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隶书局创办始末考
直隶书局创办始末考
官书局，都是晚清文兼武职的大官捐资创办的。其所刻的书籍，都通过聚集通儒达士的校勘，当时世称善本。曾国藩于同治三年（1864）创建金陵书局（后改江南书局）之后，继而建立的有，湖北、江苏、浙江、淮南、江西、江南制造局（后称上海局，其所刻书多以译书为主）等。其宗旨是为清朝统治者“正人心”、“维世道”。所以他们首先是刻“钦定”、“御纂”的书，其次则刻正经、正史及诸子文集等书，这是与民营书店出版书不同的一个特点。其二由于刻书经费都是捐资，故其书定价也从廉。按其当时出版书籍都在当地销售，北方流传极少。自从光绪八年（1882）直隶总督李鸿章创办直隶官书局以后，该局将南书北运，并以南方的原价在北方出售，在培育人才的公德方面，应当说李鸿章给河北省办了一件好事。该局自光绪八年开业始，至天津解放后1954年歇业止，其业书历时72年，可谓长寿书店。
关于记述其店的文字很少，现就所知记其简况者有三：“一是残体说法，如：以宣统元年（1909）设店为体；二是完体说法，如：光绪八年（1882）设直隶官书局，即后来的直隶书局（亦颇简略）；三是杂体混合说法，如：1961年12月北京市中国书店编印，内部讲义初稿《古籍版本知识》油印本第110页《中国图书源流》内中记载的直隶书局简况一文，其中有元考讹传。拙文《津门书肆记》（《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四辑），因未详加考证亦引用其说，经过考证之后，故写此文。其误文中如：天津知县劳乃宣申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准设立官书局。按：应是题补南皮县知县劳乃宣申禀建议李鸿章设立直隶运书局。二如：当时指派孙家鼐总理其事。按：孙家鼐管理的官书局，应是康有为等在北京设立的强学书局改为官办的官书局，与直隶官书局无关。据汪太玄撰《中国新出版业史话》（载《真理学报》三卷一期，民国三十二年三月）中记述可证：“官书局，为清代政府所创设，提议者为御史胡孚宸，清廷奏准。光绪二十二年（1894）一月二十日，清廷派孙家鼐管理该局。最初只设北京一所，系就康有为等所办强学书局的原有组织加以改组，变为官办（强学书局因戊戌政变而被查封）。”三如：承揽代销，寄售之事。按：这一说法不能成立。例如：商务印书馆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在天津市大胡同设分馆；文明书局于宣统二年（1910）在大胡同设分馆，民国四年（1915）并入中华书局，中华书局于民国二年（1913）在大胡同设分馆。直隶书局设于北马路，就店址距离咫尺来说，是不会存在代销和寄售之事。四如：后来官家停止拨款。按：此事根本不存在，因该局资本是官家给其筹借的，所以说根本不存在拨款一事。为了详考其事，故撰本考。本文分为两节，第一节是《直隶书局始末考证》，第二节是《直隶书局始末证析》。详见如下：
直隶书局始末考证
本文为了澄清直隶书局始末之真伪，故组织了一部分史料和有关记述，透过这一部分资料可证实该局始末之原委。例如可证以下几点：局称命名及改称；官营之经理；办局之宗旨；经营之方式；资本之来源；推断其盈利；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后与该局之实况；官营归民营后的经理；民营后的经营方式及其变化；局址的迁移；宣统元年（1909）北京之分设；三处分手后及其自营方式；天津边氏之继业。只将这一部分资料共二十八条并加标点，以次排比如下，通假、句逗容有错误，敬希读者指正。
