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胡注论纲（第三辑）》的构想与价值

二、本书的构想

前代学者对“胡注”的研究尽管成绩斐然，也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陈垣的《通鉴胡注表微》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因此对于胡三省的遗民思想、爱国情怀有所侧重。受其影响，加之建国以后较长一段时间内，学界过分强调史学的思想教化与政治宣传功能，许多学者只是把胡三省视为一个“爱国史学家”进行评价，对于“胡注”的研究也多停留在“讲节操”、“重民心”、“反抗蒙元暴政”等政治层面之上。（对于陈垣及《表微》的评价也存在类似的问题。）由西方舶来的现代解释学，固然为“胡注”研究引入了哲学思考，同时也给传统的注释学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不论是政治性、还是哲理性的研究取向，都存在一个共同的弊端，即容易把研究者的目光引向外围的世界，从而忽略了对史学、文献学领域内在规律的探索。

其次，《表微》的体例是近乎完美的，但完美却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前面已经提到，《表微》最初拟定的篇目是二十四篇，最后裁撤省并为二十篇；被撤换的篇目并非没有学术价值，更多地是为了服从体例上的需要，要照顾到全书各篇之间的平衡，实际上是为了体例的完美而做了一点内容上的牺牲。

《表微》著述体例的背后，反映的又是它的研究方法，而任何一种研究方法也都存在其固有的缺陷。白寿彝就曾经指出“分类举例法”的局限性：“它往往平列一些事例，而很难在历史运动过程中观察问题、解决问题。”^[53]因此对于“胡注”的学术渊源及其在史籍注释学上的地位与影响等问题，《表微》涉及得较少，这都有待于我们做进一步的研究。

最后，就研究的广度与深度而言，现有的成果以专题性的、介绍性的居多，系统深入的论述相对较少。这主要是因为“胡注”本身部头太大，仅通读一遍即颇费时日；加之有《通鉴胡注表微》这样的珠玉在前，后人不仅“绕不开”，更难以有所超越。因此多年来涉足这一领域的学者并不很多。

我在求学期间，曾从《通鉴胡注表微》中获得多方面的启益，近年来则开始进行一些尝试性的研究。对于《表微》，我们希望能在“照着讲”的基础上，也做点“接着讲”的工作。简单地说，我们研究“胡注”主要是沿着以下三方面的进路：第一是从注释学的角度对“胡注”进行梳理和分析，并试图在学术史的背景下做一些探讨；包括考察“胡注”的学术渊源与文化背景，总结“胡注”的得失优劣，并评价“胡注”在史籍注释发展史上的地位等。这一方面的内容，《表微》中涉及得不多，至少是没有系统的论述；因此我们在这方面做了一点拓展和延伸。

第二是着力发掘“胡注”的内容与价值。“胡注”从内容上可以分为“史文的疏解”、“史事的考订”、“史义的探求”与“史法的归纳”这四个层面；相应地，它具有史料性、学术性、思想性这三方面的价值。这些价值以往并未引起学者的足够重视，例如“胡注”的文献与史料价值，甚至为一些从事古籍整理与研究的学者所忽视。

第三是由“胡注”生发开来，探讨一些学术上的问题。清代学者王鸣盛主张史学研究只要考证事实即可，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事实弄清了，或褒或贬，天下人自有公论。^[54]这是清代朴学家的“藏拙”之语。在我们看来，学术固然有分工，但没有必要把学科之间的界限定得太“死”，以至不敢越雷池半步；特别是以文献学为基础的研究，本身就具有综合性的特点，更不应当画地为牢。本书中的部分内容，主要是利用“胡注”中的材料或者结合“胡注”的观点来进行讨论的，这些问题看似可能与主题有所游离，但它们又都是由“胡注”引申出来的。借助“胡注”中的材料或观点能解决一些以往没有解决的问题，这反过来也更加证明了“胡注”的价值与其学术地位。

我个人对于“胡注”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书名定为《论纲》是考虑到本书的内容还相当粗浅，只能说是先搭起一个架子。如果有读者在读了本书之后，能够对《通鉴》、“胡注”或《表微》产生更大的兴趣，予以更多的关注，或是增多一些感性的认识，那么作者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注释】

[1]《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七《史部编年类·资治通鉴提要》，页四二○，北京：中华书局，1965。

