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林有路　学海无涯——雷梦辰与古籍版本鉴定

书林有路　学海无涯——雷梦辰与古籍版本鉴定

章用秀

久闻雷梦辰大名，只是未曾相见。以前听烟台道古籍书店退休业务员刘熙刚讲：“梦辰是我的老同事，他苦心钻研版本目录学多年，你要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尽管去找他。”研究秘密宗教的李世瑜教授向我介绍说：“梦辰虽是书商，却勤于读书辑录，与读书人关系甚笃，我汇集宝卷资料就得到过他的帮助。”后来，我终于见到了这位雷先生。言谈之中，更了解了他的今天和过去，也领教了他对鉴定古籍版本的真知灼见。

雷梦辰的舅父孙殿起是以贩书起家的著名版本目录学家和藏书家。他对古书版本鉴别考订尤精，撰有《记厂肆坊刻本书籍》《琉璃厂书肆三记》《贩书传薪记》等文；积数十年编成《贩书偶记》20卷，收古籍善本1万余种，后又成《贩书偶记续编》，二书相当于《四库全书总目》之续编。其兄雷梦水受业于孙殿起门下，著有《琉璃厂书肆四记》《古书经眼录》《书林琐记》《隆福寺书肆记》等。受父兄影响和职业所系，雷梦辰亦是涉目录，识版本，博闻强识，学有所长，著有《清代各省禁书汇考》《晚清至解放前天津书坊刻印本书籍知见录》《天津三大商场书肆记》《津门书肆记》等。其中，1989年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清代各省禁书汇考》共计21万字，对清代所禁之书作了细致的考证，备受学术文化界重视。

一

雷梦辰自打从古籍书店退休后，一直在家整理图书资料。因当年在库房值班时中了煤气，得过一场大病，至今说话尚不利落，但思路颇有条理。他向我讲起他的人生经历：

我生在河北省冀县谢家庄村，父亲是晚清廪生，嗜好读书，我幼年常看到父亲伏案阅读古籍，受到熏陶，我自幼也喜爱看书学习。我在公立学校读书5年。15岁时因家中生活困难，投奔北京我舅父孙殿起（耀卿）那里。舅父正在通学斋书店业书，知我喜好书，于是将我介绍到了琉璃厂富晋书社学业，拜师王富晋（浩亭）先生。舅父教导我说：“要学好这一行就得见的书多，接触的读者多。富晋书社是北京古书业的大户，在这里有利你的提高。”可是在该店学徒一年，因店中杂活儿太多，无法接触到书籍，只得辞柜失业。舅父又介绍我到隆福寺东雅堂书店，在经理张长起（少亭）先生名下学业。舅父再次教导我说：“张经理的父亲张凌贵（敬亭）是南阳山房书店的经理，他深通文辞，长于版本，人称‘宋版张’，他老也住在东雅堂。你可以从他们父子那里学到很多知识。”进店后，感到确实朴雅有为。由于勤快好学，博得老掌柜张凌贵的器重。业余时间，他老人家常给我讲一些古籍版本知识，使我受益匪浅。但是，也正是由此而遭到大师兄的忌妒。因关系难处，也出于义气，我便辞柜不干了。舅父深知我喜爱这行，又托青黎阁经理张子兴先生将我介绍到天津茹芗阁书店，在经理杨永维（富村）先生名下学业。

杨经理待人宽厚，性情直爽，业务精不重厚益，交际广耳目灵通。方圆远近，只要有出让古书者，他总是捷足先得，天津的藏书家对他无人不知。北京、上海的同业来津采购，大多在该店住宿。我在茹芗阁书店学徒四年。其间，书店每得有线装古书，我都设法一观为快。罕见之书，我便随笔记下，以备查考。四年学满后，因茹芗阁东翁收资歇业，我便在天祥市场二楼自设梦辰书社（后改名文学书店），专门买卖古旧书籍，直到公私合营。以后，合作书店并入新华书店古籍门市部，我充当营业员。古籍门市部独立后改称古籍书店，我又担任收购员。

我从事古旧书这一行业将近50年，在这段人生里程中，经眼了许多善本书。在鉴定方面，由于诸多老前辈的指点和引导，我也有一些粗浅的体会；并且凭着我的眼力，收购了一批有价值的古代典籍。如宋刻元印《通鉴纪事本末》、元刻元印《资治通鉴纲目》（内钤“十万卷楼藏书”印）、明末世德堂刊本《元文类》、明朱丝栏抄本《史学提要》、清纪晓岚批（五色）《苏诗》稿本，等等，均是经我手买卖的。

我在个人经营古书时，由于资本不大，不能成批收购，只是在天津的早市收买一些零星的善本，有时也到山东一带采购。当时，哪个地方有旧书，我心里有数，所到之处有时竟也遇到罕见的珍籍。记得40年代末，有一天我在山东收购古书时，无意中发现一部诗词稿本。书法雅而不凡，雅致得很，我从墨迹、纸张、装帧几方面进行分析，断定为《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手写的草稿，当即将它买下。稿本分为两种，一是撰者手写的原稿，二是作者撰完稿后由别人誊清的本子。稿本又有已刻稿本与未刻稿本之分。已经雕印的名人稿本自是难得，未经雕板的稿本更为珍贵。蒲松龄的这个稿本当时尚未刊刻，确是难得之宝贵。

