通，在印第安人对白人犯下的10起谋杀案中，9起是因为妇女。”⁴这种情况标志着西北公司在婚姻政策上的一个转变，该公司与哈德逊湾公司都是英国殖民加拿大的主要工具。直到19世纪初，英国和法国毛皮贸易公司一直鼓励白人男性毛皮贸易商和当地印第安妇女结婚。这种婚姻得到了西北公司官员的官方鼓励和哈德逊湾公司管理者的非正式批准，他们认为这在战略上和政治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捕猎者和印第安人（Trapper-Indian）的婚姻成为了巩固北美商业联盟的一种手段，但它仍未被帝国控制。英国和法国的决策者期望印第安女性能引导其部落的男性与公司的男性建立友好关系。与此同时，尽管生活在北部边境很艰难，但通过婚姻，欧洲男性捕猎者获得了组建家庭的机会。此外，与印第安妇女结婚给了白人男子一种优越感，他感觉自己正在将一名妇女从悲惨的野蛮状态中拯救出来。在利润丰厚的国际海狸毛皮贸易中，这种信念使白人男性认为他们这样做在道义上是正当的。

尽管在18世纪和19世纪，法国和英国的贸易公司和政府仅仅把印第安妇女视为一种战略资源，但她们也在自己做决定。面对来自加拿大帝国的竞争，她们并不被动。她们有自己的理由与白人男子结婚。一些印第安妇女看重她们通过毛皮贸易获得的物品，如金属水壶，因此竭力确保贸易继续进行。其他妇女更喜欢边界贸易站里的生活，那里的食物比她们村子里的食物更丰富。一些加拿大土著妇女联络部落和贸易公司获得了重要影响。⁵然而，1806年，当英国的婚姻政策发生变化，官员们开始鼓励捕猎者娶欧洲女性为妻时，印第安妇女什么也做不了。这种国际婚姻受到了严格限制。公司认为其男性捕猎者与印第安妇女的婚姻引发的敌对事件与联盟一样多，并且养这么多妇女和孩子的成本超出了婚姻给公司带来的利润，此时，公司就改变了其在婚姻上的思维逻辑。

此前，毛皮贸易公司驻伦敦的官员曾断言，加拿大边境贸易站的生活很危险也很艰辛，没有地方可以让白人女性在此生活，当然更不能让“女士”来此；对公司来说，白人女性将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和麻烦。1686年，哈德逊湾公司的经理们通过了一项决议，禁止他们在加拿大的男人带其白人妻子过去。一些欧洲妇女设法加入了她们的商人丈夫，但只能通过欺骗手段。其中最著名的是伊莎贝尔·冈恩（Isabel Gunn），她于1806年从奥克尼群岛来到一个边境贸易站，那里有许多哈德逊湾公司的人，她伪装成男人，避开了公司对白人女性的禁令。⁶然而，到了19世纪中叶，公司里的白人男性称赞白人女性“文明的娇艳花朵”为边境贸易站的生活作出了贡献。她们的优雅弥补了印第安妻子所谓“不足”。事实上，白人女性缺乏印第安女性掌握的技能来帮助她们丈夫的毛皮生意。她们跟随丈夫来到加拿大，是出于想象中的妻子的忠诚和责任，但是一旦到了那里，许多人就感到无聊和孤独。⁷

在一个又一个殖民地，政府试图制定婚姻策略来实现帝国的政治目标。有许多变量需要考虑——并重新考虑：白人男性的性需求、白人女性的脆弱、殖民地政府的脆弱或安全、当地妇女的可获得性和资产、当地男性构成的威胁以及在殖民地建立一个成熟的白人社区（不仅仅是边境贸易站和种植园）的愿望。

政府在控制婚姻外交政策方面从未像它们所希望的那样有效。但是它们没有放弃。如今，许多政府正受到那些世代以来被认为是最顺从的女性：外交官妻子的挑战。

外交本土化

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第二波国内和跨国妇女运动的几十年——与瑞典、加拿大、英国和美国男性外交官结婚的妇女不仅创建了新的组织，也振兴了现存组织。作为男性外交官的妻子，她们也对国家的外交政策作出了贡献，需要获得认可。其中一些女性想要的不仅仅是认可：她们想要工作、养老金、赡养费，甚至（最极端的）薪水。当时，嫁给男兵的女性也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作用，并组织起来向政府提要求。这些外交人员妻子的组织表明，她们的政府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是多么依赖她们对婚姻的控制。⁸

任何想要扩大世界影响力的政府都必须派遣至少一些本国公民出国代表其利益。外交影响需要外交官员在场。政府的婚姻政策已经改变，但这些政策的意图仍然未变：实现政府的政治和经济目标。人们认为，女性要么会促进男性外交官实现政府目标，要么会威胁该外交官高效和有效地为政府服务的能力。政府不支持也不反对婚姻。它们支持那种为其政治目标服务的婚姻。

今天，外交官的妻子是国际政治中的固定角色。但并不总是这样。外交官的妻子是被建构出来的。贝丽尔·史沫特莱（Beryl Smedley）是一位英国高级外交官的妻子。她是新西兰政府前途光明的公务员，但放弃了，嫁给了当时年轻的英国外交官。随着他的晋升，她的地位也提升了。在后来的几年里，她应该承担起作为英国大使妻子的更多的外交责任。贝丽尔·史沫特莱将外交官妻子视为一种职业。⁹当她和丈夫退休后，她决定研究英国外交官妻子的历史，以便向读者展示这一（未得到承认的、无报酬的）职业是如何发展的。史沫特莱发现，第一位作为大使夫人陪伴丈夫的英国妇女——不仅仅是作为殖民官员的妻子——是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夫人（Lady Mary Wortley Montagu），她于1716年和丈夫一起去了君士坦丁堡。如今，蒙塔古更出名的是她生动的信件和对女性次等地位的批判，而不是她的外交影响。但是，在陪同外交官丈夫前往奥斯曼帝国首都履职时，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夫人标志着两国政府间外交方式发生了转折。¹⁰

她的这一突破性行为最初没有被注意到，因为政府中的男人们还没有意识到他们如何让大使的妻子发挥积极作用。在接下来的一个半世纪里，嫁给英国高级外交官的女性只是偶尔会与丈夫一起进驻大使馆。她们跟自己的丈夫一样，来自贵族阶层，有自己的工作人员，自己支付工资。¹¹虽然这些妇女中有许多是受过良好教育、技能娴熟的记录者，但政府对她们没有什么期望。她们仍然只是高级男性外交官的伴侣。而级别低的男人要么单身，要么把妻子留在家里。¹²

