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胡注”的史料价值
关于“胡注”的史料价值，以往学者少有专论。严耕望在《〈资治通鉴〉的史料价值》一文中附带谈到了“胡注”的史料价值：
胡《注》著意点不仅专在释文，亦征引颇多史料，丰富史事内容。胡《注》地理久为学人所重，自不待言。其他征引古籍今已失传者，估计当在百种以上。有些内容极为难得，而且极为重要，而原书多已久佚不传。[133]
香港学者黎启文撰有《〈通鉴〉胡注〈唐纪〉引佚书考》，对“胡注”《唐纪》部分所引用书目进行了全面的统计，并对其中的佚书进行了辑考。黎氏指出：“《通鉴》胡注所征引书籍浩瀚，甚至史籍不见载录之书亦不少。除书籍外，更征引书、赋、诗、词、乐曲、人名话语等资料，比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更为广泛。”据其统计：其间凡引经部书四十三种，内含佚书三种；引史部书三百二十七种，其中佚书二百二十七种；引子部书一百零一种，其中佚书四十八种；另有诗、书、赋、词及乐曲二十九首，碑文、行状及墓志铭十七篇；不见史志著录之书三十七种及佛家类十三种；此外，引用古人学者言论说明作注共一百零二位，该等人名之注解超过一万条。[134]
需要说明的是，黎氏的统计方法，有不尽科学之处。首先，他所开列的书籍中，有些为胡三省所未见，乃转引他书而来者。如后魏阚骃的《十三州志》，两唐书皆有著录，而宋代书志皆不载（郑樵《通志》通计古今亡书，不计在内），可见宋时已亡佚；“胡注”引用此书乃从《史记》“三家注”中转抄。从严格意义上说，不宜再算作是“胡注”所引用的书籍。其次，对《考异》与“胡注”未做区分。[135]如史部实录类的三十五种，皆为佚书，但均为司马光《通鉴考异》所称引，更不宜列入“胡注”引用书目。因此以上所开列数据并不完全准确。但是，从中仍可反映出“胡注”引书之浩博，而其中佚书之多，更可看出“胡注”的史料价值之高。
“胡注”的史料价值，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胡注”所引用的典籍中，有一些亡于“胡注”成书之后，今赖“胡注”得以存其崖略；故“胡注”可资辑佚学者狩猎。第二，有些典籍，今日虽有传本，但胡三省当时所见版本往往较今本完善，或与今本文字有歧；故“胡注”又可资校勘、考证之用。以下略举数例说明。
“胡注”之有史料价值，首先是因为注中保留有大量佚书的内容。黎氏只是对《通鉴》与“胡注”中史料价值最高的《唐纪》部分进行了考察，实际上不仅是《唐纪》，就全注而言，“胡注”的史料价值不逊于《三国志》“裴注”与《文选》李善注等古注。在“胡注”所引佚书中，又以宋人的一些著作为特殊与珍贵，如宋白的《续通典》、刘敞、刘攽、刘奉世的《三刘汉书》等即属此类。
《续通典》乃宋真宗时人宋白接续杜佑《通典》而作。按《直斋书录解题》：“《续通典》二百卷。翰林学士承旨大名宋白太素等撰。咸平三年奉诏，四年九月书成。起唐至德初，迄周显德末。王钦若言杜佑《通典》上下数千载，为二百卷，而其中四十卷为开元礼。今之所载二百余年，亦如前书卷数，时论非其重复。”[136]则此书之不传，或因与他书重复过多。“胡注”中引用宋白《续通典》凡八百余处，绝大多数为地理与典制方面之内容。众所周知，胡三省是地理、典章之学的专家。其对《续通典》如此之倚重，至少可以说明宋白此书在考释地理与典制沿革方面，有较高的价值；而绝非如《四库提要》中所说“宋白之所续，更区区不足道矣”[137]——四库馆臣的话，实则是回护本朝、自高身价之语。
