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门书肆记

津门书肆记

益都李南涧，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撰《琉璃厂书肆记》。越百四十二年，江阴缪筱珊撰《琉璃厂书肆续记》。又二十年，先舅父孙耀卿先生撰《琉璃厂书肆三记》。此后又三十年，家兄梦水撰《琉璃厂书肆四记》及《隆福寺书肆记》。此外，张涵锐撰有《北京琉璃厂书肆逸乘》。所记以业旧书者为主，并详述书肆情况和变迁以及书肆中流通善本书籍之得失，并涉贸易价值情形。今日读之，可详悉书肆前辈业书对祖国文化之贡献，足资我国文化史研究者之一助耳。

天津非文化城市，昔年仅有南纸文具店兼营新旧书籍，迄至光绪二十年（1894），始有天津华世奎先生出资聘请张某某（忘其名，张薪甫之父）设宝文堂专业古旧书，并兼售华氏刻书以及其他名家刻书。光绪二十六年（1900），诸帝国主义者在天津强占租借，四海显宦学人多来隐居，市场由此逐渐繁荣，日显书店增设之必要。是时光绪末年，直隶书局在天津北马路设分号，继而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文明书局、文成堂、聚文山房、文海山房、萃文魁（整理者注：原文误为“华文魁”）以及大东书局等，前后林设。各书店多业新书，唯直隶书局承揽寄售各名家刻书及兼营旧书。笔者从事旧书业四十年过程中，凡书肆见闻，辄录一二，不能详也。今应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嘱稿，兹按笔记和追忆并加走访和考证，厘为是篇，可能还存在一些错误，仅供读者参考，并希指正。

本篇所记，以业古旧书者为主，或兼营古旧法帖者，亦记述之。关于天祥市场的旧书摊，本篇不加赘述，拟另篇介绍。所记之书店，由光绪二十年（1894）起，至1949年天津解放前止。叙述次序：先记旧城厢区内外，再记河北一带，后记旧法租界。

本篇之成，多蒙书肆前辈吕清注先生（整理者注：原文误为“吕清柱”，后同此）、王仲珊先生、苏润环先生等支持和鼓励，并蒙家兄梦水代为校核，一并在此致谢。

旧城厢区内外

宝文堂

张某某（张薪甫之父），盐山人。光绪二十年（1894）设店东城根。主营古旧书，兼营天津华氏刻书及各名家刊刻之书。该店系天津华世奎先生出资，聘请张氏设业经理。据云，张氏系北京古旧书业翰文斋学业（雷梦水按：张氏约即张福顺，字润之）。光绪二十六年（1900）华氏收资随即歇业。张氏系行内出身，六年中获利甚丰。光绪二十七年（1901），张氏独资设立宝森堂，主营古旧书。

宝森堂

张某某（张薪甫之父），光绪二十七年（1901）设店东马路袜子胡同。主营古旧书，代售天津华氏刻书及天津各名家所刻之书。其店业三世，凡十九年。其世系弟子有：

一世，张某某。弟子：张荫吾，字星甫，张氏长子；张薪甫，张氏次子。

二世，张薪甫（继其父业）。弟子：张树勋，字自元，薪甫之子；杨玉堂，字薪庵，河北省盐山县人；郭明泉，字麟甫。郭氏出师后，与张兰亭领“益德王”（天津八大家之一）东，合设求古堂。

三世，张树勋，字自元（继其父业）。弟子：吕清注，字东丰，河北省盐山县人。吕氏卒业后，应李培臣邀请赴培远书庄帮业，后与李氏之六弟子张玉琏（字光庭），合设清玉阁。

新明书局

王桂林，字茂斋，河北省盐山县人。独资设店北门里，主营古旧书。王氏受业于北京旧书店聚好斋魏云桢先生。王氏自幼精敏，颇嗜钻研，因受魏氏倾心栽培，从业六年，颇有造诣。为立志创业，始来津设立新明书局。业期不长，应“益德王”氏聘请，任求古堂经理。

求古堂

张兰亭经理，郭明泉副理。“益德王”氏出资，民国二年（1913）设店北门里大街，主营古旧书。张兰亭业一年余，因病离职，“益德王”氏特聘王桂林经理继营。张氏病愈后独设毓英书局，有弟子郭玉玺一人。民国七年（1918）“益德王”氏收资歇业。据书肆前辈云，五年中，其得之善本书及名人批校本甚夥，盈利甚富。分伙后，王桂林与李汝堃、王锡林合设文林阁；郭玉玺独资设文益书局；郭明泉继营求古堂。均主营古旧书。

文林阁

王桂林，伙其友李汝堃（字培臣，山东无棣县人）并其族弟王锡林（字鹏九）合设店于东门里。主营古旧书。王氏自称代经理，李汝堃及王锡林均尊称其为师。授徒李抱珍、杨宝庭、李金声、王振环。历年经营善本书甚夥，获利甚丰。民国十三年（1924）歇业。分伙后，王桂林自设宝林堂，李汝堃自设培远书庄（后更名宏雅堂），王锡林自设文运堂（整理者注：原文误为“文远堂”）。均主营古旧书。