[第一条] 光绪七年初劳乃宣建议李鸿章的禀文：窃思为治之道，以人材为根本。人材之兴，以读书为根本。畿辅民风笃厚，士习敦朴，通儒硕学代不乏人。而八文终不能如南帮之盛者，以舟楫不通，书籍难改。往往有向学之志，无可读之书，是以成就者少也。尝见乡塾所读之书，率皆滥恶俗之本，讹谬不可读。庠序之士，有终身不识经史篇目者。岂无可造之材，而囿于见闻，不知应读何书，亦不知何从购买，美质因之废弃，不胜惜哉！方今天下多故，需材孔亟。不思所以培养，而作成之人材何由而兴，国势何由而振！窃南方各省书局，所刻之书率多善本，足以嘉惠学者。而北方艰于运致，尚少流通。拟请中堂酌筹款项，交招商局于各省书局买备各种书籍，运津转发各省，原价发卖。即交志局经理，收回价本，源源转运，并通饬各府州县，备价赴局领回转发。如此办理，于官本无损耗，而遐陬僻壤皆得睹典籍之富。有志之士既可以进于博通，浅学之人亦可以化其鄙陋，于作育人材之道大有裨益。谨拟章程九条（九条详见证文第四条），伏乞鉴核。卑职为培养通省人材起见，不揣愚贱，冒昧上陈，如蒙允行，士林幸甚。[摘自光绪七年八月畿辅通志局刊《直隶运售各省官刻书籍总目》（以下简称《总目》）前言]
[第二条] 光绪七年二月十五日李鸿章封劳乃宣之禀折的批示：禀折均悉。该令以北方书籍甚少，庠序之士有终身不识经史篇目者，美质因之废弃，殊为可惜。拟请于保定省城及天津设运书局。保定即交志局经理，天津即交招商局经理。筹借公款银三四千两作为成本。由志局酌定应买书籍数目，开单移交招商局赴各省书局购买，轮运至津，转运省局发卖。收回价本，源源买运。洵可培养人材，俾其增广学识，期臻实用。候行沪、招商局、省城志局，将所拟章程（劳令所拟章程大概已见，局详，不重列）分别妥筹，议覆核夺。（摘自《总目》前言）
[第三条] 光绪七年三月十三日李鸿章就招商局议覆致通志局札：前据题补南皮县知县劳令乃宣禀请筹款，交招商局于各省购运书籍，转发售卖等情，当经本阁爵部堂批行筹议在案。兹据轮船招商局唐道等禀称“伏查筹款购买书籍发交省城书局给各书坊领售，归还价本再行源源购办，洵为振兴学校，有益地方之美举。职局自当遵照。惟有须参议者。谨就劳令所拟章程内酌摘三条，恭呈钧核：
一、省城、天津设运书局两处，天津即交招商局，无庸另行派员，以节经费一款。但招商局揽载事繁，各司其事。倘运书公事繁多，似宜派司事一人，以专责成。
一、筹借公款三四千两作为成本，发交招商局，由省局酌定应买书籍，开单交招商局赴各省购买，由轮船运至天津转运省局发卖。收回价本，随时解交招商局，源源买运一款。似此培养人材之盛事，职局自应照办。惟购办无定章，恐虞散漫无稽，事多难以兼顾，不若分为四季，每季派出书目，购书若干种，趸为买来。既省照料工夫，又可不派司事，以事撙节。
一、各省皆通水路，运费无多。或由招商局捐运不取水脚，或另行酌筹款项，不可加入书价。关税厘捐给单免交一款。今拟水脚可否减半照算，酌资津贴。至保险则应按书价核计。奉札前因理合酌议禀覆。是否有当，伏乞核夺示遵”等情前来。除批“据禀已悉。劳令于天津设运书局交招商局经理。该道等以商局揽载事繁，倘运书较多，拟派司事一人以专责成，其运书水脚减半照算，酌资津贴，保险按书价校计均属可行。至购买书籍拟分四季，每季由省局派出书目，趸买若干以省照料，候行省志局迅速核覆，饬遵缴等因”印发外，合行札饬。札到该局，即便查照，妥核具覆。此札。（摘自《总目》前言）
[第四条] 总理省城修志局直隶布政使、按察使、河道使覆议劳乃宣所提运书发售章程九条：覆查劳令所陈运书发售章程，系为培养通省人才起见，洵足以嘉惠士林增长学识。仰蒙宪札饬令妥议，谨就该令所禀各节逐条酌核，伏候察夺。本司、道等悉心酌议。是否有当，理合开具清折，具文详请宪台批示遵行。为此备由具呈，伏乞照详施行。谨将运书发售章程逐条酌核，开具清折，恭呈宪鉴。
计开
一、省城、天津设局两处，即交志局、招商局经理，无庸另行派员一条。
一、行文有官书局各省，将书自咨送来直，交发省局，以备酌拟应买书籍。嗣后各省刻有新书，随时书目价值咨明直省一条。
查现在某省设有官书局，此间无案可稽，应请通咨各省，查明有无官刻书籍，分别办理。
一、筹借公款三四千两，作为成本。发交招商局，由省局酌定应买书籍，开单交招商局赴各省购买，运省发卖，收回价本，随时解交招商局，源源转运一条。
查运售籍应一面发售，一面转运方能源源不绝。若待收回价本再行购买，恐不能连续。且通饬各府州县领买，尤须多备书籍。该令请筹成本三四千两，恐尚不敷周转。应如何酌量宽筹成本之处，伏候钧裁。
一、咨明各省，所买书籍照九五折给价。运至津、省由局发交妥实书铺经手，照定价发卖。由局将书价出示晓谕，以杜私加价值。如有小贩买书运至乡间及外州县出卖者，卖价听其自便，不在不准加价之列一条。