《三刘汉书》是北宋中叶的刘敞、刘攽、刘奉世为《汉书》所作的一部新注。刘敞，字原父，江西清江人，庆历间进士廷试举第一；其弟刘攽，字贡父，与敞同登科。昆仲二人皆学问该博之士，时人推尊为“清江二刘”。宋英宗尝谓刘敞之器、识、才、学，朝廷未见其比。[138]刘攽亦深通史学，作《汉书刊误》，为人所称颂。司马光修《资治通鉴》，特以攽专职汉史。刘奉世，字仲冯，为刘敞之子，受家传，史称其“最精《汉书》学”。[139]可见“三刘”皆为当时难得之史才。吴曾《能改斋漫录》云：
国史云：庆历以前，学者尚文辞，多守章句注疏之学；至刘原父为《七经小传》，始异诸儒之说。王荆公修经义，盖本于原父云。英宗尝语及原父，韩魏公对以“有文学”。欧阳文忠公曰：“刘敞文章未甚佳，然博学可称也。”[140]
由此可知，刘敞的学术以不固守前人章句注疏、敢于标新立异为特色，实开宋代注疏学之先河。陈直斋云：“《汉书》自颜监之后，举世宗之，未有异其说者；至刘氏兄弟始为此书，多所辨正发明。”[141]可见《三刘汉书》也与刘敞的《七经小传》一样，是宋儒破旧立新的代表作。胡三省之父胡钥曾说：“《史》、《汉》自服虔、应劭至三刘，注解多矣。”将“三刘”与服虔、应劭等相提并论，可见对“三刘”的推举。总之，《三刘汉书》不仅体现了宋代“《汉书》学”的研究水准，从中更可看出有宋注疏之学的发展趋向，是一部极有价值的史注；惜乎全书早佚。香港中文大学阮廷焯曾于宋人袁文《瓮牖闲评》、徐度《却扫编》及明代王祎《大事记续编》中辑得《三刘汉书》之佚文八则。[142]而实际上，仅“胡注”中所引《三刘汉书》，就有近九十处之多。由于《三刘汉书》与本书所研究之“史籍注释学”课题颇为相关，今特从“胡注”中钩稽此书佚文置于全书“附录”之中，以备学者观览；同时也希图通过“解剖一只麻雀”，揭示“胡注”之足资辑佚学者狩猎。
“胡注”的史料价值又表现在，有些典籍后代虽有传本或辑本，但因胡三省当时所见版本或较今本完善、或与今本有异，故“胡注”又可资校勘、考证之用。如张守节之《史记正义》、王存之《元丰九域志》等即属此类。
唐代张守节所著的《史记正义》，宋人将其与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合刻，在合刻过程中，有时对两书中见解相似之处删繁就简、淘汰重复，有时也不免妄加刊削，从而造成《正义》的部分内容散佚；而在胡三省时代，他所见的《正义》要比今本更为完善，因此“胡注”中保留有若干《正义》的佚文。[143]值得一提的是，《史记正义》被后代学者看作是辑佚的渊薮，但是这个“渊薮”本身却不能做到完备无缺，还要靠“胡注”及其它一些载籍来弥补它，这是从事辑佚的学者们所要加以留意的。例如唐代李泰所作的《括地志》，宋室南渡后全书散佚，南宋作者皆不及见；其最大宗的佚文便出自张守节的《正义》，此外则唐与北宋人类书中偶有抄引。《括地志》辑本甚多，近年学者多习用贺次君辑校本。[144]此本较诸本为完备，其中便注意了以“胡注”作为参校的资料，如：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鲁伐我，入阳关。”《正义》：“《括地志》云：鲁阳关故城在兖州博城县南二十九里，西临汶水也。”[145]