宝林堂

王桂林，于民国十三年（1924）设店东门里大街。弟子五人：王振环、王荫昌、王连弟（字仲珊，王氏长子）、高树田、娄修元。时年，王氏年迈，体有欠安，王连弟继其父业。连弟是有志立业之人，为北京文禄堂王文进先生名下之门生（王文进字晋卿，任丘人，北京古旧书专家所称“二卿”，即孙耀卿、王晋卿）。历年来，凡其过目之善本书籍，均辄详其优点。王氏之父历年所收之善本甚夥，如：袁克文收藏宋本二十九种内，有其经手代购多种；王氏经手售出之宋、元、明本及名家抄校本亦甚夥。最著者如：宋版《三国志》六十五卷，晋陈寿撰，蜀眉山大字本，雅雨堂藏（雅雨堂，卢见曾之室名，卢刻有《雅雨堂十种》），善价售予北京图书馆；宋版《无为集》十五卷，宋杨杰撰，订四册，前后各钤有五玺，三册有文渊阁印。又宋版《楚辞》一部，有抄补。以上二书，《天禄琳琅书目》已著录。二书先后均以善价售予北京图书馆。据孙耀卿先生《庚午南游记》（整理者注：此文系雷梦水据孙耀卿口述整理，刊于《文物》月刊1962年7月第9期）记载：民国十九年（庚午）十一月二十二日，在其店得书四种，中有《东津馆文集》三卷，吴县潘曾沂撰，咸丰间刊。

培远书庄（后更名宏雅堂）

李汝堃，字培臣，山东无棣县人。民国十三年（1924）设店东门里大街。该店初名培远书庄，民国二十八年（1939）更名宏雅堂。授徒二人：张玉琏、张树森。帮伙一人：吕清注，字东丰。张树森对于业务精于钻研，课业四年后，业绩颇有造诣。李氏膝下只有一女，后许配张氏，继而将其业亦交张氏经理。民国二十八年（1939）店址迁泰康商场，后又迁至天祥市场二楼振古堂原址。李汝堃与张树森二氏，由于业务经验宽广，版本学精通，因之，历年所收之善本最夥。如李氏伙同北京保萃斋韩凤台（字竹亭）二人，于北京文奎堂以二千元得之宋版《礼记集说》一部，三十二册。经东莱银行少东刘子山介绍，定价四千元售予天津范某某。民国二十年（1931）前后，购得明嘉靖刊本《历代名臣奏议》一部（简称《大奏议》），明白绵纸，价四百元，售予天津刘明阳。又购得天津白老太太（据传说李大钊曾在其家避过难）元刊本《韵府群玉》一部，十六册。又元刊本《春秋左传》一部，定价四百元，售予天津广茂居东翁王一（字凤岗）。后又购得明嘉靖刊本《方氏墨谱》一部，两函，白绵纸，善价售予王一。王氏归家之后，将书逐页查点，发现书中缺八骏图墨一页，转天持书找张氏谈及缺页事，张应允抄补。后张氏由北京同业借来一页，嘱托吕东丰勾画补装。吕氏整缮后，张氏交王一看，王氏复查两次未能认出此页，后经张氏指出，王氏又细审始知其页是补。王氏盛赞吕氏神手技艺，书林传为佳话。

吕东丰先生在该店时，每日整理书架，性嗜信手翻阅，一日无意中发现一部《礼记》，内有批注，观其批语有“惠按”或高抬一字的“谨按《礼说》”等用语。吕氏素知《礼说》为惠半农撰，惠半农即惠栋之父，此书当为惠栋批。书内除惠栋批语外，尚有费仕机等人批语。吕氏阅毕后，交张树森审定，经张氏鉴定惠栋墨迹无疑后，遂将书升价数百倍，后此书售予陈洁甫。吕氏在该店帮业历年中，经其手购得之善本书，最著者有：元刊本《杨仲宏集》一部。此书为一傅姓青年持书登门求售，店以五十元购得，定价二百元售予邢詹亭。邢与傅增湘有旧交，一日傅访邢，邢持书见示，傅氏笑颜云：“此书真奇缘，我日前被盗之书，今日在此又到手，内有我双鉴楼藏书章可证。”经验证，邢氏无辞可辩，只得赔笑奉送傅氏。事后邢去宏雅堂访书时，与张谈及此事，邢云：“我二百元奉送傅二爷。”经吕氏手购得清刊罕见之本有：张汪吉辑录《芗屿裘书七种》一部，曾廷梅撰。据孙耀卿先生《庚午南游记》记载：民国十九年（庚午）十一月二十二日，在该店得书八种中，有：《微尚斋诗集初编》四卷，《续集》一卷；《适适斋文集》二卷，代州冯志沂撰，同治间刊，又名《西隃山房集》（整理者注：“隃”原误作“榆”，据《庚午南游记》原文更正）；《抑快轩文集》乙编四十八卷，丙编十三卷，丁编四卷，光泽高澍然撰，底稿本。[雷梦水按：澍然字雨农（整理者注：此句原漏“雨”字，据《庚午南游记》原文补），嗜古文，于韩昌黎、李习之为最。]