然而，到19世纪末，外交和服务已经紧密交织在一起。嫁给外交官的女性越来越难追求自己的利益。她们不在官方工资单上，但她们在政府的考虑之内。对她们中许多人来说，服务是她们从小被培养的职责。1900年后，英国外交部开始向贵族以外的人开放，但是在国外工作仍然要求一个人有独立的收入。这鼓励了那些儿子在外交部工作的企业家期望与贵族的女儿结婚。

在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夫人之后，并非所有继任者都渴望为政府服务。“虽然我喜欢波斯，但我不喜欢外交。”1926年维塔·萨克维尔·维斯特（Vita Sackville-West）不满地写道。她去德黑兰陪伴外交官丈夫哈罗德·尼克森（Harold Nicolson）。尽管她强烈反对在私下或公开场合扮演尽职的妻子，到了20世纪20年代，维塔不得不满足人们对她的期待：“她去参访，参加也举办午宴和晚宴……甚至去颁发曲棍球奖。”¹³然而她却心不在焉。她在波斯给新朋友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写了很多信，说她几个月内就要回英国了，留下哈罗德独自应付外交仪式。

任何考虑嫁给一个即将在外交使团工作男人的女性都应该认真考虑“变动不居的生活和可怜巴拉的收入”。这是英国最有经验的一位外交官妻子贝丽尔·史沫特莱的建议。她和丈夫一起服役长达三十年——像军嫂一样，外交官妻子称自己在国外“服役”——她在斯里兰卡、老挝和罗得西亚担任过不同的职位，她不后悔，但她也意识到自己属于特殊历史的一代：“我们大多数在四五十年代结婚的人都觉得自己在外交上是陪同人员，我们有些人有事业，但毫不犹豫地放弃了事业，与丈夫一起工作。”¹⁴史沫特莱学会了在为丈夫的外交使命作贡献的同时获得满足感，不管他们被派驻到哪里，都做志愿服务，通过在国外来代表母国，并在公共场合充当丈夫的“耳目”。人们会试探性地询问一些外交官妻子的意见，因为这样做比较安全，并且她们是为数不多的能让其外交官丈夫尝试那些有争议观点的人。即使他们国家的婚姻政治发生了变化，这些仍然是当今外交官妻子的主要作用。

当政府之间的利益发生冲突，但不同政府的官员相互信任之时，外交工作就会顺利进行。这种信任和信心是在和谐的环境中建立起来的，它不会自然产生。大多数男人在办公室外找到了那种适宜的环境。家——大使的官邸，或者低等级外交官的家——被认为是最能培养人与人之间信任的地方。家是妻子的领地。外交官妻子的家务职责包括营造一种氛围，让来自不同国家的男人可以“坦率地”了解彼此。

男性外交官越是依赖非正式关系来完成他们的政治任务，他们就越认真对待妻子在帮助本国政府中的工作。一名男性外交官解释道：“坦白地说，只有通过与人交往，你才能获得你所寻求的那种关系。仅仅去办公室拜访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有许多令人厌烦的外交生活……我确实觉得这种事在社交方面很乏味，我妻子也这样觉得：但我不得不说，娱乐本身并不是一个很有价值——实际上是必不可少的——的概念……其实，私下交谈也是一种外交手段。”¹⁵

这种想法对那些追求自己外交影响的女性产生了一定作用：国家间政治越来越依赖于男性的信任建设，而这种信任建设又反过来依赖于女性的家庭环境，女性作为外交官就越难培养同样的国家间信任。大多数女性外交官都没有能充当“妻子”角色的配偶。即使现在有少数人有女性伴侣，这些伴侣也可能拒绝成为传统的“妻子”。

为了被认为是“大使馆团队”中有价值的成员，男性外交官依赖他们的妻子；因为没有妻子的积极合作，男性外交官就无法很好地完成重要的社交任务。男性外交官员的职位越高，他就越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履行这些社交责任，因此他就越依赖妻子的参与。在20世纪80年代的撒切尔夫人时代，英国驻印度大使的妻子描述了她普通的一天生活：

周一早上，我们已经让谭百德夫妇（Mr. and Mrs.Norman Tebbit）和我们在一起了，当时（谭百德是保守党政府的一名高级内阁部长），所以这一天从部长与高级委员会成员在这里的一次简报会开始。当举行简报会时，我们经常会邀请我们自己职员的妻子来见来访者的妻子。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对女孩们（也就是妻子们）来说，也是非常有趣的。晚上，华盛顿国家美术馆馆长和他的妻子来了……他是来看要借的东西的，是朋友的好朋友。然后我们出去参加了为特比特先生举行的正式晚宴……所以那天有早会，人们去吃午饭、喝酒，出去吃饭。周二早上11点，我去拜访一位同僚的妻子，谈论德里花卉展，该展览由基督教女青年会主办，目的是为他们的乡村建设筹钱。德里花卉展由来已久，传统上外交官，尤其是英国外交官，都会参与展览的举办。¹⁶

尽管这些活动都充满了女性化特征，不同部门的外交官妻子必须满足政府对她们的不同期待。在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中，驻殖民地首都的大使妻子可能与驻印度尼西亚的柬埔寨大使妻子需要履行的职责大相径庭。一些妇女说，她们更喜欢去那些其母国不是领导者的国家或者对其政府利益来说无关紧要的地方。因为大使夫人在这些地方更自由，她们不那么重要，其他人对她们的要求也不那么严格。然而，这样的职位可能并不适合她们的丈夫。这些男性——以及他们的女性同事——进入了国家外交部门追求事业，因此当他们进入外交部门时，他们需要越来越有声望的职位。一些嫁给职业外交官的女性与丈夫有着同样的抱负，并为自己能掌管美国驻东京大使之家或巴西驻华盛顿大使之家而自豪。