搞学问的离不开卖书的，卖书的离不开搞学问的。卖书的必须懂书，并且窥知读书人的心理需要，主动提供图书目录和线索，介绍有价值的学术资料，使读书人受益——这才是高层次的书商。当年梁启超先生住在天津意租界时，藻玉堂书店的王子霖替他采购了一批又一批的图书，为梁老先生的学术研究提供很大的便利，梁老先生也将王视为朋友。我个人也本着这个原则与学者交往。我从不把自己与读书人之间看作是一般的买卖关系，而是尽可能为他们服务。我尊重他们，他们也尊重我。我同南开大学图书馆老馆长冯文潜联系密切。数年来，我先后为南大送去七八十种清代版本的地方志，以及我在山东买到的清朝一位亲王写给皇帝的奏折，奏折内涉及到义和团的情况。冯文潜先生病中在家里接待我，对我深表谢意。我还曾买到一部民国年间出版的《采菲录》，内容是记载梨园轶事的，当时属于禁毁之书，非常稀少。我考虑剧团是搞戏剧艺术的，他们一定需要，于是便卖给了天津京剧团。

我的书应该卖给谁，不应该卖给谁，我心中有个尺度。我始终坚持，善本书一定要卖给那些真心需要它、保护它、收藏它的人，不是谁给钱多就卖给谁。有收藏价值的文化典籍，外国人给多少钱我也不卖，我只把它卖给国家图书馆和研究部门。经营中那种认钱不认人、重利不重德的做法，我极不赞成。解放以来，我先后为北京图书馆、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历史博物馆、艺术博物馆、群众艺术馆采购了数以千计的图书资料，却一本也未曾卖给外国人。直到今天，我还保留着国内一些图书馆寄给我的表扬信。

天津旧书业中最讲版本的是宏雅堂书店经理张树森。1949年张树森去世以后，其夫人袁雅文欲将张留下的善本书全部出售，北京不少同业闻讯前来购买。为了让珍贵文物不致散失，我建议袁雅文对同业只是作些点缀，稍稍出让一点，其余大部卖给文化局。我的意见得到袁雅文的赞同。由于被国家入藏，张树森生前收购的珍稀善本古籍才得以保存至今。

二

藏书购书，鉴定版本至关重要。无论是对贩书者、藏书家，还是读书人，莫不如是。那么什么是版本呢？雷梦辰解释说：“中国古时的书籍，全是写本，自从雕版印刷书籍出现之后，才有‘版本’这一新兴的名词。但在初时，‘版本’二字的涵义颇为简单，仅仅是为了区别于写本而言的。以后，雕版印刷的书籍逐渐增多，由于各书的印版有种种不同，藏书家便对于不同的版本进行分别的著录，把‘版本’这个名词的涵义范围扩大，和仅限于区别‘写本’的意义不同了。再后，各藏书家著录所藏的图书时，不但把抄本的著录并入版本之中，并且把从石经摹拓而装订成册的拓本，以及近代用新式技术所印成的石印本和影印本，亦全算做了版本的一种，于是，‘版本’这一名词的涵义便愈益扩大了。”

在各种版本之中，有因字体的大小不同，有因印刷技术的精粗不同，有因制版的时期不同，有因印刷的地方不同，有因装订的形式不同，以及因图书内容的增减、残缺或经过删定、校勘、附加绘图等等的不同，而区分出来各种各样的版本名称。关于版本的类型，雷梦辰说：“根据刻印时代可分为宋本、辽本、金本、元本、明本、清本；根据刻印地点可分为闽本、蜀本、浙本；根据刻印者可分为官刻本、家刻本、坊刻本，官刻本包括监本、兴文署本、藩署本、经厂本、殿本、局本；根据版刻情况可分为椠本（即雕刻本，亦称刻本或刊本）、初刻本、旧刻本、精刻本、写刻本、翻刻本、修补本、活字本、聚珍本、巾箱本、书帕本、百衲本、善本；根据印刷方法可分为初印本、后印本、朱印本、蓝印本、朱墨本、套印本。以上只是雕版印本的名称。非雕版的书本，大致可分为抄本和稿本两类。”

“什么是好的版本呢？我认为得从三方面看。”雷梦辰说。

一是它的历史文物性。一般来说，版本的年代越早，其价值越高。比如藏书家均青睐宋本书和元本书，特别是宋本书。这是因为雕版发端于隋代，流行于唐代，风行于五代，至宋代而大盛。隋代已无实物流传，唐朝与五代的刻书仅存者寥若晨星，几无可得。宋代刻书极盛，且雕印甚精，流传至今早已为珍贵文物，哪怕是残书，甚至几页，亦价值千金。记得20世纪50年代初，公私合营之前，一位破落公子拿来13页宋版毛诗的散页，索价每页100元，共计1300元。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字。有人估量，这笔钱彼时能买到一套房子。尽管如此，这13页毛诗散页的价钱按说也不为贵。同业们经过研究，建议卖主将这些散页卖给图书馆。