张树森与章绍亭伙购章氏其父藏书趣事一则：民国三十三年（1944），章绍亭将其父藏书全部卖与张树森，其条件书价必须公平合理，此外还得加入一个干股。张氏应允包揽。因书善价昂，张氏个人无力购买，故与北京文奎堂、文殿阁、文禄堂、松筠阁等六家商酌合伙购买。事后张树森找章绍亭说：“此事已妥，保您满意，保老太爷亦满意。”方法是以北京封货方式出售。（按：北京旧书店封货一事，系业古旧书者所创，与天津拍卖行之拍卖形式相同。封货之前，先将所封之书运往某地点，通知同业。所封之书大都三五种一号，十号二十号不等。封货时，所到之同业，人人可查阅所封之书。欲购者，索其卡片填写号数、欲购之价以及书店名称、经手人等，填好密封，交与司管封事者。至日落时，当众开封，谁价大即归谁。）六家商酌一次封货，通知北京书店来津看货，言明七天当众开封。章氏禀告其父，其父闻此亦甚悦。届期北京各大古旧书贾一一来津看货封书，开封时，其中二十六万元者为最。章氏询问张树森，书已封于外，如之何？张氏笑答：这里有文奎堂空白封包一份，填上二十六万五千元不就结了吗？章氏云：构思奇妙。章氏禀其父，书封文奎堂，其父应允，货款两清。该书两汽车运往北京，章氏从中选出：殿版开花纸《二十四史》《十三经》《全唐诗》及《通鉴辑览》各一部。皆书品宽大，初印，洁新可爱。以上四种归章氏干股之利。其余最著者有：元刊本《战国策》一部；殿版开花纸《全唐文》一部；经厂本、内钤“广运之宝”《少微通鉴》一部；原钤本《飞鸿堂印谱》一部。印工皆佳，书品完洁，传世罕见，实为珍本。事后，此批书在北京以封货方式售予同业，五股获利约千元。

张树森与李善人《二十四史》纠纷案一则：李宝诚，字颂臣，号称“李善人”，天津“八大家”之一，藏书甚富。其善本书籍多为张树森经手代购。张树森得殿版开花纸《二十四史》一部，李宝诚见书甚爱，议定书价一千元。事后，李氏久不去店交款取书，张氏亦未催促李氏，即以一千二百元将书售予他人。李氏得知后，随即立状起诉。法官审问张氏，张氏答：一无定款，二无立据，何以为凭。李败张胜结案，从此张李绝交。民国二十七年（1938），李氏藏书全部出售，本应张氏可得，但因此故，李氏将书售予北京来薰阁（整理者注：原文误为“来熏阁”）约两卡车，其中宋元版数种。张虽有构思之妙，亦有思路不广之处。

文运堂

王锡林，字鹏九，盐山县人。民国十三年（1924）设店鼓楼东大街，主营古旧书。王氏性情爽朗，为人亦善（整理者注：“亦”原作“易”，疑误）。王氏对古旧书知见广博，因之藏书家以及读书人与其来往甚密。其弟子四人：信式文、杨永维、张振铎、纪根滇；帮业一人：张亨达，字子通，冀县人。民国二十八年（1939），杨永维领王依仁东，设茹芗阁。张子通随杨永维帮业。张振铎领潘毓桂东，设振古堂。均主营古旧书。王氏历年来所收之善本，最著者有：元刻本《楚辞》一部；宋刻本《孝经》一部（后经名人审定为元本无疑）。以上二书先后售予天津周叔弢先生。据孙耀卿先生《庚午南游记》记载：民国十九年（庚午）十一月二十三日，在其店得书七种，有：《厦门志》十六卷，富阳周凯纂，道光间刊；《留素堂集》十三卷，浙西蒋薰纂（整理者注：“薰”原误作“熏”，据《庚午南游记》原文更正），康熙间刊，其中“始纪”一卷，“廓吟”一卷，“天际草”四卷，“西征”一卷，“塞翁编”五卷，“汾游”一卷，惟其第七种“西庄集”未刊。《拙存堂文初集》八卷，金坛蒋衡撰，乾隆间刊。卷一，“中庸说”、“易卦私笺”；卷二，“读诗疑”；卷三至卷六，“杂文”；卷七，“尺牍”、“说诗别裁”、“古乐府”、“古诗十九首笺”、“杜诗纪闻”；卷八，“学诗偶存”。《静崖诗稿》十二卷，《后稿》十二卷，《续稿》六卷，镇洋汪学金撰，乾隆间刊。