按：阳关在齐不在鲁，《正义》引《括地志》“鲁阳关”之“鲁”字当为衍文。考《通鉴》卷一“鲁伐齐，入阳关”句，“胡注”：“《括地志》：阳关故城在兖州博城县南二十九里，其城之西临汶水。”无“鲁”字；当以“胡注”所引为正。[146]
又，《项羽本纪》：“项籍者，下相人。”《正义》：“《括地志》云：相故城在泗州宿豫县西北七十里，秦县。”[147]
按：《通鉴》卷七：“下相人项梁起兵于吴”句，“胡注”：“班《志》，下相县属临淮郡。《索隐》曰：按相，水名，出沛国。沛有相县；于相水下流置县，故曰下相。《括地志》：下相故城，在泗州宿豫县西北七十里。”可见“相”为水名，县名当作“下相”；今本《正义》引脱“下”字。[148]
然而，贺氏辑本也依然有漏辑之处，《通鉴》卷二二四“乃引兵趣秦原”句，“胡注”：“《括地志》曰：秦州清水县有秦亭、秦谷，非子所封地也。”[149]此条为贺氏辑本所遗，同时亦不见于他家辑本，可见辑佚工作仍需精益求精。
宋代王存等人编修的《元丰九域志》，是一部反映北宋中叶地理状况的总志；南宋黄裳又补其缺略，撰成《新定九域志》：此二书在南宋时广泛流行。胡三省注释《通鉴》，出于爱国情怀，仍然沿用宋代的州县名称，而不使用元代地名，因此援引《九域志》之处甚多；但“胡注”所引《九域志》，文字与今本颇有出入。清乾隆年间，冯集梧雠校《九域志》时，便很注意参考“胡注”中的相关内容以作“他校”。赵绍祖在《通鉴注商》卷十八中，也罗列“胡注”所引《九域志》与今本有异者凡一百八十七条。今考“胡注”所引《九域志》与今本歧异之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所记州县间之里数、方位颇不相同。
如《通鉴》卷二五三“巢攻宣州不克，乃引兵攻浙东，开山路七百里，攻剽福建诸州”下注云：“按《九域志》，自婺州至衢州界首一百九十里。”今本《九域志》则云：“（婺州）西至本州界六十里，自界首自衢州一百三十里。”[150]按：“胡注”所谓一百九十里，实乃“婺州界内六十里”与“界首自衢州一百三十里”之和。文字虽异，实无不同。“胡注”此处引《九域志》，非照原书抄录，而乃概引其意也。赵绍祖曰：“胡氏引志，四至多并界首言之。”[151]赵说是也。
又如《通鉴》卷二六一“葛从周以兖、郓、曹、濮之兵壁安丰，将趋寿州”下注云：“安丰，汉六县，故城在县南；后汉置安丰县；至唐属寿州。《九域志》曰：安丰县在州东南六十余里。盖唐之寿州，治寿春县，即六朝寿阳之地。五代之末，周世宗克寿州，徙治下蔡，故宋朝安丰在寿州东南。”然今本《九域志》不云“州东南六十余里”而作“州南八十里”。冯集梧校曰：“盖胡氏多据唐时州治约《九域志》言之，其与本《志》之据徙治后里计者正自不同。故备识于此，其余亦可例知矣。”[152]冯氏认为此处里数、方位上产生歧义的主要原因是胡三省所据乃唐代州治，而《九域志》则据宋代徙治后情形而言；可以聊备一说。
将今本与“胡注”之引文比对，可以发现有关“州县间里数与方位”之异文极多，究其原因则不一而足。除上述两种情况之外，也存在胡三省引书疏忽或今本传刻有误等其它原因，尚需留待专家考证。
第二，地名及其它文字有异。这方面的异文常有资于考证，这里举三个例子。
