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在个体化与全球化影响日甚的背景下，面临越来越令人炫目的传播革命，人们不禁要问:社区与组织等传统的社会构成形式是否依然具有价值？学者们的回答往往相互对立，正反不一。肯定的观点认为，社区和组织依然大量存在，说明他们仍然是社会构成的基本形式，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而否定者则认为，社区和组织本身已发生巨大变化，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与价值已大为减弱，在某些领域甚至不复存在。

其实，有关社区等社会构成形式的问题，应当包含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社区等社会构成形式是否存在；第二，这些形式是否有必要存在。也许在个体化、媒介化与全球化的时代，传统的社区与组织面临了许多危机，甚至在有些地方已被宣布死亡，但是从社会建设和团结协作的角度来看，社区和组织不仅具有继续存在的价值，而且应该大力促进其发展。不过与此同时，我们对于社区和组织的理解也应当随着社会日益个体化、全球化和媒介化的形势而有所改变，应将其视为促进社会支持和团结协作的资源而非限制因素。

以社会支持和团结协作的方式看待社区与组织，同时意味着摒弃封闭与静止的思想，从开放与流动的观念来看待它们，即不再把它们看做既成事实和对人的限制；相反，人们现在可以更加灵活地穿行于各种社区与组织之间，从个体化与全球化的环境中获得更多支持。不过，这样的观念又将我们重新推到有关社会构成的原初问题面前:在开放与流动的前提下，社区与组织如何可能？如果社区与组织不是从来就有、又不是一成不变的，那么社区与组织究竟是怎样构成的？作为传播学者的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社区、组织等社会形式均由传播而构成:由传播互动将人们联系起来，编织成网络，并赋予意义、形成认同。我们在此强调传播的作用，并非表明传统社区或组织就没有传播，但传统的理解往往将社区或组织视为先验的存在，传播只是发生于其间的特定活动。而“传播构成”的观念则认为，正是传播活动型塑了社区和组织等社会构成形式。

传统的理解有着特定的社会与学术背景。社区与组织观念都诞生于现代化早期。虽然组织古已有之，但是我们现在通常所理解的科层制组织特征则是现代化、工业化的产物。社区概念则相反，滕尼斯（F．Tonnies）所推崇的社区是随着现代化、城市化进程被“社会”逐步取代以后才被“发现”的，此后人们通过各种方式力图挽回或重建社区（滕尼斯，1999）。但是，随着个体化和全球化的推进、社会流动前所未有的增加，传播革命则使得特定空间内、面对面的沟通不再必不可少。社区与组织的边界被打破，甚至结构本身也发生根本性变化。社区与组织不再被视为界限分明、结构严谨的封闭系统，而是动态、流动并与环境高度互动的网络。当然，社区和组织也并非不再有边界——那样将彻底取消社区和组织这些构成形式，而是需要投入更多的成本与活动以维护边界。重要的是，这些边界维护活动的核心就是传播。另外，在动态边界之内，人们的联系也更为灵活多变，传统的地域空间或者科层结构都不再具有决定性作用，人们通过各种互动活动将空间与人进行动态关联。

在这种情势下，社区、组织这些社会构成形式本身之间的区别也变得日益模糊，标志着社区的地域因素和标志组织的结构因素都不断被解构，而意义建构与关系网络的共享特征越来越突出。针对这种现象，学者们尝试以不同的方式命名这些变化以取代社区和组织的概念，比如威尔曼的“以个人为中心的网络”（Wellman，2002），克罗齐耶与费埃德博格（M．Crozier　＆E．Friedberg）的“行动者系统”等（2007）。这些概念都很敏锐地抓住了社会构成形式的某些新现象或新问题，极富启发。不过，从实际应用来看，传统的概念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社区、组织之类的概念仍然是人们讨论社会构成的主要话语。这提醒我们不要随意割裂传统，因为传统常常也是建构的。比如，当我们以开放、流动的观念去看待传统的社区与组织将会惊奇地发现，原来它们也并非如之前所想象得那样边界清晰、结构井然！

所以在此，我们依然采用传统的社区、组织概念，但突出其建构和构成的特性，即强调传播的作用。简洁起见，我将其命名为“传播的社区”，其中包括通常所说的社区、组织、网络等社会构成形式。这主要是因为社区一词相对较为宽泛，既可以是特定地域空间中的社会构成形式（如邻里街坊），也可以是虚拟的、精神的联合（如虚拟社区）；既可以是无目的的，也可以有目的［在费孝通（1985）看来，传统的乡村社区是无目的的，而城市社区则有目的］。相对而言，组织一词感觉更为正式、范围更为狭窄，除了一些具有特定结构与秩序的形式我们仍然称其为组织以外，本书主要关注作为动词的组织过程，即关注经由传播而组织起来的过程，而组织与合作正是本书探讨社区问题的主要目的。网络也是描述社区互动结构的主要概念，但无法涵盖意义建构的层面，也没有边界感，因此无法替代社区或组织概念，本书主要用其描述社区构成的形态特征。