文益书局

郭玉玺，字符卿，盐山县人。民国八年（1919）设店东门里大街，主营古旧书，业数年歇。

清玉阁

吕清注，字东丰，河北省盐山县人。张玉琏，字光庭，河北省盐山县人。吕、张二人各出银元百元投资，合设店于东门里大街，主营古旧书。张有鸦片烟嗜好，致使资金拮据，周转不灵，一年余歇业分伙。

茹芗阁

杨永维，字富村，河北省枣强县人。民国二十八年（1939）设店荣业大街对过葫芦罐胡同（内局），后迁至天祥市场二楼。天津王依仁先生出资聘请杨氏设业经理，主营古旧书。弟子二人：范英臣（易名张彤），枣强人；雷梦辰，冀县人。1949年王依仁收资歇业。杨氏业务精练，交际甚广，性情直爽，为人忠厚，天津之藏书家知之甚稔。凡藏书家之书一有散出，必捷足先得。每遇有大批书兜售时，多与藻玉堂、宏雅堂、永和书局联合伙购。此外，天津富商巨贾与其来往甚广，托其代购书，盖多插架附庸风雅，作为客厅中之装饰品。若不高兴，即可托杨氏再卖掉，既渔利又显其藏书之富，久之，书即成其投机倒把的一种商品。杨氏经营方法做的活，不计小利，大处落墨。正因如此，北京、上海同业多与其往来。杨氏历年来多经营大部头书，如：《四部丛刊》《四库珍本》《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丛书集成》《万有文库》以及罗振玉、容庚、王国维、郭沫若、王襄等人金石书籍著作。所得之善本，如元刊本《集千家注杜诗》二十卷，元高楚芳撰，金镶玉，两函；元刊本《至正金陵新志》十五卷，元张铉撰，金镶玉，一函。均售予北京富晋书社。

杨永维受李鹤年之托，重价代购孟广慧收藏之甲骨文骨片逸事一则：孟广慧，字定生，天津著名书法家，藏书甚富，并藏有甲骨文一百三十块。杨氏深受孟氏信任，故孟氏多托其代觅图书，久之来往甚密。孟氏故后，其藏书均售予杨氏一人所得。现代书法家李鹤年，昔年孟氏之学生，多受其秘传奥诣，今谓书法之门第也。李氏酷嗜金石，因深爱孟氏之甲骨文，但恐犯师颜，终未敢开口。孟故后，李氏以重资托杨氏代购之，结果甲骨文一百三十块，终归李氏。

杨氏得方地山甲骨文四盒经过之原委一则：方地山，江都人，原名尔谦，一字无隅。凡书贾持书登门求售者，必选购一二种，价听其言，向不掬价，故人皆称其大方，后来他即以“大方”为号了。方氏善书法，性嗜古物，藏有甲骨文四盒，后由瑞宝斋（劝业场三楼古玩店）经理邢宝华购出，售予当时银钱业主席王西铭，后王氏将其存书经杨氏手售出者甚夥。其甲骨文四盒，为杨氏所得。遗憾的是，存放到1949年，其帮业张亨达为要四空盒，将甲骨文全部扔进垃圾箱，杨氏得知后，垃圾已运走。杨氏与张虽狂发雷霆，但亦无可挽回。

杨永维得章绍亭藏殿版开花纸《二十四史》逸事一则：章绍亭收藏之殿版开花纸《二十四史》一部，纸质洁白，精刻初印，书品宽大，绝罕珍本，全国企足。后经杨永维购出，售予王西铭。尔后，瑞宝斋主人邢宝华由王氏手购出，售予陈一甫（号恕斋主人）。

刘星楠寄售书逸事一则：刘星楠，自云平，山东省清平县人，清末北京法政大学毕业。第一次国内革命后，曾任南京参议院议员，民国六年间在天津安居。一世藏书，其藏书特点，皆以嘉靖初刊本纸质洁净为主。其藏书按当时购价约一万五千元上下。其晚年（解放前夕）始将藏书陆续卖出。其以持书寄售为主，多则四五种，少则二三种，按其定价八折计算，言无二价。寄售之书店有：茹芗阁、藻玉堂、宏雅堂、文运堂四家。刘氏在茹芗阁寄售之书有：《太玄经》十卷，白绵纸，明万玉堂刊，六册一部；《初学记》三十卷，唐徐坚撰，白绵纸，明锡山安氏刻，十二册一部；《方氏墨谱》六卷，附书、赋、表，明方干鲁撰，白绵纸，万历刻本，八册一部；《水经注》四十卷，汉桑钦撰，白绵纸，明嘉靖甲午吴郡黄省曾刊；《说苑》二十卷，汉刘向撰，白绵纸，明程氏刊；《韩非子》二十卷，战国韩非撰，白绵纸，明赵用贤刊。书品均完洁。

养静斋

张世顺，河北省衡水县人。民国二十九年（1940）设店荣业大街对过葫芦罐胡同（内局），后迁至天祥市场二楼设书摊，主营古旧书。张氏原为北京文鉴堂樊文佩弟子，善装订，工宋体字。业数年歇。