查各省书籍均有定价，能否折扣，应咨商各省核覆。至省城书铺，均与志局相近，似可即在局中发卖。仿照江南、湖北等处书局章程，指定钱铺收钱发票，赴局取书，不必交书铺经手，以省周折。俟书价卖有成数，每月按时易银，存储钱铺，以便汇解。如行有窒碍，再随时变通办理。其天津发卖书籍，或交府县办理，或交书院，或由招商局酌定处所，听候宪裁。
一、各省皆通水路，运费无多，或由招商局捐运，或另行酌筹款项，不可加入书价一条。
查各省至津运费已由招商局议覆。至由津运省，应请饬下运司营务，由长芦解运月饷及各营炮船因公来省之便，随时拔解，以省繁费。
一、各省非官刻之本，如广东之《古经解汇函》《通志堂经解》《佩文韵府》，江西之《三通》等类，均关切要。应省局酌定书目，令招商局另行采买。又旧日官刻之书，如江西之《十二经注疏》，广东之《皇清经解》，福建之《正谊堂全书》等类，亦应由省局酌定书目，行文各省买置一条。
应请照办。查江西省城不通轮船。应请咨明江西抚院，由招商局将书价交九江关道，附便代为买运。
一、西学亦为当务之急，应行文上海制造局，将译刻书目随时送直，由省局酌定数买运一条。
应请照办。
一、由省局刊刻总书目，印刷多分。通饬各府州县，知照各该府州县，有能筹备款项照总局章程买书发售者，备文开单，将款项解交省局或津局代为买运，由各府州县赴局领回发售。各府州县准照九五折备价，其发售时准照足价。所余五厘即以津贴经手者。所有由津、省运至各府州县运费由各府州县捐办，不准加入书价一条。
查书籍交各州县发卖固可广为流布。但寒士仍属无力购买。惟买书存储书院，俾肄业者得以借观，最为培植寒畯良法。省城书院自蒙宪台筹款储备书以来，人文日有起色，即其明效。应请通饬各府州县，凡有书院者，均先行酌筹款项，择切要之书，买备一分，在书院妥为收存。令院生徒随时借观。严立章程不准遗失。交卸之日即归入交代项下移交后任，不准私自带回。此外，再另行筹备成本，买书发卖。并由省局将总数目并摘要书目及售书章程刊刻告示，通行发给各州县张贴，俾绅民一律周知。有愿备价自行赴局购买者亦无不可。
一、酌拟应买书数清单一条。
查所开书籍书目，切要者多买。可缓者少买，尚属妥协。惟祗就金陵第六局书目酌拟，尚未全备。应由省局再行妥酌，随时开单交招商局运办。
又、招商局请分四季派出书目趸买一条。
查书籍应随时运售，未便拘定四季之期。今恐零星繁琐，拟不拘时日，约计三月运办一次，以归简易。所有酌议章程合理登明。（摘自《总目》前言）
[第五条] 光绪七年四月十八日李鸿章就通志局所议九条的裁夺：据详并清折均悉。江宁、苏州、扬州、江西、浙江、湖北、广东、福建均有书局，候咨请各督抚院饬官将刻书目、价值及能否九五折给价，详细开单咨送来直，分别办理。劳令原请筹成本三四千两，该局恐不敷周转，自应酌量宽备。候饬省城练局、天津支应局迅速妥筹会议具覆。将来运到时，省城即在志局发卖，天津交支应局发卖。其由津运省书籍，应由长芦运司、天津营务处搭饷机便船，以省运费。西学书籍候饬上海制造局将译刻书目随时移送支应局转送省局，酌定买运。至各府州县应令各筹款项，择切要之书买备一份妥存书院。准在院生徒随时借观。严定章程，不得遗失。本官亦不得携去。应由局通饬各属一体遵照。其应买书籍由局随时开单交招商局购买。约计两三月运办一次。至各省书局距轮船码头有数日程者，应由招商局转托该处衙门核实代购，运至码头附近，存备轮运。余如所议办理。仍移藩、臬司衙门查照。此缴。（摘自《总目》前言）
[第六条] 光绪七年八月修志局售书告示：总理省修志局直隶布政使方（大湜）、按察使叶（伯英）、清河道使史（克宽），为出示晓谕事。照得，前蒙督宪札，据题补南皮县知县劳令，以直省书籍难致，禀请筹款购买南方各省官刻书籍，运直原价发售，以惠士林。批行本局核议。本局查，直省舟楫不通，书籍向难流布。该令所禀运书章程，洵于通省学校大有裨益。当经逐条议覆，请将运到省城书籍在莲花池畿辅通志总局发卖，由局刻总书目，刊定价值，划一不二。由钱铺收钱发票，待票赴局取书。仍通饬各府州县，筹款赴省买书，运回一体办理。详蒙督宪批准在案。兹经本局酌定，由省城聚恒成、聚隆钱铺经手，并于该钱铺存放书目一本，以便买卖者查阅。定于□月□日开局售书。除分饬各属知照，并将书目饬发各属，于儒学者院存储，以备学者翻阅外，合行出示晓谕。为批示。仰省城暨各属士子人等知悉：尔等愿买书者，即赴省城聚恒成、聚隆钱铺查阅书目，照价付钱，持票赴局取书无误。其各府州县，已由地方官运书发卖者，自可就近购买。其尚未一体举办之所，亦可于儒学书院查明书目，转托亲友赴省，照书目所开原价，交足制钱购买也。特示。