（1）《通鉴》卷七十八“邓艾进至阴平，简选精锐，欲与诸葛绪自江油趣成都”下注云：“《九域志》：龙州北至文州四百三十里，《元丰九域志》：‘龙州治江油县，南至绵州二百余里。’”按：“胡注”中“龙州”二字，冯集梧所见之《九域志》宋刻摹本及赵绍祖所见本均作“政州”。冯集梧校云：
案《文献通考》龙州：唐龙州，宋“政和五年改政州，绍兴五年复为龙州。”《宋史·地理志》同，维绍兴五年作元年。今浙本尚作“龙州”，而此已作“政州”，知为后人所窜易也。
《通鉴》卷七十八注引《元丰志》，而当州正标龙州，又以知此作“政州”者之经窜易无疑也。[153]
可见此处诸本皆误，惟“胡注”与浙江书局采进本正确。
（2）又如今本《九域志》卷一“宁陵。京西五十五里。五乡。新城、阙、长宁三镇。”三镇之中有一镇缺载。考《通鉴》卷二五一“康承训军于新兴”下注云：“《九域志》：宋州宁陵县有新兴镇。”可知三镇之中所阙者为“新兴”。[154]
（3）又，今本《九域志》卷一“北京大名府魏郡”下云“南至本京界六十一里，自界首至□州六十九里。”中阙一字。考《通鉴》卷二八一注云：“按《九域志》之澶州距魏州一百三十里。”笔者按：“胡注”引《九域志》州县间之里数，常省并“本州界内之里数”与“自界首至某州之里数”而言（已见前述）；以此例之，今本“（魏州）南至本京界六十一里”并“自界首至囗州六十九里”，正与“胡注”所引“澶州距魏州一百三十里”之数相合——则所阙者当为“澶”字无疑。又按：卢文弨钞本此处别作“自界首至相州六十九里”，作“相州”者实误。[155]
第三，“胡注”引文中有逸出今本之内容者。
如《通鉴》卷二六七“帝忧晋兵出泽州逼怀州，既而闻其在绥、银碛中”下注云：“按《九域志》，麟州西至夏州三百五十里，西南至银州一百八十里。绥州西至夏州四百里。”其“绥州西至夏州四百里”今存各本“绥州”、“夏州”之下皆无其文，当为佚文；故冯集梧“疑今本或有未备也。”[156]
由上述几个例子，可以看出“胡注”在辑佚、校勘、考证等方面具有重大的价值。对于史学与文献学工作者而言，“胡注”并不能算什么珍本秘籍，但是以往的一些学者却还没有充分地认识到它的史料价值，从而导致在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中，未能有效利用其中的材料，遗憾地与这样常见的典籍失之交臂。这里可举中华书局新近整理出版的《范成大笔记六种》中的《桂海虞衡志》为例。(https://www.daowen.com)
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是宋代以桂林为中心的广右地区的博物志。[157]旧志对此书之卷数著录不一，三卷、二卷、一卷者皆有。[158]今本则皆为一卷，且不论篇幅还是内容，均非原书旧貌。四库馆臣云：
检《文献通考·四裔考》中引《桂海虞衡志》几盈一卷，皆《志蛮》之文，而此本悉不载；其余诸门，检《永乐大典》所引，亦多在此本之外。盖原书本三卷，而此本并为一卷，已刊削其大半，则诸物之或有或无，亦非尽原书之故矣。[159]
可见此书散佚得很厉害。故近年来整理此书的学者，无不致力于搜求它的佚文。2025年，中华书局将《桂海虞衡志》与范氏的其它五种笔记一道整理出版，总名为《范成大笔记六种》，并列入中华的《唐宋史料笔记丛刊》中。中华本在此书的辑佚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整理者从《黄氏日抄》、《文献通考》、《永乐大典》、《本草纲目》及其他一些材料中辑出了大量佚文；但另方面，中华本所漏辑的佚文亦复不少，如“胡注”中所称引的佚文，便为中华本的整理者所忽视。