英国大使的妻子形容她在华盛顿的房子是“我的交易工具”。它不仅仅用于娱乐。20世纪80年代，拥有300名工作人员的驻英华盛顿大使馆是（现在仍然是）最大的大使馆之一，这表明英国高级政治家自1945年以来一直想与美国保持密切关系。20世纪80年代是冷战竞争、英国福克兰战争、美国在英国部署核弹头导弹，以及格林汉妇女和平活动家在美国军事基地外扎营抗议的时代。但相对于国际危机而言，更不引人注意的是贸易外交政策。促进商业贸易是任何大使的职责之一，也是他妻子的一种职责。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首要任务之一是向美国买家出售英国商品，尤其是英国军事装备。所以管理着20个家庭工作人员的大使的妻子，利用她的家来促进贸易。她的丈夫，也就是大使，向英国广播公司的一名记者解释说：“我们的房子是其中的一部分，人们来这里不仅仅是为了吃喝。开展娱乐活动是因为它实际上促进了商业交易。当人们互相认识并一起吃饭时，心情会更好。”¹⁷

如果大使的妻子能够从酒水到正式晚餐再到咖啡的过程都筹划好，那么她就已经很好地了解了自己的职责了，这样就可以“最不刻意的方式”¹⁸促进最多的交易。在国际战略中，外交官的妻子已经成为减少贸易不平衡的一部分。通过扮演好这一角色，外交官的妻子也为国际武器贸易的运行添砖加瓦。

不要苦恼，联合起来！

即使是一个成功的外交官的妻子也可能感觉痛苦，觉得她的工作没有价值。政府意识到了这一点，却没有真正地重视这一点。贝丽尔·史沫特莱的小书房里堆满了外交史书籍和她在大英博物馆的研究笔记，有一个文件，她认为它概括了期待和尊重之间的差距，即她的讣告。她恼怒地打开了它。当外交官去世时，她们会收到长长的讣告，描述他们的职业生涯，他们在国外的各种职位以及他们的成就。但当外交官的妻子去世时，只能收到一份粗略的死亡通知。这还不算是外交官妻子们致力于建立的全面伙伴关系，而在20世纪，各国政府为了国际关系的顺利发展，必须依赖这种关系。¹⁹

20世纪80年代中期，几个国家的外交官妻子中出现了政治骚动。她们意识到，她们自己国家中越来越多的女性——她们理应在国外代表国家——坚持要求得到合理的报酬，不要把她们仅仅当作丈夫的家属或附属品对待，她们能够从事自己的事业，不要仅仅根据家务技能来评判她们。外交官的妻子们开始意识到，作为外交官的妻子，惯常认为的依附者，她们的生活越来越不像她们国家的大多数女性。她们正在被社会遗忘。

另外，她们知道，她们的政府仍然要她们扮演传统妻子的角色，任何破坏这种角色的行为都会遭到男性的警告，甚至蔑视。这些女性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也知道自己政府的外交政策机制是如何运作的。她们经历过。因此，她们的举动都体现外交色彩。

英国外交服务妻子协会坐落在伦敦外交部的一个大房间里，离威斯敏斯特只有一步之遥。两名由外交部支付工资的秘书在办公桌前工作，墙上装饰着艺术海报，茶壶冒着热气，桌子上堆满了正在进行的工作文件。这是1987年，盖伊·墨菲（Gay Murphy）是一位即将离任国防特种武器局（DSWA）主席职位的外交官妻子，她在办公室义务工作，一周两天，这只是她的一项工作。由于国防特种武器局的作用更为重要，主席的工作要求也越来越高。²⁰

“我们大约落后十五年。”墨菲说道。她在解释为什么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嫁给英国外交官的女性才开始公开谈论一些话题，这些话题曾在20世纪70年代推动过英国妇女运动。她们谈论的时间之所以比较晚是因为外交官的妻子多年来一直变动不居，与英国社会隔绝。尽管许多人认为14 000名外事家庭成员来自上层阶级，但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社会结构一直在发生变化，与阶级背景相比，隔离和官僚社会化更是提高意识的障碍。此外，像军官的妻子一样，外交官的妻子一直很担心她们的行为在丈夫上司的眼里会是什么样。如果一个外交官的妻子被外交部或国务院视为“没有团队意识”，是“不忠诚的”，她的丈夫会错过升职的机会吗？如果丈夫升职的话，不仅会让他的生活更安全，也可能让妻子更受尊重。²¹

20世纪70年代初，一名英国外交官员的妻子自杀了。她的朋友认为她太孤独了。在和丈夫一起执行海外任务多年后，当她“回国”时，她对孤独和缺乏支持措手不及。她的自杀震惊了财政部的一名医疗官员，即那些负责为公务员和外交人员提供医疗服务的官员。他是政府中第一个认真对待外交官妻子面临问题的人。他的解决方案是在全国各地建立女性志愿者网络，帮助回国的外交人员妻子重新适应英国的生活。但是一位曾受训作为心理学家的外交官的妻子认为这只是隔靴搔痒，政府必须解决更深层次的问题。外交部同意雇用一名文职心理学家进行更彻底的研究。尽管他的报告揭露了深刻的问题和挫折，但并没有采取行动重新思考外交官妻子的角色，以及外交部开展海外业务的方式。在这十年的时间里，国防特种武器局仍然主要关注女性成员的社会活动，其成员还不认为自己是政治游说者。

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更多外交人员妻子吸取了更广泛的妇女运动的教训。她们不太愿意仅仅依靠私人来解决政府的国际关系方式所带来的问题。她们不太愿意为了丈夫的事业牺牲自己的职业抱负。盖伊·墨菲在20世纪80年代初与丈夫一起被派驻华盛顿的经历使其相信，外交人员妻子协会不能仅仅通过编写自助手册来改变她和她的同事所面临的问题。在那里，她亲眼目睹了美国外交人员的妻子们在促使国务院正式承认她们对国家事业所作的贡献。她们要求发给她们工资，或者，不发的话，那就增强家政服务。在内部倡导者的压力下，国务院在自己的部门医疗服务中设立了家庭联络处和精神健康方案。

国务院设立家庭联络处——并为其提供资金——是默认，在全球范围内，通常是在困难甚至危险的环境中，处理家庭事务，与在马里兰州经营中产阶级在郊区的家不同。然而，在该办公室成立的时候，国务院的一些男性官员嘲笑设立一个办公室来满足外交人员妻子们的需求：“为什么我们要关注发牢骚的妻子？”²²