二是它的学术资料性。有的本子虽然年代不特别早，但也很有价值。这是因为它的资料性强，对学术研究极其有用。过去，有人只看重书籍年代，以为年代越久越贵重，这是偏见，现在已不完全这么看。有的书流传稀少，甚至是封建社会的禁毁之书，保存到现在更是难得。同业王振永曾发现过明嘉靖年刊《钤山堂全集》，后售归天津人民图书馆。该书为明权臣严嵩撰，杨升庵等评点。子目为：《钤山堂集》四十卷，《南宫奏议》三十卷，《历宫表奏》十二卷，《直庐稿》二卷。这部《钤山堂全集》国内公私家藏书目录内均不见著录。《钤山堂集》四十卷者，仅《著砚楼书跋》内云：《钤山堂集》四十卷诧为稀见。《中国善本书提要》内著录有：北京图书馆入藏为三十卷本，美国会图书馆入藏为四十卷本，又入藏有《南宫奏议》三十卷本。王振永买的这部《钤山堂全集》足征罕见。王振永所得其他线装古书，如《金双岩中丞集》《水曹清暇录》《许文穆公遗文》等，也为行家称为“罕秘”。王曾将遇稀见之书随笔记之，题为《贩书随笔》，1982年3月将其交与我说：“我已老矣，恭赠老弟留念。”余不掠美，按其笔记誊录一册，恭为校正一遍，遂将原笔记奉还。王振永所遇之书虽非宋版，却能说不宝贵吗？

三是它的艺术代表性。纸张好、刻印精、装订美或绘画、书法俱佳的图书也可留作珍藏。我曾见到一部《寿亲养老新书》。此书不著撰者，本为春、夏、秋、冬四册，今只残存秋、冬两册。冬册尾页有一立亭氏牌子，荷叶盖，莲花墩，中有两立柱，立柱间刻有“西夏揆文书院重刊”八字两行。此书虽为残本，但对研究我国古代边疆的雕版艺术和文化史，均是重要的参考资料。

归纳以上三条，雷梦辰说：“凡精加校勘、错误较少、刻印精工、时代较早，而且具有一定学术资料价值的图书，均值得藏家收藏。其中只要是足本，均可作为善本对待。”

谈到这里，雷梦辰取出他个人保存的几种书刊给我看。一是民国年间的《犹吁酬唱集》。该书为朱印，内收向迪琮、郭则沄、高凌雯等人唱和的诗词。雷说：“这叫初印红本。一般的图书，在雕版初成之后，例须先用朱色和蓝色印刷若干部。先是用朱砂印，印得很少；再就是蓝印，数量也不大；最后才用墨色印刷。雕版既黑，以后就不能再作朱印和蓝印了。”另一本是解放前北平文华书局发行的刊物《水星》第一卷第五期，其封面比书页宽出一条。雷说：“这叫毛装本，封面上宽出的那条纸叫毛口。当时这个出版物就是这个样子，现在照原样保存，更有收藏意义。如果把毛口裁去，失掉了原貌，反倒降低了它的价值。”雷的藏品中还有一本书，该书封面题为《老残游记》，翻开封面，总共60页，前几页是《老残游记》一书的目录，目录之后照录《老残游记》第一章的部分内容；再往后却是另一套目录，充满革命色彩，令人耳目一新。目录后载有新华社社论《庆祝济南解放的伟大胜利》《粟裕将军谈胜利的原因》等，共计19篇文章。雷说：“这叫伪装书，书的封面一个样，书里的内容与封面毫不相干。这本所谓《老残游记》的封面只是个伪装，里面的19篇文章都是共产党、解放军的宣传品。这种伪装本在过去只是为了蒙蔽敌人，实际上是利用它秘密地向人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类似这样的书刊，虽不算是古老的典籍，却也属于不可多得的收藏品。”

雷梦辰说：“就目前而言，好的刻本已是越来越少。尤其是宋本、元本、明本，收藏者更是可望而不可求。但我个人认为，非雕版印刷的书籍，如铅印本、石印本、影印本等，在刻本书籍稀见而不易购得的情况下亦可珍视。铅印本是指用新法铅印术而言。我国采用新法铅印术当在19世纪中叶，当时之印刷厂多委外国人经营，其最早的汉文铅字本，为清咸丰七年（1857）上海墨海书馆出版的《六合丛谈》。石印本则是用石材制版所印的书。我国之有石印本，始于清光绪二年（1876），法人翁相公在上海设土山湾印刷所，专印教会用的宣传文件。用石印术印行其他应用书籍，则以英人美查在上海所设之点石斋为最先，开创之初主要是印《康熙字典》。先后共印10万部，均不数月立尽。因其法简利厚，于是有广东人徐鸿复等，于光绪七年（1881），先后开设同文书局及拜石山房，专事翻印古书，如《二十四史》《康熙字典》《佩文斋书画谱》等，出品均极精美。当时三家石印印书局鼎立，为我国石印术之最早者。影印，即先以原书逐页照相，用所照的玻璃版晒印在黄胶纸上，再把黄胶纸的像落到石版上，然后用普通的石印方法印行。近代凡遇古版佳刻，欲广泛流通，而不使失其本真者，常用影印方法。例如商务印书馆印的《四部丛刊》、双鉴楼印的百衲本《资治通鉴》等，均为影印本。影印本书籍不但易得，而且价格便宜。近年中华书局影印的《永乐大典》残存本、巴蜀书社影印的《古今图书集成》全本，前者定价仅为450元，后者定价为6000元。”