[2]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册一/页三○，北京：中华书局，1956。

[3]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一百“通鉴胡氏音注”条，册下/页一一四七，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4]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三，册十一/页七三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5]并见《浙江通志》卷一八一“文苑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册五二四/页六二～六三，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1986。

[6]钱大昕：《疑年录》，《嘉定钱大昕全集》，肆/页四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参余嘉锡：《疑年录稽疑》，《余嘉锡论学杂著》，册下/页五三四～五三五，北京：中华书局，1963；周祖谟：《胡三省生卒行历考》，《辅仁学志》第十三卷第一、二期合刊，2025年12月。

[7]梁廷灿：《历代名人生卒年表》，页九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8]前引周祖谟：《胡三省生卒行历考》；陈垣：《通鉴胡注表微》，初刊于《辅仁学志》第十三卷第一、二期合刊、《辅仁学志》第十四卷第一、二期合刊。

[9]柴德赓：《〈通鉴胡注表微〉浅论》，《史学论丛》，页四二三～四二四，北京：中华书局，1982；原载《上海大公报·图书周刊》第15、16期，1947。

[10]《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册四/页一七一三、一七一五，北京：中华书局，1962。

[11]《汉书》卷二十二“礼乐志”：“宜领属雅乐，以继绝表微”句注，册四/页一○七二。

[12]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页六七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3]陈垣：《通鉴胡注表微·书法篇》（以下简称《表微》），页三二，北京：中华书局，1962。

[14]《表微·感慨篇》，页一六○。

[15]《表微·劝戒篇》，页一八三。

[16]卫聚贤：《持志学院中国史学史讲义》，页二四，1933。

[17]《表微·评论篇》、《夷夏篇》，页三二二。

[18]张元《胡三省史学新探：简论〈通鉴胡注〉与〈胡注表微〉》：“陈垣所举之例贴切者固不少，想当然者也不罕见。夏承焘于一九四七年之日记中即有：‘阅读《通鉴胡注表微》，似亦有失文贪多处，如上册一二九页以魏高贵乡公作《潜龙》诗见忌于司马昭，为身之有感于皇子竑被废于史弥远之事，此等殊近附会，可以节省。’（《天风阁诗学日记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页七二五。）”宋史座谈会编：《宋史研究集》第二十八辑，页四六一，台北：编译馆，1998。

[19]《表微·解释篇》，页七四～七五。

[20]《表微·考证篇》，页一一六。

[21]蔡尚思：《陈垣同志的学术贡献》，《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论》，页五三一，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25年第6期。

[22]参吴泽《史学概论》，页三○九～三一八，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

[23]作于2025年11月24日，《陈垣来往书信集》，页三○二；此外，陈氏于2025年初之“致席启駉函”与2025年之“致友人书”中，皆谈及其史学观念之转变历程，文辞大同小异，分见《书信集》页二一六、七九六。(https://www.daowen.com)

[24]陈寅恪：《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金明馆丛稿二编》，页二三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5]《表微·书法篇》，页三一。

[26]《表微·重印后记》，页四一一。

[27]《表微·考证篇》，页九八。

[28]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本朝”，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册上/页一○九四～一○九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29]《表微·本朝篇》，页十一。

[30]《表微·校勘篇》，页三八～三九。

[31]《通鉴》卷一七三，太建九年，“幼主为宋国天王”句，“胡注”：“齐氏于倾危之际，不应改国号为宋，‘宋国’当作‘宗国’。”按《北齐书·帝纪》，实为“守国天王”；“胡注”未考史源而致误。《表微》云：“夫《北齐书》非僻书，且前条才用之，身之岂未之见！因其所误者为宋国，复有感于幼主，故曰‘宋国当作宗国’，其志亦可哀已！”（《表微·校勘篇》，页四九～五○）此说颇为“胡注”回护，似有“过度阐释”之嫌；但就《表微》全书而言，类似情况并不多见。