光绪七年□月□日 右谕通知（摘自《总目》前言）
[第七条] 光绪八年海防支应总局售书告示：总理海防支应总局奉阁爵督宪札饬：筹备成本购运南省官书来直，原价发售，以惠士林。现择问津书院设局发卖，已将各省官书局书籍一律运齐安放。并于局内悬挂总数目、售书章程，又留存刊就总书目一本。所有价照原价南省十足制钱，划一不二。定于二月初九日开售。士子欲买购，到本局查阅书目，照章付钱取书无误。其各府州县尚未由地方官运书发卖者，各士子亦可转托亲友赴津照买。光绪八年告示。（本条系亡友姚予节先生摘自某书卷中）
[第八条] 问津书院，在鼓楼南大街。每月课生二次，课期按初二、十六两日。官齐分课，各延山长评定，甲乙膏奖由运库支发。乾隆十七年邑绅查为仁义捐地基创立。[摘自戊戌石印本，羊城旧客撰《津门纪略》（以下简称《纪略》）]
[第九条] 江德量作《碑式印》，后有跋语云：识于问津书院学海堂。事在乾隆五十七年，未一载即下世。学海堂为山长讲学之地，非他人所可托居。或者秋史曾受问津之聘，以未久物故，故无人称道之。〔摘自高凌雯《志馀随笔》（以下简称《随笔》）卷五〕
[第十条] 光绪以来，文风日盛，得书院观摩之力居多。至于士子知读书以研求古学，则以李越缦师主讲习，日久生徒受其裁（栽）成，故争而淬厉。而书院附设官书局，任人购取，功效尤大。（摘自《随笔》卷六）
[第十一条] 光绪初年开学海堂，以经古课士。设官书局，贱直以供士子取求，于是藏书者众。初不过繙阅抄袭，藉博膏奖。迨涵濡二十年，好学深思之士，类能窥见门径，已由饤饾之学渐入贯通之域，出所心得即成著作。而国政猝变，士子辍业，学制更新，始犹有存古之名，后乃定废经之议。使祖龙一炬，重见今兹，可胜叹哉。（摘自《随笔》卷五）
[第十二条] 官书局，局址：获鹿县南关；官书局，局址：深县城内。[摘自《河北出版史志资料选辑》第六辑，1990年二期内《从商务印书馆业务账簿中所见“五四”前后各地书店名录》（以下简称《书店名录》），汪家熔组织提供]
[第十三条] 官书局，局址：城为水月庵。（摘自《纪略》）
[第十四条] 乾隆十六年学海堂落成，值钱文端予告归过此，为书额。后失去，同治间李铁梅师补书之。光绪庚子书院被焚，斯堂独未殃及，厨丁王恩荣知终不可免，撤藏他所，及堂毁而额独存。（摘自《随笔》卷六）
[第十五条] 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由北京南下占领保定，莲池珍宝文物被抢劫一空，楼台亭阁和莲池书局设施及《畿辅通志》刻版几成灰烬。（摘自商务印书馆影印本《畿辅通志·序》）
[第十六条] 民国十二年（1923）天津直隶书局售书启事示：敬启者，本局自开设以来，凡二十余年，素以保存国粹振兴文学为职志（整理者注：“职志”原作“帜志”，疑系校对失误），运售适应新制之各级学校课本、杂志，以及铅、石印经史子集、医卜星相等书，莫不印刷精良，纸张洁白，校勘详审，字迹清晰，为有目所共睹，毋庸赘述。更派专员分赴各省搜罗先朝旧刻家藏于抄，暨五局精印木版书籍，陈列本局，以备大雅君子之遴选。今为便利顾客查阅起见，分别条流辑成目录，阅者不难就性之所近（整理者注：“近”原作“迈”，疑系校对失误），逐类而求，但有珍藏先朝精刻多种未能列入书目。好古之士，如驾临本局参观，无不竭诚招待。至铅、石印书籍，如承惠顾，当照定价另打折扣，批发格外克己，诸希公鉴。再者，本局自造国货石版、石笔、球拍、风琴、湖笔、水笔、徽墨、砚池，以及学校应用各种仪器，莫不制造精良，价格低廉，如蒙赐顾，曷胜欢迎。天津直隶书局启。[摘自《直隶书局书目录》，民国十二年（1923）五月出版]
[第十七条] 直隶书局，宋魁文，字星五，南宫县人；边□□，字义元，交河人；刘□□（整理者注：据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9月版《琉璃厂小志·琉璃厂书肆三记》，应为“刘春霖”），字慰琴，满城人，于宣统元年开设，并在天津、保定各有分号。至民国□年三人分手，天津为边义元所有，保定为刘慰琴所有，北京为宋星五所有。至民国二十六年，星五因年老返乡，易王永祥，字孝禹，于三十四年迁徙铁厂。其原址近（整理者注：“近”原作“迈”，据原出处改动）易布云文具商行。（摘自《琉璃厂小志·琉璃厂书肆三记》，孙殿起撰，1962年北京出版社出版）