今天，美国国务院雇用了22名精神病医生，为部署在全球的37 000名美国外交人员及其家属提供咨询和治疗。每个主要的美国大使馆派驻一名精神科医生——例如，莫斯科、罗马、利马、北京、墨西哥城——然后前往该地区所有的美国领事馆和较小的大使馆，为正在遭受外交生活压力和束缚的外交人员及其家属提供服务。然而，这37 000名美国人并不能均等地享受这些心理健康服务。²³毕竟，外交使团和军队中的野心家只想公开表明，自己完全有能力独自应对哪怕那些极端的压力，他们表明不需要心理健康援助。这种援助大概是为更脆弱的女性配偶及其子女提供的。如果精神科医生认为他们已经无法再应对大使馆生活的巨大压力，配偶或子女可以被遣送回美国。

当她们想改变政府对其看法时，那些积极的外交人员妻子们不得不打破她们自己的一些习惯，或者说，她们多年来在扮演这一性别外交政策角色中所学到的一些做法。例如，她们开始有意识地努力不按照丈夫的级别相互交往，按照级别交往是驻外外交人员妻子的常见做法。当一名协会志愿者说“一位级别高的妇女”打来电话时，她很快制止了自己：“我真的在努力打破这个习惯。我必须这么想，只是一个女人嫁给了一个级别高的男性。”²⁴

在20世纪80年代，活跃的英国外交人员妻子开始认真游说。她们向财政部、外交部和下议院各委员会施压，要求上司们停止以往的评价标准，包括在定期评估丈夫表现时还要看其妻子的表现。她们认为，在决定是否提升丈夫时，不应该评估妻子的招待和志愿工作。《年度机密报告》（The Annual Confidential Report）可能会提到妻子的健康状况和她拥有的任何特殊语言技能，但多亏了国防特种武器局成功举办的政治活动，今天的报告可能不再包括对妻子休闲或慈善工作的评价。当然，这一政治胜利意味着在丈夫的职业表现方面，不能获得报酬的妇女所作的贡献被远远抛在脑后。²⁵但是，如果外交人员的配偶愿意的话，她们可以在国内外从事自己的工作。此外，想在海外找一份有薪工作的外交人员妻子需要征得主管的许可，而许可“绝不是一定会给的”。²⁶由于国防特种武器局妇女的游说，这种许可也不存在了。

如果今天越来越多的女性继续坚持自己有报酬的工作，那么谁来招待呢？谁来营造一个外交人员可以建立男性间信任的环境呢？在这里，英国的武器和其他商品可以卖给其他国际客户，从更深的层面看，承认外交人员妻子不只是附属品，而是拥有自己技能、经济抱负和个人身份的独立人，就更难维持大使馆是“家庭”或“团队”的形象，在这种形象中，所有成员（有偿和无偿）都为实现政府的全球目标而投入。

女性活动家发现，为了改变外交人员妻子的角色、观念和权利，她们不得不从改变自己的婚姻着手。正如一位外交人员妻子所说的那样：“你是官僚机构的一部分。”²⁷在女性主义者眼中，重新调整婚姻关系是一项政治工作。有些婚姻无法承受外交生活的矛盾压力。离婚在外交部门很常见，就像今天在平民生活中一样。但是，对于与从事外交职业的丈夫离婚（或丧偶）的妻子来说，其遭受的经济风险更为严重，因为作为一个外交人员的妻子，通常需要放弃自己有薪水的工作，虽然妻子工作挣钱能减轻家庭生活压力，但是外交人员的妻子则做不到这一点。

1986年，当时欧洲经济共同体中12个国家的外交人员妻子协会首次举行了会议。她们发起了一场国际政治运动来改变外交决策中的性别政治。这一想法是由当时担任欧洲经济共同体（现欧盟）主席国的英国政府提出，这场国际政治运动的男性召集人打算将它作为一个无恶意的公共活动，对英国政府产生良好的影响。这是政府官员召开会议解决妇女问题的一个共同动机和期望。但是一旦欧洲外交人员妻子们聚在一起，她们就“不按常理出牌”，而是展开了严肃的讨论；她们通过比较不同的策略，最终制定了期望能带来变化的策略。英国和瑞典等存在时间较长的外交人员妻子协会的代表坚定而自信，她们获得的权利使其感到自己是自主的人。新成立的外交人员妻子协会需要获得合法性，因此由“级别高的女性”代表出席会议；那些女性在政治上更加谨慎。

在1986年的国际外交人员配偶会议上，有三个热门话题：外事服务中的养老金缺乏、不公平的离婚规则以及不良的公众形象。瑞典外交人员妻子协会成功为瑞典外交人员妻子赢得了获得自己养老金的权利，这给与会妇女代表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离婚引发了许多问题，因为关于赡养费的法律明明白白地反映了政府对外交人员妻子多年来的无偿服务的重视程度。妻子们牺牲了自己赚钱的机会，多年来为了扶持丈夫的事业而从事无偿服务，如果她们与丈夫离婚了，晚年只能是穷困潦倒。她们不是生“另一个女人”的气，而是生父权制政府的气。当来自12个国家的女性代表比较她们各自的条件时，她们发现瑞典和丹麦妻子协会在游说政府确保赡养费公平方面最为成功。在瑞典和丹麦，与妻子离婚的外交官男子必须根据每位妇女陪伴其外交职务的年限，给前任和现任妻子分配一定比例的养老金。²⁸

为了获得平凡的服务、金融安全和尊重，她们认为自己每天都在与政府的官僚机构作斗争，所以来自欧洲国家的外交人员妻子们认为，公众似乎对她们的外事服务缺乏尊重，以此表示担忧甚至不满。一方面，积极的外交人员妻子们重新了解了外交部门对妇女实际需求的回应有多么不足。虽然她们说话很谨慎，但她们也是批评家，是精明的批评家。然而，另一方面，她们丈夫的职业仍然取决于妻子的能力和婚姻关系。这种认识反过来又使她们与政府的外事服务建立了一种类似家族制的关系。因此，当外交部门受到批评时——或者当外交官的影响力被军队的影响力所掩盖时——当嫁给外交官员的欧洲妇女受到批评时，或外交官的势力被军队的势力盖过时，即使这些外交官的妻子受到了剥削，但她们仍会捍卫外交制度。

二十年后，欧盟外交人员的妻子们认为那些历史时期是“动荡的”。她们夸大了取得的进步。特别是，她们指出，如今的政府官员至少会在公共场合犹豫不决，然后误认为：嫁给外交官员的女人会跟随丈夫，毫无怨言地把自己的时间和能力贡献给大使馆的事务。如今，人们发现许多妇女想要有一份自己的有偿职业；因此，配偶所做的任何无偿服务（并且配偶仍然被认为是女性）都被公开称为是“自愿的”。但研究欧盟的人士指出，在官方接受的社会性别变化中伪女性主义公开表象之下，如果一名女性与一名欧洲外交官结婚，而这名外交官必须在国外工作多年，在过去的20多年里，双方的婚姻在现实中其实并没有什么变化。一位外交人员妻子说，女性“志愿”工作的虚言仍然存在：“这种认识有一定的虚伪性——只要说这是配偶自愿的选择，不管贡献有多大，这种无偿服务都可以被当成是正当的，也可以不用付薪水。”²⁹