[32]现在保存着一部陈垣早年读过的《廿二史札记》，上面有他在1903写的识语：“赵瓯北札记廿二史，每史先考史法，次论史事。其自序云：‘此编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勘校，其有抵牾处自见，辄摘出’，所谓史法也。又云：‘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亦随所见附著之’，所谓史事也。今将所谓史法之属隶于前，史事之属隶于后，各自分卷，以便检阅焉。癸卯元月十一日记。”（陈垣：《陈垣史源学杂文》，页三～四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为了便于自己检阅，他又将全书拆散，把考史法的内容放在前，论史事的放在后，重新装订。由此可知，此种方法是陈垣治学所习用的。参陈智超《史学家陈垣传略》，《陈智超自选集》，页一○八七，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

[33]《致陈乐素函》，《陈垣来往书信集》，页六七九。

[34]《致柴德赓函》，《陈垣来往书信集》，页五九四。

[35]陶懋炳：《中国史学史略》，页三七四～三七五，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

[36]白寿彝：《谈谈近代中国史学》，《中国史学史论集》，页三二五，北京：中华书局，1999。

[37]钱锺书：《管锥编》第201则，册四/页一四○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

[38]柴德赓：《〈通鉴胡注表微〉浅论》，《史学论丛》，页四三一。

[39]聂崇岐：《〈资治通鉴〉和胡注》，原载《新建设》2025年第7期；后收吴泽主编《中国史学史论集（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王仲荦：《〈资治通鉴〉和通鉴学》，《历史教学》2025年第5期。柴德赓：《〈资治通鉴〉及其有关的几部书》，写于2025年，原为在中央党校讲课稿，后定名《资治通鉴介绍》，由求实出版社2025年出版，又收入其《史学论丛》中。仓修良：《胡三省和他的〈通鉴注〉》，《文史哲》2025年第4期。柳岸：《〈通鉴〉功臣胡三省》，《话旧谈新录》，香港：南苑书屋，1965。

[40]胡克均：《关于胡三省的籍贯问题》，《杭州大学学报》2025年第2期。

[41]林朝会：《胡三省》，宁波：宁波出版社，1997。

[42]梁四宝、吴体纲：《胡三省在地名学上的贡献》，《地名知识》2025年第2期；华林甫：《〈通鉴〉胡注地理失误举例》，《史学史研究》2025年第4期；华林甫：《论胡三省注〈通鉴〉地名的得与失》，《浙江学刊》2025年第5期。

[43]冯惠民：《通鉴地理注词典》，济南：齐鲁书社，1986。

[44]吴怀祺：《宋代史学思想史》，合肥：黄山书社，1992。

[45]甲凯：《胡三省之史学》，台湾：《辅仁学志（文学院之部）》第10期，2025年6月。

[46]黎启文：《胡三省史学研究》，香港：博思电子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1。

[47]黎启文：《〈通鉴〉胡注〈唐纪〉引佚书考》，香港：著者自刊，2001。

[48]张元：《胡三省与中国史书的注释传统》（2025年德国海德堡中国史学史国际研讨会论文），《中国史学史研讨会：从比较观点出发论文集》，台湾：稻乡出版社，1999。

[49]李玉梅：《〈资治通鉴〉与传释学》，《史学理论研究》2025年第4期。

[50]郭预衡：《援庵先生治史的方向》，北京师范大学编印：《陈垣校长诞生百年纪念文集》，1980。牟润孙：《从〈通鉴胡注表微〉论援庵先师的史学》，《史学史研究》2025年第1期；又收牟润孙《注史斋丛稿》，北京：中华书局，1987。刘乃和：《重读〈通鉴胡注表微〉札记》，刘乃和、宋衍申主编：《资治通鉴丛论》，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

[51]张元：《从胡三省史学新探：简论〈通鉴胡注〉与〈胡注表微〉》，韩国中国学会：《中国学报》第35辑，汉城：1995；收宋史座谈会编：《宋史研究集》第二十八辑，台北：编译馆，1998。

[52]如仓修良、魏得良：《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前引陶懋炳：《中国史学史略》。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王锦贵：《中国历史文献目录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94；《中国古文献学史简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曾贻芬、崔文印：《中国历史文献学史述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53]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页一三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54]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大抵史家所记典制有得有失，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也。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俾数千百年建置沿革了如指掌；而其或宜法或宜戒，待人自择焉可矣。其事迹则有美有恶，读史者亦不必强立文法，擅加与夺以为褒贬也。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俾年经事纬，部居州次，记载之异同，见闻之离合，一一条析无疑；而若者可褒，若者可贬，听诸天下之公论焉可矣。”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