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早期遣策基本承继了战国遣策的形制特征、书写格式、物品种类，但也有一些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西汉早期出现了用木牍书写的遣策，这是因为战国晚期、秦时木牍逐渐成为重要的书写载体。如湖北云梦大坟头西汉墓M1遣策^[29]、江陵凤凰山汉墓M10遣策^[30]、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M1遣策^[31]、湖北江陵高台汉墓M18遣策^[32]都是书写在木牍上。二是出现了与遣策有密切关系的告地策。如荆州高台18汉墓“告地策”：“七年十月丙子朔庚子，中乡起敢言之，新安大女燕自言，与大奴甲、乙、大婢妨徙安都，谒告安都，受名数，书到为报。敢言之。十月庚子，江陵龙氏丞敬移安都丞。亭手。”^[33]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告地策”：“十二年，二月乙巳朔戊辰，家丞奋移主藏郎中，移藏物一编，书到光（圹）㙃，具奏主藏君。”^[34]江陵毛家园1号汉墓“告地策”：“十二年八月壬寅朔己未，建乡畴敢告地下主，□阳关内侯寡大女精死，自言以家属、马牛徙。今牒书所与徙者七十三牒移。此家复不事。可令吏受数以从事，它如律令。敢告主。”^[35]上引告地策所言“名数”“藏物一编”“牒书”等是指同墓出土的“遣策”。这些告地策多与遣策伴岀，如高台墓“告地策”与“遣策”捆绑在一起，类似当时的书函。凤凰山M10“告地策”与“遣策”书于同一木牍。可见告地策与遣策是配套使用的丧葬文书，有学者认为告地策相当于遣策文书的封面，不无道理。刘国胜认为遣策是告地策的附件，即移徙文书上所写明的移徙人、物的清单。^[36]如果告地策是向冥世官吏通告亡人名籍及财物，求得地下鬼神的接纳和保佑，^[37]从“具奏主葬君”看遣策应是向冥世官吏证明亡人所挟具体财产的文字材料。(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