雷先生取出天津古籍书店影印的《孝经》给我看。他说：“这部书的原本为藏书家周叔弢先生所献，我以前见过。当初有人说它是元刻本，周先生认为是宋刻本，我以为周先生的意见是对的。它的字口不但与元刻本不一样，而且口里带有宋代刻工之名。影印的《孝经》不失宋本原貌，从经济实用的角度考虑，是大可收存的。”

三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早就存在着一部分伪书。造成这部分伪书的原因十分复杂，其中最主要的是：一、社会原因。由于历代兵燹动乱、自然灾害，典籍的散失和积聚变动极大。原书佚失之后，后人便制造出了伪书。二、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故意编造伪书，以制造舆论。三、好事者出于猎奇，欺世盗名，制造伪书，用以扩大个人影响。这类书籍的辨伪工作，一般是属于文献考证和研究的范畴。

另一种情况则是纯属于版本的伪造和仿造。历史上，图书版本伪造与仿造最甚者，莫过于明朝正德年间。这正是版本鉴定者感到明版伪宋品种多的主要原因。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雷梦辰分析说：“这与当时李梦阳等人提倡复古主义有关。”

明朝正德年间，户部主事李梦阳与何景明等人提倡复古，主张论诗古体必汉魏、今体必盛唐，为文也是句摹字拟，一时海内成风，从此士子又知古书可读。在这个背景下，也兴起了发扬古籍、翻刻宋本的运动。此风一直刮到明朝中叶。他们翻版摹刻的宋版书籍均按原书刻工姓名，宋讳缺笔依旧，只增卷末的当代刻书人的题跋或牌记，由此便给后世书贾作伪造成条件。

明版伪宋的书籍与宋版宋印的书籍极难区分。如明嘉靖四年至六年之间，文渊阁大学士王鏊的长子王延喆翻刻宋黄善夫本《史记》，行款格式均按旧样，仿刻之精，几可乱真。清代王士祯在《池北偶谈》里记载王刻《史记》的故事说：“明尚宝少卿王延喆，文恪少子也。其母张氏，寿宁侯鹤龄之妹，昭圣皇后同产。延喆少以椒房入宫中，性豪侈。一日，有持宋椠《史记》求粥者，索价三百金。延喆绐其人曰：‘姑留此，一月后可来取直。’乃鸠集善工，就宋版摹刻，甫一月而毕工。其人如期至，索直，故绐之曰：‘以原书还汝。’其人不辨真赝，持去。既而复来，曰：‘此亦宋椠，而纸差，不如吾书，岂误耶？’延喆大笑，告以故，因取新雕本数十部，散置堂上，示之曰：‘君意在获三百金耳，今如数予君，且为君书幻千万亿化身矣。’其人大喜过望。今所传有震泽王氏摹刻印，即此本也。”因其复刻酷似原本，所以后人将纸染旧冒充宋本。另外，黄省曾兄弟、郭云鹏、徐时泰、闻人诠、徐焴、薛应旂等人也是倡导复刻宋元版的名家，都翻刻了不少的宋元版书籍。只是各家翻刻的宋元版书均增有不同的序文、题跋或牌记。

“然而，近代以来的古书伪造与明朝翻刻宋本、元本的性质又不完全一样了。近世伪造，旨在谋求高利，以至损坏书籍之完整，不怕遭后人之唾骂。如有的将原书改头换面，一部拆成两部，或更换目录，以残充全；有的在书内加进伪刻的牌记或记载版刻年代的印记，以充宋元原刻；有的以挖改描补的手法，将较晚的刻本进行‘加工’，冒充早期刻本或稀见的珍本。应当承认，这种种所为大多出自旧社会的不法书商，这无疑给书业的同仁带来了耻辱。”对此，雷先生毫不隐讳，而且还给我讲起解放前京津两地业书商人伪造古籍版本的奇闻轶事。

那年北京文禄堂书店的王晋卿从北京带来一部《列子》，找到天津藻玉堂书店的同业。为了提高该书的身价，王晋卿与其藻玉堂的那位同业经过一番谋划，一个人伪造了个顾广圻的批，一个人伪造了个黄丕烈的跋。书业的同行们都知道，顾、黄二人是非同一般的。顾广圻，字千里，是清代著名的校勘学家、目录学家。黄丕烈，字绍武，更是有清一代学界无人不知的藏书大家。经他手所校之书，在藏书家、书商界中极富声望。这部普通的《列子》加上他们的一批一跋，俨然成了明刻珍本，书价一下子被抬了上去。

南开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一部《陆宣公奏议》则是不法书商移花接木的“精心之作”。如果说那部《列子》是假书假跋，那么这部书可以说是假书真跋，其手法更为巧妙。原来这部《陆宣公奏议》本是明弘治七年刊本，当初为天津的一家书店所有。后来这家书店又购进一部《陆宣公奏议》，是元至正十四年甲午翠岩精舍刊本。该书卷一后有牌记两行，书后还有大藏书家傅增湘的跋：“此元刊本，出于翠岩精舍。”于是书店的主人便在这两部《陆宣公奏议》上动了脑筋。他先是将元版书上傅增湘的跋抽去，添在那部明版的《陆宣公奏议》上，同时挖掉明版《陆宣公奏议》上“弘治七年林符刻本”的字样，使这部明版书骤然间变成了元版书。而那部抽出傅增湘跋语的元版书本就不假，经得起行家鉴别，并不妨害其身价。这样一来，一部元版书变出两部元版书，两部都能卖出个好价钱，真可谓一箭双雕。然而，南大图书馆的那部偷梁换柱的《陆宣公奏议》最终还是被学界所揭破。

