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门书业忆故人——雷梦辰

津门书业忆故人——雷梦辰

曹式哲

1991年12月底，我由外地调入天津市古籍书店（以下简称古籍书店），在复制出版部任文字编辑，初来乍到，对新单位的人和事自然所知甚少。不久，即听得天津市新闻出版管理局史志办主任范文光讲过这样一句话：“古籍书店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意思是说古籍书店有能人，有高人。虽说我对此话不甚了了，但是印象颇深。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通过各种途径，对退休老职工张振铎（曾任古籍书店经理多年）、雷梦辰、王振永等人投身书业的丰富阅历、鉴定古籍的专业水准、撰文著书的学术成果了解日深时，便又记起了这个贴切的比喻、精当的概括。这里单表雷梦辰。

一、书缘成就终生业

雷梦辰（1929—2003），河北省冀县谢家庄村人。其父雷锡麟（字仁趾）是晚清廪生，酷嗜读书。雷梦辰小时候经常看到父亲伏案苦读的情景，父亲见他感到好奇，便也每每指导他背诵《三字经》《百家姓》等童蒙读物，不知不觉间，雷梦辰对书籍萌生了浓厚的兴趣。应该说，雷梦辰日后投身书业，献身书业，与这种潜移默化的家庭影响不无关系。

1944年，由于家境艰难，15岁的雷梦辰于公立学校读书五年后，投奔远在北京琉璃厂通学斋书店经营书业的六舅孙殿起。此时，其兄雷梦水已在该店师从孙殿起八年了。说来雷氏有兄弟三人，大哥即雷梦水（1921—1994），版本目录学家。曾代孙殿起整理、出版了《琉璃厂小志》《贩书偶记续编》《北京风俗杂咏》等，自己则整理、出版过《古书经眼录》《室名别号索引补编》《书林琐记》等。二哥雷梦金（1924—），未从书业，退休前系天津市土产公司会计，现年87岁。雷梦辰行三。

孙殿起（1894—1958），字耀卿，号贸翁，河北省冀县北安阳城村人。版本目录学家。雷梦水称其“初学书业即笃好之，始有志编写古籍目录”（《书林琐记·记目录学家孙耀卿》），“性勤俭，酷嗜目录学，读书辑录恒至午夜”[《书林琐记·我和古书（代跋）》]。孙殿起一生好学不倦，学识渊博，广交饱学之士，所著《丛书目录拾遗》《贩书偶记》《贩书偶记续编》《清代禁书知见录》《琉璃厂小志》等，颇有影响。为了满足雷梦辰投身书业的愿望，孙殿起将其介绍到北京古书业大户——琉璃厂的富晋书社，拜经理王富晋为师。王富晋，字浩亭，河北省冀县王海庄村人，受业于北京琉璃厂文明斋书局姜士存，长于经营，1912年设富晋书社于杨梅竹斜街青云阁商场，1935年迁至琉璃厂。一年后，由于店内杂活过多，雷梦辰无法接触到书籍，更别提“进益”二字，孙殿起便又将其推荐至隆福寺东雅堂书店，在经理张德恒（字少亭）门下学习书业。怎奈好景不长，勤快好学的雷梦辰虽然深得店主器重，却又遭到大师兄忌妒，于是只得另觅他处。孙殿起再次利用其社交关系，将雷梦辰介绍到天津茹芗阁书店学徒，时间是1945年2月。孙殿起无疑是这一时期帮助雷梦辰最多的人。

天津茹芗阁书店出资人为王依仁。受聘经理杨永维，字富村，河北省枣强县人，为人忠厚，性格直爽，社交广泛，业务精熟。有弟子二人，其一即为雷梦辰。当时茹芗阁书店在天祥市场二楼，主营古旧书。雷梦辰在该店学徒期间，每遇古旧书，即设法一睹为快，倘遇罕见之书，则随笔记下，以备查考。四年间，如鱼得水，终有大进。1949年，茹芗阁书店因王依仁收资歇业，雷梦辰先在北马路一带摆书摊，后在天祥市场二楼自设梦辰书社（后改称文学书店），专营古旧书。这年雷梦辰20岁。

1956年公私合营后，文学书店并入新华书店天津分店古旧书门市部（地址在劝业场对面的和平路317号），雷梦辰从此成为国营书店的营业员。1978年，古旧书门市部更名为古籍书店，雷梦辰又任收购员。数十年来，无论社会环境出现哪些风雨，工作岗位发生什么变化，家庭生活曾经何等清苦，雷梦辰始终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将自己的聪明才智无怨无悔地奉献给古籍书店，将自己平生所学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古籍书店的一批批业务新人。

