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接触的雷梦辰先生

我所接触的雷梦辰先生

尹树鹏

雷梦辰（1929—2003）是天津古籍书店（原天津新华书店古旧书门市部）店员，河北省冀县人。他是北京琉璃厂古旧书专家孙殿起的外甥，也是同样有名的古旧书专家雷梦水的胞弟。雷梦辰出身寒门，仅读过几年私塾，但凭借着刻苦自学，他在漫长的古旧书收购过程中，掌握了各种古籍版本鉴定知识，并十分留意各类旧书的细部特点，终成天津古旧书鉴定大家，也是天津古旧书界少有的有著述的从业人员。我和雷梦辰有近四十年的交往，今凭借记忆说一说他的轶事。

天津是旧中国古旧书资源最为丰富的少数都市之一，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无人不知北京琉璃厂和东安市场的旧书店，也大都知道天津天祥商场的众多旧书门市。1949年前，天祥商场内有几十家个体书商经营，他们为了生计也为了知识分子的需要，殚精竭虑地搜寻各种图书资料。我家世居天津，从十四五岁起就在天祥旧书店淘书，逐渐和雷梦辰、李光育、李同金、李鹤年等售书者成了熟人，其中与雷梦辰交往的时间最长。

雷梦辰与古旧书业

1960年前后，当时正处于自然灾害时期，社会对文化的管控出现松动迹象。香港电影和外国电影多了起来，天祥商场的旧书和旧邮票等也突然多了起来。人们开始有了凭兴趣购买的空间。我当时十四五岁，常步行到天祥商场二楼购买成袋的旧邮票。那时旧邮票很便宜，块儿八角钱就可买一袋。这些邮票都装在一面是玻璃纸做的信封里，一般十张左右，我经常买的是外国邮，因为旧中国的邮票几乎见不到。在邮摊西面不远，就是天祥旧书市场，每次我买完邮票，都要顺便到旧书店逛一逛。那时我就几次见到过雷梦辰先生，但只当他是普通店员，并不了解姓甚名谁。

1961年底的一天，我又像往常一样走进天祥商场的旧书店，突然看见案子上平摆着许多以往见不到的旧书，其中有一本叫《同治嫖院》，厚纸封面上还有插图，总计有一百余页。我对这本书的印象之所以深，是因为在我的脑海里这是一本坏书，是不应该让人读的书。但出于好奇，我还是把它拿起来翻了翻，然后又放回原处。这时，以前几次见过的一个近三十岁的售货员主动问我：“你要是要这本书，就到收银台去交钱，然后我们给你盖章包装。”这本书我最终并没有买，但我见店员态度这样好，就问收银员他姓什么，这才知道他姓雷，在收购部工作，只是偶尔临时顶班。我觉得认识书店收购部的人，起码买书会方便些，所以此后就刻意和雷先生接近，不想竟交往了几十年。

在和雷梦辰长期交往的过程中，通过他的言谈话语，我逐渐知道了天津旧书业的一些内情。新中国成立后，对旧中国的各种意识形态载体，展开了迅速的除旧过程。当时对旧书管控很严，尤其对有欧美背景知识分子观点的社科人文书刊，基本上判断为反动书刊，不准在市面流通，但可以内部卖给各研究机构。对有资料价值的书刊，则对口售给高等院校。此时，新中国的高校纷纷建立，新的图书馆特别需要历史文献和历史资料，古籍书店为他们提供图书资料成为重要任务。例如日本满铁株式会社出版的《天津银号业概览》，蓝色漆布面，上面印有机密字样，是日本满铁情报机构对天津银号业最详细的调查报告，不但收录有各个银号的地址、资本、规模，还有各银号负责人的家庭状况。此书卖给天津财经学院，作为资料使用。

为了加大对古旧书的收购，1956年以前的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在各个节目之间反复播诵两个广告：一个是国营企业生产的光荣酱油，一个是新华书店滨江道古旧书门市部大量收购各种旧报纸旧期刊和古旧书。新中国成立后，新思想新文化日益成为社会主流，许多家庭往往把古旧书刊当成废品处理，而卖给古旧书门市部价钱可略高些，故颇有人家前往那里卖书。除去稀见版本的线装书以外，其余各种古旧书都非常便宜。收购价一般一到二折，出售时可卖五到八折，甚至比原定价还高，利润可谓十分丰厚。雷梦辰主要负责的就是线装书收购，偶尔也参与一些平装书定价。他之所以能胜任这项工作，主要源于家族的传承、师傅的引领、同行的提携，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时刻向买书人学习。当时买书的多是知识分子，每当他们买到自己心爱的旧书时，总要品头论足一番。雷梦辰就是从这些评价中，逐渐了解到各种书的价值和特点，并且熟记在心，有时还做笔记保留资料。