就我们目前所见，“胡注”中至少有十一处（共十二条）引用了《桂海虞衡志》：其中见于今本者仅一条；[160]而有五条与今本文字有异，更有六条为今本所不载。现迻录于下。
1.不见于今本之五处（共六条）：
（1）《通鉴》卷二十一“初令越巫祠上帝、百鬼，而用鸡卜”下注云：越俗用鸡卜。李奇曰：持鸡骨卜，如鼠卜。《史记正义》曰：鸡卜法，用鸡一、狗一，生祝愿讫，即杀鸡狗，煮熟又祭，独取鸡两眼骨，上自有孔，裂似人物形则吉，不足则凶。今岭南犹行此法。范成大《桂海虞衡志》：鸡卜，南人占法，以雄鸡雏执其两足，焚香祷所占，扑鸡杀之，拔两股骨，净洗，线束之，以竹筳插束处，使两骨相背于筳端，执竹再祝。左骨为侬，侬，我也。右骨为人，人，所占事也。视两骨之侧所有细窍，以细竹筳长寸余便插之，斜直偏正，各随窍之自然，以定吉凶。法有十八变，大抵直而正、或近骨者多，吉；曲而斜、或远骨者多，凶。亦有用鸡卵卜者，握卵以卜，书墨于壳，记其四维；煮熟横截，视当墨处，辨壳中白之厚薄以定侬、人吉凶。[161]
按：“胡注”所引此条不见于今本及《黄氏日抄》诸书引文。从内容上看，这则佚文在民俗学方面具有较高价值。这是胡三省“以民俗证古史”之例。
（2）卷二百五十“江西、湖南馈运者皆泝湘江入澪渠、漓水”下注云：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曰：湘、漓二水，皆出灵川之海阳，行百里，分南北下，北下曰湘，稠滩急泷，又二千里至长沙，水始缓。南下曰漓，名滩三百六十，又千二百里至番禺以入海。又曰：灵渠在桂之兴安县，秦始皇戍岭时，史禄凿此以运之遗迹。湘水源于云泉之阳海山，在此下。瀜江，牂柯下流，本南下广西兴安，水行其间，地势最高。二水远不相谋，禄始作此渠，派湘之流而注之瀜，使北水南合，北舟踰岭。其作渠之法，于湘流沙磕中垒石作铧觜，锐其前，逆分湘流为两，激之，六十里行渠中，以入瀜江，与俱南。渠绕兴安界，深不数尺，广丈余，六十里间，置斗门三十六，土人但谓之斗。舟入一斗则复闸斗，伺水积渐进，故能循崖而上，建瓴而下，千斛之舟，亦可往来。治水巧妙，无如灵渠者。[162]
此二条又见于《黄氏日抄》卷六十七，文字稍异，不赘引。[163]灵渠为古代水利工程之杰作，其舟行便利，设计奇伟，素为人所称道。佚文中详叙作渠之法，以及“铧嘴”与“闸斗”之原理，据此尤可想见古代能工巧匠之智慧与手笔。范成大有《铧觜》之诗赞之曰：“导江自海阳，至县乃弥迤。狂澜既奔倾，中流遇铧觜。分为两道开，南漓北湘水。至今舟楫利，楚粤径万里。人谋夺天造，史禄所经始。无谓秦无人，虎鼠用否耳。紫藤缠老苍，白石溜清泚。是间可作社，牡酒百世祀。修废者谁欤，配以临川李。”[164]亦可与此佚文参证。
（3）卷二五二“蛮遣瑶还，递木夹以遗骈”下注云：递牒，以木夹之，故云木夹。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曰：绍兴元年，安南与广西帅司及邕通信问，用两漆板夹系文书，刻字其上，谓之木夹。[165]