应该说，雷梦辰这一代老职工是古籍书店的开创者和奠基人，没有他们的先期付出，便不会有古籍书店昔日的辉煌，更不会有古籍书店对天津乃至祖国文化事业的历史贡献。

由于历史的原因，雷梦辰基本上是凭着个人的恒心和毅力，自学成才，最终成为公认的版本目录学家。雷梦辰在古籍版本鉴定方面广博的学识、过人的眼力、精辟的见解每每为人称道，章用秀的《书林有路学海无涯——雷梦辰与古籍版本鉴定》《忆书业前辈》，常海成的《在古书堆中过日子——记天津古籍书店老前辈、版本学家雷梦辰先生》三篇文章又有详细评介，兹不赘述。

2003年6月27日，雷梦辰因患肺癌去世，终年74岁。这是天津书业的一大损失。

二、撰文著书笔不辍

雷梦辰与不少老辈售书人的共同点是，一辈子默默无闻地售书，最终成为书业的行家里手。不同点则是，雷梦辰在兼顾售书的同时，长期搜集资料，撰文著书，成果显著。

据我所知，雷梦辰于1985年至1996年间发表过如下五篇文章：《津门书肆记》，原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四辑；《天津三大商场书肆记》，原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二辑；《晚清至解放前天津书坊刻印本书籍知见录》，原载《天津出版史料》第五辑（天津市第一届出版史志研讨会论文专辑）；《直隶书局创办始末考》，原载《天津出版史料》第七辑；《近代天津私人藏书述略》，原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1996年第1期（总第六十九辑），共计64000余字。这五篇文章，或记载晚清至1949年间天津书肆的经营状况、发展演变，以及书肆书籍之流通，内容包括业主姓名、籍贯履历、品性嗜好、业务交往、设店时间、店址变更、资金来源、主营项目、销售状况、经营年限、歇业时间、徒弟帮伙、分散聚合等，又有收售轶事、业主趣闻穿插其间，内涵丰富，亦颇增情趣；（《津门书肆记》《天津三大商场书肆记》）或实录天津市区65户书肆出版发行的数百种书籍，各机构（含私刻）出版发行的书籍不在其内，涵盖政治、经济、金融、军事、宗教、文化、教育、英语、历史、地理、书法、美术、音乐、文学、文法、古文字、心理学、中医中药诸方面，又包括唱本、期刊、纪念刊、工具书之类。虽属粗略统计，却已相当可观；（《晚清至解放前天津书坊刻印本书籍知见录》）或旁征博引，详细考证直隶书局的局称命名、办局宗旨、经营方式、资本来源、业务盛况、局址变迁、出版状况、经营变化诸情况；（《直隶书局创办始末考》）或简述近现代天津藏书家的藏书事迹（依姓氏笔划顺序排列），内容涉及52位藏家名号、书斋室名、籍贯生平、生卒年月、文化素养、收藏爱好，于藏书记录尤详，包括藏书的重点、特色、数量、品相、缺陷、归宿、捐赠、轶闻，以及成交金额、售归单位、刻印刊行、收藏印章、主要著述、遗产继承等。一般每人百余字，数百字的有杨敬夫、罗振玉、周暹、傅增湘等，千字以上的则唯陶湘一人，俨然是一部近现代天津私人藏书家人名辞典。（《近代天津私人藏书述略》）这些生动鲜活的史料，似在读者面前呈现出一部流动的津门书肆变迁史和私人藏书史，时间跨度达半个世纪以上，正值近现代中国社会极度动荡、混乱、多难的历史时期，因而颇具研究参考价值。这些翔实可信的史料，显示了津门书肆顽强的生命力，及其对文化发展、社会进步的历史贡献。

此外，雷梦辰还编著过《清代各省禁书汇考》一书，计21万字，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清乾隆年间，最高统治者为了加强思想控制，大兴文字狱，其顶峰即通过纂修《四库全书》发动的那场自上而下、波及国内十八省的查办禁书运动。大批书籍因涉嫌诋毁清室而多被销毁，据统计，19年间，共禁毁书籍3100余种，151000余部，民间自行禁毁的书籍更是不计其数。部分经过削删修改得以存留下来的，或文字混乱，惨不忍睹；或面目全非，真伪难辨。关于此次禁书的具体情况，虽有一些流传的官刻查办禁书目录或查办工作人员私自秘录抄本可资查证，但均比较分散，且有脱误、传讹之处。有鉴于此，雷梦辰经过多年努力，搜集大量资料，对所禁之书详加考证，遂成《清代各省禁书汇考》一书。该书所提供的资料，既反映了禁书存亡的概况，又为后人了解清代社会的政治思想、学术文化提供了便利。