天津解放前夕，大华书店买进的一部《玉台新咏》是属于抽出题跋的作伪。该书本是明崇祯六年寒山赵氏小宛堂翻刻的南宋陈玉父本，赵在书后有跋。作伪者抽去赵氏后跋，再用浓茶染纸，冒允宋版，以善价售于北京的王殿升。王殿升是北京隆福寺文殿阁书店经理王殿馨（悖馥）的弟弟。这是他哥哥王殿馨第一次派他来天津采购古书。王殿升购得此书，很是得意，即速携书回京。见到兄长便高兴地说：“我买到一部宋版《玉台新咏》！”王殿馨见多识广，早就知道该书从没见宋本流传，看都没看一眼即定为明小宛堂本，并指责其弟说：“不用看，假的！你这不是在天津给我丢脸吗？”

雷梦辰说：“我前面讲过，明朝人翻刻了诸多的宋元版本，而近世书店便在这些翻刻本上大做文章，大做手脚，想方设法，或以明充宋，或以明充元。除了有人在明版书上抽去明代人的跋语再染纸充旧，还有抽去序文而充旧的。如明成化张习刻本《雁门集》便是脱去刻书序文，单存元序以混充元刊。又有将明代刻书牌记挖去再染纸充旧的。如明袁氏佳趣堂刊《六臣文选》，有人挖去‘佳趣堂’牌记冒充宋裴氏刻本。还有挖去明本上的鬻书广告的。如明嘉靖间汪谅翻刻的元张伯颜本《文选注》，该书目录后有鬻书广告：‘金台书铺汪谅，见居正阳门内西第一巡警更铺对门。’另有‘嘉靖元年十二月望日金台汪谅古校正新刊’一行。有人便撤去广告，挖去牌记，冒充元本。”

旧时书店，还有个别书商延请有伪造技术的人专事为其作伪。这些人手法高，其伪作更令人真假难辨。天津宏雅堂古旧书店经理张树森就曾售出过陈益安伪造的唐人写经，京、津、沪不少爱好者深受其骗。张还备有陈益安为他伪造的名人藏书印若干，钤以线装书之首页，冒充名家收藏。

雷先生回忆说：“陈益安久居天津，此人在古旧书伪造上有套‘绝活’。其一，仿唐人写经，书法精美而又逼真。他用从敦煌盗出的没有落下文字的唐代藏经纸和旧墨，摹仿唐人写经的笔体，伪造出的唐人写经可以假乱真，没有极高眼力的人是无法查出破绽的。周叔弢先生曾从张树森手里买进几卷唐人写经，细细品味，方知其中有赝品，随即将其烧掉。以后得知是陈益安作的伪，张再给他送书求售时，他只要见到有唐人写经，首先声明说：‘是陈益安托你卖的吗？如果是他的，我不要。他的东西都是假的，我不给他费脑子。’其二，陈益安极擅摹刻藏书名家之印。一次陈在宏雅堂茶余客话中拿出一册钤有数方名家收藏印的书，对宏雅堂帮业吕清注（整理者注：雷梦辰原文误为“吕清柱”）说：‘请您看看，哪一方是我伪造的？’吕是鉴别真伪的高手，观后指着其中一方说：‘这方印边框有接头，一定是伪造。’隔了数日，陈又带来钤有名家收藏印的书，再次交吕分辨印章真伪，吕反复看过，最后答道：‘这次我可看不出假来了。’陈说：‘钤在书上，看不出是假的，说明我的作伪技艺是成功的。’旧时作伪手段之高，由此可见一斑。”

四

清孙庆增在《藏书记要》中说：“某书系何朝何地著作，刻于何时，何人翻刻，何人抄录，何人底本，何人收藏，如何为宋元刻本，刻于南北朝（指宋金之间）何时何地，如何宋元精旧抄本，必须眼力精熟，考究确切。”孙氏所言，直接涉及到版本学问题。版本学作为研究图书刻印的学问，正是我们鉴定古书的年代和真伪所必备的。对一部书，只有弄清它的刻印时间、地点、刻印者，以及版式、印刷、装订、行款、字体、纸张，才能作出真假伪劣的正确判断。

雷梦辰说：“由于刻书的时代不同，古书用的纸张、字形字体、墨色和版式也不尽同。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我就这个问题向藏书爱好者作个简要介绍。”

“先说纸张。古书用纸的名称，都是后人命名的，由于地区不同，也有异称。我以比较通用的名称将历代常用的古书用纸的特点和使用年代说明一下。”

经绵纸，颜色稍黄，有棉性，质地较厚。南北朝至唐代通用此纸，且一直延续到宋代，主要用于刻印经卷。名称由来，概取经卷用纸之意。雷先生取出他个人珍藏的南齐永明年间的写经残卷给我看，说道：“这个写经用的纸就是经绵纸。”笔者细细观察，只见这纸虽年代久远，但韧性依然很强，而且基本为白色，只是略微有点发黄。