概言之，我们在此讨论的社区是混合了组织、网络等现象的社会构成形式，一方面我们藉此强调它灵活多变的网络形态，另一方面则突出它的组织过程，即将其视为人们联合、协作的动态机制。更重要的是，这些过程是通过传播行为得以实现的，也就是说，传播构成社区。如此理解的原因，既建基于环境、社区与组织本身的变化，更是出于对传统概念的反思；而研究的目的则是希望阐明:在社会大变革中，传播的社区如何动员、联合自由的个体，以形成具有一定行动能力的集体，从而促进社会团结与协商合作。我们认为，这样的观念既不割断历史、脱离语境，又能够体现反思与发展。“传播的社区”概念突出了传播要素，反映了传播构成的理念，是从传播学角度研究社区与组织的发展与创新。因为，在传统的社区与组织研究中，传播往往只是诸多要素或过程之一；即使社区传播或组织传播研究也只是从具体的传播现象或者问题出发，仍然将传播置于社区或组织之内，而很少将传播与它们的构成相关联。这样不仅降低了传播的价值，而且妨碍了人们深入理解开放与流动中的社区构成之过程与形式，从而误解社区本身。所以，“传播的社区”观念不是传播学者的自我标榜，而是力图见人所未见，以新的视角来丰富有关社区与传播的理论研究。

本书所谓传播包括多个维度:信息传递、仪式互动和精神传承等，既关注传播的文本形式，也注重传播的意义内涵。另外，本书所使用的构成概念，主要是在吉登斯（A．Giddens）的意义上使用，因此不仅仅包含意义的社会建构，还包括组织的形式与规则等，有时还涉及物质层面的内容，比如社区空间与建筑等（吉登斯，1998）。当我们说传播构成社区时，既包括人与人之间的象征互动所形成的共享意义和认同，也包括人与物之间经过传播行为而关联起来的网络。

本书正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从传播的视角探讨组织与社区概念，阐述“作为传播构成的社区”以及“经由传播而组织”的基本理论观点，这是本书的理论核心。接下来的三章分别研究三种社区形式:第二章侧重于具有地理和空间属性的社区，探讨在媒介与传播的作用下，社区空间进行重构的过程与机制；第三章侧重于阐释性社区，即通过意义共享而形成的想象共同体；第四章侧重于具有一定结构与秩序的社区，即组织，本书将要探讨的组织不同于传统组织观念，是由传播而构成的组织。

本书注重经验研究，除了第一章梳理概念、阐述理论之外，其他章节的论述都是基于具体的、丰富的经验材料，即通过个案来展示、剖析传播构成社区的具体过程与机制。这不仅有利于避免空洞的说教，也能够为读者提供丰富多彩的生活案例与本土经验。经验材料的获得主要通过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对于文本的话语分析，第三章的案例均是如此，第二章的部分内容也来自文本分析。第二种方法是田野调查，即通过现场观察与深度访谈、焦点小组访谈等方式，尝试理解生活者自身的思想与逻辑。

有关“传播的社区”观念萌芽于笔者赴美访学期间。2001年9月，美国纽约世贸大厦被恐怖分子撞击倒塌前几天，我来到纽约州首府奥尔巴尼市的纽约州州立大学传播系，开始系统学习组织传播理论。时任该系组织传播方向带头人的是法裔学者库伦（F．Cooren）教授（现任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传播系主任），他深受法国学者福柯（M．Foucault）、克罗齐耶和欧洲其他学者（如吉登斯）影响，又有着深厚的语言学、修辞学背景，因此，他的组织传播观与美国流行的组织传播理论大为不同。美国的组织传播理论深受行为主义影响，偏重组织管理，作为信息传递的传播基本上被视为一种特别的管理手段；而库伦及其同道将传播视为组织得以形成的原因和过程。这种理念彻底颠覆了之前我对组织传播的理解，深受震撼。最初，我尝试将这种理念运用到我当时正在耕耘的博士论文之中。我的博士论文研究美国的媒介批评现象，虽然不属于组织传播范畴，但是在分析美国的新闻记者通过共享观念而形成阐释性社区时，我开始运用阐释主义的组织传播理论加以解释，迈向了“传播的社区”的第一步。随后，我又更为自觉地将这一理念运用到有关中国媒介批评的研究中，把一些媒介批评现象看做通过传播建构新闻业社区的过程。与此同时，我将视野拓展到其他合作领域，比如非典时期的危机应对、特奥会SO项目的实施开展等都是非典型的组织或社区案例。即使在经典的组织和社区研究中，“传播构成”的观念也指导我在民间组织的公益传播、社区认同建构等研究中独辟蹊径，取得一系列成果。这些研究以个案研究的方式，陆续发表在《新闻大学》、《开放时代》、《新闻与传播研究》、《现代传播》、《中国新闻传播评论》等杂志或论文集中。不过，在当时的研究中，我并未明确提出“传播的社区”这一概念，如今回头重新审视这些经验材料和分析，瓜熟蒂落，“传播的社区”浮出水面，于是就有了本书。因此，本书可以视为12年来我在这一领域耕耘的一次收获:在大量经验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阐述“传播的社区”概念，从传播的角度探讨社区构成与组织的过程与机制。希望这些研究成果能够为社区与组织传播研究带来新的视野，并与社区与组织的其他研究形成对话，共同促进社区建设与组织发展。