[第十八条] 直隶官书局为满城刘春霖（慰琴）、交河边某（义元）、南宫宋魁文（星五）于宣统元年所创，并在（整理者注：“在”字原无，据原出处补）天津保定设有分店。至民国十年后三人分手，刘得之保定，边得之天津，宋得之北京，嗣后皆易为直隶书局，三处之营业，以北京天津较佳。三十年代宋星五至沪以银若干元购得合肥李氏藏书一大批，运至北京，惟将各书之首册留于沪编纂书目，俟编竟，复将各书首册由转运公司运至天津。不料该公司天津货房失慎竟遭回禄之灾，即将全部首册付之一炬，甚为可惜，幸得之价，尚未亏本。此后宋氏年逾花甲，店铺业务难于料理，委托同业闫润轩管理，又易王孝鱼经理，再易何崇山，惟宋氏早归道山矣。（整理者注：从“三十年代”四字起，原文为“三十年代宋至沪以银若干元购得合肥李氏藏书一大批，运至北京，惟将各书之首册留于沪编纂书目，俟编竟，复将各书首留转运公司运天津。不料该公司天津货房不慎竟回禄之灾，即全部首册付之一炬，甚为可惜，幸得之价，尚未亏本。此后宋氏年迈花甲，店铺业务难于料理，委托闫润轩管理，又易王孝鱼经理，再易何崇山，惟宋氏早归山道矣”，其间舛漏较多，均据原出处订补）（摘自雷梦水著《书林琐记·记北京直隶书局古书样本被焚》，1988年1月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第十九条] 直隶书局，局址：保定城内西街。（摘自《书店名录》）
[第二十条] 直隶书局，局址：保定城西街南路，经理：刘春霖。[摘自1992年马保超等辑《河北编著出版纪事（春秋－民国）·民国二十八年》内许晚成编辑《战后上海暨全国书局文具店调查录》]
[第二十一条] 直隶书局，局址：保定西大街一九九号，经理：闫敬贤。[摘自《河北编著出版纪事（春秋－民国）·民国三十三年》内，四月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有关人员发起组织了“华北出版普及会”其中河北部分会员名单]
[第二十二条] 直隶书局，经理：贾献亭，店址：北马路。（摘自宋蕴璞辑《天津志略》，民国二十年北京蕴兴商行印）
[第二十三条] 官书局，店址：北马路。[摘自石小川撰《天津指南》，宣统三年（辛亥）铅印本]
[第二十四条] 直隶书局，地址：北马路。[摘自《天津指南》，华北告白公司编，民国十年（1921）出版]
[第二十五条] 光绪三十一年（1905），直隶官书局刊《四书》不分卷，宋朱熹注。
[第二十六条] 李香圃，洋货摊，在官书局傅家胡同口，家住弓剪（箭）道胡同；刘长荣，洋布摊，在官书局傅家胡同口；俞贵荣，洋货摊，在官书局傅家胡同口；刘元贞，小生意摊，在官书局傅家胡同口；刘连元，钱摊，在官书局傅家胡同口；刘新元，帖套摊，在官书局傅家胡同口。[摘自1989年9月出版，天津市档案馆等单位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3）》第832-834页“东北马路摊贩一百二十户恳请原地设摊以保生路文并附摊户清单”光绪三十四年正月二十六日（1808年2月27日）北马路开列]
[第二十七条] 张之洞在其奏稿中，记述的捐资设办官书局事：上年（光绪十二年）即经臣之洞捐资设局举办……即将省城内旧机局重加修葺，以为书局，名曰广雅书局。（摘自《张文襄公奏稿》卷十六，光绪十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开设书局刊布经籍折）
[第二十八条] 北直书业商会首善芳名：保古斋（整理者注：原文误为“宝古斋”）殷嘉森，善成堂孙广盛，荣宝斋李廷举，宏道堂程锁成，萃文斋常永祥（整理者注：原文误为“常永详”），文友堂魏文厚，翰文斋韩林蔚，宝华堂邢继有，二酉斋傅青峻，直隶书局祁书山。中华民国五年六月重建。[摘自《琉璃厂小志·文昌馆及火神庙·（一）文昌馆·文昌殿神炉记》]（整理者注：原标出处《琉璃厂小志·北直书行文昌会馆记·文昌殿神炉记》有误，现据北京出版社1962年12月版《琉璃厂小志》订正）