藏经纸，颜色黄褐，犹如茶色，略有棉性，质地厚硬，不透明。唐人写的佛经、道经多用此纸。概因释道藏经多用此纸，藏经纸的命名即缘于此。雷先生取出他的初唐官款写经，指给我说：“这是藏经纸的写经，是被截断的残卷，距现在一千多年了，你看它还是那么坚韧光亮。”的确，这纸坚而不脆，厚而不折，发出茶黄色的油亮光泽。经历千载却不糟不烂，真使人大开眼界！

麻纸分白黄两种。白麻纸正面洁白光滑，背面略显粗糙，质地坚韧较薄；黄麻纸颜色略黄，有的比白麻纸略厚，坚韧程度与白麻纸相同。这两种麻纸的纸纹（俗称帘子纹）都比较宽，间离约有二指左右。宋至元末明初刻印本书籍多用此纸。据传本所见，元印本采用黄麻纸较多，元末印本的麻纸纸纹都变窄了，间离只有一指左右。雷先生取出他收藏的宋本《文章正宗》残页与元本《新增说文韵府群玉》给我看。他说：“这两部书用的都是麻纸。《文章正宗》为南宋本，是白麻纸所印，帘子纹的间离大约是二指。《新增说文韵府群玉》为元本，是用黄麻纸所印，帘子纹的间离大约是一指。”笔者摸了摸这两部书的用纸，觉得那纸也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陈旧得不得了。白麻纸虽不很厚，但坚韧度甚高；黄麻纸的纤维较细，然又不是很脆。

麻沙纸，颜色稍黄，无纸纹，质地坚韧，很细很薄。宋版麻沙本多用此纸。名称的由来是据福建省建阳县麻沙镇所产，故取“麻沙”二字。

绵纸，南方称皮纸，分黑白两种。白棉纸颜色洁白，质地细而柔，纤维多，韧性强。黑棉纸色呈黑黄，韧性稍差。明代前期印书多用棉纸，嘉靖以前生产的棉纸较为细薄，隆庆以后较显粗厚，用棉纸印的书也很稀少。清初还有用棉纸印的书，但更为罕见，以后就不见了。名称的由来，以其纸无光泽、洁白如棉而定。雷先生拿出一部明本《李卫公文集》，说道：“这是白棉纸印的。”笔者细细看来，那纸果然洁白细腻，尽管很薄，而韧性不减。

罗纹纸，色洁白，质地细薄柔软，有横竖密细纸纹，纹状如罗底。明代用此纸是为罕见，清印本中还能见到。例如雍正间武英殿刊印的《唐宋诗文醇》、席启寓刻印的《唐百家诗》都是用罗纹纸印的。郑振铎（西谛）印的《中国版画史图录》其中就有一部分是用罗纹纸印的。名称由来，概因纸纹状而命之。

开花纸，南方称桃花纸，纸色极为洁白，质地细腻柔软，纸薄而韧性强，无纸纹。名称由来，据说这种纸产自浙江省开化县故名。清代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内府和武英殿刻的图书，每种都少量的用开花纸印一份，其余则用竹纸。嘉道以后生产的开花纸，颜色略发乌而纸厚，因当时考试科举发榜多用此纸，故称其纸为开花榜纸。嘉道间殿版也用开花榜纸少量印一部分图书。著名藏书家武进陶兰泉收藏开花纸印本最富，因有“陶开花”之背称。雷先生指着他的一部《禹贡指南》对我说：“这是清武英殿聚珍版原本图书，为开花纸所印。像这种用开花纸印的殿本图书，每种至多有几十部，其余多为连史纸所印。”笔者仔细看那开花纸，真是细腻异常，洁白如新；书的刻印精工，版式、装订也都考究，真不失武英殿本之名。

册子纸，又称库抄纸。明代用这样的纸印书，可能是为了节约纸张。就是将印上格子的公文纸或已写上字的钱粮册纸翻过来，用其背面印书。后来人们称这种纸为册子纸。

竹纸，因其颜色微黄，又称黄纸。纸性稍脆，韧性较棉纸略差。因其制作的原料是竹子而故其名。宋至清代均有生产，宋至明初使用此纸印的书极为罕见，明嘉靖以后至清嘉庆间用竹纸印的书最为普遍。

连史纸，又称太史连纸、粉连纸。纸色白洁，匀净如玉，质地细腻绵软而有韧性。清代印书采用此纸比较多。例如《四库全书》北四阁的书用的是开花榜纸，南四阁的书用的则是太史连纸。

毛边纸与毛太纸，纸色米黄，故又称黄纸。正面光滑，背面稍涩，质地略脆，韧性稍差，牢固程度次于太史连纸。《常昭合志稿》内记述：“天下购善本者，必望走隐湖毛氏（晚明毛晋），所用纸，多以江西特造之，厚者曰‘毛边’，薄者曰‘毛太’，至今犹其名不绝。”毛边纸与毛太纸的命名即由此而来。清乾隆以后印书所用纸，除太史连纸外，大部分是毛边纸，同光间用毛太纸印书较多。