另有雷梦辰遗作《津门书肆二记》一篇，约30000字，系我于2010年10月21日登门采访雷向坤（雷梦辰长子）时发现，尚待整理，迄未发表。《津门书肆二记》记载1949年至1956年公私合营期间，津门书肆开业、歇业、联营、并店迁址、合作等情况，同时将新书业、租书业、年画业、图书兼文具、南纸兼图书的经营状况一并收入。这篇文章上承《津门书肆记》《天津三大商场书肆记》所述史实（雷梦辰因而称之为“续编”，见《津门书肆二记》），下启1956年公私合营后天津书业的发展演变，实为不可或缺的一段历史记录，于后之研究书业文化史者颇有助益。原文计72页稿纸，系雷梦辰以钢笔楷书誊录，其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跃然纸上。所述依次为红桥区、河北区、南开区、和平区、河东区、河西区，令人惋惜的是，记述截至和平区，尚缺河东区、河西区，原因不明，估计与雷梦辰的健康状况有关。好在原文附有不少原始资料卡片（惜残缺不全），尚可在一定程度上予以弥补。经雷向坤同意，我计划尽快将《津门书肆二记》整理出来，以飨读者。

雷梦辰早年投身书业曾经得到孙殿起的帮助和关怀，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雷梦辰撰文著书曾经得到雷梦水的鼓励和支持，则可以通过《津门书肆记》《近代天津私人藏书述略》《清代各省禁书汇考·序》内有关说明，以及雷梦水、雷梦辰之间的往来信函得到证实。这些，对于雷梦辰的成功不可或缺，然而还应当注意到诸多书业前辈的著述对雷梦辰的重要影响，这同样可以从雷梦辰的文章里寻找到蛛丝马迹。例如，对于李南涧所撰《琉璃厂书肆记》、缪筱珊所撰《琉璃厂书肆续记》、孙殿起所撰《琉璃厂书肆三记》、雷梦水所撰《琉璃厂书肆四记》及《隆福寺书肆记》、张涵锐所撰《北京琉璃厂书肆逸乘》，雷梦辰曾经由衷称许道：“今日读之，可详悉书肆前辈业书对祖国文化之贡献，足资我国文化史研究者之一助耳。”（《津门书肆记》）如果说这番议论显示了雷梦辰对书业前辈此类著述的高度评价，那么，雷梦辰在自评《天津三大商场书肆记》时所指出的“笔者以为记叙过去三大商场的书肆概况，再现当时之风貌，有助于探求书店之特点，可供文史研究者聊作参考”，（《天津三大商场书肆记》）则完全可以视作雷梦辰正遵循着书业前辈的治学方向，实践着自己的人生追求。

令人感动的是，雷梦辰的写作是在清贫、艰难的生活条件下进行的。其妻方存印（1935—1995），河北省冀县大方家庄人，曾经是天津市材料改制厂分厂工人。两人育有二子一女，薪酬微薄（20世纪80年代初，雷梦辰月薪49元，方存印月薪30余元），共同支撑着这五口之家。雷梦辰的写作完全是利用业余时间完成的。他曾经长期住在古籍书店南门里书库，夜晚值班兼爬格子，休息日有时也顾不上回家。雷梦辰的写作又是带病坚持着的。1987年冬季某夜，他曾经在古籍书店南门里书库煤气中毒，虽抢救尚属及时，却不幸留有轻度后遗症（头脑反应、语言表达均较以前迟钝）。即便是在1990年退休后，雷梦辰依然继续着自己未竟的事业。由此可见其勤奋与刻苦、坚毅与执著。

雷梦辰为撰文著书所积累的书籍资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我在雷向坤家见到了雷梦辰生前使用过的各种书籍，或线装或平装，总有近千册，平装书籍主要是文史资料、出版史料、文科工具书，以及一些期刊杂志。我的感觉是，雷梦辰存书以使用为目的，非为收藏。雷梦辰虽然售书一世，却并未留下多少书，其存书数量显然受到财力的制约。