（4）卷二六二“士政又遣指挥使王建武屯秦城”下注云：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曰：秦城在桂林城北八十里，相传以为始皇发戍五岭之地。城在湘水之南，瀜、漓二水之间，遗址尚存，石甃亦无恙。城北二十里有严关，群山环之，鸟道不可方轨。秦取百粤，以其地为桂林、象郡，而戍兵乃止湘南。盖岭有喉衿在是，稍南又不可以宿兵也。[166]
按：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卷二《异俗》诗注亦引《桂海虞衡志》云：“桂林城北有秦城，相传始皇发戍五岭之地。”范成大《骖鸾录》又云：“二十三里过秦城，秦筑五岭之戍，疑此地是。”[167]以往个别学者据此怀疑冯浩所引非为《虞衡志》之文，实乃《骖鸾录》。[168]而从“胡注”的引文看，此种怀疑并无道理。同一作者的不同著作中有文字雷同、内容相近之处，属于正常的现象。
（5）卷十二“赵王年少，不能蚤起；太后使人持鸩饮之。”下注云：范成大曰：鸩，闻邕州朝天铺及山深处有之，形如鵶差大，黑身，赤目，音如羯鼓；唯食毒蛇，遇蛇则鸣声邦邦然。蛇入石穴，则于穴外禹步作法；有顷，石碎，啄蛇吞之。山有鸩，草木不生。秋冬之间脱羽。往时人以银作爪拾取，著银瓶中；否则手烂堕。鸩矢着人立死；集于石，石亦裂。此禽至凶极毒。[169]
按：此则又见于宋周去非之《岭外代答》卷九，文字大抵相同。[170]据周去非自序，其书乃本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并益以耳目所见闻而成；故胡三省虽未标明此条之出处，但可断定为《虞衡志》之佚文无疑。
2.另有五条与今本文字有异：
（1）《通鉴》卷二四“王至济阳，求长鸣鸡”句注云：“师古曰：鸡之鸣声长者也。范成大曰：长鸣鸡自南诏诸蛮来，形矮而大，鸣声圆长，一鸣半刻，终日啼号不绝。蛮甚贵之，一鸡直银一两。邕州溪洞亦有之。
今本《志禽》云：长鸣鸡。高大过常鸡，鸣声甚长，终日啼号不绝。生邕州溪洞中。[171]
按：此则并见《岭外代答》卷九，[172]亦为《虞衡志》之佚文。今本文字较“胡注”与《岭外代答》所引为简略；且今本所云“高大过常鸡”亦与“胡注”及《岭外代答》所言“形矮而大”者不同。
（2）卷二八“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下注云：范成大曰：今邕管溪洞及沿海喜鼻饮。随贫富，以银、锡、陶器或大瓢盛水，入盐，并山姜汁数滴；器侧有窍，施管如瓶觜，内鼻中，吸水升脑，下入喉。吸水时，含鱼肉鲊一脔，故水得安流入鼻，不与气相激。既饮，必噫气，谓凉脑快膈莫此若。但可饮水；或传为饮酒，非是。
今本《志器》云：鼻饮杯。南边人习鼻饮，有陶器如杯碗，旁植一小管，若瓶嘴，以鼻就管吸酒浆，暑月以饮水，云：“水自鼻入，咽快不可言。”邕州人已如此，记之以发览者一胡卢也。[173]
按：“胡注”所引此则不仅与今本文字颇有出入，且论点相歧。“胡注”以鼻饮但可饮水，今本则云可吸酒浆。考《黄氏日抄》亦云：“鼻饮但可饮水。”[174]黄、胡二人所见宜为原本，然则今本《虞衡志》曾经后世妄人改窜欤？
（3）卷一三三“至于扑讨蛮、蜑”下注云：蜑，亦蛮属，音荡旱翻，毛晃曰：蜑，南夷海种也。范成大《桂海渔[虞]衡志》曰：蜑，海上水居蛮也，以舟为家。沿海蜑有三种：渔蜑，取鱼；蚝蜑，取蚝；木蜑，伐山取材。大率皆取海物为粮，生食之，入水能视。陈师道曰：二广，居山谷间，不隶州县，谓之傜人；舟居谓之蜑人；岛居谓之黎人。余谓巴、黔亦自有蜑人。