清末民初印书所用纸有机器太史连纸、棉连纸、川连纸、料半纸、玉版宣纸、官堆纸等。此外还有粉连纸、有光纸，铅印本、石印本书籍多用此纸。

“以上是古书的用纸情况。关于古书的用字，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存在着不同的字形。”雷梦辰介绍说：

例如南北朝至唐，刻版书仅见有唐开元刊《金刚经》等，其他通为写经，其字体，世称写经体，字形多为转笔露峰、起轻落重、撇捺重平。宋、金、元至明初，刻版书都是书写体，但是字体并不近同。

北宋早期刻书多用欧体字，欧体字瘦劲俊俏，字形略长，转折笔有角。后来逐渐有颜体，颜字雄伟朴厚，字形肥胖，有骨有肉。南宋以后多用柳体，柳字比颜字瘦，笔画挺拔有劲，起落顿笔略细，横轻竖重。从地区看，汴梁和浙本多欧体，蜀本多颜体，闽本多柳体，江西刻本欧体、柳体兼有。

金刻本用字近于柳字，起落顿笔，折角有棱角，横轻竖重，结构抗肩，显得特别有神，颇像北魏《张猛龙碑》之字体。

元刻本用字，多为赵体字。赵体柔软活泼，圆润俊美，无板滞感。元刻本用字的另一特点是多简体字。刻书用简体字，始于南宋。如罗振玉在日本影印之南宋临中瓦子张家雕印《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有“一个驴儿吊在厅前，及到山西王长者儿处”，其中“驴”、“厅”、“处”三字都是简体。元朝中叶以后，坊刻本使用简体字就非常普遍了。如“無”作“无”、“龎”作“厖”、“鹽”作“”、“雙”作“双”、“氣”作“气二”、“馬”作“马”等。

明刻本用字，可分三个时期加以识别。明初（洪武至正德）刻印的书都是软体字，并有颜、柳、欧、赵四家余味。其中宣德及正统刻本用字，形似宋本字体；景泰有些字体，颇似元末字体；成化至正德均为写刻软体字，字形尚不呆板。这是第一个时期。第二个时期为嘉靖至隆庆间。由于正德末年至隆庆年间兴起了古籍翻宋本的运动，这一时期的刻本用字，多摹仿宋人字体，笔画横平竖直，撇捺直挺，整齐严谨，字形方正，成为真正的方块字，但缺乏流利生动之态。第三个时期为晚明，即万历至崇祯年间。从万历起字形变长，笔画横细竖粗，略显拙笨，其间有一些写刻本字多行书。

清刻本用字，清初顺治刻本，字体仍有明末余味，字形长方，横细直粗。康熙以后刻书，其字体除使用软体字，硬体字也较为普遍。硬体字的特征是：横轻竖重，撇长而尖，捺拙而肥，右折横笔肥粗。例如殿版《康熙字典》用字即为硬体。清道光以前刻书，字形比较美观秀丽，道光以后字体结构非常呆板，是种匠体，间有写刻本，字体较为优美。

“最后，我再谈谈古书的用墨和版式。”雷梦辰说：

唐宋两代古书用墨，其墨大都质料精良，浓厚似漆，着潮水湿而无漂迹。金代刻书用墨与宋代没大区别。元代刻书用墨，墨色稍蚀。明初刻本用墨与元代无大区别。永乐始墨色显着洁净，万历刻书用墨有了发展。如闽齐级刻印的书，都是朱墨两色套版印刷的。清代刻书用墨有了更进一步发展。如御制墨的殿版《康熙字典》便十分精良。乾隆时出现了五色套版印刷，如《纪批苏诗》便是。

各代印书，其版式亦有区别。宋代浙本多白口，绝大多数是单鱼尾，左右双边，书名卷次多在鱼尾下方；建本早期多白口，左右双边，中期以后多黑口，四周双边，并且开始有了书耳；蜀本大致与浙本相同。元本多为粗黑口。明初因沿袭元刻，多黑口，正德、嘉靖以来，由于摹宋，又多白口，以后黑白兼有。清本则白口、黑口、花口均有。