雷梦辰留存的资料主要有两大类：其一，成捆成捆的信札、成沓成沓的字条，以及一些记事本和手抄文章。翻阅着这些尘封已久的资料，体味着雷梦辰的治学态度和敬业精神，不禁肃然起敬。其二，大量的报刊杂志剪报，日期可追溯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内容广涉历史、文学、翻译、曲艺、民俗、文物、书法、美术、雕塑、笔名、刻工、装帧、装订、刺绣、体育、食谱、集邮、古建筑、目录版本、文房四宝等，其中尚有一些复印或手抄的。阅读这些剪报，不但能够获得大量知识和信息，而且能够体会到雷梦辰的志趣嗜好、思想感情、人格品位，因而是快乐的。英国人约翰·雷有句名言：“工作本身就是工作出色者的见证。”（《英国谚语大全》）用来比拟雷梦辰搜集、整理资料的工作，真是恰如其分。

2003年6月27日，雷梦辰在家中病故。临终前，雷梦辰对其弟子靳连登说：“我有些书没完成，干不动了，你和向坤帮我完成吧！”据雷向坤回忆，雷梦辰生前确曾有过再出版一两本书的愿望，可惜未能实现。雷梦辰这番话使我联想到孙殿起的临终表现。1958年，孙殿起卧病在床，却依然不忘叮嘱雷梦水记其口述《记藏书家伦哲如先生》一文；神志昏迷之际，却依然手指捻捻不息，自称“我在写稿”，并能辨识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一书。（《书林琐记·记目录学家孙耀卿》）雷梦辰与孙殿起同为售书人、读书人、著书人，临终表现亦如出一辙，令人叹服。

雷梦辰晚年陆续有著述问世，前来约稿的信函也便络绎不绝。这些单位包括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天津市新闻出版管理局史志办、天津市档案局、河北省冀县政协、河北省新闻出版局出版史志编辑部等。

三、有口皆碑话故人

为了全面、深入地了解雷梦辰其人其文，我曾经多次采访过雷向坤，以及古籍书店十来位曾与雷梦辰共事的干部、职工，颇有收获。今披露数则，以飨读者。

雷梦辰的治学与写作是我十分关注的话题。

据雷向坤讲：“我父亲一心一意做学问，为此甚至连休息日都搭进去了。”我早就听说雷梦辰平日很少回家，一心只为写作，如今再次得到证实。雷向坤于此解释有三：其一，为了赶进度，不得不抓紧业余时间写作。其二，当年，雷梦辰家住北郊区宜兴埠，距单位太远，雷梦辰不会骑自行车，只能乘公共汽车，途中还得倒车，往返极为不便。其三，雷梦辰全家五口人租住一间仅十余平方米的土坯房，而且是“一间屋子半间炕”，活动空间过于狭窄，不利写作。炕上有张炕桌，每逢雷梦辰伏案写作，三个孩子便到室外玩耍，以免打扰到他，由此亦可见雷梦辰当年生活之清苦、治学之艰难。

据雷向坤介绍，雷梦辰到家即埋头写作或读书，与孩子们很少交流。由于家庭经济拮据，许多书都买不起，于是雷梦辰便从图书馆或私人处借书来用。

雷向坤又告诉我：“父亲博闻强记，一辈子读过许多书，了解不少书业轶闻趣事。即便如此，也随身携带着纸和笔，以便随时记点什么，这是多年养成的习惯了。”古籍书店前经理穆泽1961年进店工作，与雷梦辰有过较多接触，他就此回忆道：“长期以来，老雷做了大量的搜集、整理资料的工作。这种工作琐碎、枯燥，关键在有恒心，有毅力。坚持做下去，则越做越有信心，形成良性循环。坚持不下去，则半途而废。老雷是个有心人，平时手勤，爱记个事，写在纸条上或小本子上，日积月累，终成正果。老雷的特点是默默无闻地做事，甘于寂寞。我以为，老雷之所以干得那么带劲，是因为有目标，有兴趣，否则，哪来恒心，何谈毅力？”

关于雷梦辰写作之勤奋、刻苦，古籍书店的营业员郑铁庄也向我提供了一些情况。他说：“我是1980年4月进店上班的。1980年至1982年，我在南门里书库与雷师傅有过一段接触。这年冬季，由于1976年夏季大地震的影响，我家还住在简陋的防震棚里，又挤又冷，于是我便来南门里书库过夜，与值夜班的雷师傅作伴。晚间无事，雷师傅便打开书阅读，铺开纸写作。我不知道雷师傅写的是什么，只知道是在做学问。我那时年轻，很快便呼呼大睡，也不知道雷师傅是几时睡的。夜间有时醒来，见雷师傅仍在埋头写作，一旁还放着酒，大约是喝了酒才来精神吧！”