据雷梦辰讲，他读过的第一本书是张之洞的《书目问答》及其补正。正是通过这本书，以及经手的成千上万册古旧书刊，雷梦辰逐渐构筑起自己巨大而完美的知识系统。他有着非凡的记忆力，也有着留意书刊细部的良好习惯。他根本没有学过外语，却能熟记大多数市场上流通的外文书刊。他能从单词的字母特征上，熟练地分辨出英、法、德、俄、西班牙等不同文字的图书。1972年，我开始中断俄语学习而改学英语，我求他给我找几本英语的语法书，他很快从书库中取出两本：一本是《CORRECT ENGLISH》，一本是《英文典大全》。他告诉我说，这是解放前高中学生常用的两本语法书，俗称“谭氏英文法”和“纳氏英文法”。书买到手后，我找到英文辅导老师——英国牛津大学神学院毕业的宗继友先生，问这两本书是否合适，宗先生高兴地说：“这两本书非常好，前者严谨，后者是专为东方人学习英语而编制的。”雷梦辰就是这样卖了许多外文书刊，我曾问一些年轻的售货员，雷先生怎么学会的外文？他们答道：从来没听他说过一句外语，他也没有学习过外文，书名完全是凭记忆硬背下来的。雷梦辰对蒙古文、藏文的经卷也不陌生。一次他收到一沓非常残破的经卷，凭经验认定是藏文的古经卷，为此与西藏相关研究部门取得联系，很快就被买走。

20世纪60年代，雷梦辰收购到一部日本精印的彩色中国华北地区大比例尺地图，页面用折叠式的分幅装订。该图系日本军用地图，各地水井位置以及能否饮用等，都标注得一清二楚。此书后来上交给中国国际书店。20世纪80年代初，雷梦辰收到一部20世纪30年代日本人出版的《新疆地质志》，他马上和新疆大学取得联系，结果卖了200元。1984年以后，书店的经营模式逐渐发生变化，天津古籍书店已从新华书店分出，各个门市部也开始自主经营。雷梦辰退休后，被返聘到天祥商场对面的泰康商场里的古籍书店新址，继续担任旧书定价和收购工作。一天下午，洛阳龙门博物馆的负责人来到门市部，推销新出版的精印龙门石刻碑拓。他们告诉雷先生，龙门石刻千百年来不知被人拓过多少遍，很是养活了一批人，但这些拓片都是悬空或屈体在石壁上拓的，多少都有些变形。这次因为赶上修水库，把这些石刻取在地上，是平面软拓的，比以往的拓本都好。他们还说拓本印量很少，出口整价，内销半价。雷梦辰仔细看了一下拓本，立即向古籍书店的领导请示，订下了20册，并迅速联系买方，很快即售罄。此事为我亲眼所见，此后我再也没见过那么精印的龙门拓片。

书行里的高眼

作为古旧书店，只有在旧书刊资源特别丰富的环境里，才能获得较高的利润。天津的书源条件，正好为古旧书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经营发展空间。旧天津是北洋人物活动的中心，且有多国租界，文化多元而丰富。在社会剧烈变动的过程中，天津积淀下大量的中外珍贵图书。仅凭在浩瀚书海里的云烟过眼，天津就熏陶出许多玩古旧书的高手。这些人有的成了书商，有的成了书虫，他们在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和知识，让不少专家学者都望尘莫及。这些人大都文化程度不高，对古旧书版本的鉴定虽不乏经验，但却很少有专著问世。雷梦辰则是其中的一个例外。