直隶书局始末证析
本文就现有不太完整的资料作一证文，兹将证文加以分析和推断，颜名证析。
局的名称，初拟运书局[1]，设业后定名直隶官书局（简称官书局）[2]，民国三年（1914）前后改称直隶书局[3]。
该局确系直隶总督李鸿章依据题补南皮县知县劳乃宣的建议创办的。光绪七年（1881）一月至光绪八年（1882）一月为筹建期[4]。光绪八年（1882）二月初九日开业[5]。局分两处，一、省城保定，局址设在城内西街，由畿辅通志局经理；二、天津，局址设在鼓楼南大街问津书院内，由海防支应局经理[6]。
办局宗旨，主要是为了培养通省人材，嘉惠士林增长学识。
经营方式是，趸买南方各省官刻书籍，运直原价出售。其运书水脚减半照算，其余半则酌资津贴[7]。在其推广宣传方面，除门市销售外，其做法有三：一是，由省局刊刻总书目，印刷多份，通饬各府州县。并知照各该府州县，有能筹备款项照总局章程买书发售者，备文开单，将款项解交省局或津局代为买运，由各府州县赴局领回发售。各府州县准照九五折备价，在发售时准照足价。所余五厘即以津贴经手户。所有由津、省运至各府州县运费由各府州县捐办，不准加入书价[8]。这一知照，效果很好。按当时对其响应照办者，就现有记述的，如获鹿县在其南关设县官书局，深县在其城内也设有县官书局，这两个官书局一直存在到民国八年（1919）前后[9]。二是，通饬各府州县，凡有书院者，均先行酌筹款项，择要之书，买备一份，在书院妥为收存。令在院生徒随时借观[10]。三是，其各府州县尚未由地方官运发卖者，各士子亦可转托亲友赴津照卖[11]。
官书局，都是捐资创建的。而该局的资本来源，则是由省城的饷练局和天津的支应局筹借的公款，资本总额约在五千两[12]。
该局在所售书籍中，按其品种，西学书籍列为重要一项。在其运书发售章程的第七条写道“西学亦为当务之急，应行文上海制造局（上海局），将择刻书目随时送直，由省局酌定书目买运”一条，志局三使议文：“应请照办。”按：光绪七年（1881）通志局刊《直隶运售各省官刻书籍总目》内有上海局刊本，史部有8种，子部有数理化书籍57种。
考该局业务之盛况，即由光绪八年（1882）起，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止，计19年，是当时南书源源北运之盛期，也是大进大销实况的兴隆期。通过其业务，说明该局在社会效益上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经济效益上也得到了一定的实惠。明其经济效益，应由收入之余利与其开支做一分析，按其余利，除其门市零销外，另有两大笔收入，一是书院购书，按李鸿章的饬令全省，各府州县凡有书院者，均先行酌款项，择切要之书，买备一份，应当说命令是起到实效的，并且书院买书是无折扣的一大笔收入。据1990年出版的《河北出版史志资料选辑》第七辑内，文宏撰《河北书院发展概况》附《河北省书院一览表》的统计，当时全省有239院，其中天津的问津书院、三取书院、辅仁书院、会文书院、稽古书院以及杨柳青的崇文书院和葛沽的津东书院等7院，均未收其内，今将7院加入计算，应共计246院，按最低余利得每院百两，计24600两。二是生徒必读课本，如《四书》、《五经》、前四史之类，以及翻译的西学数理化书籍，除府州县设有官书局的销售外，其余部分所售盈利也是一笔大的收入，此外，参见证文第十一条：“……于是藏书者众。”这足说明，书局内，私人买大批书的也很多，考其开支，司理人员和勤杂人员的饷禄，都是由志局和支应局开支。另外一项开支则是，由南方运至天津的运书水脚费，但其费仅负酌资其半津贴。这样分析，除开支外，其盈余最少两三万两有余。由于备书量大，其盈余无疑大部分成为库存，这是贩书业的惯习。以上所举部分盛况，实为该局在当时业务上留残掠影。
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变时，天津问津书院和省城保定莲池书院，均被帝国主义八国联军焚毁[13]。幸运的是，两处书局的局址都在前由书院迁出，因此库存的书籍得到完整的保存。