外交人员妻子们的报酬

三十年来，活跃在美国外事服务协会的妇女已经游说了国务院和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以改善美国外交官员的妻子、丈夫和子女在华盛顿和国外的生活条件。虽然其成员已经认识到了外交中不可或缺的政治自由裁量权，但美国女律师协会（AAFSW）的女性积极分子拥有有益的资源来推动她们的案件。其中不少是她们自己的社交技能。许多美国外交人员的妻子在华盛顿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华盛顿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庞大的非裔美国人社区的城市，但权力精英绝大多数仍然是白人。随着在白宫和国会中，一个政党取代另一个政党，她们在掌握首都的政治命脉方面变得经验丰富。许多美国外交人员的妻子都有阶级背景，类似于她们游说的大多数仍是男性（83%）的国会议员。“她们在家里招待这些人。”一名女性主义者在描述她们的政治优势时说道。她将外交人员妻子的资源与美国军官妻子的资源进行了比较，后者也更加直接地要求政府不要将女性的无偿服务视为理所当然，但她们却不具备这种社会优势。这位作为倡议人的军官妻子解释说，虽然军官妻子团体的领导人通常是高级军官的妻子，但与大多数外交人员的妻子相比，她们更不熟悉华盛顿的上层白人背景。³⁰

外交人员的妻子们说，她们通过观察中情局人员妻子们的行动，学到了很多游说知识。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情局一直禁止其官员的妻子举行三人以上的小组聚会。尽管有禁令，中情局的妻子们还是开始分享她们的担忧，并谈论那些嫁给在海外服役的秘密情报官员的女性所面临的特殊困难。她们和孩子都会遇到困难，“谁是间谍”是外交人员的孩子最喜欢的游戏。中情局的妻子们召开会议，创建了一份正式的（小心谨慎的）邮件列表，并推动成立了一个办事处，专门处理中情局家庭遇到的问题。由于女性不再愿意忠实地缄默，中情局男性行政人员决定通融而不是冒险吸引公众的注意力。

中情局的妻子们私下里向国会情报委员会施压，在“情报界”内提出诉求——要求采纳满足她们需求的福利方案。像外交人员的妻子一样，这些女性一般都接受过大学教育，在华盛顿的决策圈子中游刃有余。在国外时，她们往往和国务院的同事住在同一个社区，这为她们提供了分享信息和策略的机会。除此之外，中情局的妻子们还可以去参加国会情报委员会会议，抵制威胁，哪怕只是含蓄地说：“考虑一下我们的情况。”亲密、紧密联系的“情报社区”概念可能会让嫁给中情局特工的女性觉得令人窒息。然而，它也为她们提供了撬开政府金库的杠杆。³¹

在性别化的美国外交政策体系中引发涟漪的首次重大变化发生在1971年。在国务院工作的女性从更广泛的美国妇女运动中得到了启示，呼吁政府停止强迫外交部门的女性结婚后辞职的政策。通过新成立的妇女行动组织，这些女性外交官可以向国务院施压，要求结束英国外交部门也采纳了的这种外交婚姻规则。这一规则和集体要求撤回这一规则使外交对某些婚姻的依赖变得十分明显。

权力之外的许多美国女性提出的问题最终对政府机构中的女性产生了重要影响：为什么婚姻应该提高男性获得金钱、技能和影响力的能力，却阻碍女性获得这些东西的机会？20世纪70年代，越来越多的女性嫁给了男性职业外交官，她们有大学学位和职业抱负。然而，政府——以及这些女性的丈夫中的大多数——希望她们把这些搁置一边，或者仅仅利用它们来推进丈夫的事业和美国政府的国际政治利益。越来越多的外交人员妻子拒绝接受这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妇女的这种“牺牲”是成为忠诚妻子和爱国公民的关键，与此同时，越来越多在外交部门工作的单身女性要求，如果她们成为妻子，也可以继续从事这些职业。

1972年，国务院被迫终止了对女性外交人员的婚姻禁令，不得不放弃约束工作人员的配偶。它宣布从今以后，外交人员的配偶是“一般人”。在任何宗法组织或社会中，这都是一种激进的主张。根据该指令，配偶——大多数是妻子——不再被政府视为无薪雇员。具体来说，美国外交人员妻子将不再被绩效评估，而这种绩效报告对于外交人员而言至关重要。据称，此后美国国务院双管齐下的体制消亡了：原则上，美国政府不得以一人的薪水获得两人的服务来推行其外交政策。国务院被迫承认女性有自己的生活。³²

20世纪70年代国务院的两项声明——宣布外交人员的妻子是自主的和宣布已婚妇女有资格从事外交职业——本身并没有改变政治现实。这种正式声明可能只是揭示了官方政策和日常政治宗法现实之间存在差距。如果想维持婚姻，嫁给外交人员的美国女性仍然必须去丈夫工作的国家。她们仍然觉得她们必须帮助丈夫满足东道国、来访的美国政要和商人对她们的期望。尽管经常搬家，也不熟悉环境，但仍然依靠她们来让孩子们快乐和健康。国务院的第二份声明本身就是外交官妻子的胜利，但并没有改变这一切。

因此，在1984年，一些外交人员的妻子游说国会，要求其对即将颁布的《外事服务法》进行修正。该修正案提议给外交人员的妻子支付她们为大使馆服务的费用。如果她不再是外交的无偿女仆，而是外交政策机器中的一个齿轮，那么她就应该在自己的工作中得到报酬。这些女性要求国会通过一项修正案，确保同意外事人员的配偶获得相当于外交人员——通常是丈夫——工资的40%。国会议员否决了这项修正案。³³