雷梦辰曾和我谈及古旧书业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旧书的发行与销售。他说书的编著是一个过程，书的印刷和出版又是一个过程，但是要想把它送到读者手中，还离不开发行过程。没有发行过程，图书就变不成财富。因此，大的出版社都有完善的发行网络，并且不惜重金做出版预告和销售广告，有的图书的封底和内封，也会有新书预告。此外，各个文具店、南纸局和个体书商，也都是最后的发行环节。对天津旧书业发行的历史，雷梦辰有着深刻的研究。他曾请我帮他收集各大出版社的发行公告，我就把一个百城书局在20世纪30年代的发行公告提供给他，他看后非常高兴。天津出版史志编辑部门向他征集出版史料时，他就根据自己几十年在售书过程中搜集整理的卡片目录，写成《晚清至解放前天津书坊刻印本书籍知见录》长文。该文不但是这些书的出版目录，也是这些书的发行广告。他共搜集了65家书店，店址明确者43户，店址不详者22户，并且按照现行行政区划分区排列。通过该文，我们可以看出从晚清到建国前，天津自营出版发行的繁荣景象。雷梦辰还为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门撰写了《津门书肆记》长文，详细记录了小书商门市的创建人、经营者和传承人。这些材料都是他在几十年的售书生涯中，一笔一笔地记录整理出来的，同时他还遍访书界的前辈，追根溯源反复核实。这些东西似乎很不被官方重视，但是对于研究社会文化发展历程，其重要价值却是无法替代的。更为难得的是，雷梦辰还利用所能见到的各种文献和线索，写出了一本极够分量的学术专著《清代各省禁书汇考》。雷梦辰曾对我说，这是他几十年搜集清代民国以来各种版本的清代禁书目录的成果，其中涉及到的多数图书，他都想方设法找到原著进行了核实。

书海边的几枚贝壳

“文革”后第一批珍贵图书涌向社会时，我的工资是五六十块钱，而好的旧书每册总在十元以上，我实在是买不起。每次到书店里，看到还没定价的好书，我总是用一种祈盼的眼光问雷先生：这本书卖多少钱？他不忍地说出价位，我便很尴尬地放下，再计算着口袋里的钱，而拿些次一点的图书。这时，雷先生经常看着书对我说：你给×块钱吧，看完了再卖到我这儿来，我还给你×块钱。然后，他就在书的后背认真地打上价钱。民国版的《文化词典》以及韦尔斯的《世界史纲》、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丹纳的《艺术哲学》等汉译世界名著，还有众多平装的旧中医书，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买回家的，而真正还回去的情况极少。那几年，我几乎花掉工资的一半来购买图书。后来我逐渐有了一些稿费，也全部用来购买旧书了。

有一段时间，我为许多工厂和单位写过厂史和行业史。当时都不给稿费，但一般会给我报销一二百元书费。每次我就从雷先生那儿买走一捆书，带上发货票，再到相关单位去报销。这往往是我最惬意、最高兴的日子，也是我到古籍书店最勤的一个时期。

雷梦辰为卖书谋生而不断收书。他年轻时，为有书可卖不得不艰辛地用各种方法收购旧书。其中有件必须提及的趣事，虽然中国历史悠久，文化绵延，但旧时普通百姓与书刊却很少结缘。珍贵图书一旦离开主人手中，大都进了破烂堆和废纸店，有的成了包装纸，有的还去了造纸厂。为了能收到极便宜的旧书，雷梦辰常常天不亮就到天津广开的破烂市去买旧书。他特别关注那些残破离群、摆放混乱的旧书。1950年初，他在西市大街鬼市购得一大堆残破的线装书，回家整理时竟发现有袁克文的真迹，由此推知这堆旧书与袁家有关。这是篇在笺纸上为一部名为《新华私禀》的书写的序言。此序写于“辛酉（1921）二月朔”。这是一部对社会上以袁世凯称帝为背景写的小说、轶闻大量虚构史实不满而为袁家辩解的书。作者表明，自己与先公朝夕接触，愿意将许多事实写出，以正视听。此序文佳字美，极有研究价值。但鉴于新中国刚刚成立，袁氏家族已成反面教材，故雷梦辰将其妥善收藏，秘不示人，得以逃脱“文革”劫难。20世纪90年代，雷梦辰为撰写图书发行史料而求助于天津档案馆，故于1994年将原件捐与该馆，同时将复印件一张送给我。

孤独的清醒者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各行各业对从事技术工作的人员都进行了职称评定，并和待遇直接挂钩。雷梦辰满怀信心地报了个中级职称，结果因一无学历，二非领导，且硬条件不够根本未入围，仍然享受一般售货员的待遇。这对雷梦辰来讲，是一种残酷的心理折磨，但是他忍了，只跟知心的朋友发发牢骚。

雷梦辰先生不苟言笑，这种内向且自尊的性格，促使他转向文字撰述，写下数篇有极高史料价值的文章并出版了专著。对此古籍书店领导没有任何肯定性的表示，但史志部门却给予了他充分的肯定，支撑着他继续写作。我曾在他家里看到，他购存的大量而且系统的天津乡帮文献，仅《天津指南》就有三四种。他苦笑着对我说，你别看我在书店工作，按照规定我们不能在店里买书，如果认为某本书特别有用，必须让别人以顾客身份代购，还要计算好时机，别让领导和同事知道，价钱自然一分也不能少，否则很难买成。

