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娟[1]

平等是人们最为执着的内心渴望，因为其代表着个人希望与其他人被同等看待的执着诉求。如果问一问人们在什么情况下会最感沮丧与失落，那可能大部分人都会选择被他人和社会歧视性地加以对待。正因如此，平等自古以来就是人们热烈追求的价值。为了满足人们对平等的期待，现代法律无一例外地将人人在法律上平等确定为不可动摇的法律原则，以保证人们在法律上的平等。简言之，法律将平等对待作为国家与个人关系的基本准则，并以“机会平等”作为其核心内容，以使在国家面前，每个人都有发展的机会与成功的可能。

然而，这种法律上的形式平等，虽然在外观上满足了人们的心理需要，但却无法解决深层次的实际问题。令人遗憾的现实是，社会中没有哪个人会完全与别人一样，也就是说，人们实际上从体貌到才智上存在着种种不平等。不仅如此，就连命运也常常开玩笑，它使得一部分人拥有较好的运气，而有的人则霉运连连，“屋漏偏逢连夜雨”，一塌糊涂而无任何生活乐趣可言。在这样各不相同的人群中间，如何来维系社会的存在与和谐，形式上的平等似乎并不能产生多大的效用。

鉴于人世间人们能力、机会、资源等方面并不相同的事实，尤其是贫穷、不幸等使人困顿、痛苦的事实，古往今来，许多大思想家们都以“怜我世人，忧患实多”的悲天悯人的情怀，一方面设计国家繁荣、人民幸福的治国之道，另一方面提倡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合作、关爱，以期使社会在相嘘以湿、相濡以沫的浓烈情感中，浇灭不幸者的愤懑之火，减少穷困者的无力之怨。他们要求统治者施行仁政，减少民众的疾苦；他们在社会上提倡博爱，号召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救助。这些先哲的呼吁，在社会上促成了慈善事业的蓬勃发展，在政治上导致了福利国家的现代成型，在法律上则使社会权的观念应运而生，成为与人身权、财产权、政治权并列的权利。保证人们过上体面的生活，促成人的尊严实现，业已成为现代国家施政的基本目标。

当然，在人权的谱系中，社会权又是晚近诞生的新型权利。正因如此，相较于自由权悠远的自然法传统，社会权的理论基础似乎并没有那么厚实。一个天生的残疾人凭什么可以免费获得社会的帮助？一个辛勤劳作的人又为什么要把劳动收入转化为税款用于对其他人的救助？如此种种，都使得对社会权的理论追问成为一个既复杂又充满挑战的话题。在许多思想家看来，社会权的存在把人重新拉回“关系”的范围之中，人的独立、自治变得岌岌可危，更为糟糕的是，社会权的存在使国家又有了垄断社会资源的无限权力，原本以限权为目的的宪政理念又可能会在国家的专制、武断前让步。(www.daowen.com)

这种担心当然是有根据的。作为一种“必要的恶”，国家的理想境界是扮演“守夜人”的角色，履行好保境安民的职责就已足矣。每一次国家权力的扩大，都是以人民自由的缩减为代价；每一回国家事务的增多，也都会减少人们自治与自我决断的机会。但悖论也恰恰在此！自由、自立、自治的预设都是以把人视为完全的理性人为基础，但现实中的人们并不都以理性作为唯一的生活方式，也并不都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他们可能更为推崇激情与直觉，他们也可能因种种条件的限制实际上无法作出正确的判断与选择。在这一背景之下，完全要求摆脱国家对社会事务的干预，可能既无必要又显荒唐。

尤其重要的问题是，个人无法应对其自身可能遭遇的风险与困难。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对于许多大灾大难来说，个人即使竭尽全力也无法周全应对。心理的、自然的、社会的各种因素，把人造就成普遍的弱者。我们固然可以提倡人的知命、忍耐，但一个公道的社会不能无视人的贫穷、不幸。正因如此，以国家权力运作为基础、以国家资源分配为依托的社会权就是人们解决自身困难的必然路径。国家应当救民于水火之中，国家必须扮演维持社会公正的角色，社会权也就因此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

自然，在社会权大行其道的时候，如何防止国家权力的无限扩张，特别是回到传统上“父母官”的国家角色，是我们在进行法治建设时必须特别注意的问题。我们相信，在人类思想智慧的不断探索之中，我们可以寻找到问题的合理解决之道，那就是，一方面我们可以要求国家做得更多；但另一方面我们防范专制国家的产生。毕竟人民是国家主权的最终所有者，人民可以通过周密的制度规范来防止国家民主实质的蜕变。

正是源于此一观念，本章主要探讨社会权的正当性基础及其主要内容，其基本目的在于梳理社会权的思想与制度源流，寻绎其正当性基础，并在这一基础上辨析社会权的性质，阐述其核心价值与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