如今，美国外交人员配偶协会（更名为美国全球外事服务协会）的活动家继续向外交官的配偶提供公正的财务建议：例如，你永远不知道离婚或死亡何时会终结你的婚姻；财务自主。盖伊·墨菲是英国外交官的妻子和活动家，她从美国外交官妻子那里得到启发。三十年后，英国和美国外交官的妻子仍然在努力寻找应对外交婚姻中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方法。一名美国全球外事服务协会（AAFSW）的活动家在博客文章《网络欺骗》中写道，她知道2012年在她的协会成员中有一些人的丈夫是外交官（同性恋和异性恋——2009年第一次为美国外交官员的同性伴侣签发外交签证），但她向妻子们提出了自己的财务建议；她解释说，事实是大多数美国外交人员的配偶仍然只是扮演妻子的角色。实际上，美国全球外事服务协会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是女性。《网络欺骗》这篇文章接着解释说，外交官的妻子有与丈夫不同的财务问题：“许多外交人员的配偶对她们的职业前景感到迷茫。我们中很少有人在成长过程中受过举办晚宴的教育……（大多数配偶都有）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对完全经济依赖的恐惧。”³⁴

《网络欺骗》这篇文章还认为，她们会因为被丈夫的雇主控制而感到焦虑：“作为一名合格的家庭成员，为了外交生涯而远离他乡，会有一点类似于从悬崖上跳下来的感觉。突然间，你完全受制于国务院的安排，大家都认为你依附于自己的配偶。当你习惯于被当作一个独立的成年人来对待时，这种突然的变化接受起来可能会很困难！”

基于长久以来存在的性别化现实，《网络欺骗》这篇文章向外交人员妻子提供了务实的建议：

●确保你在离职前签署并公证了《共同财产声明》——你就获得了让政府出资准备所有物品的权利。

● 阅读小册子《可能发生的意料之外：外事离婚》。

● 作为外事人员的配偶只是你生活的一小部分。而不是全部……你可以通过互联网和你自己的方式与外事之外的真实世界直接联系。用它让自己获得财务独立！

● 在没有确保能够直接获得所有主要的储蓄和支票账户信息的情况下，任何外事人员的配偶都不应该去履职……员工工资的账户应该是联名的，因为坦率地说，员工和配偶都将在海外赚钱——只是一个在办公室，另一个在其他地方。

● “网络欺骗”这篇文章的建议可以当家庭理财的指南，每月月底通过电子邮件向丈夫发送一份由微软财务管理软件自动生成的财务报告……如果云端配偶英年早逝（或与她的私人教练私奔），他将能够获得所有的家庭账户、投资和保险。(https://www.daowen.com)

● ……每一位配偶也应该在自己名下开一个简易账户，存点钱……万一你丈夫和另一个女人好了，你也可以迅速地拿到钱。有些东西是永远不会离开你的……

● 很少有本身不是官员的外事人员配偶，（即在国务院双职工婚姻中）跟配偶一样都要工作。但是，你应该最大限度地利用你的贡献，记下来你的花费和志愿服务，以及从这些活动中获得的认可。建个档！³⁵

《网络欺骗》这一实用指南讲的是，尽管外交人员的妻子们使政府认识到21世纪的妇女与20世纪60年代妇女相比，身份和抱负都不同，但政府的外交政策机制仍然期望与男性外交官结婚的女性把自己的需求置于政府需求之下，并采取一切策略，私下为自己提供一些经济保障。也就是说，管理外交事务的人仍然认为他们需要某种宗法婚姻来维持外事服务系统的运转。

雾谷的性别革命

婚姻的外交政策政治引导女性成为职业外交官和外交官的妻子。人们谈论这两类女性时，常常把她们当成生活在不同的世界的人——比如女兵、军嫂以及军事基地周围的普通女性，就好像这三类妇女都没有受到相同的性别化制度文化的操纵一样。

美国对外服务部门解除已婚妇女禁令的故事仍然鲜为人知。这场革命发端于一次午餐。1970年夏天，美国国务院（被亲切地称为“雾谷”，以前是华盛顿的一个沼泽区）的一小群高级女性，与国务院“姊妹”机构——美国新闻署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同级别女性一起吃非正式午餐。她们的议程是：在政府的三个外事部门讨论影响她们职业生活的女性问题。据称旨在重新评估国务院运作的报告竟然全然无视女性，她们对此感到愤怒。其中一名女性吉恩·乔伊斯（Jean Joyce）回忆自己参加过的一个由男大使主持的特别工作组会议。在那之前不久，乔伊斯听了格洛丽亚·斯泰纳姆（Gloria Steinem）的演讲后备受鼓舞。因此，她准备在会上讲一下“妇女晋升有多难”。她坐在前排。

我站起来说：“大使先生，您的委员会调查过外交部男女晋升比例不平等的问题吗？”他匆忙回应道：“当然，委员会中有女性成员。今天她凑巧不在，可能是来不了了……”然后他用我在外交聚会上经常听到的那种虚情假意的语气跟我说了点什么，当一位大使的妻子按照级别坐在另一位大使旁边时，他开了几个玩笑，然后转向另一边，正对着他的那个男人，开始“真正的”对话……“我相信男人和女人会一如既往地和谐相处”。他带着灿烂的笑容，虚情假意的奉承……仿佛在说：“大家都知道嘛，女人只要哄哄就行了。”

我一直站着……就站在他面前，说：“大使先生，您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把名单读给他们听，当然平等就业办公室的所有官员和其他官员都在那里，他们都很震惊。³⁶

此后，参加非正式午餐的女性人数增加了。“我们的午餐开始是25人，后来增加到了35人。饭桌上充斥着悲愤、委屈、痛苦和愤怒。主要有一个导火索，事情就这样发生了。”³⁷她们各自讲述了一些妇女50岁才结婚以追求自己事业并获得退休福利的故事。她们认为秘书们是“懒汉”。她们讨论那些用于分派海外任务的部门“适宜性”评级表，该表认为已婚男士“最可靠”，未婚女性“最不可靠”。她们决定成立妇女行动组织（Women's Action Organization），以便系统地抨击外交政策机构中边缘化和剥削妇女的政策。基于个案单打独斗，既不能产生预期效果，又不高效。³⁸

妇女行动组织的活动家知道华盛顿的行为方式。她们选择了合适的时间。1970年，肯尼迪和约翰逊时代导致国务院影响力下降，此后，国务院官员士气低落。外交决策更有可能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内部作出，而不是在国务院。总统们越来越怀疑外交部门在提建议和提供信息方面的能力。委托特别工作组重新评估国务院业务的所有方面。妇女行动组织的妇女认为，这一审查可能为她们向国务院最高级别发问提供了机会。她们尖锐地将影响外交人员妻子和国务院文书工作人员与那些被边缘化的女外交人员的态度和做法联系起来。