庚子事变后第二年，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11个帝国主义国家签订《辛丑条约》之后，继而人已故去，袁世凯接任总督，至于得到幸存的直隶官书局，该局又是李鸿章的丰功碑，应如何处理？以分析和估计来看，无疑这个书局一定要保存下来，其办法概为两项，一是将该局借的公款归还上去，二是司理人员统归书局，升为经理，其饷禄及勤杂人员工资均由书局担负，宗旨如前。这样一来，由官营就变为民营了[14]。
省城保定直隶官书局，由志局的布政使经理。其司理人员概为两人：一是刘春霖，二是闫敬贤[15]。天津直隶官书局，则由支应局经理。其司理人员概为五人：一是祁书山，二是宋星五，三是贾献亭，四是王孝鱼，五是边怡园[16]。
考其局址的变迁如下，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前后，由问津书院迁到南门内水月庵内[17]，光绪二十八年（1902）前后，又由水月庵迁至北马路[18]。
宣统元年（1909）由天津直隶官书局分设北京琉璃厂一号，经理祁书山，字及原籍不详；副理宋金魁（后改魁文）（星五），南宫县人；副理王永祥（孝鱼），山西省榆次县人。天津经理贾某（献亭），原籍不详；副理边某（怡园），交河县人。省城保定经理刘春霖（慰琴），满城人；副理闫某（敬贤），原籍不详[19]。概在民国三年（1914）前后，改称为直隶书局后三号即分手经营。
该局在出版方面，考其虽有出版，但因始终未设编辑组织和印刷机构，估计其出版品种不会太多。现将知见其出版的书分述如下：
一、保定
《直隶运售各省官刻书籍总目》不分卷，清光绪七年（1881）八月畿辅通志局刊本。
二、天津
《直隶津局运售各省书籍总目》不分卷，清光绪九年（1883）刊本。
《四书》不分卷，宋朱熹集注。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刊本。
《精校史记精萃录》六卷，书内印有校对说明：“逐字逐句遇讹误辄更正，更正之字约二百有奇。”民国十二年（1923）铅印本。
《直隶书局书目录》不分卷，民国十二年（1923）铅印本。
《牟子丛残》不分卷，民国十九年（1930）铅印本。
《天津直隶书局旧书目》不分卷，民国二十三年（1924）铅印本。
三、北京
《抱经堂丛书》，清卢文弨撰。民国十二年（1923）据乾隆间余姚卢氏原刊本影印。
《经典释文》三十卷，唐陆德明撰。附《考证》三十卷，清卢文弨撰。
《仪礼注疏详校》十七卷，清卢文弨撰。
《逸周书》十卷，晋孔晁注。附《校正补遗》一卷，清卢文弨校补。
《白虎通》四卷，汉班固撰。附《校勘补遗》一卷，清卢文弨并撰。《考》一卷，清庄述祖撰。《阙文》一卷，清庄述祖辑。
《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十三卷，汉扬雄撰，晋郭璞注。附《校正补遗》一卷，清卢文弨校补。
《荀子》二十卷，周荀况撰，唐杨倞注。附《校勘补遗》一卷，清卢文弨、谢墉校补。
《新书》十卷，汉贾谊撰，清卢文弨校。
《春秋繁露》十七卷，《附录》一卷，汉董仲舒撰，清卢文弨校。
《颜氏家训》七卷，北齐颜之推撰，清赵曦明注。附《注补并重校》一卷，清卢文弨校撰。《注补正》一卷，清钱大昕撰。《重子重校》一卷，清钱大昕校。
《群书拾补初编》三十九卷，清卢文弨撰。
《西京杂记》二卷，汉刘歆（一题晋葛洪）撰，清卢文弨校。
《独断》二卷，汉蔡邕撰，清卢文弨校。
《三水小牍》二卷，唐皇甫枚撰。
《钟山札记》四卷，清卢文弨撰。
《龙城札记》三卷，清卢文弨撰。
《解春集文钞》十二卷、《补遗》二卷，清冯景撰。
《抱经堂文集》三十四卷，清卢文弨撰。
《文渊楼丛书》，民国宋星五、周蔼如同辑。民国十七年（1928）与上海文瑞楼书局合同影印。
《韩诗外传疏证》十卷，清陈士珂撰。
《校汉书八表》八卷，清夏燮撰。
《读书偶记》八卷，清赵绍祖撰。
《选学胶言》二十卷、《补遗》一卷，清张云璈撰。
《文选笔记》八卷、《密斋随录》一卷，清许巽撰，许嘉德校。
《唐宋诗举要笺正》八卷，民国霸县高步瀛撰。民国二十年（1931）铅印。
《唐宋文举要笺正甲编》八卷、《乙编》四卷，民国霸县高步瀛撰。民国二十三年（1934）铅印。
《北平直隶书局书目录》不分卷，民国二十六年（1937）铅印。