雷梦辰的家在宜兴埠，改革开放前衣食住行都不方便，改革开放后宜兴埠成了天津周边富庶城镇，他自己也有了大院子，有了书房，有了儿孙绕膝的家庭氛围，但在古籍书店他仍然是孤独者。他除了资格老，业务精，再没有其他资本，退休后虽被返聘，但待遇很低。但雷梦辰坚持上班打发岁月。他内心的极大愿望就是自己开个书店，或找个能让他全权负责的书店来经营。20世纪80年代是渴求知识的时代，也是出版业、旧书业最为昌盛的时期。“文革”后幸存下来的图书和老一代知识分子保存下来的图书，以及被解禁的各种图书大量出现在市场上，图书交易异常活跃。新生代的淘书者，很多就是这时起步的。

我是民盟的基层负责人，因对书行情有独钟，曾决心开一个书店，挂靠在民盟区委社会服务部，为此我专门向雷先生请教。他听说我要开书店的消息后，对我讲了许多书行的生意经。我尚能回忆起来的有如下几点：第一，民国旧版的学术著作和所有的图志、图集都是新善本书，利润空间极大。第二，商务、中华、开明、世界等著名出版社出版的学术大家的专著都要大量收购。第三，民国期间出版的所有旧杂志，都是研究历史和学术的最好、最直接的参考材料。第四，犄角旮旯、专业性强、出版量极少的书刊都值钱。日本出版的书因印刷精良、应用价值高都值钱。日本出版的研究中国的各种资料丛书、各种应用技术丛书、各种图鉴都是稀缺资料。例如一本《蹄铁术》就被人以50元的高价格买走。第五，刊载有详实地方资料的各种广告、各种手册是研究某地的一手材料。第六，清末出版的介绍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新技术的所有书刊，以及用白棉纸石印的各种书刊都具有文物价值。第七，照片汇编、印制精良的花笺和名人信札以及以真实书信编辑的尺牍也非常好卖。第八，通俗唱本、老小说、老小人书等底层读物有市场潜力。第九，从清朝到建国前出版的所有以西法绘制的地图，特别是比例尺大的详图、邮政舆图，相关研究部门需求量极大。第十，出版量少而题材怪异的书也不愁卖。大部头的文学读物因出版量极大最不值钱，但研究他们的资料性的书却值钱。

雷梦辰还特意给我写了一封信，推荐了一位古籍书店退休人员加盟。他满有信心地对我说：如要开店，起名最好为“古旧书店”而不要称“古籍书店”。他还说，只要会买，没有卖不出去的书，没有不赚钱的书；书只要对路，价钱定得很高也有人买。可惜开书店的事最终因门店难以解决而搁浅。但我至今难忘的是，我俩第一次谈论开书店时的情景。他住在宜兴埠南菜园，那天吃完午饭没睡觉，从当时的张兴庄北道（即清朝时的下卫道支路）步行到我家，敲开院门的时候，肩上背着蓝布书包，双手捧着泥坨，里面有一株漂亮的虞美人，盛开着紫红色的花。我是学生物的，知道虞美人是用种子来繁殖的，种子非常细小，发芽育苗极为困难。而且虞美人既怕冷又怕热，在天津很难繁殖。我就问雷先生，您从哪里挖来的虞美人？他说，我在工厂墙根下看见这花，太好看了，就用玻璃片一点点挖出来了。我问是哪个厂子？他说第六开关厂。我决定要到那里看一下，这地方怎么能长出野生虞美人。

雷梦辰先生告辞后，我急忙赶到第六开关厂，只见靠近墙根的地方，有一片长满苔藓的地，上面散生着几簇野花。地面上苍翠的绿苔，在夕阳照射下像一块绿毛毯，上面还有雷先生掘出的土坑。这里长青苔，就证明这个小环境气候不干燥不湿热，土壤不酸不碱，再加上此处僻静，不易被别人发现，故能生出美丽的虞美人。这也很像雷先生工作的环境，他在那个冷漠的环境里清醒地工作着。

2003年的一天，我到古籍书店古文化街门市部闲逛，无意中从胡以朴处得知雷梦辰先生去世的消息，让我很是伤感了一段时间。

（原载《藏书家》第18辑，宫晓卫主编，齐鲁书社，2014年3月第1版。收入本书时订正了数处行文疏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