宝经堂

程某某，民国十年设店东门里大街。主营古旧书。弟子一人：龙柱。不数年歇业。

希古斋

粟希贤，民国十×年设店东马路，主营新书，兼营古旧书。粟希贤年迈以后，其子粟长林（字竹逸）继营。粟长林在北京会文堂学业。其店刻有《希古斋古旧书目》一册。据孙耀卿先生《庚午南游记》记载：民国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整理者注：“二十三日”原误作“二十二日”，据《庚午南游记》原文更正），在该店得书三种中有：《汉书校勘札记》《史记校勘札记》二种（整理者注：此句两个“札”字原漏，据《庚午南游记》原文补），皆光绪间陕甘味经书院刊。

荣记书局

陈大江，天津人。店设南马路，主营古旧书。业十数年歇。据孙耀卿先生《庚午南游记》记载：民国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该店得书八种，计有：《楼堂文存》四卷，《楼堂笔谈》四卷，秀水盛百二撰，乾隆间刊；《昭昧詹言》十卷，《续昭昧詹言》八卷，《续录》无卷数，原题副墨子撰，光绪辛卯刊。（雷梦水按：副墨子即桐城方东树之别号。）又二十四日，赴荣记书局，见有《史通》一部，明朝洁白绵纸，初印，大抵嘉靖间刊，惜无明人序跋，索价甚昂，未能得之。

直隶书局

原全称为直隶官书局，光绪七年（1881）天津县知县劳乃宣，申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准设立书局。当时指派孙家鼐（整理者注：原文误为“孙家鼎”）总理其事，所刻各书本打算着重各国有关法律、经济、农业、工业、测算以及武备、外交，凡属有利于国计民生与对外交涉的译文书籍，刊印出来，以广流通。初意未尝不善，而且刻书范围也相当广。可惜有一个最困难的问题是经济无着。原奏由总理事务衙门月拨千两银子，专为延聘教习翻译书籍之用，而刻书之款项仍然落空。书局为了做到名副其实，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由总理事务衙门咨行各省督抚转各书局，将所刻印之书籍解交招商局代收、代运，由直隶书局寄售，并代销名家刻书以及各书局刻书，如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编印的各种课本，李光明书庄的童蒙读本等，均以寄售方式，书卖之后再行付款。就这样，总算是把一个白手起家的书局架子搭起来了。起初设在省会所在地保定，清末年开始分设天津和北京。委由刘春霖、边怡园、宋星五分任经理。后来官家停止拨款，撤出官股，无形中官书局就成为刘春霖等三人私有了。解放前夕，直隶书局因经营不善，京、津、保三处先后相继停业。边氏之天津直隶书局除主营新书外，并承揽寄售古旧书及收购古旧书业务。天津宏雅堂主人张树森曾在其店得有：元刊《扬子法言》一部，价七百银元。见民国二十三年（1934）刊《天津直隶书局旧书目》，内载明刊善本多种。边氏之弟子：赵树山、殷树桐、郭开英、郭文年、魏广信（字克孚）、马仲孚、马泽波、沈民丰、纪庆纬、王会文、张秋亭、王海珊。据孙耀卿先生《庚午南游记》记载：民国十九年（庚午）十一月二十二日，在其店得书六种中有：《四书因论》二卷，海州许桂林撰，道光间刊。《疑雨集》二卷，明金坛王彦泓撰，康熙间侯氏亦园刊，有溪筠主人手笔批评。《聚德堂丛书》（整理者注：“丛”原误作“业”，据《庚午南游记》原文更正），东莞陈伯陶辑，光绪至宣统间刊。子目：《琴轩集》十卷，明陈琏撰；《学部通辩》十二卷，明陈健撰；《治安要义》六卷，明陈健撰；《拟古乐府通考》二卷，明陈健撰；《悬榻斋集》二卷，明陈履撰；《陈献孟遗诗》一卷，陈阿平撰；《长春道教源流》八卷，东莞陈铭珪撰；《浮山志》五卷，东莞陈铭珪撰；《荔庄诗存》一卷，东莞陈铭珪撰；《胜朝粤东遗民录》四卷，附一卷，九龙真逸编；《宋东莞遗民录》二卷，九龙真逸编；《宋台秋唱》三卷，东莞苏泽东编。

联益书局

李惠昌，字子厚，河北省冀县人。李氏天津博古斋（主营新书）学业，出师后，领东在东北角设大同书局，主营新书。歇业后，始在南开中学对过设联益书局，主营古旧书，货源为南开晓市购入。是时其业务着实兴隆，获利甚丰。后迁至北门西。其弟子四人：李同春（其长子）、李同金（其次子）、侯俊元、葛致平。