五

鉴定版本，除了需要把握其纸、字、墨、版的特征，还得弄清书的序跋及所记年代，写、刻工姓名，书首、卷尾、序或目后的牌记，等等。在这方面，雷梦辰也归纳出几点。

他告诉我们说：“一要根据封面识别。比如清嘉庆间刊《三星园》一书，封面题《三星园》，并有‘嘉庆庚午镌，板藏天木堂’等字样。据此识别，一般较为可靠。二要根据书牌识别。如宋刻本《周贺诗集》，卷末题‘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一行，即为书牌。它亦可作为鉴别版本的佐证。三要根据序文识别。序文末署撰序人姓名、朝代年月，一般说序文上的时间和初印时间大体不远，判定时代可作借鉴。四要根据题跋、识语、藏书印识别。旧时藏书家在他得到自己认为善本书籍时，常常加以考证，并在卷尾或卷首的前后扉页作篇题跋或识语，叙明其书版刻时代、内容正误和收藏书之源流，有的钤盖自家人名章或其斋名印。学者的这些题跋、识语和藏书印，都是鉴别版本的参考依据。五要根据书名虚名识别。书名上常冠以‘国朝’、‘昭代’、‘皇朝’等字样，以此表示对当代的尊重。例如《英烈传》冠以‘皇明’字样的，当为明代刻本，改为‘明朝’字样的，其刻本则已进入清代了。鉴定者据此可判明版本的年代。六要根据避讳字识别。在帝王统治时期，在文字上不直写当代皇帝的名字及其祖宗的名字，凡遇到与其名字相同的字，必须改字，或空字，或缺笔，以示回避。如宋太祖赵匡胤，不但避讳‘匡胤’二字，连其先祖玄朗的名字也在避讳之列，与‘匡胤’、‘玄朗’读音相同的字亦不得使用。避讳在宋代最严，金元刻本中除存旧讳外，本朝则不避讳。鉴定古籍可以避讳字来判断朝代。讳字由宋至清，甚为复杂，可查阅陈垣撰《史讳举例》一书。七要根据行款字数识别。有的古书如《楚辞》《韩柳文》等，有多种刻本，各家的刻本，行款字数并不一致，凭这一点也可作鉴定版本的依据。清代江标依各家著录辑有《宋元行格表》可供参考。八要根据各家的著录识别。我认为各家编撰书目中考证版本的，以清末莫友芝所著《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和邵懿辰撰、邵章续录《增订四库简明目录》较为实用，可作参阅。如查证刻工，可用日本长泽规矩也撰、邓衍林译《宋元刊本刻工名表初稿》；查证年代的顺序，可用清六承如录、罗振玉重校订《纪元编》。”

“鉴定版本，贵在实践经验，要多摸多看。在此，我愿将同业在鉴定版本中遇到的几件事和他们的成功经验提供给大家。”雷梦辰说。

民国年间，津人吕清注在培远书店为张树森帮伙。吕每日整理书架，常信手翻阅。一天，他无意中发现一部《礼记》，内有批注。观其批语，有“惠按”或高抬一字的“谨按《礼说》”等用语。吕清注于学术颇有造诣，他素知《礼说》为惠半农撰，惠半农则是清初经学家、藏书家惠栋的父亲，此书当为惠栋所批。书内除惠栋批语，还有费仕机等人的批语。吕清注立即意识到该书的价值，便拿去给张树森看。张审定后，确认惠栋墨迹无疑，遂将书升价数百倍，售予藏书家陈洁甫。

吕清注在该店帮业中，还购得《芗屿裘书七种》《微尚斋诗集初编》《适适斋文集》《抑快轩文集》等多部清刊罕见之本。有一天，一年轻人持书登门求售。吕清注接过一看，该书为《杨仲宏集》，版式为粗黑口，字体为软体字，并钤有名家藏书印。凭着他多年鉴定版本的经验，当即断为元刊本，便以50元购进，不久便以200元的定价售予酷爱古书的邢詹亭。邢与大藏书家傅增湘有旧交，一日二人在邢家相会。邢詹亭取出他刚刚买到的《杨仲宏集》给傅增湘看。傅增湘笑了，他说：“此书真奇缘，我日前被盗之书，今日在此又到手，内有我双鉴楼藏书章可证。”经验证，确为傅氏家藏。邢无辞可辩，只得赔笑将书奉送给傅氏。事后邢到培远书店，谈及此事，沮丧地说：“这书确实是元刊本，可惜来而复回，我又奉送给了傅二爷。”

雷梦辰说：“鉴定古籍还得掌握两条：一是心细，二是眼高。记得当年天津永和书局同业张璞臣从徐世章手里购得一批普通旧书。运至店里，他通通翻阅一遍，竟从破旧图书中发现《永乐大典》两册。徐直接将其售于顾颉刚先生，顾先生又售归北京图书馆。我的老掌柜杨永维也是位眼高手高的贩书好手。解放前，他听说章绍亭有一套《二十四史》，便亲去审定。这部《二十四史》，纸质洁白，书品宽大，精刻初印，杨一眼认定为殿版开花纸，当即出资购进。这一全国企足的绝罕珍本很快便由杨售予王西铭。尔后，瑞宝斋主人又由王西铭手中购出，售予恕斋主人陈一甫。”

笔者因有购书藏书的癖好，是书店的常客，故早就认识这位杨永维。20世纪70年代，天津古籍书店一度设在东门里文庙内，杨在店内卖线装书，我从他那里买到《青云韵注》《古籀拾遗》《钟鼎款识》等数部清版书。杨为人机警而热情，我一进书店，他便端茶让座，还拿出一些我想要的书给我看。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我常不愿离去，有时一待就是半天。后来我听说这位杨先生几年前已经故去。

“像杨先生那样既懂版本，又热心为读者服务的老一辈业书者，现在越来越少了。藏书家与爱书家是多么渴望书店里有这样的知心好友啊！”笔者对此十分感慨。

雷先生也为之怅然。他说：“买书者、藏书者，本与卖书者休戚相关，但体制上的弊端和书业的不振使我们的关系疏远了。我们既不能恢复旧时书业的陋习，也不能丢弃本行业多年形成的优良传统。在目前书业待兴之际，读书人要藏书、购书更多是靠自己——靠自己的勤奋，靠自己的知识，靠自己的眼力，靠自己鉴别版本的真本领。惟其如此，才能从书中获得无限的乐趣。”这是他对我临别的赠言——一个老卖书人与读书人心灵的沟通。

（原载《珍宝文玩经眼录》，章用秀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