妇女行动组织的活动人士坚持与国务院高级管理官员会面，敦促在四个领域进行改革：

● 国务院迫使外交部门的妇女和秘书结婚后辞职的政策。

● 禁止有子女的职业妇女从事海外工作的政策。

● 禁止未婚的职业妇女被派往任何穆斯林国家或苏联控制的东欧国家，但是从事秘书工作的妇女可以被派往这些国家。

● 将外交人员的妻子视为丈夫的附属品的政策。³⁹

妇女行动组织的女性活动家在以上四个方面都赢得了让步。美国国务院于1972年解除了对已婚妇女的禁令。

菲利斯·奥克利（Phyllis Oakley）回忆道，1987年，禁令解除的16年后，她被任命为副助理国务卿（国务院与华盛顿记者团的联络人），记者们反复在问两个问题：“你多大了？”“你结婚了吗？”她认为高级外交政策职位上的男人永远不会被问到这些问题。⁴⁰但是婚姻比大多数记者想象得更重要。奥克利于1957年进入外交部门，与另一名外交官员结婚后被迫辞职。她突然成了外交官的妻子。奥克利随后陪同丈夫去了苏丹，然后在世界各地奔波，更换不同的岗位。她称此为“蛮荒岁月”。⁴¹但是在国务院被迫解除对女性外交人员的婚姻禁令后，菲利斯·奥克利很快又进入了外交部门。现在她既是外交官又是外交官的妻子。她和丈夫成了家庭联络处所说的“组合情侣”。1975年，她的丈夫被任命为驻扎伊尔（现刚果民主共和国）大使，扎伊尔是对美国具有战略意义的非洲国家，奥克利成为了第一位在丈夫担任大使的大使馆中担任有偿外交官员的美国大使夫人。⁴²

尽管如此，雾谷革命仍未完成。男性化的做法和态度很难根除。在20世纪80年代末，只有21.2%的美国外交官员是女性；该部门的高级官员中只有5%是女性。⁴³此外，种族也发挥了作用：冷战结束时，白人男女人数合计占美国外交部所有雇员的89%。⁴⁴

1989年4月，乔治·布什总统的新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宣布，他将遵守联邦法院裁定国务院犯有性别歧视罪的裁决。在贝克诉帕尔默一案的裁决中，法院命令外交部修改招聘考试，不要偏向男性申请人，并且如果女外交人员认为她们目前的岗位不能完全展示其能力的话，她们还可以申请晋升。这项法庭裁决是外交官员艾莉森·帕尔默长达13年的斗争结果。她提起集体诉讼是因为尽管她拥有非洲研究的高级学位，但是三名美国驻三个不同非洲国家的大使拒绝让她进入他们的大使馆，因为他们不想要女职员。帕尔默最终被任命为美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夫人的社会秘书，这个大使是拒绝帕尔默加入他的团队的人之一。直到2010年，国务院才遵守了法院20多年前的命令。今天，该诉讼仍然被称为“帕尔默案”。⁴⁵

结论

到2004年，在参议院批准下总统任命的所有美国大使中，有18%是女性，即20个女性和137个男性。这一比例略高于美国国会中的女性比例。许多女大使都是单身——离婚、丧偶或从未结过婚。但是有些人已经结婚了。在已婚者中，有些人的丈夫同时也是外交官。⁴⁶

婚姻——关于它的想法、实践和管理它的规则——是建立在男女的假设之上的，这些假设可能是不稳定的，有时也可能受到挑战。这就是为什么做丈夫和做妻子对被视为独立的人有明显不同的意义和影响。丈夫的政治活动与妻子的不同。许多外交人员妻子协会已经改变了他们的名字，去掉妻子的称谓。配偶和随行伴侣已成为外交界首选的官方语言。这些语言上的调整是本着平等和承认当代婚姻世界中更容易被接受的精神进行的。但是，让婚姻的性别色彩在语言上不那么明显会带来这样的风险，即更难追踪正在进行的婚姻性别政治，也更难质疑它们。

不断变化的继承法、儿童监护法、旅行法、离婚法、移民法、性行为法、破产法、财产法、银行信贷法、税法、犯罪法和就业法要求重新思考社会及国家需要什么样的女性和男性品质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真正的安全。在卢旺达、美国、冰岛、韩国、意大利、智利、日本、埃及、突尼斯、伊拉克和南非，婚姻改革运动最为有效，因为这些运动深刻了解女性主义是怎么看待宗法制度的运作方式和原因的。缺少（或抵制）女性主义分析视角的婚姻改革可能会保留父权制，让女性的地位岌岌可危。

今天，有许多国际机构依赖于——并试图实施——有偏好的性别婚姻的特定理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等国际人道主义组织，以及全球化公司。如果我们对这些机构的婚姻政策和做法进行女性主义分析，就会更容易理解这些机构的政治。⁴⁷这些机构的高级官员认为有些婚姻的观念、做法和规则符合机构目标，也有利于加强机构文化，因此这些机构就采纳了他们的观点。这些观念、做法和规则在官员中代代往下传。它们变成了“这里的固有工作方式”。女人被安排在一些地方，男人被安排在另一些地方。但这不仅是基于分工的设计。它们的目的是确保特殊的不平等权力关系得以延续。

仅仅把妇女看作外交人员的妻子，会严重损害一个人对当代外交事务的现实理解能力。密切关注那些已经或曾经与政府男性外交官结婚的女性，人们会发现，政府不仅依赖某种婚姻关系，而且依赖那些愿意扮演某种妻子角色的女性。

应该同时考察从事外交服务的妇女和作为男性外交服务人员之妻的妇女。这两类妇女不会轻易与别人结盟。当认真对待婚姻制度文化对她们的挑战时，安全地隐藏在阴影中的整个国际政治舞台就突然清晰可见。

注释

1. 引自Mary Jordan, “‘Hillary Effect’ Cited for Increase in Female Ambassadors to U.S.,”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2010, http://articles.washingtonpost.com/2010-01-11/news/36825656_1_ambassador-meera-shankar-hillary-clinton。

2. Ibid.

3. “MFA Press Statement,”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Singapore, June 14, 2013, www.mfa.gov.sg.