由天津出版的《直隶书局书目录》和《北平直隶书局书目录》内，可反映出民国时期津京二局在其经营上的变化，兹将其简况略述如下：
商务、文明、中华相继来津，其发售之书，可谓革新时髦的书较多，这不能不说对该局是一项大的竞争。此外再如课本一项也是其最大的冲击，本来该局在全省发售的唯一标准的课本，就是局刻木版《四书》《五经》之类，但是商务、文明、中华由民国以来在政府备案编印出版的国民课本，大部分都被公立学堂采用。在其书目中可以看出，该局不得不趸买南方铅印和石印的线装课本，例如：论文、作文、论说等方面的课本和参考书。概因与其区分作一应付。还可看出备有当时畅销的铅印和石印线装文学小说，如不同版本《三国演义》《列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聊斋志异》《彭公案》《施公案》《济公传》《东西汉演义》以及《老残游记》《我佛山人札记小说》《全五义》等，因品种繁多，不一一例举。在该书目第22页为木版书目，第一行题作《天津直隶书局书目》，第二行印作“各省局刻及家藏木刻经史子集”，从字义上分析，家藏不是指家刻，而是指古旧书，由此说明民国十二年（1923）已经兼营古旧书了。其次还发展了一项业务，即学校用品及文具。按“售书启事”尾题：本局自造国货石版、石笔、球拍、风琴、湖笔、水笔（钢笔）、徽墨、砚池以及学校应用各种仪器，莫不制造精良，价格低廉[20]。关于津局的经理贾献亭退休后易边怡园，边氏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病故，其子边铁华继承其业，至1954年歇业。
北京直隶书局的简况，其书目录，书分六类，经史子集四类，以明清刊刻本为主，铅印为石印本为副。丛书类，即以晚清民初刻本为主，铅印和石印本为副。影印书类，即民国印本。从中说明，祁书山退休后，宋氏经理期间已经转化业古旧书了。其原因宋氏原为北京琉璃厂聚珍堂书店刘英烈的弟子，出师后，直隶官书局聘请其在局司理工作。由于宋氏行人出身，所以在任经理期间，宋聘行人闫新广（润轩，衡水县人）代为帮业，闫系北京琉璃厂荣禄堂书店丁福毓的弟子。直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王孝鱼接任经理后，闫氏亦继续在局给予帮业。民国三十年（1941）闫氏向王辞职，随在琉璃厂自设函雅斋书店，业古旧书。王孝鱼撰有《船山年谱》六卷，民国二十三年（1934）铅印本。王氏退休后，易何建岗（崇山，衡水县人）。何系北京琉璃厂会文斋李善祥的弟子。解放后，何氏迁居天津。1955年其在南开大学图书馆任职修补古旧书工作，后又在天津市人民图书馆任职修补古旧书工作，其修补技术亦很高超，现今人已故去有年。
（原载《天津出版史料》第七辑，孙五川、李树仁主编，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1994年12月第1版。）
【注释】
[1]参见资料第三条。
[2]参见资料第十条、第二十五条。
[3]参见资料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八条。
[4]参见资料第一条至第七条。
[5]参见资料第七条。
[6]参见资料第五条至第八条、第十九条。
[7]参见资料第三条。
[8]参见资料第四条之八。
[9]参见资料第十二条。
[10]参见资料第四条之八。
[11]参见资料第七条。
[12]参见资料第二十七条、第五条。
[13]参见资料第十四条、第十五条。
[14]参见资料第十六条。
[15]参见资料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
[16]参见资料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十八条。
[17]参见资料第十一条、第十三条。
[18]参见资料第二十六条。
[19]参见资料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
[20]参见资料第十六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