我素闻雷梦辰酒量惊人，独自能够喝掉一瓶。由于经济上不够宽裕，雷梦辰多买散装酒，酒菜也并不讲究，有花生米即可。雷梦辰的另一嗜好是吸烟。据雷向坤讲，同样出于经济上的考虑，雷梦辰一般选的是“烟斗”、“绿叶”、“永红”等廉价烟，还有一种经济烟，才8分钱一盒。有时也抽雪茄，选的是最便宜的工字牌。雷梦辰的烟酒嗜好可能与写作习惯有关，甚至与调节心绪有关，无论怎样，均于个人健康大不利。

我在雷向坤家阅读了雷梦水与雷梦辰互致信函若干（雷梦辰致雷梦水的信函均系底稿），发现除了生活上的互相关怀，便是谈写作，论出书了。

雷向坤对我讲：“孙殿起是我奶奶的六哥，我称呼他六舅爷。雷梦水是我父亲的长兄，我称呼他大爷。雷梦水的写作，多是代孙殿起整理、出版了一些书。当然，雷梦水也为自己整理、出版了一些书。雷梦水走上写作之路得益于著名学者、作家朱自清的启发和诱导，这可以从雷梦水的《书林琐记·朱自清先生买书记》中找到依据。记得雷梦水还说过这样的话，北京达官贵人多，写这些人的事，弄不好会招来麻烦，于是转而重点写琉璃厂书肆。受孙殿起、雷梦水等人影响，我父亲重点写津门书肆几十年的经营状况和变迁史，他掌握的史料很多，有这个优势。父亲很勤奋，一写就是半天，简直到了痴迷的程度，家里来人都顾不上招呼，来人理解他，并不嗔怪。”

“1980年左右，我大爷来津探望我奶奶，住在我家。老哥俩坐在一处没有闲白，谈话内容都与古旧书有关，比如某部宋版书的考证啦，又比如在哪儿发现了善本书之类。”又说：“我奶奶在世时，大爷从北京来我家，与父亲谈论古旧书，直至深夜。我一觉醒来，见他俩还在交谈中，说到某部书收得不错，打算请赵朴初（抑或郭沫若）鉴定一下。”

谈到雷梦辰与读者的关系时，雷向坤对我说：“我父亲为人实在，性子直，遇到有真才实学的人便谈得来。他一生结交了不少读者，有的成为至交。在经营过程中，父亲不重利，重在为书找到识家，找到合适的买主，找到真正的归宿，因而赢得了读者的信赖。”我在雷向坤家读到不少读者来信，字里行间流露出对雷梦辰的尊重和信任。有的读者称许雷梦辰的业务功底和学术成果，希望他能够再接再厉。还有的读者个人出资为雷梦辰订阅1995年全年的《旧书交流信息》，以期对雷梦辰的治学与写作有所帮助，委实令人感动。

雷向坤在谈到雷梦辰的为人和品性时又说：“父亲性格内向，不擅人际关系，不会来事，只管一门心思做学问。只有遇到水平相当的人，才显得话多起来。”

在雷向坤家，我无意中发现雷梦辰购自古籍书店的书籍均附有发票，问其故，雷向坤道，我父亲如此行事，是为了避免将来说不清楚，让人说闲话。并称他一辈子就是这么正派、严谨，绝不贪图公家便宜。后来，我又对古籍书店所属文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经理赵春山提起此事。赵春山1974年进店工作，与雷梦辰等老职工接触较多，据他讲，岂止雷梦辰一人，当年古籍书店许多老职工均是如此。

古籍书店古籍修复部的技术带头人施维民1979年进店工作，潜心学习线装古籍修复，32年来，修复线装古籍逾万册。他曾经深情地说：“我对雷梦辰、张世顺、杨富村这些老师傅感情很深。当年，正是这些老师傅向我传授各种知识和手艺，没有这些老师傅，便没有我的今天。我时常怀念他们。”

诸如穆泽、王振声、赵春山、张薇、左青、施维民、郑铁庄、王荷杰、王景朝、陈建新等古籍书店的干部、职工大都与雷梦辰有过工作接触，对雷梦辰充满敬意，因而积极配合我的采访，尽力提供各种书籍资料和信息。由此亦可知雷梦辰在古籍书店广有人缘，口碑颇佳。

雷梦辰的遗嘱表明，他的写作计划远未完成，而且还有再出版一两本书的愿望，遗憾的是没有时间了。然而我又想，雷梦辰于人生这本书已经完成得很好，可以含笑九泉了。雷梦辰没有虚度人生，他是津门书业的佼佼者、津门书业的骄傲。

[原载2011年7月11日、25日《藏书报》第28期（总第583期）、第30期（总第585期）第1版。刊出时有所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