仰古斋

段宇樵，天津人，店设北门西，主营碑帖兼营旧书。弟子一人：段小宇（其长子）。

尊古斋

魏子勋，店设西北角，主营古旧书。业数年歇。

河北大经路（今中山路）

赵怡山书局

赵怡山，字金陵，冀县人。民国×年设店大经路，主营古旧书。其藏书甚富。所得之版本不详，仅知是时以门市收售为主。后因失火歇业。据孙耀卿先生《庚午南游记》记载：民国十九年（庚午）十一月二十二日，在其店得书七种中有：《雷波琐记》，无卷数，毗陵刘文蔚撰，底稿本。（雷梦水按：文蔚，道光时人，任雷波通判。）首有自序云：取在雷所见闻笔而书之（整理者注：“在”原误作“其”，据《庚午南游记》原文更正），务稽其实，不敢存好事之心，咨取新奇可喜者，庶以备后之修志者采择焉。《景袁斋丛书》（整理者注：“丛”原误作“业”，据《庚午南游记》原文更正），山阳何其杰撰，光绪十二年刊。《周易经典证略》十卷，卷末一卷，《说文字原引》一卷，《别稚类》五卷，《读选集箴》四卷，《山邑先后加复学额志》一卷，《淮郡文渠志》二卷，《龙城书院课艺》一卷，《山盐阜安四院课艺》（整理者注：“阜”原误作“埠”，据《庚午南游记》原文更正）一卷，《凤鸣书院课艺》一卷。民国二十年一月六日，又在其店得书四种中有：《文选通段字会》四卷，松滋杜宗玉撰，光绪二十二年刊。《饮骚》无卷数，丹阳贺宽撰，无刻书年月，大抵康熙间刊。（雷梦水按：是书王弘撰，倪会宣二序，次序例、外传、三闾像、离骚原始、诸家品骘、饮骚之目。是书又名《山响斋别集》，原编次作二卷，前卷离骚、九歌、天问三篇，后卷九章、远游、卜居、大招、招魂、九辨六篇。此书以王、朱二家之评为主，附以诸家之说，一曰音、二曰释、三曰笺、四曰评语。）（整理者注：此处后括号原漏，据《庚午南游记》原文补）《诗说》七卷，南丰吴嘉宾撰，咸丰间刊，木活字本，即《求自得之室读书说》卷二十二至卷二十八。该店后期失火，书尽焚停业。

毓英书局

张兰亭，民国五年（1916）独资设店于大经路，主营古旧书。据孙耀卿先生《庚午南游记》记载：民国二十二年一月六日，在其店得书，有：《说文古语考补正》二卷，德清傅云龙撰，光绪十一年秋七月红余籀室刊（整理者注：“余”原误作“佘”，据《庚午南游记》原文更正）。

博古堂

陈海江，字伯涛，冀县人。独资设店于大经路，主营古旧书。陈氏系北京宏京堂学业。

集贤书局

店主姓氏不详，独资设店于大经路，主营古旧书。

旧法租界（今和平区）

文在堂

魏文，字子敏，河北省冀县人。民国十×年设店现在之河北路、滨江道口，主营古旧书。该店系北京文友堂分店。魏氏原在北京来鹿堂学业。其弟子一人：邢俊斗，冀县人。邢氏出师后，应周叔弢先生聘，在周家修补版本书多年。据邢氏云，历年来文在堂收得之善本甚夥，获利亦富。

忠厚书庄

李锡海，字紫东，河北省衡水县人。民国十×年设店秋山街（锦州道）内局，主营古旧书。该店系北京文友堂在天津之分店。后在南京又设忠厚书庄。

永和书局

张璞臣，河北省衡水县人。其人善吹嘘，行内人常以“牛皮张二”背称。店址原设大经路，主营新书。后迁至天祥市场三楼，改营古旧书。其弟子五人：李存刚，衡水县人；金进学，衡水县人；张树森（其侄）、金卯、李某某。张氏非行内人出身，但其特能做耳朵买卖（即听行人出价未成后，设法找卖主，不看其书而出高价）。历年来所购之书多串自北京同业，所得之善本最著者有：元刊本《韩柳文》一部。其得意者，为巧得陶兰泉藏书一大批，其中有：完洁如新的宋版书六部和《永乐大典》一册，此书先后均由赵裴云（万里）先生鉴定并善价售予北京图书馆。

大华行

段惠萍，店设天祥市场三楼，主营古旧书，兼营旧外文书。其弟子二人：齐殿勋、刘新周。

新华书店（后更名新中书店）

张恩霈，字子惠，河北省霸县人。1939年于天祥市场三楼设业。原为一书摊，店名为霖记书店（整理者注：原文误为“林记书店”，据《天津三大商场书肆记》霖记书店条更正），后搞一门脸，店名为新华书店。1950年（整理者注：原文误为“1949年”，据《津门书肆二记（上）》新中书店条订正）改名为新中书店，主营古旧书。张氏原任庆云县县长，同业人常以“张知县”或“县官”背称。张后安居天津，其家藏书甚富，对古旧书性嗜研究。因居住离晓市较近，在晓市得善本书甚多，故后业书为生。其弟子五人：张克志（其长子）、张克然（其三子）、申炳书、孟宪春、梁学联。张氏历年来所收售之善本中有：《政和证类本草》，晦明轩刊本，海丰吴重熹题笺，内有海源阁收藏印；《名山藏》，张丑撰，内容为平话体话本；《金陵图咏》，明精刊本；《西游补》，明刊本；《台湾县志》，清乾隆年刊，此书售归南开大学。