今本《志蛮》云：蜑。海上水居蛮也。以舟楫为家，采海物为生，且生食之。入水能视，合浦珠池蚌蛤，惟蜑能没水探取。旁人以绳系其腰，绳动摇则引而上，先煮毳衲极热，出水急覆之，不然寒栗以死。或遇大鱼、蛟、鼍诸海怪，为鬐鬣所触，往往溃腹折支，人见血一缕浮水面，知蜑死矣。[175]
按：“胡注”此则与今本差异较大，而与《黄氏日抄》所引更为接近：“蜑。乃海上水居之蛮。其种有三：渔蜑，取鱼；蚝蜑，取蚝；木蜑，伐山：皆坐死短篷间。生食海物，其生如浮，而各以疆界役于官。[176]二者在内容上可互补；而“胡注”又旁征毛晃、陈师道之说，亦可为今本《虞衡志》之注脚。
（4）卷一六六“琳军势益衰，乙丑，遣使奉表诣齐，并献驯象”下注云：安南出象处曰象山，岁一捕之，缚栏道旁，中为大穽，以雌象前行为媒，遗甘蔗于地，傅药蔗上。雄象来食蔗，渐引入栏，闭其中，就穽中教习驯扰之，始甚咆哮，穽深不可出，牧者以言语谕之，久则渐解人意。
今本《志兽》：象。出交趾山谷，惟雄者有两牙。佛书云“四牙”，又云“六牙”，今无有。[177]
按：此处今本脱漏极多。此条并见《古今事文类聚》称引，并明确注明为范至能《虞衡志》。[178]故“胡注”此处虽未注明出范氏书，但确系范书之佚文。类似这样引用了《虞衡志》但既没有说明著者也未注明出处的情况，在“胡注”很可能还会有一些，这就需要辑佚者反复地搜检、核对。
（5）卷二四九“（王）式有才略，至交趾，树芀木为栅，可支数十年。深堑其外，泄城中水，堑外植竹，寇不能冒”下注云：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竻竹，刺竹也，芒刺森然。广东新州素无城，桂林人黄齐守郡，始以此竹植之，羔豚不能径，号竹城，至今以为利。传闻交趾外城亦是此竹，正王式所植者也。竻，卢得翻。
按：今本《志草木》此条仅“竻竹。刺竹也。芒刺森然”一句,[179]《岭外代答》云：“竻竹，其上生刺，南人谓刺为竻，种之极易密，久则坚甚。新州素无城，以此竹环植，号曰竹城。交趾外城亦种此竹。”[180]与“胡注”所引文意相同。可知今本有脱漏，当据“胡注”补正。
总上可见，“胡注”称引《桂海虞衡志》的次数虽不甚多，内容却极为丰富，对广右地区之民俗、地理、风物、人情皆有涉及，且引文多首尾完具，堪称遗珠弃璧，弥足珍贵。从“胡注”所引用的佚文也可以看出，今本《虞衡志》残缺的情况相当严重。“胡注”引用的文字中，能与今本契合的十无一二。
在中华书局的《范成大笔记六种》之前，坊间还曾有过几种《桂海虞衡志》的辑校本，如2025年广西民族出版社的《桂海虞衡志校补》、2025年四川民族出版社的《桂海虞衡志辑佚校注》、2025年广西人民出版社《桂海虞衡志校注》。[181]其中四川民族出版社本也和中华本一样，忽略了“胡注”中可以采用的材料。广西民族出版社本仅辑出“鸡卜”一条，广西人民出版社本辑出了“鸡卜”、“湘漓二水”、“灵渠”、“秦城”、“鼻饮”、“长鸣鸡”、“象”等七条——然而比较上文所引，仍有不少遗漏之处。而中华书局的整理本，既失“胡注”于眉睫之前，又未能充分吸收既有整理本的辑佚成果，不能不说是令人遗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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