4. 乔治·辛普森长官（George Simpson），引自Sylvia Van Kirk, Many Tender Ties: Women in Fur-Trade Society, 1670—1870（Winnipeg: Watson and Dwyer, 1980; reprint,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83), 93。

5. Ibid., 75—84.

6. Julie Wheelwright, Amazons and Military Maids: Women Who Dressed as Men in Pursuit of Life, Liberty and Happiness（London: Pandora Press, 1989).

7. Van Kirk, Many Tender Ties, 192—194,亦可参见Clio Collective, Quebec Women: A History（Toronto: Women's Press, 1987), 40—46。

8. Cynthia Enloe, Does Khaki Become You? The Militarization of Women's Lives（London: Pandora Press, 1988).

9. Ann Corbett, “Beryl Smedley Obituary,” The Guardian, August 4, 2011, www.guardian.co.uk/theguardian/2011/aug/04/beryl-smedleyobituary.

10. Beryl Smedley, Partners in Diplomacy（London: Harley Press, 1990）.

11. Ibid.

12. 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阿比盖尔·亚当斯（Abigail Adams）的丈夫约翰（John）拿着微薄的工资，在巴黎和伦敦担任叛乱殖民地的特使之际，阿比盖尔是通过自己的商业智慧来维持家庭生计，对此进行精彩描述的资料可见Woody Holton, Abigail Adams（New York: Free Press, 2009)。

13. Victoria Glendinning, Vita: A Biography of Vita Sackville-West（New York: Quill, 1983), 157.

14. 贝丽尔·史沫特莱与1987年2月2日在英格兰的比弗利特访谈了作者。

15. 英国驻斯里兰卡大使约翰·尼古拉斯（John Nicholas）爵士和英国驻联合国大使戴维·戈尔-布斯（David Gore-Booth）的发言引自Simon Jenkins and Ann Sloman, With Respect, Ambassador: An Inquiry into the Foreign Office（London: BBC, 1985), 63。

16. Lady Wade-Gery, ibid., pp.64—65.

17. Sir Oliver Wright, ibid., p.79.

18. Jenkins and Sloman, With Respect.

19. 贝丽尔·史沫特莱自己的讣告刊登在2011年的伦敦日报《卫报》上。它有两段长，是她的侄女写的，Ann Corbett, “Beryl Smedley Obituary,” The Guardian, August 4, 2011。

20. 以下大部分信息来自1987年1月30日对盖伊·墨菲的采访，盖伊·墨菲当时是伦敦外交人员妻子协会的主席。附加信息来自协会的临时出版物Diplomatic Service Wives Association, 1985—1988。

21. 美国国务院人员与作者的访谈，2013年6月。

22. 1987年5月4日，美国国务院家庭联络官苏珊·帕森斯（Susan Parsons）在华盛顿州采访作者时引用了一位评论家的话。

23. Eve Bender, “Mission Goes Global for State Department Psychiatrists,” Psychiatric News, July 1, 2011, http://psychiatricnews.psychiatryonline.org/newsarticle.aspx?articleid=115820.

24. 盖伊·墨菲与作者的访谈。

25. Diplomatic Service Wives Association publication（Autumn 1986):28.

26. Ibid., p.20.

27. 盖伊·墨菲与作者的访谈。

28. Ibid.

29. Annabel Hendry, “From Parallel to Dual Careers: Diplomatic Spouses,” in Modern Diplomacy, ed. J. Kurbalija, Diplo website, 1998, www.diplomacy.edu/resources/general/parallel-dual-careers-diplomaticspouses.

30. 1987年4月3日，作者采访了一位拥护华盛顿基地的军队妇女和军嫂的人，姓名保密。

31. 1987年4月3日和1987年5月6日，作者在华盛顿基地采访了一些活跃分子，他们研究的问题是关于与政府雇员结婚的妇女的权益问题。

32. Barbara Gamarekian, “Foreign Service Wives’ Goal: Pay,” New York Times, April 10, 1984.

33. Ibid.

34. 凯利·本布里·米杜拉（Kelly Bembry Midura）以网络配偶的身份写作，写了“Financial Security and the Foreign Service Spouse,” Associates of the American Foreign Service Worldwide, 2012, www.aafsw.org/articles-advice/family-life-in-the-foreign-service/financial-security-and-the-fs-spouse. A list of the AAFSW's officers is found at www.aafsw.org。

35. Ibid.

36. 瓦莱丽·克鲁兹（Valerie Kreutzer）采访了简·乔伊斯，Women's Action Organization Oral History Project, typescript, n.d., p.10, Schlesinger Library on the History of Women in America, Radcliffe Institute, Harvard University。

37. Ibid., p.14.

38. 简·乔伊斯，接受妇女行动组织口述历史项目芭芭拉·古德（Barbara Good）和尼拉·朗（Nira Long）的采访。

39. Ibid.

40. Elizabeth Cotton, Morning Edition, National Public Radio, April 22, 1987.

41. 约翰·戈什科引用Phyllis Oakley “Tackling a White Male Bastion,” Washington Post, April 29, 1987。

42. Cotton, Morning Edition.

43. Ibid.一年后，里根总统任命菲利斯·奥克利（Phyllis Oakley）的丈夫罗伯特·奥克利（Robert Oakley）为驻巴基斯坦执行大使，条件是“奥克利夫人将在巴基斯坦找到一份工作”。David Binder, “Washington Talk: Briefing,” New York Times, August 22, 1988.

44. 1987年9月的数字来自美国国务院平等机会办公室1988年6月向作者提供的数据。另见Equal Opportunities Offic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1987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Washington, DC, September 1987)。

45. “Under Pressure, State Department Moves to End Its Sex Discrimination,” New York Times, April 21, 1989; “The ‘Palmer Effect’ on the U.S. Foreign Service,” DiploPundit, January 12, 2010, http://diplopundit.net/2010/01/12/the-palmer-effect-on-the-us-foregin-service.

46. Julia Chang Bloch, “Women and Diplomacy,” Ambassadors Review（Fall 2004): 93, http://s3.amazonaws.com/caa-production/attachments/287/93-100_Bloch.pdf?1366918904. Julia Chang Bloch was the U.S. ambassador to Nepal from 1989 to 1993.

47. 我感谢弗莱彻法律和外交学院的普里斯卡·贝内利（Prisca Benelli），感谢她对已为人妻的妇女政治的洞见，这些妇女的丈夫在国际人道主义机构工作。又见Rosalind Eyben, “Fellow Travellers in Development,” Third World 33, no.8（2012):1405—1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