玉记书局

张保善，字致功，天津人。张氏系天津伊文斯外文书店学业。民国七年（1918）在东马路设启华书局，主营新书。民国十二年（1923）其“店招”改华西书局，业中外文旧书，民国十六年（1927）歇业。民国二十年（1931）与张荫培（整理者注：“荫”原误作“阴”，后同此）（良乡人）在天祥四楼合设玉记书局，主营古旧书。民国二十四年（1935）改为中西书局，业中外文旧书。民国二十七年（1938）其“店招”改华北书局。民国三十二年（1943），二位张氏分伙后，张保善在天祥市场三楼设中西书局宝记。张荫培在天祥市场三楼设中西书局森记。其弟子五人：段惠萍、呼瑶台、刘熙刚、穆书起、马森。

藻玉堂

姚景周，字佩琳，河北省衡水县人。王雨（原名连雨）字子霖，深县人。民国十×年设店于劝业场三楼，主营古旧书。该店为王氏北京藻玉堂之分店。姚、王二氏原在北京鉴古堂（整理者注：原文误为“鉴古斋”，据孙殿起《琉璃厂小志·贩书传薪记》订正）学业。其弟子七人：苏连山、孙馨吾、安芳亭、杨增纯、苏润环、王振永、魏书起。姚、王二氏颇识版本，经其手收售之古本、精抄本、家刻本居多。王氏善用智谋得书，可举出智得海源阁劫后遗书九十二种一事：海源阁藏书之富，有南瞿（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北杨（即聊城杨氏海源阁）之称。三世藏书，首其祖嘉道年间杨以增，其子杨绍和、其孙杨保彝世守其书。民国十六七年时，其后裔杨敬夫鉴于张宗昌时代地方混乱，政府有将藏书收归公有之议，杨惧终不为己有，乃检其宋、元刻本五十二种，古抄、秘校本四十种，移来天津收藏。后其聊城藏书，多次兵燹，军队中以王冠军攫书最多。当时王冠军素知杨氏藏书多善本，价值珍宝，故由天津请去一位内行书商，同其收编之军队入城，尽检明善本一大批，迨王冠军军队开移河北省后，即将所攫之物品，运往其家乡保定收藏。王氏染病身故，其夫人将书陆续在当地出售，北京文奎堂主人去其家访，得书最多，藻玉堂王子霖亦得其书多种。民国二十年间，杨氏旅居耗产，故出所藏，以求善价，因其书价昂贵，故少有问津者，当时公家图书馆虽欲购求其书，由于经费不足，只得望书兴叹。书肆过往商谈者，了了几家。王子霖见其售书总单内有天津周叔弢先生素求之宋本《陶诗》二册，定价三千五百元，其心甚悦，随即来津在交通旅馆二楼开一房间居住，后请潘复观书为名，并商谈杨氏藏书出售之事。杨氏总定价十万元，最初叶誉虎、张岱珊、梁众异等三人，合出六万元，杨氏不肯出让，此次王子霖来之前，将杨氏售书总单抄写两份，其中一份是将北宋本《陶诗》二册抽改为苏老泉《嘉祐集》，此是王氏在保定购得杨氏原藏书，明刊本。另一份即原总单，王氏将抽改之单交与潘复联络平津人士常朗斋、王绍贤、张廷谔诸人合购，后议定合出八万元，王氏以杨氏同意，即求在书单签字交书为名，索回抽改之单。王氏去见杨氏，将其另抄之原单交杨氏过目无误，王将单收回，即商谈书价。王氏云：这次成交，您们双方之事，我甘尽义务，对方最多出八万元，同意的话，明天在交通旅馆我居之房，双方当面交书，当面交款。杨表同意，王氏随将抽改书单交杨氏签字，定为次日交款交书，杨氏将书一一清点交王氏雇车拉走。王回旅馆后，电话通知潘复事已成，书在旅馆，潘复随通知其伙，一齐到旅馆观看。在此期间王氏已将《陶集》抽出，将抽改之单交潘氏过目。潘氏见有杨氏签字，随即将书一一查点无误。次日，双方即当面交书付款，后将书保存在天津盐业银行，并颜其组织为存海学社。民国三十三年（1944），又加入新股东，改组为存海学社新记。王氏虽说义务，成交之后，王氏向双方提出，我的鞋底薄了，双方买一双好吗？虽系笑谈，双方各出一百元作佣金交付王氏。王氏后将《陶诗》售归天津周叔弢先生，价四千元。据说周先生为这部书取其斋名“陶陶室”。民国三十五年（1946），存海学社新记将书全部售归当时北平图书馆，价一千五百万元。

王氏骗夺宋刻残本《经典释文》一则：北京蜚英阁主人裴成武，字子英，一九四六年去长春收购书，由尚古斋赵姓处购得唐陆德明撰《经典释文》残本六册（第一函一至六册）。随后致函北京文奎堂求售，并云：近日起程，路过天津时拟到各家书店转转，即回北京将书送上。

此事不知该店何人传出，王氏得知捷足来津。不二日裴氏到津，王氏迎裴到交通旅馆其房间聊天，不几句书归正传，问裴氏在长春购得什么得意之书。裴氏无意中说出此书已许文奎堂，王氏以开眼为借口要看此书。裴氏无奈取书交王，王氏将书浏览后要求看一夜，转天再奉还，裴氏不料其用意即应之。裴氏走后，王氏随即将旅馆费付清，乘火车回北京。裴去旅馆得知王氏已回北京，裴氏遂赶往北京找王。王氏云：我已将书卖给北京图书馆，发票已付，书价比文奎堂价高，卖谁不一样，这回我不赚钱，明天我陪您到图书馆看发票领款。裴氏无词，只好次日同其将款领回。虽然如此，裴氏还是回谢王氏在饭馆吃顿饭了事。王氏在这件事上并非没赚钱，他将原书一至六册之第一册抽出，换了一个书套，发票上开的是一套，不是六册。事后王氏将第一册重价售归天津周叔弢先生。（按：清逊帝溥仪曾将这部书宋刻本《经典释文》赏给亲信，流散到宫外，落入私人手。）解放后周叔弢先生将其首册捐献给人民政府，其余三函七至二十四册，原在沈阳图书馆入藏，1948年由金静庵先生携归北京图书馆，现在得以完璧。

整理者按：姚景周最著名的弟子为王振永。王振永，1923年12月24日出生，河北省束鹿县马庄乡马庄村人。少年时期，在原籍读过几年私塾。1938年至1955年，在劝业商场三楼藻玉堂学徒，师从经理姚佩琳、王雨，与苏润环系师兄弟。据王振永之子王冠民（天津市河东区万新村新华书店职工）回忆：“苏润环是父亲的大师兄，二人关系甚好，时相往来。每逢苏大爷来访，家中即以饺子或捞面等当时较稀见的饭食相待，我们也跟着沾光。因此，我们小孩子也特别欢迎苏大爷来访。”1956年至1957年，王振永加入劝业商场合作书店，任营业员。1958年，进入新华书店天津分店古旧书门市部，历任营业员、流供员等职。1982年盛夏病逝，终年59岁。撰有《贩书随笔》（刊于《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二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

雷梦辰在《贩书随笔》前所加小序，对王振永的生平和业书经历有简短评介。

来新夏《我与古旧书》（刊于2009年7月29日《天津老年时报》）载：“我因有点版本目录学的基础知识，所以常受冯老（整理者注：即南开大学图书馆前馆长冯文潜教授）的委托，帮助馆里采购古旧书。我不仅借此过目不少古旧书，还结识几位古旧书业的行家，如张振铎、王振永、刘熙刚（整理者注：原文误为“刘锡刚”，后同此）等人。张振铎有很丰富的古旧书知识，特别对刻工有研究。我曾在我所主编的《津图学刊》上发表过他研究明代刻工的文章，现已九十高龄犹矍铄善谈。振永和熙刚主要跑南开图书馆，振永和我有更多的私交，所以经常到我家来聊天，有时拿些好版本书给我看。有一次送来两种《书目答问》批注本：一是天津藏书家刘明阳的批注本，一是邵次公的批注本。我连夜过录，数日后始归还。这一过录引起我广搜《书目答问》批注的兴趣。历时半世纪，终于完成《书目答问汇补》一书，利人使用。当这一著述即将在中华书局出版时，我不能不感谢他的友情，也不能不归功于古旧书行业从业人员对我的启示。想到当前古旧书业的衰微和从业人员与读书人的远离，不禁感慨系之，令人黯然神伤！”

曹式哲《南开大学图书馆与古籍书店》[刊于《南开大学图书馆建馆九十周年纪念集（1919-2009）》，南开大学图书馆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第1版]、《老辈售书之人王振永》（2010年7月19日、7月26日、8月2日《藏书报》连载）、《周叔弢与王雨王振永师徒》（刊于2010年9月9日《今晚报》）诸文，对王振永的业书经历、专业水准、志趣嗜好、生活轶事、学术成果、业内评价等均有评介。

贻安堂

上虞罗振玉于光绪末年设店于今河北路、锦州道口。其子罗君美经理，主营罗氏著作，但也收售名人字画和拓本旧帖以及影本唐人写经等。

（原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四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本篇引雷梦水《庚午南游记》错漏较多，均据原文订补并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